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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語
本文擬從西方新聞自由發展的視角出發,對西方新聞自由在內部新聞自由階段的發生、發展予以考量。之所以選擇內部新聞自由作為考察點,是基于兩方面的現實:一是內部新聞自由更為集中地表現出西方新聞自由在現代的矛盾與特點,“爭取媒介內部新聞自由成為新聞事業的一個新動向”[1];二是國內有關西方內部新聞自由的研究較為零碎,尚缺乏一定的系統性,尤其是缺乏從西方新聞自由發展視角的整體性考察,這與對西方新聞自由發展前兩個階段(即自由主義報刊理論階段與社會責任理論階段)的研究形成鮮明對比。
一、西方內部新聞自由的提出及發展
最早提出內部新聞自由的是20世紀初的德國與日本,并分別在二戰結束后形成席卷全國的運動風潮,繼而迅速波及到法國、意大利、奧地利、荷蘭等歐洲國家以及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進入20世紀90年代,受西方內部新聞自由思想的影響,我國臺灣省也出現了相關的爭取內部新聞自由權利的活動。內部新聞自由的提法在各國不盡相同,從發展的過程來看,以日本和德國的情況最具代表性。
德國是明確以“內部新聞自由”形式提出新聞專業自問題的國家,早在1919年頒布的魏瑪憲法中就規定,不論任何勞動關系或雇傭關系均不得妨礙公民行使新聞自由權利[2]。但隨著納粹上臺,有關爭取內部新聞自由的活動也隨之中斷。德國正式提出“內部新聞自由”問題是在二戰后的50年代[3]。其內容除了要求編輯自外,還包括一定的媒介管理權。當時,在聯邦德國境內,報社兼并之風大起。有的老板在出賣報刊所有權時,不征求編輯部的意見,并且出于銷路等經濟方面的考慮,對編輯業務橫加干涉。這引起新聞從業人員的極度不滿。在此背景下,聯邦德國新聞界和法學界提出了“內部新聞自由”的問題,進入60年代,遂形成波及全國的“編輯室章程運動”。在以《明星周刊》、《南德日報》等為代表的媒介的內部,勞資雙方通過談判方式就發行人的權利和新聞工作者的地位問題進行協商,并最終以“編輯室章程”形式確立了新聞從業人員以“共同決定權”為代表的專業自利。至1962年,聯邦德國已有213家報社的編輯部取得了編輯自[4]。從1968年起,以德國報紙發行人協會為一方,德國新聞工作者聯合會為另一方,針對編輯部和發行人的團體關系開始進行談判。但是,由于雙方爭議太多而遲遲未能達成協議。直到1990年5月,在經過38小時的馬拉松式的談判后,雙方簽訂了有關保障共同決定權、工資、工時等團體協議[5]。
日本內部新聞自由是以“編輯(自主)權”的名義提出的。早在1919年,朝日新聞社職工就提出編輯獨立的問題。但明確提出編輯權卻是二戰結束以后的事情。戰后日本在占領軍的指導下開始了民主化改造,在要求實現民主化的各種運動中“站在最前列的就是新聞工作者”[6]。在1945年10月發生的“第一次讀賣新聞爭議”中,讀賣新聞社提出了控制新聞制作主導權的要求。朝日新聞社隨后也發表了著名的《與國民站在一起》的宣言,聲稱要以全體從業人員的總意為基礎運營。[7]《每日新聞》東京總社工作人員大會則做出決議:“迅速建立代表全體工作人員意志的機關”[8]。在此背景下,以上述三報為代表的日本主要新聞媒介的職工先后獲得了編輯權。1947年,日本報紙發行人和編輯協會做出決議,指出報社職工有權利和義務不報道老板要他們報道但與公眾利益相抵觸的事。[9]
但到了1948年,在盟國占領軍的強力介入下,斗爭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當年3月,占領軍了一個關于“編輯權”的聲明,第一次明確提出“編輯權”的概念。但其內涵已經由編輯自轉換成了編輯決策權,包括新聞制作、傳播中的一切決策權利,并稱“在決定新聞出版事業編輯內容的問題上,經營者負單獨、完全的責任”[10]。日本新聞協會隨后發表《關于確保報紙編輯權的聲明》,重申了上述觀點,從此使“編輯權”由內部新聞自由權利演變為保護資本力量介入新聞制作過程的合法權利。編輯權由此成為戰后日本新聞媒介內部與編輯業務有關的一種至高無上的制約力量。直至20世紀70年代,上述編輯權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才開始動搖。1977年,每日新聞社制定《每日新聞社編輯綱領》,其中專設“編輯的獨立”一節強調其編輯獨立于不正當干涉的主張。[11]隨后,日本放送工會也提出了內部播放自由的口號,使內部新聞自由開始了新的發展。
從西方內部新聞自由的發展來看,盡管各國對內部新聞自由的提法各不相同,但內部新聞自由的內容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建立在新聞關系上的對“新聞民主”的追求,表現為對新聞專業人員工作內容方面自主性的保障要求,包括報道權和編輯權兩種主要權利;另一個是建立在勞資關系上的對“產業民主”的追求,主要涉及媒介內部人事、工資、福利、經營等方面的管理決策權利,它構成新聞自的組織性保護層次。其中,圍繞編輯權的斗爭是內部新聞自由的焦點所在。這是由新聞從業人員具有的專業者與勞動者的雙重身份所決定的。兩個方面相輔相成,分別從新聞專業者和勞動者的層次上提出民主與自由的要求,構成了內部新聞自由內容的兩個不可分離的有機組成部分。
二、西方內部新聞自由的深層考察
1、西方內部新聞自由所針對的問題
和新聞自由發展的前兩個階段一樣,內部新聞自由的提出也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針對性。考察提出內部新聞自由的各國的新聞事業歷史及現狀,不難發現,內部新聞自由的提出是在試圖解決以下兩個層次上的問題:
(1)針對媒介個體層次而言,內部新聞自由的提出,是因為媒介所有人和經營主管對新聞業務方針的主導使新聞工作者面臨喪失專業自的危險。當西方新聞事業發展到20世紀初,在獲得相對充分的免于政府干涉的外部新聞自由的同時,新聞媒介自身也形成龐大的企業化體系。企業化運作的特點使媒介在享有免于政府干涉的同時,卻背離了新聞自由發展的方向。新聞媒介不是去到“觀點的公開市場”上“自我修正”,“尋求真理”,而是向商業系統轉變。在此過程中,媒介經營者憑借雇傭關系中資本所有權的力量來主導新聞業務方針。對于他們而言,新聞自由意味著不受限制地采集新聞,經過專業性加工,將它們變成消息報道,然后賣出去的自由[12],經營者的營業自由成為媒介真正的自由。而且,龐大化的媒介集團同時謀求對自身發展有利的政治權利,使新聞媒介成為自己避害趨利的表達工具。所有這些,都使新聞媒介內部的員工由于勞資關系而處于被支配的地位,面臨喪失各種專業自的危險。
內部新聞自由正是作為化解上述矛盾的手段而被提出的。內部新聞自由的倡導者試圖通過對新聞專業人員工作內容與工作地位的保障來解決媒介內部出現的對立。這在上述各國內部新聞自由的發展中明顯的表現出來。一戰結束后,日本報業形成獨立經營的企業化運作機制,由于日本新聞媒介傳統上總經理的權力要大于編輯局長[13],媒介內部矛盾沖突十分明顯。二戰的爆發使媒介管理者對新聞業務主導的危害集中顯現出來。戰爭爆發后,日本政府頒布了一系列苛刑峻法約束媒介行為。但在經營者尋求資本發展(當然也有政治發展)的方針指導下,鼓吹“圣戰”,宣揚“皇軍”“赫赫戰功”的言論、報道充斥報紙版面,報紙的發行量不僅未降,反而穩步上升。1932年是1000多萬份,到了戰爭結束前的1944年竟已上升到1552萬份[14]。新聞媒介這種以自身利益主導新聞業務方針,迎合戰爭宣傳的做法成為戰后日本新聞民主運動的直接斗爭目標。而作為內部新聞自由主要內容的編輯權,正是作為上述問題的解決方法而被正式提出,將“資本、經營的報紙和勞動者、新聞學的報紙兩軍交鋒、水火不能相容這樣一個實質,毫不含糊地揭示出來了”[15]。在聯邦德國,內部新聞自由的指向更為明顯,直接針對發行人對報社編輯方針決定權的獨占問題。1951年,聯邦德國“報紙發行人組織”和“德國新聞記者協會”簽訂的一份合同明文規定,基于聯邦德國自由經濟報業結構的本質,報社老板擁有決定報社政治、經濟、文化走向的權限;報紙發行人須于聘約中約束受聘記者編輯遵守報社的編輯方針[16]。這種排除新聞工作者參與制定編輯方針的規定直接加劇了新聞媒介內部的矛盾斗爭,并最終使以爭取內部新聞自由為目標“編輯室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興起。
(2)針對媒介體系層次而言,內部新聞自由的提出是因為媒介的兼并和壟斷使多元化的言論公開市場面臨萎縮的危險。西方社會認為,由眾多的言論機關構成多元化的意見公開市場體系,可以促進社會民主進程,保證真理戰勝謬誤[17]。然而,當新聞媒介作為私人所有的商業機構而以商業化形式進行運作時,不可避免地由自由競爭走向兼并,最終走向壟斷。對于產業而言,這種兼并是十分必要的。但兼并行為導致了單位媒介的減少,從而最終導致意見公開市場體系內言論的趨同,破壞了自由主義報刊思想引以自豪的思想多元化和言論的公開市場競爭的民主構想。針對上述危機,內部新聞自由思想倡導者提供了兩種解決方式的設想。其一是通過簽訂編輯室規章,使媒介的新聞方針以規章的形式固定下來。這樣從而可使媒介的言論免于受到所有權變更的影響,而且,內部編輯自與報道自帶來的言論多元化自由空間,也可彌補媒介體系外部因單位媒介個體的減少而導致的多元化言論市場的萎縮,最終促進民主的發展。其二是通過獲得有關經營方面的共同決策權,來參與媒介的經營方向的制定,以影響媒介兼并的進程。歐洲的內部新聞自由發展展示了上述危機與解決設想之間的實踐關系。意大利新聞工作委員會提出的五項權利要求幾乎全是針對報業兼并而言,編輯人員不僅提出了編輯自,還要求享有經營(主要是指股權變更方面)的共同決策權[18]。受西方內部新聞自由思想影響而產生的我國臺灣的編輯室公約運動,其直接導火索就是“自立報系股權轉移事件”。究其原因,是報社員工擔心新的所有人會改變原有的“自立風格”,而試圖以編輯室公約來保證編輯方針不受報社所有權變更的影響。[19]
內部新聞自由所要解決的問題正如上文所述,是西方新聞事業發展到壟斷階段的必然現象。但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即為何并非所有出現上述危機的國家都選擇內部新聞自由作為其解決問題的方式呢?特別是新聞自由的發源地英國,僅僅與歐洲大陸一水之隔,卻并沒有提出內部新聞自由問題。而新聞業商業化程度最為發達的美國,也沒有像新聞自由發展的前兩個階段一樣,成為運動的先驅。考察內部新聞自由的實踐,我們會發現,以其為解決上述危機手段的國家分別表現出以下特點:
1、在遭受嚴厲的新聞專制后,又經受了迅猛推進的的民主化改造。提出內部新聞自由的幾個主要國家,幾乎都受到過法西斯主義的新聞專制,其中日本、意大利和德國還是法西斯主義產生的源頭。新聞自由的發展曾受到極大的壓制。當戰爭結束以后,在盟國占領軍推動下,這些國家紛紛開始了暴風驟雨般的民主化改造。而這一點恰恰又是英、美等國所沒有的。
2、新聞媒介內部結構問題。盡管西方主要國家的新聞媒介內部都先后出現了所有權、經營權和編輯權、報道權的分離,但上述權利在媒介組織中的地位卻是有區別的。在英美等國,編輯權及報道權的地位要高于經營權,而在日本等國則恰恰相反。盡管西方各國編輯權、報道權和經營權都服從于所有權,但后者的結構顯然更易于激化媒介內部的矛盾。
3、工人運動的興盛。明確提出內部新聞自由口號的聯邦德國是一個工會組織十分發達的國家。經過數十年的不斷努力,德國工人在解決勞資關系上不僅通過了規定雇員在某些方面擁有與雇主平等的共同決策權的《共同決定制法》[20],而且同期出臺的《企業組織法》還完整規定了勞工共同決定制的具體內容。作為同是雇傭關系中的勞動者,新聞工作者必然受到工人運動的影響。但上述《企業組織法》118條卻規定,屬于意識取向企業性質的新聞媒介的員工并不享有共同決策權[21]。基于此種對比,我們可以看到,聯邦德國新聞工作者爭取的內部新聞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在爭取一種“普通勞工待遇”罷了。日本及其他國家的內部新聞自由發展也明顯表現出受到工人運動興盛影響的特點。
2.西方內部新聞自由所遵循的解題原則
內部新聞自由運動設想,通過新聞工作者享有高度的新聞自,并輔以組織管理上的民主化,以實現媒介產業與新聞專業兩個方向的協調發展。這種解題方式實際上來源于兩個原則,即新聞專業主義和勞工民主理論。
(1)新聞專業主義。該理論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22],由于西方新聞事業自身發展的多元化,在新聞專業主義概念下,包含兩種不同的理念。一種是強調純粹地反映現實,報道事實,被稱為中立性的“守門人”理念;一種是強調做公眾的闡釋者,替讀者解釋各種消息的意義,被稱為參與性的“鼓吹者”理念。[23]其中前一種理念在西方社會的新聞制度里一直占主流地位,但后一種理念也在不同時代或不同階段發揮作用。考察內部新聞自由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在日本,新聞工作者所奉行的是參與性的“鼓吹者”理念,強調新聞媒介作為“言論機關”的獨立特性。朝日新聞社著名的《同國民站在一起》宣言聲稱:朝日新聞歸根結底必須是國民的言論機關[24]。讀賣新聞社也宣告:從今日起要成為民眾的朋友,并永遠作人民的機關報[25]。在歐洲,新聞工作者則秉承中立的“守望者”理念。聯邦德國《曼海姆早報》和《明星周刊》等的編輯室規章都無一例外地規定,客觀、超然、獨立是報刊報道新聞的原則,而編輯室內的共同決策制度正是服務于這一原則[26]。
新聞專業主義要求新聞業以專業的身份服務于社會,就必然追求象醫生和律師那樣以專業的獨立性來保證自身直接對社會負責。從新聞專業主義視角來看,內部新聞自由所爭取的專業自主性其實就是對這種獨立性的追求。因為,只有獨立,新聞業才能保證自己成為自身行為的主體,才能直接對社會負責。因此,內部新聞自由實質上正是新聞專業要求直接對社會負責、實現自身社會價值的集中表現。
(2)勞工民主理論。。當資本主義企業發展到現代,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使產權變更日益頻繁,而另一方面,企業的發展與經營同時關系著勞動者工作條件、福利待遇乃至工作權利的喪失與否,勞動者與企業之間形成息息相關的聯系。在此背景下,西方社會于二戰前后興起了勞工民主理論。這種理論主張,勞動者以其勞工的地位,應該享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決策權利。勞工通過行使共同決策權,可以保障自身權益,獲得資方或管理人員的尊重,并迫使管理者放棄專斷管理方式,實踐民主理論原則。[27]內部新聞自由作為爭取免于勞動關系干涉的自由權利,其斗爭也得力于勞工民主理論的指導。由上述內部新聞自由的內容來看,其中有一部分正是新聞工作者以勞動者的身份爭取到的勞工權利。這些權利不僅保障了新聞工作者作為勞動者的權利,而且構成了實現媒介內部專業自的組織管理層次上的保證,使新聞工作者在行使專業自的同時,免于因勞動者的附屬地位而受到經濟上的損失。
從內部新聞自由的實踐來看,勞工民主理論的原則在歐洲得到了較高程度的實現,而與源于新聞專業主義的獨立要求卻尚有距離。但即便如此,媒介內部的既存關系也得到了較大的改善。據20世紀70年代對聯邦德國75家報社的新聞工作者的調查顯示,對于“誰決定報社言論方針”這一問題,71%的編輯記者,53%的各版主任和64%的總編輯回答是由“編輯部全體同仁決定”,只有9%的編輯和5%的各版主任回答“主要由報社老板決定”[28]。
3、西方內部新聞自由面臨的困境
內部新聞自由的實踐,使西方新聞從業人員獲得了相對開闊的專業運作空間。然而,在西方固有的社會結構中,內部新聞自由發展也難以避免地陷入了困境。這種困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內部新聞自由受到資方的普遍抵制。日本的編輯權運動雖鼎盛一時,但僅僅是“把現代報紙的根本矛盾在哪里這個問題提出來”[29]。至于問題的解決則不了了之。每日新聞社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編輯章程,也僅僅表現為“宣傳用的美麗辭句”[30]。至于德國,至1973年,聯邦內簽訂有編輯室章程的報社已由1962年的213家減至130家[31]。而到1991年,在全國所有410家報社中僅剩7家簽有編輯室章程[32]。另一方面,內部新聞自由法制化的實現困難重重。規定的勞動者享有免于勞動關系干涉的新聞自由權利的德國《魏瑪憲法》僅僅是曇花一現。至20世紀70年代,聯邦德國政府曾嘗試把法學界有關內部新聞自由權利的提議重新擬入一般性的新聞法,在遭遇極大的批評及阻力后也只好作罷[33]。時至今日,針對世界范圍而言,內部新聞自由權利也僅僅在荷蘭、奧地利等少數幾個國家得到法律的認可。目前,在大多數西方國家,新聞從業人員是否能夠享有內部新聞自由權利,全看老板是否開明,這在強調法制的西方社會顯然是不正常的。
那么,西方內部新聞自由的發展為何會陷入困境呢?由對西方現實社會關系的考察可以會發現,這種困境實際上是勞動關系與新聞關系在新聞專業人員角色權利認定層次上激烈沖突的體現。上文已經論述到新聞從業人員角色的二重性,即勞動者和新聞專業工作者的雙重身份。但西方社會關系結構究竟規定哪一種關系所限定的角色特征才是最根本的呢?新聞關系的框架限定新聞從業人員必須是獨立的才能履行新聞媒介的公共職責。而西方社會對新聞自由的保障,主要是通過兩種制度上的建構來實現。一是限制政府對新聞媒介行為的干預;二是對西方媒介私有財產權的尊重。英國哲學家格林認為,私有財產是一個人實現自我完善和道德的重要手段,因此是不可侵犯的[34]。基于這樣的邏輯起點,對媒介的私有化的尊重成為西方新聞自由的基石。其邏輯推演表現為:媒介在私有的經濟結構上排除國家或其他社團、私人的干預,而使它有完全的決定自由。基于媒介經營人須完全而獨立地負擔新聞業的經濟責任,自應有權責相符的單獨決定新聞業務方針的權限,即誰承擔經營風險,誰就擁有新聞方針決定權。很顯然,西方社會關系結構更傾向于把勞資關系放在第一位,由此出發,勞資關系框架規定新聞從業人員處于雇傭性從屬地位,不應擁有新聞方針決策權。這是內部新聞自由反對者最主要的理由,也是源于肯定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判斷。由此邏輯推演開去,勞資雙方共同決定制已經算是資方最大的讓步了。
三.西方內部新聞自由的評析
內部新聞自由的基本設想可以被歸納為兩點,一是免于雇傭勞動關系束縛的新聞自由;二是以專業的獨立自主性保證媒介壟斷背景下的言論多元市場的存在。我們不妨把對上述設想的評析放在西方新聞自由發展的演進過程中背景下來進行。
(1)自由主義報刊思想的延伸。自由主義報刊理論在抵制政府干涉時表現出了強大的力量,而當遭遇媒介商業化和壟斷化時,卻顯得無能為力。內部新聞自由的出現則可以看作是自由主義報刊思想在商業化背景下的延伸。這種延伸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把免于干涉的思想由外部的媒介不受政府的干涉延伸至媒介組織內部新聞工作者不受雇傭勞動關系的干涉。媒介的經濟獨立和市場運作,使新聞業在擺脫政府干涉的同時又產生了另一權力中心,即媒介組織,進而形成以雇傭關系為特征的媒介內部束縛。內部新聞自由認為,唯有免除這種束縛,才能使基于新聞關系的新聞自由得以真正實現。這樣,就把所要免除的干涉對象范圍由政府擴大至媒介內部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并且使新聞自由的享有者由媒介整體而具體到僅僅是新聞關系結成者的新聞從業人員。二是意見公開市場的延伸。隨著自由競爭逐步消解,源于多元媒體的意見自由市場面臨被壟斷被扼殺的危險。內部新聞自由的出現則是試圖尋求一種在媒介的經濟壟斷局面下實現言論多元的解決方式。新聞工作者希望以編輯室章程的形式確保媒介的編輯方針不被改變。這樣,即使媒介被兼并,也可以因為編輯方針的固定不變而保持媒介體系內部的言論多元化市場的存在。20世紀西方自由主義嬗變的一個特點就是“政治自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分道揚鑣”[35]。也許正是受了上述“分道揚鑣”的影響,內部新聞自由對自由主義報刊思想的延伸也明顯帶有角色分離的趨向,即把媒介的經濟行為和言論功能相分離,以確保既不妨礙媒介在經營上“壟斷、兼并的自由”,又使“意見公開市場”得以繁榮。
(2)社會責任論的“同題異解”
社會責任論的提出略早于內部新聞自由,因此可以認為它們的產生有著相近的歷史背景。在考察上述兩種新聞自由的內涵之后,不難發現,正是相近的歷史背景,使內部新聞自由表現為社會責任(即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同題異解”。從對自由主義報刊理論的發展上來看,社會責任論和內部新聞自由是在解決同一個問題:在媒介商業化背景下如何依然運用自由主義報刊理論解釋并指導實踐?由于上述兩種新聞自由的提出者不同(一是學者,一是新聞從業人員),提出問題的方式也有所區別。社會責任論提出的問題是如何在宏觀上解決媒介的事業化與商業化之間的沖突;內部新聞自由提出的問題是如何在微觀上解決媒介內部新聞專業與專業外管理之間的沖突。針對解題方式而言,社會責任論側重媒介與其外部社會系統間的互動。它一方面強調媒介從業人員的道德自律,另一方面又催生了新聞評議會等組織,以確保媒介對社會負責。內部新聞自由則側重于媒介內部組織關系的重構,試圖通過免于源于資本權利的專業外干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新聞自由。兩種新聞自由理論是在不同層次解決同一問題,所不同的只是發展的方向各異。社會責任論重在對自由主義報刊理論所主張的新聞自由內涵的豐富上;而內部新聞自由則對自由主義報刊理論新聞自由適用的外延加以拓展。從實踐來看,兩種解決方式還表現出一定的兼容性。內部新聞自由并非只在歐洲大陸和日本等地出現。在社會責任理論的發源地美國,有39個州對內部新聞自由問題作了明文規定,另有11個州的政府承認編輯和記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36]。而另一方面,源于社會責任理論的新聞評議會也在聯邦德國和日本等國家出現。這其實也暗示,無論內部新聞自由還是社會責任理論都無法單獨解決自由主義報刊理論所面對的危機,兩者都僅僅是西方新聞自由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階段性的設想。新聞自由的真正實現還要依賴于更深層的問題,即社會關系結構框架內所存在的根本矛盾的解決。
內部新聞自由的提出使我們可以看到,西方新聞媒介在免除較多的政府干涉后,并沒有完全沿著推動社會前進、服務公眾自由的道路發展下去,而是在商業運作的同時又形成新的束縛。這是由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所決定的,是其基本矛盾在新聞傳播關系領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無論是社會責任論還是內部新聞自由都僅僅期盼在現有的社會關系框架內尋求解決方式,因而也都必然陷入困境,這是西方新聞自由發展的局限所在。然而,其中新聞從業人員對新聞自由的不懈追求不時散射出理性的光芒,使人欽佩。此外,內部新聞自由提出以專業理念來保證新聞業務操作不受專業外管理的干涉,對于我國新聞實踐也具有啟發意義。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為新聞自由的充分實現提供了政治與經濟的保證,但是也存在專業外管理對新聞專業的不當干涉的情況。當然,在這里新聞業作為一個專業組織有著不同于西方的專業理念。但同樣,我國新聞業作為一個專業組織要想實現服務社會的專業理念,除了自身專業技能和職業道德的要求外,免除專業外干涉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個條件。尤其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深入發展,新聞媒介經營上自負盈虧,來自市場的壓力使新聞業面臨新的挑戰,一些經營上的干涉已經使使新聞專業自主性受到影響。在此背景下,內部新聞自由理念要求以專業自主性來保證媒介為社會服務的公益特征對我們尤其重要。
[注釋]
[1]童兵等:《新聞傳播學原理》,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99),第320頁。
[2]參見劉迪:《現代西方新聞法制概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第26頁。
[3]參見翁秀琪,蔡明誠:《大眾傳播法手冊》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2),第301頁。
[4]參見陶涵:《比較新聞學》文津出版社(1985),第113頁。
[5]參見林佳和:《內部新聞自由的幾點法學觀察》,《新聞學研究》(52)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6)。
[6]〖日〗稻葉三千男等:《日本報業理論與實踐》新華出版社(1985譯版),第119頁。
[7]參見〖日〗內川芳美等:《日本新聞事業史》新華出版社(1986譯版),第17頁。
[8]〖日〗稻葉三千男等:《日本報業理論與實踐》新華出版社(1985譯版),第120頁。
[9]參見陶涵:《比較新聞學》文津出版社(1985),第112頁。
[10]〖日〗內川芳美等:《日本新聞事業史》新華出版社(1986譯版),第21頁。
[11]參見〖日〗和田洋一:《新聞學概論》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譯版),第93頁。
[12]轉引自徐耀魁:《西方新聞理論評析》新華出版社(1998),第228頁。
[13]參見支庭榮:《媒介管理》,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第44頁。
[14]參見張允若:《外國新聞事業史新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195頁。
[15]〖日〗稻葉三千男等:《日本報業理論與實踐》新華出版社(1985譯版),第120頁。
[16]轉引自翁秀琪:《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臺灣三民書局(1996),第337頁。
[17]參見徐耀魁:《西方新聞理論評析》新華出版社(1998),第262頁。
[18]陶涵:《世界十國新聞史綱要》文津出版社(1989),第164頁。
[19]參見涂建豐:《編輯室公約運動》《新聞學研究》(52)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6)。
[20]張精華:《為什么偏偏是德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第152頁。
[21]參見林佳和:《內部新聞自由的幾點法學觀察》,《新聞學研究》(52)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6)。
[22]參見郭鎮之:《輿論監督與西方新聞工作者的專業主義》《國際新聞界》(1999、5)。
[23]李金銓:《大眾傳播理論》臺灣三民書局(1996),第45頁。
[24]〖日〗和田洋一:《新聞學概論》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譯版),第45頁
[25]〖日〗稻葉三千男等:《日本報業理論與實踐》新華出版社(1985譯版),第120頁。
[26]參見林佳和:《內部新聞自由的幾點法學觀察》,《新聞學研究》(52)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6)。
[27]翁秀琪,蔡明誠:《大眾傳播法手冊》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2),第300頁。
[28]翁秀琪,蔡明誠:《大眾傳播法手冊》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2),第337頁。
[29]〖日〗稻葉三千男等:《日本報業理論與實踐》新華出版社(1985譯版),第120頁。
[30]〖日〗和田洋一:《新聞學概論》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譯版),第93頁。
[31]陶涵:《比較新聞學》文津出版社(1985),第113頁。
[32]蘇正平:《新聞自主的理論和實踐》《新聞學研究》(52)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6)。
[33]參見林佳和:《內部新聞自由的幾點法學觀察》,《新聞學研究》(52)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6)。
[34]參見夏基松,李壽福:《西方主要社會思潮評析》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第343頁。
電視編輯是電視創作的重要環節,是一項具有高度創造性的創作活動,它包括了創作層次和技巧層次這兩方面內容。在電視創作中,編輯思維應該貫穿于節目創作始終。電視新聞是利用電視傳播工具對新近發生的事實所進行的報道。而電視新聞編輯,就是在有限的時間內,協調編采人員、整合新聞資源,同時基于專業知識和相關政策進行新聞判斷,并根據所作的判斷去取舍新聞、整理原稿、制作標題、編輯畫面,以求再現新聞真實、落實編輯政策、吸引讀者閱讀、承擔社會責任的人。這就是電視編輯對素材的“再創作”。
電視新聞編輯有兩種含義,其一是指從事電視新聞編輯工作的人.其二是指電視新聞編輯工作:而關于電視新聞編輯工作,又存住廣義與狄義兩種理解廣義的電視新聞編輯概念是從編輯學中的大編輯概念出發,立足于一個完整、固定的新聞節目:狹義的電視新聞編輯概念則繞過了編輯對于采訪的策劃與指導作用,只著眼于在采訪素材基礎上進行的加工與合成工作。
電視新聞編輯工作既是對前期采訪素材的程序化整理過程,同時也是一種再創作的過程,材料的篩選與各種形式表達要素的運用,都是包含了自我觀點與思想的創造:根據前文的定義,可以將其工作內容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一)查看、熟悉素材
(二)撰寫、修改、加工文字稿
(五)字幕、特技,以及動畫的編輯
(六)榆查與修改
電視新聞編排既要有規矩,又不能墨守陳規,成功的編輯往往得益于不斷地探索和實踐。不過在實踐中,電視新聞編輯還需要掌握以下幾條技能:
(一)提煉和升華主題。當編輯先要當好記者。電視新聞編輯僅有文字功夫和判斷新聞價值的能力是不夠的。他們日常大量的工作是與圖像打交道,如果對電視新聞采訪拍攝一竅不通,就很難修改記者和通訊員發來的消息。電視編輯對記者的稿件要有一個準確的把握。對主題的提煉以及稿件之后的編后話也可以實現對主題的升華。同時可以增強新聞的感染力與號召力;可以引發觀眾更多的思考,以彌補電視新聞一閃即逝的不足。電視新聞編輯每天都要面對從不同渠道涌來的大量不同的稿件。這些稿件對于記者來說,基本上都是成稿,是已經完成的作品。但是,對于編輯而言,它們只是編輯合成新聞節目的一些素材。編輯的“成品”應是一組完整的、高質量的、符合編輯意圖和宣傳思想的新聞組合。這就要求編輯對稿件進行選擇和加工.要按照當前的宣傳中心工作。按照新聞的價值進行組合和編排。這就是編輯的“再創作”。
(二)駕馭電視畫面。電視編輯要有純熟的節目剪輯技術。節目剪輯包括單條新聞的剪輯成片,多條新聞的組合和后期的切換導播三個部分,這些工作通常都是由編輯完成。純熟的編輯技術,不僅是為了搞好新聞包裝,而且有利于“分秒必爭”。畫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新聞的內容和形式。“圖像優先”是每一個電視新聞編輯應該遵循的原則。編輯在“再創作”過程中.必須充分了解圖像。新聞稿件用來釋解畫面。而且,在編輯新聞時,應該“聲畫對位,畫出聲隨”。這樣,解說不會干擾畫面.不會干擾觀眾自己理解畫面,進而理解新聞。同期聲的運用也是一種將新聞講述得生動、完整的重要方法。缺少同期聲。新聞就缺少了生動、鮮活的一面。
(三)巧用編排手段。巧妙地運用編排手段,可以使一些稿件變得重要起來。進而擴大影響力。這也是編輯“再創作”的一個重要技巧。內容相似的稿件.編輯可以進行綜合敘述,讓許多內容單一、形式單一的稿件組合起來,變得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既增加了新聞的信息量,也增加了新聞的厚重感。在編排稿件時。編輯還可以運用對比的手法將稿件聯系起來,起到互相襯托、相輔相成的作用。內容不同的,作為編輯,就要將這些稿件分門別類的重新組合,相互對比,再加以創作,讓觀眾在觀看之后,對于我們報道的新近發生的娛樂消息有個更全面深刻的了解。“再創作”要以事實為基礎,不能憑空想象。不能主觀臆斷,更不能胡亂編造。同時。編輯技巧服從于編輯思想,服務于新聞內容。如果一味地追逐技巧.忽視新聞內容的挖掘和對新聞真實性、使命感的追求,技巧只會變成華而不實的空中樓閣。這對新聞節目的健康發展是有害的。
我們面對什么樣的人,我們要做什么樣的事?關于這樣的思考還有所欠缺。因此,新聞產品設計重提用戶思維是有必要的。我們處于這樣一個時期: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爬升時段對應的主要人群,時間網格化,地點網格化,行為網格化。他們必須在特定的時間完成特定的工作,甚至在進行多任務處理。時間的稀缺和地點的稀缺導致閱讀越來越奢侈,越來越功利。你的所有供給都可能面臨這樣的反問:關我什么事?這無可厚非,人是“注意力經濟的動物”。所謂聰明就其原本的意義來說就是耳聰目明,能夠感知常人所無法或沒有注意到的事物。在聰明之上是智慧,人類最高的智慧是控制注意力,包括對自身注意力的控制和對他人注意力的控制。從某種意義上說,動物世界的競爭乃至人類當代社會的競爭都是注意力的競爭。人類生命的本質和意義在于任何一個個體既能夠付出自己的注意力獲得一段體驗,又能夠獲取他人的注意力尋找人生的社會價值。研究證實,成人高度集中注意力完成一件簡單枯燥的任務只能維持20分鐘不出錯。但是需要說明的是,留給新聞產品的時間并不是20分鐘。研究人員還發現,人們的注意力在27.5分鐘內切換了120次,平均每分鐘多于4次,每換一次擋都意味著要重新去熟悉并理解一套新的視聽覺刺激。當15秒次成為底線的時候,淺閱讀、輕閱讀就會成為受眾的心理選擇。140字的微博,睡前小故事,數十字心靈雞湯,形態的優勢在傳播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信息的有效送達,始終是新聞產品設計者第一步要考慮的。
二、思維空間
留白是傳統中國寫意畫的特點之一,它源于老莊的虛無觀“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有之為以有利,無之以為用”,實質上是擴大時空的觀念。傳統的傳播觀點認為,讓受眾關注的有三個身份:他是理想中的我;他是現實中的我;幸好不是我。但留白就是為受眾留下參與的空間——我就是萬人矚目的我。受互聯網洗禮的新受眾,已經深諳主動,即自由的原則,參與感不完全是被動。他們在工作中可能是很不起眼的,甚至表現得很呆板,但這無損他們身上蘊含的創造力和創作欲望。他們只是缺少一個合適的機會去展現。我們稍微回憶一下以前所有的流行語:xxx你媽喊你回家吃飯。xxx感覺自己萌萌噠。能流行的并非句子,而是句式;能流行的并非用處,而是用法。新聞設計的操作策略可以作同樣的參照,用時下流行的互聯網思維就是宣傳觸點——致力于二次傳播。二次傳播在操作中需要嚴肅思考的不是如何讓受眾打一個熱線電話,基于對說教的反感阻礙了受眾對新聞產品的親近感。我們或許可以變換一下思路:與其提供給讀者恍然大悟的感嘆,不如提供給讀者思維游戲通關的成就感。能否完成一次智力吸力和思維的按摩,感覺暢快淋漓?我們能否基于對人性的深刻洞見,滿足他們的貪嗔癡?新聞產品可以好看,新聞產品可以好懂,新聞產品可不可以好玩?之前的新聞產品很大程度著力點放在了好看、好懂上面。在時間和空間上進行拼殺,我們談鮮度,談角度,對新聞產品進行高密度、高頻度的操作和包裝。我們可不可以嘗試一下,只有留白,才有玩的空間。
三、傳播空間
有人這樣定義傳播:個體使用象征符號,確定和解釋環境意義的社會過程。它涉及復數的人以不同的目的、動機和能力進行交流。就我們社會形態的主要人群,常態下主要涉及兩種方式:人際傳播和小群體傳播。在現實中表現為寒暄和討論,它們和所有傳播方式一樣,是一種交流,也是一種合作,在互動模式下,人們建立了共享的意義。寒暄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交談,它的構成形式是一些無意義的表達,如“吃飯了嗎”,甚至是“一個月能賺多少”、“結婚了嗎”等隱私問題。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人們的精神生活貧乏,多通過討論“張家長,李家短”來交流。盡管中國以由宗親紐帶的“熟人社會”轉型為“陌生人社會”,但熟人經濟的慣性和社交的需求讓寒暄這一方式稱為人和人之間連接的常見紐帶。對于新聞產品設計者來說,寒暄的主體不是人,而是話題。一個合適的話題,兩分鐘的內容。作為產品經理,你是否能提供“話題解決方案”。討論是指許多與會人員圍繞某個話題發表自己意見以及彼此間互動溝通、交流的活動。人都是群居動物,都有其社會屬性,有相對固定的社交范圍。在西方有人叫“沙龍”,很多東方人稱為“圈子”。圈子的最基本特征是封閉性,產生的經濟基礎是自然經濟,圈子的內部結構是一種差序格局,實質是利益關系網和知識結構網的交織。這樣的網狀結構中,交流和傳播是網狀的。按照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好的討論不但是歸屬感的需要,也是自我實現的需求。不僅僅是抱團取暖,而是脫穎而出。一次討論,要求其參與方都有起碼的知識背景或相同的知識范式,還要有接收不同觀點的能力和意愿,平等無歧視,論據充分,邏輯通順。作為新聞產品的設計者,你是否能為它提供思路和觀點的拓展空間。
四、總結
通過新疆地區大眾傳播活動的范圍來看,對民族習俗的應用應該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1)新聞活動中。2)廣告活動中。少數民族地區的新聞活動要突出的一個重點就是民族團結。新聞活動的傳播者為漢族,受眾卻是包含漢族在內的所有民族。所以說傳播方式必須要結合少數民族的習俗。有些習俗性的傳播方式可以直接被新聞媒體加以采用。例如服飾和色彩使用習俗。比如說電視臺在對少數民族的節慶活動進行的采訪中,記者可以穿戴少數民族的服飾。哈薩克族女子的服飾多姿多彩,她們喜用白、紅、綠、淡藍色的綢緞、花布、毛紡織品等為原料制作連衣裙,女記者穿著這種哈薩克姑娘特有的服飾會給哈薩克族以親切感,自然就在心理上易于接受,傳播效果勢必要好的多。
電臺節目由于更突出語言,所以在進行傳播活動時應注意結合當地的語言習俗。針對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全體受眾的電臺節目一般采取以漢語播出,少數民族參與的方式進行。例如2010年在古爾邦節期間,新疆伊犁廣播電臺新聞綜合頻率《905天天說事》制作播出了一期特別節目——《快樂的節日》。節目以電話連線、直播間訪談的形式為穆斯林群眾營造了喜慶的節目氛圍。這是一檔以漢語主播的節目,但是由于伊犁是哈薩克自治州,主要住民是哈薩克族,因此新聞傳播活動在宣傳黨的政策、指導人民生活的同時也需要也結合了當地的實際情況。因為是一檔輕松快樂的節目,所以主持人在使用語言時適當使用了口語化的語言,也就是內地人常說的新疆話。比如新疆人喜歡把“你在干什么”說成“你干撒的呢”,把“我沒理他”說成“我沒爾視他”。諸如此類的新疆方言更有助于加強維吾爾族群眾對節目的親切感,切實感受到這是為他們而辦的節目。因此這一期特別節目很好的將漢族和少數民族統和在了一起,對各族同胞來說都是一次美的聽覺盛宴。對語言習俗的應用使得這檔節目更加受當地人民的喜愛,比起單純的用標準漢語主持節目來說,此次節目收到了很好的傳播效果。
新疆地區有許多的特產,新疆地區的商品營銷包括對內和對外。對內指對新疆本地人進行營銷,對外指對新疆以外的地區進行營銷。對內和對外營銷都需要注意語言習俗的應用。這樣對內營銷時,受眾有利于產生親切感、歸屬感和成就感,就會傾向于購買此類產品。這體現了語言習俗之為特定人群所喜聞樂見的特性則又使其對于特定的社會成員具有了強大的親和力、吸引力。而對外營銷時會增加新疆特色,讓外地人能夠更多的了解新疆。同時廣告傳播中也必須注意與特定的作為廣告對象的社會群體所具有的傳播習俗相契合。例如一個哈密瓜的廣告“:什么亞克西,什么亞克西,我們的哈密瓜亞克西!”(亞克西是“好”的意思)。新疆伊犁一家薰衣草店的廣告:“阿爾曼薰衣草,丫頭子喜歡,巴郎子也喜歡!”(巴郎子在哈語中是小伙子的意思)。這兩種產品廣告的受眾即包括漢族又包括少數民族,應用了語言習俗的這兩則廣告語不僅贏得了漢族的認同和喜歡,也贏得了少數民族的認同和喜歡。
論文摘要:綜觀以往的研究,往往只針對新聞話語的其中一方面。比如以“新聞寫作”、“寫作風格”等為研究對象的文章和書籍,其實是關于新聞話語語言規則方面的研究。而對新聞話語的批判性研究又多側重新聞話語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從文化的角度認識新聞話語在社會認知、社會交往及社會權力等方面的功能。作為“語言系統與文化環境的交匯點”,對其研究不應該只突出其中一方面,因為這兩者并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互影響的。本文主要探討新聞話語的文化符號學向度。
新聞話語的策略性規則可謂多種多樣,因為題材與體裁的不同,以及傳播語境的不同,會側重于其中幾種策略性原則。
不過,記者運用此策略性規則而不是彼策略性規則,也有主觀因素的影響,即記者傾向于使用該策略性規則,從而形成自己的風格。這種風格會自覺不自覺的與記者所在報紙的風格相符因為記者不能直接發表其新聞話語的文本,而是通過所在媒體機構的編輯。記者、編輯等都是新聞傳播者,因為“記者從事新聞報道,必須同他所工作的媒體保持價值觀念的一致性”并且,即使不完全是,其風格也多少代表著一個國家新聞話語的風格。
一、新聞話語的社會認知功能
(一)事實認知
提供信息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丹尼斯·麥奎爾在《大眾傳播理論》中,把“信息功能,即提供有關世界上的事件和社會情況的信息”置于媒介五大功能的首位。報紙新聞也不例外。
在現實生活中,每時每刻每分每秒個人生活圈之外的世界都在不停地發生沖突和變化。個體無法到達每一個現場,親眼見到或者親耳聽到事件發生的過程。但是,人們卻很關心個體之外的世界,唯恐自己落后于個體之外的世界。
如此,人們只能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去了解外部的世界。新聞則是一個很好的媒介因為新聞注重時效性,其在第一時間,傳播事件的最新情況因為新聞具有可信性,大多數新聞是客觀真實的報道因為新聞的可接近性,現代科技的發展,迅速的、大批量地復制成為一種可能……這些都使新聞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最佳媒介之一。
(二)價值觀認知
受眾希望新聞能夠最大限度地提供有關事實的信息,并對該事實作出判斷,以實現觀望周圍的世界、并盡可能的使自身的行動能夠適應周圍世界變化的可能。但是受眾又不滿足于新聞只是信息的載體,特別是當媒體數量激增、受眾越來越容易接近獲得信息的媒介時,新聞信息繁蕪而不易輕易作出評判。受眾開始依賴于媒體顯性的或隱性的觀點,新聞也就不再只是傳達信息的媒介了。新聞開始向個性化發展或者提供獨家報道或者提供獨到見解。這兩種形式都是實現價值觀認知的最有效形式,價值觀的認知即意味著對某一種觀點的認同。
二、新聞話語的社會交往功能
(一)內部社會整合與互動
我們己經了解到,新聞話語能夠實現人們對社會的認知,包括事實的認知和價值觀的認知。但是,新聞話語的社會功能并不止步于此,新聞話語的傳播者還希望人們據社會認知而作出反應接受之。因為“告知和勸服是新聞話語傳播的兩個層次,前者要人們理解傳播者對某個事件或情境的敘述,……期待受者建立與敘述者所預期的一模一樣的文本再現情境模式后者則……期望將隱匿的言語行為獲得受者的接受,從而實現報道的價值和意義。”
(二)跨文化交際
跨文化交際是指通過解決跨文化交際中的矛盾與問題,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簡單地講,跨文化交際就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個人之間的交際,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所發生的相互作用。提高了跨文化交際能力,有利于消除交際障礙,防止交際摩擦,拓寬視野、促進文化交流。
新聞話語通過不同形象的塑造,實現受眾對對象國的認識。這種認識將影響并引導受眾實際社會生活,或者以“競爭的態度”,或者以“敵對的態度”,進行跨文化交際。
三、新聞話語的社會權力功能
(一)新聞話語是權力的象征
從新聞傳播者個人來說,新聞話語對事實的傳播具有突出其中一個方面的特點就一個國家來講,新聞話語側重于某一類事實的傳播。這種傳播方式對受眾的影響是,“多數情況下,報紙可能不會成功地影響人們怎么樣考慮問題,卻能有效地決定人們思考什么問題。”
當社會中某一集團或階層掌握新聞這一媒介的時候,勢必會側重于報到有利于集團或階層利益的新聞事實或是不利于其他階級利益的新聞事實,作為“對新近發生事實報道”的新聞因此而傾向于對一定層面意識形態的提升。這種提升作用,使新聞話語具有控制人的思想意識乃至行為規范的能力。
(二)“話語權”與“話語霸權”
新聞話語的權力功能是指就新聞話語在社會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而言的,容易與其混淆的概念是本文第一章出現的“話語權”,也是當下日常生活中被大量應用的一個詞。
作者的理解是,話語權是指個人或集團發表意見、觀點的權力。也就是我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具有言論自由的權力。但現實生活中,言論自由的權力已被狹隘化在媒體上發表言論的權力。因為大眾傳媒以其廣泛的受眾和重大的影響力,成為發表意見或觀點的一個重要媒介,所以成為爭奪話語權的重要資源之一。
而在全球傳播研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概念是“話語霸權”,即“當傳媒的話語權過度發揮時,其話語權就成為一種霸權”。這是因為一定的大眾傳媒代表著某一集團或階級的利益,所以該“集團的話語權”構建起傳媒的“話語統治權”,這種話語統治權使它有能力扭曲接近整體的傳媒空間,并以其覆蓋能力,消解其他集團的話語力度。根據大眾傳播學的“知溝理論”,發達國家—如美國—在全球傳播中,憑借其高科技手段,占有大量媒體資源,使新聞流通呈現單邊性,并因此出現新的殖民行為—通過新聞話語等大眾傳媒在發展中國家進行意識形態的滲透。
結束語
通過研究中發現,“新聞話語”的研究,提供了認識新聞及新聞傳播新的角度。作為語言系統與社會環境交匯點的新聞話語,必須遵守語言的構成性規則,如普利策新聞獎作品須遵守英文的語法要求,中國新聞獎作品須遵守漢語的語法規則,否則新聞話語根本無法傳播必須符合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屬性。一定社會文化下的新聞話語,也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以客觀的和發展的眼光對待兩種形式的新聞話語,才能促進文化上的心理認同,使新聞話語更好地建構一個文化上的自我,發揮其豐富的社會功能。
除語言學、文化學外,新聞話語的研究可能會涉及更多的學科知識,故已吸引政治學、社會學等研究者將其作為研究對象。隨著越來越多學科知識的融入,也將不斷擴大新聞學的研究范圍,并提高其研究水平。
參考文獻:
[1]姚里軍《中西新聞寫作比較》(第一版)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年3月.
[2]俞香順《傳媒語言社會》(第一版)新華出版社.2005年3月.
論文關鍵詞:國際新聞跨文化傳播價值觀文化功能
文化是人類學和社會學的一個基本概念。中國學者對文化的界定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創造的一切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總和;狹義的文化專指包括語言、文學、藝術及一切意識形態在內的精神產品。
西方有些學者認為,"文化是由價值、信仰、標準、規則、符號、意識形態等多種元素構成的,是一種精神產物;另一方認為,文化是一個民族整體生活方式,他們的人際關系及個人態度的體現……文化有物質的和非物質的方面,它們是某種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通過社會化的過程(例如學校,大眾媒介和宗教)在社會成員中傳遞并鞏固。
不言而喻,國際新聞屬于文化的范疇。從文化角度而言,國際新聞傳播是一種典型的跨文化交流。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因此,國際新聞的傳播也是價值觀的傳播,美國社會學家赫伯特·甘斯說,"新聞本身不局限于對真實的判斷,它也包含著價值觀,或者說,關于傾向性的聲明。"他認為,在西方各國,新聞報道的基礎是媒介認為國家和社會應該如何的圖景,媒介不僅僅是在報道正在或已經發生的事實,還在或明或暗地提倡反對什么,以其理想的圖景力推主流價值觀。
赫伯特·席勒認為,文化產品和服務提供的并不僅僅是消息和娛樂,同時也是傳播社會價值和政治觀點的工具,它們會對全社會的精神結構產生深刻的影響。
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教會和大眾傳媒是維護西方主流價值觀的兩大精神支柱。研究發現,大眾傳媒對受眾的影響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有適度的效果。中國也有學者認為,國際新聞作為一種文化產品,一是為了贏利,二是作為文化的生產和傳播活動,其中流動的是意義、價值,它超越具體功利而與人的精神世界相關聯。
如果把國際新聞放在文化帝國主義或媒介政治經濟學的視野下進行觀察,國內外有兩種代表性的觀點:一是批判性的觀點,它認為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帝國主義,只不過是全球文化受到西方或美國文化主導的委婉說法,認為西方文化會將其他文化同化。因此主張要與全球化保持距離,主張文化的自主性,并提出國家文化安全的說法。例如,以華勒斯坦(Wallestein)為代表的"依賴/全球系統(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認為:在全球系統中,所有國家通過交往而相互依存、聯系,經濟一體化將各種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經濟力量的差異導致了國與國之間交往的不平等。發達國家總是利用自己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優勢,將一些不平等的新聞交流條件強加于發展中國家頭上,并對發展中國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從而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在各方面的依賴。
嘎爾滕(Galtung)試圖用"帝國主義結構論"(StructuralTheoryofImperialism)來揭示這種依賴關系的實質。他提出了著名的"中心一邊緣結構"(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認為在"中心一邊緣結構"中,發達國家處于中心地位,發展中國家處于邊緣地帶。這種結構實質上是全球帝國主義的表現。
中心國家在國際新聞傳播中充當主角的表現形式有兩種。首先,作為產品形式的國際新聞傳播,絕大多數內容都是關齡中心國家的報道;其次,作為國際新聞傳播領域最大的傳播者,在國際新聞輸出和期刊貿易的數量上占據著中心地位。邊緣國家由于沒有占據全球傳播系統的中心地位,任何產生于或關于這些國家的報道都得通過更多關卡的過濾,才可在國際新聞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中心國家與邊緣國家之間還存在著另外一級:半邊緣(Semi-periphery)國家,在中心與邊緣國家之間起著橋梁作用。雖然半邊緣國家與中心國家的交往較之邊緣國家更為頻繁,但在與中心國家相關的報道中,半邊緣國家總是充當配角。而邊緣國家全靠另外兩級的國家在國際新聞交流市場上提攜自己,方有機會在全世界面前"露臉",如果報道空間有限,邊緣國家便免不了被省略掉的命運。
按照通常的分類法以及考慮到不斷變化的新聞中心等因素,現在的"中心一邊緣"國家劃分情況是:美國、西歐(特別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為中心國家;其他歐洲國家(如瑞典、瑞士、俄羅斯)、亞洲的中國、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為半邊緣國家;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包括獨聯體的一些國家)是邊緣國家。
這種"中心一邊緣結構"的國際新聞傳播方式對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帶來了什么不良影響呢?西方新陣營的學者們認為,美國媒介帝國主義把美國特定環境下產生的一整套價值體系和文化范式包裝成普世的、永恒的真理,其實質是使美國霸權在哲學和道德上合法化。美國媒介帝國主義嚴重污染了世界各民族的本土文化,威脅世界文化的多元化。
在中國,也有學者認為,"信息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信息的美國化,美國憑借強大的媒介力量,利用商業化的手段,向世界推銷著美國式的文化,不僅經濟不發達的的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受到了威脅,一些經濟發達國家也深受其害……
還有中國學者認為,媒介帝國主義是通過文化全球化,最終實現以西方"化全球"的目的。這是新一輪的"殖民"一"文化殖民"。目的是將"我們"變成"他們",達到"不戰而屈人"的目的。
與上述觀點相反的西方自由派觀點認為,文化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圍的勝利。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后,這一觀點得到強化,認為全球化不僅不可避免,而且合乎社會的需要,不同文化之間的不對稱關系是可以接受的。
對于上述有爭議的觀點,有些中國學者的看法顯得更為理性和務實。在他們看來,"單純強調''''文化人侵''''及''''美國化''''的概念只是夸大了強勢文化以及美國對弱勢文化的影響,這對世界文化多元化發展是不利的。""文化間的相互影響從來就不會間斷,沒有必要擔心東方文化會被西方文化''''殖民'''',也不用擔心一國文化會淹沒在全球化的趨同性中。
作者本人認同上述中國學者的觀點。就國際新聞的跨國傳播而言,有些因素,如文化和語言的差異可以阻礙外國節目的流通,使外國節目的影響遠非文化帝國主義論所預言的那樣厲害。另外,在討論新聞節目的全球傳播效果時,還要考慮到受眾的主觀能動性,因為受眾不僅偏愛本土的節目,而且對外來的節目也會進行本土化和個人化的解讀,這種解讀有順從式、對抗式和協商式。
例如在"9,11"事件的報道中,世界各地觀眾看到的電視畫面大概是一樣的,但對此的反應并不一致。在西方世界,大部分觀眾認為這是所為,對他們的行動表示義憤和遣責,但在亞洲有些國家,不少人為這場攻擊叫好,認為美國"活該"。對國際新聞的傳播效果分析不能僅滿足于內容分析和節目流向分析。它對受眾文化認同的影響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絕非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為此,試圖從價值觀建構的角度,對國際新聞這種跨文化傳播的文化功能進行探討。
跨文化傳播可分為三個主要層次:一是跨文化人際傳播,二是跨文化組織傳播,三是國家之間的跨文化傳播,即不同國家之間利用大眾媒介進行的信息交流。而國際新聞就是屬于這個層次的跨文化傳播。
國際新聞的文化功能主要通過對包含在新聞中的價值觀的傳播而實現,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國際新聞傳播是一種新的價值觀建構方式,對人們價值觀有一定的作用和影響
在傳統社會,人們價值觀的建構主要是通過群體參與獲得的。人們在家庭、鄰里、村莊和社區等社會群體參與過程中,主要通過人際交流獲得文化的價值觀。小至群體、社區,大至國家、民族,都呈現為一個個或大或小的封閉系統。人們生活在相對孤立,彼此隔離的環境中,對他民族的價值觀很少感受和感知,因此在相當長的歷史過程中保持基本相同的風俗習慣和價值觀。
在現代社會,國際新聞作為一種跨越時空的跨文化傳播,也跨越了各種社會共同體。國際新聞作為一種具有文化價值的信息,并不只是在一個共同體內傳播,或者由一個共同體傳到另一個共同體,而是許多社會共同體同時獲得同一文化信息。國際新聞通過大眾媒介跨越了國家和民族的界線,使處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共同體同時感受和感知國際新聞信息中所包含的價值觀。整個世界成了一個"地球村",使以前彼此隔絕的村民們有機會和條件分享與交流不同的文化價值觀,也影響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
因此,在大眾傳媒社會,國際新聞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價值觀的建構方式。例如在亞洲,隨著全球化的到來,人們越來越多地接觸到外國的新聞節目或受到外國文化的影響。有些亞洲國家的政府認識到本國的電視,尤其是新聞節目,是建立社會共識和文化認同的重要渠道,所以對西方新聞節目的進口有一定的限制措施,而且還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資助扶持本國的電視。
二、國際新聞對建構人們價值觀的傳統內容也有所改變
在傳統社會,文化傳播的內容主要是本民族或國家的經驗知識、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等禮俗文化觀念。在現代大眾傳媒社會,作為跨文化傳播的國際新聞涉及到不同民族和國家的政治、經濟、科技,藝術等各方面的最新發展信息,它豐富了文化傳播的內容,對一個民族或國家知識體系的更新和發展有一種推動作用。文化系統也表現為一種知識體系。培根說過,知識就是力量。一個民族要獲得發展的持久動力,必須與時俱進,通過類似國際新聞傳播的跨文化交流和自我創造來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體系。人們通過國際新聞感知世界,所獲得的文化信息容量大大超過了傳統社會,有助于更新自己的知識體系。
如上所述,國際新聞傳播的知識信息含有價值觀的成份在內。雖然并非每一條國際新聞都是如此,但作為整體的國際新聞體系,是必然為某種主流的價值觀所影響或操縱。一個民族或國家主流價值觀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其他民族或國家不可避免地有高低優劣之分。特別是對于一些文明程度相對落后的國家或民族而言,要獲得跨越式的發展,更應把國際新聞作為一種渠道,來了解、吸取其他民族價值觀中的優秀成份。落后就要挨打,這種落后內涵應當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價值觀的落后,歷史早就證明了這一點。
三、作為跨文化交流的國際新聞傳播增強了建構文化價值觀的強度
在傳統社會,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節奏,社會交往和文化傳播的速度非常緩慢。人們生活在一種松散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中,文化資源極其稀缺。類似國際新聞傳播這樣的跨文化交流活動很少,獲得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文化資源更是來之不易,主要依賴于宗教傳播、戰爭傳播、經貿往來獲取文化信息。
進人現代大眾傳媒社會后,國際、國內新聞傳播日益頻繁,甚至出現了信息超載和信息爆炸,文化傳播帶來了信息密集型社會。帶有不同價值觀的國際新聞信息跨越了傳統的國家和民族界限,互相交流碰撞,對人們價值觀的構建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伴隨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速,文化全球化也隨之而來。國際新聞傳播作為一種跨文化傳播,其實是不同文化資源在全球的再分配和重組。這種再分配和重組不一定是均衡公平的。某種程度上它是以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作后盾的。但總的來說,國際新聞傳播作為跨文化傳播的一種形式,使人們能分享彼此有價值的文化。當然也易導致價值觀的同構化趨勢和思維的同構化傾向。對此,有學者認為是"偏狹的傳播機制"造成的。所謂"偏狹的傳播機制",或者是以集權主義的權力運作方式和思想統制的形式,實現信息的單向,片面的傳播;或者是在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建立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的單向流動與單一控制,以至個性消失,界限消失,文化的多樣性消失,出現受資本主宰的,虛擬的國際社會或"時尚感覺"。
四、小結
在師資團隊上尚未有機融合。各學院往往試圖以本學科為基礎,稍微涵蓋一點交叉學科知識。另一方面,“導師組”指導流于形式。有學者指出,僅有9.6%的碩士生實行“雙導師制(正副導師)”,“指導小組制”更是低至6.2%。
二、國外培養模式借鑒
發達國家的研究生教育先后形成四種培養模式,即培養純理論型科學研究者的德國“學徒式”、具有專門管理機構的美國“專業式”、應用型和開發型并重的“協作式”以及博百家之長的“教學式”。從模式的演變可看出,研究生培養愈加重視綜合能力及導師組的作用。此外,國外一些專家通過案例分析和實踐調查提出了很多具體模式。如Hasenfeld教授提出了交叉學科培養的六種模式,John-Steiner分析了水資源管理學科交叉培養案例。而在新聞傳播學教育研究方面。美國JamesW.Carey教授強調體現新聞學的專業性;英國GezimAlpion教授指出:“新聞教育者應當致力于創建不同的教學模式,讓學生自由選擇。”這兩種觀點基本代表了英美國家新聞傳播學研究生教育的兩種模式:行業取向和研究取向,體現了分類培養的思想。研究生交叉培養模式揚棄了協作式和教學式的優缺點,借鑒國外院校交叉培養的實踐經驗。進而結合我國財經類院校研究生培養實際,開拓一條具有財經類院校特色辦學的交叉培養之路。三、財經類院校新聞傳播學研究生交叉培養“3-3-3”模式財經類院校新聞傳播學研究生交叉培養3-3-3模式主要包括管理機制、培養機制、評價機制三個要素。該模式各要素是相輔相成,對立統一。
(一)第一個“3”——構建校交叉培養管理委員會、院交叉培養管理處、系交叉培養導師組的“三級管理模式”
“三級管理模式”是財經類院校新聞傳播學研究生交叉培養模式的頂層設計,解決研究生管理部門與各學院之間在交叉培養中的分工與合作問題。校交叉培養管理委員會,作為一級機構負責交叉學科建設及運行中的宏觀規劃和資源配置等方面的工作。校院兩級機構下設管理辦公室,負責落實各項具體工作部署,進行綜合管理及考核與評估。制定《交叉培養方案管理規定》等一系列規章制度,以保證培養方案的執行有章可循。院交叉培養管理處,負責交叉培養研究生的招生、培養和綜合管理。一是在招生中注意有交叉學科之一背景的考生。二是與交叉學科涉及學院深入溝通,確保指定的培養計劃、導師組成員編排以及實驗設施使用到位。三是對項目經費管理和監督,組織學術交流及教師深造、掛職。系交叉培養導師組,由多學科教師組成的交叉學科培養導師組是具體實施部門。一是申報各級交叉學科項目,指導學生交叉項目研究,構建交叉學科資源共享平臺等。二是制定詳實的研究生交叉培養方案,并集體指導研究生交叉課程學習。三是組織學生去報社、電視臺等實踐教學,在實踐中選擇合適的交叉研究選題。
(二)第二個“3”——深化課程、師資、項目三項改革
建立財經類院校新聞傳播學研究生交叉培養機制
1、切實設置好交叉型課程體系
首先,逐漸實行完全學分制,不區分必修和選修課程,學生跨學科專業自由選課。一是調整專業結構,改革課程體系。進一步拓寬專業口徑,淡化專業界限,建立以大學科群為主,多專業方向的新的專業分布格局。二是逐步打通學科課程,實現完全學分制。加強對學生交叉選修課程的引導。采用輔修專業、先行課程的方式,加強新聞傳播專業研究生經濟類知識積累,提高選修課比重。三是實施彈性學制,寬口徑培養新聞傳播類研究生,引導選修校內外相關學科的課程,且互認學分。其次,建立示范性學科交叉課程。減少與本科重疊的經典理論教學,增加對科研實踐指導性較強的課程。一是新聞傳播類和經濟類基礎課程。前者需注重學科前沿性及實踐性。在新聞實務方面多下功夫。而后者要將經濟學知識糅合進新聞傳播學里。二是選修課。應整合各學科師資資源,提倡鼓勵學科帶頭人、著名教授為新聞傳播學開設跨專業公共選修課,建設一批示范性學科交叉課程。此外,整合現有各種講座論壇,打造品牌,定期舉行各種學術前沿論壇。
2、成立高水準交叉培養師資團隊
首先,以跨專業公共選修課為依托,實施名師工程。一是,校內組建各科基礎課與交叉課程兩類授課團隊。對基礎課程團隊而言,有針對性地培養新聞傳播專業精英團隊是交叉學科發展的基礎。對交叉課程團隊來說,建設兩者皆通的交叉學科的師資隊伍是交叉學科發展的動力。亟需通過增加進修名額、開展學術交流活動等手段,大力培養交叉學科師資。二是,聘請業界、學界資深人士拓展“名師”團隊。就財經類院校的新聞傳播學科的強實踐性而言,擴大流動編制比例以有針對性的聘請名校相關學科帶頭人、有經驗的媒體從業人員等是構建“名師”工程的必要環節。亦可采取送博士掛職鍛煉與請一線從業人員開講座結合的方式,優化專業師資隊伍。三是積極建立高校聯盟,導師互聘互認。財經類院校可與省內外高校優勢學科交流,推進課程、導師、實踐基地等資源共享。其次,實施雙導師工程。一是,設立交叉學科聯合導師組。應結合科研需要、本專業研究特色以及研究生的專業背景,合理配置跨學科聯合指導老師小組。揚長避短,充分發揮每個導師在指導上的優勢。二是,聘請第二導師,優化“專、兼、聘”比例。新聞傳播學有很強的實踐性和專業性,應與社會媒體建立廣泛聯系,聘請既有豐富從業經驗又有較高理論水平的業內媒體人作為第二導師。再次,依托項目,建設交叉學科師資團隊。以科研方向和科研項目為依托,由不同學科背景的教師和研究生組成科研小組。依托學術交流平臺,合作申請交叉項目以擴展交叉學科導師研究領域。3、大力扶持交叉培養項目。首先,發揮交叉學科優勢,積極申報各級課題。充分認清交叉學科的優缺點,建立多樣化科研團隊,有組織的研究科研立項。其次,學校重視交叉培養項目,扶持新聞傳播學科。交叉科研成果認定上應出臺相應文件,將交叉科研成果單列為科研創新成果予以鼓勵。再次,凝煉交叉培養方向,建立專業技能訓練庫與科研資料庫。將新聞傳播學科科研團隊的研究工作劃分為幾個主要的研究方向,建立科研資料庫。
(三)第三個“3”——深化科研、課程、就業評價改革
筆者結合教學實踐,提出以下幾種應用方式:
(一)設置情境模擬教學要想達到“新聞評論學”課程的互動效果,教師和學生的關系就不能只是傳統的教與學的關系,而應該讓教師通過設置不同的情境,有目的地引導學生主動學習,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啟發學生,讓他們利用所學知識舉一反三,提高學生的實際應用能力。例如,在對電視評論的教學內容安排上,筆者要求學生以分組的方式自選話題,模擬電視談話節目,每組5-6人,每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如主持人、談話嘉賓、參與節目的觀眾、外景記者等,每組節目時長控制在20分鐘左右。由于這種情境模擬的教學方式有較強的趣味性,因此學生非常樂于參與其中。為了課堂上20分鐘的節目,他們會及早準備,甄選話題、角色扮演、配合排練,在互動式的教學過程,加深對理論知識的理解。此外,情境模擬教學還可以讓學生進行模仿寫作,學生可以比較選擇幾家有代表性的報紙的評論,進行模仿練習,進而形成自己的評論風格。因此,教師要積極創設模擬情境,激活學生感知隱性技能的契機與“認知場”。
(二)重視學生小組間的互動“互動式”教學模式在“新聞評論學”課程中的開展,不僅包括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還包括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即生生互動,這種互動方式不僅有利于所有學生的參與,并充分展示各自的個性,而且也有助于培養相互合作的精神。小組間的互動主要表現為各種興趣活動小組的建立,如報刊評論小組、廣播評論小組、電視評論小組和網絡評論小組。每組選定一個小組長,由老師給不同小組布置學習內容,以課堂上分組討論的方式完成。每一組在組長的協調下,搜集資料,歸納整理,制作課件,再由小組派代表闡述各自的意見,進行全班交流,發言結束后小組組員可以進一步補充內容,其他組同學則可以提問、質疑并就該話題進一步展開討論,最后由老師進行點評及總結。這種興趣小組的建立,能夠較為靈活地在學生間開展新聞評論的實踐教學,避免了常規教學中無法顧及每位學生學習的弊端,同時培養了學生的團隊精神和協作意識。
(三)應用多媒體教學手段教學手段的更新,也是“互動式”教學模式在“新聞評論學”課程中的重要體現。隨著現代電子技術的不斷發展,多媒體設備在課堂教學中已廣泛普及,其聲、光、電一體化優勢彌補了傳統教學方法的不足,使教學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更有利于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因此,在“新聞評論學”課程中,有必要借助多媒體教學手段來實現教學目標。但是多媒體教學并不是簡單的PPT的制作及播放,而是利用多媒體手段提供,諸如報紙評論的版面、文字內容、數據圖表、廣播評論錄音、電視評論視頻、網絡評論頁面等全方位的內容,給學生以直觀感受,培養學生分析評論材料、處理新聞信息的能力。
二、“互動式”教學模式在“新聞評論學”課程實施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教師應發揮主導作用盡管“互動式”教學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但并不意味著教師不參與教學過程,而是要在教學中充分承擔起自己的職責。這就要求教師必須充分備課,查閱相關資料,特別是對新聞評論的鮮活案例的積累,要精心安排課堂內容,控制好課堂節奏,巧妙設計情境,有效組織學生學習,同時在教學時間安排上給學生一定的自由度,讓學生有足夠的自主學習的機會和探究的時間。此外,“互動式”教學模式在“新聞評論學”課程中的應用也對教師的知識結構水平、業務實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不僅要有廣博的知識,如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等學科知識,還要有豐富的專業實踐經驗。鑒于此,教師需要參與到新聞評論的實踐中,一方面進一步深化書本理論知識,另一方面將第一手的評論內容直觀地展示在課堂中,讓學生參與點評,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教學相長的課堂氛圍。
(二)及時了解學生的反饋“新聞評論學”是新聞學專業課程中較難的一門課,“互動式”教學模式的應用是否能讓學生喜歡,是否能達到預期目標,是否能真正調動學生的主動性等等,這都需要教師定期收集學生的反饋意見,以便了解教學效果,掌握學生的學習動態,進一步改進教學方法。盡管“互動式”教學模式強調師生互動,生生互動,但學生課堂表現仍有差別,因此,要對熱烈互動的學生予以鼓勵和贊許,同時對不積極參與的學生進行激勵,保障每位學生都充分參與到課程中,只有這樣,才能使“互動式”教學得以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