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的細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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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魔鬼的細節范文
1.濕潤你的呼吸系統
引用溫熱柔和的飲料，如水果茶或檸檬水，能減輕鼻充血癥狀，更重要的是，它能最有效地避免呼吸系統的脫水現象，而干燥的呼吸系統會使你更容易受到感染。
2.常穿低跟鞋
鞋跟太高當然不行，但有點跟的鞋子并非對健康沒有一點兒好處。倫敦步態與姿勢中心專家西蒙每天都會穿著有跟的鞋。西蒙表示，很多人的腳、腿和背部出現了一些問題，都是因為經常穿著無跟的平底鞋造成的。穿著鞋跟高1.2厘米至1.9厘米的低鞋跟，可以減輕膝蓋和肌腱的壓力。夾腳趾的拖鞋和平底鞋，則會讓人的脊柱承受過多的壓力，可能造成X形腿，并引發其他脊柱疾病。
3.自然風干or完全吹干
洗發后用吹風機將頭發完全吹干，容易引起頭發干枯、分叉，甚至斷裂，但如果完全是自然風干的話，同樣會導致頭皮出現問題。因為洗發后頭皮上殘留了許多水分，如果停滯時間過長，可能會引起頭皮濕疹。因此吹頭發時盡量吹在發根部位，待發根大致干燥即可，發梢則可以自然風干。
4.開窗透透氣？
或許你不愛開窗，但從小就聽著爸媽說“開窗透透氣”長大。這種空氣的流通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趕跑病菌，但它并不在于窗戶開得有多大，更大程度上在于你的房子有多新。其實讓窗戶留一條縫或者全部打開，趕跑病菌的效果是類似的，而全部打開后吹入的塵埃反而可能帶來更多新的病菌。
倘若你家并不是新房子，且雜物居多，那很遺憾，開窗透氣對于減少病菌基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因為老舊的壞境使得病菌在縫隙等處根深蒂固，無法吹走；但如果你住在剛裝修好的房子里，那么新鮮的流通的空氣將會出奇有效地趕跑病菌。
5.蹺二郎腿的危害
這個看似舒服的小動作會使腿部血流不暢，容易造成靜脈血栓，同時使得上身姿態不佳，長期蹺二郎腿可能致使脊椎側彎、腰椎間盤突出。尤其是孕婦，千萬不要蹺二郎腿。此外，內科醫生還表明，患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的人，倘若蹺二郎腿，有使病情加重的可能性。
6.睡醒后需要做什么？
英國拉夫堡大學睡眠研究中心教授吉姆·霍恩指出，睡醒后立刻起身下床，很可能導致血壓忽然變動，從而引發高血壓、中風等疾病。要緩解睡前和睡后心腦血管壓力變化對血管的傷害，霍恩教授建議：
（1）醒后不要馬上起來，先在床上再躺上半分鐘左右；
（2）從床上坐起后，在床邊坐半分鐘；
（3）下床后靠床邊站立半分鐘，而后再活動。
這樣漸進性的活動可以讓身體各器官適應變化，減少猛然起床對血管的壓迫，有利于心律的穩定。
7.一大早就光腳可不好
很多腳部疾病都是由于起床時光腳產生的。腳每天都要承受我們全部的體重，因此每天都有部分組織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這些傷害需要通過夜間的休息來得到恢復。而早上起來光腳走路的話，腳后跟又會承受過重的負擔，夜間剛剛得到恢復的組織再次受到傷害。因此準備一雙底部厚實柔軟的居家拖鞋，對于保護你的雙腳至關重要。
8.金雞獨立來刷牙
英國萊斯特脊椎神經科和人體工程學顧問蒂姆建議你這樣做，因為這會使你的腹部深層核心肌肉得到鍛煉，讓你的脊椎更健康。蒂姆說很多人從來沒有鍛煉過腹部深層核心肌肉，刷牙時單腿站立是讓它得到短暫但有效鍛煉的最好方法。你可以先用左手刷牙、右腿站立，堅持一分鐘后，再換右手刷牙、左腿站立。堅持的次數越多，越能鍛煉腹部深層核心肌肉。
9.牙刷也“微波”
當你刷完牙后，濕漉漉的牙刷就變成了病菌孳生的溫床，所以你可以定期把牙刷放到微波爐里進行簡易消毒。如果你最近工作特別忙或者壓力特別大，那免疫力會變得比較薄弱，這時你最好每天早上把牙刷放入微波爐高火加熱10秒，這樣能夠有效殺滅可能引發各種疾病的病菌。此外，倘若你哪天發現自己患上了感冒，那可不要忘了給自己換把新牙刷。
10.盡快走出自責陰影
信不信由你，自責會使你更容易失去免疫力，從而患上各種疾病！這是由澳大利亞的研究人員，對超過三百名工人進行的為期三個多月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除了一些原本就有內疚傾向的人顯得比較體弱多病外，那些甚至本來對自己工作有很好掌控的人，假如在遇到難題時缺乏自信，或者在某件事出錯時傾向于責備自己，也就會變得更容易開始咳嗽或打噴嚏，甚至引起諸如牙齦腫脹、頭疼等不適癥狀。研究人員認為這種態度會使人們受到更大的工作壓力，而壓力，會有損人的免疫系統。
11.飛機上多活動
長時間坐著不動會加重背部及腿部關節的壓力，甚至會促成血凝塊的產生。在飛機上久坐不動就更加危險，地球引力使血液流回心臟，但在飛機上，地球引力明顯減弱，如果有血凝塊產生并流入肺部，就會引起致命的肺阻塞。
12.關注自己做運動
如果你和同去運動的閨蜜聊得熱火朝天，那也就意味著你沒法同時關注你正在進行的運動。紐約體育俱樂部健身顧問艾米·霍夫說，運動的時候閱讀、看電視或聊天都是糟糕的事。如果你要去鍛煉了，你就得集中精神關注你的身體，否則不僅得不到讓人滿意的效果，還容易損害肌肉。如果你需要同時做點別的好讓鍛煉不那么枯燥，不如聽聽音樂，以此替代使用你的眼睛或嘴巴。
13.吃飯墊報紙？
我國室內環境監測中心建議：吃飯時不建議用報紙墊桌子，特別注意餐具不要直接接觸報紙，否則很可能導致油墨污染。油墨中的主要污染物是重金屬，包括鉛、鉻、鎘、汞等，它們都可能對人體產生危害。特別是報紙彩頁，油墨面積大、墨層厚，如果長期吸入，可能影響大腦的中樞神經，對健康造成極大危害。在這個層面上而言，當日的新報紙危害要大于舊報紙。
最好的墊桌用紙是廚房專用紙，如果用報紙墊，就一定要避免手或餐具接觸報紙，以將潛在危害降到最低。
14.爛果肉剜掉再吃？
水果爛了怎么辦？大部人都不會一扔了之，而是將爛掉的果肉剜掉再吃，以為這樣就萬事大吉了。實際上，即使把水果爛掉的部分削去，剩余的部分也已通過果汁沾染了細菌的代謝物，甚至已經有微生物開始繁殖，其中的霉菌可導致人體感染多種疾病。因此，盡管有的水果只爛了一部分，但還是扔掉為好。
15.不要夾著電話筒
為了避免電話聽筒的滑落，不少人總不由自主地用脖子和肩膀用力夾住它，由此就會加重背部和頸部肌肉的負擔。且頸肩之間的肌肉在保持長時間的緊張狀態下，也會出現肌肉痙攣的現象。這一動作還可能會引起更嚴重的疾病——法國一名患者因長期在聽電話時將聽筒夾在下顎與肩膀之間，導致左眼失明，并且說話也出現困難。因此如果你無法改變這一習慣姿勢，那最好使用免提供能。
16.向手臂打噴嚏和咳嗽
無論是誰告訴我們“咳嗽或打噴嚏時用手捂住嘴”，這都是不正確的。因為這樣病菌幾乎會全部附著在雙手上，而你又會將它們傳播到其他物體上（包括人）。所以當你沒有手紙而又想咳嗽或打噴嚏時，你可以將手肘彎起來遮住嘴和鼻。畢竟，手肘和自己的臉或其他物品接觸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第2篇：魔鬼的細節范文
炎炎夏日正是全球電影一年一度的暑假黃金檔期。眼看今年的暑期檔就要過去，好萊塢的大腕給我們帶來了什么壓軸好戲?8月18日，一部由導演尼爾?伯格最新執棒的《魔術師》隆重上映了。影片的靈感出自于1994年獲得普利策獎的美國作家史蒂芬?米爾豪瑟的一個短篇小說。導演尼爾?伯格曾因自編自導了銀幕處女作《肯尼迪刺殺證明》而廣受影評人青睞，他用這篇小說成就了這個發生在1900年絢麗如油畫般的維也納的傳奇……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維也納，依然為封建社會的濃郁氣息所籠罩。不同的身份背景讓木匠之子艾森海姆(愛德華?諾頓)與貴族小姐蘇菲(杰西卡?貝爾)雖然相戀卻不得不天各一方。15年后艾森海姆以最驚世駭俗的超級魔術師的身份衣錦還鄉，蘇菲卻已不僅繼承了家族的公爵頭銜，還成為王儲利奧波德的未婚妻……這天，艾森海姆在表演過程中邀請一位“不怕死”的觀眾來協助自己，走上臺的竟是自己的初戀情人蘇菲!一身法力的艾森海姆利用自己的無邊法術，將美麗的蘇菲從王儲身邊奪走，并一手制造了無數奇幻事件，讓整個維也納皇室人心惶惶……
杰西卡?貝爾在好萊塢算得上是年輕新貴，但千萬不要因此認為她初出茅廬，更不要被她在《魔術師》中的天使形象所蒙蔽，她是2005年英國《時尚》雜志評選的世界上最性感的女士之一。據稱，這份雜志分別在全球物色了四名他們認為的當今世界上最性感的女士，她們分別是23歲的杰西卡?比爾，39歲的中國演員鞏俐，47歲的莎朗?斯通以及51歲的蕾妮?羅素。能與這些超級巨星并駕齊驅，杰西卡的魅力可見一斑。
生在明尼蘇達、長在科羅拉多的杰西卡在9歲時就走上了演藝之路，希望成為歌手，并在《安妮》《美女與野獸》《音樂之聲》等音樂劇中初試啼聲。在1994年舉辦的IMTA洛杉磯會議上，杰西卡成了當晚最亮眼的新發現。她獲得了由權威演藝機構“青年演員協會”頒發的獎學金，并被她的現任經理人杰夫?莫倫發掘。此后她成為一系列時尚雜志的焦點人物，并在1999年被《人物》雜志評為“世界50名最美麗人物”之一。
對杰西卡來說，在時尚與演藝之間似乎只是一個華麗轉身那么簡單。1996年，隨著華納電視網一部高收視率的電視劇《七重天》的播出，17歲杰西卡與她飾演的角色瑪麗一起，成為了家喻戶曉、深受歡迎的形象。此后，杰西卡擔任了歐萊雅形象代言人，一次又一次向人們展示她的完美膚色。
與年齡極不相稱的成熟與性感成了她大步向前的敲門磚。1997年與彼得?方達合演的《養蜂人家》和1998年的《一路闖關過圣誕》兩部電影，使貝爾的發展延伸到大銀幕。在《養蜂人家》中擔任主角過了把癮，也使杰西卡發現了電視角色的局限，于是想終結電視演出方面的協議，但《七重天》監制不肯放人。于是2000年，杰西卡一怒之下把“無上裝”照片刊登在《Gear》雜志上，讓周圍的人瞪大了眼睛。為《Gear》雜志拍攝之后三個月，杰西卡才滿18歲。獲得杰西卡的應允之后，該雜志刊登了她的半片，也促成了她電視合約的終結。
第3篇：魔鬼的細節范文
關鍵詞：公益性捐贈 功能 規模 結構
2004年，國內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以“敦促國家出臺政策鼓勵慈善家”為由，在《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一書中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的理論，指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的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兼顧公平和效率原則、側重公平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一收一支所進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自愿捐贈而進行的分配。如果說市場的第一次分配是一只“無形的手”，政府進行的第二次分配便是一只“有形的手”，那么以公益性捐贈等慈善行為代表的第三次分配則是一只“溫柔的手”。
公益性捐贈具有如下功能：一是經濟功能。使窮人得到的貨幣收益大于富人的貨幣損失，而富人在進行公益性捐贈時可以獲得精神滿足。二是社會功能。公益性捐贈不但滿足了捐贈者的最高層次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受贈者的較低層次需求，最終實現了大多數人的全面發展。三是道德文化功能。通過公益性捐贈能夠促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有機結合，在鼓勵公益性捐贈的過程中可以重塑我國積極向上的道德、價值標準。
一、我國公益性捐贈的規模
多年來，我國公益性捐贈的絕對規模總體呈擴大趨勢。排除1998年我國發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澇災害和2003年突發的非典疫情所引起的公益性捐贈總量陡增等特殊情況，1997年～2006年我國公益性捐贈的總體規模在逐步增長。據民政部的《2007年度中國慈善捐贈情況分析報告》披露：2007年，我國慈善市場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無論慈善大環境、公眾與企業界的捐贈熱情、慈善組織，都呈現出加速度的發展局面。據初步估計，2007年度，我國公眾和企業的慈善捐贈總額，達到了223.16億元，約占我國2007年GDP的0.09%。與2006相比，增長123%，而來自境外的捐贈總額達到86.09億元。兩項相加，總額超過309億元，與2006年相比翻了兩番。但是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公益性捐贈的相對水平仍然較低。據美國《時代周刊》報道，2002年美國個人捐贈的金額為1900億美元，相當于全國生產總值的2.1%，85%屬于個人捐獻，其中又有70%來自千千萬萬的普通人。2007年我國平民慈善占公益性捐贈的比重僅為14%，與美國的70%差距不小。我國2007年公益性捐贈占GDP的比重僅為0.49%，而美國為2%，加拿大0.77%左右，英國0.88%，荷蘭1%左右。
據民政部報告，截至2008年9月22日12時，四川汶川地震已確認69227人遇難，374643人受傷，失蹤17923人；全國共接收國內外社會各界捐贈款物總計594.61億元，實際到賬款物594.01億元，已向災區撥付捐贈款物合計268.8億元；已向災區調運的救災帳篷共157.97萬頂、被子486.69萬床、衣物1410.13萬件、燃油409.7萬噸、煤炭875.3萬噸。顯然，由于汶川地震影響我國公益性捐贈水平在短期內急劇提高，但必須認識到這只是偶然外因作用的結果，我國公益性捐贈規模亟待保持長期穩定擴大趨勢。
二、我國公益性捐贈的結構
（一）形式結構
在我國的公益性捐贈中，貨幣捐贈比實物捐贈更廣泛。除特殊年份外，我國貨幣捐贈量（社會捐贈款）增加的同時實物捐贈規模（捐贈衣被數）則呈現下降趨勢，尤其是2002年以來減少情況明顯。與貨幣捐贈相比，我國的實物捐贈情況不容樂觀，這也反應了我國公益性捐贈所得稅激勵政策缺乏對實物捐贈的鼓勵。
（二）來源結構
我國公益性捐贈的來源比較單一，僅依靠企業捐贈和個人捐贈，其中又以企業捐贈為主。根據民政部系統內的統計，個人捐贈所占比重不到20%，如果再加上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團體的公益性捐贈，企業捐贈遠遠超過了個人捐贈。西方國家的公益性捐贈資金來源比較豐富，由個人捐贈、企業捐贈、基金會捐贈和遺產捐贈構成。對比而言，我國公益性捐贈的來源結構顯得較為單一。
（三）流向結構
據《2007年度中國慈善捐贈情況分析報告》顯示，2007 年我國公益性捐贈款主要流向了十二個領域，按所占比例大小依次為：（1）助學；（2）扶貧、濟困；（3）救災；（4）修橋、補路、建房等公共工程；（5）助醫；（6）發展高等教育；（7）助殘；（8）發展體育與賽會支持（如特奧會、奧運會等）；（9）關懷兒童、婦女、老人；（10）環保；（11）文化、科技、宗教事業；（12）見義勇為、禁毒、擁軍等其它公益事業。從比例上看，助學、扶貧濟困與救災三項用度約占公益性捐贈總額的58%。這種公益性捐贈的流向結構與我國慈善事業的需求結構對口，一方面體現了目前中國的慈善事業主要致力于應急救助，另一方面體現了中國慈善的根本關注點在于人的可持續發展。
從以上三個結構現狀可以看出，現階段我國公益性捐贈結構正處在調整轉變過程中，仍有待繼續優化。縱觀我國公益性捐贈的規模和結構，雖然我國公益性捐贈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甚大，但是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國存在著鼓勵發展公益性捐贈的巨大空間和潛力。而公益性捐贈的現狀所呈現出來的最大特點就是政府始終在其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尤其體現在公益性捐贈所得稅激勵政策的影響上。因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完善我國公益性捐贈的所得稅激勵政策。
參考文獻：
第4篇：魔鬼的細節范文
[關鍵詞] 股權結構公司績效回歸模型
一、引言
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內在聯系，因為股權結構是決定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而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最終會表現在公司的經營績效上，所以股權結構是公司績效的重要影響因素，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間存在相關關系。
二、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關系的分析及研究假設
股權結構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指各股東持有股份占公司總股本的比重，反映的是股權集中程度；二是指公司股份由哪些股東持有，說明了持有者的身份性質，反映的是股權所有制的不同。
1.股權集中程度與公司績效的關系
股權集中程度即一個公司股權的集中或分散程度。大體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股權高度分散，公司沒有較大的股東，所有權與經營權基本完全分離；二是公司擁有較大的相對控股股東，同時還擁有其他大股東：三是股權高度集中，公司擁有一個絕對控股股東，該股東對公司擁有絕對的控制權。
當股權高度集中時，公司控股股東有權選擇公司的經營者或者直接擔任經營者，有利于公司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但是監督機制的作用很難發揮，因為一方面公司的經營管理者無法對自身的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另一方面公司小股東缺乏監督的積極性和動力。股權高度集中不利于人的更換，同時其他公司成功接管目標公司的可能性往往較小，不利于外部接管和權競爭等外部治理機制發揮作用。
當股權高度分散時，容易形成嚴重的“內部人的控制”，經理人員的利益很難與股東的利益相一致，不利于公司的經營激勵機制發揮作用。分散的股東們各自都存有“搭便車”的動機，即都想去享受監督所帶來的收益，而不愿意承擔監督成本去進行監督。眾多小股東沒有機會也沒有動力參與公司治理，導致了經理更換的可能性小，權爭奪不大可能發生。但股權分散卻有利于各中小股東在資本市場上通過“用腳投票”對經營者進行間接約束。
當股權適度集中時，相對控股股東對經營者的監督具有一定優勢，他們不會像小股東那樣“搭便車”，監督成本與他們進行較好的監督所帶來的收益相比，后者往往大于前者。此時，公司有若干個大股東存在，最有利于經理人員在經營不善時被迅速更換，因此股權適度集中型的股權結構最容易形成權的競爭。通過對經營管理者的無形的壓力，使其努力工作為公司經營績效的提高做出貢獻。股權適度集中，相對控股股東擁有一定數量的股權和控制權，一般情況下激勵是有效的，但如果某種經營活動對他個人帶來收益，對公司帶來經濟損失，且他的收益大于他按比例應承擔的經營損失，他可能會考慮去從事這種經營活動，因此，經營激勵的作用機制變的復雜起來。股權適度集中情況下，內部發生收購行為較容易成功，相對控股股東會阻撓惡意的外部收購的行為。
綜上所述，股權適度對集中的股權結構對公司治理的機制的發揮較為有利，更能促進上市公司績效的提高。由此我們提出研究假設:
1.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關系是倒U型函數關系，即上市公司績效先隨著股權集中度提高而增加，而后會隨著它的繼續提高而減少。
2.股權所有制結構與公司績效的關系
所有制結構即從所有制的角度來區分股權結構，包括國有股、法人股、流通股三種類型。股權結構中股東的性質和行為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公司的經營行為。不同性質股東其持股目的和動機的不同決定了其行為取向的不同，由此影響著公司治理模式的選擇和效率的高低，進而對公司經營業績產生影響。
國有股持股主體的行政化因素使其有可能以政治功利和行政目標的混合物來代替股東目標，國有資本人格化代表的缺位加大了“內部人控制”帶來的問題,容易形成“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企業的經理人員可能會以出資者的利益為代價，利用所控制的資本為自己謀取利益，致使企業整體效益低下。由此可提出研究假設國有股比例與公司績效呈現負相關關系。
法人股比國有股更加具有“經濟人”人格化特征,法人進行股權投資的動機在于獲得投資收益、跨行業經營以及實現規模經濟等等。法人股東一般不會以“投機”代替“投資”。傾向于從事長期投資。法人股東的持股比例越高，其利益與公司的利益就越一致，因而越有動力去監督經營者.而且愿意為此付出高的監督成本和激勵成本。由此可提出研究假設3：法人股比例與公司績效呈現正相關關系。
我國上市公司中的流通股股東對參與公司治理的興趣并不大，一是主觀上絕大部分的流通股股東只對短期利得感興趣；二是流通股股東的經濟實力相對較弱,一般都擁有企業較小的股權份額,由于監控的成本與效益不匹配的原因,在他們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搭便車”現象。由此可提出研究假設4：流通股比例與公司績效無關。
三、回歸模型中變量的確定
采用回歸的方法研究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間的關系，需要確定三類變量：股權結構變量、公司績效變量和控制變量。
1.股權集中度和股權所有制結構的度量
對于股權集中度的度量有以下兩種方法:
(1)CRn指數。指公司前n位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本文選取了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
(2)赫芬達爾(Herfmdahl)指數。指公司前n位大股東的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該指標的效用在于對持股比例取平方后，會出現馬太效應，即比例大的平方后與比例小的平方后之間的差距拉大，從而突出股東持股比例之間的差距。
本文研究的股權所有制結構變量包含三個變量：國有股比例（GJG），即國家持股數量與公司總股本的比值；法人股比例（FRG），即法人股占上市公司總股本的比例；流通股（LTG），即可以流通的社會公眾股占上市公司總股本的比例。
2.衡量公司績效的指標選擇
關于公司績效的界定，由于上市公司經營業績表現趨于多元化，因此，任何單一指標對于評價公司績效來說都存在一些不合理之處，不能全面、真實反映公司績效狀況，也就不能真實反映公司績效和股權結構的關系了。
每股收益（EPS）和凈資產收益率(ROE)是上市公司在年報中披露的兩個重要指標，一般作為投資者衡量一個上市公司績效好壞的最重要的指標，對于股價在二級市場的表現有重要影響。不過這兩個指標在評價過程中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凈資產收益率指標(ROE)作為公司首次公開發行、配股和進行特別處理等的考核指標，目前企業對這一指標進行盈余管理的現象十分嚴重。企業通過會計方法的改變來操縱可操控的應計項目和通過安排關聯交易虛增企業的凈利潤，進而提高凈資產收益率。因為凈利潤被虛增，每股收益這個指標同樣被提高。
主營業務資產收益率（CROA）與凈資產收益率（ROE）相比則具有一定的不可操控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企業盈余管理的空間。這是因為當前計算這一指標的分母為總資產，它避免了計算ROE時很多企業賬面凈資產很小甚至為負的情況；而且，這一指標的分子考察的是主營業務的凈利潤，這就杜絕了應用非主營業務進行利潤操縱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認為，分別選用凈資產收益率(ROE)和主營業務資產收益率(CROA)及每股收益(EPS)三個指標作為代表公司績效的變量，更能夠比較全面真實地考察出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的關系。
3.公司績效控制變量的選擇
控制變量是指能夠對公司績效產生重要影響，對績效有充分解釋能力的指標變量，本文采用以下4類指標作為公司績效的控制變量。
(1)資產負債率(DAR)：資產負債率表明了公司資金的利用效率與存在的財務風險大小，會對于公司績效產生重大影響。對中國上市公司來說，資本結構對于績效存在影響，但具體的作用方向并不明確。在國外的文獻中一般是將其作為衡量公司避稅能力的指標。
(2)公司成長性（GROW）：在衡量公司的價值時，公司的成長性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在有效率的資本市場上，具有高增長速度公司的應該有更好的績效表現。它表明了公司發展潛力，進而反映出公司的管理能力。反映公司成長性的指標有凈利潤增長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等，由于主營業務收入更加真實，不易被上市公司操縱，因此本文認為應采用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作為成長能力分析指標。
(3)公司規模（ASSET）：公司規模無疑會對公司績效產生巨大影響。本文采用國內外學者慣常的做法，用公司資產總額表示公司規模。考慮到公司規模一般都較大，因此在回歸模型中以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作為公司規模的衡量指標。
(4)行業虛擬變量（HYi）：不同行業的競爭程度以及不同行業性質的差異對公司績效有很大影響。所以，在研究股權結構和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時必須要考慮行業的因素。
表 變量說明
四、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關系的回歸模型
在確定了公司績效指標、股權結構指標和控制變量后，我們就能夠構建考察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關系的回歸模型。
考慮到股權結構變量CRn指數和Hn指數，屬于同一類指標，具有高度相關性，另外，股權所有制結構變量的和為常數1，即LTG+FRG+GYG=1，它們具有多重共線性，因此，為了避免產生共線性，需要對各股權結構變量分別帶入模型進行回歸，研究其對被解釋變量，即公司績效的影響。
本文選擇了三個公司績效衡量指標，它們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公司績效，需將其分別帶入模型中進行回歸，對于每一個股權結構變量，都可以得到三個模型的回歸結果，如果三個回歸結果一致，就可以認為該結果是真實可信的，可以用來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設。
綜上，可以建立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的回歸模型：
PER=C+β1DAR+β2GROW+β3ASSET+∑γiHYi+α1STU+α2STU2+ε
第5篇：魔鬼的細節范文
【關鍵詞】血液分析儀;靜脈血;末梢血;血常規
作者單位:250000 山東省臨沂河東區湯頭中心衛生院
隨著檢驗設備自動化程度的升高,各級醫療單位己基本普及全自動或半自動血球計數儀,這使得檢測結果快速而準確,極大的提高了血常規檢驗的水平和工作效率。但大多數血球計數儀需要采用靜脈血,如果是末梢血的話,需要放置3~5 min后再測定。而多數學者認為除嬰幼兒外,均應用乙二胺四乙酸鹽(EDTA-K2)抗凝的靜脈血[1,2];臨床工作中也常常遇到血液標本混雜的情況。為了探討血液分析儀測定靜脈血和末梢血血常規結果是否有差異,對我院82例住院患者采集靜脈血和末梢血,測定8種指標,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隨機選取2009年在我院住院的患者82例,男53例,女29例,年齡在21~62歲之間,平均為38歲。其中60例住院患者均在晨間空腹時,采集靜脈血和末梢血,靜脈血用EDTA-K2抗凝,末梢血用配套稀釋液稀釋。另外,選擇13例患者在相同條件下,采集靜脈血,EDTA-K2抗凝。9例患者在相同的條件下,采集末梢血,用配套稀釋液稀釋,每例患者在兩周內均采血3次。
1.2 儀器與試劑
日本產SySmex血液全自動分析儀,型號:POCH-100i。稀釋液、溶血素、清洗液全部為儀器配套試劑,質控液為美國貝克曼公司生產。
1.3 實驗方法 在晨間對空腹對象用一次性注射器從肘正中靜脈采血1 ml,注入濃度為150 g/L的EDTA-K2 30 μl抗凝的硅化塑料管中,充分混勻[3]。同時嚴格按照末梢采血方法和要求,進行手指采血20 μl注入含1.6 ml稀釋坡的硅化塑料管中,充分混勻。靜脈血和末梢血均按照全自動血球計數儀的標準操作程序檢測,系統的樣品模式調為預稀釋,分別對手指血標本進行檢測,系統的樣品模式調為全血,分別對靜脈血標本進行檢測。當天所采取的樣本均在采血后0.5~4 h內上機測試完畢,測定前必須做質控,在控時再做標本。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1.0統計軟件。記數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計量資料采用配對樣本t檢驗(P
2 結果
用血液分析儀對60例住院患者的靜脈血和末梢血進行血常規測定,結果顯示,兩組中WBC、RBC、HGB、MCV、MCHC、PLT的數值均有明顯差異(P
表1
靜脈血和末梢血血常規的測定結果
項目末梢血靜脈血P值
WBC(×10.9 /L)6.8±2.56.3±2.1
RBC(×10.12/L)3.8±0.73.9±0.6
HGB(g/L)100.8±17.6110.1±16.7
HCT0.33±0.040.34±0.05>0.05
MCV(fL)89.1±5.886.8±5.5
MCH(Pg)27.7±9.127.8±5.2>0.05
MCHC(g/L)297±26.5318±21.3
PLT(×10.9/L)225±79.8237±63.5
3 討論
全自動血液分析儀可檢測WBC、RBC、HCT、MCV、MCH、MCHC、PLT等18項或更多參數,且有血細胞的分布直方圖,除用于一般患者的血常規測定外,對篩檢貧血患者、血液病患者的分類法診斷等都有很大的參考意義。通過以上結果分析可知,采集靜脈血和末梢血檢測血常規,兩組WBC、RBC、HGB、MCV、MCHC、PLT的均有明顯差異(P
參 考 文 獻
[1] 陳俊,朱紅青,陳如昌,等.末梢血和靜脈血Coulter-JT血細胞計數儀檢測結果分析.臨床檢驗雜志,2004,17(1):24.
第6篇：魔鬼的細節范文
關鍵詞：盾構法，大規模應用，解決措施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lso get great development. Shield law as a new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nderground projects get the large-scale application. However, in the shield tunneling applications,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problems to be solved.
Keywords: shield law, large scale application, solution measures
中圖分類號： U455.4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隨著我國城市化建設的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及需求得到了極大提高，對于交通運輸行業的需求也有著越來越高的要求，尤其對于北京，上海，廣州等各大城市來說，其生活節奏也越來越緊湊。在我國的很多城市已經開始了地下鐵路的建設工程。因為在這類地下工程中施工場地、道路交通等城市環境因素對施工有著諸多限制,一些傳統的施工方法已經不能夠很好的適應逐漸提高的施工要求。盾構施工法作為新興的施工方法，在對城市正常機能影響很小的隧道施工得到了極其廣泛的應用。盾構法(Shield Method)作為一種暗挖法施工中的全機械化施工方法，主要是在地中推進盾構機械，利用盾構外殼和管片對四周圍巖的支撐避免往隧道內的坍塌發生，并使用切削裝置在開挖面前方開挖土體，使用出土機械將挖土運出洞外，在后部利用千斤頂加壓進行頂進，同時將預制的混凝土管片拼裝，使隧道結構形成的一種機械化施工方法。
一、盾構法在應用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盾構法已經在城市地鐵、公路。鐵路等諸多施工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其快速安全、對地面建筑物影響小等諸多優點使得其施工質量得到有效保障。然而，我們也不難發現，作為一項新興的施工技術，在其應用中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主要體現在施工中盾構選型的不合理、盾構法施工勞務外包、管片設計不合理以及安裝與設計人員分離、專業的人才隊伍不完善、管理經驗不足等。
1、對盾構選型認識不足
通常在隧道施工中盾構法的采用具有較強的針對性，盾構機本身需要適應工程的施工條件，在施工中對盾構機的合理選型直接影響著掘進施工的成效。盾構機主要在城市地鐵建設中應用，而因為不同的城市有著不同的地鐵隧道直徑，這就造成不能使用同類的盾構機進行施工。另外，部分施工企業對盾構法及其選型的認識存在不足，對于盾構機的選擇并不能很好的適應施工條件，其經濟性較差。除了這些，盾構機刀盤的驅動功率、扭矩等的儲備不足，葉片的耐磨性較差等，都會造成在一些特殊地層中的掘進較為困難，在施工中增加風險。
2、盾構法施工勞務外包存在弊端
目前，施工的大部分企業都采用的是勞務外包模式，這種模式有著一定的弊端：
（1）在施工中，工作意見不統一、做法不一致的現象極易出現，使包工隊與盾構機操作人員之間極易產生矛盾，造成所有的施工人員間的相互配合不能積極有效的進行，不能形成有效統一的整體，對整個工程的正常施工和施工進度產生影響。
（2）因為勞務外包是總價包干，包工隊為了使成本節約，通常減少施工人人員，使得施工人員的數量出現不足，特別是在拼裝管片人員不足時，不但會增加勞動強度，還會造成一些質量問題，比如錯縫、錯臺等，對隧道質量和施工效率產生影響。
3、管片的設計施工不合理
（1）管片的設計不合理
盾構法施工對多個環節有所涉及。對施工實際情況的考慮不充分，會造成不合理的管片設計。另外，由于每個人的地質知識和施工經驗存在差異性，有時候對地質很可能會出現誤判，造成盾構機卡在施工隧道內，在處理時就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人力、物力，造成了極大的浪費。
（2）拼裝人員和操作人員信息交流不通暢
在目前的工程施工中，采用盾構法時，往往存在著管片拼裝人員與操作人員缺少溝通，相互之間沒有流暢的信息交流。在二者之間存在矛盾或施工是在夜間時，極易出現施工疲勞，在盾構機操作人員施工時，拼裝人員會進行短暫的休息；而拼裝人員進行管片拼裝時，操作人員也會利用這段時間進行休息，甚至會出現一個工班都沒有交流信息，使工程施工質量難以得到有效保證。
4、人才隊伍不完善
在當前的盾構法施工中，往往存在這樣的問題：不能及時排除盾構機的故障；對盾構機的維護保養不能使盾構法施工需要得到滿足；不能嚴格執行掘進命令；對于突發事件處理不當或是經驗不足等等。這些問題都源于盾構法施工隊伍的不完善。隨著盾構法施工的普遍應用，其中專業人才不足、技術力量較為薄弱、操作人員的水平良莠不齊、維修力量不符合要求等都是在施工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5、施工管理經驗不足
盾構法施工是一種流水線式的工廠化作業，由多個環節構成，對其要有嚴格的施工管理。然而在部分的施工企業中，對于盾構法的管理相對較為薄弱，這除了是由于盾構法施工項目較多，專業的管理人員存在不足之外，盾構法施工管理的經驗相對不足，管理力量較為薄弱。在施工中決策的不及時或失誤很可能使工程出現事故隱患。
除了上述這些問題之外，在盾構法的應用施工中，盾構設備的利用率較低、施工工期的延誤、施工額外成本較多、施工區間分散等都是普遍存在的問題。
二、解決措施
1、對盾構法選型要有正確認識
第一，要根據施工對象對盾構機選型準確選擇。在施工中，水文地質、地貌特征、建筑物等特征都有著極大的差異性，所以在盾構法施工中，要對盾構機使用地域的地質特征和工程特點進行認真分析，做到盾構機的準確選型，使其使用可以和工程實際相互配合。
第二，盾構機的刀盤功率、扭矩及耐磨性等要有一定的儲備系數，螺旋輸送器的耐磨性要高，使一些特殊地段的施工要求得到滿足。
第三，在盾構機的使用設計中，不但要對某一標段的地質狀況適應，還要對大部分的地層適應，使使用周期內的不同標段的穩定配置和改造要求得到保證。
第四，對盾構機使用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顯著問題進行深入了解分析，對設計方案進行優化改進。
2、制定符合盾構法施工實際的要求標準
盾構法施工的直徑標準不統一，對盾構法施工的標準化有著很大的制約。因此，相關的部門需要對盾構法施工隧道直徑制定規范的要求標準，對地鐵隧道施工市場進行統籌規劃。
3、對已積累的施工經驗進行借鑒
盾構法施工的大規模應用，需要在施工中，對城市已有單位的盾構施工經驗虛心請教并仔細借鑒。另外，根據對地質條件和相關施工規范的了解、分析，對盾構法的施工方案和應急預案進行詳細制定，對施工中的各項參數進行制定，對盾構機掘進的模式進行確定，按照施工方案和參數嚴格施工。但要注意的是對總結的經驗不能生搬硬套。
4、對人才激勵機制進行完善
要使隧道質量得到保證，就要使盾構法的施工人員隊伍穩定，對于人才的選用要非常重視。首先，通過以薪酬為主的激勵管理體制，對操作人員在施工中的成績予與肯定，提高他們的工資效益，激發施工人員的工作熱情，保持人員隊伍的長期穩定；此外，在工程管理中，要做好和施工人員的溝通，對他們的意見建議多多聽取、關注，為他們提高一定的培訓，使他們積極的展示自己，為其發展提供良好的平臺，使其產生成就感，增強工程項目中員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總結：
作為一項復雜的綜合性施工技術，通過這些年來的不斷發展，盾構法施工己經形成了一套較為成熟的施工技術，開始廣泛應用于地鐵工程建設。這就對其施工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其大規模應用中，不可避免的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這就需要施工人員不斷的學習、實踐，進一步對相關的施工技術以及施工質量監測重點進行熟悉掌握，有效保證盾構法的施工質量、施工安全，使其大規模應用得到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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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懷志.盾構法施工過程中的常見問題及防治措施[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上旬刊), 2009,(08)
[3]朱偉,陳仁俊.盾構隧道施工技術現狀及展望(第1講)——盾構隧道基本原理及在我國的使用情況[J].巖土工程界, 2001,(11)
第7篇：魔鬼的細節范文
關鍵詞：合作,模式,結構,分析,民間,政府,
城市軌道是一種依托軌道運行、借助電力驅動，以列車編組方式在城市區域快速行駛的交通工具，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軌道交通系統包括地下鐵道（地鐵）、城市鐵路（含市郊鐵路）、輕軌、獨軌及新交通系統等多種模式。
城市軌道交通（以下簡稱“地鐵”）在城市住宅區、交通運輸中心和工作地點之間提供了一個快捷便利的連接。從學角度看，地鐵項目兼具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的特性，即地鐵運輸服務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和有一定排他性的基本特征，屬于準公共產品。上純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純私人產品應由民間部門通過市場提供。準公共產品既可以由政府直接提供，也可以在政府給予補助的條件下，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即政府和民間合伙的方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簡稱ppp）。由于地鐵項目具有投資額大、專業技術復雜以及關乎民眾日常生活等特點，所以該領域的ppp實踐非常具有挑戰性。本文擬從操作層面上對地鐵ppp實踐中各種可供選擇的結構進行，文章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討論了ppp的定義和基本結構，闡明風險在政府和民間部門之間分擔的本質；第二部分討論了地鐵項目中實行ppp的意義；第三部分討論了地鐵ppp實踐中應重要考慮的因素；第四部分重點分析地鐵領域可供選擇的ppp結構的種類及各自優缺點；第五部分為結論。
一、ppp的定義和基本結構
1、定義
ppp模式是90年代在西方開始流行起來的，以歐洲居多。ppp最核心的是為了完成某些有關公共設施、公共交通工具及相關服務的項目而在政府機構與民間機構之間達成伙伴關系，簽署合同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以確保這些項目的順利完成。
采用ppp模式建設項目，其中一個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就是如何平衡參與項目建設的政府部門與民間部門的不同利益及要求，因為這兩個部門分別具有不同的偏好和效用函數。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政府部門一般會要求由民間部門實施的地鐵工程及服務項目要達到相應的質量要求，且公眾的利益要得到相應的保障；從貸款人的角度來看，貸款人希望能夠有適當的保障收回其向地鐵項目提供的貸款；而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社會投資者則希望能通過取得政府對項目的適當支持和協助，確保從其所投資的地鐵項目中取得穩定和適當的投資回報，運用ppp模式進行建設的項目中，如何平衡上述不同利益方的利益及要求，不同項目會有不同的答案。
ppp的關鍵因素是，在不損害項目經濟平衡的前提下，必須分別根據政府和民間各自不同的風險管理能力來分配項目風險。另外，不能簡單地將ppp視為公用事業的私有化，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民間和政府投資在項目中的參與度和主導地位的差異[2]（見圖1）。私有化的項目運作完全通過市場由民間資本主導，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常有限，政府投資是消極的，而民間投資則是積極的；而在ppp過程中，政府始終在項目運作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往往不僅是項目的投資者，而且還是項目建成后運作中的監督者，政府投資是積極的，而民間投資則是消極的。
2、2、基本結構
ppp本身其實是一個內在結構相對靈活的模式。它可以通過各種不同的結構安排來加以實施。我國現有一些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已經通過特許權以及共擔風險的安排引入了ppp模式。ppp的基本組織結構如圖2，當然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由于項目的差異性，還要視具體情況而定。通常情況下，雖然采用的均為ppp模式，但具體到不同項目時，其結構或多或少存在差異，我們將在本文第四部分詳細分析地鐵ppp實踐中那些常見的結構。
二、ppp模式的優勢
ppp模式下，政府部門和民間部門可以取長補短，發揮政府公共機構和民營機構各自的優勢，彌補對方身上的不足。ppp可以以最有效的成本為公眾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其優勢如下：
1、有利于轉換政府職能，減輕財政負擔。政府可以從繁
重的事務中脫身出來，從過去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變成一個監管的角色，從而保證質量，也可以在財政預算方面減輕政府壓力。
2、有利于提高項目運作效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節約成本：規模經濟，創新技術和富有靈活性的項目程序可以幫助降低成本。共享風險：當地政府可以和民間機構共同分擔風險，而且風險將通過項目評估時的定價而變得清晰。收入增加：政府民間合伙制可以引進一些在傳統體制下沒有的創新性收入。項目執行更有效率：將項目設計、建造、營運、管理有效的結合起來可以提高項目執行效率。資金籌集：可及時籌集所需資金，提高效率。從協調性來看，有些大規模的投資，特別是初期投資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下，通常采用ppp模式較好，分散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做各種各樣的投資安排。
3、提高公眾的社會福利，有利于公共設施服務質量的提高。民間機構以實現盈利為目的，只有提供優質的服務才可能贏得顧客。
三、地鐵項目ppp的特殊考慮
1、區域規劃考慮
地鐵交通需求通常被定義在“區域結構規劃”之內的最高水平。這些規劃指出了城市社會和經濟情況并包含了諸如就業和人口趨勢、開發區域（住宅的和商業的）；以及支持這些規劃所需要的現在和未來基礎設施的詳細情況。規劃的各個方面都對地鐵ppp項目的成功有直接。ppp公司需要了解政府長期規劃是否繼續支持或者允許地鐵的增長。發展區域將影響地鐵現有布局和延伸。現存的或其他計劃的交通方案也會影響地鐵布局和效益。一般來講，ppp公司不能接受這樣高的風險，并且會尋求政府補償以應對“區域結構規劃”變化對地鐵造成的影響。政府需要檢查其實際情況并決定是否能夠和愿意按此執行。
2、政府投資考慮
關于ppp沒有硬性死板的準則，實踐經驗使ppp方法不斷完善，框架結構中也引入了更多的風險分配方案。幾乎在所有的地鐵項目中都不能期望憑借運營系統的車票收入來滿足地鐵的建設、維護和運行。對于大多數的地鐵項目，可以用于運營和維護的車票收入在建設成本的0%-20%之間[3]。因此不可避免的，需要有一些政府資金投入，不同國家的公共采購制度將制定這筆資金可以用于工程項目的種種方式。這可能會影響ppp方法的可行性或者至少在其建立和運行時制定限制因素。
ppp不是僅僅將項目建立起來。它需要以可行性報告為依據制定政府發展規劃并據此明確界定要求。ppp方法的最終目的是提供一個有效率的體系，使特許經營期內的服務水平可以測量，同時服務成本低于傳統方法。
3、政府補貼考慮
地鐵項目一般不適合完全由ppp公司全額投資，因為其建筑/采購成本一般比特許期的車票收入要高很多（雖然對于一些輕軌或者有軌電車來說建造成本較低，全額投資可能可行）。特許期的價值可能會通過授予車站或地面周邊的開發權來增加，但是這需要一個合理的比例。還可以以票價補貼形式提供支持。實行任何與地鐵或政府提供土地相關項目的稅收減免也是常見做法。地鐵開發貸款可以由ppp公司或者政府安排，享受優惠利率。
四、可供選擇的ppp結構
1、公司化結構
政府與社會投資者通過談判組建由政府控股的地鐵公司，政府授予地鐵公司特許經營權。整個地鐵項目的投資建設和運營都由一個公司實體承擔，該公司實體可以在市場籌集資金，并通過單獨的供應、咨詢、建設等合同引入專門的設備供應商、建筑承包商以及其它社會專業技術顧問（圖3）。這種結構的典型案例就是香港地鐵公司和2004年5月1日剛改建而成的東京地鐵公司。
香港地鐵有限公司前身為香港地下鐵路公司，是1975年根據地下鐵路公司條例成立，在香港建造、經營集體運輸鐵路系統。99年3月3日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宣布政府計劃透過出售香港地鐵公司少數股權并將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2000年4月26日香港地鐵有限公司(以mtr corporation
limited名稱)正式注冊成立。根據2000年6月30日正式生效的新地下鐵路條例，香港地鐵有限公司在上和原香港地下鐵路公司為同一實體。私營化公開招股香港地鐵有限公司法定授權股本65億港元(每股面值1港元)，已發行并繳足股本50億港元，其中財政司司長法團持有4999999999股份（擁有100％投票權），俞宗恰（港庫務局局長）持有1股份。財政司司長法團和俞宗恰以信托形式為政府持有該等股份。
改制后的東京地鐵公司資本為581億日圓，中央政府持有53.4%的股權，東京地方政府46.6%的股權，2003年的營業額為32360億日圓。負責東京市內8條線路的運營和新線的建設。的運營里程為183.2公里。
這種結構的優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吸引資本進入軌道建設領域，減少了項目對政府財政的資本需求；2）通常情況下政府在地鐵公司占有絕對控股地位，保證了政府部門對地鐵這種關系公眾利益的公共事業的控制權；3）地鐵公司可以通過招投標的方式確定項目的設備供應商以及土建承包商，便于與協調各方利益的各種制度安排協調，具有較高的靈活性；4）使采購成為“最佳模式”，有利于降低項目建設成本。
這種結構的缺點在于：1）向社會投資者轉移的項目風險很少，主要的風險仍由政府來承擔，對社會投資者的激勵不足；2）資產仍保留在政府部門的資產負債表上，對政府財政仍具有顯著的；3）社會上專業技術和技能向項目的轉移有限。
2、設計－建設－融資－運營（簡稱“dbfo”）結構
政府將地鐵線路的設計、建設、融資和運營都特許給社會投資者進行。這可能是世界各國地鐵ppp模式中最為普遍采用的模式（見圖4）。是對某一線路或系統的設計、建設、融資和運營進行綜合的、長期的特許經營。相對于公司化結構，dbfo結構在發揮社會投資者的作用方面更加進取。這種結構的典型案例就是英國的輕軌項目，包括曼徹斯特、克羅伊登、諾丁漢等地[4]。
這種結構的優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就責任和接觸點而言，政府部門只面向單一對象，即dbfo特許經營項目公司，便于監管和控制；2）具有透明和相對簡單的結構；3）便于工程采購的組織和實施；4）有較多的市場先例可供。
這種結構的缺點在于：1）缺乏靈活性，例如無法解決不同特許經營期安排；2）從機構的角度看，項目公司融資屬于“項目融資”，沒有股東的擔保，只能以項目未來收益作抵押，風險較高，因而導致融資成本更為昂貴；3）社會投資人的目標和觀點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土建工程承包商持短期觀點；而運營商持長期觀點，容易產生利益沖突。
3、分割特許經營結構
政府部門將地鐵項目的建設和運營分別授予兩個單獨的專業公司，由雙方相互協調完成項目的建設。通常基礎設施建設公司由政府控股，負責項目的土建工程和信號系統的建設；運營公司由社會投資者控股，負責地鐵的運營和維護，并與基礎設施建設公司協商公同進行車輛設備的投資（見圖5）。比較典型的案例就是曼谷的地下藍線項目，全長20公里，政府（mrta）負責基礎設施工程建設，社會投資者負責車輛及設備投資（約占總投資20％），并負責運營和維護。還有馬尼拉輕軌3號線項目，mrtc負責設計、融資、建設輕軌3號線工程，并在完工后將工程移交給dotc，dotc負責輕軌3號線的運營，mrtc負責特許期內的維護及其他商業業務開發，dotc以租金形式在特許期內償付mrtc的建設資金投入，mrtc以租金形式與dotc共享商業開發收入（50年）。
這種結構的優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向合適各方分配風險和激勵，充分利用專業化分工優勢，提高了項目風險管理的效率；2）建設和運營特許實施具有相對獨立性，不會由于一方面的變更而影響另一方面的實施，模塊式特許經營管理有利于制訂基準和擴展，提高項目運作的效率；3）政府部門和社會投資者控股的運營公司之間存在更緊密的聯系和控制關系；4）具有較高的靈活性，公共部門可以保留基礎設施公司或運營公司的作用。
這種結構的缺點在于：1）政府部門承擔了建設公司和運營公司協調風險；2）使項目的采購和實施更為復雜；3）無法對基礎設施的支付轉移市場風險（或至少需要政府支持）
4、混合結構
這種結構類似dbfo結構和分割特許結構的混合體，即政府部門將地鐵的建設和運營一起授予一個特許經營公司。但該特許經營公司隨后在下一合同層次上將基礎設施和運營授權再作拆分，分別由不同的專業公司進行運作（見圖6）。這種結構綜合了dbfo和分割特許機構的優點，比如像dbfo一樣政府只面向單一接觸點，便于監管；同時又像分割特許結構那樣，實現了向不同專業公司分配風險和激勵的目的，而且還具有較高的靈活性。但是這種結構也
存在一些缺點：比如政府可能需要向資產提供融資支持，建設和運營部門的協調風險仍然存在，但政府卻對其控制力減弱，而且這種結構目前在實踐中還不常用，很少有可供借鑒的案例。
參考：
[1]cliffordchancelimitedliabilitypartnership,thelocalgovernment(contracts)act1997:pavingthewayfor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withlocalauthorities.
[2]raminasamii,lukn.vanwassennhoveandshantanubhattacharya,insead,fontainebleau,france,aninnovativepublic–privatepartnership:newapproachtodevelopment,worlddevelopmentvol.30,no.6,pp.991–1008,2002.
[3]houseofcommons,privatefinanceinitiative(pfi),21october2003,researchpaper03/79
[4]曹遠征《公共民營合作制及其在的》天則所公共事業研究中心。
[5]王俊豪《英國城市公用事業民營化改革評析》作者系浙江財經學院副院長，教授，經濟學博士，天則公用事業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是產業組織與政府管制。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國家社會基金項目的成果。
[6]王灝《關于北京軌道交通投融資的研究與建議》專題研究報告，2003年。
[7]王灝《關于北京軌道交通投融資問題的研究與建議》，城市軌道交通首屆中青年專家論壇文集，2002。
[8]王灝《加快ppp模式的研究與應用推動軌道交通市場化進程》，《宏觀經濟研究》2004年1期，第47-49頁。
第8篇：魔鬼的細節范文
關鍵詞:中國電影史;民族放映業;明星公司
雖然直到1905年任慶泰的戲曲紀錄片的拍攝才拉開了中國民族電影業的序幕,然而從1896年上海徐園“西洋影戲”的首次放映開始,電影在中國卻已經有了長達10年的放映史。這十年的時間盡管只能算做中國電影的史前史,然而,當我們的目光游弋于有關其后中國電影史的各種史述中,當我們困惑于電影史上紛繁復雜的現象時,我們卻不得不回頭到史前史中尋找答案。
一、問題的起始
抗戰爆發之前,在中國電影業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也可以說是中國電影業中的一顆“明星”。但是,如果我們細細追尋明星公司的發展歷程,我們會大嘆明星成功的僥幸以及明星決策人的英明。
《孤兒救祖記》和《火燒紅蓮寺》在中國電影史上是無法繞過的文本,同時它們在明星公司的歷史上也是無法被忽略的作品。
《孤兒救祖記》是明星公司在初創期一炮而紅的作品。在此之前,明星公司拍攝過如《滑稽大王游滬記》之類的滑稽短片,然而對于市場,眾位編導卻不得要領。背水一戰拍出的長片《孤兒救祖記》的成功挽救了本已山窮水盡、岌岌可危的明星公司,從此,明星公司開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可以說《孤兒救祖記》是明星公司的第一桶金。
《紅燒紅蓮寺》是明星在其最風光時期的一部作品。而之前,明星公司同樣陷入經濟困境之中,雖然于1928年在周劍云的主持下招股20萬,但直到同年《火燒紅蓮寺》的上映才從根本上擺脫了經濟困境,并從此進入興旺發展的階段。
此兩部影片使明星的發展步步高升,但是我們也不應忽略在30年代初讓經濟再次陷入危機的明星公司雪上加霜的一部影片――《啼笑因緣》,這使得30年代初的明星瀕臨破產的邊緣。
其后,1934年,仍然處于困境中的明星拍攝了鄭正秋的《姊妹花》,才使長期限于困境的明星稍稍緩口氣。
不難發現,明星公司的起伏與它拍攝的影片直接相關,甚至有“一片救命”或“一片送命”之狀。所以,可以說明星公司的成功帶有偶然的因素: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決策者在制片方針上的策略,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往往一部影片就承擔著覆滅或振興的重擔。
在美國早期電影史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制片廠中的環球、福斯、派拉蒙、華納兄弟都是從放映業起家,積累了足夠多的原始資本再向上垂直整合發行和制片,其間華爾街的資金不斷注入。
而明星公司卻未能掌握放映業。盡管明星意識到這個問題而與其他制片公司聯合起來組成六合公司,但是六合公司存在的時間很短,并且也只是少量地掌握了一些路線。
在民族經濟發展整體羸弱的中國(更具體更準確的說是上海),電影業缺少像美國華爾街那樣大財團的大量資金的注入,那么從放映業起家就成為一種有利于日后進行垂直整合的原始資本積累的可靠方式。
追溯到此,我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存在放映史而不存在民族放映業的中國電影史前史階段。我們要問的是,為什么我們自己的民族放映業沒有在長達十年的時間中發展起來?
二、民族心理:實用
由于在1896-1905年期間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而一直到抗戰爆發,中國的電影史實際上都是上海的一城史,所以本文主要以對史前史時期上海的分析為主。
一個是移民城市,一個是移民國家,上海與美國可謂頗有“共同語言”,但是這“同”中卻存在著大“異”。美國的移民來自世界各地。派拉蒙的創始人楚柯爾和“福斯”的創始人福斯同為匈牙利同胞,環球的創始人萊默爾是德國人,華納兄弟則來自波蘭[1]。而上海的移民主體卻全部來自中國國內,他們原先“都生活在封建小農經濟的社會體制中,都生活在儒佛道傳統觀念的陰影下,都生活在清政府的專制統治下,都處在與外部世界相隔離的狀態中,也都是炎黃子孫。這些因素造成了他們對中國封建傳統的普遍認同心理,在此基礎上,他們的思想有許多相通乃至相同之處。”[2]
這些相同之處的其中之一就是中華民族綿延千年的一種民族心理:實用至上。
中國人在辦事之前總愛問“這有什么用”,這集中體現了中國人處世行事講求與追究實用性的特點。盡管自古以來在中國,關于為人應重義輕利的言論不絕于縷,但是這似乎從反面揭示出傳統的中國人倒是相當重視“實利”的。[3]
這種重視實用性的心理在兩個方面限制了中國電影史前史時期國人對電影放映業的投入。
晚清上海出現了一股重商主義的思潮。人們從各個方面論證了發展商業的重要性,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便是人們“把發展商業與國家的前途命運聯系起來,認為重商是國家富強之道。當時上海報紙上的許多文章都指出:‘商固富強之始基而國民命脈之所系也。’”[4]而“洋務思潮的興盛,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富國之道,強兵之法”[5]。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民族經濟初發展的上海灘,屬于娛樂業的電影放映是不能與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的行業相提并論的。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電影放映業是不能生產財富的,它既不能富國,也不能強兵,對于實用至上的中國人而言,它不是被優先考慮的行業。
此外,同為大眾文化,電影在晚清的上海的待遇與戲曲是有天壤之別的。
晚清戲曲的地位在上海有明顯提高。“在20世紀初年,戲曲在‘開民智’的口號下獲得新生,被視為改良社會、教育民眾的一個重要文化形式。報紙上經常發表文章,呼吁重視戲曲、改良戲曲。……一些青年學生和革命黨人也組織起新劇社、劇團,開創戲曲新風。”[6]而此時期的電影,雖然已經擺脫時事風光片的模子,卻又是一派滑稽喜劇短片的景象,在《孤兒救祖記》出現之前,電影在“改良社會、教育民眾”的功能上還無法被社會輿論提到戲曲的高度。
此時的電影既得不到商人的重視,又得不到文化精英們的青睞,只能由雷瑪斯等外國人占領放映市場。
三、城市化:商業性城市
我們知道電影是一種城市文化的產物,然而每個城市的城市化的過程卻會有所不同。
比較美國電影史,我們會發現早期鎳幣影院發達的匹茲堡市甚至賓夕法尼亞州都是美國的工業集中地。聚居于此的新移民大多是體力工人,他們來自一些比較落后的地區,他們不識字也不懂英語,社會地位很低。此時的電影內容簡單粗俗,影院環境簡陋,沒有哪個上層人士會光顧這樣的娛樂場所,而這樣的場所卻正合了這些需要低廉消遣的新的移民工人的胃口。
再看上海。前以,后以民國為界,在此兩端之間的上海在經濟構成上相當特殊。
1875-1910年間,上海先后設廠87家,其中59家是在1900年以后興辦的。[7]這說明近代機器工業在晚清上海發展緩慢。同樣,另一組數據:在1885-1910年間,上海本地的原始出口商品的貿易值從未達到過上海貿易總值的15%,在1900年以前甚至未超過8‰。[8]這說明晚清上海的經濟實力存在于流通領域,工業還沒有擺脫對商業的附屬地位。
而“在此以前,上海的經濟有農業、貿易兩個支柱;在此之后,上海又形成了工業、貿易兩大經濟支柱。可以說,這兩個時期的上海經濟都是生產、流通兩面并重發展的,唯有晚清這段時期,上海的經濟主要集中在商業貿易的發展上,生產領域則處于蛻變轉型的時期,它在整個經濟功能中的作用和意義都明顯下降了。”[9]
很明顯上海城市化的過程是作為一個商業性城市的城市化過程,而非工業性城市的城市化過程。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商人階層成為社會舞臺中的主要角色。商人的謀生方式與工人不同,他們沒有固定的休息時間,他們通常多少有點文化和見識,并且為了生意場面上的需要,他們也不會去粗陋的場所宴請客戶(關于商人的觀影心態會在下一節有詳述)。因此,早期內容簡單粗俗、放映場所簡陋的電影就不會吸引到作為當時上海社會主體的商人捧場。而此時可以成為電影觀眾的工人又數量太少。此后,當工人群體壯大起來的時候,電影消費又逐漸攀高(尤其是首輪放映)。
商業性城市還有不同于工業性城市的另一個特點,即服務業發達。
晚清上海人揮霍成習,浪費成風,除了在衣食住行方面要處處顯現華貴之氣,“玩樂”也是他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大眾娛樂在晚清上海相當普遍,商人們挖空心思的發明出許多玩的方式,僅僅就狎妓一項最起碼就有六種方式[10]。因此,在這樣的燈紅酒綠、聲色犬馬之地其他眾多能極大刺激感官的娛樂方式的出現搶奪了早期形態還頗為簡陋的電影的受眾。
由以上可見,上海商業性城市的城市化過程限制了史前史時期的電影觀眾數量。
四、受眾:低層和中、上層市民
具體而言,哪些人有能力消費、哪些人愿意消費電影,也是我們從受眾方面探詢史前史時期民族放映業未能規模發展的原因的因素。
按照謀生方式的不同,晚清上海市民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層:第一類是靠贏取利潤或收取傭金謀生的商人。這部分人經濟活動能力強、門路多,因而收入可觀,過著舒適生活,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構成了上海居民中的中上層。第二類人是靠領取薪金過活的一般雇員。他們靠微薄的薪金生活,生活僅能維持,而且很不穩定。他們構成了上海居民的中下層。第三類是個體勞動者,如車夫、挑夫、小販等。他們終日辛苦而收入低下,社會地位極低。他們構成了上海居民的最下層。[11]
早期的電影放映條件十分簡陋。“地方狹小,設備不周。場內外只隔著一個黑幕,有人進來的時候,黑幕一揭,光線一亮,那電影便一淡。門口站著幾個不三不四的人,直著嗓子喊賣票,同廟會玩把戲的露天場子一樣”。[12]
這樣簡陋的條件以及電影放映必須具備的漆黑一片的光線環境,很難讓收入可觀生活舒適的第一類商人到電影放映的場所談生意或者娛樂,他們在談生意或者娛樂的時候寧愿上酒樓、戲院或者到妓院喝花酒。他們是有消費能力但是沒有消費愿望的一群人。
同樣有消費能力的還有第二類人,但是這一類人的消費能力實際上并不強。這一類人構成了晚清上海最普通的市民層。
晚清上海一般市民的家庭收入不過每月十五至二十元左右,而房租會花去少則三四元多則七八元,口糧又會花去十二三元(以五六口的家庭計),其他還有收租人小費、工部局捐項等各種開支[13],除去這些必要支出外便所剩無幾。
然而對于浸在講究揮霍與體面的社會風氣中的晚清上海市民來說,他們總想得到辦法把面子撐起來,典當、賒貸、漂帳都是支撐他們體面生活的手段[14]。既然要在外支撐“門面”,他們自然要選擇他們還可以支撐得起的闊氣場所來顯擺一番,此時,雖然相對便宜然而寒磣的電影放映場所就被他們排除在外。
有消費愿望但無消費能力的是第三類人。他們收入低下,需要的是低廉的消遣娛樂方式,對于他們來說,腳踏實地的活下去才是要義。同時,他們文化層次普遍偏低,能夠毫不猶豫的接受粗俗的文化方式。但是,他們卻幾乎沒有多余的資金來作娛樂的用途,他們往往“一身以外無長物”[15]。
總的來說,晚清上海市民對于電影消費處于一種“有消費能力的不愿消費,愿意消費的消費不起”的狀態。
本文的分析讓我們粗略窺探到中國電影史前史時期民族放映業未能規模發展的一些因素,這其中既有幾千年來的民族心理造成的主觀原因,也有上海這個城市在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客觀原因。一言以蔽之,我們認為,觀眾數量和對電影的認識不充分都限制了中國商人對電影放映的投入。
注釋:
[1][法]喬治•薩杜爾《電影通史》第二卷,唐祖培等譯,
中國電影出版社1982,第390-395頁
[2][4][5][6][7][8][9][11][13][14][15]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
態(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85
頁,第61頁,第229頁,第143頁,第44頁,第44頁,
第44頁,第80-81頁,第129-130,第131頁,第129頁
[3]程麻《中國心理偏失:圓滿崇拜》,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1999,第213頁
[10]晚清上海人狎妓最常見而公開的方式有叫局、吃花
酒、打茶圍、乘車兜風、聽書、吊膀子白相等。參見
樂正著《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1,第122頁
[12]管際安《影戲輸入中國后的變遷》,載《戲曲雜志》
嘗試號,1922年5月上海,轉引自李少白《影史榷
略》,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第230頁
參考文獻:
[1]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1
第9篇：魔鬼的細節范文
[關鍵詞] 信息化；企業規模；規模邊界變動；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 F270 [文獻標識碼] B
國家“十三五”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指出，全面提升信息化水平、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推進各領域信息化建設是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項關鍵舉措。結合我國的國情，我國企業在信息化進程中起步雖落后于西方國家，但是發展速度卻很快。但是，隨之而來的是困擾西方家多年的信息技術的“生產率悖論”問題開始在國內顯現。例如，許多國內企業雖然引進了信息化平臺，但是成功應用的卻不多；許多企業開展了電子商務這種新型的經營模式，但是對企業經營績效的提升作用卻十分有限。究其原因，就在于技術的改變勢必要求企業的組織形式隨之發生相應地變化以適應新的工作流程；企業的信息化建設必須要與人力資本相適應才能有效提升企業的生產績效。這其中，信息化驅動下的企業規模邊界如何發生相應的變動就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對該問題研究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主要有兩種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和能力理論，它們各自對此作出了獨立的解釋。交易費用理論秉持的是效率至上觀，以成本節約為原則從交易方面來考察企業的邊界問題；而能力理論遵循的是效益優先觀，以追求收益最大化為目標從生產方面來分析企業的邊界問題。新近的研究則指出，這兩種理論對企業邊界的研究實際上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企業要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既需要成本最小（交易費用理論的觀點）、也需要收入最大（能力理論的觀點），而企業邊界的合理變動正是服務于這一終極目標的。這就有必要將兩種理論相融合以對企業的邊界有更為系統和完整的認識。為此，本文將遵循該建議采取兩種理論相結合的視角回顧與評價當前國內外關于信息化驅動下的企業規模邊界變動問題的研究成果，以期對此做出系統而深入的解釋。
一、信息化驅動下企業規模邊界變動的機制
關于企業的規模邊界如何確定，既有的研究主要從交易費用理論和能力理論兩個視角給出相互補充的解釋。曾楚宏和王斌對此進行了系統的總結：交易費用理論將企業和市場看做是兩種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治理結構，前者產生組織成本，后者產生交易成本；一項活動到底是在企業內部完成（自制）還是從外部市場中購買（外購）取決于兩者成本的比較――當利用市場交易的邊際成本與利用企業組織的邊際成本相等時企業的最優（規模）邊界就得到了確定。而交易成本水平受資產專用性、信息不對稱和機會主義行為這三個因素所決定：當交易所需的關系性投資的專用性程度越高，交易雙方的信息越不對稱，機會主義行為越盛行，則交易成本就越高（威廉姆森，1985）。能力理論認為，市場并不是抽象的制度形式，而是由許多有著異質性生產能力和成本的企業所構成的集合體。一方面，企業在邊界內從事著具有比較優勢的專業化活動；另一方面，企業又跨越邊界與外部其他企業建立聯系以獲取自己所需的但被其他企業所擁有的能力來完成整個價值增值活動。因此，企業的（規模）邊界由其在內部創造所需能力而產生的成本與從其他企業購買該能力所產生的成本相比較所確定。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就是，企業開展信息化建設之后原有的交易成本水平和能力體系是否會受到影響進而導致其規模邊界發生相應的變動？Afuah、鄭軍等研究對此給予了肯定的回答。
林毅夫等（2003）指出：“信息化是指建立在信息技術產業發展與信息技術在社會經濟各部門擴散的基礎之上，運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的經濟、社會結構的過程”。信息技術作為當今最為先進和最具發展潛力的新興技術，包括一系列廣泛的把個人和信息系統相連通的通信媒體和設備。信息技術在企業中的廣泛應用能夠產生信息效率效應和信息協同效應（Dewett&Jones，2001），從而為企業節約了處理信息的時間和成本，同時也讓信息被更多的人所共享和利用。Afuah的研究表明，信息技術的應用可以降低企業交易所需的資產專用性程度，減輕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并減少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鄭軍也明確提出，信息技術的兩種效應會引起企業知識組成與知識結構的變遷，二者共同導致技術分離接口的位移，使生產過程中技術分離實體被重新劃分，進而造成整個能力結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Tushman和Anderson更是言辭確鑿地強調，面對激進的（信息）技術變革，企業現有能力不僅可能已經過時，而且還可能成為阻止其尋求更有效的治理結構的障礙。
從上可知，既有研究基本上遵循“信息技術（信息化核心）――交易成本和能力――企業規模邊界變動”這樣一條分析思路來探討信息化驅動下企業規模邊界變動的作用機制，從而能夠將兩種理論觀點（交易費用理論和能力理論）進行很好地融合。由此而生的一個新問題是：企業運用大量的信息技術之后其規模邊界到底朝哪個方向發生變動？擴大，縮小，抑或不變？
二、信息化驅動下企業規模邊界變動的方向
關于這個問題的回答，目前的研究并沒有一致的答案。一種觀點認為，相對于市場交易成本而言，企業開展信息化活動更有利于節約內部協調成本，從而促使縱向一體化程度提高，規模邊界進一步擴大。相反的觀點則認為信息技術應用對市場交易成本的節約幅度更大一些，從而促使企業將更多的活動交由市場去完成，導致規模邊界縮小。還有一種整合性的觀點指出，信息技術應用不僅直接對企業協調成本和交易成本都產生節約效果，同時還會通過影響企業的能力結構和水平進而間接影響兩種成本的節約效果，至于最終誰的節約幅度更多一些，以及由此導致的企業規模邊界的變動方向，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不能一概而論。總體而言，在信息化驅動下，如果交易成本的節約幅度大于協調成本的節約幅度，那么企業的經濟活動將更多地透過市場進行，從而規模縮小；反之，企業的規模將進一步擴大。下面，我們對以上幾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更為細致的闡述。
（二）企I的組織特征
1.企業類型。按照生產要素的不同，企業可以劃分為資本密集型與知識密集型兩種類型。不同類型的企業在開展信息化建設普遍使用各種先進的信息技術之后，會對其規模邊界產生差異化的影響。國內學者曾楚宏和林丹明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他們對比了勞動密集型企業和知識密集型企業在組織結構、信息處理、技術特征、生產成本和協調成本等方面的差異，發現資本密集型企業的組織特征更利于其應用信息技術之后大幅節約內部生產成本，從而其規模邊界發生擴大；而知識密集型企業的組織特征則更利于其應用信息技術之后大幅節約市場協調成本，從而其規模邊界發生縮小。Parmigiani和Mitchell也持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當企業掌握大量的知識和技能時，通常會采用聯合資源的方法，即自己生產和外包并存的形式。研究顯示，一些公司經常是為了知道如何運作而采取親自生產的方式，但當他們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時，就可以采取部分外包的方式。
2.組織結構。Brynjolfsson和Hitt和汪淼軍等在分別考察美國和我國企業的信息化建設的績效時不約而同地提及，要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適合的組織結構與信息技術相匹配，以使其作用能夠得到最大化的發揮。同樣地，企業的組織結構特征不同，也會影響信息技術對規模邊界的作用。林丹明和曾楚宏基于Afuah的研究構建了一個信息技術在組織結構的調節下影響企業縱向邊界變動的分析框架。其分析指出，企業的專業分工程度、組織分層程度、正規化程度和分權程度越高，信息技術節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效果越明顯。因此，企業的組織結構能夠強化在信息化作用下規模邊界的變動趨勢。
（三）外部環境特征
外部環境也是對企業信息化行為和規模邊界變動兩者之間關系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之一。只不過，它是通過影響企業的信息技術應用進而導致其規模邊界發生相應的變動的。Lee和Groveer對此進行了檢驗，研究發現：信息技術應用在動蕩的外部環境與企業規模縮小之間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說，企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變化越劇烈，它就越有可能開展信息化建設以應對外部環境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并通過“外購”而不是“自制”來增強自身的抗風險能力、提高效率。Pinsonneault和Kraemer也強調，當企業面對強烈的外部環境壓力時，高層管理人員往往采用裁員等激進的改革策略以減少運營成本和增加效率，并專注于改變組織結構和工作系統。這種裁員策略會通過信息技術深入組織的層級和職能部門而加強，最終使企業的規模朝縮小的趨勢變動。
四、簡短的評論
綜上所述，當前國內外關于信息化驅動下企業規模邊界變動的研究重點已從結果導向（關注規模邊界變動的方向）轉為過程導向（關注這其中的作用機制），理論基礎也由單一的交易費用理論或能力理論轉為兩種理論相融合的視角，并在此基礎上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仍有一些重要的問題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亟待加強。一是交易費用和組織能力在決定企業規模邊界變動中的作用問題。現有的研究基本上都認同兩者共同發揮重要的影響作用，但是這種作用是兩者各自獨立發揮的還是有主有次、相互影響？目前并沒有一致的答案。二是企業信息化建設不同階段規模邊界的變動問題。企業的信息化建設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耗時耗力的階段性過程。現有的研究將其劃分為信息化初級階段、信息化內部集成階段和信息化網絡化階段，每一階段企業主要采用的信息技術、要達成的目標和解決的關鍵問題各不相同，由此必然會導致規模邊界的變動方向存在差異。而只有完整地刻畫出企業規模邊界在信息化不同階段的變動軌跡才能對這一研究主題做出最全面的揭示。三是該研究主題的情境化問題。林丹明等的研究發現，中西方企業在大量引進信息技術和設備之后其規模邊界朝完全不同的方向變動，他們給出的解釋是由于文化、制度、環境等情境因素差異極大。為此，后續研究要重視情境變量的調節作用，基于我國文化制度背景下考察企業信息化行為與規模邊界變動之間的關系，總結提煉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作用機制和運行規律，以更好地指導企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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