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形理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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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分形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藥性動靜
中藥藥性理論有著豐富的內涵,以動靜論藥性,概括中藥的作用特征,亦是中藥藥性理論的組成內容之一?探討藥性之動靜有利于豐富中藥性能理論,概括中藥作用及特點?縱觀前賢醫著,雖然歷代醫家對動靜藥性的論述尚顯凌亂,但對于臨床選藥?配伍組方的指導意義卻不容忽視?本文旨在探析藥性動靜理論的學術內涵,以期豐富中醫藥基礎理論?
1藥性動靜含義及陰陽屬性
動靜是古代醫家綜合中藥的多種性能,針對動靜辯證而產生的藥性指歸?實質上,所謂的動藥?靜藥往往和藥物的走守之性相聯系?明代張景岳在《景岳全書》[1]中明確提出藥性有走守動靜之異,認為“藥有陰陽……性動而走為陽,性靜而守為陰”,“氣味之動靜:靜者守而動者走?”動藥屬陽,靜藥屬陰?動靜藥性與四氣五味及升降浮沉之間有密切的關系[2]?(1)從藥物的四氣辨其動靜屬性:溫熱藥(祛寒助陽)屬動;寒涼藥(清熱泄火)屬靜?(2)從藥味方面辨動靜屬性:辛(發散行氣)屬動;甘(調補緩和)屬動中之靜;淡(滲泄利竅)屬動中之靜;苦(燥濕泄降)?酸(收斂止澀)?咸(軟堅潤下)屬靜?(3)從升降浮沉辨其動靜屬性:升(升陽發散)?浮(溫里散寒)屬動;降(通降收澀)?沉(清熱瀉火)屬靜?
2動藥及靜藥的作用特性
具有理氣行滯?利水滲濕?芳香化濕?瀉下通便?行氣活血?化痰?消食導滯?舒經通絡等功效的中藥多屬動藥?具有補氣?補血?補陰?補陽?收澀等功效的藥物多屬靜藥?部分藥物還有動靜雙方面的藥性?例如當歸?雞血藤,既能補血又能活血,動靜藥性兼有?白芍,《本草經讀》曰:“芍藥,氣平下降,味苦下泄而走血,為攻下之品,非補養之物也?……氣滯之病,其主之者,以苦平而泄其氣也;血滯之病,其主之者,以苦平而行其血也”?成無己曰:“芍藥之酸,斂津液而益營血,收陰氣而泄邪熱”?言白芍有“補”?“斂”功效者,是說其靜;說白芍具“瀉”?“泄”功效者,乃曰其動,故白芍亦有集動靜于一體之特點?一般而言,善動之藥的作用特點主要有三?其一,動藥長于疏通流動,作用范圍廣泛?其二,藥性迅猛,藥效維持時間較為短暫?其三,多以祛邪為主要功效,能祛除六之邪氣,散氣血痰濕之凝滯?而靜藥的作用特點則相反?其一,藥性純靜凝滯,故作用范圍局限?其二,藥性緩和,藥效維持時間較為長久?其三,多以補益為主要功效,能補臟腑之不足?益精血之虧損?
3走守性能指導臨床用藥
臨床用藥,貴在精專,結合辨證論治,利用藥物的動靜之性,以糾正人體病理變化中的動靜異常?陰證純屬“靜”之病證,當主要以動藥治之;反之陽證若為“動”證,當主要以靜藥治之?對于病理變化復雜,尤當動靜配合,相輔相成?通過藥物功用的動靜對立的特點,糾正病勢之偏頗,從而恢復機體動靜結合的動態平衡?故對于病證之動靜,藥性之動靜皆須考慮?辨明,否則便如《景岳全書》言“諸動者,再動即散;諸靜者再靜即滅”?臨床組方用藥,動靜結合相伍十分普遍?一般來講,動靜相伍,靜藥量宜大,動藥量宜小?陰主靜,陽主動?“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重用靜藥,乃是陰為陽之基,無陰則陽無以生;輕用動藥?因為陽生則陰長,陰得陽則化?凡補養之靜藥必重用,方能濡之守之,而疏調之動藥雖輕用已可煦之走之?如用陰柔膩滯或甘補藥物治虛證時,配用一?二味具流動之性(多指辛香行氣醒脾之品)的藥物以流通氣機,以使補而不滯,此法亦稱以動制靜?動靜相伍中動藥宜輕,還在于恐過重耗傷正氣?方如仲景之膠艾湯,施以養血止血,調經安胎法,方以阿膠?芍藥?干地黃陰柔膩滯之品補血的同時,配用辛香溫燥?活血行氣的剛燥藥川芎,動靜結合,使滋陰養血而不膩滯,辛香行氣活血而不傷陰血?當然,也有以動藥為主的,適當輔以靜藥?如治陰疽名方陽和湯,全方立旨以溫陽為務,方中雖有麻黃?炭姜?肉桂?鹿角膠等眾多陽藥動藥,確必待加入熟地一味柔潤陰藥,培補氣血,其效方顯?
綜上可知,動靜藥性論是中藥藥性理論中不可忽視的內容之一,它通過對藥物性能的綜合概括,對臨床辨證選藥,配伍組方都有著積極的指導意義?對于發展?充實藥性理論,指導臨床實踐,有著重要的影響?
參考文獻
第2篇：分形理論論文范文
亞里士多德之后，倫理學被定義為“對人而言的善”。根據倫理這個詞在希臘語中的最初意義，準確地說涉及到人的品性，即以義務為中心的道德的強制性概念。按照英國新聞倫理學者卡倫•桑德斯的歸類，倫理學的方法分為強調責任觀念的義務倫理學，以康德為代表；強調行為結果的結果主義倫理學，以邊沁和穆勒為代表；和強調善行的美德倫理學，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1]具體到對新聞倫理的理解，根據大眾傳播的實踐，往往涉及到三個層面的分析。第一個層面是現象性的，即對具體時代具體社會背景下的道德規則的共性和差異進行歷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或文化社會學的分析。第二個層面是討論規范，從道德哲學出發，思考是什么因素決定好與壞，公正和不公正，強調義務和權利，這往往不能離開社會的發育程度和制度建設的背景。第三個層面是一種哲學性質的倫理學思考，試圖超越對道德話語的形式批評，討論新聞實踐和話語規范的合法性。
一
在人類的實踐性活動中，倫理問題始終是一個意志自由和主體責任的問題。在溝通主體關系的新聞傳播活動中，倫理的尺度從來是定義職業規范的核心內容。我們知道，新聞不是一門類似于數學那樣的純科學，它揭示了一種實用意義上的社會關系和利益沖突，關系或力量關系的評估指引著新聞的內容。如果要著眼于媒體自身，那就是媒體如何影響社會的問題，如果放眼于大的社會環境，就要說明社會如何影響了媒體。顯然，“如果我們將新聞媒體從其運作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背景下分離出來，我們就有可能夸大媒體的權力和影響力。”[2]實際上，新聞媒體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配置，本身攜帶著制度的規則及其內在的活力。
在大眾傳播過程中，層層把關人都是帶著一定的意識傾向、審美口味或刻板成見來處理消息的。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客觀因素影響把關人的“消息決策”。這些因素的影響包括：事件發生的物理狀況；故事的內容和事件的背景；從現場采訪到版面編輯的新聞價值標準；偶然因素如事件發生時記者是否在場；照片、聲音、畫面的清晰程度和素材的容量。不可能都知道，也不可能只是一個人在說。一是誰在講的問題，是來自權威通訊社的快訊，還是編輯部本身的決策；是來自記者的獨家報道，還是綜合各種信息源的素材。不同的信息源承擔不同的職業風險，并成為信息的合法性參數。二是如何講的問題，新聞采訪中的專業技巧是否誠實可靠，新聞編輯中的版面位置如何？在信息編排等級的序列中，究竟是驚鴻一瞥還是滾動報道？有沒有被報道的可能，公開化的程度如何，報道的底線在哪里？這里的關鍵是輿論厚度和社會心態的距離究竟是否在接近和縮短。
事實上，記者的陳述行為是一個集體性的、多義性的復雜過程。要得到一條消息或者選擇處理、披露一條消息都需要有關方面的批準核實，或者是與有關部門和當事人的討價還價。媒介化的話語是一種傳播關系的構造物，和與之相關的各種社會關系纏在一起。沒有一個陳述者是自治的和單獨的，其陳述行為都與具體的戰術、策略條件相關。“真理”即不是一件事情，也不是一個內容，真理的表述總是要有貼切性。康德式的記者職業倫理是不現實的，因為他認為個體作出的選擇能夠成為普遍的法則，被陳述的東西應該在某種程度上是普遍傳播的對象。人的任何社會性實踐都不可能不具備自己的觀點立場，無論記者編輯怎樣大公無私，都不能保證做到客觀中立，特別是在涉及到自身觀點和職業利益的時候，比如說話筒和攝像機的強行介入在什么情況下才會是可以接受的，這不僅僅涉及到對當事人的尊重和保護，有時候是來源于媒體的自我期許和受眾壓力。
新聞不是科學，而是一門藝術。在表現的符號和被表現的對象之間有一道符號學的鴻溝。如果結構主義破除的是有關主體的神話，那么，后結構主義破除的是有關符號再現性的神話。任何符號，并不僅僅是自然或外部社會事實本身的符號，就是說，符號具有外在的、有約束力的普遍的特征，而更重要的是任何符號是以前曾經有過的符號的符號。換句話說，符號的真正功能不是人們認為的“再現”，即使是有所再現，它再現的也不是原來人們認為的自然或原物，而是對于已經存在的符號的再次符號化，因此，也就無所謂再現不再現。與之相對應，所謂“真理”，就不是原來人們認為的那種完美地再現了現實、自然或原始的東西的東西，而是一種符號的符號，或者被稱為“文本間性”。原來意義上的再現永遠不可能存在。記者只是在解釋當中自然流露相應的價值判斷。我們問自己，告知事實和保護隱私哪一個更重要？是不是能有一種我們都能認同的、普遍的目標呢？比如說真話、或者是在報道中去掉一些事實以保護某些人；我們對環境做出判斷，追問是哪種價值觀使自己做出決定？這樣我們就能很快關注到道德推理過程中關鍵時段上的沖突。
當今記者的職業倫理觀應該是笛卡爾式的，擱置所有的知識，著手特殊而確定的事例，然后系統地進行演繹，就是在不同的意圖和傾向中的妥協。換句話說，是要把握一種“類”的本質，在追求真理的昭示下追求公認的判斷，向知識、理性、必然性看齊。采編環節中任何一個決定的做出都可能涉及到對相關價值觀的判斷，這些價值觀反映了我們對社會生活和人類本性的設想。認為一個事物有價值就意味著覺得它是令人想得到的或者希望得到的，比如那種現代性的價值體系和傳統價值觀的表述是指審美價值（和諧的，令人愉快的），還有專業價值（創新的，及時的），邏輯價值（一致的，正當的），社會文化價值（簡約的，努力工作的）和道德價值（誠實，非暴力）等等。
二
新聞倫理屬于媒介規范理論的組成部分。在媒介規范理論的領域中，著名傳播學者麥奎爾將其比喻為一個龐大的“叢林”，各種“理論生態”可謂共識與爭議并存。人們對許多理論存在困惑，而且對一些原則甚至術語也很少有一致的看法。不過，雖然辯論依然充滿活力，但一致的共識還是始終存在。例如，對于媒介應該如何促進民主社會的運作，一般認為媒介應當達到四個目標：（1）維護對事件、觀念及公共生活中人們活動的監督；以促進信息的公共流動，并揭示那些侵犯道德與社會秩序的情況；（2）對社會與社會機構提出獨立且激烈的批判；（3）為盡可能多的不同人，不同聲音提供使用媒介、表達自由和參與的平臺；（3）促進共識、認同以及社區整體（也包括其內部團體）的凝聚力。[3]
這里的一個前提是新聞信息的開放性程度如何？如何看待這種開放性？著名美國法學家德沃金認為：“新聞記者和其他作者得到保護而免受審查，其目的在于新聞界可以廣泛獲得用于選擇的信息，對各種事務發表意見，并且理智地引導事態。”[4]信息的公開性和廣泛性似乎為社會主體的自我抉擇提供了選擇的可能性。德沃金的論據更遵循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在名著《論自由》中，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給言論自由權提出一個相似但更基本的正當性證明。他認為，假如人人都能自由地提出私人的或公眾的道德理論，無論其多么荒唐或不受人歡迎，那么作為觀念市場的結果，真理更有可能脫穎而出，整個社會也將會比不受歡迎的觀點要受到審查的社會要好得多。按照這種見解，允許特殊得個人發表言論，仍然是為了他們演說使得社會能夠長期受益。”[5]從這個立論出發，打破社會對言論進行遮掩和隱瞞的框架將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欺騙。
假定一切觀念都可以在“思想市場”上自由表達，那么被表達的觀念是不是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夠自由表達，從而通過維護個體的價值判斷力和自由判斷權，使個體自由成為群體自由的基礎。正如羅爾斯所說：“當事人可能這樣來設想正義原則，即如果他們有機會，就利用這種正義原則來促進他們所代表的那些人已知的和確定的利益，盡管對于當事人贊成這種正義原則而言，這是非常合理的，但是由于存在著對正當的約束以及對信息的限制（由無知之幕所模仿的），就使這種做法成為不可能的。”[6]正義分配的實施需要解除對正當性的約束和對信息的限制。
由此看來，新聞信息的傳播從本來意義上說就是通過一個陳述狀態來對一個已知事物進行傳遞。如果要考慮到如何在信息發送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間的平衡，就不能回避知情權的維護。信息總是和知情權的展示連在一起，而且知情權必須是具體的、細節的知情權利，沒有細節就沒有情緒感染和道德立場。知情權作為人權的組成內容，是指公民有權了解社會諸活動的權利，其中包括，對于國家重要決策、政府重要事務以及社會上當前發生的與普通公民權利和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件，公民有了解和知悉的權利。用權利來制約權力，也就意味著用社會來制約國家，從而推動實現政治文明的公共性和公開性。“更具體地說，由于新聞媒體促使公眾能夠參與到每天的事件中來，人們認為它們幫助建立了一個符合雙方意愿的（盡管不是正式的）監督過程，通過這一過程，政府和集團能夠更好地對輿論風向做出反應。新聞媒體作為仲裁場所，人們對決策問題截然不同的觀點得以表達得到裁決，并且在任何一個利益團體的影響力都不會擴大或持續下去的前提下保證這些觀點能夠得到最終的和解。”[7]大眾傳播在當今的社會功能就是進行社會調解。
在傳播越來越發達的當今社會，新聞信息是把孤立的、日益非制度化的個人經驗領域與外部世界結合起來。信息所針對的社會開放性問題是指，人和人之間的聯系應該是象征性的、交流性的、有矛盾的，而不是一種對物質或者對事物表面的觀察。一種文化總是有范圍，一個信息總是有它的關系限定。所以，作為傳播者的記者本身，也有不同的角色追求：或者是實用主義者，滿足于傳媒機構所要求達到的影響力指數；或者是看重職業感覺的人，滿足于同行的看法；或者是忠于傳媒組織的既定目標，如執行文化使命、開展政治宣傳、促進產品推廣；或者是希望在社會中發揮影響，依靠他們在相關社會環境中有影響的熟人；或者是希望成為受眾的朋友和偶像。在一個社會分化和利益集團相互制衡的前提下，“我們都熟知這條規律：任何一個新聞機構甚或一種表達方式，越是希望觸及廣大的受眾，就越要磨去棱角，摒棄一切具有分化力，排斥性的內容”。[8]撇開傳播機制的各類操作成本不談，僅僅按照傳播效率的法則，我們知道，最具有傳播力的信息，不是最復雜的信息，而是被簡化的信息。這種輿論市場的效率競爭往往在激發公眾參與意識的同時，存在著信息本身被挾持的風險。
三
對經驗來說，事實順序是第一位的；對意義來說，邏輯順序是第一位的。大眾傳媒在加工信息素材時強制性地造成了歷史場面與社會新聞、事件與儀式、消息與廣告在傳播符號意義上的等同，而作為公民或消費者的受眾，有了解情況和聽到不同意見的權利。當今的媒介處于雙重依賴狀態，一方面要依賴受眾，因為他們可以拒絕或抵制媒介；另一方面依賴受眾所可能處在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狀態。傳媒“有益于”什么以及傳媒最好能夠提供什么類型的內容和以什么形式提供，是有其“界定”和相關期望的。在實際操作中，信息的最高價值通過傳播關系的結構被反射出來。
首先，新聞信息要服從于建構社會關系或公共關系的需求，這類關系當中，既有來自公共機構或公共機構的個人的“關照”和“打招呼”，也有通過廣告及廣告客戶而對媒介的財政狀況施加壓力的經濟權力和媒介本身的反權力之爭，還有媒介影響力指數所代表的受眾信息需求。在傳播中，權力與其說是一種本質，不如說是一種關系，在每一個具有生產性關系的環節都可能隱藏著權力關系。如果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新聞屬于公共領域。那就要看新聞的話語空間本身如何受到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影響。“新聞受眾被認為是參與到公共對話之中來的公民，從而強調了新聞在公眾態度形成過程中所起到的決定性的影響力。”[9]因為在哈貝馬斯看來：“話語論理學試圖闡明，道德原則的意義是從一種論證實踐必須具有的預定內容中解釋出來的，而這種論證實踐只有與他者共同進行才能得到完成。我們要想對實踐問題進行公正評判，就必須從道德視角出發，當然，這種道德視角可以有不同的解釋。然而，這一道德視角不是供我們任意使用的，因為它源于理性話語自身的交往形式。任何一個人，只要參與到這一以相互理解為取向的反思形式當中，都會憑直覺認識到道德視角的存在。”[10]首先要形成一個保證公共參與性的信息傳播平臺，才能展開互為主體的話語實踐的道德可能性。
人與大眾傳媒的關系是指主體對客體的操縱關系，而通過大眾傳媒的擴張所形成的主體與主體之間的傳播關系要復雜得多。盡管人們容易把大眾傳媒的信息發送與接受限定在一個封閉的線性關系中，而實際上，主體之間的傳播關系從來不是線性的。比如說信息源的權威性差異形成新聞傳播中的“信用等級”。從政治學角度來研究傳播學的哈林認為，記者所報道的客觀世界實際上可以被劃分為三個區域，每一個區域有不同的報道標準。這好比一個同心圓的結構，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意見一致的領域，在中心和邊緣之間是合法爭議的領域，而在邊緣部分則是偏差領域。[11]三個領域之間的互動及其比例關系的變動，無疑是表現一個具體的社會內部活力程度的指數。
問題在于，由于互聯網等新媒的出現所帶來的數字化社會的擴張，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依托于信息傳播的技術載體的中介，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道德壓力不再可能，個體的道德自律成了正常的倫理關系得以維系的主要保障。在傳播空間中，認識論意義上的主體的一個特點就是認知的意志。一個傳播發達的社會，就是所有的主體在一個媒介化體制的普遍狀態中，都成為媒介，成為社會性意義上的相互決定的參與者。在這種背景下，公眾參與的倫理水平成為一個需要經常被討論被關注的話題。
在這種傳播現代性的過程中，新聞傳播如何表達事物的價值成為一種社會意志和非社會性權力的搏弈。正如西班牙學者格里馬迪所說：“價值是絕對的，而價格是相對的；價值是必要的，而價格是可以協商的。當任何事物都有價格的時候，價值便失去了它本身的意義。”[12]畢竟，我們依然相信大眾媒體是社會的輿論工具，職業使命就是對社會上已經發生的或者正在發生的事實進行報道。就此而言，媒體是社會的喉舌，并在社會生產力解放的多元利益主體的參與中成為多元象征主體的載體。“自由多元理論對于記者在現代社會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有一條核心的信念，這就是公民的言論自由權要得到最好的保護，必須有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大眾媒體系統。……從有利于構建輿論的層面來說，正是新聞媒體使得通過民主的手段對各種關系進行控制有了可能性。”[13]因為出色的新聞報道往往是在向人們揭示可以辨別的真實，從而使得新聞工作的道德實踐具有價格之外的價值。
[注釋]
[1][英]卡倫•桑德斯：《道德與新聞》，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1頁。
[2][英]斯圖亞特•艾倫：《新聞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頁。
[3]丹尼斯•麥奎爾：《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35頁。
[4][美]羅納德•德沃金：《原則問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7頁。
[5]同上。
[6][美]約翰•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140頁。
[7][英]斯圖亞特•艾倫：《新聞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3頁。
[8][法]皮埃爾•布爾迪厄：《關于電視》，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1頁。
[9][英]斯圖亞特•艾倫：《新聞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頁。
[10][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對話論理學與真理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第61頁。
[11][英]斯圖亞特•艾倫：《新聞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3－74頁
第3篇：分形理論論文范文
1.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運行體制尚未完全建立，包括內控建設在內的體制改革并未到位，約束機制不健全，傳統的經營意識和行為方式還有較大的慣性，在同業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冒險違規經營而視風險控制為羈絆的想法和做法依然存在。
2.內控系統的建立和執行都需要成本，所以在宏觀考慮體系建設和具體內控制度的設計上必然要考慮其適當的度，要兼顧工作效率和經濟效益，當內控建設還沒有完全達到這個要求時，容易被以強調業務發展為名，使一些內控制度落實不到位。
3.部分從業人員特別是基層行的從業人員，素質不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知識結構陳舊，對內部控制認識不清晰，意識淡薄，在推動內控建設的過程中缺乏主動性和積極性。
但是也應該看到，通過各類風險的暴露和一系列金融案件的發生，商業銀行的各級管理層對加強內部控制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識，加強了這方面的研究，并形成了相關理論基礎，法規制度體系建設和內部控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同時國外商業銀行經過長期積累而形成的現代管理理論與方法以及內控建設方面取得的成果成為我們可供借鑒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近年來，各級金融機構在防范金融風險、提高管理水平的實踐中也已積累了一定的寶貴經驗，這些因素為我國商業銀行內部控制的建設提供了有利的現實條件。
二、完善銀行內控管理的措施
1.樹立防患于未然的意識。內部控制要由事后補救向事前防范轉變，突出風險預警和快速反應機制。要在各級人員當中牢固樹立起防患于未然的內部控制意識，抓內控、防風險、保安全不僅在領導而且要在全體職工中經常灌輸。當發現端倪時就要敲警鐘，使所有人員始終繃緊風險這根弦，同時要把內部控制的建設作為衡量各級領導干部工作業績的重要指標，加強對基層的檢查和考核，防止出現上、下級對內控重視程度不對稱，下級執行上級指示時發生敷衍了事、走形式的現象。
2.重視制度設計和體系建設。內部控制系統主要包括設計、執行、評價、改進四個環節，制度設計作為這個循環系統中的起點和基礎，有著重要的作用，要使內部控制落實在各項業務制度之中，實現從“人治”向“法治”的轉變，商業銀行應對內控制度進行充分研究，建立起全面的內控制度體系。通常情況下，一個完整的商業銀行內控制度的框架至少應該涵蓋以下系統，如授權管理系統、人事監察系統、安全保衛系統、財會核算系統、授信管理系統、資金計劃系統、清算風險系統、中間業務系統、柜員操作服務系統、計算機風險系統等，同時在對內控制度的制定、評價、修改都要在程序上予以明確，要規范程序，明確權限，以增強制度的嚴肅性與統一性。基層行在建立自己的內控制度體系時，應充分考慮統一性和可操作性的問題，既要與上級行的制度建設協調一致又要結合自己的特點制定出具體的業務工作流程和崗位職責、實現崗位、工序間的制約。較好的辦法是在對上級制定的制度進行歸納和整理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經營管理特點進行補充和完善，從而形成符合自身需要的、操作性強的內控制度體系。3.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推進組織制度創新，增強組織控制力度。商業銀行應建立起產權清晰、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決策層、管理層、經營層、監督層、保障層的組織機構。通過良好治理機制的建立，從運行體制上保障內部控制的健康實施。組織機構設置上應減少管理層次，縮短管理半徑，完善一級法人制度，強化一級分行的調控職能，明確二級分行的經營主導地位。要制定科學民主的決策程序，健全法人授權體系，各級經營機構應在各自職責和權限范圍內行使職權、辦理業務。建立內部控制的檢查評價機制和處罰機制，強化稽核部門在組織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基層行應該按照扁平化管理的要求，通過民主決策、合理設置內部機構、調整內部機構的職責范圍等手段，以達到充分發揮各部門的配合協調和互相制約作用。
4.健全和完善內部稽核監督體系。稽核監督部門在組織體系上應當具有獨立性，在處理與被稽核監督對象的關系上具有超脫性，在稽核查處工作上具有權威性，能夠有通暢的渠道讓其真實反映發現的問題，起到監督制衡作用。同時應根據實際情況，擴大內部稽核監察工作的范圍、內容和權限，緊緊圍繞怎樣提高金融資產質量，防范金融風險等問題開展績效稽核，稽核監察的內容要由單一的合規性稽核監督，擴大為風險稽核、效益稽核、人事稽核、制度稽核。
第4篇：分形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科學理論簡單
簡單性是科學理論的一個突出特色，作為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簡單性原理貫穿在科學的整個歷史中。卡西爾開宗明義：“科學開端于對簡單性的追求。簡單標志真理似乎是它的基本意愿之一。”在前科學時代，就有畢達哥拉斯的萬物皆數，奧卡姆的剃刀——“如無必要，毋增實體”。此后，牛頓的節約原理、莫佩爾蒂的最小作用原理、馬赫的思維經濟原理、彭加勒的力戒特設假設、愛因斯坦的邏輯簡單性原則、惠勒的質樸性思想，就是綿綿不絕的簡單性思想潮流中的有代表性的浪花。在19和20世紀之交，簡單性觀念在科學中相當流行，乃至成為一種智力時尚，這種遺風一直綿延至今。數學家外爾這樣說過：
在自然定律中，正如我后來將要更精確地確立的，簡單性是本質的。如果我們不添加在數學上受簡單的定律支配的陳述，那么自然受嚴格定律支配的斷言就缺乏一切內容。這件事類似于化學中的倍比定律：除非我們添加組合以相對原子量的小整數倍數發生，否則它就喪失了一切內容。萊布尼茲在他的《論方法》中已經指出，當容許任意的復雜性時，定律的概念就變成空洞的。因此，簡單性在自然科學中變成工作原則。
叫人匪夷所思的是，科學中的簡單性本身卻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概念。它到底意指什么，它的內涵都有那些東西，也許在運用和鑒賞它的個人的心中也不是十分清楚的。下面，我們將集中諸家諸派之洞見和智睿，盡可能地厘清簡單性的內涵。
簡單性的一種比較簡潔、比較直觀的涵義是，理論中包含的假設、概念、關系、實體、屬性等在數目比較少。例如，赫茲所謂的簡單性意指，在同樣適當和獨特的兩個理論中，“包含較少數目的多余的或空洞的關系那一個圖像更簡單”。彭加勒和愛因斯坦對簡單性的理解大體上亦是如此；他們的高明之處在于，要求作為理論的邏輯前提的假設是基本的、普遍的，并且在數量上盡可能地少。當今有人認為，O-R簡單性（奧卡姆剃刀簡單性）比若干其他類型的簡單性較少規定性，而且較多地與我們的許多直覺協調。也就是說，給定兩個與事實一致的可能的假設或理論，當一個假設或理論比另一個有較少的原理、定律、屬性或實體時，則說它是較為O-R簡單性的。
不少學者對簡單性的特征和標識羅列得比較詳盡，使我們能夠領略簡單性內涵的多義性和豐富性。N.麥克斯韋認為，簡單性顯然意指定律或理論的形式的簡單性——理論的函數、方程簡單的程度。但是，它也意指這樣一些東西的程度：理論是非特設的，或說明的，或雅致的，或統一的，或在概念上融貫，或具有愛因斯坦所謂的內在的完美，或在另外語境中的美，或可理解性，或明白易懂。他特別提及目標取向的經驗論（aim-orientedempiricism）對簡單性是什么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物理學中的基本理論Tn是被接受必須滿足的非經驗要求的更強的統一理論。因此，關鍵的概念是統一——基本動力理論的全體內容的統一。給出兩個競爭的總括理論Tn和Tn＋1，Tn＋1比Tn簡單，當且僅當Tn＋1比Tn更好地作為物理主義的例子，即Tn比Tn＋1更不統一。麥卡里斯特同樣也強調這一點：
簡單性概念與統一能力的概念密切相關：科學理論可以在這樣的程度上稱為簡單的，即它們確定了原先認為不同現象之間的統一。
他還說：“科學家希望理論顯示出的簡單性的最簡要的可能說明，必定固定在兩個參量的值上：他希望在理論中看到簡單性的形式，以及理論應該顯示出那種簡單性的形式的程度。這兩個參量是相互獨立的。”拉德納（R.Rudner）則把理論描述的簡單性分為：從一個理論使用概念的特點如概念的個數來判斷的客觀記法的簡單性；依概念的優雅、我們對其熟悉的程度、操作的有效性、方便和其他美學特征來判斷的主觀記法的簡單性；人們主要討論客觀邏輯和主觀邏輯的簡單性，后者是人們對理論邏輯結構是否簡單的主觀評價。記法簡單性是因人為的記法不同而造成的表面的簡單，邏輯簡單性是理論由其內容決定的較深層結構的實質的簡單。再則，古德曼從計算謂詞的復雜性值，凱梅尼從陳述或陳述的邏輯測度出發，探討了理論的簡單性問題。
還有一些學者對簡單性的指標列舉得相當具體。雷舍爾表示，當各個理論的其他情況等同時，對簡單性的偏愛是建造科學理論的普遍實踐。例如，一維的描述模式優于多維的描述模式，定量的特征描繪優于定性的特征描繪，較低階多項式優于較高階多項式，線性微分方程優于非線性微分方程。總之，x比y簡單，如果它們相互之間處于如此這般的描述種類的關系中。撒加德（P.Thagard）提出衡量理論T的簡單性的定量量度：T的簡單性＝1－（T的共存假設數／被T說明的事實數）。兩個例外是，理論的共存假設（cohypotheses）數目比它說明的事實多（在這種情況下該理論的簡單性規定為零），理論未說明任何事實（該理論的簡單性未確定）。他把共存假設定義為要完成對該理論的說明必須聯合到T中的輔助假設。從這個公式得到的簡單性的度量能夠給已有的理論排序——排序是客觀的——而不依賴于科學家的審美情趣。還有人概括了科學中的簡單問題或一種理論所確定的簡單現象的七個特征。
為了對簡單性的內涵有進一步的了解，我們不妨涉及一下簡單性的分類。邦格把簡單性分為四種：句法的（syntactical）、語義的（semantical）、認識論的和實用的簡單性。他進而又把實用的簡單性細分為算法的（algorithmic）、記法的（notational）、心理的、實驗的和技術的簡單性。句法的簡單性把我們帶入語法領域而非韻律領域，即考慮形式的而非內涵的要素。邦格本人稱此為形式簡單性。在科學中，線性定律在句法上比非線性定律簡單。語義的簡單性實際上是理論的能力，即預設的經濟，因為比較普遍的命題自然地經濟，它把線性的幾個無明顯聯系的陳述濃縮為同一線性的一個陳述。然而，最終的能力寓居于這樣概括正常承擔的說明和預言的范圍之廣度。于是，狹義相對論在語義上比電磁理論簡單。很清楚，我們在這里處理的不是形式的要素而是內涵的要素。認識論的簡單性并非總是可以達到的或稱心如意的，因為它有時導致膚淺。事實上，物理學家常常選擇在認識論上是復雜的（和在經驗上達不到的）術語，像彎曲時空，因為它們具有語義的簡單性。認識論的簡單性把現象還原為違反我們通常理解的概念和理論，同時它向我們提供知識的更確定的基礎。在某種意義上，認識論的簡單性向我們提供比較簡單的答案，以回答我們對科學的終極題材的疑問。實用主義簡單性的算法方面可以等價于理論的雅致的一個方面，因為算法的簡單性或計算的容易屬于理論的風格。在這里，我們有形式的要素，該要素未談到理論的較大意義。記法的簡單性同樣是這樣，它往往有助于理論的雅致或（形式的）簡明。它不是具有基本重要性的要素。實用主義的簡單性的心理方面是最難對付的，也是最主觀的要素。心理的簡單性或同化（assimilation）的容易已經在18世紀就被克魯薩（Crousaz）避開，他相信在某些場合，我們的情緒變活躍，以致能享受不同的觀念或命題的闡明的樂趣，從而引起審美的愉悅。我們能夠把心理的簡單性的特定要素這樣描繪：它不需要增加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但至少符合我們對（假設或定律或）理論的正確性的直觀感覺。它也包括與理論的適意與和諧地生存的能力；因為在這個要素中，主觀的東西如此突出地顯露出來，以致它實際上近似地落入內涵的要素之內。至于實用主義簡單性的實驗和技術方面，望文即可生義。邦格還認為，不存在總括的簡單性，因為意識幾個方面根本不能相互共存，也不能與科學的某些必要因素共存。麥卡里斯特的分類比較簡明，他以物理學為例，認為科學理論的簡單性有四種形式：
一是像狄拉克希望的，由于賦予系數和指數以簡單性而表現出數字方面的簡單性；二是像信奉牛頓學說的物理學家希望的，由于廣大范圍的現象引用同樣的解釋性定律而表現出解釋方面的簡單性；三是像馬赫期望的，由于只要求數目很少的不同物質實體而表現出本體論上的簡單性；四是像愛因斯坦期望的，由于只以數目很少的獨立公設為據而表現出邏輯上的簡單性。
由以上關于簡單性的內涵和分類的考察，我們對簡單性的面目已經大致有所了解。但是，要嚴格界定其中每一個的確切含義，要斷定它們的主次和整體結構，依然是比較困難的。況且，關于簡單性還存在諸多有待進一步思考和澄清的問題，從而大大增加了處理的難度。鑒于這種狀況，我們不可能充分和準確地肯定簡單性是什么，但是卻能夠以否定語句說出簡單性不是什么。其一是，簡單性不是形式簡單得容易記憶和書寫。廣義相對論描述引力場要用10個位置和時間函數，而萬有引力理論僅用一個；愛因斯坦的場方程比牛頓的反平方定律繁雜得多，難以記住和寫出。但是，前者還是比后者簡單。這是因為，在牛頓理論中，慣性質量和引力質量是兩個獨立的概念，即有兩類質量；可是在愛因斯坦理論中，二者的區分從未出現，即質量的概念是統一的，這實際上也包含在該理論的兩個公設即廣義相對性原理和等效原理中。也就是說，廣義相對論具有邏輯簡單性。其二是，簡單性不是內容簡單得容易理解和學習。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確實比牛頓理論難以把握。狹義相對論在1905年發表后，遭到許多物理學家的反對，人們對離奇的時間和空間概念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掀起了一場“保衛以太”的運動，直至1911年該理論才越出德語國家的國界。廣義相對論在問世后，情況更為糟糕，據說當時全世界只有三個人懂得它（除了兩位作者之外，連驗證光線彎曲的愛丁頓也不知道第三個人是誰）；著名的物理學家勞厄承認，他直到1950年前后才真正掌握了廣義相對論。由此可見，科學理論的簡單性并非日常意義上的簡單性。
在討論科學理論的簡單性時，人們往往把把簡單性和經濟性等同，或作為類似的東西相提并論。雷舍爾就持有這種觀點：“簡單性偏愛經濟原理。”在他看來，經濟和簡單性的觀念是歸納推理的指導原則。其程序是理性的基本規則的程序：“用與供你支配的信息之恰當使用相容的最簡單、最經濟的方式，解決你的認知問題。”我們對簡單性的愛好容易立足于經濟的根據加以辯護。他甚至用純粹的經濟學術語說：“我們并不是為簡單性——因為事物的美學——而追求簡單性，而是因為作為解決問題的戰略，這是而符合成本-效益的。”他的結論是：
我們偏愛均一性、類似、簡單性等等，因為這減輕了認知努力的負擔。我們避免了無論何時都困難的不需要的復雜，因為這是努力的經濟進程。歸納的辯護恰恰在這里，因為就其真正的本性而言，歸納向我們提供了完成必不可少的認知任務的滿意手段。
其實，思維經濟原理（簡稱思維經濟、經濟原理等）的濫觴是馬赫，馬赫的這一原理可以理解為簡單性思想的體現。馬赫認為，“科學可以被視為最大值或最小值問題”。他反問道：“用盡可能少的工作，在盡可能少的時間內，以盡可能少的思維，獲得盡可能多的永恒真理部分，難道不是科學的任務嗎？”他還說：“可以把科學看成一個極小值問題，這就是花費盡可能少的思維，對事實做出盡可能完善的描述。”馬赫思維經濟原理的內涵包括思維的經濟、精力的經濟、功和時間的經濟、方法論的經濟、作為數學簡單性的經濟、作為縮略的經濟、作為抽象的經濟、作為抽象的經濟、作為不完備的經濟的邏輯、本體論的經濟、自然界中沒有經濟、語言的經濟。思維經濟原理的功能可以概括為：思維經濟是科學的目的、方法論的原則、評價科學理論的標準、反形而上學的武器、關于知識（認識）的生物經濟學。馬赫的思維經濟原理涵蓋廣泛、內容豐富、意蘊深遠、真諦微妙，在某種意義上超越了簡單性的內蘊。就連馬赫本人也強調：“思維的經濟、和諧和有組織被認為是生物學的需要，這種需要遠遠超過了對邏輯連貫性的要求。”
批判學派的其他代表人物推崇馬赫的思維經濟原理，并在某種意義上把它視為簡單性。彭加勒說：“著名的維也納哲學家馬赫曾經說過，科學的作用在于產生思維經濟，正像機器產生勞力經濟一樣。這是十分正確的。”“這種思維之經濟，勞力之經濟是科學的永恒趨勢，同時也是美的源泉和實際利益的源泉”，“應該是我們對準的目標”。這是因為，
每一個命題都可以用無限的方式概括。在所有可能的概括中，我們必須選擇，我們只能選擇最簡單的。因此，我們被誘使如此行動，仿佛簡單的定律——其他事情都相同——比復雜的定律更概然一樣。
迪昂指出：“有助于構成理論的抽象和概括的雙重工作導致雙倍的思維經濟；當它用定律代替眾多事實時是經濟的；當它用少數假設群代替龐大的定律集合時再次是經濟的。”
簡單性不僅與思維經濟有重合之處，而且簡單性與科學美也往往被等量齊觀。愛因斯坦這位科學的藝術家在構造理論時，傾心追求簡單性和美——在他的心目中，美在本質上終究的簡單性。米勒在談到這一點時寫道：對于愛因斯坦來說，就像當年的哥白尼和伽利略一樣，美學就是數據。他對美學十分敏感，以致他把與美學沖突的東在心底。1905年，他對當時關于電磁感應的不同解釋變得實在“難以容忍”，“被迫”提出了一個推廣了的相對性原理。1907年，他選擇了一個統一的質量定義，而不是牛頓運動理論里假設的兩個定義。對于愛因斯坦而言，極簡主義是一條美學原則——一條公理。自然界不是冗余重復的；因此我們要揭示自然法則就得消除冗余重復。解釋中的冗余重復掩蔽了相對性原理，而質量概念中的冗余重復模糊了重力和加速度之間的等效。美學和自然的基本法則之間有一種聯系。許多哲學家對簡單性也是這樣理解的。石里克表明：“簡單性是這樣一個概念：在它表示的選擇性質上，部分地是實用的，部分地是美學的。”他還說，即使我們不能解釋簡單性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但是當科學家成功地用一個非常簡單的公式來描述一系列觀察時，他立即確信，他已經發現了一條定律。麥卡里斯特甚至斷定：“簡單性形式是一類審美性質。特定的簡單性形式，例如本體論的節省，是理論可能顯示出的審美性質。”
對簡單性與經濟性、科學美之間的關系的了解，畢竟有助于加深我們對簡單性的認識。但是，這三個本身并不十分明晰的概念糾纏在一起，更增加了我們準確把握它們的困難。盡管如此，科學家在實踐中還是能夠比較順利地利用簡單性（以及經濟性和科學美）作為他們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原理，充分發揮簡單性原理的功能。外爾一言以蔽之：“簡單性問題對于自然科學的認識是重要的。”若格則具體地揭示出簡單性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功能：
簡單性原則表現了科學知識的系統性，簡化形式的多樣性乃是認識活動的必要條件。在科學理論中，各種不同的簡化類型的存在，體現了通過比較求簡化的要求；這種要求在尋找數學公式時，在表述科學理論的基本內容時，起著啟發性的作用。簡單性運轉經歷過一定的進化：起初對科學理論簡單性的分析抱著樸素實在論的態度（用自然的簡單性來論證簡單性理論的作用）；現在則把簡單性理解為一條有啟發作用的方法論原則，簡單性表現為要求用實驗來論證科學知識中的理論原理。現在，簡單性原則最普及地出現在數學簡單性這個概念之中。
尼采這位哲學怪杰甚至把簡單性視為思想家的“本能”：“他是思想家，這意味著：他善于簡單地——比事物本身還要簡單——對待事物。”
可見，簡單性成為科學理論的稟性，顯然與科學家把它作為一個重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原則、作為科學的追求目標密切相關。這種稟性和追求實際上是一種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的關系——為了達到科學理論的簡單性則必須追求簡單性，追求簡單性的結果即可達到科學理論的簡單性。現在我們要問：這樣的簡單性原理的功能究竟有那些呢？
首先，它是評價科學理論的標準之一。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上，一些學者相信，理論主張的簡單性是理論未來經驗成功的征候，因此應該把簡單性的考慮看做是理論選擇的經驗標準。另一些作者堅持，理論的簡單性與它的經驗完成不相關——這自明地為真。其中有人認為，由于簡單性是與觀察者有關的特性，不同的觀察者將在不同的程度上發現它存在于理論之中。也有人認為，理論的簡單性是它的審美特性，因此科學家求助于簡單性的考慮相當于訴諸審美標準。也就是說，關于簡單性標準流行三種觀點：作為理論的經驗適宜性的征兆，作為與觀察者有關的理論評價的標準，作為審美標準。依我之見，
嚴格地講，簡單性標準不是經驗的或實證的標準——盡管它可能顯示出在經驗上成功的征兆以及似律性或規律性的跡象——也不是邏輯的或傳統理性的標準。它是科學共同體共有的理智價值標準或價值理性標準之一，可以視其為一種美學標準，因而是評價科學理論的輔助標準——它無法斷然地和惟一地決定理論的是非正誤，卻可以估量理論的長短優劣。
其次，它是啟迪科學發現或科學發明的源泉。在科學發現或發明的關鍵性時刻，對簡單性或科學美的鑒賞和感悟，往往能使科學家突破平素難以逾越的壁壘，進入柳暗花明的勝景之中。從哥白尼、開普勒到彭加勒、愛因斯坦以及其后的科學大家，對這一點無不有浹髓淪膚的感觸。愛因斯坦就是在追求科學理論的邏輯簡單性的激勵和伴隨下，一步步走向狹義相對論，并一鼓作氣攀登到廣義相對論的顛峰的。施雷德-弗雷謝特使用了三個論據證明，“O-R簡單性”沒有為接受或拒斥科學理論提供認識論的基礎，但是能夠用它產生假設和理論。它的作用與其說對辯護的上下文，還不如說對發現的上下文更合適——O-R簡單性能夠給予我們以良好的基礎，朝著科學進步的方向急劇前進，它是發現的邏輯的良好運載工具。
最后，它使科學理論更接近實在。科學的理論體系并不是各種大小、各種深淺的理論的雜亂堆積，而是有等級秩序的。具有更大簡單性、特別是具有更大邏輯簡單性的理論，則處于更高的水平。這樣的理論具有更大的統一性，更多的經驗涵蓋性，更強的理性說明能力，在形式上也顯得更雅致、更優美。一言以蔽之，這樣的理論更接近實在。誠如愛因斯坦所說，邏輯前提愈簡單的理論雖然愈遠離感覺經驗，但是卻能更深刻地揭橥實在。若格也指出：“簡單性意味著理論能夠解釋一系列現象，因而可以把它比作已經解釋清楚了的東西。相應地，復雜就意味著在簡化世界圖景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礙。”
關于簡單性，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必須涉及，這就是簡單性與真——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美與真——的關系問題。在這里，我們暫且在下述意義理解真或真理：理論與經驗事實在某種程度符合或對應，理論沒有邏輯矛盾而且是合理性的。當然，有人否認簡單性與真有關聯。例如雷舍爾認為：
我們把簡單性、融貫性等當作較好理論的有效的因素和對其的巨大優先和偏愛，這不是因為我們獲悉，較簡單的理論是較真的或更可能真的理論，而寧可說因為我們通過經驗獲悉，這種實踐對探究行為來說是充分的（合乎成本-效益的）。
他還說：“簡單性不是真理不可避免的標志（簡單是真的印記），而僅僅是探究的方法論工具——程序的指導標桿。當某種簡單的東西像某種比較復雜的、可供選擇的對象一樣完成了手頭的任務時，采納后者就是愚蠢的。”“我們在探究中選擇簡單性（一般而言系統性），不是因為它是真理的指示，而是因為在比較有效地實現探究目標方面，它在目的論上是符合成本-效益的。”考爾丁也堅持，簡單性與真理不同，它甚至不是真理或精確性的檢驗。例如，愛因斯坦的行星軌道公式比牛頓的更精確并且更復雜。科學中的簡單性觀點可以遠離正道。簡單性在科學系統中是優點的理由，是因為它方便核驗理論和設計新實驗去檢驗它。它在把握一個已知理論上是有用的，但是它不是判斷兩種不同理論精確性的直接工具。
然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具有簡單性的科學理論有可能為真，但是并不能保證它必定為真；也就是說，簡單性充其量只是科學理論為真的某種若隱若現的征兆。賴興巴赫對此的看法是：“在歸納簡單性的案例中，決定我們選擇的不是經濟。……我們做出假定：最簡單的理論提供最好的預言。這個假定不能用方便來辯護：它具有真的特征，要求在概率論和歸納之內辯護。”麥卡里斯特則從目標分析和歸納投射為之辯護：
簡單性的程度標準或形式標準應該被看做是理論的經驗適宜性的征兆。有兩條路線能用來辯護，特定標準可以促進具有高程度的經驗適宜性的理論的選擇。一條路線是目標分析：經驗適宜性概念的邏輯闡明能夠揭示，理論的某些性質能夠有助于它們具有高度的經驗適宜性。第二條路線是歸納投射：一旦我們擁有挑選好理論的標準，我們就能夠歸納地識別其他特性，這些特性的存在與理論是好的相關。
愛因斯坦就是一位善于“到數學的簡單性中去尋求真理的惟一可靠源泉”的大科學家。對于簡單性預兆真理，他有一段原則性的經典論述：“邏輯上簡單的東西不一定都在經驗到的實在中體現出來，但是，根據一個建立在一些具有最大簡單性前提之上的概念體系，能夠‘理解’所有感覺經驗的總和。”他進而提出一個原則性的命題：“邏輯上簡單的東西，當然并非必須是物理上為真的東西；但是，物理上為真的東西是邏輯上簡單的東西，即是說，它在基礎上具有統一性。”
其實，要真正理解簡單性與真的關系，必須回答這樣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否存在本體論的簡單性？換句話說，作為科學研究對象的自然界是否是簡單的？若回答“是”，則具有簡單性的理論為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若回答“否”或“不確定”，這就是一個需要仔細思考和認真討論的問題。
科學家牛頓和菲涅耳對此做出肯定的回答。牛頓在他的偉大著作《原理》中開門見山地寫道：“自然不做徒勞的事，解釋多了白費口舌，言簡意賅才見真諦；因為自然喜歡簡單性，不會響應于多余原因的侈談。”菲涅耳也認為：“自然并未因分析的困難而煩勞，它僅僅避免手段的復雜性。它似乎已經決意以少做多：物理科學的完美不斷地以新的證據支持的正是這個原理。”
第二種回答的人也許要多一些：自然在本體論上不是簡單的，簡單性是我們的心理的需要和科學的需要。簡單性思想的濫觴奧卡姆的威廉反對把簡單性思想置于自然界中的傾向，他認為，堅持自然界總是遵循最簡單途徑這一點，就是限制上帝的力量。上帝很可能選擇用最復雜的道路來達到這些結果。由于這個理由，奧卡姆把簡單性的重點從自然過程轉移到所提出的關于自然過程的理論上。他利用簡單性作為形成概念和建立理論的標準。他認為，應該淘汰多余的概念，并建議在說明某類現象的兩個理論中應該選擇更簡單的（后來的作者常常稱這個方法論原理為“奧卡姆剃刀”）。雷舍爾自問自答：有任何理由認為比較簡單的理論具有實際為真的更好的指望嗎？很清楚，在這里存在著困難。自然顯示出簡單性的愛好嗎？確實沒有。我們不能說，僅僅在某種一般原則的基礎上，這個世界——實在世界本身——必然地必須是簡單的世界。也不存在如此做的任何需要。巴什拉直截了當地斷定：自然界沒有簡單的事物，只有被簡化的事物。
當今的學者也持有與奧卡姆的威廉大致相同的觀點：簡單的不是自然界而是科學理論，簡單性作為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原理是行之有效的。考爾丁表示，簡單性是一個有名的誤導概念：仿佛我們能夠先驗地確定，自然的行為必須是簡單的，最簡單的定律必然是真的定律。事實上，我們沒有這樣一種觀點的理性基礎，似乎很可能，像科學中顯示出來的簡單性，是由于科學家自然地把他們的注意力首先轉向相對簡單的對象。雷舍爾這樣寫道：偏愛簡單性是否合法？或者，有什么健全的理由認為自然傾向于簡單性嗎？人們對此的意見是不一致的。但是，當人們從方法論的觀點而不是從真實存在的觀點趨近該問題時，它就變得不怎么成問題了。我們確實應該容許對問題的最簡單的可行的解決占優勢——無論如何可以暫時占優勢——直到它明顯地站不住腳、復雜被迫強加于我們之時。在簡單的解決能夠容納資料的情況下，沒有充足的理由轉向其他地方。在各種其他方面同樣完好的的事物中進行選擇時，我們應該選擇最簡單的——這是理性程序的基本原則。不管自然可能還是不可能喜愛簡單性，作為一種合理性的程序，我們肯定應該這樣做。他進而表明單性偏愛基于嚴格地方法取向的實踐考慮：對于在我們的意圖的與境中，使用簡單的假設最方便、最有利。因此，不存在求助于自然簡單性的實質性的（或在描述上構成的）公設。求助于手段經濟的規則性的（或實踐的）方案足矣。因為歸納系統化的參量——簡單性、均一性、規則性、常規性、融貫性等等——都表示認知經濟的實踐原則。在我們努力實現探究目標的過程中，它們避免復雜的、不節省勞動的設計。簡單性偏愛的基本原則是徑直的。它在于一個詞——經濟。
彭加勒這位超級哲人科學家對“自然界是否簡單”持審慎態度：他對這個問題似乎沒有直接做出斷然的回答（不承自然界本身簡單但又有部分保留），而是強調對簡單性的偏愛和追求是人的心智需要和科學需要。在他看來：“半個世紀之前，人們坦白地表明了這一信仰，并且宣布自然界喜歡簡單性；從此以后，自然界十分經常地指責我們說謊。今天，我們不再承認這種意向，我們僅僅保留必不可少的那么多的意向，以使科學不致變得不可能。因此，在相對少量的、表現出某些偏差的實驗的基礎上形成普遍的、簡單的和精確的定律時，我們只不過是服從了一種需要，人的心智不能使自己擺脫這種需要。”他明確指出：如果我們的研究方法變得越來越透徹，我們便會在復雜的東西之下發現簡單的東西，然后在簡單的東西之下發現復雜的東西，接著再在復雜的東西之下發現簡單的東西，如此循環不已，我們不能預見最后的期限是什么。然而，“我們必須停止在某個地方，要使科學是可能的，當我們找到簡單性時，我們就必須停下來。這是惟一的基礎，我們能夠在這個基礎上建立我們的概括的大廈。”在此處，彭加勒提出了一個必須研究的問題：這種簡單性僅僅是表觀的，該基礎將足夠牢固嗎？他對該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好像并沒有完全訴諸本體論的自然簡單性為之辯護。
綜上所述，也許可以說：我們就科學理論的簡單性大體可以做出判斷，因為它或多或少具有某種客觀性和價值理性，是能夠進行理智評價的；相反地，自然或自然秩序的簡單性也許是一個主觀的問題，因為我們沒有實證的和理性的方法證明這個形而上學論題，它至多只能算做一個準科學預設。尚須注意的是，我們沒有必要在科學中把簡單性和復雜性對立起來。實際上，這二者在科學發展中是交替出現或交織在一起的——科學的發展呈現出分化和整體化、簡單性和復雜性對立統一過程。只是在科學的結果中，我們應該在其他條件等同時盡可能選擇簡單的理論，否則就是不可理喻的了。還有一點也務必引起注意：
要把手段的經濟與成果的經濟區分開來，即把方法論的經濟與實質內容的經濟區分開來。簡單的工具或方法在合適地應用時創造復雜的結果。簡單的認知方法諸如“試錯法”，最終能夠產生對困難問題的復雜答案。反過來，簡單的結果有時是用復雜的方式產生的。探究或解決問題的復雜方法可以產生容易的和不復雜的問題解。在科學探究中，我們對簡單性的信奉歸根結底并未妨礙我們發現無論多么復雜的東西實際存在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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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七個特征是：（1）簡單現象必須是在自然界可實現的現象。（2）簡單問題必須是能夠用簡單方法回答的問題，也就是說簡單回答的實際計算必須能夠用一個容易而實際可行的方法來完成。（3）簡單現象的實驗認識必須是容易實現的。（4）容易的問題必須是在科學實踐中常常發生的那些問題。（5）容易的問題應該是對其他科學領域的研究者也是有興趣的那些問題。（6）容易的問題應該是那些對科學以外的東西有意義的問題。（7）簡單問題的界限應該是實現能限定的，這是一條特別重要的標準，甚至需要在該理論的實驗檢驗之前就要實現。復雜問題的性質有兩項標準：（1）理論中的復雜問題至少在原則上是能夠解決的，或者至少在原則上理論能夠提出回答困難問題的一種方法，否則這種問題就不能被看做是完全的。（2）或許通過大型計算機的廣泛應用，復雜問題應該在實際應用中有一個過得去的精確度的回答。參見莫拉夫希克：科學中的簡單問題和復雜問題，岳效竹譯，北京：《科學與哲學》，1982年第6期，第160~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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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卡里斯特：《美與科學革命》，李為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36~137頁。
N.麥克斯韋舉出了“簡單性是什么”問題的不同方面。（1）術語問題。理論是簡單的還是復雜的，似乎依賴于理論是如何被闡明的、闡明它使用的術語或概念。但是，這樣的依賴術語的簡單性概念在科學中如何能夠扮演有意義的方法論或認識論的角色呢？什么決定“正確的”術語呢？——借助這樣的術語理論必須如此闡述，以便它們的簡單性可以被稱贊。如何能夠存在像“正確的”術語這樣的事？如果不存在，理論的簡單性整個概念崩潰了嗎？一方面，理論的簡單性或復雜性看來必須依賴于闡明它所使用的術語，但是另一方面，這看來不能是簡單性是否作為真理的指示是否有意義的案例。（2）簡單性的程度問題。理論如何按它們的簡單性程度整理？（3）變化的簡單性概念問題。簡單性隨時代的不同而變化。（4）簡單性的多面本性問題。“簡單的”是一個普通詞語，科學哲學家傾向于把它用于整個家族概念，而科學家求助它估價理論的非經驗的優點。可接受的簡單性理論應當恰恰選出一個概念作為基本的，但是同時要公平對待在評價物理學理論時其他概念所起的作用。（5）意義不明確問題。一個理論在明顯的方面比另一個復雜，但是同時在更為重要的意義上卻更簡單，這從牛頓和愛因斯坦的引力理論的比較可以看出。合適的簡單性理論必須解決這種令人困惑的事態。（6）公正對待物理學家的直覺問題。物理學家就理論的簡單性判斷絕不是一致的，但是存在顯著的一致水平。可接受的簡單性理論必須公正地對待這樣的一致的直覺。（7）物理學家的直覺的改善問題。可接受的簡單性理論應該在物理學家的直覺方面能夠有所改善。參見N.Maxwell,TheComprehensibilityoftheUniverse,ANewConceptionofScience,OxfordClarendenPress,1998,pp.104~105.
李醒民：《激動人心的年代——世紀之交物理學革命的歷史考察和哲學探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35~185頁。
波蘭尼講過一段值得深思的話：當然，把簡單性看做理性的一個標記，并把任何理論稱頌為簡單性的勝利，這是合法的。但是，偉大的理論卻罕有通常意義上的那種簡單，量子力學和相對論都十分難以理解。只用幾分鐘就可以記住從相對論推導出來的事實，但是數年的學習時間卻未必足以掌握這些理論，并在相關的環境中理解這些事實。赫爾曼•外爾一語道出了其中的秘密：“所要求的簡單性不一定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我們卻一定要讓大自然培養我們認識真實的內在簡單性。”換言之，只有在“簡單性”被用于惟有科學家才理解的那種特定意義上時，科學中的簡單性才能變成與理性的意義相等。參見波蘭尼：《個人知識——邁向后批判哲學》，許澤民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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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馬赫》，臺北：三民書局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1月第1版，第117~121頁。
馬赫：《認識與謬誤——探究心理學論綱》，李醒民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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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勒：《科學與假設》，李醒民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95~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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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McAllister,Beauty&RevolutioninScience,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6,p.122.
杜蘭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經濟和簡單性是在科學說明中經常起作用的兩個審美因素。在其他境況相同時，比較簡單或比較經濟的理論必須受到偏愛。可是，經濟和簡單性也是困難的概念。什么算作是比較經濟的理論決不是清楚的，不僅僅因為人們不能在理論的構成要素上達到一致（也就是說，在什么構成理論內的假設上不能達到一致），還因為這些概念本身是供人競購的或待價而沽的。而且，也難以完成理論的經濟和簡單性的審美概念。經濟和簡單性確實是比純粹的本體論的和假設的微弱性更多的東西。換句話說，當我們談到理論的“經濟”或“簡單性”時，我們可能正在提及比笨手笨腳地揮舞奧卡姆剃刀更多的東西。參見J.Duran,TheAestheticsofTheoryTesting:EconomyandSimplicity;N.Reschered.,AestheticFactorsinNaturalScience,Lanham,NewYork,London:UniversityPressofAmerican,1990,pp.73~78.
波普爾：《科學發現的邏輯》，查汝強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07頁。
В.И.Жог等：自然科學知識：從簡單到對稱，羅長海譯，上海：《世界科學》，1989年第10期，第46~50頁。
尼采還說：“知識深奧者致力于明晰；當眾故作深奧者致力于晦澀，因為眾人以為凡見不到底的東西皆高深莫測，極不情愿涉水。”參見尼采：《快樂的科學》，黃明嘉譯，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81、175頁。
J.W.McAllister,Beauty&RevolutioninScience,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6,pp.105,111.
石里克認為，簡單性概念要提供一種事件的似律性或規律性的程度的量度。費格爾說出了同樣的看法：“用簡單性概念來定義似律性或規律性的程度的程度”。波普爾在把簡單性概念等同于可證偽度的基礎上得出結論說：“假如知識是我們的目的，簡單的陳述就比不那么簡單的陳述得到更高的評價，因為它們告訴我們更多的東西；因為它們的經驗內容更多，因為它們更可檢驗。”參見波普爾：《科學發現的邏輯》，查汝強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09、113頁。
李醒民：科學理論的評價標準，北京：《哲學研究》，1985年第6期，第29~35頁。李醒民：科學理論的價值評價，北京：《自然辯證法研究》，第8卷（1992），第6期，第1~8頁。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下述兩本書的有關章節。李醒民：《論狹義相對論的創立》，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次印刷。李醒民：《人類精神的又一峰巔——愛因斯坦思想探微》，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版。
K.Shrader-Frechette,ThreeArgumentsAgainstSimplicity;N.Reschered.,AestheticFactorsinNaturalScience,Lanham,NewYork,London:UniversityPressofAmerican,1990,pp.11~26.這位作者是這樣論證他的觀點的：（1）如果科學家使用O-R簡單性作為接受或拒斥假設或理論的基礎，那么假的或反直覺的結果就會隨之而來。（2）被說成在O-R簡單性之上卷入理論接受的案例實際上是借助其他一些標準——例如說明能力——評價的案例。（3）如果科學家使用O-R簡單性作為接受或拒斥理論的基礎，那么危險結果會隨之而來。關于第一個論據，在假的或反直覺的結果中，最讓人煩惱的也許是使“單因素”（single-factor）理論變得似乎有理，在任何地方，理論和理論家之間的經驗符合是貧乏的。像在高能物理學直接觀察往往是困難的領域，或者像在心理學一些部分成功預言幾乎不可能的領域，或者像在生態學許多部分相對新的科學領域，這樣的情況都能發生。當存在幾個在經驗上不充分決定的理論時，當這些理論同樣地與事實一致時，O-R簡單性的使用能夠指示選擇粗糙的、可疑的、單因素的理論。從認識論的觀點看，沒有理由假定，在給定兩個與事實一致的、在經驗上不充分決定的理論后，具有更大的O-R簡單性的理論更可能為真。事實上，在說明人的行為的科學中，也許具有較少O-R簡單性的理論更可能，因為它們能夠闡明更復雜的現象。關于第二個論據，當科學家在辯護的上下文中使用簡單性時，他們實際上把它定義為另外的東西，某種與經驗的可能性有關的東西。愛因斯坦之所以偏愛僅由少數公設開始并消除以太，這是因為他有健全的經驗理由。O-R簡單性至多只是二階標準，而像說明能力這樣的標準才是一階標準。的確，假理論典型地充塞更多的特設假設，但是這并不是與簡單性有關的問題，而是與說明能力和可檢驗性有關的問題。而且，因為假理論常常沒有簡單性，并不意味著人們應該得出結論說，具有較多O-R簡單性的理論為真；O-R簡單性的存在不一定總是與高說明能力、可檢驗性等聯系在一起。關于第三個論據，尤其是在經驗上高度不充分決定的科學領域的情況下，僅僅承認不存在恰當的理論也許更好一些；否則，使用O-R簡單性可能給頭腦簡單的理論賦予使它們誤入歧途的、華而不實的可接受性的空架子，尤其是在包括公共政策在內的案例中。盡管O-R簡單性不能用于假設和理論的辯護，但是它在幫助科學家產生假設和理論的過程中十分有用。科學家之所以樂于使用它，也許經濟是最重要的理由。物理學家惠勒（J.Wheeler）說，使用簡單性的理論是假定少數的實體，能使物理學家盡可能迅速地犯錯誤和矯正錯誤；他們能夠典型地、比檢驗復雜理論更迅速地檢驗簡單理論。
李醒民：論愛因斯坦的綱領實在論，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第20卷（1998），第1期，第1~11頁。
В.И.Жог等：自然科學知識：從簡單到對稱，羅長海譯，上海：《世界科學》，1989年第10期，第46~50頁。不過，若格在肯定科學理論的簡單性具有重大意義時，又在前面加上“在經典科學時代”的限制語。這樣做是不妥當的。簡單性原理不是在現代科學中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嗎？
N.Reschered.,AestheticFactorsinNaturalScience,Lanham,NewYork,London:UniversityPressofAmerican,1990,pp.2,3,5.
E.F.Caldin,ThePowerandLimitofScience,London:Chapman&HallLTD.,1949,ChapterⅤ.
N.Reschered.,AestheticFactorsinNaturalScience,Lanham,NewYork,London:UniversityPressofAmerican,1990,p.6.
J.W.McAllister,Beauty&RevolutioninScience,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6,p.122.
許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1版，第496頁。
愛因斯坦的原話是這樣的：“Thelogicallysimpledoesnot,ofcourse,havetobephysicallytrue;butthephysicallytrueislogicallysimple,thatis,ithasunityatthefoundation.”參見G.Holton,ThematicOriginsofScientificThought,KeplertoEinstein,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4,p.241.
牛頓：《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宇宙體系》，王克迪譯，武漢：武漢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403頁。
馬赫：《認識與謬誤——探究心理學論綱》，李醒民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462頁。
洛西：《科學哲學歷史導論》，邱仁宗等譯，武漢：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39頁。
N.Reschered.,AestheticFactorsinNaturalScience,Lanham,NewYork,London:UniversityPressofAmerican,1990,p.6.
莫蘭：《復雜思想：自覺的科學》，陳一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37頁。
E.F.Caldin,ThePowerandLimitofScience,London:Chapman&HallLTD.,1949,ChapterⅤ.
雷舍爾還立足于進化論為人們偏愛簡單性做辯護：我們的理智對于簡單性、雅致的品味（tastes）像我們的物理品味（美味）一樣，是進化壓力對起作用的那些事物優先的結果——這被證明是有效的，從而有利于幸存。我們認知機制的進化方面保證服務于認知價值。不僅生物選擇，而且理智動因中的文化優勢也在我們認知工具的發展中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參見N.Reschered.,AestheticFactorsinNaturalScience,Lanham,NewYork,London:UniversityPressofAmerican,1990,pp.2~3,5,7~8.這里補充說明一下，許多科學哲學家從實用的角度為偏愛簡單性辯護。他們認為，偏愛簡單性的科學理論的合理性能夠借助于實用主義和經濟的強制來說明，例如時間的分配和檢驗的容易。可是，施雷德-弗雷謝特表示，在實踐性的基礎上為偏愛簡單性理論辯護是不充分的。參見K.Shrader-Frechette,ThreeArgumentsAgainstSimplicity;N.Reschered.,AestheticFactorsinNaturalScience,Lanham,NewYork,London:UniversityPressofAmerican,1990,pp.11~26.
第5篇：分形理論論文范文
摘要：銀中楊的選育成功為我國北方干旱、半干旱寒冷地區提供了優良的造林綠化樹種。為發揮銀中楊的這一優良特性，本文對銀中楊的苗木繁育技術、豐產栽培技術以及病蟲害防治技術進行總結。
銀中楊是黑龍江省防護林研究所1961年以采自熊岳的銀白楊為母本，以當地中東楊為父本，經人工雜交選育而成。屬白楊派品種，雄性無性系。由于銀中楊具有生長快、適應性強、樹姿優美、雄株不飛絮等優良特性，自鑒定以來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已成為我省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乃至三北地區城市綠化、生產造林的主要樹種。為更好地發揮這一優良楊樹品種的生產潛力，有必要對其育苗、栽培等技術適時地進行總結。
一、苗木繁育技術
銀中楊屬白楊派樹種，生根性較差(一般扦插)，又是雄性無性系，因此，無性繁殖育苗技術是該良種廣泛推廣利用的關鍵技術。經多年試驗研究，總結出銀中楊育苗技術，扦插成活率可達到70-90％。
1.1扦插繁育技術
1.1.1插條地選擇
要選擇地勢平坦、易于灌溉、排水良好的沙壤或輕壤土地塊作為育苗地，壟作扦插育苗。秋季整地、起壟效果最佳。
1.1.2整地時間與整地方式
秋季整地，翌年春扦插最好。采用機械或人工深翻細耙平整后起壟鎮壓。
1.1.3采條時間與貯藏方法
銀中楊以秋采春插為好，割完后入窖貯藏。4月初將種條剪成15cm長插穗，捆好后用干凈濕潤的河沙埋藏，窖內溫度保持在0℃以下，在沒有貯藏條件的地方，可在背風蔭涼處挖埋藏溝，將種條平鋪沙埋，要設法降低溝內溫度，防止種條發熱霉爛。
1.1.4插穗處理及扦插日期
銀中楊插前用清水浸泡可提高成活率。一般浸泡24～48小時既可。用中國林科院研制的ABT生根粉浸泡插穗基部2小時，效果良好。經驗證明，用100ppm奈乙酸或吲哚乙酸浸泡基部24小時效果也很明顯。扦插日期大致在5月10日左右，在氣溫達到14～17℃,地溫達到10～13℃的條件下便可扦插。在藥劑處理同時，覆膜扦插，效果更好，可提高成活率10～30％，增加收益約50％，應該在生產中廣為利用。
1.1.5撫育管理
要保證合理灌水，扦插前灌透底水，在整個生長期都不能缺水，特別是在25℃以上的高溫天氣，地表一定要保持濕潤狀態，整個生長期可按照一般育苗方法管理，適時除草、松土、抹芽；追肥時，要施充分腐熟的有機肥，否則將導致插穗霉爛。根據銀中楊生長節律調查，生長高峰在6月中旬和8月下旬，最好是在6月中旬實行追肥，過晚會造成苗木徒長，木質化不好而產生凍害。銀中楊苗期主要害蟲有白楊透翅蛾和金鋼鉆。防治透翅蛾的主要方法，一是嚴格檢疫，剪掉蛀段，用火焚燒；二是發生蟲害后可用500倍氧化樂果用注射器注入蛀孔；三是用性誘劑誘殺成蟲，效果更佳，最佳防治效果可達80％以上。防治金鋼鉆的方法，一是人工捕捉；二是用500倍殺蟲劑(氧化樂果)噴灑殺蟲。
1.2根孽繁殖技術
銀中楊具有很強的根孽繁殖能力，而且根孽條發育階段年幼，苗木生活力強，可塑性大，扦插易于成活。經試驗發現，銀中楊根孽條0～3代為高成活率有效代數。利用圃地里其它繁殖方法還留下許多苗根，將根樁創除或深挖(翻、耙）進行斷根處理，及時灌溉，保持圃地濕潤。這樣所留下來的斷根，就萌發出新植株。這種方法不但苗木成本低、質量好，而且保證苗木如期復壯，防止苗木質量退化。
1.3埋條繁殖技術
①是行距30cm，在5月中旬左右把種條一根接一根(種條嫩梢可剪去)地埋入地下,覆土厚度應為種條直徑的1倍左右。覆土以后用腳順著溝踩實，然后灌水；②是將種條對稍擺放在預先掘好的溝內，基部埋在水渠旁，然后培少量土，間隔露條，埋后往水渠內灌水，使種條基部吸收水份，向上運輸而使種條萌發生根。埋條繁殖方法是針對較粗的種條而進行的。此種繁殖方法，每畝可產條3000～4000條。
1.4留茬繁殖技術
就是用培育出來的銀中楊種條，把苗干齊地表割下，作為種條用，根部仍留在土里繼續繁殖種條。此種繁殖關鍵技術要針對不同根齡定2～3個干，不宜留得過多，否則成苗率較低。其產苗量是當年扦插苗的1～3倍。
二、栽培技術
1造林地選擇及整地方式
充分熟化的土地較撩荒地可成倍地提高銀中楊的產量，因此營造銀中楊宜選擇熟化后的土地。在新江實驗林場，同樣是銀中楊用材林，崗地明顯好于低濕地，前者6年生時樹高11.23m，胸徑12.99cm，后者9年生，平均樹高10.18m，胸徑10.7cm，因此，應選擇地勢平坦，排水、透氣性好的立地條件，以沙質壤土為好。
整地方式以全面整地為主，因地制宜地采用開溝整地和穴狀整地銀中楊在不同整地方式下，成活率、保存率、生長量、根系分布差異顯著。全面整地效果最好，開溝整地對改善土壤結構要好于穴狀整地；開溝整地適宜干旱區，有利于保持土壤濕度，增強抗春旱能力。
2培育壯苗及適宜的苗齡
用二根一干造林，緩苗輕，生長量大，二根二干苗當年緩苗重，生長量小，三根二干苗緩苗期長；根樁以二年生生長量大，成活率高。因此，造林應選擇二年生根樁、二根一干或二根二干苗。
三、造林密度選擇
3.1以個體和群體最大產出為目的的密度選擇
密度分為三類：2×4m為高密度型，3×4m、4×4m為中密度型，5×4m、6×4m為稀密度型。從個體和群體最大產出出發，3×4m、4×4m株行距比較合理；2×4m以培養小徑材為主，或在適當年齡進行間伐，將株行距調整至4×4m；5×4m、6×4m株行距過大，不宜采用。
3.2以工藝成熟為目的的造林密度選擇
本地區民用材種的一般規格為：梁材小頭直徑大于18cm,長度8m；檁材小頭直徑大于18cm，長度4m；椽材小頭直徑大于12cm，長度4m。
根據現有林份及密度試驗結果認定，椽材的造林密度2×4m或更小；檁材3×4m較為適宜；梁材密度不應小于4×4m。
四、合理施肥，促進林木生長
施肥是集約經營的主要措施，合理施肥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資源，最大限度地發揮良種的生產潛力。經試驗確定，銀中楊對肥料的需求順序是：N、K、P，而Ca則不消耗并積累起來。施肥最有利的時間以5月份最為適宜，它可以及時補充植物生長對肥料的需求。施肥量：2～4年生，氮肥每株150g，磷肥每株150g；9年生時，氮肥每株450g，磷肥每株75g；鉀肥每株75g。
五、營造混交林，促進林木生長
根據1993年對混交試驗林的調查結果，初步顯示銀中楊與胡枝子混交對銀中楊有促進作用，平均增高0.16m，胸徑略有增長；與沙棘混交銀中楊生長略低于對照。銀中楊與云杉混交對雙方的生長都有促進作用，造林兩年后銀中楊平均增高0.13～0.21m，胸徑不明顯，云杉略有增長。在不影響林份產量的情況下，還可達到立體開發，綜合利用的目的。
第6篇：分形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房地產行業五力模型
據國家有關部門分析，我國房地產業的發展將出現四個變化：房地產業將從沿海向內地推進；在城鎮體系中將由中心城市向其衛星城和小城市推進；中介服務、物業管理將快速發展；房地產業從數量增長型向數量、質量效益并重轉化。隨著WTO各項有關條款的兌現和落實，包括房地產業在內的我國經濟各方面都將發生新的變化。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居民消費結構的提升，為房地產業提供了高速發展的機會，也使房地產業面對著更加激烈的競爭。
波特五力模型理論
一個行業除了受到總體環境的影響外，還受自己特殊的行業環境影響。哈佛商學院的邁克爾·波特教授對競爭環境結構作了研究，提出了競爭的五種力量模型，即五力模型。波特認為五種競爭力量決定某一行業的吸引力。這五種力量是：進入者的威脅；替代產品的威脅；買方的討價還價能力；供應商的討價還價能力；現有競爭者的競爭能力。
五力模型是用來確定某一行業的競爭程度，其理論假設是行業獲利能力不是由產品屬性或產品的技術含量決定的，而是由行業的市場結構決定的。從戰略形成的角度看，五種競爭力量共同決定行業的競爭強度和獲利能力。但不同的行業或某一行業的不同時期，各種力量的作用是不同的，常常是某一種力量或兩種力量起支配性作用，其它競爭力量處于較次要的地位。
房地產業五力模型分析
就房地產行業而言，該行業環境包括這樣一組因素；新進入者的威脅、供應商討價還價的能力、買方討價還價的能力、替代品的威脅（在現有的條件下幾乎不存在這種威脅，本文暫不予分析）及當前競爭對手之間競爭的激烈程度。它們直接影響到房地產行業和它的競爭行為。總的來說，這五個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決定了這個行業的利潤能力。
（一）新進入者的威脅
1.進入障礙。加入WTO導致外資、外商進入我國房地產業的壁壘降低，從而對我國房地產發展商構成極大威脅。由于對所有外來企業實行國民待遇，國外房地產企業及其相關聯的建筑安裝、中介服務企業以及金融、保險機構將大舉進軍中國，市場競爭機制的全面引進，將給國內企業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對大多數企業來說，由于缺乏市場競爭力和規模擴張力，勢必被迫退出房地產市場，而更大的市場分額可能被外資、外商所擁有。這對多數發展商來說，不只是一種挑戰，而是面臨十分嚴重的生存危機。
2.產品差異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顧客會漸漸相信一個企業的產品是獨特的。這種認知會給企業帶來進一步服務的機會，使廣告變得有效，企業也將可以領先其他公司向顧客提品和服務。通常新進入者要分配很多資源用于消除顧客對原先產品的忠誠，它們經常采用更低的價格相抗衡，隨之企業利潤相應減少。我國房地產業中的各個企業，不管是新加入者還是在位競爭者，采用差異化都尤為重要，而要實現差異化戰略，企業需要付出相當的努力。房地產企業要想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強化特色經營是必由之路，同樣的商品，附加不同的服務其特色就不一樣，對顧客的吸引程度也就不一樣。特色的商品再加上特色的服務，比較優勢就轉化為競爭優勢，或進一步轉化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3.資本要求。在新的行業競爭，要求企業有足夠的資源投入。即使新的行業很有吸引力，企業也可能沒有足夠的資本成功進入市場，尋求合適的市場機會。而房地產業就是這樣的企業，它要求企業有足夠、大量的資源投入，否則要進入房地產業也是很困難的。
4.政府政策。國家對房地產業的運行與操作規則給予了相應的規定，作為新進入者要密切關注政府的政策法規，從中權衡輕重，依政策辦事。
（二）供應商討價還價的能力
我國的住宅產業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無論是國外的房地產開發商，還是材料、產品的供應商，都密切關注這一市場。當關稅降低之后，外國木材進口量將加大，用于住宅建設，房地產開發過程中使用大量建材（如鋼筋）、機電產品（如空調、電梯）和衛生潔具，隨著關稅的降低和各類進入產品限制條件的放寬，國外產品將大量充斥國內市場，并對國內產品產生巨大沖擊，首當其沖的就是導致國產商品的價格下降。單就房地產產業來說，這或許是有利的。
（三）買方討價還價的能力
企業作為供給方，總是想方設法提高價格，而買方會盡量壓低價格。目前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是需求遠遠大于供給。再加之在我國收入分配的特點上，我國財富分配貧富懸殊，并且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開發商看準的是這些人的需求。因此我國房地產市場偏向檔次高的客戶，普通的低檔房蓋得很少，即便蓋了低檔房，也很難賣出，低收入者無能力買。這些原因決定了買方的討價還價能力相對于開發商來說是較弱的。
（四）當前競爭對手之間競爭的激烈程度
行業內的企業相互制約，一個企業的行為必然會引發競爭反應。因此，企業為了追求戰略競爭力和超額利潤，必然積極投身競爭。如果某企業受到挑戰，或者有一個顯著的改善市場地位的機會，本行業內激烈的競爭行為就不可避免。同一行業中的企業很少有完全相同的，他們在資源和能力方面各有不同，并努力使自己與競爭者不同。通常地，企業會在顧客認為有價值的、企業擁有競爭優勢的方面，努力使自己的產品與有競爭能力者的不同。價格、質量和創意等都是展開競爭的主要方面，當然不同的行業展開競爭的方面不同。
1.同行企業的數量。有很多公司參與競爭的行業，競爭通常很激烈。但在另一方面，一個行業如果只有幾個規模和力量相當的企業，也會有競爭。房地產行業應該就屬于后者。一般情況下，某地房地產行業都是由房地產市場上幾個巨頭壟斷著，那么或許能夠把成本領先和差異化融合在一起的能力，對于維持企業競爭優勢是至關重要的。與單純依賴某一主導戰略的企業相比，能夠成功地執行成本領先與差異化戰略整合的企業，會處于一種更加有利的位置。
2.行業增長程度。當一個市場正在成長的時候，企業會盡量將資源用在有效地滿足不斷擴充的顧客群的需要上。在成長的市場中，企業有相對少的壓力去競爭對手那里爭奪顧客。房地產業市場處于成長之中，在爭奪顧客方面的壓力相對較小。競爭的壓力往往來自于樓盤的位置、環境、設計、物管，當然也有價格。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對這幾個的因素偏好不同，由此來決定自己的選擇。
3.高額固定成本。房地產是個特殊的行業，它的“產品”就是固定資產，耗資大，風險大。一般而言，這一點阻止了進入此行業的企業的數量，使得該行業相對其他行業競爭程度小。
4.高的退出成本。房地產業的特殊性決定了，一旦進入這個行業，特別是已經開始進行房地產開發，如果想半途而退，成本是相當大的，人、財、物已經投入，真正的“產成品”還沒有出來，這是個兩難的境界。如經常看到的“爛尾樓”，就是這種情況，原因是多方面的。要想盡量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就要進行周密的開發前的可行性分析與規劃。
通過對房地產五種力量的分析，投資主體應該能夠對該行業的吸引力做出判斷，看是否有機會獲得足夠的甚至超常的投資回報。一般來說，競爭力量越強，行業中的投資者能夠獲得的回報就會越低。相反，有吸引力的行業通常具有高的進入障礙，供應商和買方沒有什么討價還價能力，替代品的競爭很弱，競爭對手之間的競爭程度中等。從文中對房地產業的五力模型分析可知，房地產業是一個十分有吸引力的行業，這也是房地產業成為熱點原因所在。
參考文獻：
第7篇：分形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 分形理論；人文地理；實際應用
所謂人文地理學，主要指的是以人地關系理論為基礎，對各種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擴散以及變化等進行研究探討的一門學科。在整個人文地理學中，涉及到了多種理論基礎，分形理論作為最主要的一項，目前已經得到了研究人員的廣泛關注。本文主要對分形理論在人文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進行探討，以此來為今后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一、分形理論的概述
1.1分形理論的內涵分形概念最早是由美國著名數學家芒德勃羅提出的，該概念提出之后，分形理論繼而形成。 分形理論認為：每一個被分形研究的部分都是整體中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分形研究的部分在某種程度上也可將其視為整體的再現，分形部分所體現出來的特征與發展確實，也可以代表整體的特征和發展趨勢。
1.2分形理論的特征
分形理論的特征主要體現在5個方面，首先，該理論中所涉及的分形系統十分精細，系統中任何一個細節，其所占據了比例數值都可以任意小。其次，由于分形整體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規則性，因此，在對集合的整體與分形整體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的時候，不能單純的用文字來進行敘述。第三，分形集合往往具有自相似性。第四，相對于拓撲維數來說，分形維數要顯得大的多。最后是在大部分時間里，分形集合的產生的方式都是以迭代方式為主的。
二、分形理論在人文地理學各個分支的實際應用
城市地理、經濟地理和交通地理是人文地理學中的三項重要分支，分形理論作為人文地理學中的一個重要理論，在以上三項分支中都得到了廣泛應用。
2.1分形理論在城市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
分形理論在城市地理學中的廣泛應用始于90年代，自從該理論提出并廣泛應用以來，相關學者對其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城鎮體系作為城市地理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分形理論在此方面的應用相對來說比較成熟，本文主要從兩個方面對其進行研究，即城鎮體系等級結構的分形研究和城鎮體系空間相互作用的分形研究。其中，城鎮體系等級結構也可以稱之為城鎮等級規模分布，其主要指的是在特定的區域范圍內，該城鎮規模的層次分布情況。通過對該區域層次分布情況的分析，來推斷城鎮整體的層次分布情況。在研究過程中，如果我們選取r作為城市劃分的標準，用N（r）代表區域內城鎮數目，那么二者的關系將滿足分形理論中的盒子維數N（r）∝r-D，因此可以判斷這是一個分形模型。其中的分形維數便是字母D。根據D取值的不同，所表現出來的城鎮等級規模結構也不盡相同。比如說，當D1的時候，則表示城市等級規模的分布情況比較集中，整個城鎮體系的發育較為成熟。
而對于城鎮體系空間相互作用的分形研究，則主要指的是對城市結構分布中受空間作用影響的基本狀況。該部分研究主要是對中心城市吸引力的研究。所謂中心城市吸引力，主要是以中心城市為圓心，取一個半徑值。在此前提下，半徑與城鎮數目二者之間的關系同樣滿足分形理論中的盒子維數，D仍然是其分維值。同樣，D的取值仍然表示中心城市吸引力的情況。當D的值分別大于2、等于2和小于2的時候，則分別表示中心城市吸引力逐漸衰減、均勻和逐漸增強。
2.2分形理論在經濟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
分形理論在經濟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主要體現在區域差異上的分形理論，區域差異作為經濟地理學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目前對于研究所采用的衡量指標主要是基尼系數，該系統與分形之間也存在一定的聯系。意大利經濟學家Pareto在對該問題進行研究的時候，首先對各個國家的收入分配進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一下規律：N=N0X-b（b>0）。式中，N0、X和N分別表示總人口數量、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不低于X的人數。從以上規律的等式我們可以看出，該等式與盒子維數相符，滿足分維的定義。同時，諸多研究也表明每個國家的收入分配具有一定的分形特征。在以上關系式中，人均收入可以說是一個隨機變量，因此，我們很容易得出關于X的分布函數，即：F（X）=（X0-b-X-b）/（X0-b-Xn-b）。其中，XnXX0。X0和Xn分別表示最低收入水平和最高收入水平。從以上的分析我們能夠看出，如果我們分別用X、N和N0來表示我國各省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大于某一標度值X的省區市的個數和所有省區市的個數。那么按照上文中所提到的公式，我們便可以求出一個GR，這便是各個省區市年度生產能力的差異狀況。通過該項指標，我們還能夠對未來我國區域差異的動態過程進行準確預測。
2.3分形理論在交通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
分形理論在交通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主要體現在網絡密度和網絡連通性兩個方面。其中，網絡密度主要指的是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所有交通線之間所構成的交通網絡。在整個交通網絡中，各個城鎮則作為每個結點存在。上文中我們提到，城鎮體系的空間結構具有一定的自相似性，這也就說明交通網絡整體具有一定的分形特征，因此，分形理論在交通地理學中也必然會有一定的實際應用效果。在給定一個具體區域的前提下，該區域中所形成的交通網絡長度必然有一個特定的長度，區域的范圍與交通網絡長度呈現出正相關的關系，也就是說，交通網絡的長度主要取決于區域范圍的具體設定。
在網絡連通性的研究中，網絡的可達性與連通性是評價一個區域交通網絡的優良狀況的兩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傳統的網絡分析中。評價網絡連通性的方法有很多種，其中最常用的則要屬矩陣算法。由前文的討論可知：O≤Dg2≤g1，Dg2≤Dg1，因此0
結語：
綜上所述，分形理論作為人文地理學中的一項重要理論，在人文地理學的各項分支中都有較為廣泛的應用。本文試圖對分形理論進行簡要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其在人文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進行探討，以此來為今后該理論的進一步實際應用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作者單位：臨滄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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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分形理論論文范文
摘要：企業的領導者在帶領員工實現企業目標的過程中，權力性影響力是必須的。但是，為了進一步樹立自己的權威，搞好與下屬的關系，他們也越來越注重其非權力性影響力的使用。本文就提高非權力性影響力的途徑提出了一些觀點。
關鍵詞：領導者權威權力性影響力非權力性影響力
領導工作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企業中的領導者樹立權威搞好管理，既要使用權力性影響力，又要使用非權力性影響力，在管理界普遍提出“以人為本”的背景下，要更多地使用非權力性影響力。換言之，領導者要善于在品德、能力、知識、感情等非權力性要素方面塑造好自己的形象，樹立自己的威信。那么究竟如何樹立自己的威信，提升自己的非權力性影響力呢？
一、權力性影響力和非權力性影響力
權力性影響力又稱強制性影響力，它是由社會賦予個人的職務、地位和權力等形成的，帶有法定性、強制性和不可抗拒性。這種影響力的獲得與職位和權力的獲得是同步的。
非權力性影響力又稱自然影響力，與權力影響力不同，它既沒有正式的規定，也沒有組織授予的形式，它是以個人的品德、才能、知識、感情等因素為基礎形成的。
品德，百行以德為首，優秀的品德會給領導者帶來巨大的影響力；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卓越的領導者會使人們產生敬佩感，從而增加領導者的影響力；知識，知識是能力的基礎，對于領導者來說，決定其影響力的首先是專業知識，其次是與專業知識有關的各種知識；感情，領導者與下屬建立親切的感情關系，同樣會極大地提高領導者的影響力。
非權力性影響力是由領導者自身的素質與行為造就的，在現代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將越來越大。
二、領導者提高非權力性影響力的途徑分析
非權力性影響力是任職者主體產生的效應。領導者的品德、能力、知識、感情等要素，能使人產生敬佩、信賴和親切感，從而增加人們對領導者的信任程度，進而增強領導者的非權力影響力。
1.領導者要增強非權力性影響力，要不斷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領導者良好的自身人格力量比千百次說教所起的教育作用要大得多。
領導者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首先，要增強自律意識，古人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領導者的一言一行都會在群眾中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因此，領導者務必保持清醒頭腦，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其次，要加強職業道德建設，主要是做到勤奮、公道、守信。最后，領導者要時刻反省自己，對于以前處理過的事件進行總結，得出經驗教訓，以便以后遇到此類事情時處理起來更加正確、嫻熟。
2.領導者要增強非權力性影響力，要不斷提高自己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卓越的領導者會使人們產生敬佩感，從而增加領導者的影響力。
提升領導能力必須做好以下幾方面：一是知人善任的用人能力。因為企業的發展靠的最主要是人才，所以作為領導者這方面的能力非常重要。二是科學正確的決策能力。領導者要提升科學決策能力，不僅需要掌握科學決策的原則，了解科學化的決策程序，更重要的是培養遠見卓識的本領，對事物的發展有預見性，提升科學預測能力。三是恰當得體的表達能力。言談要深入淺出，注意語言的通俗性，使大家聽得懂，易于為人接受。四是勇于開拓的創新能力。領導者不僅自己要有開闊的眼界，創新的思維，更要善于創造每一個組織成員發揮個人才能的機會，激勵組織成員積極進取、勇于開拓。
3.領導者要增強非權力性影響力，要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
這就要求管理者不斷充實自己的知識，不斷學習，使自己的知識隨組織環境的變化不斷更新，而且要帶動下屬進行學習，創造出一個學習型的組織環境。
4.領導者要增強非權力性影響力，要善于使用感情因素。感情是人的情緒和情感的總和，是對客觀事物態度的體現，作為領導者在全面管理工作時，不但不能忽視員工對感情的需要，而且還要加以體驗和引導，使之成為工作動力。
作為領導者要尊重員工的自尊心、自信心，要善于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有“個性”的員工意見，善于采納大家的正確建議，并作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
領導者的關懷，雙方的感情交融，必然會產生極大的能量，促使員工加倍努力工作，使領導者做出的決策、制訂的計劃、采取的措施，迅速變成群眾的實際行動。這就是情感投資所產生的效應，它具有無言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反之，如果領導者冷若冰霜，對工作麻木不仁，對同志漠不關心，這樣的領導者在人們心目中是沒有地位的，這樣的領導也就不可能具有影響力。
從以上對提高非權力性影響力的途徑分析中可以看出：非權力性影響力是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的，本文主要強調了領導者的品德、能力、感情、知識等要素，從這四個方面分析了提高非權力性影響力的途徑，這幾方面是相互協調的，如果其中某一方面做的不足，就會存在“短木”效應，不利于非權力性影響力的提高。
參考文獻：
第9篇：分形理論論文范文
(1)旅行社人力資源管理觀念滯后,機構設置不完善。我國大部分的旅行社人力資源及管理意識較為淡薄。在多數旅行社中,一般都沒有專門的人力資源部門,人事事務僅由辦公室代為處理;對于人力資源管理的認識也僅僅停留在員工招聘,簡單培訓和工資待遇及勞動合同等方面,很少涉及職業系統培訓;有些旅行社口頭上說尊重人才,實際上卻更加相信經驗,對知識和人才缺少強烈的需求,有些旅行社雖然認識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但很少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下功夫,或只是把重點放在待遇的提高方面,不能把人才管理與旅行社的發展真正聯系起來。
(2)旅行社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簡單化。旅行社企業規模普遍較小,一人從事多項工作的現象大量存在;員工工作內容較靈活,績效考核難度大。目前我國旅行社在招聘、培訓、績效管理、薪酬設計等方面的制度和管理手段相當落后,人力資源主管往往并不熟悉本企業的人才現狀,更不明白本企業的人才需求,不能有效激發本企業的人才潛能,在使用人才時只憑感覺行事,甚至只是機械被動地例行日常事務,不對本企業的人才狀況做研究、分析,缺乏對人才的長遠規劃。
(3)高層次的管理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缺乏。目前我國旅行社的各類專業技術人員、旅行社職業經理人、旅行社營銷人才、人力資源管理人才等是遠遠不能滿足旅行社自身及我國旅游業的發展需要。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我國入境旅游業務的不斷擴展和出境旅游業務的迅猛發展,通曉外語、能夠熟練掌握出境游業務的經理人才,還有擅長同外國領事館打交道,在異國有迅速處理突發事件能力的高端旅游專才難覓是業內不爭的事實。而在龐大的導游隊伍中持資格證和初級證者占絕大多數,為96.3%;持中級、高級和特級證者所占比例極低,僅3.7%。
(4)人力資源整體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隨著我國旅游業的發展,旅游者的需求更加個性化,他們從被動的服從者轉為主動的參與者,要求享受到更高質量的旅游服務,這種個性化需求反應了現代旅游者對傳統的模式化旅游方式的厭倦和反叛。旅行社行業內人員平均素質及學歷偏低,已不能適應旅游者越來越個性化的需求,從業人員隊伍素質成為制約產業發展的薄弱環節。
(5)旅行社員工流動性大,人才流失嚴重。旅行社企業間、行業間的人員流動現象突出。在其他行業,正常的人員流失一般在5%-10%左右,而旅游企業員工的流失率竟高達20%以上。根據2008年統計,全國共有70多萬人通過了導游資格考試,有53萬人拿到了導游證。不過,真正在旅行社的導游大約10萬人,還剩下43萬社會導游,他們大部分掛靠在導游公司(導服公司),處于無人管的地步。
2旅行社人員流失的原因
導致旅行社人才流失的因素非常復雜,如待遇欠佳、缺乏交流溝通、人際關系緊張、不被重用、職業倦怠、與企業理念不合、個人發展受到阻礙等。其根源在于人才需求沒有得到滿足所致。心理學認為,人的一切有意識的行為(包括跳槽)都是在需要引起的動機下發生的。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照由低級到高級劃分為五個層次,它們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馬斯洛認為,當人的需要得不到滿足時,人就會產生心理上的不安,并且想方設法地滿足自己的需要,尋找滿足需要的途徑,旅行社的員工也是如此,一旦時機成熟,有些人就會義無反顧的選擇離職。可見人才流失,都與自身需要沒有得到滿足有關。
(1)薪酬福利水平低,物質需求不能得到滿足。
在人們多層次的需求中,生理需要始終是最重要的需要之一。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會追求更高的個人收入水平和較高的待遇,提高生活的質量。滿足高水平的物質需要是人們擇業的最原始沖動。目前,很多中小旅行社薪酬福利較低,使得有能力的人才難以實現其較高收入和較高待遇的愿望,難以體現其價值。特別是有些旅行社未能建立有效的評估體系、缺乏合理的薪酬結構,不能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水平,造成了薪酬內部、外部的不公平,挫傷了人才工作熱情。當他們感到同樣的付出將會在外單位獲得更高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時,有能力、有魄力的人才就可能會為追求個人最大的經濟利益而跳槽。“良禽擇木而棲”。這是造成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2)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
安全需要是人的第二層次需要,俗話說“安居樂業”,這種需要主要體現為人們需要生命、財產安全有保障,生病、養老有保證,目前我國中小規模的旅行社占大多數,其中不少旅行社沒有給員工購買人身意外險和交納失業保險金、醫療保險金、住房公積金,甚至連養老保險金等也未交納,使得員工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而一些競爭實力較強、重視人才的旅行社為了吸引優秀人才加盟,往往開出優厚的條件加以獵取,這也是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3)社交、尊重需要得不到滿足。
社交、尊重需要是人的第三層次和第四層次的需要,它們是人的精神需要,也被稱之為心理需要。這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和職業生涯中需要滿足的。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把此種需要看得比薪金和待遇更重。有時人在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中,即使是工作條件略艱苦些,待遇略低些,他也是非常愿意接受,并不輕易地放棄。中國有句古語:“士為知己者死”,意思是說能人異士可以為一知己做出最大的犧牲。說明人是需要理解、信任、重視、尊重的,需要融洽、和諧的工作環境。有的旅行社缺乏和諧的工作氛圍,人際關系復雜;人員之間缺乏交流溝通;人情淡漠,甚至冷漠;個人見解得不到重視,個人工作業績得不到認可等,因而產生了失落感。失去了工作的熱情,失去了工作的樂趣,進而失去了對企業的信任和留戀。
(4)自我實現需要不能得到滿足。
自我實現的需要是人的最高層次的需要,也是高層次人才共有的一種精神需求。他們希望通過工作能實現自身的價值,能發揮其潛力,實現自我發展。而許多旅行社往往只關注員工給旅行社創造的利潤,忽略了員工個人事業的發展,忽視了人才的這一需求,不能提供其施展才能的環境和空間,沒有升遷機會,使他們感到在旅行社發展受到阻礙,自己的理想和抱負難以在此實現,因而跳槽謀求新的發展。
3以核心競爭力理論為基礎,加強旅行社人力資源管理
(1)積極尋求、開發有價值的人力資源。
旅行社的競爭歸根結底是高素質專業人才的競爭。旅行社業的產品主要是無形的服務,只有有了一流的員工,才會有一流的服務,高素質的專業人才隊伍是旅行社實現個性化服務、樹立品牌特色的重要保證。旅行社應該樹立人才觀念。一方面,對外,招聘、尋求、引進高級旅游專業管理人員,研發新產品,開拓新市場。另一方面,考核已有員工,評估其開發價值,對有價值的員工,進行開發、培訓、提升,最大潛力的發揮其才能。
但是,選拔人才的時候,要注意,既要高素質,又要與旅行社企業文化及價值觀相一致。此外,由于競爭的全球化趨勢的日益顯現,懂管理、擅經營、通外語的復合型高級人才日益緊俏,旅行社應該加強這類人才的引進與培養。
(2)塑造企業文化,強化“以顧客為中心”理念。
旅游業是服務性的行業,旅行社產品也多是無形產品,即服務。“服務第一”、“服務至上”,“顧客是上帝”、“顧客是親人”等觀念,實際上都可以算作是企業文化的表現形式。
企業文化是企業生存、競爭和發展的靈魂,是現代企業競爭取勝的立足點。企業文化對企業員工的思想、意識和行為有導向功能,而且對形成整個企業的價值觀和目標起導向作用。
對旅行社而言,應該塑造“以顧客為中心”的企業文化,做到服務制勝。由于企業文化的凝聚功能和導向作用,如果員工將這種“以顧客為中心”的理念貫徹到實際服務中,就可能形成旅行社自己獨具特色的“文化品牌”。而旅行社“文化品牌”的確立,也就意味著其競爭力的加強和生存空間的擴大。所以說,旅行社完全可以走文化品牌的道路,樹立文化品牌特色,以此培育和提高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3)采取有效的激勵措施,吸引留住人才,減少員工流失。
從管理層到普通員工,旅行社業的流動率一直居高不下。離職原因基本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旅行社自身原因,包括薪酬福利水平太低、激勵措施不健全、企業文化欠缺等等;而是員工自身原因,例如員工文化層次、價值觀念、身體狀況等等。
對旅行社而言,要減少員工流失率,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合理的薪酬結構。良好的薪酬體系設計既能保證在同行業中的競爭性,又能保證內部的相對公平性,吸引外來人才,留住本社人才。其次,要建立合理的績效考評機制,設立相應的激勵制度。再次,對企業員工進行職業生涯設計,留住優秀人才,為旅行社核心競爭力的提升貯備人才力量。
(4)構建學習型組織,激勵員工自我創新。
核心能力的動態發展性決定了旅行社必須不斷培育和發展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以滿足市場環境的變化,這就需要旅行社不斷的創新。而構建學習型組織,激勵員工自我創新,則是旅行社創新的重要途徑。
旅游社的競爭是產品的競爭、服務的競爭、人才的競爭,而其實質則是學習能力的競爭。學習型組織能夠提供有效的學習機制,提高旅行社的靈活性和反應能力,增強競爭力。因此,我國旅行社要提高核心競爭力,就必須建立學習型組織,激勵員工自我創新。
旅行社員工的創新包括知識創新和服務創新。知識創新要求員工不斷學習新知識、新技術,服務創新則更多得體現在服務產品等方面的創新。因而,員工必須堅持“以顧客為中心”的理念,不斷改進產品與服務,滿足個性化需求,培養客戶忠誠。通過構建學習型組織,為員工提供創新的平臺,有利于員工的自我創新,從而提升旅行社的核心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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