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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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供給側改革范文

對此，食品龍頭企業正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通過科技研發和科學管理延展產業鏈，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

戰略圖譜

為什么要進行食品行業的“供給側”改革？中國食品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劉治告訴《中國名牌》：“我國食品供給體系總體呈現中低端產品過剩、中高端和個性化產品供給不足的現狀，消費者對國外產品的依賴程度高。特別是在當前速度換擋、結構調整、動力轉換的經濟新常態下，深入推進食品行業供給側改革，是實現食品行業健康長遠發展的必然選擇。”

供給側改革風向標，指向了食品行業天然、綠色、營養的發展方向。加多寶強調，食品行業存在產品生命周期短、創新不足、同質化嚴重、跟風性強、消費者信任度下降等問題。供給側改革力克行業頑疾，要求企業持續推動技術的進步及設備工藝的精進，給行業開了一副良藥。20年來，加多寶精耕細作，以“工匠精神”打造加多寶涼茶和昆侖山礦泉水兩大品牌產品，滿足消費者對食品的高標準、嚴要求。

供給側改革，不是政府的獨角戲。“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供給側改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加多寶集團相關負責人稱，“政府降低實體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成本、稅費成本；企業也要優化內部管理，提升產品核心競爭力，利用好涼茶行業逆勢發展的契機。只有兩方面勁往一處使，形成改革合力，才能促使供給側改革落到實處。”

短板攻克

供給側改革為食品企業帶來的是產業鏈的延展和產業發展的精準化運行。中研普華研究員葉奮強調，食品行業供給側改革，意味著食品行業由生存型消費向健康型消費轉變，由滿足基本的生活要求向基本保障食品安全、健康和滿足食品消費多樣化轉變。只有結合市場需求梳理資源投入和配置，企業才能找到最優方法應對消費大環境的變化。

“審視中國食品工業短板，必然追溯到作為原材料之農產品的質量問題。”劉治指出，“對于已初步實現現代化的食品工業來說，建議加快融合現代化農業，加大對原材料基地的投入，加強對以糧食為代表的農產品初級加工的力度，建立安全追溯制度，是供給側結構調整的必由之路。同時，供給側改革鼓勵企業以國際通用標準為參考，與國際接軌。”

“對此，九三糧油一方面直擊原料產地，減少中間環節，降低企業采購、生產成本，從而形成采購――生產――營銷的短線扁平化產業鏈；另一方面，以市場為導向，剝離不良資產，建立企業防火墻，增強抗風險能力，集中優勢力量進行創新轉化和產品體系建設。”九三糧油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說。

科技領航

現代食品業的供給側改革，強調科技研發和轉化能力的提升。“比如引進和發展營養需求研究、感官科學研究、原料成分研究、包裝材料技術研究、風味技術研究、微生物控制技術研究的實施應用，將有助于向高附加值的兩端或者全產業鏈發展，滿足消費者更高層次需求。”劉治說。

“通過科技研發，初加工原料型食品企業可延伸至深加工產品甚至終端產品，為企業帶來更好的經濟效益和發展空間，從而實現供給側改革目標。”匯源果汁集團副總裁李生延對《中國名牌》說，“匯源加大與科研院所的合作，研發新技術、新品種，為水果、蔬菜、農產品等創造較高的產品附加值。在上游，匯源果業、匯源農業作為產業基礎，為果汁產品生產提供了原材料保障。在下游，匯源直營公司、經銷商運營體系日漸成熟，為產業鏈的延伸提供了可能。”

第2篇：供給側改革范文

痛苦去產能

2015年，鋼鐵行業已降低粗鋼產能約0.67億噸，停產的企業有30多家。

2016- 2018年：再降低粗鋼產能1億～1.5億噸。

防范金融風險

去產能將帶來諸多棘手問題，淘汰的1億～1.5億噸產能形成的呆壞賬，該如何核銷和解決？其背后可能蘊藏著局部金融風險。

據業內人士推算，10億噸鋼鐵產能負債3萬億元。由此推算，1億～1.5億噸產能的負債規模至少是3 000億～ 4 500億元。

人員大分流

供給側結構改革出發點只為解決兩個要素：一個是錢，另一個則是人。前者是讓國有企業能重新盈利，后者則調整不合理的人員結構。中國鋼鐵廠的職工數，堪比一座小城市人口，這已成為絕大部分鋼廠的沉重負擔。比如：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副會長遲京東粗略做了計算，此輪鋼鐵去產能，將有大概50萬的鋼鐵職工面臨調整或重新選擇就業。

鋼鐵企業停產的兩種“死法”

“安樂死”：是指在去產能的過程中，應多用兼并重組的手段，少用、緩用直接破產的方式。此“死法”多用于國有企業。

“猝死”：根據破產法，企業破產清算、職工下崗。此“死法”多用于民營企業。

場景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改革如此陌生，亦如此熟悉。用3年時間，1億～1.5億噸等待徹底去掉的鋼鐵產能，50萬職工身份的轉變，鋼鐵產業率先奏響了供給側改革的序曲。

新三板對金融業說“不”

早前，新三板向私募基金管理機構（PE）關上大門，這一次，新三板又叫停了各類金融企業的上市……

金融企業圈了多少錢？

在2015年，新三板共募集資金1 168.7億元，其中，金融業掛牌企業合計募集資金總額達到380.1億元，占新三板募集資金總量的32.5%。

被圈的錢花到哪里了？

從新三板里巨額融資后，PE機構們花起錢來也很大方。中科招商在2015年下半年在股票市場瘋狂舉牌上市公司，進入2016年1月，股市下跌了22.4%，中科招商的這些投資大多被套。

以中科招商為例：

2015年共舉牌了16家上市公司

耗資40多億元

監管收緊，杜絕惡性融資

社會上大多數錢流向金融類企業，去追逐短期高回報，這顯然不是監管層想看到的局面，新三板監管收緊不可避免。

在去年12月25日，證監會暫停私募基金管理機構在新三板掛牌和融資。

在今年2月1日，所有類金融企業全部暫停辦理掛牌手續，無論處于何種狀態。

第3篇：供給側改革范文

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面臨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何以解憂，唯有改革，繼續改革，不停頓的改革，這就是今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所在。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是要極大地提高生產力

經濟新常態，有四個表現非常明顯：第一，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換擋。第二，人力資源的成本高企，中國的人力資源成本比周邊國家高很多。第三，能源資源成本高企，我們對包括石油在內的資源依賴性較大。第四，環境影響巨大，去年巴黎氣候大會達成第一份全球氣候協定，中國做出了莊嚴承諾，任務艱巨。

由此，為極大地提高生產力，供給側改革至少要側重五個要點：一是人力資本必須受到極大的關注和支持，勞動力是生產力第一要素。二是資本的涌動在很大程度上，應當與實體經濟緊密結合。三是應更有效地利用土地資源。我國作為世界國土面積第三大國更應注重土地資源的作用，尤其是農村的土地確權、流轉和發揮效益，當成為供給側改革一個極為關注的要點。四是注重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也是生產力，是國人的自豪。五是政府的管理模式進一步改革。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是政府改革的組成部分，審批制改革只是行政體制改革的組成部分，三者的關系在邏輯上是一個從屬關系，不是等同關系。我們對政府不斷改革、繼續改革寄予希望，就是因為政府管理也創造生產力。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中國當下的任務就是要極大地提升創新能力

通過供給側改革來滿足不同的需求，將追求有效需求滿足作為重要目標。如何體現？我以為很大程度體現在創新能力上。進一步提升服務業的發展固然重要，但絕對不能低估工業化朝氣蓬勃的力量，因為中國還處在工業化的歷史進程中。

有三張榜單可以說明工業創新的意義：一是財富五百強榜單，2015年大陸企業進入世界五百強的就有100家，僅次于美國。在世界五百強行列中，已經有了一支浩浩蕩蕩的中國企業隊伍。二是世界品牌五百強榜單，去年美國有239個，占據半壁江山，而中國還不到30個，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點，我們需要有效供給，思考分層消費該如何滿足。中國企業在世界五百強數量較多，但中國品牌數量離我們國家的發展以及世界的要求仍有較大距離。三是世界創新企業一百強榜單，2014年我們有華為一家，2015年一個都沒有，此消彼長。而相比較之下，亞洲國家幾乎占到一半，有47個。這三個榜單就是極大地提高創新能力的參考。中國應以創新為首，供給側改革要的就是創新，只有創新，才能滿足日益增長、分層以及實際和未來的需求。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極大地提升全員勞動生產率

不可否認，我國是一個高投入、低產出、高消耗、高排放的發展中國家，這一模式讓我們警醒，這樣自覺的警醒難能可貴。

由此，要做三件事：一是機制改革。供給側改革最需要的是與發展需求相匹配的體制、機制和法制的改革。

第4篇：供給側改革范文

從理論上講，供給側改革適用于供給相對不足的時期。在供給學派的字典里，供需關系只有兩種：一是供給絕對不足；二是供給相對不足，或者說結構性過剩與結構性不足并存（該學派不認可供給的絕對過剩，因此無力解釋“大蕭條”等經濟危機）。在供給絕對不足時期，企業部門的供給總量和樣式、方式均不能滿足居民需求。此時，薩伊定律大行其道。政府僅需鼓勵生產，“供給可以自動創造需求”、“產品越多元化銷售越快”、“一個企業成功可以幫助更多企業成功”。如若政府過多地干預和調控，反而會降低供給側的運行效率。在供給相對不足時期，薩伊定律的適用條件不再。供給學派――薩伊定律2.0版――沿襲了生產和生產率決定經濟的理論內核。他們對生產領域和管理領域實施改革，改善經濟結構性問題，促進生產和生產制度的效率提升。此時，政府對供給側的適當干預，就可以有效地修繕供需平衡，甚至繼續引領需求增長。

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機理，即如何解決供給的相對不足。首先，我們要了解此時的經濟特征，它們是供給側改革的政策標的。一是國有企業比重過大。國有企業會占據大量經濟資源，容易導致相關行業供給過剩，而其他行業供給不足；同時，這會制約市場的經濟活力，引致供給效率走低。二是財政赤字攀升或者通脹高企。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當經濟發展渡過古典時期、出現供給相對過剩之后，決策者會先行刺激需求。但事實證明，政策運用不當會使經濟陷入困境。比如，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對私人部門產生“擠出效應”，政府唯有“增加稅收保持開支維系增長”；同時，流動性陷阱是寬松性貨幣政策的阿喀琉斯之踵，容易成為通貨膨脹的溫床。三是失業率增加。一方面，結構性供給過剩會帶來結構性失業；另一方面，世界各國的小微企業都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如果它們失去活力，失業率必然會增加。

其次，針對上述經濟特征，供給學派的踐行者開出了藥方：一是國企私有化。此舉旨在裁剪國企臃腫，減少對市場的行政性干預。這會帶來改善供給結構、釋放經濟活力的雙重功效。二是減稅。根據拉弗曲線，減稅可以使個人和企業的收入更多流向儲蓄和投資；甚至在長期內，減稅可以擴大政府的稅基，產生稅收“自償效應”。如此一來，私人部門和政府部門的經濟活力都會增加，就業率會增長，供給效率就會提升。三是穩健的需求管理政策。一方面，要縮小財政開支，降低政府赤字，促成“國退民進”；另一方面，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供應與經濟增長的速度相適應，有效控制通脹。四是簡政放權。包括去監管化，廢除物價管制，加大金融、電信、能源領域對民營企業的開放程度等。借此，可以引入競爭機制，進一步提升供給效率。

在操作上，供給側改革需要“拿捏尺度”，否則可能會事與愿違。歷史上，無論里根經濟學還是撒切爾主義，雖然都曾引領經濟走出滯漲泥潭，卻遭到了繼任者的摒棄。歸根到底，還是緣于尺度拿捏得不夠準確，導致經濟發展不符合人們的預期。

里根的改革措施前期發力較大，后勁不足。在稅收上，由前期的單一減稅變為后期的時增時減；在財政收支上，1984年已經基本平衡，但后期大幅增加開支，這導致整個任期內的赤字增加一倍多，使美國滑入“赤字陷阱”。與之相比，“鐵娘子”撒切爾的政策操作要更加堅定，但又過于信奉新自由主義，過于強調市場效率，而忽視了社會公平。可以說，在政策操作尺度上，撒切爾是“過”，里根是“不及”。同時，在控制財政支出方面，他們都以削減公共福利支出為代價。這導致美國和英國的經濟不平等現象明顯，社會矛盾也日益突出。因此，從發展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視角，二者難言成功。

第5篇：供給側改革范文

順應供給側改革的減稅需求

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是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其中，降低企業成本是激發市場活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一環。而減稅無疑是降低企業成本最直接有效的措施。因此，減稅已成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凝聚的共識。

此次“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后，全年減稅將達到5000億元。如此大的減稅紅利，契合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緊迫要求，為供給者提供了較大的發展空間，可以促進有效投資帶動供給，以供給帶動需求，從而提升企業盈利能力，激發企業投資創新創業的動力。

減稅需求與減稅取向、減稅安排與減稅策略的一致性，彰顯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與“營改增”改革舉措的協同特征。

助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層次目標，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從而引導資源配置的價格，矯正以往政府主導資源配置帶來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因而，回歸市場主體理性預期，尊重市場價值規律基礎上的政府有效調控，是破解長期累積的結構性、體制性突出矛盾和問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選擇。企業是市場主體，也是經濟運行的基本細胞，企業活力迸發，中國經濟的新動力就形成了。

全面實施“營改增”，進一步降低企業邊際成本、提高要素供給效率、增強企業供給能力，同時大幅度減稅必然會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占用和使用，有利于減輕對市場資源配置干預的程度。由于增值稅具有“中性”特征，相對于營業稅而言，對市場主體的行為扭曲較低、效率損失小，對價格信號的扭曲效應不甚明顯。同時，增值稅具有“稅價分離”的形式特征，通過稅制改革實行稅價分離，讓價格真正起到反映市場供求狀況、引導資源配置方向的作用，是“營改增”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一個重要著力點。

促進經濟結構進一步優化

經濟及產業結構性失衡，是困擾經濟持續發展的“瓶頸”因素，是推進供給層面改革的核心內容。一般來說，經濟結構性問題與稅制結構具有較強的相關性。“營改增”不僅僅是一項減稅措施，它更深層的意義在于稅制的優化。此次“營改增”全面推開，將覆蓋所有貨物與勞務，第二、第三產業的抵扣鏈條將徹底打通，這對于解決經濟供給結構扭曲脫節問題，將起到重要作用。

近年來的經濟數據，也證明了這一點。“營改增”試點以來，第三產業投資規模明顯擴大，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由2012年的52.6%提高到2015年的56.6%；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逐步提高，由2012年的45.5%逐年提高到2015年的50.5%，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首次占據“半壁江山”。

同時，“營改增”本身也屬于結構性調整政策，有利于破解由于營業稅與增值稅并存所帶來的經濟結構失衡問題，有效解決營業稅重復征收以及增值稅抵扣機制不完整導致的稅負偏重問題。

第6篇：供給側改革范文

【關鍵詞】 供給側改革 國際經驗 通貨膨脹 【中圖分類號】F202 【文獻標識碼】A

現階段，我國大力實施供給側改革戰略，將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作為五大重點任務。但是我國政府將推動經濟發展的焦點從之前的“三大需求”管理逐步轉變為以生產要素為對象的供給側管理，反映了我國生產端存在著同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使得我國供給側改革的推進存在一定困難。國際上曾有一些發達國家都實施了供給側改革戰略，如美國、英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供給側改革做法都堪稱典范，值得我國借鑒。

國際上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實踐案例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期間，美國、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的經濟都相繼出現了滯脹，這同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側觀點發生偏離，因而這些國家都紛紛投向供給派，爭取通過供給側方面的改革來促進經濟復蘇。其中，美國里根政府的“里根主義”、英國撒切爾政府的“撒切爾主義”等，都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實踐。

美國的供給側改革經驗――“里根主義”。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的經濟便不斷引發出滯脹問題，工資水平和物價水平等都呈現明顯的螺旋式提升態勢，通脹水平已無法簡單通過市場和政府行為進行駕馭，直接導致了美國當時的市場活力明顯下滑。1980年末，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已達到13.5%，全社會失業率超過7%，但當時全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同比為負（-0.2%）。當時，美國的經濟也存在一定的結構性問題，包括在鐵路運輸、公路運輸、天然氣、金融、有線電視等行業方面存在明顯的進入壁壘和價格管制。在這樣的環境下，原本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側管理理念已難以有效應對，轉向供給側理念已勢在必行。

為此，里根政府采取了三項措施，即降低稅率、放開政府管制、適當采取緊縮型貨幣政策。通過“里根主義”供給側改革，美國逐步走出了持續性滯脹的經濟狀態，美國的經濟從20世紀80年代起得到明顯復蘇，之后連續出現了92個月的平均經濟增速均高于4%的良好發展態勢。在1989年里根總統卸任時，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都比他上任之初明顯降低，美國當時的經濟已明顯進入了繁榮發展期，為20世紀90年代后美國進入新經濟時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英國的供給側改革經驗――“撒切爾主義”。在1979年之前，英國在工黨的領導之下，工會的力量不斷擴充壯大，全國的經濟力量呈現了大面積的國有化，導致市場活力不足，經濟運作效率明顯下降，全國經濟產生了全面的衰退。當時，雖然英國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同比增長了25%以上，但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同比大幅度下滑。當時英國的工會力量非常強大，所以失業率并沒有因經濟下滑而產生明顯上升，失業率一直保持在5%左右。在1973-1975年期間，英國的年工資水平分別增長了15%、19%和23%，這也進一步降低了企業的利潤，當時出現了企業生產效率下降而工資、物價水平螺旋式上升的現象。

為此，撒切爾政府采取了三項政策，即采取緊縮型貨幣政策、加快推進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進程、推進稅制改革，減少公共支出。自此，英國的經濟開始發生反彈式增長，滯脹困境得到有效解決。1986年全國的通貨膨脹率僅為3.4%。20世紀80年代，英國通貨膨脹率一直維持在5%左右，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國通貨膨脹的最低水平。與此同時，英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也不斷增長，在1982-1989年期間全國的經濟增長率保持在2.8%左右。

我國供給側改革的幾大推進策略

我國的經濟結構性問題與當年美國、英國的經濟結構性問題存在較大的相似性，這些國家的供給側改革經驗都值得我國借鑒。

第一，減輕稅收負擔，是我國推進供給側改革戰略的有效抓手。在宏觀經濟下行的壓力之下，降稅可以直接減輕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從而有效幫助企業解決資金難題。通過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能夠明顯刺激消費，從而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對我國政府來說，盡管在短期內保障稅收有所降低，但是政府降稅帶來的供給效應能夠獲得更多的新稅源和拓寬稅基，因此，從長期來看還會增加政府稅收。所以，我國實施供給側改革戰略就要進一步用好降稅政策工具，保證供給側改革戰略的有效實施。

第二，簡政放權，是我國推進供給側改革戰略的有效前提。產業結構優化，是要素不斷流向高端行業或者產品相對稀缺的行業進行重新配置的過程，這個過程決定了供給結構發生改變。企業顯然比政府更加洞悉市場供給情況，能夠自我探索結構調整之路。而且市場機制擁有自行糾錯功能，通過企業主體的“試錯”并不會帶來產能過剩，而且也不會影響政府指引作用。所以，要推進供給側改革，就要充分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而政府就應該進一步簡政放權，讓市場調節機制更加穩定。

第三，消除壟斷機制，是我國推進供給側改革戰略的內在需求。國有企業只有消除壟斷機制，才能真正發揮出市場競爭的效力，市場資源配置的功能才能進一步高效化。要消除市場上的壟斷機制，就要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強化混合所有制成分介入國有企業，不斷放寬民營資本進入投資和運作領域的限制，允許或者鼓勵民營資本直接涉通、醫療衛生、能源、金融、教育、電信等國有壟斷型企業。對不會顯著影響民生的國有企業，可考慮進行私有化改革，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水準，從而提高市場效率。

第四，重構優化要素配置，是我國推進供給側改革戰略的內在動力。我國的新型城鎮化還具有較大的潛力可挖，但是新型城鎮化的重點不應放在大城市。在大城市之間的一些“孤島”城市，可以加速網絡化轉型，推進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重構、優化資源要素的配置。供給側改革也要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一體化，要努力營造農民順利進城和城鎮資金順利下鄉的良好局面。因此，政府要打破城鄉之間土地、資金、勞動力等要素的流動和交易瓶頸，打破各種行政壁壘。

第五，協調貨幣政策，是我國推進供給側改革戰略的重要保障。美國、英國在供給側改革初期，由于通貨膨脹嚴重而迫使政府重視貨幣政策并且積極有效跟進。雖然我國目前尚未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但在今后供給側改革戰略進一步實施的過程中，落后產能的風險也將不斷提高。為了規避因風險提高而帶來的連鎖負面效應，就需要政府打好改革與貨幣供給組合拳，及時實施與供給側改革階段相適應的貨幣政策，引導資源要素根據配置自由流動，為供給側改革創造更加有利的政策環境。

（作者為石嘴山市委黨校副教授）

【參考文獻】

第7篇：供給側改革范文

關鍵詞：供給改革 供給側改革

一、發達國家供給改革

（一）背景

在20世紀8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掀起了供給改革的浪潮，為了更好的從公共服務領域、公共物品供給、城市基礎設施供給領域進行供給改革。從西方發達國家供給改革的背景來看，是為了改善公共物品供給效率偏低、充分利用私營企業良好的服務，為減少國家資源浪費，提升經濟發展動力而實施的。在更加自主的體制下，公共物品領域的供給改革給整個當時的西方國際帶來了新的發展活力。

（二）西方發達供給改革的實施概況

總體來看，西方發達國家推進實施供給改革，主要在3個層面：一是供給的績效提升上，改變了傳統的定向公共服務，引進了績效管理的新辦法，讓公共部門的績效徹底改善；二是在供給領域，引入了市場競爭，通過私營企業的加入，加大國有企業的發展壓力，從而激發更強的發展動力；三是創造新的發展理念，即在公共物品供給領域的“顧客為中心”的理念，讓西方發達國家向服務型社會轉變。

二、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背景

“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著復雜的社會背景，產業、人口、社會發展等都受到了制約，因此開始提出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括來說，我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我國國內宏觀環境逐步惡化，在次貸危機的影響下，我國海外資本縮水嚴重，房地產泡沫逐步顯現，金融創業受挫頻發，內需提不上去等等，都逼迫著采取新的發展方式，激發經濟活力；二是我國產業結構、經濟轉型、人口矛盾等問題凸顯，需要從根本上改變，就需要從供給側進行改革來實現；三是在傳統產業中，高產能、低效率、高污染的發展模式，已經嚴重束縛了全國經濟的突破。

（二）我國供給側改革實施概況

2015年在財經領導小組的會議上，開始研究當前的經濟結構性改革問題，進入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始全面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為了充分依托改善當前的供給方式、轉變供給結構，以改革的方式，實現人口、資源、金融、創新、政府服務、社會服務體系等全方位的改革。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在我國各行各業開始深入推進，但是短期來看，還沒有表現出改革的成效。

三、發達國家供給改革與我國供給側改革對比分析

（一）實施背景對比分析

從表1中信息可以看出，發達國家的供給改革與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制定執行，面臨著相同和不同的實施背景。相同的是，兩者都是在社會經濟發展面臨一定的束縛的時候提出來的，提出的目的都是為了改善當前的發展局面；不同的是，兩者面臨的經濟環境和背景完全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為了在公共產品供給領域進行改革，才推出來改革，主要深度實施的領域是技術設施、公共物品供給等領域，但與此不同的是，我國供給側改革推出，不僅要改變公共產品供給領域，更是要從在更廣的范圍內進行。

（二）目標任務對比分析

從兩者的改革目標任務來看，西方發達國家的供給改革是為了改變公共領域的產品供給問題，如公共教育供給等；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改革的目標任務，是“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不僅要在公共領域進行改革，還要在金融、產業等領域實施。

（三）實施效果對比分析

從效果來對比，西方供給改革達到了預期的改革目標，讓西方國家的公共產品供給效率得到提高，也將私營企業引入到公共產品的供給當中；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時間還較短，短期效果還未現象，但是各行各業已經開始了總體布局。

四、啟示

通過對發達國家供給改革和我國的供給側改革進行對比分析，發現雖然執行2項政策的時間、背景、主體、任務都有所不同，但是都是為了更好的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激發新的增長活力。雖然發達國家通過供給改革，主要在基礎設施、公共物品等領域執行，范圍較于我國的供給側改革而言，更為狹窄，但是我們需要從發達國家供給改革的實施中，尋找經驗，避免發生同樣的錯誤，以至于無法實現供給側改革的目標任務。總體而言堅持實施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策略，是能夠改善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很多難題，因此要繼續深化實施。

參考文獻：

[1]楊立 賀京同.我國工業行業供給側改革的提升空間――基于中美對比分析[J].現代管理科學，2016（06）

[2]劉堯飛 沈杰.經濟轉型升級背景下供給側改革分析[J].理論月刊，2016（04）

[3]胡鞍鋼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和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N].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01）

第8篇：供給側改革范文

對保定市縣域經濟發展來說，當前宏觀層面最大的利好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上升為國家意志，京津冀三地實現區域經濟捆綁式發展得到國家政策支持。如何抓住這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實現保定縣域經濟騰飛成為當前保定市最為關注的重點。而最好的切入點莫過于精準實施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優化升級縣域農業產業結構，提升縣域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

一、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和基本政策導向

供給側與需求側相對應，背后的經濟理論依據分別為供給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在宏觀管理重點和政策工具上，需求側對應的是需求管理，主要倚重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的驅動，重點在于通過刺激和提升有效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供給側所對應的為供給管理，主要政策工具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和創新四大要素，重點在于通過提高有效供給，實現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的最優配置，來達到生產要素的最優配置，從而在拉動經濟增長數量的同時，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

推行供給側改革，實現供給側結構性調整，是在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增速放緩甚至進一步下行已成定局、各個層面結構性矛盾不斷累積并遲遲得不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被迫進行經濟增長驅動方式、管理模式和發展格局深度調整的最優化選擇，可以說實行供給側改革是對沖我國目前經濟增速放緩，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率的關鍵。

“供給側改革”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其核心在于充分激活生產要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全社會的有效供給水平，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的質量和效率，提升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的契合度，以滿足人們生活日益提高的有效需求，從而實現經濟良性增長。

在政策導向上，在微觀層面，供給側改革主要著眼于著力激發市場主體的自身活力，使各類生產要素能夠便利地進出市場，自由地創造價值，自主地實現價值，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不竭動力；在宏觀層面，供給側改革主要著眼于提升政府制度供給，著力創新行政管理體制和宏觀管理方式，打造市場主體能夠充分釋放潛力的良好環境，并使各類政策工具的運用有利于存量資源的不斷優化重組，提高國民經濟的總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

二、供給側改革對優化保定市縣域農產品供給結構的指導意義

供給側改革的政策目標是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效率，當前可以供給側改革為切入點，以供給側結構性調整為政策著力點，積極推進保定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縣域經濟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石，為加速縣域經濟發展，保定市積極推進“大縣城”建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縣域經濟發展要想取得突破性進展，就必須轉換思路，釋放更強烈的政策引導信號。農產品市場是最大的民生消費市場，市場需求潛力無窮。但是，由于食品安全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國內在農產品有效供需結構上存在嚴重錯配的現象，農產品供給無法滿足居民的有效需求。主要表現：一方面是高收入群體對高端、綠色、安全農產品的需求遠遠得不到滿足，這部分市場更多地被進口農產品占領，價格居高不下，同時普通消費者對中低端農產品的安全問題也顧慮重重，但囿于收入水平有限而不得不忍受和接受現有農產品市場，但他們的真實有效需求是被抑制的，如果市場可以提供大量安全且價廉的農產品，被抑制的有效需求會重新釋放出來；另一方面是很多農產品銷售不暢，農民收入得不到保障，更得不到大幅提升。

目前，保定市縣域農業的供給大多還停留在有糧即可的階段，農產品多樣化、高端化供給不足，隨著居民生活質量要求的大幅提高，京津兩地和全國大中城市對多樣化、高端、綠色、安全農產品的需求旺盛，市場容量非常大，保定縣域經濟可借助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契機，按照供給側改革的思路，以供給側改革為切入點，以精準實施農業供給側結構性調整為著力點，優化升級保定市縣域農業產業結構，提高農產品供給的層次、水平和數量，逐步擴大保定市各縣農產品在京津乃至全國的市場占有率，推進全市農業現代化進程和縣域經濟的發展。

三、精準實施農產品供給側結構性調整

供給結構的調整需要需求結構的有效引導，精準實施保定市縣域農業供給側結構性調整，首先要細分京津及全國農產品需求市場，制定有差異的農產業生產策略，優化和升級保定市縣域農業產業結構，提高農產品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真正形成結構合理、保障有力的農產品有效供給。

1、充分發揮保定各縣毗鄰京津的地理優勢，瞄準京津高端農產品市場，增加高端、綠色、安全的農產品供給能力。高端農產品需求剛性大，利潤空間大，全市可按照各縣的相對比較優勢，分區域實施農產品供給結構調整策略。在有條件的、基礎較好、擁有優勢農產品的縣，以原有農產品基地為依托，升級建立高端農業園區，專門培育生產高端、綠色、安全的農產品。鄰近京津的縣，可重點發展高端生鮮和蔬菜的生產供給，相對遠離京津的縣可重點發展無污染高端農產品生產和深加工。需要注意的是，高端農產品的生產和供給，同時要在農產品保鮮技術、包裝技術和外觀設計上多投入，好馬配好鞍，好產品要有好外觀，讓保定各縣的高端農產品更多地走進京津高端餐飲機構和高收入居民的餐桌。

對于高端農產品，除凸顯綠色、安全、高端的特點以外，還要重點強調農產品的“鮮”和“安全”，把保定縣域毗鄰京津的地理優勢發揮到極致，爭取做到當日凌晨1～2點采摘，凌晨3～4點送達京津市場，5～6點到達采購人員手中。

2、瞄準京津、本市和全國其他省份普通餐飲機構和居民的餐桌，大力發展中低端農產品供給。更多的市場份額屬于中低端農產品，但是現在農產品供給最大的問題是安全問題，因此在中低端農產品生產和供給上，要重點強調農產品的“綠色”和“安全”，以嚴苛的高標準，堅決保證農產品供給的質量。調結構的同時要調整產能，提高暢銷農產品的市場占有率。

3、推動農產品生產和加工技術創新，發展農林特產的深加工。保定市各縣農林特產豐富，但更多的農特產品在本地銷售，附加值較低，在農特產品供給上，要強調農林特產供給的“綠色”和“優質”，以品質和品牌創造市場需求。同時，必須要下大力氣推動本地農產品生產和加工技術的創新，或引進新型農產品深加工技術，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

四、縣域農業供給側結構性調整的制度保障

供給側改革的根本內涵之一是創新制度供給模式和運行機制，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調整時，政府部門的首選動作是強化服務職能，提高制度供給水平和效率。

1、破除生產要素進入障礙，搭建要素匯聚新平臺，為人才、資金等要素的匯聚提供更為便捷的條件、通道和發展空間。采用更為接地氣、更為優惠的措施，吸引更多各種性質的資本進入保定各縣的農產品生產領域。打破條條框框，根據產業定位量身定制更為開放、優惠、體現人文關懷的各種人才引進措施，吸引更多有創業精神、有技術的創新人才到保定市進行農產品生產和技術創新、研發；同時，要加速本地農村勞動力的先進農業技術和農業生產技能的教育培訓，加快提升縣域經濟發展中農業人力資本的積累。

2、創新縣域農業制度供給模式和運行機制，以制度創新帶動農業產業生產力的迅速提升。對縣域經濟來說，制度供給的改革應更多地體現在增加制度支持，減輕農業經營負擔、減少制度審批環節上。如：逐步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步伐，提升縣域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重構農村稅費體系，采取更有優惠的稅費減免措施；完善農業轉移支付方式，增加對農業科技研發的支持力度；采用更有彈性的金融服務農業政策，降低農業企業融資成本等。

3、加速土地確權和流轉，實現農業規模經營，迅速推進縣域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步伐。土地確權是推進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償流轉的基本前提，不但有助于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而且土地流轉后釋放出來的縣域農村剩余勞動力，一方面可以成為新興農業產業化工人，變身為縣域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的人力資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市區，有助于推進保定市的城鎮化進程。

4、加速京津農業科技合作，增加農產品生產、深加工和保鮮技術的研發投入，以科技帶動農業供給結構優化和升級。保定市各縣可在具有技術優勢的京津設立農業科技研發中心，鼓勵保定市縣域農產品生產和加工企業的研發部門集中入駐科技研發中心，這樣便于京津的科技人才“不為我有，但為我用”，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京津的科技人才和技術優勢，迅速提升保定市縣域農業科技水平。

第9篇：供給側改革范文

關鍵詞：旅游業；共給側改革；路徑

一、供給側改革背景

2015年11月10日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會上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雖然只是簡單五個字，但分析人士認為，政府關注點從管理總需求轉向管理總供給，這也意味著“三駕馬車”概念慢慢淡化，“供給側改革”或將成為十三五期間經濟改革的重心。

何為“供給側改革”呢？ “供給側改革”就是要對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改革提升。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二、旅游業供需現狀

2015年，中國國內旅游突破40億人次，旅游收入過4萬億元人民幣，出境旅游1.2億人次。中國國內旅游、出境旅游人次和國內旅游消費、境外旅游消費均列世界第一。2020年我國人均gdp有望突破1萬美元，旅游消費的需求也將呈現爆發式增長。

而與旅游剛需旺盛不相匹配的是，每逢節假日，大多數5a和4a級旅游景區人滿為患，游客休閑放松的出行目的難以滿足。香港特區政府對大陸游客奶粉限購令、巴黎老佛爺百貨公司對中國游客購買Burberry、Prada、Ferragamo等品牌的數量進行了限制。，關于中國游客“占領、買空日本”的報道隨處可見。

我國旅游供給真不能滿足需求市場嗎？我國自然景觀資源、人文景觀資源、民俗風情資源、傳統飲食資源、文化資源和工藝品資源，以及都市和田園風光資源等應有盡有，僅5A、4A、3A級景區全國就分別擁有212家、2862家和3468家，根據國家旅游局2014年一季度的報告：我國共有12804家星級飯店，除停業飯店898家外，共有一星級酒店139家、二星級2899家、三星級5709家、四星級2400家、五星級759家。消費的升級必定將倒逼供給側各方改革，旅游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

三、旅游業供給側改革路徑

分析我國旅游市場的需求側與供給側的主要矛盾，依是需求側日益增長而升級變化的需求與供給側有效供給不足的矛盾；不是缺少供給，而是有效供給不足；所以旅游業的供給側改革，核心是增加有效供給，提高供給水平。而推進旅游業供給側的改革，關鍵在于發展理念、發展方式和發展路徑的革新進行旅游共給側改革的路徑。筆者認為旅游業供給側改革路徑可從以下幾方面嘗試入手。

（一）創新旅游資源：我國的觀光資源世界一流，數量夠，品質也高。但是濱海度假資源不足，全世界的度假主體方式幾乎都是濱海度假，中國18000公里海岸線，真正形成品牌的度假地嚴重不足，全國數下來不到10個。對于供給側要有新認識。“旅游+”，跨界整合，融合發展，將成為旅游供給側改革的新路徑。一條特色休閑街區、一個旅游小鎮、鄉村旅游集群都可成為游客的旅游休閑目的地。“旅游+居民和家庭服務”，“旅游+健康服務”，“旅游+體育服務”，“旅游+養老服務”，“旅游+文化服務”，等等，這些都將成為新的供給，而且會是有效供給。

（二）提高供給質量

近幾年，國內旅游市場中，團隊旅游市場上導游和游客矛盾尖銳，沖突時有發生；散客旅游市場也充斥著“坑蒙拐騙”現象，類似于“海南海鮮宰客”，“哈爾濱天價魚”等惡性事件時有發生。供給側改革應該樹立“精品意識”。無論是旅游景區、旅游飯店，還是鄉村旅游、休閑街區，都要致力于打造精品，追求精致，講究精美，從數量型走向質量型。精品就是有效供給，精致就是供給水平，精美就是引導消費，說到底就是要提高旅游供給側的創新能力。

（三）調整供給結構

我國的旅游產品，一直是“產品觀念”在主導旅游產品的開發，以“我所有、你消費”在構建供需關系，導致傳統供給供大于求，新型產品供不應求；觀光產品供應過剩，休閑度假產品供應不足；共性化的產品簡單沿襲，個性化的產品嚴重缺乏。供給側改革，必須樹立“用戶（消費）主體”的理念，以“你需求，我供應”來重構供需關系，優化產品結構。在全國相當多的地區，普遍偏向高端旅游產品，如高星級酒店、溫泉產品、高端會展產品等。這種策劃和決策導致高端旅游產品供給過剩，而龐大的中低檔大眾旅游者，卻缺乏滿意的旅游產品和設施。旅游已是大眾消費，應接地氣，入百姓家。

（四）增加旅游公共品的供給

旅游產品的供給是由企業和政府來完成的。但我們的政府認為自己只負責提供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如城市公共交通、基礎設施等，在旅游目的地接待強度不高的情況下，矛盾尚不突出。但是隨著旅游者出游率的提高，中國許多地區旅游接待強度持續擴大，許多地區旅游者總量遠遠超過常住人口數倍，按照常住人口數量提供公共設施和產品，顯然無法滿足旅游者需要。這需要政府治理理念和思維方式發生根本變化，要認識到一個地區、一個城市，不僅僅是當地居民的城市，也是外來旅游者的城市。外來旅游者享有相應的資源和設施占用權利。這要求城市在進行各類資源設施供給時，必須把旅游者需求放在和當地居民同等重要的地位進行考慮，如基礎設施、交通運輸線路等。

（五）改革休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