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聯左右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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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聯左右范文

其次是區分春聯的上下聯。一般有以下四種區分方法：

1、是按音調平仄分。春聯比較講究音調平仄，上聯最后一個字為仄音，下聯最后一個字應是平聲。比如“春回大地千山笑”(“笑”是仄音)，“福滿人間萬民歡”(“歡”是平聲)。

2、是按因果關系分。“因”為上聯，“果”為下聯。比如“方向正確城鄉富,政策英明衣食豐”，因為只有“城鄉富”這個“因”，才會有“衣食豐”這個“果”。

3、是按時間先后分。時間在前為上聯，時間在后為下聯。比如“風送鶯歌辭舊歲,雪伴梅香迎新春”，“辭舊歲”在前，“迎新春”在后。

第2篇：對聯左右范文

今年過年，我們家貼的對聯上聯是：看今歲四季發財，下聯是：望明年五谷豐登。多吉祥喜慶的話語啊！也希望我們家今年四季發財，明年五谷豐登。

我還買了一本《讀對聯，學歷史》，里面有很多古代的對聯，里面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對聯，上聯是：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下聯是：浮云長長長長長長長消。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其實，這副對聯是運用漢字的一字多音和通假借讀，應該這樣讀，上聯：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潮落，下聯：浮云漲，長長漲，長漲長消。怎么樣這對聯很有意思吧。

還有一副有名的嘲諷聯，上聯是：二三四五，下聯是：六七八九。兩句合起來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沒有“一”和“十”，意思是缺衣少食。

第3篇：對聯左右范文

[關鍵詞] 作業 優化 作業布置 培養能力

沒有作業的教學好比紙上談兵,講得帶勁,聽著有趣,用起來卻茫然。因此,每一位教師都非常重視作業的布置。然而,進一步考察教師作業布置的情況,卻發現存在著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嚴重阻礙了教學質量的提高、阻礙了學生的發展。

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對老師作業布置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初步探索,并形成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幾點認識。

一、各科教師相互協調

長期以來,學校評價教師的標準,主要是看其所教班級學生的統考成績如何,每一位老師都經驗地認識到:學生少做作業,考試成績肯定不好,并且在同一班內,其它學科作業過多,學生必然無暇復習自己所教的這一學科,該科的相對考試成績必然下降。于是便出現了各學科老師競相布置作業,相互擠占時間的現象,造成學生只能疲于應付,最終的后果只能是學生學習興趣的喪失,教師教學的失敗。

實際上,各種知識對人的發展各有獨特的作用。所以,國家對各種學科的設置具有嚴格的規定,因而,各科老師應當站在對學生負責的高度,對各科作業進行理性分析,確定各科作業在各學科中的合適比例,一旦商定,各個老師就應當自覺遵守,不得違反。在這個過程中,學校的管理部門,應當擔負起指導協調和監督控制的責任。

二、題目選擇要精心推敲

為了較好地完成教學任務,提高教學質量,布置一定數量的作業題是必須的,但是沉溺于題海中,造成學習耗時偏多,負擔過重,違背了教育規律。那么,必然是事與愿違。我們知道學生的學習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學生掌握知識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這就決定了學生作業不能過濫,更不能簡單地以熟求巧,以多取勝,而必須精選,要爭取以最小的勞動付出,去換取最大的收獲。

簡言之,題目精選,就是教師根據教學進度,從課本和練習冊中,對作業題精心選擇,或教師有針對性地自行設計作業題,使學生通過做這些作業得到所期望的發展。當然,能從浩如煙海的題中精選作業,確實是教師功底的體現,更是教師對學生高度負責的表現。每次作業布置中體現出“精選”二字,恰似教師經過精心烹調后,奉獻給學生的一盤色、香、味俱佳的菜肴。

三、作業布置應有梯度

在現行的考試學科中,教師讓學生所做的“同步訓練”大都追求中考高考模式,在題目的設置上講求綜合性和“一步到位”,面對要做的作業,少數優等生一做就完,大部分學生自以為應當做完,卻仍然有一部分題做不對,完不成,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中等以下近三分之二學生完成作業的信心和勇氣。一部分學生為此感到困惑,化了那么多的時間和精力,成績卻提高很少;更多的學生在這種欲罷不能的心理重壓下逐漸失去了做作業的興趣,滋生了厭學情緒,結果就出現了優生更優差生更差、“學習困難生”越來越多的現象。于是,教師們又通過各種途徑以變相講作業的方式進行補差,把完成作業幾乎當成了學生學習的全部任務,以提高其考試成績,但實際收效甚微。

筆者認為,整個班級學生的學習情況是各不相同的,優良中差的人總是客觀存在的。因此,作業布置時,對學生的要求應該因人而異,假若給學生布置10個作業題,7個基礎題是每位學生都必須完成的,2個較難題是中等偏上的同學必須完成的,再有1個提高題是優秀同學必須完成的,上述3個類型中,即使在同一個層面也應由易而難,讓學生在完成作業的同時,去體會和掌握解決問題的一般規律,從而使所學的知識得以深化和擴展。

因此,根據學生的認知規律,作業設置應當先易后難、層層深入,呈現一定的梯度,從而充分地運用“最近發展區”的理論,讓每一位學生都在原有基礎上得到最大的進步,都在學習過程中得到最大的快樂。

四、題目設置富有變化

在給學生布置的作業中,經常出現的問題是,題目類型比較呆板,缺少變化。比如,或者都是選擇判斷題,或者都是知識再現題,或者都是開放思考題,這樣做,對提高學生做題的興趣,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都會有消極的影響。

要在復習鞏固知識的基礎上,又充分地發展學生的能力,給學生的作業應富有變化,不僅要選配適當的模仿性練習題,以達鞏固記憶、熟練應用之效,更要從宏觀的角度審視教學,特別是本學科教材改革的方向,來選擇題目。具體而言,應有以下幾種類型:

(1)力求抓住與概念體系中環環相扣的“環”,來選編基礎變式題,并有計劃、有步驟地把這些習題分配到作業中;(2)如引入新課,可精選知識銜接題;(3)為糾正差錯,選編判斷題、選擇題;(4)適時選配一些反映概念深刻、解題方法靈活的多解題;(5)還可以編纂一些錯解辨析、悖論質疑及無定解的開放式問題,以便給學有余力的學生留下發展的空間。

五、作業要求別有新意

針對學生在完成作業時普遍存在的逆反心理,可大膽規定:學生對不會做的題目可以不做,只要在會做的題完成以后,回答下面兩問:本次作業中,你不會做的題目癥結何在?會做的題用到了哪些知識技能?

第一問的設定,使學生對不會做的題不做變成一種“合法行為”,再也不必浪費時間去抄襲,在這種寬松的氣氛中,學生大都能靜下心來,抱著研究的心態,去分析癥結所在,甚至在分析的過程中,使問題獲得意外的解決。看來,對學生而言,完成作業是成功,個別題目沒完成,但明確了哪兒卡殼也是成功。在這寬松和諧的氣氛中,他們將由苦學變為樂學,由被動學變為主動學,大大提高作業效率。

第二問的設定,可以強化學生對所學知識的復習,對所用技能方法的鞏固,是作業過程中的點晴之筆。知識的復習有一些基本的規律,比如,知識要及時復習,知識要以條理化的方式復習,知識要在應用的過程中復習,而本問題的設定,正是遵循了知識復習的這幾條規律。

第4篇：對聯左右范文

關鍵詞　合作游戲，合作行為，訓練，學前兒童。

分類號

B844.12

1　問題的提出

合作行為是指兩個以上的個體為了共同的目標，相互協調。共同完成某一任務的行為。有研究表明，兒童在出生后第二年，合作行為就已經開始發生并迅速發展。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交往經驗的增多，合作的目的性、穩定性逐漸增強；合作的范圍不斷擴大，逐漸由兩人間的合作發展到三、四人之間乃至更多人的合作。合作行為及合作解決問題的策略也隨之提高。

吳念陽和許政援研究表明，兒童的親社會行為與他們頭腦中的親社會觀念有很大的關系，如果兒童頭腦中奉行的是親社會行為規范，則他們的分享、合作行為就果斷。相反，如果他們頭腦中對實驗場景中的行為規范不清楚，則他們的行為就比較猶豫，就會遵循“輪流原則、平均原則、成人分配原則等”。

兒童合作行為隨年齡的變化趨勢，國內外學者有過多項研究。有研究認為，兒童進入學齡期后，隨著交往經驗的增多，競爭意識逐漸發展起來，使合作行為隨年齡的增長出現下降的趨勢。又有研究表明，從初二開始到高一，兒童的合作傾向又出現了轉折，出現了合作的高峰。這是由于隨年齡的增長，個體同伴交往的需求高漲，為了被同伴接納，個體須減弱自利意圖，從而使合作出現高峰…。龐維國等人研究認為，9-16歲的兒童隨年齡的增長，合作意圖日趨復雜、多樣和分化，合作傾向越來越小。

有關兒童合作行為的影響因素，有研究指出，兒童觀點采擇能力、共情能力、問題解決能力、歸因能力等，都對兒童的合作行為產生較大的影響。觀點采擇能力的提高能使兒童從自我中心狀態中解脫出來，共情能力則是兒童脫離自我中心的表現，問題解決能力的提高能增長兒童人際沖突解決的策略和技能，正確的歸因則能幫助兒童有效地認識自己行為和他人行為之間的關系及相互利益，從而促進兒童合作認知能力的提高及合作行為水平的增長。

有研究認為，在觀看那些行為友好、合作的電影后，兒童的合作性增強，合作行為明顯增多，而在觀看了行為消極、攻擊性強的電影后，兒童的合作性明顯降低㈣。研究者認為榜樣及榜樣行為的結果影響兒童行為抉擇，當兒童意識到合作的優點和良好結果，明白合作可以使雙方更大獲益時，他們就會更多地傾向于采取彼此合作的行為方式。并且在榜樣的作用下，不同類型榜樣對兒童行為的影響也不同，兒童更多地傾向于模仿權威榜樣的行為。因為對學前兒童來說，權威榜樣的行為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兒童會自然而然地對其產生一種信任和依賴感，并以其行為作為自身學習的楷模。

近幾年，隨著心理、教育研究的不斷深入，有關學前兒童合作行為的培養研究也在不斷發展。概括起來，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幾方面。魯忠義等人采取干預實驗和遷移實驗。利用故事討論、教育游戲、生活實踐等形式對中班幼兒進行訓練，結果顯示合作訓練能使中班兒童形成較為穩定的合作能力及較好的遷移效果；汪艾桂等人設計改編了針對幼兒合作行為的課例和游戲，采取“幼兒合作行為行動研究”的方法，對中班幼兒進行干預培養訓練，表明在幼兒園階段對幼兒進行合作行為的教學和訓練，發展幼兒的交往合作意識和技能，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㈣；喻小琴通過現場觀察和訪談，用定量描述和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學前兒童同伴合作行為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將幼兒合作意識的培養明確納入幼兒園課程目標體系，并進行及時有效的引導和評價意義重大Jill；此外，張忠芳㈣、郭華健、羅英㈣、沈筱梅、王素紅、尚云麗、崔麗瑩等人，從不同的側面，采取實踐的探索和教育教學經驗的總結等方法，探討兒童合作的發生、發展及有效地培養方法，這些研究豐富和開拓了人們探討兒童合作行為培養的研究領域，

綜上所述，以往的有關學前兒童合作行為水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不同年齡班學前兒童合作行為水平的差異情況及某一年齡班的行為訓練，描述性研究居多，對合作行為水平干預的研究尚不多見，有些干預研究雖然指向了游戲活動，但缺乏對合作游戲的精確設計，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使用定量的方法，通過自行設計的較為精確的合作游戲訓練情境。考察4-6歲學前兒童合作行為的特點及有效的培養途徑和方法，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選取天津市兩所幼兒園小、中、大各1個自然班(兩個園共6個自然班)幼兒為被試，小班50人，平均年齡4.24歲；中班55人，平均年齡5.23歲；大班50人，平均年齡6.25歲，共155名幼兒，其中男孩81人，女孩74人，將各個自然班分到2個實驗處理組(行為訓練組和控制組)。全部被試均身體、智能發育正常且無重大疾病，

2.2　研究工具

2.2.1　學前兒童合作行為的前后測指標

合作行為前后測指標，根據Deutsch的研究“卡車競賽路線圖”確立㈣，略有修改，并以此將兒童的合作行為分為4個水平。

水平1，個人競爭行為。要求對方退后，自己先通過。并關閉大門，不讓對方從中間通過，對方只能走備用通道。記1分。

水平2，個人回避行為。自己退后，并關閉大門，走備用通道(長路)，對方也只能走備用通道。記2分。

水平3，被動合作行為。對方退后，讓自己先過，自己通過后，不關大門，對方也可以從中間通過。記3分。

水平4，主動合作行為。中間相遇，自己退后，讓對方先過，然后自己再過。記4分。

2.2.2　學前兒童合作游戲訓練

本研究自行設計的合作游戲，包括兩人游戲和三人游戲，　“兩人游戲”是一個人完成不了的游戲，　“三人游戲”是兩個人完成不了的游戲，在此基礎上精心搜集、整理、編輯了6個兩人合作游戲和4個三人合作游戲，不同年齡班兒童游戲內容有所不同，相鄰年齡班之間游戲內容有一定銜接。

合作游戲只對行為訓練組兒童進行，每周進行2次，每次30分鐘左右，為期四周，控制組按原有安排活動，加上前測和后測，研究持續3個月左右。

本研究設計的所有游戲訓練內容，在原理及動作方面均與后測沒有相同之處，最大限度地排除同類練習熟練性對后測成績的影響，

2.3　實驗設計

本實驗采用非等同3(大班、中班、小班)×2(男、女)×2(行為訓練組、控制組)前測、后測準實驗設計，班級、性別、組別為被試間因素，前后測為被試內因素。

3　結果與分析

本實驗全部數據采用SPSS.10統計軟件進行處理。以行為前測成績為協變量，以年齡、組別、性別為自變量，以行為后測成績為因變量進行協方差

分析，后測各年齡班不同實驗條件學前兒童合作行為成績的平均數和標準差見表1，

協方差分析結果表明，不同年齡班學前兒童合作行為主效應不顯著，F(2,142)=1.008，p>0.05：不同性別學前兒童合作行為主效應不顯著，F(1，142)=0.092，p>0.05；是否進行合作行為訓練組別主效應顯著，F(1，142)=6.474，p

4　討論

本實驗結果表明，合作行為訓練對提高學前兒童合作行為水平有較大的促進作用，這與魯忠義、汪艾桂㈣等人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在發展的過程中，兒童的知識、技能，主要是從成人那兒傳遞下來，與其他兒童無關，教育實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單向方式。但這種假設其實是一種誤區，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不能忽視兒童同伴對彼此智力發展的促進作用。如果給兒童一定的機會和責任，他們也能為同伴提供幫助和指導。達曼等人將兒童同伴合作學習分為三類，一是同伴指導，即一個兒童為另一個兒童提供幫助和指導：二是合作學習，即所有成員為一個共同目標而互相鼓勵、支持，共同完成任務；三是同伴合作，即在沒有教師參與的任務中，所有兒童地位對稱平等，建立在共同的興趣和信任基礎上，同伴之間積極討論、交流思想，共享彼此不成熟的觀點，最終在分析彼此想法的基礎上找到一個最好的解決辦法。以上三種同伴合作學習的分類不是絕對的，而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許多研究采用皮亞杰的守恒問題、空間觀點協調、法律思維、道德推理等學習作業任務，采用前測――后測設計，探討同伴合作對兒童智力發展的作用，結果都表明同伴合作學習的效果遠遠超過兒童的獨立學習，原因在于同伴群體有助于幫助兒童學會合作，發展理想的人際交往技能。本研究采取的游戲形式的合作行為培養訓練，就是兒童同伴合作學習的表現形式之一。

喜愛游戲是兒童的天性，利用游戲活動對學前兒童進行行為訓練具有直接的作用。游戲中包含著一些引導兒童看待自身和周遭世界的結構成分，如認知、創造、語言、社會和控制結構。本研究設計的合作游戲活動，無論是兩人游戲還是三人游戲，依靠個人力量都不可能完成。因此，兒童在要求合作的游戲情境中，為順利完成任務，必須作出快速反應，尋求適宜的解決途徑。一方面，兒童個體要依據原有經驗，快速捕捉、提煉新信息，形成新想法：另一方面，兒童還要考慮他人的觀點和需要，進行道德判斷，合作的各方不斷向伙伴發出平等的合作信息，促進彼此產生了解、信任。各方由于觀點的異同，彼此產生“心理重構”，認知沖突出現，而后，合作的各方再進行觀點的整合，通過質疑、接受、肯定、擴展和修改假設，最終達成認同的一致，促成行為的統一協調。在這個過程中，友誼的思想在不知不覺中清晰起來，并濃縮成符號性的特征。擔當起傳遞信息的功能。可見，合作游戲活動中兒童同伴間的互動促進了兒童認知和社會能力的發展，使兒童彼此學會合作，學會幫助他人，學會分享，促進合作的成功，提高合作的比率，并指引兒童在以后的行為中作出適當的反應，這可能就是合作游戲訓練能較大程度地促進學前兒童合作行為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

其次，學前期合作行為訓練各年齡班之間差異不顯著。

本實驗結果顯示，學前期合作行為訓練不同年齡班之間合作行為水平差異不顯著。有研究指出，在同伴群體中，兒童喜歡合作還是競爭，一方面依賴于一定的游戲規則，另一方面取決于他們的年齡因素，與競爭相比，兒童的合作行為出現的較晚，這是因為合作要求兒童具備較為成熟的認知能力，兒童只有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多地參與社會交往，其認知能力、自我系統才能不斷發展起來，完成游戲規則或任務目標也才能有更為高明的認知策略。Parton及Friedrich等的研究表明，合作同兒童的年齡呈正相關。皮亞杰有關兒童“去自我中心化”的理論，指出在學前期兒童的游戲中，兒童傾向于呆在一起各玩各的，每個兒童都按照自己那種不協調的方式進行著游戲，只有到了具體運算階段(7-12歲)，兒童才能產生合作的游戲。到小學以后，兒童對他人、對友誼和人際期望才逐漸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才能更容易地參與到那些要求兒童共同努力以達到共同目標的合作任務中去。可見，　“去自我中心”階段的兒童(小學階段)，“去自我中心”促進了兒童相互作用的發展，相互作用反過來更加速了兒童的“去自我中心”，

我國學者李幼穗等人曾以幼兒園兒童及小學生為被試，研究兒童合作策略水平的發展趨勢，結果顯示從幼兒園到小學四年級兒童合作策略水平差異不顯著，小學五年級兒童合作策略水平出現顯著差異。表明兒童只有達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才能更有效地將行為能力和技能進行遷移。可見，在學前期各年齡班之間兒童合作行為水平差異不顯著較為正常。本研究采取的游戲形式的合作行為訓練，因較好地發揮了同伴群體的互助、友善的作用，促進了合作的各方在探討、爭論的基礎上，最終達成觀點及行為上的統一、協調。認知結構發生質的變化，合作――整合起了關鍵的建構作用，從而較大程度地提高了行為訓練組兒童的合作行為水平，正如皮亞杰所述，發展兒童和同伴間的合作關系，是摧毀兒童自我中心的唯一途徑，這也進一步說明了在學前期進行合作行為訓練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第三，本研究結果還顯示，學前期合作行為訓練性別差異不顯著。

有研究指出，在兒童生活的早年，在其發展的各方面中性別差異較小或幾乎沒有。長期以來，性別在兒童合作行為中是否發生影響眾說不一，大多數研究表明。性別不對兒童的合作行為產生影響。Madsen研究發現4～11歲兒童在拔河比賽的游戲中無性別差異。還有些研究則認為，在非緊急情境下及相對的資源分配中，女性更樂于助人，更經常地傾于選擇合作；而在緊急情境下，男性提供幫助的可能性更大。在合作的行為方式上，有研究認為，對于年齡較大的兒童來說，女孩更善于通過彼此間言語的交流、溝通和協商以達到合作的目的；而男孩間的合作更多的是通過身體的動作來實現，言語交流相對較少。女孩更看中合作，男孩更看中競爭；女孩比男孩更善于分享，更注重分享過程中的自我評價和同伴評價，更傾向于做出安慰行為。

總之，縱觀整個學齡前期，無論男孩、女孩，其自主性、獨立性均不強，日常生活中兒童更多的是聽從于教師的教誨，服從于榜樣的示范，游戲活動較大程度取決于強化后模仿性的加強，本實驗結果顯示合作形式的游戲訓練顯著地提高了行為訓練組兒童的合作行為水平，但不同性別之間合作行為訓練差異不顯著，

第5篇：對聯左右范文

本文以業余體校的10-13歲在校學生二十名(三級以上運動員)為研究對象?熏采用文獻法、實踐法進行了研究。陸上訓練主要用橡皮條、跑臺階及杠鈴、啞鈴、鐵塊拉力等器械。水上力量練習以快速打腿、帶劃手掌及固定橡皮牽引拉力等,陸上練習的負荷強度、重復次數及作用如附表。

1 結果與分析

1.1力量訓練能夠提高少兒的身體機能質量和肌肉的質量

實踐證明:力量訓練的目的首先是提高機體的“質”。從生理生化來說,少兒的肌纖維含有較多的水分,肌肉內蛋白質較少,通過力量訓練,肌肉的水分含量逐漸減少,肌肉內肌漿球蛋白等影響肌肉收縮的有效成分逐漸增加,蛋白質的合成加速,肌肉脂肪和皮脂(特別是女孩)的含量相對減少,在力量訓練過程中,肌肉做持續性強烈收縮的成分較多,壓迫了血管,使外周阻力急劇增加,心臟在每次快速射血時都要克服主動脈的較大的阻力,久而久之,心血管系統物質代謝的能力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骨骼系統由于肌肉力量的增加,使骨骼得到了加固和有力的支持,減輕了脊柱的負擔,減少傷害;隨著循序漸進的力量聯系和少兒身體的生長發育,肌肉強勁、有力而富有彈性(力量訓練和柔韌結合),肌肉長度逐漸增加,改善了主動肌和協同肌的協調關系,使隊員的協調性得到了提高。

1.2力量是提高少兒游泳運動員速度素質的重要手段

根據少兒的生長發育特點,10-13歲左右是少年兒童發展速度的敏感期,特別是反應速度和動作速度,這主要體現在反應的靈敏、動作的頻率、動作的節奏,在這個時期對他們進行力量訓練,可以最大限度地刺激肌肉,使神經中樞對運動神經發出的沖動次數增加,大腦皮層運動中樞興奮與抑制的轉換速度加快,靈敏性提高,因此,他們的反應速度相應得到提高,從生化來講,通過力量訓練的肌肉刺激,使ATP酶的活性提高,加快了ATP的利用和再合成的速度,進一步刺激了肌酸激酶的活性,ATP的轉換速度和肌肉最大功率輸出相應增快,骨骼肌CP儲量明顯增加,磷酸原的供能時間提高,因此,肌肉力量的增加,相應的少兒游泳運動員的速度就會得到很大的提高,這就為他們以后向高水平發展打下了一個良好的素質基礎。

1.3少兒進行力量訓練,易于學習、改進、提高技術動作

從小進行力量訓練,對改進技術,建立正確、完善的動力定型有很大意義,對于少年兒童來說,經過力量的練習后,力量增大,提高了用力的有效性,增加了有效劃程,提高了劃速,有利于加快動作節奏,在自由泳的劃水過程中,屈臂、高肘、“S”型劃水、加速推水,這要利用三角肌、胸大肌和背闊肌等大肌群參與劃水動作,在這個劃水路線中,若沒有力量相協助就會變成落肘劃水,破壞了技術動作,使用力的實效減弱,不利于合理技術的運用。我組剛進入體校的運動員訓練中表現出的落肘、劃水路線短等錯誤技術動作,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力量訓練后,明顯的延長了劃水路線,減少了落肘的發生,從而提高了技術動作的效果。

2 結論

2.1根據少年兒童的生長規律進行合理的力量訓練是必要的。

第6篇：對聯左右范文

關鍵詞：小白菜（Brassica campestris L. ssp. chinensis Makino var. communis Tsen et Lee）；輪作；連作；有機肥；土壤微生物特性

中圖分類號：S634.3/.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6）24-6498-06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4.044

連作障礙是指在同一土壤中連續種植同一種或科的植物時，即便給予正常的栽培管理也會出現植物生長勢變弱、產量和品質下降的現象[1]；一般作物在連作5 a以后連作障礙會比較嚴重。連作障礙主要表現為幼苗死亡率高、植株生長不良、發病率增加、產量下降等[2]。研究表明，輪作是有效修復連作土壤、緩解連作障礙的措施之一[3]，但是輪作有效緩解連作障礙需要3～5 a的時間[4]。在種植業已經日益產業化、規模化的今天，長時間的輪作并不能完全實現，尤其是在設施蔬菜種植區，由于經濟利益的驅動和種植習慣的原因，有效輪作受到限制，因此必須尋找一種在短時間內可以調控連作障礙的措施來替代輪作。研究表明，連作會引起土壤微生物多樣性降低、細菌數量減少、真菌數量增加，土壤線蟲的結構也會趨向于不利于土壤質量的方向發展；而長期輪作有助于提高土壤微生物多樣性、增加細菌數量、減少真菌數量，使土壤線蟲結構得到改善[5]，土壤生物學特性的改善將改進連作土壤物理特性和化學性狀。分析輪作改善連作土壤性狀的機理可以看出，輪作與連作的區別是輪作對土壤輸入了輪作作物的根系分泌物和殘茬，而連作輸入的連作作物根系分泌物和殘茬；輪作提供了多樣性植物、有機物質，對微生物群落及其功能產生了良性影響，提高了微生物群體多樣性和功能多樣性[6]，更多能源物質的投入也增加了微生物數量[7]，進而增加了土壤酶活性，催化了土壤中生化反應。嫁接、間作、套作等栽培方式也是通過改變土壤中有機物的組成來提高土壤微生物群體活性和酶活性[8，9]。對連作土壤投入有機物料也可以改變土壤有機物組成、微生物活性、土壤酶活性[10]；然而怎樣投入有機物料才能達到輪作的效果，其對土壤的改變關鍵是什么鮮有研究。試驗以蔬菜連作土壤為對照，比較輪作模式、不同有機物投入方式對連作土壤及其作物的影響，試圖揭示有效的有機物投入模式及其對連作土壤微生物的影響機理，從而為蔬菜生產提供更加有效的連作障礙緩解措施。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設計

試驗于2011～2015年在武漢市農業科學技術研究院北部園區蔬菜科學研究所基地進行。供試土壤為砂壤土，小白菜（Brassica campestris L. ssp. chinensis Makino var. communis Tsen et Lee）在其中連作6 a，試驗地pH為5.8，有機質含量15.64 g/kg、堿解氮含量122.79 mg/kg、速效磷含量62.53 mg/kg、速效鉀含量87.92 mg/kg。

試驗設6個處理，處理A，小白菜連作6 a土壤，在6 a里全年種植小白菜；處理B，玉米輪作1 a，小白菜連作5 a后玉米輪作1 a；處理C，玉米、黃瓜、生菜、辣椒輪作3 a，小白菜連作3 a后種植其他作物（玉米-黃瓜-生菜-辣椒-玉米）；處理D，小白菜連作土壤施商品有機肥100 kg/667 m2；處理E，秸稈還田，小白菜連作土壤加入玉米秸稈4 500 kg/667 m2；處理F，施發酵生物有機肥，小白菜連作土壤施用自制生物發酵有機肥，其制作方法為用新鮮的牛糞，玉米秸稈和微生物制成[11]，用量為4 500 kg/667 m2。

采取露地試驗，每個處理3次重復，小區面積1.2 m×10.0 m，條播種植；于種植年的10月28日播種。小白菜播種前，D、E、F處理分別施相應的商品有機肥、秸稈和發酵生物有機肥；田間除草和防治病蟲害等栽培管理措施同正常大田生產。

1.2 樣品采集與處理

試驗于2015年11月2日采集土壤和植株樣品，土壤樣品按5點取樣法，每小區隨機采取0～20 cm層土樣，剔出大的植株殘體和石粒等雜物，混合均勻后帶回武漢市蔬菜科學研究所實驗室，風干，研磨，過100目篩后直接裝入密封袋，放入4 ℃冰箱備用；植株從子葉節處剪斷，并取作物根系，將其沖洗干凈后，置于低溫取樣盒內帶回實驗室。

1.3 測定方法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MBC）采用氯仿熏蒸-K2SO4浸提法測定，參考熏蒸提取-容量分析法[12]；土壤有機質含量采用重鉻酸鉀容量法-外加熱法[13]測定；小白菜干物質重測定于105 ℃下烘干后稱重；小白菜根系活力用氯化三苯基四氮唑（TTC）法[13]測定，根系質膜P-H+-ATPase水解活性采用文獻[14]的方法測定；根系MDA含量用文獻[15]的方法測定，土壤脲酶活性測定用比色法，以1 g土中NH3-N的含量表示；土壤轉化酶活性測定用3，5-二硝基水楊酸比色法，以1 g土樣（24 h）所產生葡萄糖的質量來表示；土壤磷酸酶活性測定用磷酸苯二鈉比色法，以1 g風干土壤中的酚含量來表示[16，17]；光合速率（Net photosynthetic rate，Pn）測定采用Li-6400便攜式全自動光合測定系統（美國LI-COR公司），于晴天無風上午9：00～11：00進行測定；土壤碳源利用AWCD值采用Biolog Eco微平板對土壤微生物功能進行測定[18]，首先稱取10 g新鮮土壤，加入90 mL的去離子水，180次/min振蕩10 min，然后在4 ℃條件下靜置30 min；再吸取1 mL土壤懸浮液到999 mL去離子水中，搖勻，配成濃度10-3的稀釋液體；將稀釋液倒入滅菌的培養皿中，接種于Biolog Eco微平板，每孔125 μL樣品；每24 h利用讀板儀在590 nm下讀數1次，連續讀數7 d。

1.4 數據分析

試驗數據采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程序處理并繪圖，應用SAS 8.1系統軟件進行差異顯著性比較；對連作小白菜的根系活力與小白菜種植地的土壤酶活性、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MBC）、土壤碳源利用AWCD值進行相關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處理對小白菜干物質重與光合速率的影響

6個處理對小白菜干物質重的影響情況見圖1，對小白菜光合速率的影響情況見圖2。從圖1、圖2可以看出，各處理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小白菜的干物質重和光合速率。與處理A小白菜連作6 a相比，其他處理的干物質重分別比處理A增加了32.0%、83.5%、4.1%、55.7%、92.8%，光合速率分別增加了28.9%、76.3%、6.3%、52.7%、88.6%；其中添加發酵生物肥處理和玉米-黃瓜-生菜-辣椒-玉米輪作3 a處理對小白菜干物質的積累及光合作用的影響最大。這表明長期連作抑制了小白菜干物質的累積以及光合作用；而采用輪作或施發酵生物肥能有效提高其干物質重和光合速率。

2.2 不同處理對小白菜根系活力、根系質膜P-H+-ATPase活性、MDA含量的影響

6個處理對小白菜根系活力的影響情況見圖3，對小白菜根系質膜P-H+-ATPase活性。的影響情況見圖4。從圖3、圖4可以看出，各處理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小白菜的根系活力及根系質膜P-H+-ATPase活性，與處理A相比，根系活力分別增加了23.0%、66.1%、6.2%、50.6%、75.9%；根系質膜P-H+-ATPase活性分別增加了29.1%、84.0%、3.4%、53.8%、78.2%；這表明長期連作顯著降低了作物自身的根系活力和根系質膜P-H+-ATPase活性。根系MDA含量可反映細胞膜的傷害程度，6個處理對小白菜根系MDA含量的影響情況見圖5。從圖5可以看出，各處理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根系的MDA含量，與處理A相比，根系的MDA含量分別降低了21.8%、46.2%、10.2%、36.7%、48.4%。這表明長期連作后導致土壤環境惡化，作物積累了大量自由基，造成一定的氧脅迫，加重了根系質膜的傷害，使根系MDA含量增加；而添加發酵生物肥處理和玉米-黃瓜-生菜-辣椒-玉米輪作3 a處理對小白菜根系活力、根系質膜P-H+-ATPase活性、根系MDA含量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2.3 不同處理對小白菜種植地土壤酶活性的影響

6個處理對小白菜種植地土壤酶活性的影響情況分別見圖6、圖7、圖8。從圖6、圖7、圖8可以看出，多數處理增加了土壤酶活性，其中玉米-黃瓜-生菜-辣椒-玉米輪作3 a處理的土壤脲酶活性較小白菜連作6 a處理增加了1.05倍；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各處理較小白菜連作6 a處理分別增加了33.8%、30.8%、2.3%、60.9%、48.9%；添加發酵生物肥處理和玉米-黃瓜-生菜-辣椒-玉米輪作3 a處理的轉化酶活性較小白菜連作6 a處理分別增加了107%、111%。這表明長期連作使土壤微生物生態惡化，理化性質變劣，土壤營養水平下降；而采用輪作或施發酵生物肥能有效改善土壤理化性質，促進土壤微生物生長，產生更多土壤酶，使營養元素有效性提高。

2.4 不同處理對小白菜種植地土壤有機質、MBC含量和碳源利用AWCD值的影

6個處理對小白菜種植地土壤有機質含量的影響情況見圖9。從圖9可以看出，各處理的有機質含量具有一定的差異，與小白菜連作6 a處理相比，其他處理的土壤有機質含量分別增加了10.7%、32.1%、0.9%、21.4%、33.0%，其中玉米-黃瓜-生菜-辣椒-玉米輪作3 a處理與添加發酵生物肥處理的效果顯著。

6個處理對小白菜種植地土壤MBC含量的影響情況見圖10。從圖10可以看出，各處理的MBC含量變化差異較大，與小白菜連作6 a處理相比，其他處理的土壤MBC含量分別增加了1.80倍、5.39倍、0.049倍、4.18倍、5.66倍，差異懸殊。這說明栽培方式的改變以及生物有機肥的施用為土壤微生物提供了有機營養保障，促進了微生物的活動與繁殖。

6個處理對小白菜種植地土壤碳源利用AWCD值的影響情況見圖11。從圖11可以看出，各處理的AWCD值在剛開始的24 h內增長很小，在24～132 h時段中增長明顯，這個時間段微生物活性最高，132～168 h趨于穩定狀態。對比不同處理的土壤碳源利用AWCD值可以看出，在132 h前，玉米-黃瓜-生菜-辣椒-玉米輪作3 a處理與添加發酵生物肥處理的AWCD值一直處于相對較高水平，說明這2個處理的微生物代謝旺盛；施商品有機肥處理和小白菜連作6 a處理的變化幾乎一致，處于相對較低水平，說明長期連作明顯影響土壤微生物活動，而商品有機肥的使用對微生物的代謝影響不明顯。

2.5 連作小白菜根系活力與土壤微生物特性的相關分析

對連作小白菜的根系活力與小白菜種植地的土壤酶活性、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MBC）、土壤碳源利用AWCD值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見表1。從表1分析可見，連作小白菜根系活力與土壤脲酶、酸性磷酸酶、轉化酶活性之間存在極顯著的相關關系，與MBC及AWCD之間也存在極顯著的相關關系。而土壤酶活性與土壤MBC之間，MBC與AWCD之間均存在極顯著的相關關系。

3 討論

3.1 輪作及有機肥對小白菜生長及生理的影響

設施小白菜連作障礙在形態上表現為死株、植株整體生長不良、早衰，在生理上表現為根系活力下降、地上部光合速率下降；生產上調控連作障礙的措施有輪作和施用有機肥[19，20]。盡管輪作對連作障礙的緩解效果影響很大，但由于生產需求和設施不可移動的限制，通常輪作時間未能達到3～5 a的需求，甚至只有1 a的輪作時間。試驗結果表明，相對于長期連作，輪作1 a處理的干物質累積及光合速率顯著提高，但是顯著低于輪作3年的處理，說明輪作1 a處理未能完全消除連作障礙；有機肥也是緩解連作障礙的有效措施，但是不同有機肥的施用效果并不一致。現在生產上施用的有機肥主要有商品有機肥、利用秸稈還田、發酵生物有機肥等。本試驗結果表明，不同有機肥對于連作的緩解效果不一。商品有機肥處理下小白菜干物質重和光合速率與連作處理的差異不大，這個結果與萬菲菲等[21]的研究結果不一致，可能原因是試驗連作施肥水平不一致造成的。而秸稈還田和發酵生物有機肥的施用均顯著提高了連作小白菜干物質重及光合速率，這與徐萌等[22]、鄧接樓等[23]的研究結果一致。不過秸稈還田處理的效果低于相同使用量的發酵生物有機肥處理，說明不同有機肥處理方式及其水平對作物生長的影響較大。根系是植株攝取養分和水分的主要器官，其生長狀況和活力水平直接影響著植株地上部分的營養狀況及產量水平；根系的生理活性可以影響植株吸收水分和養分的能力，尤其是在逆境脅迫下，強壯和龐大的根系是保證植株正常生長的基礎[24]。輪作和有機肥處理對連作障礙的緩解可能與其對連作植株根系活力的提高有一定的關系[25，26]，本試驗輪作和有機肥處理對根系活力的提高及緩解連作對根系的傷害與干物質累積、光合速率的提高有相同的影響趨勢就旁證了這一觀點。

3.2 輪作及有機肥對連作土壤酶活性的影響

土壤酶來源于土壤微生物代謝、植物根系分泌物以及動植物殘體的腐解過程[27]，在土壤有機物轉化及養分循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28]。脲酶是土壤中最活躍的水解酶類之一，可以水解施入土壤中的尿素，釋放供作物利用的銨離子[29]；磷酸酶是一種催化土壤中有機磷化合物的酶，活性的高低直接影響土壤中有機磷的分解轉化和其生物有效性[30]；轉化酶可以提高土壤生物學活性，參與碳水化合物轉化為植物、微生物可以利用的營養物質過程[31]。試驗中，輪作、秸稈還田、生物發酵有機肥處理均顯著提高了土壤酶活性，這與杜社妮等[32]、Bastida等[33]的研究結果一致。可能是輪作和發酵有機肥處理向土壤輸入了大量有機質后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質、促進了土壤微生物生長、產生出更多土壤酶的緣故。

3.3 作及有機肥對連作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及碳源利用的影響

土壤微生物活性是土壤質量的重要指標[34]。相比連作作物長期對土壤輸入相對單一碳源，輪作和有機肥處理補充了大量有機碳源，更加有利于維持土壤微生物活性及多樣性。試驗結果表明，輪作顯著提高了有機質含量及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MBC），同時土壤碳源利用AWCD值顯著提高，AWCD值反映了微生物對不同碳源代謝的總體利用能力及微生物活性強弱[35]。其中3年輪作處理土壤微生物數量及活性顯著高于1年輪作處理，表明多樣性增加及大量碳源的施入提高了土壤微生物活性。商品有機肥雖然含有大量活性生物菌，但是由于對土壤碳源施入得很少，其微生物活性相比連作處理提高不顯著，這導致商品有機肥緩解連作障礙的效果有限。秸稈還田和發酵生物有機肥顯著提高了土壤微生物數量及活性，這與它們對土壤酶活性及連作作物根系活力、光合速率的影響相一致，土壤微生物活性、酶活性、根系活力可能存在一定的聯系。

3.4 土壤酶活性、根系活力、微生物活性的相關關系

試驗結果表明，土壤酶活性、小白菜根系活力、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MBC）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這與李明靜等[10]的研究結果一致。這是土壤肥力、土壤微生物與土壤酶協同發展的結果。土壤酶的高活性來源于土壤微生物大量繁殖[36]，土壤養分的循環依托土壤酶對底物的轉化。

總的來看，采用合理輪作及適宜的有機肥施入方式，可以顯著改善連作土壤酶活性及微生物活性，促進連作小白菜提高根系活力、加快生長，要是較長時間輪作和大量施入發酵有機肥，則緩解連作障礙的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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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對聯左右范文

關鍵詞 雙歧桿菌三聯活菌 嬰幼兒 抗生素相關性腹瀉

中圖分類號：R975.3； R456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6-1533（2013）01-0022-03

呼吸道感染是兒科發病率最高的疾病之一，臨床常采用以抗生素為主的綜合治療措施。抗生素相關性腹瀉（antibiotic associated diarrhea，AAD）是指使用抗生素后引起腸道菌群紊亂而導致的腹瀉，也包括抗生素本身的不良反應導致的腹瀉，文獻報道發病率5%～25%[1]。微生態療法已被廣泛推薦應用于各種腹瀉病的預防與治療。本研究通過在下呼吸道感染嬰幼兒抗生素治療中預防性地應用雙歧桿菌三聯活菌制劑，比較腹瀉的發病率，旨在初步評估該微生態制劑對嬰幼兒AAD的預防作用。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均為蘇州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兒科 2011年10月-2012年5月收治的下呼吸道感染患兒，共255例，男136例，女119例，年齡1～36月。納入標準：① 治療以抗生素靜脈給藥為主，包括青霉素類、頭孢菌素類、大環內酯類；②入院72 h內無腹瀉癥狀，大便常規檢查無異常。剔除標準：① 重癥肺炎；②先天性心臟病；③ 先天性胃腸道畸形；④ 合并腎功能不全；⑤合并嚴重肝膽疾病；⑥免疫缺陷病患兒。

1.2 方法

按年齡分為1～12月120例與12～36月135例兩組，各年齡組內隨機分為預防組和對照組。兩預防組共141例，男女之比1.2：1。其中使用1種抗生素者31例，使用2種抗生素者110例。兩對照組共114例，男女之比1.1：1，其中使用1種抗生素者26例，使用2種抗生素者88例。

預防組使用抗生素的同時服用雙歧桿菌三聯活菌制劑（上海醫藥有限公司信誼制藥總廠生產，為長型雙歧桿菌、嗜酸乳桿菌、腸球菌復合活菌制劑，含活菌量>1.0×107 CFU/210 mg，商品名：培菲康）420 mg/次，每日3次；出現腹瀉后根據病情部分繼用原藥物，嚴重者加用蒙脫石口服及補充水電解質等對癥支持治療。對照組治療開始不服用該微生態制劑，出現腹瀉后加服，劑量同前，嚴重者同樣加用蒙脫石口服及補充水電解質等對癥支持治療。

1.3 腹瀉判斷標準

大便性狀改變和（或）次數增多至每日3次以上。輕型腹瀉：有腹瀉，但無脫水、酸中毒、電解質紊亂；重型腹瀉：腹瀉伴脫水、酸中毒、電解質紊亂[2]。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7.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2×2卡方檢驗。

2 結果

2.1 總體AAD的發病率

兩預防組141例腹瀉發生率為9.9％ ，兩對照組114例腹瀉發生率為32.5％，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不同年齡組內兩組患兒的腹瀉發病率

1～12月預防組62例發生腹瀉11例，發病率17.7%；對照組58例發生腹瀉23例，發病率39.7%，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3 不同年齡組間患兒的腹瀉發病率

對照組1～12月患兒腹瀉發病率39.7%，12～36月患兒腹瀉發病率25.0%，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預防組1～12月患兒腹瀉發病率17.7%， 12～36月患兒腹瀉發病率3.8%，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新生兒的腸道細菌定植是一很復雜的過程，依賴于外界環境和飲食、微生物及宿主等相關因素的合力作用，2～3歲后腸道菌群才逐漸穩定下來，與成人相似，其中雙歧桿菌占98％左右。因此，嬰幼兒腸道正常菌群尚未建立完全，機體抵抗力較差，易受外界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菌群失調，進而發生腹瀉，尤其在應用廣譜抗生素后[3]。抗生素會破壞腸道正常菌群，使生理性細菌明顯減少，條件致病菌異常增多，導致營養吸收障礙，引起滲透性腹瀉并繼發分泌性腹瀉。以往進行了多項采用布拉氏酵母作AAD預防的臨床研究，顯示均具一定效果。梁秀安[4]研究表明，兒科ICU住院患兒常規加用布拉氏酵母可以很好地預防AAD；師延明等[5]進行薈萃分析結果顯示，應用布拉氏酵母使新生兒AAD發生率從23.7%下降到7.9%；2006年，Szajewska等[6]的一項薈萃分析發現，布拉氏酵母能夠減少嬰幼兒AAD的發生，每7個患兒中將減少1個發生AAD。而該菌種屬于真菌，從理論上來說抗生素的使用并不影響該菌的生物學活性，但其并非腸道原籍菌，考慮到臨床應用的安全性，其在小年齡組嬰幼兒中的應用受到一定限制。

本研究表明，在應用抗生素治療的同時服用雙歧桿菌三聯活菌制劑可有效降低下呼吸道感染嬰幼兒的AAD發病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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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對聯左右范文

關鍵詞 幽門螺桿菌 標準三聯療法 左氧氟沙星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0.22.162

質子泵抑制劑(PPI)加兩種抗生素的三聯療法一直被作為臨床首選的Hp根除治療方案,其中最常用的抗生素包括阿莫西林、甲硝唑和克拉霉素[1]。本研究的目的旨在評價含左氧氟沙星的PPI三聯和傳統三聯對Hp根除的效果及其安全性。

資料與方法

入選標準:①Hp陽性的胃或十二指腸潰瘍;②Hp陽性的慢性胃炎伴消化不良;③既往未接受過抗Hp治療;④2周前未用過抗生素、鉍劑、H2RA和PPI者。排除標準:①妊娠或哺乳期婦女;②病人同時存在其他影響本研究評價的嚴重疾病,如嚴重肝病、心臟病、腎臟病、惡性腫瘤及酒精中毒疾患;③對本研究所用藥物過敏者;④不能配合治療者,如精神病、神經官能癥等。終止試驗標準:①病情惡化或出現嚴重并發癥;②試驗期間出現嚴重不良反應,病人無法耐受者;③治療期間病人出現其他疾病干擾本觀察;④失訪。

試驗分組:入選160例,均為我院住院或門診患者,年齡18～75歲,平均51.3歲,其中男75例,女85例。患者隨機分為以下兩組,此兩組在年齡、性別、病變上無明顯差異,具有可比性。左氧氟沙星三聯觀察組:奧美拉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標準三聯對照組:奧美拉唑+阿莫西林+左氧氟沙星

治療方案及療程:療程為10天,觀察組奧美拉唑40mg2次/日,阿莫西林1000mg2次/日,左氧氟沙星200mg2次/日。對照組奧美拉唑40mg2次/日,阿莫西林1000mg2次/日,克拉霉素500mg2次/日。

療效觀察標準:治療前查14C呼氣試驗均為陽性,治療結束后,停用一切抗生素、鉍劑、PPI、H2RA等藥物1個月后復查14C呼氣試驗。

第9篇：對聯左右范文

【關鍵詞】 右美托咪啶； 咪唑安定； 腰叢-坐骨神經聯合阻滯

中圖分類號 R614.4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3）32-0045-02

腰叢-坐骨神經聯合阻滯是目前膝部及以下手術較常用的麻醉方法之一，由于其對手術范圍內感覺神經阻滯完善、心血管影響較小，在臨床上得到廣泛應用。但在使用神經刺激儀時，肌束顫動容易引起患者緊張、躁動，影響麻醉效果。目前，有許多藥物用于術前鎮靜，減輕焦慮情緒。右美托咪啶能抑制交感神經，具有穩定血流動力學、抑制應激反應、減少麻醉刺激及其他鎮靜藥物用量等作用。本研究擬探討麻醉誘導右美托咪啶與咪唑安定對腰叢-坐骨神經聯合阻滯鎮靜效果及安全性，以為臨床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行擇期膝關節鏡手術患者54例，年齡18～65歲，體重45～80 kg。ASA Ⅰ～Ⅱ級。排除標準：心血管病史、急慢性肝腎功能不全、慢性疼痛及精神類病史，長期使用鎮痛藥或非類固醇消炎藥過敏史患者。將所有患者隨機分為兩組：右美托咪啶組（D組）和咪唑安定（M組），每組27例。兩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麻醉方法

兩組患者均不使用術前藥，入室后開放上肢靜脈，面罩吸氧，流量5 L/min，監測患者心電圖（ECG）、心率（HR）、無創血壓、血氧飽和度（SpO2）。D組使用微泵靜脈輸注負荷量右美托咪啶，速率為

0.5 μg/kg（10 min泵完）。M組單次靜脈注射咪唑安定0.05 mg/kg。輸注完畢后，行腰叢-坐骨神經聯合阻滯，在探尋坐骨神經及腰叢神經成功后，分別推注0.4%羅派卡因20 ml，1%利多卡因10 ml。若出現嚴重心動過緩（HR

1.3 觀察指標

觀察記錄患者于神經阻滯前，神經阻滯成功即刻，躺平后1、3、5 min的患者心率（HR）、平均動脈壓（MAP）及脈搏氧飽和度（SpO2）。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1.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內比較行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等級資料采用非參數檢驗，P

2 結果

M組在阻滯成功即刻至躺平后5 min心率明顯增快，與D組同時點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和M組相比，D組HR在阻滯后各個時點值均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在阻滯成功即刻、平躺后1 min、3 min時，M組SpO2小于95%的人數與D組相比明顯增多，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2 D組與M組各時點SpO2比較 例

組別 指標 阻滯前 阻滯成功

即刻 躺平后

1 min 躺平后

3 min 躺平后

5 min

D組 SpO2>95% 27 24 27 27 27

SpO2

M組 SpO2>95% 27 21 19 23 25

SpO2

3 討論

神經刺激針在探尋坐骨神經和腰叢神經時，機體受到的機械刺激及疼痛刺激，通過中樞上行，激活交感-腎上腺髓質系統，引起血中兒茶酚胺的興奮性神經遞質釋放增多，從而導致血壓升高、心率增快。右旋美托咪啶（DeX），是一種新型的α2腎上腺紊能受體激動劑，是美托咪定的右旋異構體，它與α2、α1腎上腺素能受體結合的比例約為1600∶1，與α2腎上腺素能受體結合的親和力是可樂定的7～8倍，且其內在活性強于可樂定[1]。右美托咪啶對應激反應的抑制作用可能是因為其抑制中樞及腎上腺素能受體所致，減少血中兒茶酚胺的釋放。從而產生明顯的中樞鎮靜作用和交感抑制作用，減輕了患者在肌束顫動時的應激反應。有研究發現右美托咪定有“協助鎮靜”作用，可減少阿片類藥物用量，副作用少等優點[2]；亦有研究表明，右美托咪定因其鎮靜催眠、鎮痛、抑制交感活動的作用，又不產生呼吸抑制、惡心嘔吐等不良反應[3]，越來越多地應用于門診手術，如纖維支氣管鏡檢查、神經外科介入手術、心臟介入治療。臨床隨機雙盲試驗顯示，對于30例因喉癌術后張口度小需行鼻插管的患者，泵注右美托咪啶l μg/kg與給予芬太尼1 μg/kg后相比，右美托咪啶組可以減少應激，插管時患者的配合度高，血流動力學變化少。本研究中，D組患者在神經阻滯期間心率、血壓無明顯增高，與M組相比血流動力學更穩定，證明右美托咪啶能有效減少神經阻滯的應激反應。需要注意的是，右美托咪啶需緩慢靜脈輸注射，因為大劑量、快速注射會先引起al受體興奮，表現為血壓上升，然后才逐漸出現降壓和降心率的作用，故禁忌快速靜脈注射給藥。本研究用微量泵泵注來減小此副作用。有研究顯示，右美托咪啶能減少應激反應且無呼吸抑制，術前靜脈注射或肌內注射1.2～2.4 μg/kg右美托咪啶能降低神經阻滯過程引起的血漿腎上腺素、去甲腎上腺素、皮質醇和D-內啡肽的升高反應[4]。Bert等[5]研究認為，右美托咪定產生明顯鎮靜時可減少分鐘通氣量；但高碳酸血癥對呼吸系統的興奮性可使分鐘通氣量得到維持，在自主呼吸志愿者中注入右美托咪定，血漿濃度到15 ng/ml時，沒有出現動脈血氧或pH值的變化，而隨血藥濃度增加呼吸頻率相應增加，PetCO2隨右美托咪定用量增加而輕微增加，但到達一個平臺期后就不再增加。本試驗中，使用右美托咪啶后，僅有2名患者SpO2下降至95%以下，在平躺后迅速恢復到95%以上，說明右美托咪啶對呼吸影響較小，且持續時間較短。故右美托咪啶是麻醉醫師在麻醉輔助用藥方面的一種新選擇，它除了具有鎮靜、鎮痛、減少應激反應及減少用量等作用外，對呼吸功能幾乎無抑制，且可增加圍術期血流動力學的穩定性。使其在麻醉管理方面的應用領域更加寬廣[6]。

綜上所述，腰叢-坐骨神經聯合阻滯過程中，與咪唑安定相比，右美托咪啶能減慢患者心率，維持血流動力學穩定，減輕神經阻滯時的應激反應，且無明顯呼吸抑制作用。在神經阻滯前微量泵注右美托咪啶0.5 μg/kg是安全、有效的一種給藥方法。

參考文獻

[1]Kamibayashi T，Maze M.Clinical uses ofalpha2-adrenergic agonists[J].Anesthesiology，2000，93（1）：1345-1349.

[2]Paspatis G A.Deep sedation for endoscopic retrogras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intravenous propofol alone versus intravenous propofol with oral midazolam premedication[J].Endoscopy，2008，40（1）：308-313.

[3]Klamt J G， Vicente W V， Garcia L V， et al.Hemodynamic effects of the combination of dexmedetomidine-fentanyl versus midazolam-fentanyl in children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 with cardiopulmonary bypass[J].Rev Bras Anestesiol，2010，60（1）：350-362.

[4]李民，張利萍，吳新民.右美托咪啶在臨床麻醉中應用的研究進展[J].中國臨床藥理學雜志，2007，23（6）：466-470.

[5]Bert T J，Hall J E，Barney J A， et al.The effects of increasing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dexmedetomidine in humans[J].Anesthesiology，2000，93（1）：382-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