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報酬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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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投資報酬率范文
一、單個長期投資方案決策分析
內含報酬率是指一項長期投資方案實際可望達到的報酬率，用該報酬率對投資方案未來的現金凈流量進行折現，能使投資方案未來報酬的總現值正好等于該方案投資額的現值。也就是說，內含報酬率實際上是一種能使投資方案的凈現值等于零的報酬率。
內含報酬率法，則是根據各備選方案的內含報酬率是否高于資金成本，來確定該方案是否可行的一種決策分析方法。若內含報酬率大于資金成本，說明該投資方案的凈現值大于零，那么該方案可行；若內含報酬率小于資金成本，說明該投資方案的凈現值小于零，那么該方案不可行。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相互排斥的備選方案的內含報酬率均大于資金成本，那么應根據具體情況選取最優方案。下面將通過舉例來說明如何計算內含報酬率，如何采用內含報酬率法來進行單個投資方案是否可行的決策分析。
[例1]某公司擬進行一項固定資產投資，資金成本為12％，投資分2次投入，第一年年初投資400000元，第一年年末投資200000元；建設期2年，生產經營期6年，生產經營期間（第3年至第8年）每年的現金凈流量分別為200000元、240000元、280000元、260000元、200000元、180000元。
該投資方案未來每年的現金凈流量不等，用逐次測試法計算其內含報酬率。
先用16％的折現率進行第一次測試，計算其凈現值：
凈現值=（200000×0.641＋240000×0.552＋280000×0.476＋260000×0.410＋
200000×0.354＋180000×0.305）－（400000＋200000×0.862）=626260－572400=53860（元）
用16％的折現率計算的凈現值為正數，說明該折現率低于內含報酬率，再次測試時應稍稍提高折現率。
用18％的折現率進行第二次測試，計算其凈現值：
凈現值=（200000×0.609＋240000×0.516＋280000×0.437＋260000×0.370＋
200000×0.314＋180000×0.266）－（400000＋200000×0.847）=574880－569400=5480（元）
用18％的折現率計算的凈現值仍然為正數，說明估計的折現率仍然低于內含報酬率，應再次提高折現率進行第三次測試。
用20％的折現率進行第三次測試，計算其凈現值：
凈現值=（200000×0.579＋240000×0.482＋280000×0.402＋260000×0.335
＋200000×0.279＋180000×0.233）－（400000＋200000×0.833）=528880－566600=－37720（元）
用20％的折現率計算的凈現值為負數，說明該折現率高于內含報酬率。由此可知，該投資方案的內含報酬率介于18％與20％之間。采用插值法計算出內含報酬率具體數據：
內含報酬率=18％＋{（5480－0)/[5480－(－37720)]}×（20％－18％）=18％＋0.25％=18.25％
由于該投資方案的內含報酬率為18.25％，高于該公司的資金成本12％，所以該投資方案可行。
如果用凈現值法進行該投資方案是否可行的決策分析，那么能否得到與內含報酬法相同的結論呢？
凈現值=未來報酬的總現值－投資額的現值=（200000×0.712＋2400000×0.636＋280000×0.567＋260000×0.507＋200000×0.452＋180000×0.404）－（400000＋200000×0.893）=748740－578600=170140（元）
由于該投資方案的凈現值大于零，故該投資方案可行。可見，對于單個長期投資方案是否可行的決策分析，內含報酬率與凈現值法得出的結論是完全一致的，即內含報酬率大于資金成本的方案，其凈現值必須大于零，反之亦然。
二、多個投資方案中最優方案決策分析
從多個相互排斥的投資方案中選取最優方案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不少人認為在諸多可行方案中內含報酬率最高的方案為最優方案，對此觀點本人不敢茍同，我認為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有時內含報酬率最高的方案確實是最優方案，但有時內含報酬率最高的方案未必就是最優方案，問題的關鍵是應該以什么為標準來選擇最優方案，一旦確定了合理的擇優標準，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一）在投資額相同的情況下選取最優方案。在投資額與項目計算期均相同的情況下，對于從若干個相互排斥的投資方案中選取最優方案的決策分析，內含報酬率法與凈現值法得到的結論是一致的，即在各種方案中內含報酬率最高的方案，其凈現值必然最大；反之，內含報酬率最低的方案，其凈現值必然最小。現舉例說明：
[例2]某公司現有A、B、C三個相互排斥的固定資產投資方案可供選擇，三方案均為期初一次性投資，投資額均為800000元，無建設期，生產經營期為6年，每年的現金凈流量如下表所示，該公司的資金成本為10％。
三個方案具體情況不同，計算內含報酬率的方法和步驟也不盡相同。
A方案生產經營期每年年末現金凈流量均相等，可用簡便方法計算其內含報酬率：年金現值系數=8000/2000=4。查表知，內含報酬率介于12％與14％之間，其對應的年金現值系數分別為4.111與3.889，用插值法求得其內含報酬率為13％。
B方案生產經營期每年年末的現金凈流量不等，應采用逐次測試法計算其內含報酬率。第一次測試用12％的折現率，計算的凈現值為7520元；第二次測試采用14％的折現率，計算的凈現值為－38800元；最后采用插值法求得B方案的內含報酬率為12.32％。
C方案生產經營期每年年末的現金凈流量也不相等，也應采用逐次測試法計算其內含報酬率。第一次測試采12％的折現率，計算的凈現值為108340元；第二次測試采用14％的折現率，計算的凈現值為63400元；第三次測試采用16％的折現率，計算的凈現值為22380元；第四次測試采用18％的折現率，計算的凈現值為－15480元；最后采用插值法求得C方案的內含報酬率為17.2％。
從以上計算結果可知，C方案的內含報酬率最高，A方案次之，B方案最低。由于三個方案的投資額相同，故可以確定最優方案為內容報酬率最高的C方案。如果采用凈現值來選擇最優方案，是否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呢？
凈現值（A）=200000×4.355－800000=871000－800000=71000(元)
凈現值（B）=（160000×0.909＋180000×0.826＋200000×0.751＋240000×0.683＋220000×0.621＋200000×0.565）－800000
=857860－800000=57860(元)
凈現值（C）=（280000×0.909＋240000×0.826＋220000×0.751＋200000×0.683＋180000×0.621＋160000×0.565）－800000
=956760－800000=156760(元)
從以上的計算結果可以看出，三個方案中C方案的凈現值最大，A方案次之，B方案最小，方案優劣的排序與內含報酬率完全一致。
由此可見，在投資額相同的情況下，由含報酬率與凈現值法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
（二）在投資額不同的情況下選取最優方案。在投資額不同的情況下，從若干個備選方案中選取最優方案，采用不同的決策分析方法可能會得到相互矛盾的結論。我認為解決矛盾的關鍵是選擇什么樣的標準來確定方案的優劣，一旦標準選對了，人們就可以把真正最優的方案找出來，從而不至于作出錯誤的決策。
眾所周知，一個方案的好壞，主要是看經濟效益的高低。撇開社會效益不論，在若干個備選方案中經濟效益最高的方案無疑是最優方案，這是決策分析必須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則，短期經營決策如此，長期投資決策也如此。經濟效益的高低，主要是通過收入與成本的比較體現出來的。對于兩個備選方案而言，通過計算比較它們的差別收入與差別成本，就可以從中選出較優的那個方案，這就是短期經營決策分析中的所謂的“差別分析法”。我的看法是，這種方法不僅可以應用于短期經營決策分析，也可以應用于長期投資決策分析，特別是應用于在投資額不同的情況下從若干個方案中選取最優方案的決策分析。
在將差別分析法應用于長期投資決策分析時，要注意收入與成本的含義不同于短期經營決策分析中的收入與成本。我認為，應將長期投資決策分析中的收入界定為“未來報酬的總現值”，既不包含投資額在內投資方案未來現金凈流量的現值之和；應將成本界定為“投資額的現值”。這樣界定收入與成本的含義，即不違反收入與成本的本質特性，又充分考慮了貨幣的時間價值這個重要因素，而且還能給解決上面提到的問題帶來新的思路。
[例3]假設某公司現有A、B、C三個相互排斥的投資方案，三個方案均為一次性投資，投資額分別為30000元、60000元和90000元，投資于建設起點一次投入，無建設期，生產經營期為3年，每年的現金凈流量如下表所示，該公司的資金成本為9％。
現將經過計算的各方案的有關數據列示如下：
從上面的計算結果可以看出，凈現值法與內含報酬率法得出相互矛盾的結論。本例中，A方案的內含報酬率最高，但其凈現值卻最小；C方案的內含報酬率最低，但其凈現值卻最大。到底應該確認哪個方案為最優方案呢？我們不妨采用差別分析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B方案與A方案的差別收入=70868－37965=32903（元）
B方案與A方案的差別成本=60000－30000=30000（元）
由于B方案與A方案的差別收入大于差別成本，所以B方案優于A方案，即凈現值較大的B方案為較優方案。用同樣的方法，可以確定C方案優于B方案，所以最終可以確認凈現值最大的C方案為最優方案。
第2篇：投資報酬率范文
【關鍵詞】企業業績；財務評價；投資報酬率；經濟附加值
沒有良好的業績報酬系統，現代企業就不可能有效地運轉。這是因為，業績報酬體現了這樣一個廣為接受的信念：如果想激勵人們為實現組織目標而努力，就必須按照他們達到的業績水平給予獎勵。實踐中，通常是以會計凈收益以及在此基礎上計算出來的投資報酬率等指標為核心，對企業（包括企業所屬部門或業務單元，下同）業績進行財務評價。然而，由于公認會計準則的影響，以及企業目標和經營環境變化等原因，這種傳統的財務評價存在著諸多問題。
一、企業業績的財務評價中存在的問題
（一）片面追求會計凈收益，可能有損股東利益
企業的資本包括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而現行的會計凈收益指標只確認和計量了債務資本的成本，忽略了對權益資本成本的補償。由于無須承擔權益資本的回報，管理者往往會通過過度投資來獲得更大的會計凈收益。但是股東追求的不是會計凈收益的增長，而是正凈現值的投資，期望收益率低于資本成本的項目顯然損害了股東利益。
（二）過于強調投資報酬率，容易導致內部沖突
單一使用投資報酬率對企業業績進行財務評價時，管理者會通過增大分子（基于現有資產取得更多收益）或減小分母（減少投資額）來使這個比率盡量變大。顯然，減少投資額比基于現有資產創造更多收益來得容易得多。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低于目前投資報酬率的投資項目或資產（即使其收益率高于企業資本成本）均會成為管理者不投資或處置的對象，因為這些項目或資產會降低企業現有的投資報酬率。由此可見，投資報酬率評價標準容易導致業績評價與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相悖，企業機能出現失調。
（三）財務會計信息的不恰當使用，致使業績評價失真
企業財務會計信息主要服務于對外財務報告和短期經營控制的需要，因而受公認會計準則的規范和約束較多。企業業績的財務評價則屬于管理會計范疇。直接依據財務會計信息計算評價企業的經營業績，通常難以做到準確有效。
1.無形資產支出費用化的影響
在信息時代，技術與新產品研發、信息系統建設、顧客與市場開發、雇員技能培訓等無形資產的開發和利用，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來源。然而，公認會計準則卻不贊成將每年耗資巨大的大部分無形資產支出資本化，而是要求作為當期費用計入損益。這樣會使企業每年用于無形資產的支出與由此而產生的現金流入大體相等，而收益平穩時期到來前的盈利能力（用凈收益、投資報酬率評價）被低估；此后，企業盈利能力又被高估。這將導致管理者追求短期效益，不利于企業長期健康發展。
案例：假設某企業擁有5臺同樣的，但已使用年數各不相同的設備，每臺設備成本30000元，使用年限為5年，凈殘值為0，5年內每年現金凈流量（收入扣除變動成本和可歸屬固定成本）為10000元。該企業目前處于平穩狀態，每年有1臺使用了5年的設備報廢并購買1臺新的同樣設備。為簡化分析，可忽略稅負的影響，并假定所有的現金流動和投資均發生在年度的最后一天，企業資本成本為15%。同時，假定企業使用直線折舊法。
5臺設備，每臺設備年折舊6000元，則該企業全年折舊費用為30000元。從每年的凈現金流入50000元中減去30000元折舊費用，得到凈收益20000元。每年資產賬面價值為90000元，則該企業的投資報酬率約為22.22%。
案例分析：以上述案例為例，并假定該企業每年的研究與開發支出為3000元，但在此后的5年中，每年會產生1000元的現金流入。如果將研發支出作為當期費用，則該企業的盈利能力如表1所示（便于前后比較，一并計算列示了經濟附加值指標，下同）：
從表1中可看出：在收益平穩期（第3年，支出和收入均為3000元），企業盈利能力反映了真實水平；之前，企業盈利能力被低估；之后被高估。后期較高的盈利能力源于先前的被低估，即絕大部分有關無形資產的支出均在發生當期計入損益，現在正處于先前投資的收益期，而這些收益卻沒有和先前的投資聯系起來。
2.租賃資產支出費用化的影響
公認會計準則對租賃資產支出資本化規定了較為嚴格的限制條件，不符合條件的租賃資產支出只能費用化計入當期損益。租金支出費用化會導致投資報酬率快速上升，然而，投資報酬率的這種波動，并不代表企業實際盈利能力的任何變化。公認會計準則對租金支出資本化的限制，促進了管理者采用租賃代替購買的方法取得資產。然而，企業的規模和盈利能力都與其購買并占有資產具有一致性。因此，即使企業面臨的購買或租賃具有相同的價格和資本成本，這種方法也明顯沒有任何經濟優勢。
案例分析：仍以上述案例為例，并假設企業年末沒有購買新設備，而是向設備供應商租賃1臺同樣的設備。假定設備供應商的資本成本也是15%，則設備供應商會采用使用期為5年、年資本成本為15%的年金系數3.352來計算每年相同的租賃費，即：年租賃費=30000÷3.3522=8950元。
一年后，該企業擁有同樣的5臺設備及年收入，只不過多了8950元的額外現金費用。同時，原先的投資基數減少了30000元，相應的折舊費用也少了6000元。計算各年的盈利能力如表2所示。
從表2中可看出：隨著租賃資產的增加，凈收益逐年等額減少；而投資報酬率逐年快速上升，當全部資產均為租賃資產后（第5年，投資基數為零）將會無限大。
3.通貨膨脹的影響
傳統的財務評價基于幣值穩定假設，發生通貨膨脹后，通常會使企業盈利能力被較大程度的高估。這主要是由于收入與現金成本是以現時貨幣價值計量的，而投資基數和折舊卻以取得資產時的貨幣單位計量。凈收益的高估與投資的低估會導致投資報酬率明顯高于真實水平。
案例分析：仍以上述案例為例，并假定經濟運行中的通貨膨脹率是每年10%，企業資產的價格也以每年10%增加，凈現金流量以每年6%的速度增長（在通貨膨脹時期，企業產品售價的增幅通常會低于資產成本和投入變動成本的增幅）。4年后，該企業的凈現金流量應為：50000÷（1+6%）×4=63124（元）。
投資和在過去每年中取得資產的折舊費用如表3所示。
4年后，企業的盈利能力如表4最后一列所示：
從表4中可看出：經歷了4年的通貨膨脹后，企業的凈收益和投資報酬率分別為26493元和22.67%，均超過通貨膨脹前的相應指標，盈利能力似乎顯著提高了。然而，這樣的報告顯然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二、改進企業業績的財務評價的對策
（一）以經濟附加值指標取代會計凈收益指標
經濟附加值是企業稅后凈營業利潤（稅后凈收益加上利息支出部分）扣除其全部資本（包括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的機會成本后的剩余利潤。簡言之，經濟附加值就是超過全部資本成本的投資回報。它是企業業績評價和激勵補償系統的核心基礎，是較具綜合性且比較成熟的業績評價指標。
首先，經濟附加值是扣除全部資本（包括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的機會成本后的剩余利潤，是真實的經濟收益。如果企業的實際收益率低于該企業專門的、以市場為基礎的風險調整資本成本，在傳統的會計凈收益方法下，企業可能表現為盈利，但用經濟附加值指標計量，企業則表現為虧損。因此使用經濟附加值可以避免企業出現隱性虧損以致損害股東利益。
其次，經濟附加值指標能有效避免內部沖突。它是一個絕對值指標，對于部門、企業和股東來說，經濟附加值總是越多越好，從而使企業的業績評價與其價值最大化目標相一致，促使管理者關注股東目標并為之努力。這是其它任何財務性業績指標都不可能達到的效果。
（二）避免單一使用投資報酬率評價指標
投資報酬率評價標準將企業凈收益與其資本占用水平相聯系，有利于加強資本約束，是評價分權利潤中心（或戰略性經營單位）業績的適當指標。同時，它是以百分數表示的相對盈利能力，更方便于將企業的盈利能力同市場利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通貨膨脹率、行業標桿企業進行比較以及企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比較。但正如前文所述，投資報酬率評價標準容易導致內部沖突，實踐中應盡量避免單獨使用。
（三）對經濟附加值和投資報酬率指標的計算進行技術性調整
為財務報告和短期經營控制準備的財務會計信息對于評價企業的經營業績并沒有太大用處，在計算經濟附加值和投資報酬率時通常要對公認會計準則下獲得的信息進行調整，以便校正可能因管理者對會計數據操縱或因公認會計準則固有缺陷造成的偏差。
1.將能夠產生未來收益的無形資產支出資本化
在計算評價企業經營業績時，對于能夠產生未來收益的支出應予資本化，并在未來收益實現的年份攤銷，以使盈利能力的變化更為平穩、漸進，從而促使管理者在追求短期效益的同時也關注企業的長遠利益。
案例分析：仍以上述案例為例，如果每年3000元的支出被資本化，并在隨后的5年收益期內攤銷，則各年的盈利能力如表5所示。
從表5中可看出：無形資產支出當期費用化與資本化并攤銷兩種方法最終能實現相同的凈收益（22000元），但后者卻能使變化更平穩、漸進。再從投資報酬率和經濟附加值指標來看，這兩種方法卻產生了不同效果：前者使企業在收益平穩時期到來前處于不利地位，此后又產生一個比實際要高的投資報酬率和經濟附加值指標；而后者則真實地反映了企業盈利能力。
2.將租賃資產計入投資基數
為避免管理者人為操縱投資報酬率和經濟附加值評價指標（租賃而不是購買資產），可以通過將租賃資產以其公允價值計入投資基數來加以調整。如果得不到該項資產的公允價值，可以租金支出的貼現值來計量該項資產的價值。同時，將原來當期費用化的年租賃費用區分為財務費用和折舊費用。其中：財務費用在計算投資報酬率或經濟附加值時不能歸屬于某一特定資產，而折舊費用可以作為被評價部門的費用。
案例分析：仍以上述案例為例，年租賃費用8950元實際由利息費用和折舊費用兩部分組成，且各自金額在年度間不同。利息費用逐年減少，而折舊費用逐年增加，如表6所示。
3.按物價變動水平進行調整
在通貨膨脹時期，為了準確評價企業的經營業績，我們必須將資產的原始取得成本重新表示為現時貨幣單位成本或現時購買力成本，以便對通貨膨脹引起的貨幣假象進行調整。
案例分析：仍以上述案例為例，假設第4年末通貨膨脹突然停止，企業將維持第4年年底的現金流量，同時以第4年年底的設備價格43923元更新1臺應報廢設備。則該企業的真實盈利能力如表7所示。
從表7中可看出：按物價變動水平進行調整后，企業的凈收益、投資報酬率和經濟附加值等指標均低于通貨膨脹前，其中經濟附加值還出現了負數。這與未經調整時的業績水平截然不同，但遺憾的是，這才是企業盈利能力的真實水平。
【參考文獻】
第3篇：投資報酬率范文
一、凈現值法與內含報酬率法的擇優問題
（一）互斥方案分析中兩法擇優產生差異的原因
在對單一獨立方案的可行性分析中，凈現值法與內含報酬率法對方案的評價結論完全一致，但在互斥方案（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備選方案中，只能選擇一個最優方案）的擇優選擇中，兩種分析方法的擇優結果卻經常發生矛盾，尤其在投資規模不等和投資方案現金流入實現的時間不同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對此，雖然有許多文獻提出了一些相應的解決方法，如按凈現值法為標準選擇最優方案的企業價值最大化觀點、按外部收益率的大小選擇最優方案的觀點等，但我們認為，解決此問題的最好方法還應從分析兩法產生差異的原因出發。在對投資項目的可行性分析中，凈現值法與內含報酬率法都考慮了貨幣的時間價值，而且在貨幣時間價值的計算中采用的是復利計算原則，因此，兩法對項目使用期內產生的現金凈流入都作了再投資的假設，但由于兩法對現金流量現值計算中采用的貼現率不同，從而使兩種方法假定在現金流入再投資時，會產生不同的報酬率。凈現值法是假設不同的備選方案在同一時期產生的現金流入再投資時，都會產生與企業的資金成本率相等的報酬率；而內含報酬率法是假設各個項目的再投資報酬率等于各項目的內含報酬率，由于個案的內含報酬率不等，所以同一時期不同項目產生的現金流入的再投資報酬率不同，且不等于企業的資金成本率。
（二）再投資報酬率在最優方案選擇中的運用
既然導致凈現值法與內含報酬率法擇優結果產生差異的原因是兩法對未來現金流入的再投資報酬率的假設不同，因此，在最優方案選擇之前，應客觀預測企業未來特定時期可實現的再投資報酬率，然后結合具體情況進行擇優，否則，無論以何種單一方法獨立的進行選擇，都有可能因實際情況與假設條件不一致，而導致決策的失誤。具體的決策規則，通過下例說明。例：某企業有A、B兩互斥方案，各方案的現金流量見表1。企業資金成本率10％，要求做出最優選擇。表1單位：元方案各年現金凈流量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A100006000400030002000B100002000300040008000本例按內含報酬率法選擇：A方案的內含報酬率為23.11％，B方案的內含報酬率為19.66％，顯然A方案為優；按凈現值法進行選擇：以資金成本率10％計算的A方案的凈現值為2377元，B方案的凈現值為2764元，顯然，應選擇B方案。兩種分析方法得出相異的結論。但客觀上不論備選方案有多少，其最優方案應具有唯一性，選擇方法如下：1、按多個貼現率分別計算各方案的凈現值，計算結果見表2。表2單位：元貼現率A凈現值B凈現值凈現值差額（A－B）5％35864665－107910％23772764－38715％1362121015220％467－8054725％－284－1152868內含報酬率23.11％19.66％分析表2數據可發現：當貼現率小于10％時，A方案凈現值小于B方案，凈現值法與內含報酬率法擇優結論相異，前者選擇B方案，后者選擇A方案；當貼現率大于15％時，A方案凈現值大于B方案，凈現值法與內含報酬率法擇優結果相同，都為A方案，說明在10％與15％之間，存在一個使A、B方案凈現值相等的分界貼現率，該貼現率同時也是兩方案擇優結論異、同的轉折點。該分界貼現率按內插法計算如下：分界貼現率＝10％＋387/（387＋152）×（15％－10％）＝13.59％2、擇優標準。本例中計算現金流量現值所用的貼現率，實際上即為假計的項目現金流入的再投資報酬率，所以，如預計的再投資報酬率大于13.59％，則應選擇A方案；此時，凈現值法和內含率報酬法不但擇優結果一致，關鍵是兩者的現金流入再投資假設符合客觀情況；但如預計的再投資報酬率小于13.59％，則應按凈現值法進行擇優，此例應選擇B方案，因內含報酬率假計的較高的再投資報酬率難以實現。自然，如企業的現金流入無法立即實現再投資或再投資報酬率為零，則任何動態分析法的結果都將導致決策的失誤。
二、穩健內含報酬率指標的計算及運用
（一）內含報酬率指標理論上的缺陷
第4篇：投資報酬率范文
關鍵詞：財務分析；大型設備；事前控制
中圖分類號：F23 文獻標識碼：A
隨著醫學技術的發展，大型化、自動化、系統化醫療設備的應用越來越多，臨床醫生對醫療設備的依賴性也越來越高，醫療設備在整個醫療活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由于市場經濟體制尚不成熟，現行的醫療補償機制不健全，政府對醫療機構的預算補貼呈下降趨勢。客觀上，醫療機構的生存和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自身醫療服務的經營收入，導致醫療機構對醫療設備投資的熱情日益高漲，大型醫療設備購置增長率居高不下。這一方面滿足了社會對日益增長的衛生服務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容易受經濟利益的驅使，誘發不合理采購，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所以，如何做好大型醫療設備事前評估，保證設備效用在未來盡可能地發揮，是擺在醫院管理人員面前的重要課題。
一、大型設備購置的事前預測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一）申請立項。科室引進大型醫療設備，是按照有利于學科建設，有利于開展新業務、新技術，有利于服務病人，有利于提高效益的原則，在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的基礎上，經科務會討論集體決定。在這個環節，注意強化科室主任的責任意識，科室主任作為第一責任人，一定要有民主意識、大局意識、廉潔意識，本著對醫院、對科室、對病人高度負責的精神，抓好立項申請工作。
（二）初審和立項論證。按照統籌規劃、合理配置，既考慮當前需要又有利于長遠發展，既考慮到局部需求又有利于醫院整體建設，既考慮到經濟效益又考慮到為民服務，既考慮醫療需求又照顧到教學科研的協調發展，既考慮需求又顧及可能的原則，提出初步年度立項計劃，提交院器械管理委員會討論，報院黨委批準。在立項論證過程中，要始終注意把握的是技術先進性和經濟實用性并重。必須把目光瞄準國際前沿，引進技術先進、質量可靠的尖端設備。但與此同時，也要進行詳細的財務分析，不能一提技術先進就照單全收。
（三）進入購買程序。經過初步論證后，經器械管理委員會同意，進入購買程序。
通過可行性財務分析，對一些不能提高醫療服務能力和綜合效益的設備申請立項進行有效的事前控制，避免盲目引進設備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費。
二、事前預測分析方法主要包括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
舉例說明：某醫院擬購置“多層螺旋CT”，計劃投資750萬元，且假定一次付清，無貸款。“多層螺旋CT”屬醫院高能射線專用設備，其使用年限、年折舊率均按醫院財務制度分別定為8年及12%，該設備年折舊額93.75萬元；平均每人次檢查的收費標準參照當地物價局文件，預計為360元；根據市場價預定每人次消耗材料費為31.5元；CT室工作人員10人，預計年工資、獎金收入合計44.84萬元；月工作日以250天為準，平均每日檢查30人次。其他費用暫未考慮。
（一）靜態評估方法
1、測算投資回收期。回收期是指投資引起的現金流入累計到與投資額相等所需要的時間，該指標以投資回收的快慢作為分析投資效益的依據。在原始投資一次性支出、每年現金凈流量相等時：
投資回收期=原始投資額/年現金凈流量=750÷107.78=6.96年
年現金凈流量=年現金流入量-年現金流出量=107.78萬元
年現金流入量=每人次收費×每日檢查量×年工作日=270萬元
年現金流出量=每人次消耗材料費×每日檢查量×每年工作天數+年折舊額+CT室工作人員年收入=162.22萬元
2、測算平均投資報酬率。平均投資報酬率是以投資項目的整個期限內的現金流量為基礎，計算設備壽命周期內平均的年投資報酬率。比率越高，收回投資的速度越快，實際意義是每單位投資貨幣能獲利多少。
平均投資報酬率=每年現金凈流量/原始投資額=107.78÷750×100%=14.4%。
（二）動態評價方法
1、測算凈現值。凈現值是指把項目從投資開始到終結，各年的現金流入和流出都按預定貼現率折算為它們的現值，然后再計算它們之間的差額。凈現值表明：項目在整個壽命周期內考慮到資金時間價值后，以現值表現的凈收益，因此凈現值>0時，表示該投資項目的報酬率大于預定的貼現率，即方案可行；凈現值
凈現值=-原始投資+平均年現金流量×N年
貼現率貼現的年金現值系數=-750+107.78×5.335=-174.99
2、測算內含報酬率。內含報酬率是指能夠使未來現金流入量的現值，等于未來現金流出量的現值的貼現率，或者說是使投資方案凈現值為零的貼現率。內含報酬率是根據方案的現金流量計算出來的，是方案本身的投資報酬率。由于該投資方案凈現值為負數，說明方案本身的報酬率小于估計的貼現率10%，需逐步降低貼現率，進行多次測試使凈現值接近于零。當假定貼現率降到3%、N=8年時，凈現值=6.61，接近于零。用內插法確定該項目投資內含報酬率（N=8年）其計算公式為：
年金現值系數（C）=原始投資÷平均現金凈流量
內含報酬率（R）的年金現值系數C=750÷107.78=6.958
查8年期1元年金值系數表：R1=3%，C1=7.02；R2=4%，C2=6.733。
方案本身的內含報酬率R=R1+（C1-C）÷（C1-C2）×（R2-R1）=3.2%
三、分析
大型設備投資的特點是資金多、風險大，對自籌資金單位的財務狀況有深遠影響。因此，在對大型設備投資可行性論證進行經濟效益審計評估時，必須牢固樹立兩個價值觀念，即資金的時間價值和投資的風險價值。靜態評價方法不考慮資金的時間價值，但通俗易懂，計算簡便。加之多年來，國有醫院購置大型醫療設備的資金均由國家無償提供，一般不需考慮資金的時間價值，這種評價方法在設備購置可行性論證中常用。上述投資方案，靜態評價方法論證得出：該投資回收期不到7年，低于規定的使用年限；投資報酬率為14.4%，高于預定報酬率4.4個百分點，方案可行。動態評價方法論證得出：投資回收期8年，投資報酬率只有3.2%，低于預定投資報酬率6.8個百分點，方案不可行。可見，兩種評價方法得出的結果完全不同。從方案評價過程中可見，由于動態評價方法考慮了時間價值，對大型設備投資經濟效益進行審計評價時，采用該方法比靜態方法更合理、更科學。特別是內含報酬率，體現了方案本身的收益能力，反映其內在的獲利水平，如果通過借款來投資大型設備項目，當貸款利率低于內含報酬率時，那么還本付息后仍有利可獲。
對于醫院的大型醫療設備在采購前進行效益分析已經是迫在眉睫，勢在必行。醫院的大型設備采購分析及研究在醫院設備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很有必要進行探討，這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任務，同時這也是一個趨勢，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
（作者單位：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醫院）
主要參考文獻：
第5篇：投資報酬率范文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企業產權交易活動尤其是企業整體資產的重組與流動日益頻繁，與之相伴的關于商譽的確認與計量問題也日益成為會計界所關注的焦點。而商譽作為企業資產中復雜、“無形”的一項，歷來備受爭議，認識上存在一些分歧，當然這些爭議的主要目的是為澄清其真諦之所在。本文僅就商譽的計量方法問題，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談一些個人淺見。
一、兩種傳統的商譽計量方法
商譽計量是商譽會計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它影響著商譽的確認、攤銷和其他處理程序。傳統上，僅對合并商譽（或稱外購商譽）計量入賬，對自創商譽則不予確認。即便同樣是對合并商譽的計量，也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做法：
1、間接計量法
間接計量法也稱割差法，是以購買成本大于購買方在交易日對所購買的可辨認資產和負債的公允價值中的權益部分的差額來衡量商譽的價值。用公式表示為：
商譽價值＝購買總成本－（取得的有形資產及可辨認無形資產公允價值總和—承受之負債公允價值總額）＝購買總成本—購買的凈資產公允價值
［例1］A公司決定收購B公司，經評估，收購日B公司全部資產的公允價值為28700萬元，其中，流動資產9500萬元，固定資產18000萬元，專利權1200萬元；B公司負債的公允價值為6500萬元，其中流動負債5000萬元，長期負債1500萬元；則B公司凈資產公允價值為22200萬元（28700-6500）。
假設經過產權交易談判，雙方確定的收購價格為25000萬元，則可確認B公司商譽價值為2800萬元（25000-22200）。
2、直接計量法
直接計量法也叫超額收益法，是指通過估測由于存在商譽而給企業帶來的預期超額收益，并按一定方法推算出商譽價值的一種方法。直接計量法根據被評估企業預期超額收益的穩定性，又分為超額收益資本化法和超額收益折現法。
（1）超額收益資本化法
超額收益資本化法是根據“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原理，認為既然企業存在超額利潤，就必然有與之相對應的資本（資產）在起著一種積極作用，只是賬面上沒有反映出來罷了，因此將企業的超額收益還原，就是商譽的價值。采用這種方法的基本步驟是：
①計算企業的超額收益
超額收益＝實際收益－正常收益＝可辨認的凈資產公允價值×預期投資報酬率－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同行業平均投資報酬率
②將超額收益按選定的投資報酬率予以資本化
商譽價值＝超額收益÷選定的投資報酬率
這里，選定的投資報酬率可以是正常的投資報酬率，也可以是較高的預期投資報酬率（采用較高的預期投資報酬率的理由是，企業在獲取超額收益的同時必須承擔著較大的風險，因而應按高于正常水平的投資報酬率作為測算商譽的基礎）。
［例2］如上例中，假設B公司所在行業的平均投資報酬率為15%，根據近三年的經營實績及對未來的盈利預測，該公司投資報酬率為20%，則B公司商譽價值的計算過程為：
①計算超額收益
超額收益＝22200×20%-22200×15%=4440-3330=1110（萬元）
②計算商譽價值，假設按同行業平均收益率資本化
商譽價值＝1110÷15%=7400（萬元）
不難看出，按此法測算的商譽價值偏高，因為此法是以假定獲取超額收益的能力將永遠持續為基礎的（計算過程②即為永續年金現值的計算公式，在這里，超額收益被看成了永續年金），而事實上，這種可能性極小，因為商譽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其價值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相比之下，采用超額收益折現法或許更好一些。
（2）超額收益折現法
超額收益折現法是指把企業可預測的若干年預期超額收益依次進行折現，并將折現值匯總以確定企業商譽價值的一種方法。如果預計企業的超額收益只能維持有限的若干年，且不穩定時，一般適用于此種方法。用公式表示為：
商譽價值＝∑各年預期超額收益×各年的折現系數
在各年預期超額收益相等的情況下，上式可簡化為：
商譽價值＝年預期超額收益×年金現值系數
［例3］仍用B公司的資料，假設經分析評估B公司的超額盈水平將持續5年，其他條件與例2相同，則B公司商譽價值＝年超額收益×利率為15%，期限為5年的年金現值系數：1110×3.3521=3720（萬元）
二、對兩種傳統商譽計量方法的評價與選擇
（一）一般評價
一般認為，人們對商譽性質的不同認識決定了對商譽計量方法的選擇。間接計量法是“總計價賬戶論”即視商譽為凈資產的“收買價與公允價值之差”的產物；直接計量法是“超額收益論”即視商譽為“超額獲利能力”的產物。
間接計量法一個最大的優點是簡便易行。另外，間接計量法是通過可辨認凈資產收買價減去公允市價求得商譽價值，其收買價是實際發生的產權交易價格，具有客觀性和可驗證性；收買價又是經過買賣雙方討價還價最終確定的，體現了不同當事人對企業價值的判斷，因而還具有公允性。正因如此，間接計量法幾乎成為目前各國公認會計原則允許的計量商譽的唯一方法。比如國際會計準則第22號（1AS22）、美國會計準則委員會第16號意見書（APBOpinionNo.16）等均是以間接計量法來計量商譽的價值。我國《具體會計準則第X號-企業合并（征求意見稿）》中也規定：“購買成本超過被購買企業的可辨認資產和負債公允價值中的股權份額時，其超過數額應當確認為商譽”。
但是，間接計量法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由于商譽的價值是通過差額倒算出來的，企業收購時對單個可辨認資產價值估算的誤差（高估或低估）、雙方談判技巧對商譽價格的影響等非商譽因素，可能都會影響到商譽的計價。間接計量法的另一個缺點是，其僅局限在企業合并時才可運用，因為只有企業合并時才會有“收買價”。這樣，即使一家公司長期經營形成了可觀的商譽，如不發生合并，間接計量法也無法計算其商譽價值。
直接計量法建立在商譽是“企業獲得超額利潤的能力”觀念之上的，此方法運用廣泛，不管企業是否發生合并都可以運用。也就是說，一個企業只要證明其具有獲取超額利潤的能力，就可確認其具有商譽，就可運用直接計量法計量其商譽價值的大小。再者，直接計量法計算依據的行業投資報酬率是客觀的，經營業績也可以從財務報表中得到驗證，也就是說，直接計量法數據的取得是建立在行業認同與客觀可驗證性的基礎之上，因此計算出來的商譽價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其他非量化因素的影響，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當然，直接計量法在操作上也存在一定難度，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能夠取得超超收益的持續時間較難測定。另外，直接計量法計算比較繁瑣，因為采用這種方法首先要依靠企業財務報告、同行業財務報告等資料確認企業是否存在超額收益，如果存在，每年的超額收益是多少，在此之后，還需確定適當的資本化率或折現年數等。
（二）深層分析與選擇
對商譽的兩種計量方法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筆者得出了如下結論：計量法實際上只是一種表象，它是建立在直接計量法的基礎之上的，其本質與直接計量法同出一轍。為什么這樣說呢？
我們重新來分析一下間接計量法下商譽的計算公式：
商譽價值＝購買總成本－購買的凈資產公允市價
上式中，購買的凈資產公允市價是一定的，因此商譽價值的大小就取決于購買企業的總成本，也就是收買價。而收買價又是如何確定的呢？表面上看，是由買賣雙方通過談判，討價還價確定的。收買價中包含兩部分資產的價值，一是有形資產和可辨認無形資產，一是不可辨認的無形資產即商譽。而前者，即有形資產和可辨認無形資產的價值，可通過資產評估的方法進行測算，是可以確定的，所以買賣雙方討價還價的內容，實質上是在對商譽的價值進行協商。在談判中雙方的報價，必然要有一定的依據，這個依據就是他們各自評估的商譽價值，而這個商譽價值是怎樣得出的呢？無疑是雙方運用直接計量去測算的。比如，假設在前述A公司收購B公司的案例中，A公司報出的收購價為24000萬元，而B公司報價26000萬元，在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為22200萬元已定的情況下，A公司之所以報價24000萬元收購，是因為A公司事先對B公司的超額盈利能力用直接計量法進行了估價，估價為1800萬元，而B公司之所以報價為26000萬元，也是因為B公司事先用直接計量法對自身的商譽資產進行估價，估價為3800萬元。當然，由于商譽資產的不確定性較強，兩家公司選用的評估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所以雙方評估的商譽價值出入較大。于是，雙方進行協商、談判，最后雙方認為將收買價定為25000萬元，亦即商譽價值為2800萬元較為合理，于是以25000萬元成交。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追根溯源，不是先有收買價，再有商譽，而是先有了對商譽的估價，才有了收買價。收買價加包含的商譽，本質上是先用直接計量法進行評估再協商確定的結果。因此可以說，間接計量法只是一種表面現象，透過這一現象我們不難發現人們對商譽的計量實際上一直采用的都是直接計量法。從這一點上也不難看出：“總計價賬戶論”根本沒有與“超額收益論”相抗衡的資格，對商譽價值的計量，必須牢牢把握住宿譽的本質是“超額獲利能力”這一核心。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一無形資產（征求意見稿）》將商譽定義為企業的超額收益能力，是很有道理的。
第6篇：投資報酬率范文
關鍵詞：非系統風險和系統風險；風險投資組合；資本市場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競爭性市場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為投資者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獲利機會，進行證券投資是主要的投資方式之一。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收益，或者說是為了獲取最大化的收益，而這里面同時也存在著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要獲取較大的收益，就要冒較大的風險；而冒較小的風險，獲取的只能是較小的收益。風險和收益是一對矛盾，這是自利行為原則和雙方交易原則下投資者市場博弈的結果，任何投資者都必須充分樹立風險意識，即怎樣解決風險和收益之間的矛盾。其最終的決策結果應該是尋求風險和收益的平衡。
風險是指未來經濟活動結果的不確定性，我們可以將風險總體上劃分為兩大類：非系統風險和系統風險。非系統風險只對某些行業或個別企業產生影響，系統風險亦稱市場風險，它對整個市場所有企業都產生影響，如經濟周期的波動、利率的調整、通貨膨脹的發生等。針對這兩種風險，投資者應該如何應對呢？基本的做法就是通過投資組合來分散非系統風險，通過提高風險報酬來彌補系統風險帶來的損失從而達到期望的報酬率。筆者將從這兩個方面來論述證券投資組合中風險與收益的權衡問題。
一、非系統風險
現實的經濟活動中，投資者經常將一部分資金投放于無風險資產（如購買國債），將另一部分資金投放于風險資產組合以獲取更高的報酬，此時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怎樣組合才能獲取最高的報酬呢？
假如投資者將全部自有資金都投放于無風險資產，那么他至少可獲得無風險投資報酬率，當然這是一種極端的做法，通常投資者會考慮將多少資金投放于風險資產以獲取較高的報酬。假如有x比例的資金用于風險投資，以rf表示無風險投資報酬率，以rp表示風險投資報酬率，則預期報酬率e(r)=rf (1-x)+rp x, 亦即e(r）=rf+(rp-rf)x, 在風險特定的情況下，投資者會去追求(rp-rf)的最大化，即風險溢價的最大化。而最優的投資機會線就是我們所說的資本市場線（cml）,即投資組合直線和風險投資組合有效邊界相切時的直線，這就在理論上解決了決策的問題：投資者要想獲得最高的報酬就應該沿著資本市場線投資。當然投資者可以選擇將多大比例的資金投放于風險資產：保守的投資者可能會將更多的資金投于無風險資產，冒進的投資者可能會將更多的資金投于風險資產，或將全部資金投于風險資產，甚至還會以無風險利率借入資金投于風險資產。
當然，事實上投資者很難確定單位風險下哪一種投資組合的單位風險溢價最大，從而難以找到最佳的投資組合，但資本市場線仍然為投資者指明了決策的方向，筆者愿意對此作出積極的展望：伴隨著證券市場監管的推進、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和弱勢有效市場向強勢有效市場（競爭性市場）的演變，“信息失靈”和“市場失靈”得以更好的抑制，資本市場線對于投資組合的決策價值將會得以更加充分地體現。
二、系統風險
我們假設投資者已經通過足夠的投資組合將非系統風險分散掉了，面對市場風險，投資者會通過得到系統風險溢價來達到預期的報酬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在不需要確定單個證券期望報酬率的情況下能夠確定風險資產的有效投資組合，這無疑為持有多項風險資產投資的決策者提供了決策的方法，并使決策變得相對簡單。在公式e(r)=rf+€%[(rm-rf)中（rm為市場投資組合的平均報酬率），在無風險利率rf和市場投資組合的平均報酬率rm確定的情況下，€%[作為衡量風險投資組合市場風險的指標成為決策的關鍵。€%[的確定對于投資者絕非易事，通常證券市場基于歷史數據來估計€%[，在宏微觀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在一定時期內應該是合理的。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對于投資者的決策究竟有多大的現實意義，對此理論界和實務界莫衷一是。因為模型的建立本身是基于一些假設的：（一）投資者可以按照競爭性市場價格買入或賣出所有證券，并且不考慮稅收因素；（二）投資者可以按無風險利率借入和貸出資金；（三）在確定風險的情況下，投資者會按資本市場線投資選擇報酬最高的投資組合；（四）對于證券的風險、相關系數和期望報酬率，投資者具有同質的預期。
“競爭性市場”的建立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面對同樣的信息，由于決策者對信息的解讀和判斷存在差異，要達到同質預期是難以實現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在實際運用
中受到了限制，但其本身里程碑式的意義卻是不容否認的，它科學地將風險和報酬的內在關系描述出來，建立起風險投資組合和市場組合之間風險和報酬的最佳權衡。筆者相信，隨著國內國際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必將在投資決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曾勇.組合證券投資與資本市場研究[j].科學出版社,2007,(7).
[2]李金毅.試析資本資產定價模型與中國股票市場中的資產組合[j].環渤海經濟瞭望,2006,(10).
第7篇：投資報酬率范文
關鍵詞：非系統風險和系統風險；風險投資組合；資本市場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競爭性市場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為投資者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獲利機會，進行證券投資是主要的投資方式之一。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收益，或者說是為了獲取最大化的收益，而這里面同時也存在著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要獲取較大的收益，就要冒較大的風險；而冒較小的風險，獲取的只能是較小的收益。風險和收益是一對矛盾，這是自利行為原則和雙方交易原則下投資者市場博弈的結果，任何投資者都必須充分樹立風險意識，即怎樣解決風險和收益之間的矛盾。其最終的決策結果應該是尋求風險和收益的平衡。
風險是指未來經濟活動結果的不確定性，我們可以將風險總體上劃分為兩大類：非系統風險和系統風險。非系統風險只對某些行業或個別企業產生影響，系統風險亦稱市場風險，它對整個市場所有企業都產生影響，如經濟周期的波動、利率的調整、通貨膨脹的發生等。針對這兩種風險，投資者應該如何應對呢？基本的做法就是通過投資組合來分散非系統風險，通過提高風險報酬來彌補系統風險帶來的損失從而達到期望的報酬率。筆者將從這兩個方面來論述證券投資組合中風險與收益的權衡問題。
一、非系統風險
現實的經濟活動中，投資者經常將一部分資金投放于無風險資產（如購買國債），將另一部分資金投放于風險資產組合以獲取更高的報酬，此時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怎樣組合才能獲取最高的報酬呢？
假如投資者將全部自有資金都投放于無風險資產，那么他至少可獲得無風險投資報酬率，當然這是一種極端的做法，通常投資者會考慮將多少資金投放于風險資產以獲取較高的報酬。假如有x比例的資金用于風險投資，以rf表示無風險投資報酬率，以rp表示風險投資報酬率，則預期報酬率e(r)=rf (1-x)+rp x, 亦即e(r）=rf+(rp-rf)x, 在風險特定的情況下，投資者會去追求(rp-rf)的最大化，即風險溢價的最大化。而最優的投資機會線就是我們所說的資本市場線（cml）,即投資組合直線和風險投資組合有效邊界相切時的直線，這就在理論上解決了決策的問題：投資者要想獲得最高的報酬就應該沿著資本市場線投資。當然投資者可以選擇將多大比例的資金投放于風險資產：保守的投資者可能會將更多的資金投于無風險資產，冒進的投資者可能會將更多的資金投于風險資產，或將全部資金投于風險資產，甚至還會以無風險利率借入資金投于風險資產。
當然，事實上投資者很難確定單位風險下哪一種投資組合的單位風險溢價最大，從而難以找到最佳的投資組合，但資本市場線仍然為投資者指明了決策的方向，筆者愿意對此作出積極的展望：伴隨著證券市場監管的推進、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和弱勢有效市場向強勢有效市場（競爭性市場）的演變，“信息失靈”和“市場失靈”得以更好的抑制，資本市場線對于投資組合的決策價值將會得以更加充分地體現。
二、系統風險
我們假設投資者已經通過足夠的投資組合將非系統風險分散掉了，面對市場風險，投資者會通過得到系統風險溢價來達到預期的報酬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在不需要確定單個證券期望報酬率的情況下能夠確定風險資產的有效投資組合，這無疑為持有多項風險資產投資的決策者提供了決策的方法，并使決策變得相對簡單。在公式e(r)=rf+€%[(rm-rf)中（rm為市場投資組合的平均報酬率），在無風險利率rf和市場投資組合的平均報酬率rm確定的情況下，€%[作為衡量風險投資組合市場風險的指標成為決策的關鍵。€%[的確定對于投資者絕非易事，通常證券市場基于歷史數據來估計€%[，在宏微觀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在一定時期內應該是合理的。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對于投資者的決策究竟有多大的現實意義，對此理論界和實務界莫衷一是。因為模型的建立本身是基于一些假設的：（一）投資者可以按照競爭性市場價格買入或賣出所有證券，并且不考慮稅收因素；（二）投資者可以按無風險利率借入和貸出資金；（三）在確定風險的情況下，投資者會按資本市場線投資選擇報酬最高的投資組合；（四）對于證券的風險、相關系數和期望報酬率，投資者具有同質的預期。
“競爭性市場”的建立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面對同樣的信息，由于決策者對信息的解讀和判斷存在差異，要達到同質預期是難以實現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在實際運用中受到了限制，但其本身里程碑式的意義卻是不容否認的，它科學地將風險和報酬的內在關系描述出來，建立起風險投資組合和市場組合之間風險和報酬的最佳權衡。筆者相信，隨著國內國際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必將在投資決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曾勇.組合證券投資與資本市場研究[j].科學出版社,2007,(7).
第8篇：投資報酬率范文
一、引言
有限合伙制并非新生事物，它始自11世紀的意大利、英國等海上貿易頻繁的國家。為了分攤海上貿易的風險，船主和投資者采取了資合和人合的簡單合伙形式。后來，這一本來盛行于海上貿易的合伙制逐漸在陸地貿易中傳播開來，形成了最初的有限合伙制。
20世紀60年代后，有限合伙制和風險資金開始媾合，出現了新的現代意義的投資基金的企業形式：有限合伙制投資基金。有限合伙制投資基金是資合和人合的典型代表。有限合伙制是指由負無限連帶責任的普通合伙人與負有限責任的有限合伙人組成的一種特殊類型的合伙組織。例如：一般的負有限責任的合伙人出資占99%，而普通合伙人出資僅占1%，由普通合伙人負責基金的管理和運作。企業收益按合同分配。許多的學者致力于有限合伙制投資基金的產權匹配研究。產權理論認為企業產權分為合約產權和剩余權利（黃少安，2008）。
剩余權利包括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剩余控制權是合約中無法在事前規定的、對企業資產和經濟活動的指揮權。剩余索取權即企業總收益中扣除了稅收和各種應繳費用以及合同上注明的利息、工資等應付的費用之外，剩下的那部分收益的索取權（張維迎，2005）。契約理論認為，企業是合約的產物，企業的所有權應當包括合約產權和剩余產權兩個方面。由于現實合約是不完全的，只能界定特定范圍內的有限的責權利，這就產生了合約之外的責權利，如何分配這合約之外的責、權、利就產生了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匹配問題。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基金經營的高風險性導致兩權匹配成為基金治理的核心。本文致力于從廣義資本結構視角研究企業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如何匹配。
二、剩余權利歸屬的歷史爭論
有限合伙制投資基金是人資融合的典型。其獨特的資本結構和風險分擔的制度設計，決定了它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匹配具有特別之處。投資基金是高風險的資本運作，這種高風險來源于市場環境的變幻莫測、經營風險的波譎云詭，因此，投資成功的概率較低。為保證投資基金能夠成功運作，制度經濟學認為基金的經營者需要擁有剩余控制權。這一制度設計的根本目的是使基金的管理者擁有相機處理的權利。那么另一個關鍵的問題：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如何匹配？本文的討論先假定經營者擁有固定的剩余控制權，然后，研究如何使剩余索取權與之匹配。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本部分先回顧剩余權利的歷史研究成果。一般的，對于剩余索取權的匹配分為三種理論：傳統理論，現代產權理論和資源決定論。我們依序介紹。
1.傳統觀點。以薩伊的“三位一體”理論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為代表。薩伊認為公司所有權需按生產要素分配剩余索取權，即工人得工資，資本家得利息，而土地所有者得地租。薩伊的觀點是一種靜態的剩余索取權分配，是一次剩余索取權博弈的結果。馬克思從革命需要的角度出發認為是工人創造了剩余價值，因此剩余索取權由工人占有。兩種理論都不能解釋現實中剩余索取權的轉移問題：資本家向管理層讓渡部分剩余索取權；社會主義企業向經理人讓渡部分剩余索取權。
2.現代產權制度理論。（1）交易費用理論。楊小凱、楊瑞龍和黃有光等人認為交易費用決定了剩余索取權的分配。若交易費用太高或對經營者直接定價太難則應該讓渡剩余索取權歸經營者。這種理論的缺陷顯而易見：讓渡剩余索取權可能根本不能滿足激勵理論的參與約束條件或者可能激勵過渡損失了投資者的利益。（2）激勵理論。威爾森、羅斯、米爾利斯、霍姆斯特姆以及格羅斯曼和哈特，從完全契約觀點出發，根據信息不對稱，提出在委托人與人依據契約分享企業剩余，從而達到激勵目的。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提出團隊理論，認為團隊生產使得成員的努力程度不可能精確度量，為防止出現偷懶，需要設立監督者進行監督，并給予監督者剩余索取權，以期激勵監督者。詹森和麥克林應用成本概念，認為讓經營者擁有全部剩余，可以減少甚至消除成本。（柏培文、陳惠貞,2005）。威爾森等的觀點只是完全契約下的企業盈余的分配，而非嚴格意義的剩余索取權的分配。詹森的觀點也有不足之處：讓渡全部剩余索取權的激勵效果可能更差，雖然減少了成本，但是由于剩余索取權的喪失產生了另一種形式激勵成本。這種成本可能遠遠高于成本。（3）風險承擔論。風險承擔論的學者認為高風險性的資產一方應該擁有剩余索取權。楊瑞龍等（1998）指出給定制度環境，資產專用性或非流動性一般是企業所有權的談判結果的決定性因素，只有把企業所有權賦予資產專用性強的一方，并由其監督低的或無專用性一方，就可以確保合約的效率（柏培文、陳惠貞，2005）。其實，資產的專用性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難以度量和比較，也沒有合適的標準來衡量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專用性孰高孰低。另一方面，專用性較高的資產擁有者在合約博弈時可能處于劣勢地位，容易受到專用性較低的資產擁有者的敲詐。因此，風險按照資產的專用性來分配理論上有缺陷，而在實踐中也是難操作的。（4）狀態依存論。張維迎認為：最優的企業所有權應該是一種狀態依存所有權,即在不同的狀態下，企業為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所有（張維迎，2005）。張維迎認為控制權隨著不同狀態的出現在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轉移是為了效率的改善。本文認為控制權的相機轉移根本的原因是風險規避的結果，通過降低風險提高基金治理效率和降低基金運營成本。
3.資源決定論。柏培文，陳惠貞認為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企業的剩余索取權的歸屬：當人力資本相對于物質資本為非稀缺性資產時，控制權要求剩余索取權不成立，當人力資本成為稀缺性資產時，控制權要求剩余索取權成立（2005）。可見資源決定論是供需理論和狀態依存理論的融合。資源的稀缺性和專用性是密切關聯的，往往稀缺的資源的專用性較高，反之專用性較高的資源的稀缺性也較高。由此產生了另一種的合約博弈劣勢：因為資源的專用性太高，而喪失了博弈的優勢。如何權衡資源稀缺性的博弈優勢和資源專用性的博弈劣勢對博弈方的綜合影響是柏培文等沒有解釋清楚的。
以上理論雖然從不同方面解釋了剩余權利的匹配，但是，各理論都沒有對有限合伙制基金的治理結構作出全面的分析。有限合伙制投資基金是人資融合的產物，在資金的運作過程中，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專用性和風險性是變化的，即在某個時期物質資本的風險性和專用性要高于人力資本的專用性和風險性，而另一時期可能相對要低。資本承擔的風險的變化引致了資本的擁有者之間重新構建合約的需求，需求引發了合約交易，從而剩余索取權在合約各方的轉移成為了可能。
三、廣義資本結構框架下的新解釋
文章的開頭部分已經談及有限合伙制投資基金的人資融合模式決定了其兩權匹配具有特色。由于委托方和方的兩權之爭統一于基金治理，則兩權匹配的實質為如何激勵和約束經營者。那么本部分就可以假定討論的前提：有限合伙制基金的經營者既擁有剩余索取權也擁有剩余控制權。這一前提符合傳統的經濟理論，人們容易接受。接下來要分析的主題是如何配置兩權。從有限合伙制基金的資本結構出發可以解釋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匹配和建立兩權匹配的有效模型。
首先要明確這里的資本結構是廣義的概念，并非傳統理論指的企業資金來源的比例。資本包括物質（貨幣或創業）資本和人力資本兩大方面，而不是傳統財務管理的資本結構的概念。廣義的資本概念是由盧卡斯首先提出的。盧卡斯在其“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增長模式”的“兩時期模式”中將資本分為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兩個方面，并且通過“兩商品模式”指出人力資本不是簡單的學校教育造就的，而是通過“干中學”的外在效應（如市場因素）實現的。盧卡斯的“兩商品模式”也說明人力資本不能獨立的推動經濟增長，而要和物質資本融合共同創造財富，物質資本起到了粘合劑的作用（Williamson，1975）。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融合的過程和結果形成了廣義的資本結構。而兩種資本融合的過程也是動態風險分擔機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因此本文認為資本結構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風險屬性的動態博弈過程。
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合約博弈，構成了基金的委托―的基本模式，形成了基金的治理結構。企業的治理結構是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匹配，而其匹配的基礎來自于合約各方的博弈結果。是什么決定了合約博弈的結果呢？兩大因素：參與合約博弈的各方的風險函數和博弈的階段。合約博弈各方的初始風險是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博弈的基礎，決定著企業資本結構的初始匹配模式；不同的博弈時間合約各方的風險屬性是不同的。這兩大因素相互影響，不可分割。一般而言，風險來自未來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導致了人們對未來預期的差異，由此形成了預期和實際的偏差，這種偏差在未實現時就是風險。進一步的分析預期的形成：人們依靠自身的知識結構和認知能力并結合擁有的信息作出判斷，形成預期。人們的知識結構和認知能力是通過對風險的不斷認知和修正（“干中學”）來獲得和提高的。即風險是隨時間的流逝而積累和調整的或者說資本的風險屬性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化的。不斷調整和變化的資本風險屬性使重復博弈成為可能。
有限合伙制基金的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都具有高風險性，無論貨幣資本還是人力資本都是高風險偏好性的。貨幣資本的流向是高風險的，人力資本的風險偏好也是較高的。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兩權匹配是兩種資本風險博弈的結果。兩權匹配模型就是風險分擔模型，基金治理結構就是風險分擔機制。分擔風險需要分享收益，才能符合風險和收益的匹配原理。
有限合伙制基金中的物質資本偏好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項目，希望通過有效的激勵制度激勵人實現資本的增值。這種激勵制度的有效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不增加投資項目的風險和不降低投資項目的收益。本質上，人力資本的高風險偏好不同于貨幣資本：貨幣資本的風險偏好是自身保值和增值的內因驅動的結果；人力資本的風險偏好是自身素質和合約激勵綜合驅動的結果（自身素質表現為對待風險的基本偏好，而合約激勵表現為對待投資項目風險的暫時態度或是對待投資項目的風險評價。這兩種風險態度是不同的）。兩種資本具有不同的風險驅動因素，因此在基金的治理過程中，兩種資本的風險變化并不同步。
假設T時期，A基金的委托方要求的投資回報率為I1，而方關注的項目的投資回報率為I2，令Y=I1―I2，于是我們就可以用Y來衡量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風險差額。Y就是兩權匹配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Y可以為正值、負值和零。當Y為正值時，委托方要求的投資報酬率I1大于方要求的投資報酬率I2，兩權匹配應以激勵為主：給與人高剩余索取權和高剩余控制權；當Y為負值時，委托方要求的投資報酬率I1小于方要求的投資報酬率I2，兩權匹配應以約束為主：給與人低剩余索取權和低剩余控制權；當Y取零值時，兩權匹配呈現暫時的均衡。此時，委托人和人的風險偏好是等同的。
設Y=0時，委托方和方要求的報酬率同為I0，方擁有的剩余控制權為K0，剩余索取權為S0；當Y>0時，方擁有的剩余控制權為Kl，剩余索取權為Sl，則為了激勵人選擇委托方要求的投資報酬率I1，需要提高方擁有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設ΔK為可調整的剩余控制權，ΔS為可調整的剩余索取權，則ΔK∈［0，K0-Kl］，ΔS∈［0，S0-Sl］。具體的ΔK、ΔS的取值取決于雙方博弈的結果。
反之，當Y
第9篇：投資報酬率范文
楊先生現年41歲，高中文化水平，現在沈陽經營一家小型機械制造企業，擔任總經理。愛人甄女士現年40歲，在沈陽一家重點中學任教。楊先生夫婦育有一子一女，女兒10歲，就讀本地一家小學；兒子4歲，正在上幼兒園。
家庭資產方面，楊先生家庭現金和活期存款為5萬元，定期存款45萬元，住房公積金個人賬戶余額5萬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余額5萬元。自住房產目前市價60萬元，其中有貸款10萬元，還有一個出租房產，市價80萬元，其中有貸款30萬元。
家庭收入方面，楊先生公司2011年實現銷售收入1000萬元，實現凈利潤150萬元，但因為公司擴大產能的需要，決定公司凈利潤不分配。個人稅后年收入只有12萬元左右，太太稅后年收入6萬元左右。此外，家庭還有利息收入2萬元，房租稅后收入2萬元。
家庭支出方面，一家人年生活支出6萬元，兩個孩子教育支出和其他支出4萬元。
家庭財務分析
1.從投資報酬率的指標來看，楊先生家庭年投資報酬率為2.96%，低于合理指標4%-10%，這與楊先生家庭閑置資金基本上全部都是銀行存款方式、投資結構過于單一、閑置資金保值增值能力不強有關。楊先生家庭應該進一步提高理財收入，可以考慮適當進入投資領域，在理財師的指導下，最大限度的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
2.楊先生的家庭目前沒有購買保險，保費支出低于標準值5%-15%，這說明楊先生家庭未獲得足夠的保障。可根據家庭情況，選擇合適的保險，防止意外情況發生導致家庭理財目標難以實現。
理財目標
1.楊先生工作繁忙，平常不太注意理財，希望理財師能提供一個合理的投資建議。
2.一對兒女是楊先生和太太努力工作的動力，甄女士希望為兩個孩子準備好比較穩妥的教育金計劃，最好的情況是希望兩個孩子都能出國留學。
理財建議
1.投資規劃
根據風險承受能力評分表和風險態度評分表的測評結果來看，楊先生屬于穩健型投資者。一般穩健型投資者對風險的關注要大于對收益的關注，希望在較短的投資時間內和較低的風險下，獲取相對穩健的投資收益。對于像楊先生這樣的穩健型投資者，其投資組合可以均衡配置于股票類資產和債券類資產（或股票型基金和債券型基金）以及銀行理財產品、國債、銀行定期存款等產品。為了應付緊急的資金使用，還需要配置一定比例的貨幣市場基金。楊先生家庭現有50萬元資金可用于投資，可建立一個穩定的投資組合，將其中5萬元用于投資貨幣型基金和銀行活期存款，為家庭建立緊急預備金，應對家庭生活中遇到的意外狀況及突發事件。將其中10萬元用于投資股票型基金，此部分資金長期不動，以期博取較高的收益。將其中15萬元用于投資債券型基金，這相對于定期存款，收益略高且對于抵御通貨膨脹有著一定的優勢。剩余20萬元可用于購買銀行理財產品或國債，以獲取穩定的投資收益。構建后的資產組合年平均投資報酬率為6.8%，標準差為7.3%，投資組合相對穩健，但不同年份投資收益率可能會略有波動。
2.教育規劃
儲備教育金是要考慮投資時間和風險收益的，畢竟投資時間和風險收益有很大關系。比如說楊先生的女兒今年10歲，正在讀小學，到出國留學還有9年的時間。按照出國留學的平均費用水平，準備教育金大約需要80萬元左右。對長達5年以上的長期理財目標，建議采用基金定期定額的投資方式，選擇一只指數型基金，每月進行投資，達到小額投資、積沙成塔的效果。以9年、投資報酬率15%、積累80萬元為例計算，每月還需要投資3540元左右。楊先生兒子目前只有4歲，到出國留學還有15年的時間，準備教育金大約需要100萬元左右，同樣建議采用基金定期定額的投資方式，選擇一只股票型基金，每月進行投資。以15年、投資報酬率15%、積累90萬元為例計算，每月還需要投資1496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