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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照“理論框架――運用機制――重點與難點――實際操作――對策措施”的研究范式作為研究思路,針對西部的中小企業的發展戰略進行了較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通過對國內外中小企業理論與實踐的梳理,對中小企業發展進行國際比較,提出了戰略資本、中小企業集群戰略、西部中小企業有效組織戰略等觀點,并根據西部實際情況,又提出發展西部資本市場、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十點建議。本書從西部中小企業發展的問題人手,利用SWOT分析模型對西部中小企業發展的優勢、劣勢、機遇和風險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西部中小企業發展戰略,最后提出了加快發展西部中小企業的對策和建議。其中不少觀點比較新穎,具有一定的創新意識。
針對西部中小企業產業結構不合理,企業規模小,科技創新能力弱,管理難度大,人才匱乏,特別是面臨金融環境、經營環境和發展軟環境不良的挑戰等問題,作者力圖在理論上有所突破和創新。作者指出,西部地區長時間形成的較差的信用環境影響了一部分中小企業經營者的誠信,合同欺詐、金融詐騙、賴賬拖欠、出口騙稅、虛假注冊,導致一些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敗下陣來。究其原因,一是支持西部中小企業發展環境的優良程度還不夠,在稅收政策、人才支持和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分配方面,對中小企業存在著不平等待遇。二是社會化、法治化的信用征信制度亟待建立。市場經濟的法則是既要獎勵講信用者,也要懲罰失信者。當前應加快建立社會化、法治化信用征信制度,讓市場經濟真正成為法治經濟。三是法律保護不夠,導致不平等競爭。地方政府往往存在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和大型企業輕中小企業的思想。社會風險投資機制不健全,導致中小企業規模發展受到制約。四是貸款難已成為制約西部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商業銀行對培育和發展中小企業重視不夠,貸款過度向大企業、大客戶集中;在營銷上,存在“等政策到位,怕擔風險,不積極營銷”的思想,對中小企業貸款以存單、要求質押居多,而中小企業貸款往往缺乏抵押物。各地雖然陸續成立了擔保公司,但擔保體系尚未健全,擔保公司的實力也很薄弱,對于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而言,無異于杯水車薪。五是中小企業主目光短淺,素質低下,缺乏長遠目標。一部分中小企業的管理理念、風格和方式過于粗放,家族式管理現象仍然十分嚴重,與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要求差距甚大。六是西部地區政府相關部門及中介機構對中小企業的服務力度不夠,缺乏一個統一的中小企業政府管理機構和完善的中小企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中國西部中小企業發展戰略研究》一書是章繼剛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幾易其稿,反復修改而成的。在2005年1月,由美國普萊斯頓大學組織的博士論文答辯過程中,該論文得到了答辯委員會的高度評價,受到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同行評議專家的一致肯定,認為“論文選題符合中國西部大開發、解決‘三農’問題、改進西部中小企業發展狀況的需要,針對性強,有理論與實踐意義。”之后,作者并沒有滿足已有的成就,對論文又進行反復修改,使本書內容更加完善。
先生懷有深厚的報國情結,同時又是一位舉止可愛、言談風趣的長者,常能從日常生活細節中尋著大智慧。
1988年我親耳聽他講過一段放牛的故事:1973年在咸寧向陽湖農場勞動改造時,他一人放四頭大牯牛,別人喂的牛瘦弱不堪,他喂的這四頭卻肚皮滾圓。數次放牛的經歷,使他領悟到大牯牛深陷泥坑時,只抓牛鼻無法助其擺脫困境,唯有托起牛肚子才能使之走出泥潭。后來“牛肚子理論”成為中部崛起的重要理論基礎,也構成新發展經濟學的內容。
1913年7月10日,先生出生在湖北黃安(今紅安)縣一個農民家庭。舊時中國農民貧苦、愚昧的生活給先生留下極深的印象。在那個時期,他便立志,要終生為改變中國農村的落后面貌、改變農民貧窮的境遇而不懈努力。
23年前我有幸成為先生的入室弟子,當他了解到我也出身農民家庭、而且從計算機專業本科畢業后轉向經濟學研究生,曾鼓勵我說,“你的選擇是正確的。中國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大國,要富強起來,應從發展農業經濟入手,這也是我當年下定決心攻讀經濟學科的原因。”
先生正是帶著發展農業經濟、振興祖國的理想,進入了武漢大學經濟系讀本科。當他在1934年大學畢業后,以最優成績被選送到北平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當時,社會科學研究所由著名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主持,特別強調聯系實際,注重調查研究。受此環境熏陶,先生在中研院的六年中,不辭辛勞進行田野調查,足跡遍及河北、浙江、廣西、湖北等地的鄉村。在此期間,他相繼撰寫了《清苑的農家經濟》《廣西食糧問題》《浙江省食糧之運銷》《中國糧食經濟》等著作,40余篇。
1941年,先生考取清華庚款留美,帶著理想,負笈哈佛,并在那里埋頭讀書,立志學成后報效祖國。在哈佛的生活快樂而清貧,他唯一的“奢侈”消費就是在每個周日,去波士頓城市音樂廳欣賞一場古典音樂,因為周日上午可以買到學生半價票。他偶爾喜歡吃一頓美式快餐,并將這一喜好保持了一生,晚年時仍不改每周去麥當勞吃一個漢堡的習慣。
他在哈佛學習工商管理一年多之后,轉入農業經濟與經濟史研究,接受熊彼特、張伯倫等大師的熏陶與引領,從此如魚得水。經數年刻苦鉆研,他完成了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這篇論文獲得哈佛大學1946年-1947年度經濟學專業最佳論文和“大衛?威爾士獎”,他是迄今為止獲得該獎的唯一華人學者。在經濟學界與他一樣或先或后獲得威爾士獎的學者,有許多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如薩謬爾森、索羅、斯賓塞等。該論文194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是國際上第一本試圖從歷史上和理論上比較系統地探討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的學術專著。其理論成為后來在西方興起并蓬勃發展的新興學科“發展經濟學”的主題內容,讀書被視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之作。
學術上剛剛嶄露頭角,前途無量之際,先生選擇了返回祖國。記得十年前,當我聽說得過威爾士獎的斯賓塞榮獲諾貝爾獎時,曾問過先生,“如果再讓您做一次選擇,還會回來嗎?”先生毫不猶豫,“會的,出國就是為了報效祖國。”
1949年,他擔任武漢大學經濟系系主任、教授。1952年被調往組建中的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負責建校的基建工作,后又在政治運動中遭遇沖擊,使他數十載遠離研究工作。改革開放初期,先生得以重返闊別30年之久的學術界,盡管他已年近古稀,仍以“老牛奮蹄”的精神,和一些學界同仁率先將西方經濟理論引進到中國,他自己也完成了《新發展經濟學》。
先生為人還有一事足令眾人嘆服。但凡他認準的事情,總能咬定青山不放松,甚至花費數十載上下求索。“”后,他開始向有關部門提出設立博士點的申請,并堅持了20年,終于在1998年,以85歲高齡成為當時中國最年長的博士生導師。
多年教書育人,先生桃李滿天下,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中流砥柱,如老一輩著名經濟學家董輔、李京文、何煉成等。
先生學識淵博,卻不古板,始終保持著一顆童心。20多年前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俠小說盛行時,先生本本必看。他說,在這里可以找到正義和俠氣,還可以換個角度看歷史演變和社會變遷,興許會找到一些創新的靈感。
天使折翅艱難起飛
今年54歲的岳梅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鳳臺縣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82年秋,她從淮南礦業學院畢業后如愿被分配到淮南礦務局機關工作。1983年岳梅成了家,次年生下女兒竹子。竹子12歲時,岳梅調到了淮南一所大學任教,期間因與丈夫性格不合而黯然分手,她獨自帶著女兒艱辛生活。
竹子自小聰明且刻苦勤奮,從小學到初中都一直擔任班干部,每次考試都是前三名,這讓在生活重壓下沒有屈服的單親媽媽倍感欣慰。竹子剛上高中不久,突然感覺雙眼經常酸澀癢痛,視力驟然銳降。連看書本上的字都非常吃力了。到當地醫院檢查后,醫生告訴岳梅:孩子患的可能是罕見的進行性小腦萎縮,目前全世界還沒有成功治愈的先例。眼淚無法改變命運。岳梅立即帶竹子來到上海瑞金醫院復查。可診斷結果依舊是那幾個可怕的字眼。她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悲傷,決定隱瞞住病情,害怕絕癥撕裂女兒的自信。岳梅按醫生的囑咐,為竹子配了各種治療近視、弱視的眼鏡。
轉眼到了2001年7月高考結束,竹子不負眾望,以優異成績被中國礦業大學工商管理專業錄取。久違歡笑的岳家沸騰了。可此時復查醫生卻告知:竹子的視力可能在三五年內近乎失明,身體失去平衡,生活不能自理。聽到醫生的話,岳梅心如刀絞:如果不去念大學,本來就有心靈創傷的孩子成天關在家里,孤獨自閉,健康狀況一定每況愈下。可如果竹子獨自離家去上大學了,按醫生的說法,一個視力嚴重殘缺者要適應快節奏的學習生活談何容易?岳梅此刻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我要做孩子的校友,報考女兒學校的博士去陪讀。
母女同窗人間至愛
9月1日開學后,岳梅坐火車將女兒送到學校。一切安頓好后,她便回到家中備考。實施自己那個美麗的絕境拯救計劃。
岳梅是個讀書狂。為搶時間。每晚的八點至次日凌晨一點,是她學習的“黃金時段”。為了節省時間,岳梅堅持每晚和衣睡覺四個小時,爆發出生命所有的潛能與張力。為了攻克英語難關,她每天五六十頁地拼命背單詞。經過兩個月的沖刺,憑借良好的專業基礎,2002年1月底,岳梅接到了中國礦業大學資源與地球科學專業的博士錄取通知書。2002年2月18日,43歲的岳梅和女兒一起來到礦業大學報到,在同一個大學校園里,她如愿和女兒團聚了。岳梅將在這里與女兒一起踏上近四年的求學求醫路,她更期待在女兒視力尚存之前助她完成學業。
岳梅考上博士生的時候,竹子的病已經發展到臉貼在書上都很難看清字的地步。每天,岳梅攙扶著女兒從宿舍到教室再到食堂。有時因為自己課程緊抽不開身,她就委托竹子的兩個室友替她照料。中午,岳梅得給竹子熬中藥,晚上陪竹子在礦業大學操場的跑道上跑步改善體質。在照顧女兒的同時,岳梅還得完成繁重的博士課程與作業。雙休日沒有課,她就帶竹子到北京各大醫院去看病。每一次出門,岳梅都仿佛感覺到離那個美麗的希望又近了一步。可是,所有醫院的醫生都對竹子的病情不樂觀。竹子大三時,就連最權威的總醫院也確診了進行性小腦萎縮這個事實。聰明的竹子也從媽媽一次次失望的眼神中讀懂了一切,從此拒絕再去醫院。
大四時,竹子的病情更糟糕了。因為無法如正常同學那樣邊看邊聽邊記,在課堂上竹子只得用錄音機錄下老師的講義內容,回到宿舍再慢慢放。媽媽邊記錄邊誦讀,幫助竹子消化吸收。挑戰耐力與吃苦的終于抵達終點了,當年夏天論文答辯時。因為竹子視力堪憂,評委老師們害怕發生意外,破例讓她坐在座位上答辯。但倔強的竹子還是掙扎著走到臺上,憑著扎實的專業功底,出色地完成論文答辯順利畢業。與此同時,岳梅的博士論文《酸性礦水中的黃鐵礦氧化動力學研究》也圓滿通過了答辯。
梅花香自苦寒來。2005年6月12日,在中國礦業大學寬敞明亮氣派的會議中心里,莊嚴的學位授予典禮正隆重舉行著。10點整,一位46歲的母親和她22歲的女兒,被同時授予了博士學位和學士學位。
浴火重生回報母愛
2005年9月,岳梅作為高級人才被引進到合肥學院任教。期間,盼望奇跡發生的岳梅又四處舉債跑遍了廣州、上海、南京等大醫院為竹子治病,幾乎用遍了所有的藥。家里人和周圍的朋友也想盡辦法找各種偏方嘗試,然而沒有任何效果,竹子的視力隨著時間流逝幾乎全部喪失。甚至連吃飯和穿衣都相當困難。每天只能呆在家看著日落日出。
岳梅知道,女兒此時需要的不僅僅是溫飽與治療。更重要的是心理治療。她要讓那顆殘缺的心靈不再孤獨,恢復樂觀與活力。岳梅找來了學院的心理專家對女兒進行開導,安裝了電腦為女兒排遣寂寞,并讓竹子嘗試著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務事,讓她感受到生命的尊嚴與價值。
竹子在慢慢接受殘酷的現實后,決定為媽媽分憂。“也許我還能為媽媽多做點別的,就讓我為她做頓飯回報養育之恩吧。”2012年7月的一天下午,竹子拄著拐杖,花了近兩個小時從距離家600米外的超市買了三條海魚回家,她想給辛苦忙碌的媽媽添點營養。由于實在看不清楚,洗剝時不小心被魚刺戳進了右掌心。竹子舉手一聞全是血腥味。她顫抖著摸到開水瓶想洗下傷口,手一動一陣鉆心疼痛襲來,水瓶“砰”一聲跌碎在地。又熱又餓的竹子傷心至極,一屁股癱倒在地任熱淚長流。晚上七點多,媽媽一回來,看到廚房里的幾條魚和案板地磚上觸目驚心的殷紅血跡時。岳梅明白了一切。激動愧疚交織一陣撕心裂肺的痛涌上她心頭,岳梅摟緊女兒潸然淚下。
作為合肥學院生物與環境工程系教授、碩士生導師、生物與環境工程系實驗室主任的岳梅,在教學上兢兢業業不辭辛勞,幾年間取得了一系列榮譽成就:她先后主持并完成多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安徽省自然科學基金課題和安徽省省級高校自然科學研究重點項目等研究工作,指導本科生課外學術科技活動成果獲第11屆“挑戰杯”大賽世博會專項二等獎,為提升合肥學院的科研層次和培養青年教師科研水平作出了突出貢獻。同時她如山般厚重的母愛也打動了500萬合肥市民。2011年底,她喜獲合肥市“十大杰出母親”榮譽稱號。
[關鍵詞]研究生教育;培養模式;多樣化;彈性化
一、前言
國家的科技創新實力直接反映著國力的強弱,是一個國家文明得以昌盛、民族得以自立的首要保障。因此,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都不約而同地加強了對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和競爭,都把培養創新型人才視作國家興亡的關鍵所在。研究生教育作為教育體系的最高層次,是創新型人才培養的核心環節,承擔著培養創新型人才的重任。而研究生培養方式自身的創新與優化是創新型人才培養的必要前提。各國研究生培養方式各具特色,研究各國研究生培養方式的特征及其對人才創新能力培養的作用,對于我國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改革創新及科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擬通過分析、借鑒歐美及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的研究生培養模式的先進經驗,探討我國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改進措施。
二、國外研究生培養方式及其特點
各國研究生培養方式各具特色,下面就世界上幾個教育大國的研究生培養方式進行簡要介紹和分析。
1.美國
美國高校實行學分制,學生可以自由挑選設置廣泛的學分,學分可以積累、儲存和轉移,并在各學習領域、各高等院校和若干年內自由流通,由此促進各校在教學上的競爭。這種充分利用市場原則的模式,使得美國高等教育具有自己獨特的優點,比如,適應性強,有高度的靈活性、開放性等。目前,美國研究生的培養還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把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結合起來,不僅設有哲學博士學位還設有專業博士學位,形成了研究型博士和專家型博士培養并重的新模式。美國高校與社會建立了廣泛的合作關系,使博士生的培養質量和對未來工作的適應性得到進一步提高。在博士生指導方式上則實行導師與學科指導小組相結合的指導制度,這就非常有利于交叉學科的培養,學生也可吸取不同導師的知識與經驗,開啟思路。
在美國,碩士研究生學制一般為兩年,以學習課程為主。學校對課程的選修范圍、內容、深度都有一定的規定。碩士生的前半年或第一年不定指導教師和研究方向,只上基礎課,由系指定一位教授兼任研究生顧問教師跟蹤每個研究生的具體情況,并在課程選擇、學習期限乃至導師選定等問題上向研究生提出建議。半年或一年后碩士生可以自己選定一位教授作導師,并由該導師與其他3—4名教師一起組成一個碩士生指導委員會,負責對這位碩士生的指導,主持有關課程的考試,檢查論文完成情況。美國博士研究生也要學習課程,課程包括必修和選修,并要求掌握兩門外語。博士生在選擇導師和進入論文階段之間,必須通過博士生資格考試。資格考試是一種跨學科的綜合考試,由各系資格考試委員會組織。考試通過后,博士生方可開始博士論文撰寫工作,同時獲“博士學位候選人”稱號。
美國實行嚴格的研究生“淘汰制”,研究生入學率高,淘汰率也高。一般研究生院淘汰率在10%—15%,著名大學可達30%—40%。美國的研究生在錄取后要進行系統的課程學習。期末考試成績僅占總分的一部分,平時的考查十分普遍,如學生課堂的口頭報告表現、研討課上的表現都要計算成績。美國研究生導師十分重視研究生論文答辯,認為應嚴肅對待學術研究,并本著寧缺毋濫的原則要求學生。相比之下,中國研究生淘汰率很低,過分注重研究生入學考試,而輕視學習過程的考查。只有加強對學生學習過程的考查,建立研究生淘汰制度,對研究生的學位論文采用雙盲評審和導師回避制度,才能更大程度地激發學生的學習欲望,進一步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質量。
2.英國
英國高校招收的研究生可分兩種類型,一種是授課類型的,以課堂授課為主要方式,多為碩士研究生層次。另一種是研究類型的,以實際研究為主要方式,主要面向博士生層次。
英國的碩士學制一般是一至兩年,學習方式可以是選讀碩士學位課程,也可以是進行科研工作。考試合格,或提供論文,亦或兩者兼有,皆可授予碩士學位。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并不一定要求具有碩士學位,往往可以直接攻讀,學制一般為3年。如已獲得碩士學位,則博士學習期限可縮短為2年。博士生入學只需本人申請和教授推薦,不需要參加正式考試,待批準之后就可以辦理入學手續。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主要從事科研工作,不需要讀任何課程。一般情況下,博士生入學滿3年即可申請博士論文答辯,不會拖延。
英國研究生教育的特色是寬進嚴出。無論本國學生還是外國學生申請攻讀碩士研究生,只要具備本科學歷并擁有學士學位,經大學有關部門審查,獲得入學資格的機會是比較大的。英國高校對全日制和業余制的學生實行同一標準要求。英國本土學生可根據自己的意愿在全日制和業余制這兩種不同的就讀方式中進行轉換。英國各大學都設有不同比率的淘汰率,因此最后能夠畢業并拿到學位的研究生人數要少于入學人數。
3.德國
德國學徒式研究生培養模式曾是各國效仿的楷模,影響了世界各國研究生培養模式的形成。德國的研究生培養模式以“導師制”為核心,突出強調了科學研究在培養過程中的首要地位,以培養學術型博士生為主要目標。該培養模式一直不太重視研究生的課程學習,也沒有對學分的嚴格要求。在教學上幾乎沒有正規的課堂教學,而更重視討論、實驗等獨立環節和實踐訓練等方面,實驗室和講座制被廣泛地用于傳授知識和提高研究技能。
近來,在保留傳統學位體制的同時,德國逐步建立了與國際接軌的學位制度。德國實行的學分制無必修課與選修課之分,嚴格的教學管理體現在考試的嚴格上,學生可以不上課,但必須通過嚴格的考試。德國允許高等學院的畢業生進入大學直接攻讀博士學位。博士生教育則沒有明確的年限規定,在取得博士生資格后,博士生按其科研計劃開始工作,直至完成論文并通過答辯、獲得學位。
德國博士生的培養特點鮮明。在培養目標上,博士學位是唯一的高級學位,博士生培養具有學位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雙重職能。在培養方式上,沒有專門的研究生課程,堅持采用教學和科研實踐相結合的方法培養人才。在組織形式上,不設專職管理機構,有關事宜均由系級兼職委員會按有關法律和規則辦理。另外,校外科研機構也承擔一定量的博士生培養工作,但必須與高等學校合作才能完成博士生教育的全過程。
4.日本
日本對碩士生側重于通過課程來進行培養,對博士生則側重于通過科研來進行指導。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培養皆實行講座制度。講座一般由1名教授主持,另配備1名助理教授和2名助教,其主要任務是在教授的指導下帶領研究生進行科學研究工作。講座制度更多地著眼于培養學生的實際能力和創新能力。同時,博士生還需協助指導碩士生的論文工作,對課程學習則沒有很高的要求。
在日本,博士學位分為課程博士和論文博士兩種。課程博士是脫產學習的博士研究生,一般需在獲得碩士學位后,再學習三年。學習期間主要從事研究工作,并撰寫課題論文。論文博士則是在職人員在工作崗位上完成論文,提出申請學位,經聽取有關講座并進行考試和論文答辯通過后,授予的博士學位。日本吸收了美國學分制的優點,但沒有照搬美國學分制的模式。日本學分制規定提前修滿總學分也允許畢業。另外,為促進大學間的交流、協作、謀求教學內容的充實及多樣化,日本還實行了“學分互換制”,有效地加強了大學間的交流。
在日本,研究生教育與學位授予是分離的。研究生可以是碩士或博士課程畢業,但畢業不等于取得學位。日本的學位授予極其嚴格,尤其是博士學位的授予非常困難,必須具有獨創性的研究成果。
日本研究生培養的特點主要體現在:(1)培養模式多實行高校與企業進行產學研合作,研究生在導師的指導下在學校或深入企業進行科學研究,重視科學研究能力的培養;(2)學位論文要進行一定的研究工作,并獲得相應的研究成果;(3)研究生教育的組織管理實行產官學一體化的模式,在管理和培養上研究生院與國立、公立及民間科研機構共同進行。
三、國外研究生培養方式的發展趨勢
1.多樣化
(1)培養目標多樣化。多樣化的培養目標,主要有:①培養具有從事嚴謹科學技術研究的高層次研究人才;②培養在社會中各行各業中能夠發揮多方面專項技能的高水平職業人才;③培養學生學習和創新能力。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研究生教育除繼續為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輸送大批教學、科研工作者外,還肩負著培養具有開拓創新精神的應用技術型人才。并且,隨著高等教育的進一步推進和深化,各國更加注重培養交叉學科、跨文化和跨領域等各類符合社會需求的復合型人才。
(2)培養層次多樣化。為適應研究生教育培養目標要求,許多西方發達國家已在研究生培養中劃分出不同層次,針對不同培養層次的研究生制定出不同的培養目標,而且這種培養層次分化已成為當今國際研究生培養方式的一種主要潮流。例如,美國授予的博士層次有哲學博士、專業博士和文科博士之分,碩士層次有哲學碩士、專業碩士之分;英國授予的有哲學碩士和專業碩士、哲學博士和高級博士之別。
(3)培養方式多樣化。為適應當今社會對研究生教育的各方面需求,國內外對研究生的培養方式進行了積極探索。目前國際上比較盛行的培養方式有:①采用導師組集體指導,淡化導師對學生鑒定方面的“一言堂”的權威;②研究生培養采用完全學分制,只要修完規定的學分并完成學位論文,就可以取得相應的碩士或博士學位;③以問題為導向、以科研課題為組織形式的研究生培養模式和網絡研究生院培養模式,這是由丹麥的阿爾堡大學首創的。
2.彈性化
(1)入學資格彈性化。隨著高等教育向“正規生”以外的各類人士開放程度的進一步加強,攻讀研究生學位的研究生在同一領域的修業水平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差距。因此,改變以往單一的研究生入學選拔考試,針對不同的研究生培養對象采取彈性選拔制度勢在必行。建立一套新型的符合當今社會需求的研究生入學考評制度,在該項考評制度中,注重考察研究生從事科研和工程應用所必需的基礎知識技能,強調研究生具有團隊協作能力、科研創新潛能以及高尚的人格品質。入學資格的自由度提高和入學形式的多樣化是當代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主要方向。
(2)學習年限彈性化。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發達國家在研究生培養中出現了縮短研究生學習年限的趨勢。例如,在英國,2年制的MBA培養模式已逐漸被10—21個月不等的學習年限所取代,并且,一年制的MBA培養模式目前在歐洲已很常見。在日本,研究生的修業年限通常是碩士2年、博士4年,有些成績優秀者最短3年就可以獲得博士學位(含碩士課程)。
(3)學習方式彈性化。在倡導終身學習的今天,研究生教育的學習方式不再局限于全日制這一方式了,部分時間制和各種遠程教育計劃已在社會中逐漸盛行并得到了社會的認可。例如,在英國,半日制工商管理碩士生的數量已經是全日制學生的一倍。
(4)學位授予彈性化。過去的研究生培養方式中,通常以論文形式取得研究生學位。現在歐美發達國家的研究生學位授予方式也有了新的方式的引入。例如,在英國,有一定數量的商學院直接將學生在公司里承擔的課題項目作為研究生學位要求,并且目前這種方式已經成為一種一定范圍內通行的標準。
四、我國對國外研究生教育經驗的借鑒與研究生教改措施
各國研究生培養模式各有千秋,但共性的東西依然存在。同中求異,異中求同是我們借鑒國際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經驗,改革我國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優先考慮的重要原則。
通過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的研究生培養模式,我們看到中國現行的創新人才培養模式迫切需要進行改革。為實踐科學發展,促進我國研究生教育又好又快地向前邁進,我們在研究生教育中應充分做到以下幾點。
1.服務社會,科學培養人才
發達國家研究生教育的專業設置及其培養目標均緊密地結合生產和科技發展的需要。目前我國政府也十分重視這一問題,為了使研究生教育更好地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頒布了新的專業目錄。重新調整后的專業,有利于較寬口徑培養研究生,更加適應社會的需要,加強了學科建設,保持和發展了學科優勢和特色,保證和提高了研究生的培養質量。尤其是自2009年起,為更好地滿足社會發展對高層次應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國家決定積極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專業學位教育,擴大招收以應屆本科畢業生為主的全日制碩士專業學位范圍。但是,在看到這些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我國自1981年才實施學位條例,起步較晚,各方面都還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通過學位制度的改革,我國研究生教育中過于偏學術性輕應用性,過分強調傳統學科、基礎學科而忽視了新興學科、邊緣學科的問題,會逐步得到糾正。隨著國家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今后研究生教育還將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以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
2.改革研究生招生辦法
研究生招生辦法大致分為資格式和考試式兩大類。美國和德國、法國是資格式招生的代表國家;前蘇聯、日本與我國則采取考試式的研究生招生辦法。從我國執行考試制度至今,在研究生招生中確實存在一些弊端。考試過分強調了考生的應試能力,不能反映考生的全面素質,尤其是考生的研究能力。從招生單位來講,缺乏自,國家在宏觀控制上也顯得被動。另外,凡是大學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的人都能報考研究生,使考務工作量驟增。結合國外情況,應該吸取先進的經驗,改革招生工作制度。完全的國家計劃應逐步向國家計劃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體制過渡。各招生單位要根據自身的條件,為考生提供多樣化的發展空間。在招生過程中,應該對考生的基本素質給予較多的關注,要著重考察考生的實際能力,特別是科研及邏輯思辨能力。根據國情,采取“資格式”和“考試式”相結合的招生辦法應該是切實可行的。
3.大力推行研究生淘汰制
發達國家的研究生教育都具有“嚴出”的特點,研究生淘汰率很高,最后能夠畢業并拿到學位的研究生人數將大大少于入學人數。然而,我國現行的研究生培養模式中,一些高校實行的中期篩選、學位論文答辯,基本上是走過場,無法保證學生的質量。高校必須對這種缺乏競爭活力的培養機制進行改革,代之以淘汰制。國外的經驗表明,有淘汰才有競爭,有競爭才能激發研究生的創造力。隨著我國研究生招生數量的逐年增加,研究生淘汰制顯得更加必要。
4.堅持導師負責和集體培養相結合
以德國為代表,導師負責的學徒式研究生培養模式有其特點和長處,但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和弊端。可以借鑒美日等國研究生培養的成功經驗,充分發揮專業教研(研究)室教師集體的作用,組成梯隊,采取導師負責和集體培養相結合的指導方法,較好地克服導師負責制的不足和缺陷。
5.努力營造有利于創新人才成長的環境
隨著我國高校研究生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容,為保證研究生培養質量,必須努力營造有利于創新人才成長的環境。建設設備先進的教學實驗室、科研實驗室,讓學生獲得最新的資訊,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等硬環境的營造是培養創新人才必備的條件。隨著社會化進程的加快,學生自主發展意識越來越強、自由空間越來越大,所以我們還應用新的人才觀念和標準評價學生,建立激勵機制,努力營造有利于創新人才成長的文化環境、學術環境和心理環境等軟環境。
6.積極推進研究生培養的國際化
在與世界教育強國的比較之下,我國研究生教育還存在差距。我國應當堅持“走出去,引進來”的戰略方針,一方面鼓勵大學生出國留學,分享國際教育資源,特別是要充分利用好國家留學基金委留學生計劃的機遇,積極選送優秀研究生赴海外留學,同時還應鼓勵利用多種途徑招收國外的優秀大學生讀研究生;另一方面,在通過各種優惠政策吸引海外留學生的同時引進優秀研究生導師,進行課程、教材、教學模式、考試和評價體系等方面的改革,以使我國的研究生教育逐步國際化。
針對我國研究生存在的創新能力不強、現行學位制度難以國際化和全球化、科研經費不足等問題,通過“走出去,引進來”的戰略方針可以加大研究生的國際流和合作,促進我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在培養目標、培養模式、學習年限、學位制度等方面與國際社會“接軌”,逐步實現國際融合。
五、結語
【關鍵詞】公共管理 公共事務 公共領域
綜合分析已檢索到的文獻資料,關于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問題的研究,越來越受到理論界與公共管理部門的重視,并成為市民社會特有的價值旨趣或規范基礎。
1我國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必要性
“公共”的中文語義強調多數人共同所有,在國家管理職能中,非常明顯地,公共性則是其最為根本的特性。在論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變時,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變化,真正的公共理論架構應是以憲法為基礎,公共性指稱政治層面。各種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曾出不窮,公共管理由“公共”和“管理”構成,在我國,它是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的活動。我國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內涵表現為是一種分析工具的“公共性”。從保證公民利益的基本點出發,是一種公共精神的“公共性”。認為公民應具有平等的權利,作為一種最新理念的“公共性”,揭示了管理目的的公益性,是一種價值基礎的“公共性”,體現的是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和政治要求。作為一種公平與正義的“公共性”,是在公共事務中廣泛程度的公民與公務員參與,作為一種理性與法的“公共性”,體現公共部門活動的公正與正義,體現人民和政府行為的合法性,公共部門必須克服私人或部門利益的缺陷,體現為公開與參與,支持公民社會及其公共輿論的監督作用。我國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凸現的必要性在于公共管理實際上仍然是以國家為核心,由于公共管理權力的公共性意識淡薄,促使公共管理的官僚制結構的泛化,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府的自我封閉。我國公共管理現狀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的市場體制仍不成熟,我國的法制建設雖取得一定進步,卻常常缺少市場運作的經驗,約束性法律法規仍不健全,內容也不明晰。我國的第三部門還難以擔負起公共管理的重任,我國公共權力呈單向運行態勢,非政府組織效能很難發揮。隨著我國第三部門的成長壯大,對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研究不僅是公共部門的內在要求,就其現實性需要而言,也是公民社會外力推動的結果。因此,必須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公共管理要貫徹以人為本的原則,改善政府的管理績效,強化公共服務的理念要求,更好地凸現公共性。公共管理堅持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注重效率的理念,需要明確責任的新管理觀要求公共部門凸現公共性。
2我國公共管理公共性存在的基礎
依法治國意味著一切公共權力必須以法律為準繩,權力與法律沖突時,權力無條件服從法律,公共管理公共性必須在我國政府和公眾中樹立起法律法規,這既是法治的要求,也是實踐經驗的總結。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公共性是相輔相成。國家是公共性的代表,公共性受益對象是全體社會公眾,公共性是社會性的特殊體現,符合社會發展方向,社會性以公共性為指導。社會性具有量的規定性,公共性則有質的規定性。公共性是我國公共管理的本質特征,公共管理主體之所以是公共機構,盡可能吸納一切可以吸納的人或組織參加,從事公務活動,而不是私人事務,代表的行為目標必須具有公益性本質,公共管理主體只有依法行使權力,是公眾意志的表達,才真正具備合理性。它體現平等、正義、公平、民主、倫理以及責任心,要求公共行政進行價值判斷,即追求社會公平是公共組織的天職,公共管理以承擔社會責任為己任,公共管理在保證效率的情況下,對整個社會發展肩負引導義務,應該對有效的管理和社會公平做出承諾,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體現出社會責任感。公共管理的客體或對象是公共事務,避免對公眾利益的侵害,以執行社會職能為基礎。我國公共管理公共性的作用在于有利于我國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是推動社會前進的車輪,有利于實施公共管理活動,實現公共利益,以社會公眾的喜好為導向,實現公共利益。
3公共部門采用私部門管理工具彰顯公共性
私部門管理的核心內容表現為追求不能損害社會中其他人的權益和利益,私人組織的控制力主要來自市場,它也不處在各種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場之中,,它所管理問題涉及的標的人口較少。公共部門采用私部門管理工具有利于我國公共部門提高公共服務效率,隨著近年來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利益博弈進入公共管理領域,我國公共管理公共性受到威脅。而私營部門管理是新公共管理理論基礎,公共管理將私部門管理手段運用于公共部門,以顧客為導向的管理理念與管理哲學,滿足民眾的需求。比如通過績效管理使公共管理組織的激勵約束機制有了依據,,改變政府機關的浪費,加快了轉變政府職能,引入競爭機制實現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借鑒卓越企業的先進管理經驗,進一步健全公共財政體制,打破公共部門的壟斷局面,更加注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廣泛運用科學管理方法,構建科學的公共部門績效評估體系,改革和創新公共部門管理方式,引導政府工作人員樹立正確導向,重塑公共部門管理的業務流程,實現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門更有效率和活力。又比如實現標桿管理,促進公共管理組織學習和變革,彼此合作、信息分享,主要以競爭者為對象,并了解對方是如何實施某項具體程序,希望創造組織的成長空間,發展出新的、能符合未來挑戰的能力,充分利用好戰略管理手及長期發展戰略,不斷提高自身管理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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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沒有“干一行,愛一行”的概念,他們更愿意“愛一行,干一行”。這和我們中國人長期以來所受的教育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不是說美國人就不會迫于經濟壓力從事自己不喜歡的工作,而是說美國人不會強迫自己從一而終,被專業綁架了自己。其實,這世界上的行當都是人分出來的,只專注一行的人固然可以很專心,也可能造成眼光狹窄而看不到全局。隨著科技的發展,行業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沒有多個專業的通力合作,不可能實現“創新”。
一個人一輩子只干一門專業,恐怕也是件非常無聊的事情。有研究稱,美國人一生中要轉行7次,多得看起來有點嚇人,其實細算起來果然如此。因為多數美國人從高中就開始工作了,大學生中干低薪工作掙學費的也不少,特別是大城市的學生們,幾乎個個身兼數職,光上課和打工每周就超過了40個小時,剩下的時間用來做作業、社交和干家務以及必不可少的吃喝拉撒,日子過得非常緊湊。美國學生把兼職看作積累工作經驗、充實簡歷的一部分,當然誰也不愿意一輩子在快餐店里打工,那只是初出茅廬時的必經之路。即使有幸畢業后能從事大學所選擇的專業,難保不會到了中年因為突發心理危機,重新尋找自己真正的使命,更有許多美國老人退休后找到了第二春呢。
熱專業冷專業
社會風氣對擇業如此寬容,美國學生頻繁轉專業也就不足為奇了。我根據這些年的教學經驗發現,美國學生轉專業不外乎以下三種情況:發現專業不適合自己(成績不好或者學起來很困難);發現專業將來的前景不如預期;發現其他學校比現在的學校更好。
第一種情況通常發生在對大學規劃不充分的學生身上,他們對專業了解不深,只是憑借淺薄的認識就選了看上去很酷或者很熱門的專業,上了不到一個學期就意識到自己學不來這個專業。作為老師,我并不愿意看到學生在不適合自己的專業上浪費青春和金錢,轉專業最好趁早,否則學了幾年,學費花了好幾萬,用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投入大量“沉沒資本”,“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還不如壯士斷臂,馬上止損來得合理。可惜,要求18、19歲的懵懂后生為自己的命運做出最佳選擇,并不太現實,他們大多都是跟著興趣走,年輕人的愛好又極其善變,面對無數選擇有些無所適從。真正從小就堅定理想、心無旁騖得一直往一個專業發展的人,畢竟是少數。連蘋果的喬布斯幫主,大學也是讀了一年就輟學,就是因為沒搞清楚自己到底想干嘛。美國父母在擇業上,對孩子也管得比較少,他們認定強扭的瓜不甜,而且美國的教育都是以鼓勵為主,導致不少孩子不能真實認識自己,有些盲目自信。我見過最夸張的例子是一名黑人學生,大學不到兩年已經轉了三次專業了。此君口才極佳,人很聰明,但是缺乏毅力,稍微碰到一點困難就打退堂鼓。當他開學前兩周才突然決定轉到我們專業時,還信心十足地說他父親就是干這個的,自己也一定有些天賦。結果,我一上課就發現他的專業能力在班上墊底,作業還不樂意做。一眾教職員工為了幫他絞盡腦汁,人家倒好,臉不紅心不跳上了兩周就宣布放棄,再次轉專業。這回他轉到了隔壁一所昂貴的私校讀藝術教育專業,眾所周知這個專業就業率不高而且工資也很低,也許他覺得耍耍嘴皮子就可以畢業吧。讓我吃驚的是,他的父母竟然愿意一次又一次為他的錯誤決定買單。難怪老師對這類學生有成見,實在是白伺候了半天,人家還不領情,況且如此毫無定力,表面上是轉到更適合自己的專業,實際上不過是懶惰而已,恐怕干什么都會半途而廢。
別說毛頭小伙子容易亂轉專業,有些已經成家的學生也有糊涂的時候。我的一個學生平時踏實穩重,突然在離畢業還有兩個半學期時人間蒸發了,拋下他的組員同學一籌莫展,我找了他無數次都毫無回音,后來才輾轉打聽到他轉行去開賽車了。這可算是我經歷過的最不靠譜的轉專業的情況了――只要再撐18個月,他的學位就拿到手了,即使不心疼這些年投入的精力和金錢,怎么也不能對師友這樣無情吧!聽說,他是不好意思告訴我們這個瘋狂的決定。幾年后,從臉書(Facebook)上得知,他當了全職爸爸,兼職在賽車隊修車。希望他能實現了人生夢想、了無遺憾了。
幸好,美國雇主不能在招聘中有年齡歧視,所以美國人轉專業沒有這方面的顧忌。許多中年家庭主婦也大膽在孩子長大后回到工作崗位,她們在家的這些年有機會重新審視了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常會通過轉專業重新開始。我的一位大媽學生就是這樣,20多歲時剛工作了幾年就成了一位律師的全職太太,好不容易等到兩個兒子都上了大學,她不顧丈夫的反對,重新回到了校園。不過她的專業知識已經完全跟不上了,幸虧她一直在中學做兼職老師,憑著這些工作經驗考取了教育學碩士。
轉專業的第二、三種情況則容易發生在腦子靈活、有“跳槽”本錢的尖子生身上。畢竟,轉到一個相關的專業也就罷了,如果要從完全不搭界的專業轉過去,重新讀基礎課,要錢要時間,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得起的。除非有大的可能性在畢業后能拿到高薪,多數人都不愿冒其險,當然收入高的專業第一可不是那么容易進的,第二也不是適合所有人,第三更可能人算不如天算。比如2000年左右,計算機專業大火,可后來互聯網泡沫破裂,硅谷哀鴻遍野,不少那會兒轉專業的人都找不到工作,雖然熬過幾年計算機業又活過來了,而且至今一直勢態強勁,但這樣的過山車式的職業生涯誰也不能預測。再早點兒,生物學曾經是多么“高大上”的專業,多少人覺得學了生物,又可以繼續讀醫科,或者制藥,還能做專利律師,太靈活、太美好了,害得許多人成了“生物千年博士后”,博士畢業后在大學當研究員,年復一年洗試管、殺老鼠。凡是大伙兒一窩蜂扎堆讀的專業都有臭大街的潛質,會計、工商管理、統計,無不如是。當然也不是說冷門專業就能安心了,讀英文專業的人,就要做好400多個博士爭一個大學教職的心理準備。
尖子生和差生都容易想轉專業
一看專業前景、“錢景”不妙立馬跑路的情況比較普遍的發生在實用主義至上的中國留學生身上。2010年左右,一封來自美國名牌公立大學密歇根大學的電郵在中國留學生中廣泛流傳。寫這封信的電子工程系教授明確地對收信人――來自清華大學的博士申請人說,他暫時不會考慮任何來自中國的學生,因為之前幾年他招收的六名中國博士生,無一例外拿完碩士學位就中止了博士課程,奔著高薪工作而去,讓支付了他們這幾年學費、指望著他們做出高水準博士論文的學校大為失望,進而對來自中國的學生產生了恐懼,怕他們再過河拆橋,讓學校落得個竹籃打水一場空。
【關鍵詞】河南;高校創業孵化體系;問題動因;對策
一、河南高校創業孵化體系問題動因
(1)政府層面原因。社會環境中的大學生創業政策的執行存在失范,政策要求得不到落實。就我省大學生創業面對的政策來說執行過程存在著明顯的不民主。大學生創業者對當前我國政府的創業服務并不滿意,近40%的創業者認為政府服務對其創業行為沒有任何創業幫助。政府服務中最不滿意的地方分別是:沒有為大學生提供優惠政策;政府的服務辦事效率差;沒有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政府相關部門制訂的支持大學生創業政策,大都停留在宏觀倡導政策的層面,可操作性較低。多數地方政府出臺的大學生創業政策都是粗線條的,很多措施不具有可操作性,宣傳導向與象征意義超過了其實際意義。(2)高校層面原因。高校內部的大學生創業孵化體系的有效性不足。首先是高校制訂的創業孵化體系支持政策不完善。雖然在某種意義上,高等教育機構由于其不是政府職能部門,其出臺的一些規定與措施往往缺乏法律意義上的權威效力,不能稱之為嚴格意義上的公共政策,但對于大學生來說,他們在校期間仍然構成了這些措施或者“政策”的目標群體。而當前由高校制訂的創業孵化體系建設支持政策在許多情況下只能起到有效的宣傳作用,實際意義不大。我省幾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自己學校扶持大學生創業的具體措施,這些措施大都屬于創業教育內容,一些則是以模擬實踐的方式在校內或者聯合企業讓大學生體驗創業。(3)學生層面原因。一是項目團隊組員選擇欠妥,因小組成員構成不合理,如同學院同專業的學生組隊的情況,導致課時一致,無法分工,專業知識結構單一,不能滿足創立企業各個崗位的需求。二是對創業理解的偏差,大學生經營者普遍認為學校應該盡量提供業務的機會給他們,而不是考慮去主動聯系學校的各個業務主管部門,依靠自身的營銷能力和項目競爭力主動地開拓業務生意。并且認為效益差的狀況對項目營業影響很大。這個觀念顯然與學校建立創業孵化體系的初衷不相符,學校的意圖是通過免費提供創業場所和相應的管理與指導從而培育出“企業家”,而非商店“老板”,坐等生意。三是自信心欠缺。創業信心來自于對風險的認識以及對自身創業能力和創業經驗的判斷,是創業的決定因素。(4)社會層面原因。大學生創業孵化體系的建立,首先需要的是啟動資金,對于想創業的大學生來說,尋求“第一桶金”是要面對的第一道難題。目前大學生創業孵化體系最主要的融資渠道就是自己拿著項目,找民營企業老板來投資。因為基本沒有其它融資渠道,風險投資在我國被稱為“保險投資”,不太看得上大學生創業的項目;大學生創業項目也很難在銀行貸到款。另一方面,大學生創業激情并不缺乏,但他們的創業計劃書還是非常稚嫩,很多人的項目都是已經有很多人在做的成熟項目,不少大學生是“一廂情愿”地考慮問題。所以風險投資資金愿意投到大學生創業項目中的很少,公司基本沒有做過這方面的投資。有些大學生創業還可以獲得市政府的啟動資金貸款,但外地生源就沒有這項政策。所以目前各高校的創業孵化體系成功的并不多,大多想要創業的學生,都是選擇先工作幾年,等有了錢以后再考慮去創業。
二、河南高校創業孵化體系的構建對策
(1)構建大學生創業孵化體系主要是選擇運行模式。運行機制問題決定著孵化體系的建設內容和建設思路,運行機制不同,孵化體系建設的側重點也會不同。根據孵化器發展的一般規律與國外大學科技園發展的歷史經驗,我們認為目前我國大學科技園采用一校一園發展模式更符合自身的發展規律。如果采用一校一園模式(如圖1所示),以一個經營實體進行運作,實行以高校為主導,政府為支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采用開放式辦園、封閉式管理的運行模式,就能把科技園作為一個具有一定協調功能的市場化實體,從而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回報高校和服務地方經濟。
(2)以高校為主導。大學創業孵化體系不同于一般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特征也正在于此,所以必須要以高校為主導。具體講,在智力資源方面,可以通過市場運作方式,以產權為紐帶,將學校的智力優勢與其他社會資源有機結合起來,互惠互利,共同發展;在條件資源方面,學校的實驗室、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等資源,應主動向科技園開放,在孵企業可以與校內單位及教師同等對待,實行無償或優惠、優先使用;另一方面,改革高校管理制度,鼓勵師生入園創業,通過大學特有的深厚文化底蘊,營造大學科技園的文化氛圍,形成獨具特色的大學科技園文化。(3)政府積極支持。國家把建設創業孵化體系作為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實現高新技術產業跨越式發展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并有計劃地建設一批國家大學創業園,出臺相應的配套政策法規。在大學科技園的建設中,尤其是在大學科技園創建的初期,應該爭取政府在優惠政策的落實、建設用地、工商、稅務及投融資等方面給予強力支持,為大學科技園營造良好的氛圍,樹立良好的形象,打造地方經濟增長源。對園內企業通過實行政府“一站制”辦公,使其享受到真正一流的服務,全心全意從事技術創新。(4)實行開放式辦園、封閉式管理。所謂開放型的園區運作機制,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涵義:首先,要實現園區主體的多元化。目前國內的大學科技園基本上都是高校投資創辦,或者是高校與地方政府合作創辦,很少有第三方的投資,這樣就難以吸納園區發展所需要的足夠資金,影響了園區孵化能力的培育。更重要的是,第三方投資不僅帶來了資金,更能引入敏銳的市場意識與先進的管理理念,而這正是我國大學科技園存在的普遍缺陷。從某種意義上講,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有助于大學科技園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其次,開放型的機制要求科技園不僅要對大學開放、對社會企業開放,還要對國外企業和園區開放;要加強園區之間的經驗交流與資源共享,要善于利用和借鑒國內外的各種技術資源與管理經驗,加強自身實力。(5)建立完善的企業治理結構,設立科技園管理平臺公司。大學科技園要按照現代企業運作模式,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明晰高校及各方之間的產權關系。學校作為投資方,只能按照資金、人才、技術等入股比例獲取收益,不能由學校包辦企業。完善大學科技園的治理結構,很重要的一點是理順管委會、公司經理層與公司董事會之間的關系,三者應當做到分工明確,互相配合。科技園有限公司作為獨立法人,是科技園的主要執行機構,負責提供包括物業管理、項目孵化、成果轉化等工作以及園區創業基金的管理和科技園的招商引資、市場策劃、資本運營等工作。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核心是董事會,董事會由科技園母體高校以及其它投資者共同組成,高校主要通過董事會影響科技園的運作。
針對我省目前創業孵化體系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本文提出了運作模式選擇、各主體優化分工、完善治理結構等方面的對策,為構建良好的大學生創業孵化體系,培養大學生的創業素質、創新能力提供幫助。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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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放松規制是中國自然壟斷產業改革的必然選擇。但是中國自然壟斷產業放松規制的改革與發達國家相比又有許多特殊性。本文從三個方面系統總結了中國自然壟斷產業放松規制改革的特殊性。并提出了中國自然壟斷產業放松規制的改革要分層次、分步驟進行。
關鍵詞:放松規制 特殊性 層次性
放松規制是中國自然壟斷產業改革的必然選擇
自然壟斷產業改革在發達國家已經經歷了幾十年的歷史,其中一個重要趨勢就是放松規制,讓市場經濟機制在更多的領域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OECD,1997)。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英國等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在電信、電力、鐵路、民航、石油及天然氣輸送、煤氣、自來水等壟斷產業的規制出現了放松的趨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美國、英國的帶領下各個國家紛紛效仿,各國政府紛紛對本國壟斷產業與公用事業放松規制、引入競爭。改革使得傳統壟斷產業煥發生機活力,成為社會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重要引擎。OECD主要國家從1982年開始了大規模放松規制改革歷程,主要壟斷產業的規制指數不斷降低,由1982年的5.07下降到2003年的2.22。
我國也對壟斷產業不斷進行改革,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壟斷產業改革模式與路徑并取得了一些成績。如果從1980中國電信產業放松規制開始算起,中國壟斷產業改革已經經歷了近30年的歷程,取得了許多可喜成績。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電力、電信、民航等產業旨在培育競爭市場結構的分拆重組改革得以大規模推進。經過多年的改革重組,部分壟斷產業初步形成了多家市場主體相互競爭的市場格局。但是,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壟斷產業改革缺乏戰略性設計,具有偶然性、非連續性、不徹底性、反復性和非路徑依賴性等特點(余暉,2000)。我國壟斷產業改革還剛剛起步,效果還不顯著,與競爭目標相聯系的眾多深層次問題在相當大程度上還制約著改革的深入。在這種背景下,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引入競爭機制,加強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的重要任務。壟斷行業競爭機制的有效運行需要建立競爭型的市場結構,使運營企業成為自主經營的主體,同時還需要高效的規制機構的科學規制。因此,今后我國壟斷產業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放松規制并重塑科學、高效的規制體系。
中國壟斷產業放松規制的特殊性
雖然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壟斷產業與我國壟斷產業一樣都面臨放松規制的抉擇,但是我國壟斷產業放松規制的改革與發達國家相比有更多的特殊性。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自然壟斷產業放松規制是在較低進入壁壘的情況下形成的。這些國家壟斷產業放松規制的特點是通過市場拆分與放松價格規制,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的主體,提高生產效率。而我國自然壟斷產業放松規制的背景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不同,改革是在我國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進行的;是在國有經濟仍占主導、國有企業仍是主體的情況下進行的;是在政企沒有完全分開、行政壟斷還十分盛行的情況下進行的;是在我國經濟轉型、社會矛盾與沖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進行的。
我國壟斷產業放松規制改革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壟斷產業是在民營企業占主導的情況下放松規制的;而我國是在國有企業占主導的情況下放松規制的。美國壟斷產業的經營主體主要是政府規制下的民營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英國壟斷產業也主要采取國有企業的形式。二戰結束后,在電信、電力、鐵路運輸、煤氣和自來水供應等自然壟斷產業實行國有化政策。政府把國有企業作為達到一定政治目標的工具,忽視其贏利性。國有企業固有的一些弊端,如政府可以直接干涉企業的經營活動,企業缺乏決策權,導致這些國有企業的低效率。20 世紀80 年代在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的授意下開始對壟斷產業進行民營化改革,壟斷產業的大規模放松規制的改革才正式開始。由于我國傳統計劃經濟思想與體制的影響,我國自然壟斷產業一直是國有資本最集中的領域,國有經濟占主體,國有企業占主導,國有企業的一些固有弊端十分突出。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壟斷產業改革會遇到很大的阻力,改革難度很大。我國壟斷產業放松規制改革首先會受到傳統觀念的抵制,其次會遇到在位國有企業等既得利益者的反對。
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壟斷產業是在政企分開,規制機構具有獨立性的情況下放松規制的;而我國是在政企沒有完全分開,行政壟斷還十分盛行情況下放松規制的。美國與英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壟斷產業都擁有獨立的規制機構,政企之間的關系是相對分開的。美國、英國在立法、司法、行政的分權使規制機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規制機構較少受到政府行政部門的干預,可以根據法律的授權對壟斷產業的經營企業進行規制。規制機構與壟斷產業運營企業之間的關系相對簡單,僅僅是規制與被規制的關系。以英國電信產業為例,1984頒布的《Telecommunication Act》對電信規制機構OFTEL(現在更名為OFCOM)的職責做了規定,但是沒有關于對現有企業實施特殊優惠的要求。
一般認為我國規制機構的目標是多維的。我國規制機構主要有三個目標:提高社會福利、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以及實現自己的預算規模最大化。這必然會導致在壟斷產業放松規制的過程中,規制機構的角色會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規制機構不同。由于規制機構與國有壟斷企業之間的特殊的“父子關系”,規制機構與壟斷企業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政企同盟”,規制機構的行政壟斷十分嚴重,其突出表現就是“國家利益部門化”(杜鋼建,2005)。規制機構在高舉“國家利益”旗幟下,為本部門、本產業謀福利。而這種行政壟斷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對其他企業進入的嚴格規制或者對新進入企業的歧視性規制。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改革進程評估與展望―2006’中國改革問卷調查報告”中也發現政府利益部門化突出已經成為制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難點。在調查的356名專家中,64.59%的專家完全同意這一判斷;29.46%的專家基本同意這一觀點,這兩項合計占94.05%。
我國壟斷產業改革是在經濟轉型、社會矛盾與沖突愈演愈烈背景下進行的。我國壟斷產業的規制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壟斷產業的規制產生了許多問題:企業低效率、國際競爭力較低;規制機構的腐敗與低效率;壟斷行業員工收入過高;壟斷企業產品的高價格與低質量等問題。由于這些壟斷產業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產業,引起了國家、規制機構、壟斷企業、消費者等各利益主體之間的沖突,并且這種沖突愈演愈烈。根據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2005年面向專家進行的中國改革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利益集團已經成為掣肘我國改革攻堅的主要因素。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2005年面向專家進行的中國改革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0%的專家認為制約中國改革攻堅的主要因素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掣肘。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進行的“改革進程評估與展望―2006’中國改革問卷調查報告”中對“2007年改革攻堅的重點任務”一項的問卷調查發現,58.12%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認為國企與壟斷行業改革將是2007年改革重點。但是調查結果顯示,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對我國2006年壟斷行業改革所獲得的評價最低:66.28%的專家認為沒有進展;10.95%的專家甚至認為有所倒退。
中國壟斷產業放松規制的層次性
由于我國壟斷產業的特殊性,目前階段下,壟斷產業放松規制的過程應當是分層次、分步驟地進行。我國自然壟斷產業所處的環境、自身特征及改革階段與發達國家自然壟斷產業有著許多本質不同。這就決定了不能照搬國外經驗,特別是在改革初期階段。國外壟斷產業改革的關鍵點、重點及難點可能不是我國目前階段壟斷產業改革的關鍵點、重點及難點。我國壟斷產業放松規制的改革不僅僅是一個市場結構拆分的技術問題,也不僅僅是價格規制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更復雜的政治經濟問題。目前,我國壟斷行業改革的重點不是這種結構性拆分及價格規制問題,也不是規制機構的獨立性問題。我國壟斷產業癥結在于政府對這些國有壟斷企業的過度規制,特別是過于嚴格的進入規制。由于國有企業的特殊性質,沒有來自外部的競爭壓力,而僅僅靠內部進行的結構拆分是不可能真正形成有效競爭的局面。我國壟斷產業放松規制最主要地并不是放松價格規制與投資規制,而是要首先放松進入規制。
層次一,在價格規制與投資規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放松進入與退出規制,允許符合條件的各類企業自由進入,并對這些企業一視同仁,公平對待。事實上,消費者對大部分自然壟斷企業的需求價格彈性較低。如果在沒有形成競爭市場結構的情況下,先放松價格規制,那么壟斷的國有企業就會順勢提高產品或服務價格,“掠奪”消費者剩余。上世紀80年代,我國壟斷產業放松價格規制后價格普遍上漲就是一個有力證據。只有放松進入規制形成了競爭的市場格局后,在位國有企業迫于競爭壓力,才能保證放松規制后的價格不會提高。另外,市場競爭的前提是自由進入。從某種意義上講,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就是一個政府放松規制、競爭規則逐步形成的過程(張維迎,1999)。在市場經濟國家,反壟斷的主要任務是反寡頭企業的反競爭。但對中國這個處于轉型中的國家來說,最為嚴重的反競爭行為似乎不是來自企業本身,而是來自政府部門的政策或者與國有企業之間的串謀(張維迎,1999)。因此,只有放松進入規制才能有效遏制規制機構與在位國有企業的串謀,建立公平、公正、科學、高效的規制體系。
層次二,在放松進入規制,形成競爭市場結構格局的基礎上,再逐步放松價格規制和投資規制。市場經濟的一個必然要求就是企業要成為自主經營的主體,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擁有制定價格的權利。國外壟斷產業放松規制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放松價格規制。以美國航空業的放松規制為例,1978年出臺的《Airline Deregulation Act》對價格規制進行了放松,允許航空公司自由定價,1989年全面解除價格規制。在放松規制后,民航委員會不再對航空公司的票價實行規制。價格規制放松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各公司為了招攬乘客、爭取市場紛紛降低票價,1976年―1993年期間,航運價格下降了1/3。1976―1982年間,雖然美國國內油價上漲73%,使航空公司平均成本上升了15%,但是每客座公里的平均票價仍下降了8.5%。目前,在我國最重要的問題是國有經濟一統壟斷行業,民營等其他類型的企業無法進入,導致國有企業沒有競爭壓力,效率低下。在放松進入規制,民營企業進入這些自然壟斷產業形成競爭性市場結構后,我們再逐步放松價格與投資規制,讓企業成為真正自主經營的實體。事實上,價格不會自動回歸合理價格,只有當競爭局面形成后,才能回歸合理價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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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關系網絡;國際新創企業;組織績效
一、 國際新創企業的研究背景與內涵界定
美國著名學者Oviatt和McDougall(1994)在經典論文《探尋國際新創企業理論》中把國際新創企業定義為:一個從開始就在多國運用資源和產品銷售來獲取重要競爭優勢的商務組織。后來隨著研究的深入,McDougall和 Oviatt(2000)又把國際新創企業的定義修正為:為了創造組織價值而進行跨越國界的機會搜尋和創新活動的創業企業。同國際新創企業相類似的概念還包括天生全球化(Born-global,BG)、全球創立(Global Start-up)和天生國際化(born-international)等(Rialp,2005)。目前關于國際新創企業的概念還遠未統一,其中使用較多的是國際新創企業和天生全球化兩個概念。
自從Oviatt和McDougall(1994)的經典后,國際新創企業引發了來自戰略管理、創業學和國際商務等多領域學者的研究關注。近十幾年來,圍繞這一領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問世(Mitja,2006)。隨著國際新創企業在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顯露身影,并在全球經濟比重份額也逐步提升(Burgel & Murray,2000)。其中在一些如以色列、新西蘭、挪威等小的開放經濟中,國際新創企業在總體企業比重中的份額更為明顯(Moen,2002;McNaughton,2003)。由于國際新創企業已經成長為國際競爭中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該國際商務現象被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實踐者所研究和關注。目前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國際新創企業具有理論和管理實踐上的雙重意義(Aspelund,2007)。企業管理者和政府政策制定者都試圖弄清國際新創企業是如何克服企業創立和國際市場擴張的雙重困擾而取得成功的(Aspelund,2007)。
二、 國際新創企業研究的主要問題及理論視角
傳統國際化研究一直被階段型漸進理論所支配(Knight & Cavusgil,1996;Axinn & Matthyssens,2002)。國際新創企業理論的出現,嚴重挑戰了傳統創業和國際化理論,從而推動了整個創業學和國際商務研究的進步。事實上,最早關注國際新創企業活動的是麥肯錫公司的Rennie,他在其1993年的麥肯錫工作報告中,把在澳大利亞發現的這種新興出口企業稱之為“天生全球化”(Born-global)企業。通過對歐洲一些在創立之初就涉足國際化業務的小企業的關注和案例研究,Oviatt和McDougall(1994)也開始質疑階段模型的適用性,并指出國際新創企業是一種全新的企業國際化模式,這一新穎學術觀點很快被大多數國際商務和創業學的學者接受和采用。實質上,國際新創企業屬于企業家精神和國際商務的交叉領域(McDougall & Oviatt,2000;Antoncic & Hisrich,2000)。
通過詳細的文獻梳理,可以發現在國際新創企業大量的研究成果中,主要圍繞以下五個研究問題來展開:(1)國際新創企業創立背后的動因是什么(Mudambi & Zahra, 2007;Andersson & Wictor,2003)?(2)國際新創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的行為決策和戰略選擇具有哪些特征差異(Oviatt & McDougall,2005;Coviello,2006)?(3)企業家、組織、外部環境等因素對國際新創企業的國際化戰略和行為的影響機制如何(Madsen,1997;Mort,2006;Coviello,2006)?(4)國際新創企業是如何克服國際化中的資源缺乏和能力缺陷而取得成功的(Fan,2007;薛求知和周俊,2007)?(5)國際新創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組織績效具有什么樣的影響(Zahra,2001;Dirk De,2005)?除了以上這些研究主題外,還有諸如國際新創企業的行業差異、國際化過程中的風險識別和規避,以及模式選擇和學習效應的關系等問題也都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Rialp,2005)。
由于國際新創企業實質上是一類在其誕生不久就開始跨越國界尋找價值創造機會的創業企業,因此國際新創企業研究試圖揭示的核心問題是在不擁有充分資源的創業初期,國際新創企業如何把業務擴張到國際市場,從而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尋求競爭優勢,并戰勝那些擁有豐富資源的成熟競爭者的過程(Zahra,2005)。從國際創業(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IE)角度去看待中小企業國際化的理論,國際新創企業整合了國際商務、創業學、戰略管理、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理論知識,因此國際新創企業問題的復雜性決定了必須依賴一種建立在多學科理論基礎上的整合性研究(Zahra & George,2002;Aspelund,2007)。Zhou等(2007)把關系網絡等視角引入國際新創企業的研究,嘗試探索制度、關系文化等對于國際新創企業的戰略選擇影響,從而把在原有研究視野外的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整合進現有國際新創企業研究體系中。
三、 關系網絡研究與傳統國際化理論
1. 關系網絡的內涵界定。英國人類學者拉德克里夫·布朗(1940)最早提出了“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的概念。馬克·格拉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1973,1985)更是獨創性的提出“弱關系”和“社會嵌入”的兩個重要概念,并指出所有的經濟行為都是嵌入于具體的社會結構中,而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社會網絡構成了核心社會結構。著名華人學者林南(2001)在格拉諾維特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社會資源理論。主張把個人的直接或間接社會關系看作是獲取社會資源的渠道,個體社會網絡存在的異質性和網絡成員社會地位決定著在特定社會結構中個體所能獲取和擁有的社會資源數量及其質量。國內著名學者(1948)針對中國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關系特點提出了“差序格局”這一概念。在這種差序格局下,社會關系就形成于所有社群內個體發出的多根社會關系線所交織構成的復雜網絡。后來的學者(黃光國,1988;邊燕杰,2004;李正彪,2005)從儒家文化、關系維度、內在動力等多角度拓展了對本土關系網絡的研究。
2. 企業家關系網絡與國際化進程。企業家關系網絡為一套以特定企業內的所有企業家(或高管)的人際聯系為基礎的支持情感運作、信息流動、資源調動的社會關系總和(Adler & Kwon,2002)。該網絡關系通常表現為非正式制度形式,并構成所在企業的核心社會資本和競爭優勢。在組織環境內,社會關系網絡可以是正式商業聯系的關系,也可以是社會和制度范圍內的非正式的個人關系結構(Hitt,2002)。社會關系網絡長期被認為是中小企業完成國際增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非正式的社會網絡或社會關系網絡是一個企業在新區域發展正式商業聯系網絡的最初基礎(Chen,2003)。另外一些實證研究也支持社會關系網絡對于新市場機會鑒別(Ellis & Pecotich,2001),國外市場準入(Ellis,2000),國際知識學習(Sapienza,2005)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最早使用網絡方法分析企業國際化的是傳統國際化進程理論,這種方法把企業的一切經營活動視為植根于企業的商業網絡之上。Johanson和Mattson(1993)通過實證調查北歐小企業的國際化實踐過程,表明網絡作為企業與外部組織和環境互動的媒介,在市場知識學習和發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基于國際化進程理論,Johanson和Vahlne(1990)認為企業的國際化發展一方面需要通過現有的關系網絡建立和外部企業的承諾行為,另一方面也需要通過對新的跨國網絡的投資來開發新的企業伙伴。因此,傳統國際化理論中的網絡研究聚焦在國際化關系的管理上。企業的關系網絡被看作一些聯系企業和別的企業之間關系集,不但包括不同類型的關系和特性,而且包括諸如信任,控制、資源和企業之間的依賴性等(Ahokongas,1998)。由于個體在網絡方法中的戰略位置和影響,國際化中的重要關系經常聚集在企業家身上,他可以通過與別人的密切社會關系對于企業國際化有著重要影響。企業家社會網絡與企業獲取的資源、運營模式相互影響,對于外國市場選擇、市場服務、進入動態、戰略選擇和績效等因素都有著重要影響(Mitja,2006)。由于制度背景和資源缺陷,關系網絡對于趕超經濟中的中小企業作用更為明顯(Jaklic,1998)。
四、 國際新創企業中關系網絡研究述評
1. 國際創業中關系網絡研究的興起。無論是有關國際化的經濟學理論和傳統國際化進程理論都忽視了個體在做戰略選擇的可能(Andersson,2000),更不適合理解快速的戰略變化。特別是對國際新創企業而言,更加不能忽略企業家和高管的重要作用。Etemad和Wright(2003)在研究中明確指出,在企業發展的早期階段,所有者特征(例如,教育,經驗,資源和傾向)在年輕的國際化新創企業的出口績效中扮演比企業特征更重要的作用。從企業家的視角來看,個人的關系網絡和他們所整合的暗默知識(企業家的社會資本)能夠被看成他們自身的資源,個體企業家(和他們的企業)能夠通過網絡與在相同產業或者更大(國際)環境中同別的企業家們(公司)聯系起來(Mitja,2006)。從資源基礎觀的視角來看,通過網絡(和網絡內的參與者)企業家們獲取了國際化所需的資源和信息。
2. 國際新創企業中關系網絡研究的主要內容。Zahra(2000)在研究中主張國際導向的中小企業尋求創業機會和經濟回報,需要一個恰當的資源、信息和知識獲取機制,因此個人關系在重要信息傳遞中發揮了信息中介作用。更重要的是鏈接了隔離的社會群體中的個人關系,能夠拓展識別市場機會以及便利交換和市場交易(Harris & Wheeler,2005),這得到了大多實證研究的支持(Zhou et al.,2007)。此外,通過關系網絡傳遞的第三方轉交信任能夠使得在一個高度封閉的社會網絡內加強社會規范和信任發生,鼓勵網絡內個體遵守商業規則和誠實交易,這樣減少了正式控制的需求(Adler & Kwon,2002)。這樣關系網絡便帶來了可信度,以及減少外部伙伴所帶來的不確定性(Xin & Pearce,1996)。另外,由于具有濃厚的關系文化特征,關系網絡的特性和作用都和西方國家存在明顯差異,關系網絡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國際新創企業的信息獲取、知識流動和信任獲取方面的作用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
除了對信息、知識和信任方面具有積極作用,社會網絡也能夠有效減少企業國際化經營中風險和不確定因素(Liesch,2002)。一般而言,企業國際化中的風險一部分來自于國外制度、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宏觀風險,另一方面商業規則和交易者背景差異也往往形成微觀交易風險。應對這些潛在的國外宏微觀風險,關系網絡能夠通過快速傳遞個人和經驗信息,從而增強國際新創企業對于外部環境變動的反應速度(Oviatt & McDougall,2005)。近年來的國際創業理論圍繞天生國際化企業如何導致卓越績效來展開(Etemad & Wright,2003;Knight & Cavusgil,2004;Oviatt & McDougall,2005),這也成為國際新創企業研究中關注的一個焦點。不少學者開始嘗試在研究中引入關系網絡作為中介變量,來解釋為什么會存在國際化和組織績效間的多種關系。
Liesch(2002)在研究中主張建立和保持網絡關系被看作國際化進程整體中的一個必要部分,即作為結果,也可以作為投入。作為結果,它是國際導向的中小企業通過逐步的國際化經營活動而得到不斷發展完善的。作為投入,社會網絡的信息收益能夠影響國際化戰略的績效結果。Zhou等(2007)通過研究提供了一個對于國際化和企業績效間關系的社會網絡解釋。在天生國際化的背景下,他們認為國內的社會關系網絡在國際化和企業績效之間發揮了調節作用。這個調節機制產生了社會關系網絡的三個信息收益:(1)外國市場機會的知識;(2)建議和經驗學習;(3)信任和團結。這就意味著現有文獻中國際化與績效關系結論不一致的部分原因是僅關注國際化和績效間的直接關系,而忽視了國際化所植根的跨邊界網絡關系等調節因素的影響。
由于關系網絡對于國際化的中小企業鑒別全球市場機會,以及拓展和國外中間商的聯系都至關重要,大多數國際新創企業學者認為本國的社會關系網絡是對全球供應鏈網絡需求的戰略應對(Ellis,2000;Ellis & Pecotich,2001)。作為國際化績效的關鍵因素,本土社會關系網絡能夠推動國際新創企業獲取外部市場信息和知識學習,從而有效的規避市場風險,從而改善跨國運作和交易的效率。此外,基于個人聯系的信任和團結也使企業對于全球市場的反應速度和靈活度得到提升(Oviatt & McDougall, 2005)。
3. 關系網絡和我國新創企業國際化研究。在中國,孔子的儒家文化傳統使得關系具有了特殊的植根于中國本土的文化屬性。因此,作為對與正式制度的支持和補充,關系成為商業交易中一個對于政府行為和控制的有效戰略反應(Xin & Pearce,1996)。在企業國際化背景下,和局外人的關系是一個企業國際化至關重要的方面,它的作用在中國以外復制(Zhou et al.,2007)。不少國外華人學者主張在缺乏制度信任、陌生人信任感和可信賴市場信息的條件下,任何交易都必須借助于完全依賴信任的個人聯系(Lovett,1999)。因此,中國或其他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亞洲國家的國際新創企業在涉足國際業務時的理性選擇是探索關系相關的社會網絡。后來的學者發現社會網絡對國際新創企業績效的影響不單單存在于中國,在其他一些制度轉型國家(如俄羅斯、印度)也有證據顯示企業家的非正式關系網絡對于企業績效有積極影響(Batjargal,2003)。
Redding(1991)正是從制度視角分析國際新創企業中關系網絡作用。他得出如下結論:個人聯系(例如關系)作為做商務和理解經濟交易的隱喻,對于諸如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特別重要。缺乏制度信任,混合著對于陌生人的不信任和可信賴市場信息的短缺,導致了對于任何交易,都可以把值得依賴信任的個人聯系作為信息溝通渠道。在這些條件下,中小企業的國際化早期能夠利用社會關系網絡把它們的經營活動擴展到國外是非常有價值的。受傳統文化價值觀和互惠回報等因素影響的中國“關系”(Guanxi)有著不同于西方國家的文化特征(Lin,2001;Tsui,2000)。一些學者把中國社會的企業關系看作是一個互惠、信任和互相依賴創造價值的個體聯系網絡(Xin & Pearce,1996; Peng & Luo,2000;Park & Luo,2001)。并且這種關系網絡被界定為一種非正式人際聯系,一方面能夠減少中國企業的市場交易成本(Standifird & Marshall,2000;Luo,2003)另一方面,企業家要明確關系網絡并不是國際新創企業獲得卓越市場績效的充分條件(Rialp,2005),必須強化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五、 對現有研究的簡要評述
長期以來,國際商務學者一直很關注社會關系網絡對于中小企業國際化的作用。從早期進程理論中關系網絡對企業漸進國際化的機會識別和知識學習的積極作用,到后來發現中小企業國際化帶來的市場擴張其實也是伴隨著關系網絡擴張的過程,一方面鞏固了現有的關系網絡,另一方面又通過建立新的關系網絡來實現,并且這一過程又因不同行業而存在一定的差異。當我們把企業的關系網絡看作聯系企業和外部組織和個體的關系集時,就必須深入研究個體因素在網絡結構中的戰略地位和影響,而這更集中體現在小企業的創業者和高管身上。個體的關系網絡不單影響企業國際化的績效,而且對外國市場選擇、市場服務、進入動態、市場活動、國際化時間和程度等都有著明確影響。由于國際新創企業的研究歷史較短,因此在該領域的關系網絡研究成果還不夠豐富。特別是對關系作為文化特征的中國而言,如何從制度角度分析國際新創企業中的關系網絡作用更是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但目前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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