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居民醫保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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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鎮居民醫保論文范文
關鍵詞：城鎮居民；醫療保障；構建；路徑
一、建立城鎮居民醫療保障體系的背景分析
“看病難，看病貴”是當今最受關注，也是最棘手、最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之一，牽涉多個領域，構成因素糾葛復雜。雖然對其改革路向眾說紛紜，但一致的觀點認為，醫療保障體系是解決此問題的關鍵所在，形成一個覆蓋面廣的醫療保障體系是解開看病貴難題的第一把鑰匙。
經過長期的探索，我國的醫療保障制度改革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目前我國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覆蓋范圍已從城鎮機關、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及退休人員逐步擴展到非公有制經濟從業人員、城鎮靈活就業人員、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截至2007年底，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人數為17983萬人，其中參保農民工人數為3131萬人①。一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已初步建立，在提高醫療保障能力和職工的健康水平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隨著各項工作的扎實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制度框架及運行機制已基本形成。截至2007年底，全國開展新農合的縣（市、區）達到2448個，占全國總縣（市、區）的85.53%，參加合作醫療人口7.3億，占全國農業人口的85.7%。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支出總額為220億元，累計受益2.6億人次②。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開展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避免了“小病扛，大病拖”現象的發生，對統籌城鄉發展、促進農村穩定、保障廣大農民權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從總體來講，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已經日臻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順利實施。但是也應該看到，包括中小學生在內的城鎮其他非從業居民尚未被納入社會醫療保險范圍。隨著社會轉型的日益加快、疾病風險的困擾和經濟體制改革過程帶來的分配不均等，廣大城鎮居民對醫療保障的需求越來越迫切。在此背景下，2007年國務院專門頒布了《國務院關于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國發[2007]20號），就開展試點的目標、任務、基本原則、主要政策及組織實施辦法作出了具體的規定。截至2007年底，我國共有城鎮人口5.94億，占全國總人口的44.9%，其中就業人口2.94億，非就業人口3億。城鎮已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約2.21億人（其中參加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有4068萬人），占全體城鎮人口的37%，比上年增加6319萬人①。盡管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我們也清楚地看到，許多城鎮居民仍然徘徊在醫療保障體制之外。因此，構建健全完善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障體系，在實踐中推動城鎮居民醫療保障工作的健康發展，就成了當前的應勢之需，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
二、試點地區城鎮居民醫療保障制度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城鎮居民醫療保障制度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城鎮居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在實現全民醫保方面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受到了廣大群眾的肯定和歡迎。但也應該看到，城鎮居民醫療保障工作畢竟還處于試點時期，難免會存在一些問題，需要我們在實踐當中不斷加以完善。
1.對城鎮居民醫療保障的宣傳力度有待進一步加強
作為一項惠民工程，許多群眾對城鎮居民醫療保障都持歡迎的態度，但由于宣傳力度不夠，許多試點地區并沒有實現全覆蓋，一些居民依然徘徊在城鎮居民醫療保障體系之外。從另一個方面來看，許多已經參保的居民對城鎮居民醫保的真正內涵和一些具體細節也缺乏了解。部分群眾對報銷補償費用期望過高，對設立的起付線不了解，對醫療費分段計算補助也不熟悉，尤其是對報銷程序還不是完全清楚。這就有待于各試點地區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把工作做實、做細，使廣大群眾在真正了解、熟悉城鎮居民醫保工作的基礎上，積極踴躍地支持和參加城鎮居民醫保工作。
2.統籌層次低，保障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在局部試點地區，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的統籌層次一般為縣、市級統籌。統籌層次低，不僅不利于進一步分散風險，也不利于資金在全國范圍內調劑和發揮更大的互助共濟作用。從保障水平來看，由于我國當前生產力整體上還不夠發達，且經濟發展呈現出很大的不平衡性，所以許多試點地區還是以保障住院和門診大病醫療支出為主，最高報銷上限也有待進一步提高。今后，各試點地區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加大政府對城鎮居民醫保的財政投入力度，在化解住院和門診大病風險的同時，要逐步試行門診醫療費用統籌，探索統籌解決城鎮居民門診費用問題的辦法。
3.監督管理機制要進一步健全
從試點地區的情況來看，城鎮居民醫療保障制度的監督和管理有待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在支出管理方面，個別定點醫療機構仍有開大處方、開用藥目錄之外的藥和不合理的大型檢查等情況，導致部分群眾獲得的補償金額降低，也導致了參保居民對醫保制度的誤解和不信任。個別定點醫療機構把門診病人轉化為住院病人，誘導病人過度消費醫療資源，造成參保居民住院費用增長。有的醫院審查不嚴，個別患者冒名頂替套取資金，嚴重侵害了參保居民的權益。在醫療保險基金的給付方面，也沒有建立包括基金運行分析制度、運行情況通報制度和常規基金運行監督檢查制度在內的基金的收支監測預測預警系統，還沒有形成包括組織監督、民主監督、制度監督、行政監督、業務監督、審計監督等多種監督形式在內的內外部雙重監督體制［1］。
4.城鎮居民醫療保障服務體系需進一步完善
城鎮居民醫療保障事業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完善的醫療保障服務網絡。近年來，各地醫療保障服務體系無論是在硬件建設和軟件建設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也應該看到，這與廣大城鎮居民的醫療需求還有一定的差距。許多群眾對醫療機構的服務意識、醫療人員的業務素質還頗有微詞；就醫環境需要改善，尤其是城鎮社區醫療服務機構還很薄弱，亟待加強。
當然，這些措施的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今后，要加進一步努力打造健全的服務體系，為廣大群眾提供省心、放心、舒心的服務。
三、新時期健全完善城鎮居民醫療保障體系的路徑選擇
被譽為“國民保健服務之父”的貝弗里奇曾經說過：病人因沒錢而拒絕醫療，這是任何文明社會都不相容的。保障每一個公民病有所醫，享受基本的醫療保障是每一個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社會和諧的必然要求。總體來看，我國對城鎮居民醫療保障制度的探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應該認識到，這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工作，是一項復雜系統的工程，需要我們以民為本，因地制宜，多方努力，在實踐當中不斷推進城鎮居民醫療保障工作健康、有序發展。1.加快城鎮居民醫療保障立法工作，為城鎮居民醫療保障提供完備的法律框架
近年來，盡管我國城鎮居民的醫保工作日益受到重視，但畢竟還處于試點階段，許多措施和制度還不夠健全和完善，城鎮居民醫保工作的開展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社會保障法是關系國家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重要法律制度，沒有健全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就沒有健全、完善和成熟的社會保障制度。筆者認為，我國應制定統一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障法》，并以此為依據制定相應的新型配套的政策和實施辦法，規定城鎮居民醫療保障制度的法定地位，并將之嚴格納入到我國城鎮居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之中，明確城鎮居民醫療保障制度未來的發展方向。
2.建立健全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政策體系
作為城鎮居民醫療保障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的構建與完善顯得尤為重要。在政策設計上必須考慮各方承受能力，做到“基金籌集多渠道、費用繳納低水平、待遇保障多樣化、保險服務便捷化”。
（1）形成合理的籌集機制
首先要完善籌集機制。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應堅持“低繳費、廣覆蓋”的原則，在繳費能力與醫療待遇之間找到個平衡點。在實踐當中，一方面應加大對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宣傳的力度，提高廣大居民參保繳費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穩定的配套資金保障體制，將各級配套補助資金固定下來，為城鎮居民醫療保障提供財政支持。同時，中央、省級要加大對貧困地區和貧困城鎮居民的財政補助力度，以實際行動促進和保證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其次要積極拓寬籌集渠道。在將政府財政撥款和救助以及城鎮居民繳費進一步制度化、規范化的同時，應不斷在實踐中拓寬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基金的籌集渠道，積極引導社區經濟、企業、慈善機構、外資機構及個人等方面的捐助，不斷充實城鎮居民醫療保障基金。
（2）健全管理體制
應建立健全嚴格規范的管理制度、嚴謹長效的管理方法、便捷有序的管理流程和先進高效的管理網絡，構成科學簡約、調控靈敏的醫療保障管理體系，以實現保障到位、基金平衡、調控靈敏、服務周到的管理目標。在組織管理方面，受經濟條件限制，我國廣大縣級城市可以借鑒河南舞鋼市的管理模式，整合基本醫療保障管理資源，借助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這個現實性的制度體系進行監督和管理。較大的城市和條件具備的地區，應該建立起相對獨立的、專門的醫療保險管理機構，同時加強對制度運行的社會監督。在基金管理方面，要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納入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統一管理，單獨列賬。要按照社會保險基金管理等有關規定，嚴格執行財務制度，加強對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的管理和監督，探索建立健全基金的風險防范和調劑機制，確保基金安全［2］。
（3）規范運行機制
首先要合理確定參保范圍，明確保障重點。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參保范圍主要是不屬于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范圍中的廣大城鎮居民。在保障的重點方面，由于我國當前生產力整體上還不夠發達，且經濟發展呈現出很大的不平衡性，所以應因地制宜，確定不同層次和級別的保障標準。其次要科學制定費用支付標準。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的使用要堅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結余的原則，確定科學合理的醫療費用支付方式，以確保支付待遇與繳費水平相適應，做到合理控制醫療費用，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保證基金的收支平衡和制度的平穩運行。再次，要建立一套科學的醫療保障評價系統。針對醫療保障的運行特點確定一套全面、科學的評價指標，對參保情況、基金的收繳、管理和使用、醫療機構的服務、醫療保險基金的使用效率、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等進行深度研究和評價，以便為制度的進一步實施指明方向。
3.健全完善城鎮社區醫療衛生服務體系
城鎮居民醫療保障服務體系要按照管理社會化、服務人性化的原則，建立功能齊全、結構合理、運轉有效、簡捷方便的醫療保障服務網絡［3］。積極發揮社區醫療保障制度平臺的作用，依托社區平臺，建立醫保機構同用人單位和個人的聯系制度，為廣大居民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務；要加快社區醫療體制的創新，形成社區醫療服務、專業醫療服務和綜合性醫療服務相配套的布局合理、分工協作的醫療服務網絡［4］。通過發展社區衛生服務體系，進一步調整城市衛生服務體系的結構、功能、布局，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衛生服務需求，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強化醫療服務管理，加快醫藥衛生體制改革
城鎮居民醫療保障要想健康發展，在進一步完善醫療保險政策的同時，還要積極推動醫療衛生、藥品流動體制改革。這三個方面同時關系到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更關系到今后我國衛生事業的長遠發展，它們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缺一不可。在醫療服務市場上，要把供需雙方由“信息不對稱”變為“信息對稱”，增強患者對醫療服務質量與數量進行事先判斷的能力，提高其選擇的主動性；通過建立醫藥專營制度，逐步實行醫、藥經營分離，減少藥品流通環節；實行醫藥分開核算、分別管理的制度，打破醫藥不分的壟斷體制，合理控制醫藥費用水平。
5.建立城鎮居民醫療救助制度，加強衛生扶貧工作
城鎮居民醫療救助制度是城鎮居民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踐當中，要把對城鎮特別困難人員的醫療救助作為促進城鎮居民衛生保健工作的重點內容之一，把經濟扶貧與衛生扶貧合理結合起來。在資金的管理和使用上，要建立專項城鎮居民醫療救助基金，交由當地民政部門統一管理和使用，也可以通過成立基金會，由專門機構負責進行運營。通過此項基金，對符合醫療救助的對象進行適當救助，以使比較困難的城鎮居民獲得基本的醫療保障。在救助方式上，可采取繳費參保、減免醫療費用、建立社會福利醫院及實行定額補助等辦法解決。同時，要根據醫療救助對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救助管理辦法［5］。總之，要把醫療救助計劃與整個醫療保障體系有機結合起來，防止城鎮困難居民群體因病返困、因病致窮，避免引發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促進社會的和諧、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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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秉文.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攻堅[M].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5.p79.
第2篇：城鎮居民醫保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城鄉統籌 醫療保險 發展方向
目前由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制度構成的中國城鄉基本醫療保險體系已初步形成，從制度上實現了對城鄉居民的全覆蓋。荊州市在2010年對建立統籌城鄉的醫療保險制度做了一些列探索，然而也存在不少問題，需要繼續完善以實現目標。
一、荊州市醫療保險制度的運行現狀
基本醫療社會保險主要包括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組成，下面將從這三個方面來考察荊州市醫療保險制度的運行現狀。
（一）荊州市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的運行情況
2010年荊州市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達到55.8萬人，凈增長1.63萬人，其中市直職工參保21.7萬人，參加基本醫療保險5.74萬人。荊州市醫保基金收入56159萬元，基金支出49194萬元，期末統籌累計結余43018萬元。
在繳費情況方面：一是調整了城鎮職工住院醫療保險的繳費標準；二是逐步建立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最低繳費年限制度。在補償情況方面：一是提高了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住院基本醫療費用保險待遇；二是提高了城鎮職工醫療統籌基金最高支付限額標準；三是提高了城鎮職工住院特殊檢查、特殊治療、特殊材料及乙類藥品報銷比例；四是擴大了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慢性病門診范圍和保險標準。
（二）荊州市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的運行情況
2010年荊州市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達到150.1萬人，其中中心城區參保42萬人。參保人數凈增15.7萬人。
在繳費方面：參保城鎮居民可按自身經濟承受能力和實際醫療保障需求自由選擇籌資標準及相對應的待遇水平。在補償情況方面：一是提高了城鎮居民醫保統籌基金最高支付限額標準；二是建立了繳費年限與待遇水平掛鉤的激勵機制；三是將生育醫療費用納入居民醫保報銷范圍。
（三）荊州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運行情況
荊州市新農合的參合率逐年提高，從2007年的84.73%提高到2009年的91.66%。農民個人的繳費額從2007年的15元/人提高到2009年的20元/人。財政補助則從2007年的40元/人提高到2009年的80元/人。新農合受益面也不斷擴大，從2007年的58.79%擴大到2009年的75.92%。
二、荊州市醫療保險制度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公平視角下荊州市醫療保險制度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漏保和重復參保現象同時存在
漏保現象主要是由于醫保制度本身的設計上存在著一定的問題，讓靈活就業人員、生活困難人員沒有納入到制度中，卻又沒有相應的輔助措施。同時，重復參保現在也比較嚴重，重復參保的人中一部分是由于擴大覆蓋面的需要而“被”重復參保的，另一部分是由于利益的驅使而重復參保的。這說明重復參保現象出現的原因主要是監管不嚴造成的。
2．由于政策的不一致帶來執行中的矛盾
2010年荊州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人均籌資額為150元，其中個人繳費30元，政府補助120元。城鎮居民可在兩個檔次的籌資標準中自由選擇，人均籌資額分別為150元和250元，而城鎮職工住院醫療保險最低繳費600元。由于政策的籌資標準不一致造成公民在加入不同制度時會有一種不公平感，這加大了制度執行的阻力。
3．不同制度間待遇差異明顯
由于籌資額的不同，三項制度的支付比例和保障水平存在著較大差異。從政策設定的比例也可以看出，在級別相當的醫院中，城鎮職工醫保的報銷比例最高，再依次是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從保障水平來看，高低順序依然是相同的，保障水平存在很大差距。
（二）效率視角下荊州市醫療保險制度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社會互濟程度降低
由于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每個保險項目有不同的資金來源，實行不同的制度模式，只對各自的參保對象負責，體現互助互濟的社會統籌基金只限用于統籌區域內。由于三大基本醫療保險的覆蓋人數、參保對象的健康結構不同，這種板塊內部的社會化無疑降低了社會互濟程度。
2．管理機構分散，行政成本高
荊州市基本醫療保障工作分屬兩條線管理，管理模式各不相同，機構重疊，人員編制大幅增加，而且不同的管理機構同時對應同一醫療機構，使醫療機構的管理成本不斷上升，尤其對醫療保障事業的發展難予統籌規劃和平衡。按現行政策，基本醫療保障是用三張“網”覆蓋，由于三塊醫保擴面任務都很重，在擴面工作上互相擠占，無序競爭，使部分參保對象交叉參保，重復參保，給國家和參保人造成損失。
3．限制規定多，便民措施少
由于統籌層次低、條塊之間相互割裂、惡性競爭，因此有許多限制性的規定，如轉診轉院的審批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等級的醫院報銷比例的不合理限制；藥品使用的不合理規定；參保和待遇支付手續繁雜等。相反，利民、便民的人性化措施則太少。這使得統一制度中、不同制度間為參保者提供的服務不能實現效率最大化。
4．城鄉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資源閑置與緊缺并存
荊州市兩家三甲級醫院都集中在中心城區，全市衛生技術人員中，大多數優秀的醫學專家以及大中型跟高新醫療設備集中在中心城區，醫療資源過分集中也導致資源利用效率不高。而農村業務用房、基本醫療設備和醫務人員數量均嚴重不足，農村衛生服務可及性差，服務能力低。
三、荊州市統籌城鄉醫療保險制度的發展方向
中國醫療保險研究會會長王東進將覆蓋城鄉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的步驟分為“三步走”戰略：第一步把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鄉醫療救助(即“四大板塊”)的四項保障制度的框架建立起來。第二步是在繼續鞏固和完善各項保障制度的同時，著手研究板塊之間保障制度之間的銜接問題，提高統籌層次，探索實現全體參保人員在保障體系中的自由選擇和流動的有效途徑。第三步是進一步完善政策體系，基本建立起覆蓋城鄉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結合荊州市的情況，推進城鄉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統籌發展的基本做法有：
（一）打破身份界限，讓每個公民公平地參與醫療保險
我國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之間存在著身份界限，三項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的參保居民之間存在城鄉戶籍界限，一方面我們應該打破身份界限，采取適當的措施幫助困難群體加入基本醫療保險，著力擴大基本醫療保險的覆蓋面。另一方面，重復參保問題時有發生，最有可能重復的是戶口在農村、工作在城市的人同時參加新農保和城鎮職工醫保。因此，要妥善處理好此類重復參保人員的問題，理清參保類別。
（二）整合業務經辦資源，實現管理一體化
目前荊州市城鄉醫療保障管理機構分散在多個部門，如下表：
從上表看出,目前荊州市城鄉居民醫療保障管理體制相當分散化,這不利于未來統籌城鄉醫療保障體系的整合。針對這個問題，要實現城鄉醫療保障制度的統籌發展，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設定一個法定的、統一的政府組織對城鄉基本醫療保障制度進行管理。從省級到鄉級都設定醫療保險管理機構，實行垂直領導。這樣不僅能在形式上實現統一，而且在功能上也能實現整合；第二， 實現信息共享，整合資源增進效率。
（三）實現制度一體化、讓每個公民公平地享受基本的醫療保險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這三項制度的統籌分割，統籌層次是縣（市）級統籌。這不利于在更大的范圍內分散風險。隨著人員流動的頻繁，異地就醫和醫療保險關系的轉移接續問題迫切需要得到解決。
1．實現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并軌
主要是基于以下考慮：一是兩者的籌資水平接近，新農合略低于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兩者的整合有利于提高新農合的籌資水平。二是從基金管理上看，新農合的統籌層次略低于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兩者的整合有利于提高新農合的統籌層次。三是兩者的整合有利于打破城鄉醫療保險制度分割的局面，有利于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2．實現城鄉居民醫療保險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整合
第3篇：城鎮居民醫保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簡要分析商業保險與社會保險融合的大背景，結合國際商保社保融合的成功案例，通過對宜春市城鎮居民大病補充醫療保險的分析，總結出宜春市大病醫療保險的優缺點及可行性，提出我國在大力發展商保社保融合過程中應當注意的問題。
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融合發展是指在社會保障體系中充分發揮商業保險的補充作用。
社會保險是在傳統商業保險的基礎上，在近代特殊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下在歐洲出臺的。隨著勞動者階層的壯大，社會保險的規模、范圍日益壯大，在各國都成為重要的保險保障組成部分，與商業保險形成競爭的局面。但是，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存在共性、競爭性同時還存在很多互補性。社會保險是政府舉辦的，由社會集中建立基金。社會保險為勞動者提供最基本的保障，這種保障具有低水平、廣覆蓋的性質，并且有一定的保障范圍。商業保險可以提供客戶多層次、特殊的保險需求，而且商業保險具有較成體系的保險原理和技術。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實現融合，便可吸取對方的長處，滿足公民多方面的需求，充分發揮保險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為公民提供充分的經濟保障。使保險保障不僅具有高覆蓋、平民性的特色，還可提供全面的系統的保障，并運行機制、精算技術、投資渠道拓展社會保障空間。國際上，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已呈現出相互融合的趨勢，且日益發展成為社會保障的重要形式。
在我國醫療保險社保商保融合尚未深入發展的時候，宜春市率先提出了大病補充醫療保險費業務，并據此推出了公開招標業務 。
一、宜春市城鎮居民大病補充醫療保險費保險業務
我市城鎮居民大病補充醫療保險委托商業保障公司承擔的采購招標工作，基本情況如下：
投標報價為：
1.參保保費：城鎮居民醫保大病補充醫療保險；成人居民每人每年繳納 20 元；大中小(含幼兒園)學生及未成年居民每人每年繳納 15 元。
2.理賠限額：超過城鎮居民基本醫保統籌基金年度累計支付限額以上符合城鎮居民基本醫保統籌支付范圍的費用，年度累計最高賠付限額 6 萬。
3.理賠比例：超過城鎮居民基本醫保統籌基金年度累計支付限額以上符合城鎮居民基本醫保統籌支付范圍費用賠付比例 75 % 。
參保基本情況：截止2009年12月底，已參保人數為48.33萬人，其中成年人25.24萬人；未成年人23.09萬人，總保費約850萬元，目標參保人數約76萬人。
參保范圍：大病補充醫療保險的參保對象為已參加宜春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居民和大中小(含幼兒園)學生。參保居民和大中小(含幼兒園)學生在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同時，必須參加大病醫療補充保險。大病補充醫療保險賠付范圍按江西省勞動保障部門規定的《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基本醫療保險診療項目》和《基本醫療保險醫療服務設施支付標準》三大目錄執行。
二、宜春市大病醫療保險的優越性
首先，商業保險公司能夠通過優質低價的醫療服務和方便快捷的補償支付方式參與大病補充醫療保險，既有利于解決廣大群眾看病難和看病貴的問題，維護公共醫療的公平性，又有利于將商業保險的風險管控技術運用到大病補充醫療保險，加強了效率性。保險公司與醫療服務機構通過簽訂盈虧分擔協議，雙方按照約定的賠付比例分享經營結果，有利于大病補充醫療保險的費用控制問題得到有效控制，同時保證其可持續健康發展。保險公司也可以專業化優勢，為大病補充醫療保險的科學化管理提供技術平臺。
同時，政府方面，有利于轉變職能，降低成本。政府通過把大病補充醫療保險的業務管理職能委托專業保險公司落實，由保險公司承擔具體的經辦工作，可以實現監督管理與具體降班相分離，政府得以從繁瑣的事務性和技術性工作中解脫，集中精力專攻政策的制定與監督管理工作，充分發揮政府的行政公信力，做好基金征繳管理工作。
此外，對整個市場而言，有助于的抗風險能力。市場經濟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是一種風險經濟，對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經濟風險，可以通過在社會保障則中社會化的方式噩耗政府行為來給予解決。然而政府的能力畢竟是有限的，不能把所有風險都納入到自己的職能范圍中，在此情況下，商保的存在就可以解決政府職能所不能覆蓋的層面，把社保意外的風險，給予保障，這樣有助于增強市場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三、宜春市大病醫療保險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我國尚未出臺有關的專門法律法規，商業保險公司、參保居民、政府三者之間的法律關系不明確，不利于其相互之間義務關系的合理確定，同時也使得商業保險公司在參與過程中存在一定的政策風險，降低商業保險公司的積極性。
其次，保險公司參與大病補充醫療保險仍缺乏經驗和動力。保險公司涉及社會保障的業務較少，如何管理日益龐大的保費收入無疑是個嚴峻的問題，加上大病補充醫療保險具有的公益性和低保費收入，保險公司缺乏足夠的動力。
顯然，社會保障對國家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采取將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進行融合，以減輕對國家財政的壓力。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社會保障仍然欠缺廣度和深度，在運行機制和效率方面還相當不到位。于此同時，我國又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壓力，所以怎樣更快更好地發展社會保障體系是我國目前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之一。通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如今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正在逐漸走出舊模式，開始進行新的探索。
越來越多的地區嘗試著將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進行融合，并且很多合作案例都進行地比較成功，“湛江模式”就是由此產生的一個典型。但是，在這種探索發展的過程當中，必定存在著很多的不足之處。
四、政府仍然要在社會保險的管理當中扮演重要角色
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管理者，政府在社會保險中的重要職責是天然具有的。盡管政府委托商業保險公司社會保險的運作，并不代表政府可以做一個“甩手掌柜”。如果地方政府將自己的管理權力和應該承擔的相應責任全數轉交給了商業保險公司，這對于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的融合發展是相當不利的。作為商業保險公司，其主要經營目的就是盈利，而社會保險是以促進社會公平、增加社會福利為目的，因此，如果完全將管理權交給商業保險公司，極可能使社會保險功能弱化，社會保險被商業化趨同于商業保險。
明確管理權力和責任。在合同制定時，雙方的管理權力和責任沒有明確，可能在以后的合作中，雙方管理權限交叉，最后導致使管理缺乏效率。同時，在出現問題的時候，也可能導致雙方相互推卸責任。
構建共有的信息平臺，合理簡化辦理手續。在委托經營模式下，社會保險由政府和商業保險公司共同進行管理。因此，雙方信息應當是一致透明的，這是提高社會保險運作效率的基本。原本將社會保險委托商保公司運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提高管理和運作效率，但如果雙方溝通信息不充分，反而會降低效率。
從被保險人的角度來講，如果政府和保險公司不能有效地溝通協調，那么一旦遇到需要報銷醫藥費，被保險人可能面臨醫院、社保部門、保險公司三頭跑的境況，大大加大了被保險人的負擔，這也是有些人反對這種模式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因此，我們認為，在共同管理下，雙方應當構建一個共有的信息平臺，保證社保部門和商保公司都具有充分足夠的信息，并且合理簡化社保辦理手續，降低被保險人、政府以及保險公司各方的負擔。
參考文獻：
[1]宜春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市級統籌實施方案.
第4篇：城鎮居民醫保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 本文通過文獻資料、問卷調查、數理統計和比較研究法。對重慶市城鎮居民與我國東部發達地區及西部地區的城鎮居民的體育消費結構進行了比較研究和分析。結果表明：重慶市城鎮居民體育消費水平仍處于中等偏下位置，消費結構很不合理，與東部地區還有很大的差距，通過研究，找出了影響重慶市城鎮居民體育消費制約因素，并為改善體育消費結構、提高人民體育消費水平提出了可行性建議。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消費結構、消費意識習慣的顯著變化，體育消費領域正不斷地得到了發展和開拓。體育消費已成為現代生活消費的一個重要內容，它不僅對整個社會消費結構改變，而且對促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以及推動我國體育產業的加速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研究對象和方法
1.研究對象
(1)本課題研究對象是采用簡單隨機抽樣的辦法，對重慶市的12個區市縣20歲以內～50歲以上各年齡階段的男女居民中抽取被調查者2000人進行了《重慶市城鎮居民體育消費結構調查》問卷，共發調查表2000份，收回問卷1760份，回收率88％，其中有效問卷1710份，占收回問卷的85.5％。(2)以所調研的全國八城市城鎮居民實際體育總消費、體育實物消費、體育勞務消費、體育信息費、體育家庭消費統計資料作為樣本研究對象。
2.研究方法
(1)問卷調查法
根據研究的需要，按照社會學和體育統計學制卷原理，采用表面效度檢驗，結果表明有效率達100％；同時對重慶市城鎮居民進行了信度檢驗，結果顯示：相關系數r=0.89。
(2)數據統計法
重慶市城鎮居民調查研究所獲得數據，主要依據計算機進行數理統計。
(3)比較分析法
以重慶城鎮居民體育消費相關數據作為客觀依據，科學地參照東西部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城鎮居民體育消費結構數據指標相比較，得出相關結果，作定性、定量分析。
三、結果與分析
1.重慶市城鎮居民體育消費情況分析
重慶市是西南地區及長江上游地區主要的經濟中心，是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重慶在全國綜合競爭力排名18。雖然人均收入和勞動生產率與東部發達城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是隨著西部大開發的實施及重慶直轄的契機，體育消費市場仍展現了巨大的潛力。
目前，重慶市城鎮居民2003年人均收入為6684元，體育人均消費約為319元，占總收入大4.8％。在被調查者中，體育實物型消費約為205元，占體育消費總支出的64.2％；勞務型消費約為70元，占21.9％；體育實物型消費與勞務型消費之比約為1:3，實物型消費遠遠大于勞務型消費；體育信息型消費約為44元，占13.8％。
2.全國東西部部分城市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和體育消費總量對比分析
影響體育消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從主觀因素來說，它主要取決于消費的物質基礎，物質基礎水平的高低可以決定體育消費結構的變化。據2003年全國東西部主要省市來看，東西部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和體育消費量相差甚遠。重慶市在兩個指標數據上由于抽樣了部分的學生，可能在數據上約偏低， 東部地區人均收入均值和體育消費均值分別在15160元和1146元，其中深圳市兩項指標為最高，分別為18188元和1455元，體育消費所占的比例約為8.0％，形成了一個年均30億左右的消費市場；北京、上海體育消費額均保持在1000元以上，東部只有浙江在1000元以下，為973元，從整個東部地區來看其體育消費所占比例均在7個百分點以上，由此證明，東部地區居民對體育的熱中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而西部地區人均收入均值和體育消費均值分別為8351元和491元，其中成都市兩項指標基本接近東部水平，分別為13028元和925元，體育消費所占比例也超過了7％：其余三個省市兩項指標均落后于東部地區，人均收入均在8000元以內，體育消費均不超過500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重慶市的體育消費從整體排名來看，處于中下的位置，兩項指標分別為6684元和319元，體育消費僅占4.8％，與東部地區兩項指標均值相比都約為1∶2.5，與同為西部城市的成都、西安，差距也較明顯，所以要解決現目前重慶市消費偏低的現狀，加快我市生產力發展、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改變人們的消費觀念成為了首要任務。
3.全國東西部部分城市城鎮居民體育消費結構對比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勞務、信息型消費為主的消費結構必將成為我國體育消費發展的總趨勢。從我國現階段來看，我國東西部地區體育消費上仍存在不少問題，目前我國體育消費結構仍不合理，體育實物型消費大于體育勞務型消費，東部地區體育勞務消費與體育實物型消費之比約為4∶6，西部約為2∶8;從各項消費水平來看，東部遠遠高于西部。重慶市從整體上比較處于中下的位置。東部地區在體育實物性消費發展到一定的基礎之上，體育勞務型消費和體育信息類消費已達到相當水平。體育場館的租賃、健身娛樂、體育參與等服務型消費業已形成了一個較為完善的龐大的體育消費產業體系。特別是各項消費均排在第一位的深圳市，體育勞務、信息消費已突破了700元大關，占總的體育消費的48％;上海市實物型消費與勞務型消費比例結構最為合理，勞務型消費與實物型消費比例約為4.5∶6.5。其中勞務型消費中的各項指標額分別較均勻，信息消費額在體育服務型中所占比例為最高，達到了160元；北京、浙江雖排在東部之后，但在場地租賃、培訓 、體育觀賞型消費中均保持在較高的水平：100元以上；從觀賞體育比賽的消費來看，東部地區每人可接受的門票價格約在30元～100元的居多，從體育培訓消費來看，東部地區每次培訓的消費約在5元～10元之間。由此證明，我國東部發達地區城鎮居民在追求體育實物消費的同時，其體育消費投入在精神上的享受費用也是相當大的。重慶市與其東部各省市相比是很落后的，主要表現在：首先，在消費水平上較東部有很大的差距，從數據上可以明顯看出，重慶城鎮居民體育實物消費約在205元、體育勞務消費約在70元、體育信息消費約在44元；其次，重慶市城鎮居民體育消費結構較東部不合理，體育服務型消費所占比例太少，體育勞務型消費與體育實物型消費之比為1∶3，體育勞務型、信息消費分別僅占體育總消費的21.9％和13.8％。從場地租賃、培訓、醫保幾項指標來看，人們投入的費用太少，說明人們參與體育活動的次數少，從觀賞體育比賽上，人們可接受的門票價格一般在10元左右，50元以上的較少。 總的來看，重慶是體育消費在全國來比，仍較落后，但是重慶作為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相信人民生活將越來越富裕，人們的體育消費水平有望得到極大的提高。
四、影響和制約重慶市城鎮居民體育消費的因素
1.生產力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對體育消費的影響
重慶市處于西南地區，直轄成立不到8年，經濟發展的歷史較短，據重慶市統計局統計，2003年重慶市年均國民生產總值為1891億元，第一產業占18％，第二產業占40％，第三產業占32.8％，體育屬于第三產業服務行業，第三產業的發展不足嚴重影響了重慶市體育產業經濟發展，阻礙了體育消費的勢頭。
2.消費意識、習慣、行為對體育消費的影響
重慶市城鎮居民消費心理、消費習慣又進一步加劇了生活和體育消費的脫節。據調查顯示，重慶市城鎮居民有近50％不愿放開手腳消費，主要基于以下幾點考慮：一是重慶是重工業城市，行業的不景氣促成了大量的勞動者失業，下崗失業是造成重慶市今后收入存在不穩定性；二是教育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將使教育費用大量的提高；三是醫療制度改革的出臺；四是住房制度的改革，商品房的出現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市民相應的支出比例，改變了人們消費觀念，形成了體育消費意識的淡漠。因此，居民預期收入的不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體育消費，人們只有在滿足生存需求后，才會增大對體育消費的需求。
3.閑暇時間與家務時間對重慶體育消費市場的影響
我國目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還不高，人們大量的時間都花在生產勞動和勞務老動上，人們占有閑暇的時間較少，根據統計，重慶市居民閑暇時間不及沿海發達地區的三分之二，與國外發達國家的閑暇時間比相差約一半。閑暇時間少，成為影響重慶市體育消費的主要因素。
4.體育設施場館和服務質量對體育消費的影響
重慶市是正處于直轄后經濟蓬勃發展時期，體育設施、場館很多都正在規劃、建設之中，現有的體育場館中，約40％對社會全部開放，約20％的場館部分開放，另外有40％的場館尚未開放。公共體育場館幾乎全部開放，但這樣的場館僅占所與場館的2.3％，而且體育場館和體育娛樂設施向居民提供的消費服務項目、服務品價格、服務環境、服務質量較差，體育消費者去場館的距離長等因素，成了制約居民體育消費不可忽視的因素。
五、結論與建議
1.在國家扶持下，大力發展經濟，從根本上改善重慶市人民生活水平是最根本因素。
2.從體育消費需求出發，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優化體育消費，努力為消費者提供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體育文化活動，滿足不同年齡階段人的消費需求。
3.加快體育設施建設，提高場館服務質量。針對重慶市山高路不平的地理特點，建議多設計適合在社區、居民區建設多功能、小型適用的體育娛樂場所，緩解公共設施不足的矛盾。
4.加快大眾傳播對體育消費的宣傳，改變人們對體育消費的意識、觀念，正確認識體育消費的作用，形成良好的全民健身、體育消費的氛圍，廣泛推進體育消費的發展。
參考文獻：
第5篇：城鎮居民醫保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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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障是關系到全體國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大事，建立一個覆蓋全體國民的醫療保障體制，不僅能夠使人人都能享有基本醫療服務，而且對于風險分擔和經濟發展也有著重大的意義。正因為如此，醫療保障事業的發展逐漸成為我國政府民生保障建設的重要內容。理論上，我國的醫療保障有兩種可選擇的路徑——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療保障。全民免費醫療通過稅收籌資，為全體國民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的醫療服務； 全民醫療保障( 以下簡稱“全民醫保”，注) 則主要通過征收醫療保險費、建立醫療保險制度、輔之以其他制度的方式提供醫療保障。這兩種體制各具特色，各有利弊。正因為如此，中國究竟應采用何種形式，一直存在廣泛的爭論。
本文結合我國醫療保障發展的制度環境，從比較分析的角度，指出中國醫療保障發展的正確道路是建立一個公平、普惠、多層次的全民醫保體系，而不是建立全民免費醫療體系； 事實上，經過多年的探索，我國的醫療保障體制正在朝這一方向發展，但是，從全民醫療保障的角度與要求來看，目前的醫療保障體制在資金籌集、制度整合、保障水平、覆蓋面、公平性、可持續發展等方面還存在著諸多問題與難點，這使得我國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文章針對這些問題與難點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與難點，完善公平、普惠、多層次全民醫保體制的對策建議。
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保之比較和區別
一般而言，全民免費醫療是指免除繳費義務，通過稅收籌資，由公立的、或者簽約的私立衛生服務提供者向全體國民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的醫療衛生服務。全民免費醫療使所有人能夠根據治病的需要而非經濟支付能力來獲得醫療服務。最典型的代表是英國的“國家衛生服務制度”( NationalHealth Service，NHS) ，該制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服務范圍涵蓋了從預防到康復、從孕檢到臨終護理、從頭疼感冒的小病到心臟搭橋等大病的各類醫療保健服務，一度被英國標榜為“西方最完善的醫療服務體系”。而全民醫保則是一種覆蓋全體國民的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全民醫保不僅包括以收入為基礎、由用人單位和個人共同繳費的社會醫療保險這一主體構架，還包括針對少數弱勢群體的社會醫療救助制度以及為滿足多層次醫療需求的補充性商業醫療保險制度。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已有近三十個國家通過構建以社會醫療保險為主體的制度達到全民醫保，其中典型的代表國家有德國、澳大利亞、法國等。
在我國醫療保障體制的選擇上，人們之所以聚焦于在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保之間取舍，主要是因為二者都滿足我國醫療保障體制的最初構想。無論是全民免費醫療還是全民醫保都是為了滿足公民的醫療保障權利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具有非營利的性質，二者的目的如出一轍： 微觀上，都是為了解決全體國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改善人民群眾享有醫療衛生服務的條件； 宏觀上，醫療衛生是民生大事，免費醫療和全民醫保都是為了逐步解決醫療保障問題，彰顯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從而讓全體國民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從制度屬性來看，免費醫療和全民醫保同屬于強制性醫療保障，主要依靠國家權威，由政府集中領導和主辦，理論上要求將制度規定的人群全部納入醫療保障的體制之內。區別于自愿性醫療保障制度，二者的保障范圍比較廣，不僅保大病，而且保小病； 對參保條件沒有健康上的特殊規定，無論是健康的人還是患病的人都可以參與； 支付方式一般都是按照個人醫療費用的一定比例給予補償。縱觀世界各國的醫療保障體制，以全民免費醫療或全民醫保為代表的強制性醫療保障占有主體性地位，可以有效避免自愿性醫保制度因保險費負擔過重或個人保險意識缺乏而造成的醫療保障缺失。
然而，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保各具特色，將二者進行比較，其差別也是顯而易見的：
從體系特征來看： 第一，兩種體系下的制度類型不同。實施全民免費醫療的國家，醫療衛生制度單一，往往通過建立統一的醫療體系來提供醫療保障服務； 而以社會保險為主的全民醫保往往通過建立多樣化的保障制度來滿足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需求。如，日本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按照不同職業將居民分別納入到不同的醫療保險組織，整個國家的醫療保險由雇員保險、國民健康保險和老人保健三大部分構成； 德國的醫療保險體系除了包含法定的社會醫療保險以外，還包括私人醫療保險和特殊人群的醫療保險。第二，在發展的不同階段，兩種體系的覆蓋范圍不同。全民免費醫療體系從制度設計之初便覆蓋了全體國民，所有基于國民身份的人群，無論是 60 歲以上的老人、兒童，還是低收入人群、農村地區人群一律享受免費醫療； 而全民醫保的制度設計不可能一開始便覆蓋到全體國民，其覆蓋范圍有一個不斷擴展的發展過程，通常由某一類群體逐步擴大到不同人群，最終隨著體系的完善才能實現全面覆蓋。第三，公平性程度不同。全民免費醫療的獲得與個體收入無關，只依據醫療需求為國民提供全套建立在公共基金之上的醫療服務，公平性程度高； 而全民醫保的主體性制度即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主要依據是否參保來決定醫療服務的提供與否，再加上區域差異、行業差異、收入差異的存在，在進行具體制度設計之時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制度之間的差距，從而使其公平性程度較低。
從實現條件來看，二者亦有明顯的區別。總體上全民免費醫療要求有更為成熟的實現條件。第一，要以雄厚的財政實力為基礎。全民免費醫療意味著由國家來提供醫療保障的全部費用，這些費用包括建設醫院、引進醫療設施和技術、擴充醫療資源、負擔醫務人員工資以及全國所有患者的就醫費用等，這就要求國家必須有足夠的稅收以保證全民免費醫療制度的運作。第二，要以良好的醫療衛生條件為保障。全民免費醫療易導致醫療服務與醫療技術缺乏競爭性，為保證良好的醫療服務質量，需要各級公立醫院、或簽約的私立醫院都要具備良好的醫療衛生資源，特別要求作為第一層次的社區診所擁有為國民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能力。第三，要以平衡的國民經濟和醫療衛生發展現狀為依托。國民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過大，地區醫療衛生資源分配不合理，醫療待遇差距明顯等都是全民免費醫療發展的壁壘。比較而言，全民醫保也有其特殊的實現條件。第一，全民醫保的主體性制度，即社會醫療保險制度需要由“多方買單”，所有具有支付能力的個人和單位都有繳費的義務，從而將國家的財政負擔分散到單位和個人。第二，全民醫保需要通過多層次的醫療保險制度來實現，風險的分擔可以在不同階層、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之間進行，以避免醫療保障職能的缺位。第三，在多樣化的制度設計上，既要求根據不同的保障人群而有所區別，又要在整體上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有進一步整合的空間。當然，具體的繳費和支付水平應與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居民的收入相關。
從保障水平來看，根據各國的實踐經驗，全民免費醫療覆蓋面廣，公平性高，并且其保障水平整體通常高于全民醫保的保障水平。這是因為實行全民免費醫療的多數是發達國家或者福利國家，強大的經濟基礎和較高的工業化、城鎮化水平是其實現全民醫療保險的前提與必要保障。歐洲發達國家如英國、瑞典、瑞士、丹麥等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2009 年，上述國家的醫療費用支出占GDP 的比重分別為 9． 3% 、10% 、11． 4% 、11． 5% ，可見，發達國家有能力提供一個保障水平普遍較高的醫療衛生制度。與之相比，由于全民醫保體系的子制度比較多，各項具體制度的保障水平差距較大( 例如我國的公費醫療制度的報銷額度在95% 以上，而新農合的報銷額度只有 30% －40% ) ，具體制度之間的差異使得全民醫保難以達成一個相對統一保障水平。但可以肯定的是，全民醫保經過一定程度的發展之后，其整體的保障水平一定會不斷提高。
我國醫療保障的發展之道——“全民醫保”
全民免費醫療在諸多國家和地區實行，這使得許多國人對其心向往之。究其原因，“全民免費醫療”天生就具有對社會大眾的“吸引力”———人人都希望國家能夠為自己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然而，世界上并沒有“免費的午餐”； 事實上，根本不存在完全免費的醫療制度，所謂的“全民免費”是相對的。
一方面，免費醫療與其他醫療體制相比，最主要的區別在于醫療費用的來源上。全民免費醫療的資金全部來源于國家及地方的財政，這些主要依靠公民納稅的財政資金說到底還是參保人自己繳的錢。因此，可以說，免費醫療的資金是將醫療保險中參保人繳費換成納稅人納稅。另一方面，免費醫療并非意味著公民不花錢即可獲得免費治療。根據《2010 中國衛生統計年鑒》的數據，在全球 193 個國家的衛生費用支出中，個人衛生支出為零的國家一個也沒有。那些通常被認為向民眾提供免費醫療的國家，如英國、瑞士、瑞典、加拿大、巴西等，2007 年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比例 分 別 為 18． 3%、40． 7%、18． 3%、30%、58. 4% ，免費的只是基本醫療服務，保險目錄以外的諸如門診處方、牙科門診費以及較高檔次的醫療服務仍需自行付費。
除此之外，國內少數地區實行的“全民免費醫療”( 以陜西神木模式為典型代表) 也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全民免費醫療制度”。真正的全民免費醫療體制不用參保，所有戶籍擁有者或者所有居民都可以自動享有免費醫療。而根據《神木縣全民免費醫療實施辦法( 試行) 》，“未參加城鄉居民合作醫療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人員不予享受免費醫療。”另外，神木模式也有各種費用控制方式，門診服務只有在繳納合作醫療保險費后才能免費享受。住院費設有起付線，也有自費的項目，起付線以下費用由患者自付。事實上，“神木模式”只是一種保障水平較高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鑒于絕對的“全民免費醫療”根本不存在，充分考慮到現階段的宏觀社會經濟條件，我國于2009 年頒布的“新醫改方案”最終摒棄了全民免費醫療的發展路線，選擇了走向全民醫保的戰略方向。我們認為，這是結合多方經驗與現實國情而做出的正確選擇。
首先，全民醫保更加符合我國的財政現狀。一般來講，實行全民免費醫療的國家，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在衛生總費用中的比重要高于社會保險制的國家，以英國為例，近年來英國醫療開支占GDP 的 9% 以上，用于 NHS 的預算高達 1000 億英鎊( 人均 1980 英鎊)，可見，全民免費醫療需要依靠雄厚的財政能力為支撐。就目前的國情來看，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國民經濟已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覆蓋 13 億人口的全民免費醫療體系如此龐大，必將造成沉重的稅收負擔，就像西班牙等部分發達國家一樣，易出現財政負擔過重，財政赤字高漲，免費醫療體制難以為繼的情況。所以說，我國并不具備英、美那樣的經濟實力，“多方負擔”的全民醫保體系更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要想在全社會盡可能做到公平的分配，使醫療服務可持續發展，只能通過向用人單位和個人征繳社會保險費的基礎上，發展多層次的全民醫療保障，從而滿足公民基本醫療權利的實現。
其次，全民醫保更容易把效率和公平有效地結合起來。按照薩繆爾森的“公共支出純理論”，如果把全部醫療衛生服務都劃歸為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搭便車”、高成本、低效率等現象。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實行全民免費醫療看似公平性提高了，但是醫療效率問題已然成為醫療保障建設中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個人不付任何費用，肯定會形成大量的資源浪費與低效率，典型的例子是： 英國的醫療服務出現的排長隊現象，等待免費住院的患者不斷增加，特別是外科病人及慢性病人，有的地區要等待幾個月、甚至幾年，這引起了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除此之外，看病不花錢還可能造成小病大養，重復醫療，重病患者得不到及時醫治，住院率上升等醫療資源浪費的現象，最終導致醫療體系疲憊不堪。比較而言，全民醫保通過多層次的制度設計，將各類人群的醫療保障具體化、明確化，可以更好地把效率和公平兩者統一起來、平衡起來，以最大限度的發揮各類醫療保障制度的作用。全民醫保有利于在實現公平性的基礎上，提高醫療效率，完善醫療服務質量，使醫療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再次，全民醫保更加適應各類人群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需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過大、收入差距明顯、兩極分化嚴重等現象，使得我們不能像英國那樣有較為統一的制度環境為社會保險稅的征收提供支持。全民免費醫療差異小、層次少，勉強實行很可能會導致兩種結果：一是財政負擔過重，二是基本醫療保險保障水平普遍偏低，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因此，我國在建立醫療保障體系的過程中，必須設計多樣化的保障制度來適應全社會各類人群多層次醫療保障需求。全民醫保在發展過程中允許多種制度的同時存在，即公費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能夠各自保障對應的人群。此外，全民醫保靈活性較強，各地區在貫徹執行中央總的方針政策的前提下還可以制定符合自身發展情況的制度和政策。事實上，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國部分有能力的地區已經直接建立了“二元制”的城鄉醫療保障制度，也有些地區在醫療保險制度以外針對特定人群適當發展醫療救助制度或補充性商業醫療保險。
全民醫保發展面臨的問題與難題
近年來，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下，我國醫療衛生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可以說，全民醫保的發展方向在我國已經基本確立，我們也正沿著“人人都能公平享有基本醫療保障”的道路不斷探索。盡管如此，我國目前仍處于體制發展初期，經驗不足，現階段的全民醫保仍然是不完善的全民醫保體制。這是因為我國所要實現的全民醫保是一個公平、普惠、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制，其真正的內涵不僅在于要無條件地滿足全體國民的醫療保障權利，而且要保證醫保費的繳納以及醫療費用的支付只與參保者的支付能力有關，更重要的是基本醫療服務的提供應當主要與病人的基本醫療需求掛鉤，以此來實現醫療保障在醫療籌資和服務利用方面的公平性。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現有的體制離真正意義上的全民醫保目標還相差甚遠，全民醫保在進一步發展中仍然面臨著多方面的問題和難題。
( 一) 財政投入不足，保障水平低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2011》，2009 年我國醫療衛生總費用占 GDP 的比重僅為 5． 15%。其中政府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 27． 2%，醫療費用的個人支付比例自 1978 年以來由 20% 左右提高到 50%左右，政府的醫療衛生財政支出無論是從比重上還是從絕對數上都低于社會和個人的衛生投入。而在歐洲發達國家，醫療衛生費用約占GDP 的 10% 左右，其中的 80% － 90% 由政府負擔，可見中國衛生總費用中的公共支出部分在國際上處于較低水平。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籌資水平、報銷比例都偏低，使得我國相當一部分居民看病就醫的個人負擔水平仍然較重。個人支付比例過高，醫療保障水平較低是導致民眾“看病貴”的主要原因，嚴重的影響了居民對醫療衛生服務的可獲得性。
( 二) 制度“碎片化”，既有損效率，又有失公平
盡管多層次的醫療保障是必要的，但是醫療保險這一主體性制度之下的多種子制度最終應隨著制度的完善而走向整合，形成統一、高效的醫療保險體系。單就這一方面來看，我國各地都有至少四種不同的醫療保險制度，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及公務員免費醫療制度，不同醫保人群之間差距明顯，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再加上醫保統籌層次目前主要還停留在縣市級，每一個統籌區域內的醫療保險制度“各自為政”，其具體的政策規定、特別是權利和義務關系都有較大的差異。可以說，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體系是一種“碎片化”的體系，不僅有損醫療保障的效率，而且將造成統一勞動力市場的障礙，阻礙社會融合，有悖于“公平性”原則。
( 三) 補償模式與補償機制設計不合理
目前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除了常見的報銷比例過低，參保人自付比例較高之外，在補償范圍和補償方式上也存在著弊端。一般而言，常見病的發病率遠遠高于重大疾病，以“大病統籌”為主要補償范圍的制度設計，不僅對門診的報銷相對較少，而且弱化了對常見病預防和治療的重視，最終會加重醫療體系的治療負擔。后付制的補償方式對中低收入群體來說，尤其是在患大病、需長期住院的時候，墊付醫療費用成為一個難題。不僅如此，后付制的補償方式還會引起報銷時手續麻煩，補償限制過多的問題。具體來說，起付線過高使得報銷門檻過高，部分基本醫療風險得不到分擔；封頂線使得大部分窮人在患大病時醫療負擔仍然過重； 報銷藥品的目錄范圍較窄使得多層次的醫療需要得不到滿足； 對于異地就醫的人群來說，報銷程序的復雜更是阻礙了醫保的轉移支付。種種補償機制設計上的不合理使得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受益面窄，達不到應有的效果。
( 四) 對醫療弱勢群體的保護不足
一般而言，收入越低，社會保險的參加率也越低。基于醫療保障制度最初形成的原因和現在遇到的困難，存在著一類“醫療弱勢群體”，主要包括： 失業人員、殘疾人、孤寡老人、農民工，以及被排除在“醫療體制”之外的人( 即那些從來沒有在“單位”工作過，靠打零工、擺小攤養家糊口的人)和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這部分醫療弱勢群體大多是位于極端貧困人口之上的大量邊緣貧困人口和相對貧困人口，他們在遇到較大的疾病風險時，由于經濟能力的限制，很容易陷入極端困難和貧困的境地。我國的醫保制度尚不完善，醫療衛生制度建設的目標與方式存在某種程度的偏差，本應最需要醫療保障的“醫療弱勢群體”得到的保護卻十分有限，這就造成了風險保護的錯配。較典型的是農民工群體，一方面新農合的制度設計針對農民工保護不足，在該制度下農民工通常要承擔高額的自負費用，且必須向籍貫所在地的縣級政府申請補助，不但補助金額很低，而且補助申領程序耗時很長； 另一方面，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易造成漏保，且流動性差，部分未簽訂勞動合同的非正規就業農民工被排除在制度之外，致使其基本醫療權利得不到保障。
( 五) 城鄉二元分割致使醫保缺乏公平性
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醫療衛生資源分配不公平。長期以來，醫療資源過度集中在發達地區的城市，農村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十分薄弱，醫護人員、藥品供應處于短缺狀態，管理手段落后，導致農民醫療的可及性遠比城鎮居民差。把有限的醫療資源優先滿足少數優勢群體的需求，這顯然是不公平的。第二，城鄉居民醫療保障待遇不公平。據統計，2008 年我國醫療衛生總費用為 14535． 4 億元，其中城市醫療衛生費用為11255． 02 億元，占總費用的 77． 4% ，農村醫療衛生費用為 3280． 38 億元，占總費用的 22． 6%，農村居民在人均醫療費用籌資標準、參保人數和報銷比例上遠低于城鎮居民。從收入分配的角度看，農村醫療保障待遇太低，使得很多參保人群在遇到疾病風險時仍不敢就醫，這就導致了社會保險中的逆向收入分配。
完善我國全民醫保體系的對策建議
全民醫保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要想最終實現多層次、高水平、廣覆蓋的全民醫保，不僅需要加強政府、醫院、用人單位以及個人等多方主體的支持與配合，還需要從整體上完善全民醫保的制度設計。根據目前的形勢和相關情況，結合上文分析的問題與難點，我們分別從覆蓋面、制度整合、政府責任、醫療衛生體制以及多層次的醫療保障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 一) 堅持強制性原則與政府補貼相結合，繼續擴大醫療保障覆蓋面
由于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合的“自愿參保”原則，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部分因經濟貧困而無力參保的人，或者因繳費年限不夠，制度體制漏洞而被排除在醫療保險的體制以外的人群，這使得全民醫保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覆蓋。我們要把諸如廣大非正式就業人口、破產困難企業的退休職工、老知青以及農村低收入農民等“醫療弱勢群體”作為醫療保障擴面工作的突破口，促使政府積極地發揮醫療保障責任主體的作用，不僅要從政策層面上規定所有人群都要強制性參加醫療保障制度，還要有針對性地對低收入人群進行補貼，這樣才能有效地解決目前存在的逆向財政補貼問題。總之，要將全體國民都無條件地納入到相應的社會醫療保障中去，這在目前階段是可行且必要的。
( 二) 加快制度整合，走漸進的全民醫療保險之路
城鄉分割、地區分割、人群分割嚴重阻礙了我國全民醫保的發展，醫療保險逐步從“多元制”或“三元制”過渡到“二元制”，最終實現“一元制”已經勢在必行。我國應該選擇漸進式全民醫保道路，對于城鄉經濟差距不太大的地區，應優先考慮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農合這兩種制度合并，然后逐漸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接軌；對于條件不具備的地區，目前則要認真考慮不同制度間的銜接問題，待條件成熟后，再將不同制度合并。具體做法是： 首先消除制度間存在的明顯不平等； 然后通過完善制度設計，實現醫療籌資和服務利用方面的公平； 最后要逐漸提高醫療保障水平，促進全體國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增進國民福祉。為此，需要中央出臺相關政策，完善頂層制度設計，鼓勵條件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地區( 最好是以地市為單位，條件合適時也可以以省市為單位) 進行醫保制度整合及醫保共同體建設的試點。我們認為，廣東省的珠三角地區，江蘇省的蘇南地區，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等地區可以成為第一批試點地區。這種試點，可以是醫保共同體建設的試點，即建立在區內“無障礙”參保與就醫的體系； 也可以是制度整合的試點，即將三種制度進行合并，或只先行合并其中的兩項制度。總的來說，醫保共同體建設的難度相對較少，可以較大范圍的開展試點，并不斷擴大和聯通這些共同體，最終實現全國的統一。目前，國內的不少地區已開展了相關的工作，并取得了不錯的進展，但是，還沒有形成全國的聯動態勢。
( 三) 政府承擔主要責任，為弱勢群體提供基本醫療保障
全民醫保并不是說所有的人都必須付出一定費用，事實上，對于家庭收入水平很低、確實沒有能力付費的人群，國家應該破除按照市場經濟效率先行原則的做法，大力發展醫療救助制度。立足于讓所有社會群體公平地享受醫療保障，甚至是優先解決弱勢群體的醫療保障問題，政府所屬的醫療衛生機構應當以低價格輔助貧弱人群獲得醫療衛生服務。此外，還可以通過財政制度安排，開辦醫療救助醫院和福利醫院，把醫療弱勢群體一次性納入醫療保障體系之中。總結國外的成功經驗，像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醫療衛生財政開支集中在關注貧困和老年人口等弱勢群體的保障上，而讓一般的人群通過商業保險等多種機制得到保障； 法國也專門推出了公共財政共同分擔貧困人口的醫療費用的計劃，明顯減少了專家服務偏向富人的傾向。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更應重視對弱勢群體的醫療保障，建議國家對一定收入標準以下的人群設置較低的起付線和較高的共付比例，減輕他們的負擔，減少和防止有病不愿看和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發生。
( 四) 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建立可持續的運行機制
醫療保障是一項涉及多種關系、多個部門、多方主體的系統工程，科學合理的醫藥衛生體制有利于醫療保障效率的發揮，是全民醫保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在全民醫保的發展過程中，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也是不容忽視的重點問題。按照中央的決策，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要突出“三個重點”： 即加快健全全民醫保體系，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運行新機制，積極推進公立醫院改革，簡單地說就是健全醫保、規范醫藥、創新醫療。從這個角度看，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要注意以下方面的問題： 關于“健全醫保”，要注意不斷完善醫療保險基金籌集、支付與管理制度，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這樣才能在未來建立起國家統一的全民的醫療保障制度； 關于“規范醫療”，一方面要完善基本藥物制度，確保所有公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均能免費或低價向病患提供“基本藥物”； 消除醫療衛生機構開具“大處方”的誘因； 改善招標過程，以取得性價比更高的藥品； 另一方面，破除以藥補醫機制，推進醫藥分業，促使基層醫療機構由逐利性轉到公益性的運行軌道； 關于“創新醫療”，要繼續推進縣級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拓展深化城市公立醫院改革試點； 大力發展非公立醫療機構； 調整醫療服務價格，全面開展便民惠民服務。
( 五) 鼓勵商業醫療保險的介入，建立多層次的保障體系
第6篇：城鎮居民醫保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 服刑人員 醫療保障 保外就醫
本文所稱的“服刑人員”，是指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經過人民法院依法審判被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被剝奪自由并交付監獄執行刑罰的人員。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其應有的人身權利容易受到侵害，其權利主張不容易受到重視和有效保護。服刑人員醫療保障，作為其重要人身權利，直接關系到服刑人員的健康狀況。但到目前為止，我國服刑人員的醫療保障水平不容樂觀，相關制度尚未有效建立。新刑事訴訟法已經全面施行，“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法律原則如何在服刑人員身上得到具體體現，是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服刑人員醫療狀況介紹
近年來，“躲貓貓”、“喝水死”、“做夢死”等新聞事件的先后發生使得刑事羈押場所備受關注，服刑人員非正常死亡成為事件焦點，暴露出我國監獄、看守所等服刑、羈押場所所存在的嚴重安全隱患，然而很少有人將服刑人員作為弱勢群體看待，服刑人員的人身權益并沒有因為上述事件的發生而得到有效改善。
1.服刑人員醫保水平整體低下。目前，每個監獄均設有相應的醫療機構和生活、衛生設施，但是普遍存在藥品低廉、醫療設施落后、醫務人員水平不高等問題，導致實踐中服刑人員的很多疾病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救治，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則束手無策的現象屢見不鮮。
2.監獄管理者對服刑人員的權利保障意識普遍淡薄。服刑人員因其犯罪記錄，被依法剝奪人身自由，作為被強制改造的對象。大多數監管人員往往不把服刑人員當成正常的人來看待，對其權利的剝奪認為理所當然。同時，監管人員的素質不高，對服刑人員應當受到保障的權利尚缺乏鑒別能力，更談不上去具體實施合法有效的保障措施。
3.保外就醫制度并不能解決大多數服刑人員的醫療問題。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罪犯確有嚴重疾病，可以依法申請保外就醫。作為程序要件，須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診斷并開具證明文件。就是說，保外就醫作為一種特殊情況，只適用于患有嚴重疾病的特定服刑人員，不能作為一種普適的手段，絕大多數服刑人員不能享受保外就醫，仍然只能依靠監獄現有的醫療資源。此外，近年來我國罪犯保外就醫制度暴露出不少問題。據統計，2001年1月至2004年10月，全國保外就醫罪犯25371人，平均每年保外就醫創加人，其中違法辦理的3708人，平均每年近930人，占保外就總數的14.6%。由于保外就醫往往具有指標限制，不符合保外就醫條件的服刑人員占用了保外就醫資料，對原本符合保外就醫條件的服刑人員造成不公，使相當一部分服刑罪犯病情符合保外就醫條件，卻因為多種原因沒能保外就醫。
二、服刑人員醫保制度陷入困境的原因
1.醫療經費嚴重不足。目前除個別正在試點醫療費用改革的監獄外，全國絕大部分監獄仍實行的是服刑人員免費醫療制，即由國家財政撥款和監獄企業收入來共同負擔服刑人員醫療費用，這種醫療費用體制的弊端從以下的數據中可見一斑：服刑人員的醫療費全國監獄系統長期以來維持在平均每人每月在9元左右，有些地區還不到3元。就四川監獄而言，從2004年到2007年，罪犯醫療費一直維持在96元/犯的年標準。②近年來，隨著物價上漲等因素，醫療成本增大，醫療費用不斷攀升，不少藥品出現了成倍增長，服刑人員醫療費用缺口越來越大。
2.服刑人員醫療保障立法滯后，保障水平低下。到目前為止，我國已基本形成以憲法為基礎、以《監獄法》等法律為主體、以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為補充的服刑人員權利保障法律體系。但是，立法的規定過于原則化，缺乏具體規定，使得實踐中缺乏統一的操作標準，服刑人員醫療條件遲遲得不到有效改善。
3.法律監督存在空白。從目前立法的情況來看，檢察機關監所檢察的范圍往往限于對罪犯勞動、學習、生活“三大場所”的監督，而這種監督也僅限于個別、偶爾抽查的方式，不可能每天進行巡視檢察，無法掌握每個罪犯的具體情況。在監獄這種環境中，罪犯想要反映自己的訴求是非常困難的，檢察人員很難接收到這種訴求。
4.保外就醫制度需要進一步完善。一方面，保外就醫作為一種特殊的監外執行形態，極易受到不法分子的利用。在極大的利益面前，不少獄政人員不惜鋌而走險。保外就醫看似審批嚴格、程序嚴謹，但只要拿到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的病情證明文件，通過審查的可能性非常大。而我們知道，一紙證明文件很容易人為捏造。另一方面，檢察機關對保外就醫的監督力度有限。《罪犯保外就醫辦法》中只規定負責罪犯保外就醫的監管單位應將決定保外就醫手續送達檢察機關、將決定收監執行或者延長保外就醫時間通知檢察機關，沒有明確檢察機關的監督方式、監督內容及監督步驟。雖然近年來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了有關保外就醫檢察監督的相關規定，但對執行刑罰機關缺少約束力，在實踐中監督起來較為吃力。
三、服刑人員醫療保障制度的完善
（一）建立服刑人員醫保制度
近年來，隨著服刑人員訴求的不斷增長，服刑人員費實行國家供給制所存在的問題日益引起社會關注。不少地方開始探索服刑人員醫療保障的改革之路。2011年5月，四川省監獄管理局下發了《四川監獄系統服刑人員大病統籌管理試行辦法》。《辦法》規定，服刑人員大病統籌有省財政專項資金、省監獄管理局統籌資金、監獄籌措資金、服刑人員個人勞動報酬提留等4種方式，為患大病的服刑人員建立服刑人員大病統籌專項資金，實行分類管理和使用，由監獄系統的兩所中心醫院及10所片區監獄醫院分別建賬，并設立起付線和報銷比例，按規定的程序和大病統籌范圍，對符合條件的大病住院醫療費給予報銷。四川省監獄管理局在全國首創服刑人員“大病統籌”，率先拉開解決服刑人員醫療保障問題的序幕。2012年，黑龍江省黑河市檢察院轄區內四個監獄的服刑人員醫療救助問題納入社會醫療保險工作取得重大突破，7000多名服刑人員已全部納入地方社會醫療保險。襄州區醫保局將襄北監獄服刑人員納入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范圍。襄北監獄服刑人員按照每人每年150元的標準參加襄州區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費用由襄北監獄負擔，享受待遇和普通參保居民同等標準。住院待遇方面，服刑人員醫療采取就近住院，起付標準300元，政策范圍內統籌基金報銷70%。醫療保險統籌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額可達9萬元。
上述3地的改革措施代表了服刑人員醫保制度的兩種模式：一是初級模式，即在將服刑人員全部納入社會醫療保險存在困難的地區，可以首先建立大病統籌醫療保障模式；二是高級模式，即在條件成熟的地區，應當將服刑人員全部納入地方社會醫療保險。筆者認為，這應當是解決我國服刑人員醫保保障問題的兩條切實可行出路，只有將服刑人員均納入全民醫療保障范圍，使其具有制度上的保障，才能從根本上維護公民健康權。
（二）建立老、弱、病犯健康狀況監控制度
目前，監獄應在接收服刑人員時，一般會對服刑人員進行體檢，掌握服刑人員健康狀況，同時建立個人檔案。但是，沒有建立專門的服刑人員健康檔案，無法準確掌握服刑人員的健康動態。因此，有必要對老、弱、病、殘等特殊服刑人員建立起專門健康檔案，內容除健康狀況外還應包含既往病史及用藥情況、家庭特定聯系人、聯系方式等。對此類人員要定期體檢，并定期主動與其親屬取得聯系，讓其親屬了解該犯的健康狀況。
（三）建立服刑人員病情危重告知制度
實踐中，一旦罪犯被剝奪人身自由，進入服刑階段，基本上與外界斷絕聯系，家屬要求會見是比較困難的，不可能經常對服刑人員進行探望。除了家信，家屬很難了解服刑人員的具體情況。由于監獄管理人員沒有向家屬通報情況的義務，如果服刑人員發生緊急情況，家屬一般很難及時掌握。為了加強信息溝通，確保家屬能夠及時掌握服刑人員病情，應當建立起服刑人員病情危重告知制度。一旦發現服刑人員身體出現嚴重不適或者其他病變，應當及時將病情通知服刑人員的家屬。通過制度化的規定，明確對哪些患病的罪犯要在何時讓其親屬知曉，一方面可以爭取罪犯親屬對患病罪犯給予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幫助，穩定患病罪犯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可以讓患病罪犯親屬對罪犯身患疾病有心理準備。
（四）建立重病犯病情診斷及醫治情況向派駐檢察室報告制度
凡屬保外就醫疾病范圍內的，在將病犯送出就醫之前，監獄有關部門應將病犯的基本情況、病情、家庭情況、改造情況告知派駐檢察人員，以便檢察機關對該部分人的保外就醫進行監督。同時，對危重病犯要向派駐檢察室通報病情及治療情況，便于檢察人員掌握相關情況。
第7篇：城鎮居民醫保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本文在對澳大利亞醫療保障體系分析的基礎上，通過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澳大利亞政府促進商業健康保險發展的三次政策調整做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我國全民醫保背景下商業健康保險的定位與發展思路。
澳大利亞是世界上實行社會福利制度最早、最好的國家之一，1910年開始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目前一個相當完善的社會福利網絡已覆蓋全國各地，社會福利種類多樣而且齊全，公民從出生到死亡都可以享受名目繁多的福利津貼。在醫療福利方面，澳大利亞實行全民醫療保健制度，所有公民都必須參加醫療保險。并可免費在公立醫療機構獲得基本醫療服務。這樣高的醫療保障福利并沒有阻礙澳大利亞商業健康保險的發展，有44，9％的澳大利亞人購買了商業健康保險。當前我國正在建立覆蓋全體公民的醫療保障體系，即“全民醫保”，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對我國商業健康保險進行定位并促進其健康發展?澳大利亞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一、澳大利亞的醫療保障制度簡介
澳大利亞的醫療系統是由聯邦政府健康保險委員會、衛生和老齡部、州和地方政府醫療衛生部門，以及私立健康機構和私人醫療衛生從業者共同組成。
澳大利亞實行的是全民醫療保險制度．1973年頒布的《健康保險法》規定，每個公民都有享受同等機會的醫療保險．每個居民都必須參加醫療保險，所有居民均可免費在公立醫院得到基本醫療服務。澳大利亞于1984年2月建立了全民健康保險制度(Medicare)，通過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和各州的醫療衛生計戈0，全體澳大利亞公民均可享受公立醫院的免費醫療服務和全科醫生服務。全民健康保險基金一部分來源于1，5％收入稅，占20％，其余80％來源于．政府的撥款。目前個人收入稅比例為：年收入在5萬元澳幣以內為1．5％；年收入在5萬元澳幣以上的為2．5％(不參加私立保險者)；收入低于一定標準者免征健康保險收入稅。基本的指導思想是“富者多出”和“盡力而為”。國家為病人支付的費用包括：在公立醫院的看病費、手術費、住院(包括藥品和飲食)費，不包括的費用有：牙科、理療和按摩治療、救護車服務等等。結賬方式通常情況是，開業醫生和醫院與政府管理的全民保險基金統一結賬。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的公民可以獲得一張保險證(MedicareCard)，病人只需刷卡而不需要付現金。根據澳大利亞有關法律規定．醫院和診所不能向病人賣藥，因此，同時實行“藥品補貼計劃”(PBS)，政府每年公布一次PBS的藥品目錄，凡退休者和領取社會救濟者(包括子女)在購PBS范圍內藥品時，不管藥品實際價格多少，每張處方付費2．6澳元．當年支出超過135．2澳元時，可領取一張免費卡，憑卡在當年免費購藥。對其余人(包括不參加醫療保險的人)每處方付費16澳元，不足16澳元按實際藥價支付，當年藥費支出超過312．3澳元時可申請優惠卡，當年購藥時每處方只付2．6澳元。此外，全民健康保險還擔負著在醫院外進行治療的大部分醫療費用，如看全科醫生和專家門診。全民健康保險負責負擔這些費用的85％。
私人健康保險是全民健康保險的重要補充。雖然澳大利亞實行全民醫療保險，但由于《健康保險法》明文規定，在公立醫院就診時病人無權選擇醫生和病房，也不享受優先住院和治療。因此，在澳大利亞，大約有44．9％的居民同時購買私人醫療保險。私人保險形式有兩種：一是單人保險；一是家庭保險。私人醫療保險只提供醫院服務，既可去私立醫院看病，也可到公立醫院以自費病人身份就醫，但可選擇醫生和優先住院，政府負責支付75％的費用。其余由私人健康保險負責。澳大利亞私立醫院的床位約占所有醫院床位的四分之一。私立醫院的開業醫生為患者提供大多數無須住院的治療，他們與領薪醫生一道，為患者提供多種醫療服務。參加商業健康保險的澳大利亞人除了可以報銷投保人在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的醫療費，還償付投保人接受的一系列非醫療服務的費用，如進行理療、看牙科以及購買眼鏡的費用等全民健康保險不予報銷的項目。如一年未使用私立健康保險基金者，還可獲得獎勵。聯邦政府鼓勵人們在使用醫療保健作為主要保障的同時也參加私人醫療保險，以更好地平衡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在整個衛生系統中的作用。
二、澳大利亞商業健康保險的發展與政策扶持
伴隨著澳大利亞全民醫療保健政策的逐步完善，與之相適應的商業健康保險制度也正逐步得到發展。作為全民醫療保健政策的必要補充，其輔助作用也日益得到體現。澳大利亞的商業健康保險起步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從1997年到2001年，澳大利亞商業健康保險經歷了三個主要發展階段：私人健康保險激勵方案(ThePrivateHealthInsuranceIncentivesScheme，以下簡稱PHIIS)、私人健康保險激勵法案(ThePrivateHealthInsuranceIn，cen~vesAct，以下簡稱PHIIA)和終生健康保險計劃(LifeTime]tealthCover，以下簡稱LTHC)。改革之前，參加商業健康保險的人1：3和比例都不是很高，在1997年只有占全部人口的29．7％參加商業健康保險。政策改革提高了商業保險的參保率，四年之后，也就是2001年，參保人數增加了400萬，參保率達到了45％。在這三個改革階段的實施過程中，政府的作用無疑是促進商業健康保險發展的主要原因。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相應的激勵措施與政策，并根據實施情況即時進行政策調整，促進了澳大利亞商業健康保險的發展。
在第一個改革階段，即1997年7月份到1999年1月份實施的私人健康保險激勵方案(PHIIS)，國家制定了三項具體的激勵措施。該政策針對不同的收入群體分別采取不同的規定：人均年收入在3．5萬澳元或者家庭年收入在7萬澳元以下的個人，政府會每年給予25～125澳元不等的補貼，用以支付私人健康保險費用；人均年收入在3．5 5萬澳元或者家庭年收入在7萬澳元以上的個人，政府不再給予補貼；人均年收入在5萬澳元以上或者家庭年收入在l0萬澳元以上的個人，如果不參加商業健康保險則對其征收1％的醫療附加稅。
在第二個改革階段，即1999年1月份到2000年7月份實施的私人健康保險激勵法案(PHIIA)，國家制定了兩項具體的激勵措施。不管收人為多少，政府每年給予30％的補貼來支付私人健康保險費用；對高收人群體，即人均年收入在5萬澳元以上或者家庭年收入在10萬澳元以上的個人，國家仍然收取1％的醫療附加稅。
在第三個改革階段，即2000年7月份開始實施的終生健康保險計劃(LTHC)，用來提高私人健康保險的參保率。為了改善風險曲線，確保成員參保的連續性，國家制定了四項具體的激勵措施。30歲之前或者在1999年7月到2000年7月期間參加商業健康保險的個人，政府終生給予低額健康保險津貼；在2000年7月，年齡為30歲或者以上的個人國家每年補貼2％的保費，直到補貼至保費的70％這個最高值為止；個人一旦參加了終生健康保險計劃(LTHC)，將有24個月的停交醫療附加稅期，24個月之后該人之前交納的醫療附加稅將以每年2％的額度逐年累積到該人的家庭津貼里；1934年7月之前出生的人可以免除醫療附加稅，政府還增加了對澳大利亞老年人的保費補貼：65歲以上的老人可獲得35％補貼，70歲以上的為40％。之前參加私人健康保險激勵法案(PHIIA)的人仍然按照原有規定實施。
通過以上三個階段的改革措施與相關的政策扶持，澳大利亞的商業健康保險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具體表現在參加私人健康保險的人數、比例的增加以及年齡結構與性別比例的優化。
首先，參加私人健康保險的人數、比例有了明顯增加。據澳大利亞私人健康保險管理委員會(PHIAC)和澳大利亞統計局(ABS)的數據，在改革之前的1997年約有776萬人參加商業健康保險，約占總人口的29．7％，到2001年這一數字達到1176萬人，占總人口比例約為45％，增長了15．3％。在政策實施的短短四年時間里取得了明顯的成果。
其次，參保者的年齡結構與性別比例得到了優化。根據澳大利亞私人健康保險管理委員會(PHIAC)和澳大利亞統計局(ABS)的不完全統計，55歲以下的參保人數占總人口比例增長了16．6％；55—64歲男性女性均增長了14％；65—74歲男性增長了7％，女性增長了5％；75歲及以上男性增長了1．4％，女性增長了2．2％。
澳大利亞居民愿意參加私人健康保險的原因：一是政府給補貼，提高了個人繳費的使用效率，激勵個人繳費；二是認為參加了健康保險更有安全感，可以解除很多后顧之憂。特別是老年人，其身體狀況決定了承擔醫療費用的應急成本會很高；三是認為參加了健康保險可以自由選擇醫生、避免等候期、服務質量好。但是也有一部分居民至今還沒參加，他們不參加的原因：一是認為參加健康保險的費用高；二是認為制度沒有統一，改革頻繁，沒有信譽保證；三是認為已經有公共醫療保障，沒必要參加私人健康保險；四是有很少一部分人認為身體很好．沒必要參加。
三、“全民醫保”背景下的商業健康保險定位
澳大利亞的全民醫療保障制度將所有人納入一個體系中，在這個體系內沒有城市居民與鄉村居民之分，沒有公務人員與非公務人員之分，更沒有公務人員之間的等級之分。在這個體系外，也沒有一個由國家公共醫療資源建立的，為特殊群體服務的醫療保障體系。全體人民都在同一個醫療保障制度體系內，享受統一標準的醫療服務及同等的醫療保障待遇。在經歷兩年多的反復研討和論證后，我國的新醫改方案即將浮出水面。盡管醫改方案的設計達十個版本之多，但在醫療保障制度構建上有一項基本原則是達成共識的，即政府須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努力打造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的醫療保障體系。在此指導思想下，截至2007年末，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已經覆蓋1．7億人，7．3億多農民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針對城鎮非從業人員的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試點也從今年開始在317個城市全面鋪開。澳大利亞與我國國情及經濟基礎不一樣，因此所實施的醫保模式也不完全一樣。澳大利亞人口少，經濟基礎好，實行的是全民統一的健康保險，而我國人口眾多，經濟還不富裕，實行的是針對不同群體分別設計的醫療保險，但是也基本實現了全覆蓋，所以全民醫保是我們改革的價值取向。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國和澳大利亞有相似之處。因此，澳大利亞在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下的商業健康保險定位和政策對我們全民醫保模式下的商業健康保險政策設計具有借鑒意義。
在一個成熟的保險市場，商業健康保險保費收入占人身保險保費收入的比例一般為30％左右。2006年我國的這一占比為8．81％；2005年我國醫療費用支出7400多億元，同年商業保險支出僅18多億元，個人負擔的醫療費用約5800億元，醫療費用缺口為78．37％；同年商業健康保險提供的醫療費用支出僅占全國醫療費用支出的3％，個人自付部分的6％。現實表明，我國商業健康保險的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大力發展商業健康保險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全面推進商業健康保險制度創新是大力發展商業健康保險的必由之路。
我國商業健康保險的發展存在著一系列的障礙。首先，在整個醫療保障體中，商業健康保險的定位長期以來處于輔助、附屬的地位，從制度層面來看，商業健康保險只是作為社會基本醫療保險的補充，沒有成為國家醫療保障體系的組成部分。在推行全民醫保之前，我國商業健康保險的定位是作為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補充來設計的，但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推行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建立，使得商業健康保險的空間逐步縮小。其次，政府未能統籌考慮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健康保險的協調發展，城鎮職工基本醫療社會保險和商業健康保險的定位不清，導致的直接結果是商業健康保險可操作的市場空間小，難以充分滿足保險經營大數法則的要求，從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對象看，它基本囊括了城市居民中最優質的投保人資源，他們有相當的固定收入，年齡結構也比較理想，而商業保險公司只能做一些補充險或是面向沒有固定工作的人群，風險明顯偏高。第三，社保機構強制推出企業大額補充醫療保險，商業保險失去了在健全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中本應由商業健康保險來經營的補充醫療保險。
因此，需要借鑒澳大利亞的經驗，對我國商業健康保險進行重新定位。國務院《關于促進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了商業保險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我們對商業健康保險定位的基礎。作為醫療保障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商業健康保險應當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是我們對商業健康保險的基本定位。為此，．整合管理醫療保障制度，最大化發揮醫療保障制度的積極保護作用，最大化改善全體國民身心健康狀況，提高全體國民的生活質量和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在這樣一個分析框架下來尋求促進商業健康保險發展的政策思路。
四、促進我國商業健康保險發展的政策措施
澳大利亞在社會醫療保險全覆蓋的基礎上，商業健康保險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這主要得益于政府對商業健康保險的合理定位和政策扶持。政府在建立全民健康保險的同時，為商業健康保險的發展留出了足夠的空間。同時，及時進行改革和政策調整，通過政策激勵，使商業健康保險得到了快速發展，參保率不斷上高。政府鼓勵人們在使用社會醫療保險作為主要保障的同時也參加商業健康保險，以更好地平衡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在整個衛生系統中的作用。我國可以借鑒澳大利亞的經驗，采取以下商業健康保險發展的政策措施：
1．在現有醫院體系框架內建立差異化的醫療服務層級。需求方面差異化的醫療保險和保障體系必須同時反映在供給方。政府可以考慮加大初級醫療體系建設的投入力度，重新分配目前醫院財政補貼的流向。商業健康保險覆蓋的中高收入人群的醫療需求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由市場力量解決，政府應該調整干預方向，保證現有的醫院能夠為受保障人群提供充足的醫療服務的同時，發展高水平的私立醫院。公立醫院主要負責基本醫療，費用由社會醫療保險資金支付。私立醫院的費用由商業健康保險支付。
2．促進社會醫療保險與商業健康保險的協調發展，有效處理公平與效率問題。國家提供的社會醫療保險要與經濟發展水平、財政負擔能力相適應，主要為中低收入群體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需求，重點體現社會公平，努力使各類人群享受相同程度的基本醫療保障。基本醫療保障以外的需求，應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靈活多樣的商業健康保險予以解決，充分體現不同經濟收入水平參保者的權利與義務對等的效率問題。政府可以將大額醫療保險強制從社保機構剝離，交給商業健康保險公司來經營，同時發揮商業健康保險對基本醫療保險拾遺補缺的作用，理論上講，可以用商業健康保險報銷基本醫療保險起付線以下、封頂線以上和介于兩者之間需要參保人個人負擔的比例。但是為了避免基本醫療保險的共付機制遭到破壞，對于基本醫療保險中需要個人負擔的部分，商業健康保險應當在合理的范圍內提供額外保障。
第8篇：城鎮居民醫保論文范文
關鍵詞：流動性；住房；消費；財富效應；VEC
中圖分類號：F126.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4）-0051-06
一、住房資產財富效應的文獻回顧
資產的財富效應以1990年為分界點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與傳統的財富效應研究相比，1990年后財富效應的研究更加深化。一是財富效應的檢驗技術進一步完善。例如面板協整技術的應用（Dreger等，2006）［1］。二是對各種資產的財富效應進行分類研究。三是不僅研究單個國家的財富效應，還進行財富效應的國別比較。四是不僅分析資產價值變化對消費的影響，還分析資產價值變化對住房貸款需求、貨幣流通速度和資產自我保險等因素的影響。其中，1990年后不僅研究金融資產的財富效應，還研究不動產的財富效應。這是財富效應研究深化的重要特點。
從理論上說，資產的財富效應要受到系列因素的制約。例如，資產流動性的強弱，資產回報率期望值的高低，消費者的收入分布和收入狀況，與資產相關的稅收政策，消費者的消費習慣，消費偏好，心理賬戶和消費計劃等。由于這些差異，導致金融資產和住房資產的財富效應出現差異，從資產流動性的角度看，金融資產和不動產（主要是住房）是有區別的。總體上看，住房資產的流動性要弱于金融資產特別是股票資產。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住房資產的財富效應就要弱于金融資產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出現了爭議。
一種觀點認為，住房資產的財富效應較小。Levin（1998）［2］的分析發現，住房資產對消費基本沒有影響。Tracy（1999）［3］等人認為，雖然住房價格的變動帶來的財富變化可能比股價變動帶來的財富變動要大，但是住房資產的財富效應可能要小于金融資產的財富效應，對于計劃長期居住房屋的消費者來說，住房價格上升所帶來的有利的財富效應可能被使用住房的成本上升所抵消。Poterba（2000）［4］認為，由于自己居住而不能兌現的房地產具有較低的邊際消費傾向，因為自住性的房產通常被看作是一種長期資產。Campbell和 Cocco（2005）［5］認為，年紀大的自有住房者對住房價格的變化比較敏感，而年輕租房者的消費對住房價格的變化不敏感。
然而，更多的觀點似乎支持住房資產的財富效應要大于金融資產財富效應的觀點。Case（2001）［6］等人發現，住房價格上漲對家庭消費的促進作用要明顯大于股市的財富效應。Bayoumi和Edison（2002）［7］得到的一個主要結論是，住房財富對消費的影響要大于股市對消費的影響。Benjamin等（2004）［8］以美國1952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四季度的數據為樣本，其研究發現，不動產增長1美元使消費增加8美分，而金融資產增加1美元只能使消費增加2美分。持有不動產能夠平滑消費并減少消費的波動性。
從國內看，中國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財富效應的研究。但是，這些文獻主要集中在股市財富效應的研究上，對住房資產財富效應的理論研究很少見，對其實證分析則更少。例如，盧嘉瑞等(2006)［9］分析了股市財富效應的傳導機制并檢驗其財富效應。段進等（2005）［10］、駱祚炎（2004）［11］和李振明（2001）［12］對股市財富效應進行理論和實證分析。賀菊煌等（2000）［13］和臧旭恒（1995）［14］分別分析1996年和1995年以前金融資產對消費的影響。對住房資產財富效應研究的典型文獻是，劉建江等（2005）［15］對房地產財富效應作用機制的分析。他們運用持久收入理論和生命周期理論，認為持續上漲的房地產市場，促進消費和經濟的增長。該論文沒有進行房地產財富效應的實證分析。
有鑒于此，本文認為，對住房資產財富效應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都有待加強。本文主要基于資產流動性的角度，運用VAR和VEC協整等技術，以中國城鎮居民1985―2004年的數據為樣本，對住房資產財富效應進行實證分析。在此基礎上，對中國居民住房資產財富效應的原因進行探討，并尋求通過住房資產財富效應促進消費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對策。
二、基于流動性的住房資產財富效應理論分析模型
Muellbauer（1994）［16］認為，基于流動性和資產所有權不同而引起的資產差異，會引起不同種類資
產的邊際消費傾向。根據Benjamin（2004）［8］的理論，家庭從金融資產St和實物資產Ht（主要是住房資產）取得收入，個人可支配收入被分為轉移性收入Gt和工資薪金Yt。轉移性收入Gt包括社會保障金、失業補償金、食品供應票等。這樣不包括財產性收入在內的可支配收入為Zt=Yt+Gt。一些因素將這兩種收入轉化為資產的價值。假設這些轉化因素用bY和bG代表，則不可觀測的人力資本和轉移財富分別為轉移性收入bYYt和bGGt。轉移資產被看作是一項可以從社會保障等項目中獲得收入的權利。工資薪金所得和轉移性收入均用現金支付，具有完全的流動性，它們形成的資產也具有完全的流動性。家庭從金融資產上獲得的收入缺乏流動性，這是因為金融資產是一些受限制的養老金和保險金賬戶，從金融資產上獲得的利息、紅利和資本利得不會輕易被用來消費。住房資產也存在同樣的情況。這樣，假定金融資產相對于住房資產的流動性為λs，則按照流動性加總得到的總財富，包括人力資本、轉移資產、經過流動性調整后的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即：
（三）住房資產財富效應的方差分解分析
各因素對消費影響程度還可以使用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分析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用方差度量）的貢獻度，進一步評價不同結構沖
擊的相對重要性。從表2可以看出，未來第一期至未來第七期，住房資產對消費的影響都要弱于金融資產，也要弱于轉移收入的影響。對消費影響最大的因素仍然是消費自身，由此可見消費習慣的重要性。但是從第八期開始，住房資產對消費的影響開始超過金融資產的影響，這說明住房資產有一種預期的財富效應（見表2）。
五、住房資產財富效應低的原因探討
從實證分析結果看，住房資產存在微弱的財富效應。這與中國的經濟狀況和住房市場的發育特征有關。
（一）住房價格上漲速度過快，抑制消費的增長
目前住房價格過高，漲幅過大。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發達國家的房價收入比一般在1.8-5.5倍之間，發展中國家合理的房價收入比在3-6倍之間。我國目前全國的房價收入比已超過7.8倍，上海、北京、廣州等地的房價收入之比則更高。上海80平方米的住宅價格相當于每戶一年可支配收入的27.5倍［17］。住房支出占居民消費的比重從1990年的4.77%增加到2004年的10.22%。駱祚炎（2007）［18］通過VAR模型分析認為，支出增長預期對未來消費變化的影響僅次于可支配收入因素，但要強于預防性動機對消費的影響。住房、教育和醫療保健等消費價格的過快增長加劇了居民的儲蓄心理。
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是，Engelhardt（1996）［19］發現住宅資產的財富效應具有不對稱性。住宅資產的價格上升對消費幾乎沒有影響，但是住宅資產的價格下降1美元卻可能使消費下降30美分。中國近年來的情況表現為住房價格的上升。全國2001年―2004年房屋銷售價格環比增長指數分別為2.2%、3.7%、4.8%、9.7%①。住房價格的這種上升趨勢引發住房資產財富效應的非對稱性發揮，抑制消費的增長。
（二）住房資產較低的流動性限制財富效應的發揮
Benjamin（2004）［8］認為，美國金融資產具有相對較低的財富效應。這與本文的結論相反。他認為金融資產財富效應低。這是因為居民金融資產集中在受到限制的幾個賬戶如養老金和保險上，這些賬戶大約占到居民金融資產的75%，居民不能輕易地從這些賬戶中提走資金，也不能在無抵押的情況下獲得借款。但是上述情況在中國恰好相反。中國居民的金融資產主要體現在儲蓄資產上，該資產的流動性相對住房資產來說要顯著地高。其他金融資產諸如股票和債券具有更高的流動性。當然居民的養老金和住房公積金等資產則同樣是受到限制的。相比之下，住房資產的交易成本則要高得多，交易過程也較長，尤其是二手房的交易。加之住房交易對于初始投資的要求較高，其流動性受到進一步的限制。流動性的不足限制住房資產對消費的促進作用。
（三）較強的流動性約束制約住房資產的財富效應
流動性約束理論是針對信貸市場不完善而提出的假說。總體來看，流動性約束降低了消費水平。近年來，中國居民收入的兩端分化趨勢有所加強，居民整體的收入水平和財富水平不高，增強了居民的流動性約束。住房價格的上升，一方面導致一個相對于其他資產來說更高的投資回報率，另一方面由于較強的流動性約束卻使居民無法獲得這種投資回報率。杜海韜等（2005）［20］認為，1990年代中期以來持續走低的收入增長率直接抑制了消費需求的增長，仍然偏緊的流動性約束和日益增強的不確定性增大了預防性儲蓄動機，也制約了住房資產財富效應的發揮。
六、發揮住房資產財富效應，促進消費增長
住房建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住房資產理應發揮對居民消費的促進作用。在全球經濟失衡的情況下，發展消費的意義尤為重要。為此，應該采取措施，發揮住房資產促進消費的作用。
（一）抑制住房價格的過快增長
住房價格的過快增長，減弱住房資產的財富效應。駱祚炎（2007）［18］認為，隨著中國經濟轉型的深入，人們產生大額剛性支出的預期，迫使居民減少當前消費而增加儲蓄，住房等消費價格的過快增長加劇了居民的這種儲蓄心理，抑制住房等支出的過快增長是當前促進消費的重要手段之一。有一種觀點認為，持續上漲的房地產市場，能擴大短期邊際消費傾向并促進消費。但是要注意的是，住房資產財富效應的發揮，是以住房價格不能過快增長為前提的，而且收入的增長不能明顯落后于住房支出的增長。從當前看，最迫切的任務是控制房價的過快增長，并滿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和需要。
（二）適當增強住房資產的流動性
提高住房資產的流動性，能夠改善住房資產的財富效應。在完善住房一級市場的基礎上，要逐漸完善住房二級市場。住房二級市場目前存在交易法規不健全、對中介機構和交易主體的監管落后等問題，必須采取措施加以解決。近段時期來，住房市場的投機氣氛較濃厚，使住房價格漲幅過大，住房價格過高。政府采取的措施有效遏制了這種發展勢頭。今后一段時期，應該籌劃住房市場發展的長期政策，促進住房市場的正常交易，保證住房資產的適當流動性。
（三）保持對住房市場的平穩調控
2005年3月開始的住房市場綜合調控措施取得顯著成效。是否繼續實行這種較猛的宏觀調控措施，學術界存在一些爭議。謝百三（2006）［21］認為，如果繼續實行過猛的宏觀調控政策，將對房地產市場、金融穩定乃至整個宏觀經濟形勢造成不利影響，政策的重心應該轉向鞏固宏觀調控成果，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發展等方向上來。筆者認為，從住房資產的財富效應來看，住房資產的平穩增長有利于對消費的促進。解決當前居民住房難的問題，一方面要抑制房價的過快增長，另一方面要顯著提高居民收入（例如可以大力發展金融市場）。在民生問題和經濟增長與發展問題上，政府要進行綜合評判，取得一個相對均衡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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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城鎮居民醫保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醫療服務成本,誘導需求,道德風險
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發現，醫療服務費用增長速度超過了人均收入的增長，醫院衛生消費支出已經成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費。最近五年，城市居民年均收入水平增長8.9%、農村增長了2.4%，而年醫療衛生支出城市、農村分別增長了13.5%和11.8%。
本文認為醫療服務成本過高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政府補償不到位
我國目前是以醫院自補為主，財政補償為輔，雖然近年來政府投入逐年增長，但其增長速度與GDP和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相比明顯偏低。政府投入不足，醫院為了維持其正常的發展，導致藥品收費過高和設備檢查項目過多，加劇了醫療服務成本的上漲。當前“看病貴”其實是政府投入不足，醫療收費調整不及時，醫療機構補償機制扭曲。
具體表現如下：
（一）藥費比重大
醫院為增加收入，滿足發展，利用其壟斷地位去高收費、開大處方。同時，醫院、醫生與藥商形成利益共同體,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選擇和使用藥品,操縱藥品市場,藥品價格失控。醫院為了維持其保本業務收入,會在同等藥效的藥品使用上選擇進口或價格較高的,這樣做既增加了收入以補償醫療成本和管理費用,又不違反國家政策。
（二）醫療設備規模盲目擴大
財政補償不到位,醫院必須通過增加醫療收入來獲得運行和發展費用,注重可賺錢的項目，爭相購買先進的儀器設備，實行高成本經營，做“大檢查”，最終致使醫療費用居高不下。其中對病人的醫療檢查診斷費逐漸成為醫院醫療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也是導致醫院對各種高檔醫療設備投入迅速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醫療保障制度不健全
大病重病患者自行負擔的醫療費用較重，由于其病程較長，難以治愈，對治療的手段技術、用藥等要求較高，往往超出了基本醫療保險的支付范圍。這勢必會影響到慢性病患者的醫療費用負擔。
現行城鎮醫療保險制度的目標人群只包括就業人員及符合條件的退休人員,將絕大部分兒童、一部分老人以及其他無法就業的人員排除在外。無論是城鎮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險,還是農村的合作醫療,參保者享受的待遇與繳費緊密掛鉤,不能繳費甚至不能及時繳費就無法享受相關保障待遇。尤其是城市弱勢群體和農民,本身收入水平極低,醫療保險就成為巨大負擔。
而我國目前大多數醫療保險統籌地區實行的是按服務項目付費的支付方式。醫生通常會增加藥品量和診療項目，多用昂貴的診療手段；在診斷不明時，醫生會使診斷升級，誘導患者住院或手術、或延長住院時間等，以增加其收入。
三、醫院定價核算機制存在缺陷
首先，醫生的勞動價值沒有充分得到體現。醫院過度強調藥品和設備檢查收入，并與醫生的績效工資掛鉤，但是代表醫生專業技能和知識水平的診療費、護理費、手術費等的收費標準極低，醫務人員的付出、高昂的培訓成本、高強度長時間不規律的勞動使醫生自身的價值和職業風險難以體現。其次，醫院在成本核算和預算管理方面亦有不足。具體如下：
（一）服務性收費價格低
在醫療服務項目價格管理中，普遍存在“重有形，輕無形”的觀念誤區。對技術勞務這些“無形”項目實行低價政策并不能減輕患者的經濟負擔，反而促使醫院更多的提供有形服務，把他們的服務價值轉移到了藥品的銷售及設備檢查方面。
（二）核算機制不完善
盡管現行《醫院財務制度》提供了一定的成本核算功能，但僅能進行醫療機構總成本核算，無法核算醫療服務項目成本、病種成本。同時，成本分類存在問題，致使醫院無法準確評價和考核醫院成本狀況；醫療支出與藥品支出界定不清，支出計算不準確，造成藥品結余過大，給社會產生以藥養醫的現象；沒有建立完整的全面預算管理體系，未將預算分解到各責任主體；預算編制缺乏廣泛參與性，方法不科學；預算執行約束力軟化并且未建立評價監督機制。
四、道德風險的存在
（一）醫患雙方信息不對稱是醫療市場的重要特征。
醫生等各類專家通常比患者更知道患者問題的嚴重程度以及需要什么樣的解決方法，患者往往只能聽從專家的建議來決定需要什么樣的服務。由于這種信息不對稱，專家會有動機去欺騙他們的患者。并且，信息不對稱程度越高，醫生誘導能力就會越強。醫療服務信息的不公開透明更加加重了患者（委托人）信息的劣勢地位。
（二）由于醫療市場中，醫生所具備的知識和技能的專業性非常強，患者往往難以觀察和證實，因此我們的主要關注點在于它的道德風險。
1、醫院的道德風險
主要表現為醫院的誘導需求，即醫院從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利用患者對醫療信息的不了解，要求患者做沒必要的檢查或使用高新儀器檢查普通疾病；開好藥、貴藥以獲得經濟利益；延長病人住院時間等。
在有社會醫療保險的情況下，醫療服務提供方利用參保人“不在乎”價錢多少的心理，誘導患者多消費醫療服務。醫方不僅為消費者提供醫療服務，而且還能向消費者建議應該消費什么，因此，醫方可以直接“創造”需求。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這種“創造”就變成了“誘導”。變現為：過度檢查、過度用藥、過度收費。
同時，醫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或者是防止可能發生的醫療糾紛而讓患者做一些昂貴的高、精、尖的儀器檢查，以此來逃避責任。
2、患者的道德風險
患者作為服務對象，并不是在整個醫療服務過程中都處于劣勢狀態，這種情況多見于存在醫療保險等第三方付費的情況。
由于社會醫療保險的提供，患者減少了個人躲避和防范風險的動力，增加了個人過度利用醫療服務的動機和激勵機制。一旦患病，人們將比在未投保的條件下消費更多的醫療服務、更長的住院時間和更加昂貴的藥物。表現為：謊報病情，小病大養；一人獲保，全家享受。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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