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育權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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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女性生育權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尤金•，奧尼爾，奇異的插曲，抗爭，屈從
《奇異的插曲》是“美國現代戲劇之父”尤金?奧尼爾中期最重要的劇作之一，“是標志著奧尼爾走向全面成熟的第一部劇作，奧尼爾對此劇所傾注的精力比對過去的任何劇作都多。”[1]劇本發表后立即成為全國的暢銷書，奧尼爾因此第三次榮膺普利策獎。在這部被奧尼爾稱為“我的女人劇”的劇作里，女主人公尼娜普遍被評論家稱為是一個“狡詐地操縱她的男性崇拜者[2]”的“妖女”。筆者認為，尼娜是一位敢于追求自我實現、自身幸福的有強烈女性意識的現代女性，她對女性從屬地位的大膽抗爭及最后對男權中心文化的無奈屈從揭示了西方女性在現代社會中的生存困境。
1 抗爭
年輕時的尼娜朝氣蓬勃，勇敢堅強，是西方現代新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敢于突破傳統思想的窼臼，大膽地去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她不受門第觀念影響，不顧父親利茲教授的反對，與出身貧窮但十分優秀的學生戈登相愛奧尼爾，憧憬著與他共同邁入幸福的婚姻殿堂。當父親的暗中干涉使她未能如愿而抱憾終身時，尼娜便以一個敢于反抗男權的獨立女性的姿態出現，指責父親對自己人生幸福的破壞和扼殺，“我決定馬上從這兒搬出去[3]”。這句話斬釘截鐵地表明了尼娜沖出家庭牢籠、擺脫父權控制的渴望免費論文下載。在后方醫院，尼娜將自己純潔的身體獻給傷兵，讓他們快樂，為心中對死去的戈登懷有的負疚感而自我“奉獻”、自我懲罰。雖說這是一種“道德沉淪”的表現，但卻是對以利茲教授為代表的清教主義清規戒律的一種大膽的叛逆，是尼娜受其壓抑而采取的抗爭行為。
經歷了失去愛人的痛苦，尼娜并沒有像傳統女性那樣自怨自艾，反而以一種更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探索新的生活道路。她以自己的方式構建了一個“戈登神話”。為擁有一個孩子成為孩子的母親，她選擇跟自己不愛的薩姆結婚。這同傳統的男性一直將女性視為生育工具完全相悖；尼娜要在滿足自己的需求中完成男女兩性角色的轉換；當薩姆的家族病史阻止她成為母親時，她又選擇了達萊爾，就在達萊爾完成她做母親的心愿的同時，尼娜從他那里找到了現實生活中情感的寄托。尼娜還使父親的學生馬斯登填充了父親死后她所缺失的父親角色的空白。丈夫薩姆、情人達萊爾、父親的替身形象馬斯登及兒子小戈登，是尼娜死去的心上人的四個分身和替補，是他們成就了尼娜不死的“戈登神話”，實現了她心目中所追求的作為女人最完美的境界，如她所言，“我應當是地球上最驕傲的女人！我應當是世界上最快活的女人！”[4]
作為劇本中唯一重要的女性角色，尼娜雖勢單力孤，卻依然不失為一個勇于把握自己命運、抗拒男權的女性形象。在為爭取自己的獨立與幸福、爭取同男人平等生活的權利進行大膽抗爭的同時，尼娜也在積極努力地尋找著自我、成就著自我,展現著一個同男性具有平等地位的普通女性的生存價值。
2 屈從
“19世紀的美國社會只為女人提供了一種得到社會尊重和接受的角色——賢妻良母奧尼爾，一種要求女性不斷自我犧牲，一心滿足他人的角色。這樣一來，不論處于什么心理狀態和知識層次的女人都不得不極力使自己符合這個規定的角色。有關生育的書籍、上流社會女性雜志、兒童文學也不無要求女性無私地放棄自己的理想，將自己的希望和能力托付給她們生活中的男人。”[5]劇中尼娜便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雖然她不甘于傳統的束縛，大膽于命運進行抗爭，可她畢竟是一個普通的女人。作為女兒、妻子、情人和母親，“尼娜過著這些人的生活，戴著這些人的面具，扮演著這些人的角色。”[6]在男權中心文化的控制下，尼娜只是一個性別意義上的“女人”，只擁有性別層面上的身份定位，無法擁有男人們具備的社會角色。這種社會角色的缺失和男權中心文化在禮教文化等層面上對女性的種種約束制約了尼娜個性的發展，剝奪了她的生存發展空間，使她只能借助于男人尋求自我的實現，注定了她最終也只能無奈屈從于男權統治對自己命運的主宰。
在父親面前，尼娜是女兒，除了經濟上依靠他外，還有傳統禮儀上的孝義親情。縱使她深愛戈登，女兒的身份卻使她不忍以傷害父親的感情來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只能屈從于父親的意志免費論文下載。尼娜同薩姆結婚本是想利用他滿足自己成為母親的愿望，可妻子的責任卻促使她為了給有家族病史的丈夫生一個健康的孩子而和達萊爾通奸生下了小戈登。后來，薩姆事業的發達使尼娜在經濟上無條件地聽命于他，致使尼娜一步步放棄個性奧尼爾，成為了按丈夫意愿行事的女人。作為尼娜情感和精神上雙重依賴，尼娜的情人兼精神病醫生達萊爾給她開的走傳統女性之路的處方將她的命運引向了情感和婚姻兩分的尷尬境地。尼娜的一生自此陷入無休無止的精神折磨之中。兒子小戈登是尼娜情感上最大的依賴，尼娜曾試圖跟兒子的心上人瑪德琳爭奪兒子的感情，卻被達萊爾以精神病醫生的身份宣布處于更年期的她精神不正常。尼娜抗爭命運最后的努力也以失敗而告終。身心俱疲的尼娜再也沒有同命運抗爭的勇氣了，只求同那個父親式的丈夫馬斯登回到兒時的家里，在寧靜中死去，以此來結束她人生的一段插曲。
結語
面對強大的男權統治，尼娜生活的角色只能圍繞“女人”而定，生命也只能依賴男人而延續。無論她怎樣抗爭，都無法擺脫男性權威的束縛和禁錮，“她每一次的努力都繃緊了自己周身的羈絆[7]”.雖然尼娜的最終歸宿再現了西方女性在現代社會中的生存困境，但她追求幸福、抗爭命運的勇氣卻也呈現了普通女性尋求自我、成為自我的夢想。忠實于自己的夢想，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這正是尼娜代表的精神所在，也正是她的可貴之處。
參考文獻：
[1]特拉維斯??博加德.尤金?奧尼爾的劇作[M].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2.
[2]Robinson,James A. The Middle Plays [C]. Michael Manheim. 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Eugene O’Nei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4]尤金?奧尼爾.奧尼爾劇作選.歐陽基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4.
[5]SmithRosenberg, Carroll.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詹姆斯?格林.尤金?奧尼爾的《奇異的插曲》[M].紐約：紐約市君王出版社，1965.
[7]Falk,Doris V. Eugene O’Neill and the Tragic Tension：An InterpretativeStudy of the Plays[M].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8.
第2篇：女性生育權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農村婦女；現代意識；培養途徑；自強自立
培養農村婦女的現代意識是一項長期工程，需要個人和社會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筆者長期從事婦女工作，具體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以幫助農村女性樹立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生存意識。
一、加強農村基礎教育，開展多種技能培訓
根據2000年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看，我國農村女性文盲人口已占農村女性總人口的16.89%，教育是農村婦女素質優化的最重要的途徑，必須重視農村的基礎教育，關注弱勢群體的女性教育，針對不同年齡段的農村女性開展形式不同的教育。對于學齡階段的女性，要加強農村的基礎教育，未雨綢繆，大力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將這項政策落到實處。否則先期的教育不足會導致后期能力發展的缺陷，基礎教育可以提高最廣大農村婦女群眾的文化素質，這有利于其現代經濟、政治、文化意識的樹立。對于農村已婚女性，根據當地的產業模式，開展有針對性的專項技能培訓，掌握農業或手工業的一技之長。
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地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規模龐大的女女流動人口的形成。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當前全國女性流動人口數量已達到7385萬人，占據全國流動人口的半壁江山。女性流動人口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和千千萬萬的男性流動人口一樣，離開家鄉，告別故土，融入到經濟建設和城市發展的大潮中去。鑒于此經濟現狀，我們必須打破行業性別歧視，為農村婦女提供廣闊的就業渠道和就業機會，讓廣大農村婦女參與到市場競爭的大潮中去。對于勞動力富庶的地區，在進行專門的培訓之后，可以組織農村婦女進入當地城鎮從事一些餐飲、服務、加工之類的技術含量較低的行業，為增加農村婦女的經濟收入提供機會，使農村女性在經濟上擁有獨立地位，增強其經濟自主能力。同時獲取接觸城市開放文化的機會，開闊視野。對農村婦女自身而言，不僅要配合基礎教育，同時要有意識地尋找各種渠道學習新知識新技術，例如通過電視農業頻道聽取一些農業致富“經”。 二、落實法律法規，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
土地是農村婦女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但是據全國婦聯對30個省市202個縣市區1212個村的抽樣調查顯示，在沒有土地的人群中，婦女占了七成，有26.3%的婦女從來沒有分到過土地，有43.8%的婦女因為結婚而失去土地，有0.7%的婦女在離婚后失去了土地。作為農村婦女最主要的生存財富和保障的土地，一旦失去，婦女的經濟狀況會急劇惡化。據不完全統計，大約80%的農村離婚婦女離婚回娘家后，沒有土地可以承包，她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生活只得依附于他人。她們在經受精神痛苦的同時，生活處境不盡人意。《婚姻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經營中享有的權益等，應當依法予以保護。”《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條也規定：“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切實落實這些法律規定，保障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可以為農村婦女的經濟地位提供堅實基礎。只有在基本生存問題解決的情況下，才有利于樹立農村婦女積極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去的意識。
三、發展經濟，政策協助以轉變生育觀念
第3篇：女性生育權論文范文
2009年3月28-29日，由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發展網絡主辦，華中科技大學社會性別研究中心承辦的“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發展網絡第一屆全國學術研討會”在武漢召開，全國高校、社科院、學術報刊的共約近百名代表匯聚一堂，開展對話與研討。本次大會共收到學術論文78篇，內容包括女性主義理論、女性的生存狀況、婚姻家庭制度和生育文化、民族地區女性問題、科技號性別以及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建設經驗交流等，涉及社會學、人類學、法學、文學、政治學、宗教學、哲學、歷史學、教育學，充分體現了婦女，社會性別研究跨學科、跨領域的學術特質。為獎掖青年學子在婦女／社會性別學方面的研究，培育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的學術后備力量，擴大本研究領域的社會影響，大會還特設“學生論壇”，主辦方全額資助了29名來自全國各高校的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參加大會，同時大會還在提交的論文中評選出教師組10篇和學生組12篇優秀論文。
本次研討會主要對以下4個主題進行了討論。
一、學科建設研究
關注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建設一直以來是研究者們的重要學術關際，這方面的研究積累為婦女／社會性別學融入主流奠定了重要基礎，也體現了婦女／社會性別學為推進聯合國提出的社會性別主流化戰略所進行的扎實工作。
因為要融入主流，學科化是必不可少的。婦女／社會性別學在中國高等教育學科設置中的缺席直接限制到教學與研究的開展與發展，章立明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涉及到三個重要論證：第一，婦女，社會性別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中國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中國婦女學能否對全球婦女學建設作出重要甚至是獨特的貢獻?第三，在全球化語境中，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婦女學?她認為學科建設要以解構與建構并重為原則，20多年來通過海外留學與培訓，中國婦女學已經擁有了一大批通曉與熟悉西方婦女學的師資隊伍與研究人員，使中國婦女學建設進程得以縮短與促進，但單向度建設模式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婦女學的建設目標，使之成為西方女權主義的附庸，陷入被動建設的境地。蔡慧玲也認為女性學雖然經過了三次發展浪潮，但發展至今仍在學科地位、發展動力和學科價值等方面存在某些問題，而女性學要發展必須處理好理論借鑒與本土創新的關系、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的關系、研究熱情與學術規范的關系、女性學研究與男性研究的關系。劉文菊在評述祝平燕、周天樞和宋巖編寫的《女性學導論》時特別提出，要把女性問題置于性別關系的結構和社會制度中進行分析，并且在運用社會性別理論時要堅持性別分析與其他分析視角的結合，防止出現性別研究與其他研究的人為隔離或者簡單化的“性別萬能趨勢”。
課程建設及教學法研究也是學科建設的重要議題，而且在更多公共課中引人性別視角與專業課程中引入社會性別研究成果同樣被關注。本次會議方剛、王宇等人帶來了他們在這個方面的探索經驗。方剛不僅將所在學校的“女性心理學”改造為“性與性別心理學”，在“民俗與人類學概論”課程中加入了性別教學，還以女性主義教學理念為原則，設計了獨特的社會性別參與式教學：讓學生走進與社會性別有關的特定情景中，進行角色扮演，激發學生對社會性別研究的興趣，幫助學生通過自我感知與覺悟來完成社會性別角色意識的成長；教師則通過具體教學詮釋和踐行了女性主義教學的原則：反對權威，強調平等，強調學生在教學中的重要地位。王宇的《女性健康管理概論》是在高等醫藥院校開設的一門女性主義與健康問題相結合的通識課程，嘗試在高等醫藥教育領域引入社會性別視角，體現了教學實踐的創新性和多樣性。盡管將社會性別概念引入高校課堂，有利于青年學生提高社會性別覺悟，但如黎君所指出的問題依然存在：社會性別學課程不是列入學校教學計劃的主流課程；教師對課程內容把握不夠；教學過程的方式方法單一；學生的參與程度不高。所以還要努力從各方面提高社會性別課程的教育教學質量。而劉文菊針對傳統大學語文教育的性別盲視，引入社會性別視角，為大學語文課程開啟了一扇新窗，拓展了文學理解的新視野。
此外，陳亞亞還以女權在線網站為例，討論了國內網絡女權主義組織發展現狀、組織特征、發展前景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礙等。她認為，以傳播文化理念為宗旨的網絡女權主義組織在國內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對國內女權主義學術研究從理論轉化為實踐、提升大眾的女權意識具有特別且不可替代的意義。
二、人文學科分支研究
作為主流學者對性別研究的回應，歐陽康在所作的“社會性別的實質及其意義”的演講中提出了“社會性別的基礎是什么，人的自然性問題何以轉化為或演化為社會性問題，社會性別問題的研究者為何多為女性，社會性別問題在東西方的差異尤其是當代差異以及當前中國社會性別問題的時代特點如何”的哲學追問，他認為從讓所有的人都能獲得自由全面發展的意義上看，社會性別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時代問題，它不僅有很多實踐問題需要探討，更有很多深層的理論問題需要探討。王宏維提出女權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是當代國外和女權主義立場理論相結合的產物，它顯示了邊緣群體對知識生產平等權的正當訴求，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歷史唯物論的基本方面，并試圖在既有框架里對歷史唯物論進行補充和修改。對女權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的探討，并不能以簡單的“是”或“不是”來回答，它所引發的是對在當代何以發展的深層思考。戴雪紅關注女性主義及后殖民話語對主體和主體性的建構問題，她認為研究女性主體性需要注意的兩個問題：一是女性在歷史變遷中的雙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能動者；二是必須充分認識到女性之間的差異，若以“受害者”角色集結女性群體也容易看不見甚至掩蓋了這些女性的主體性，必須跳脫同質化群體的概念來看待第三世界女性在其處境中的異質性。倪志娟通過女性主義“知識考古”進一步挖掘了文本中的單一男性話語是如何建構兩性對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和范疇體系，在二元思維模式中，女性和女性的經驗被排斥在外，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維構筑關于世界的抽象理想。這種追求一方面給西方文化提供了發展的動力，對現實世界起到了規范作用，另一方面卻又造成了心與物的分離，帶來人性的分裂。這是人性的特點還是男權文化傳統褒揚精神世界、貶抑物質世界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惡果?如果精神理想與現實世界可以和解，和解又該從哪里開始?而這正是女性主義知識建構的根本任務。方亞中則對呂西?依利加雷的性差異倫理學做了譯介工作。性差異倫理學強調兩個性別之間的差異性和非等級制，要求承認不同的利害關系，不同的價值觀念，不同的認識視角。依利加雷性差異倫理學非“一”的意象具有豐富的內涵，體現了解構和建構的相結合，一方面試圖沖破“一”的束縛，使女人不被“一”整
合或同化，同時通過三組合解構二元對立；另一方面積極建構女性主體性，發展女性自己的空間，努力實現男女共存的局面，創造兩個主體的文化。
歷史學科的性別問題研究，主要是通過對史料的梳理、分析與解讀，來闡發研究者對歷史文本中的婦女地位和女性道德、價值的思考。在厘清史料、揭示和趨近史實方面，張超考察了女留法勤工儉學生作為為女性解放而搖旗吶喊的女性先賢們最后成為有高度覺悟的男女平等的倡導者和實踐者的過程；李洪河通過研究建國初期因實施新婚姻法這一變革舉措所造成的大量的婦女死亡問題，說明僅靠大的社會運動不可能迅速改變舊有的傳統習俗，因為新近出土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罕見地使漢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條文得以重現。夏增民由此從法律角度判別女性的社會地位，以圖最大程度避免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頗；付翠蓮則從古希臘史詩及希臘哲學著作中尋得古希臘人婦女觀的倒金字塔式的嬗變軌跡。他們的探究所呈現的傳統史學與婦女史的對話與合作，突顯了社會性別視角對歷史中的女性及歷史本身的觀察分析。
作為文學學科分支的性別研究，主要關注點仍在性別寫作與文化意涵分析方面。其中吳迪對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群體作了考察，提出作為一種女性實踐，同人女通過創作和欣賞耽美作品，表達了自身對純愛、自主、平等的向往，但在表達了自主訴求的同時，卻顯現了男權主導下的女性自卑心態；耽美中“攻方”“受方”關系是女性構建的理想情感關系，也反映了她們無法擺脫渴望得到保護的依賴心理；耽美現象是性別不平等的男權社會的產物，訴求表達本身背負了男權文化的深深烙印，從中可見女性的無奈和掙扎。王浩認為網絡文學中表現出的性別傾向十分明顯，男性作者的創作似乎顯得很“傳統”，一方面一定將男性塑造成強者，同時又窮困潦倒，似乎顯示出網絡讀者特別是男性心里的脆弱。女性作者的書寫則透露出一種對于父系文化的強烈反駁與顛覆，一些書寫常帶著一股女性特有的哀怨和病態，也有回腸蕩氣的俠女豪情；還有通過對丑女的刻畫，來表達對男性審美觀念的顛覆和對傳統美學定勢對“身體”界定的反叛，反映出其個體性別主體意識空前高漲，這似乎也表明網絡的開放環境下女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陳力認為東北民間二人轉中男弱女強的文化設置和傳統文化規定的“男主女從”的兩性模式迥然不同，它似乎為女性提供了一種精神釋放，創造了一種不同于傳統主流文化的女性文化，折射出一種文化現象、社會觀念、文化追求，它說明在民間有著與官方文化不同的性別意識，從某種程度上說，它與來自西方的性別觀念不謀而合。除此之外，馬藜、胡雪、魯紅霞等都對文學文本加以分析，從中看到女性的生存圖景和可悲可嘆又可憐的悲劇命運，胡雪對張愛玲小說冷靜地審視女性本體，肯定女性的本質及其價值給予了肯定，認為張愛玲為女性意識的開掘開辟了一條道路，為后來的女性作家更好地表現女性意識作出了貢獻。樊歡歡通過對《發現母親》的批判，表達了對塑造雙性化的新型父母角色的期待，她認為“母親神話”及其對女性利益的隱形侵害在于，打著維護孩子利益的旗號，單方面規制女，抹殺女性的個體價值，夸大母性的作用以苛責女性，將“母親”和“家庭教育”劃等號，加重了女性的負擔和責任。其實這種性別氣質的刻板期待也是對男性的傷害。
三、現實問題研究
本次會議研討議題最為集中的即是對現實的性別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剖析，反映了與會者對女性主義的政治訴求與價值關懷的認同以及對性別平等與社會公正問題的思索。內容主要分為4個方面。
1 婚姻家庭問題
王金玲通過家庭權力的分析力圖證明，家庭權力是一種立體網狀分布，且至少存在著婚姻、代際、個人這三個維度：由于在權力空間中的集聚點不同，占據的權力領地不同，家庭成員擁有的權力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家庭權力性別分布的變化與整個社會一文化大背景相伴隨，具有本地化和受多種機制運作控制的特征，即使是女權的擴展，也并不一定就是純粹的婦女的勝利。她認為，今天中國家庭權力的性別格局就總體而言仍呈男強女弱的不平等態勢，在不同維度和權力空間存在著較大的性別差異。賀艷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家庭倫理劇對“夫婦之倫”的建構而言，一方面在倫理表達上，自由倫理被吸納入傳統的責任倫理之中；另一方面在性別建構上，通過對男性、女性的刻板形象的再次演繹，家庭倫理劇這一當代中國最為流行的大眾文化文本正傳播著男女兩性的性別“神話”，而這正是女性主義學者所要剖析并抵制的。關于婚姻家庭，林秀玲等人對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所作的社會調查，讓人看到在潮汕地區根深蒂固的男權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下，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雖較以往有所提高，相對男性卻依然極其低下，而最讓人心憂的是大多數女性默認自己的客體地位，依附于人，因此呼吁要以教育和法律為根本手段，使女性實現經濟和人格的獨立，成為家庭社會真正的主體。隋悅、李興艷等對婚姻家庭制度下的女方權益給予了關注。
2 生育問題
駱桂花在資料梳理與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探析了回族計劃生育工作的發展歷程、國家話語與回族生育文化的性別觀念、回族生育文化的變遷等層面的不同表現形式及影響因素。她的研究表明，有濃厚傳統文化色彩的生育觀在回族民眾的頭腦中豐富而具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人們生活、生產的各個層面都引起了變化，國家政策引導在相關領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在傳統回族社會，生育不僅僅只是生育，而是連帶著人生的終極意義，不能純用世俗的成本效益來加以衡量。對農村回族婦女來說，生育的沖動是發自內心的。這種內心的沖動是在幾千年文化習俗的深深影響之下，內化到心靈深處的。她們把生育當作人生最主要的使命，把生育上的成就看成是自己人生事業的最大成功。正是這些觀念的作用，使得回族社會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變得更加遷延。苗青青提出了中國在應對生殖道感染時所面臨的問題主要在于由于婦女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對生殖健康方面知識的欠缺，使女性對生殖道感染的認知較弱；而且社會性別差異也造成了婦女長期以來處于生殖道感染防治的不利地位，阻礙了感染的防治，很多婦女由于經濟、權力等方面的劣勢，沒有自主能力，而無法獲得安全的保障。社會規范與傳統觀念深刻地影響著兩性的關系，影響著雙方享有的權力和各種資源，與男性相比較，女性往往更缺乏正確的性健康信息。因此對生殖道感染的預防和控制，更需要從醫學、經濟、社會和心理等多方面考慮。馬藜認為當下影視劇中傳播的生育文化、生育觀給女性施加著壓力，影響著女性的命運，女性在承擔繁衍人類生命的同時，接受傳統生育文化的規范，逐漸地放棄了母親自己的權利和需求。而作為參與社會發展的人，保持自我意識是爭取權利的基礎，是選擇健康、尋求幸福及和諧發展的條件。因此人們對影視劇所傳播的內容應有所思辨，生育不是女性的全部。齊佳的“尷尬的代母懷孕技術――代母懷孕技術在中國的尷尬處境及其解決途徑的思考”揭示
了代母懷孕技術作為現代生殖技術發展的產物在中國兩難的尷尬處境，一方面，它具有極大的應用價值和市場需求，并且積極服務于不孕人群；另一方面，它面臨著來自倫理道德的聲討和法律政策的禁止，從而引發了社會的激烈爭議，而對照國外相關立法經驗，中國代母懷孕技術也應采取有限合法化并嚴格限制的政策，進一步關于規范代母懷孕技術的運用。
對于中國出生性別比逐年升高的問題，周全德、李懷玉認為，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領域乃至日常生活領域被某些特異的社會因素推向邊緣化的一種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體價值缺失的顯著標志，是婦女社會邊緣化狀態的自然結果。從生活政治的角度看，出生性別比升高與日常生活中性別政治的潛網之功能和作用不無關系，而由這張潛網所促成的家庭性別關系的傾斜及其依附恰是婦女社會邊緣化狀態得以形塑的必要條件。因此，治理高出生性別比問題，關鍵在于真正將社會性別意識納入政府決策主流，造就男女平等的社會氛圍和道德規范，以保證實行有利于女性健康發展的社會政策，以改善女性的生存環境及生活條件。
3 農村問題
賦予解除貧困以性別公正、政策公平、賦權婦女的含義是陛別研究與農村研究結合的研究取向之一。與會者不同層面的調查報告反映了農村女性的現實困境。尹旦萍對湖北省Dc鄉新農村建設公共政策的研究發現，價值目標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別定位中復制傳統、性別意識的缺失導致新農村建設在推進城鄉公正的同時忽略了兩性的公正問題，并提出政策建議：賦予婦聯監測公共政策的權力，提高女性決策者的數量和影響，對決策者進行社會性別意識的宣傳和教育，并加強對現實社會性別問題的調查研究，以研究促決策。金梅認為農村女性文化貧困發生的原因主要是傳統性別歧視文化、社會機制、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而農村女性的文化貧困對女性自身發展和農村社會發展的綜合影響已日趨嚴重。丁玉認為母親作為孩子最親近的人，給孩子的影響是潛移默化和深遠的，留守兒童在家中的監護人多為爺爺奶奶，這對農村兒童教育的發展將會產生重要影響。孔海娥也看到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母親外出打工，年邁的婆婆成為年幼孩子的撫養者，成為孫輩們的“二度母親”，由此而帶來的是農村家庭結構和家庭關系的重大改變。劉丹的調查顯示，農村婦女的從屬地位表現在婚姻賦予的意義相對男性來說要重要得多，婚姻是她們人生意義的基石，婦女的一切幸福均是海上蜃樓，一旦婚姻解體，不管是責任方還是受害方，婦女都將面臨各種來自社會的壓力，而很多時候婦女對自身的無意識壓迫，也加重了她們自身的困境。
4 就業問題
圍繞女性人力資本研究與婦女經濟參與研究，女性就業與女陛職業發展成為研討的熱點問題。方英認為改革開放前國家依靠強大的政治力量和資源支配能力，通過單位制推行一種“男女一個樣”的性別秩序；在市場轉型時期，國家的政治理念由追求社會公平向追求經濟效益轉變，隨著單位制的改革以及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發展，市場根據“經濟理性”的原則對女性就業造成擠壓和排斥。這種急劇的轉變使得國家的“男女平等”政策在就業領域面臨困境，使中國城市女性在工作中面臨的性別秩序發生了很多獨特的變化，開始面臨就業排斥、職業隔離和女性工資相比男性增長下降等一系列問題。石彤、王獻蜜的研究彌補了社會和學術界關注的大學生就業率和就業質量時所缺少的性別維度，并從就業率、薪金、就業行業和職業的性別隔離等多個方面進行了分析。熊倩認為社會分工是現代社會必須的，男女因差異可能從事不同職業，但并不代表可以將女性置于弱勢地位。女性對家庭的貢獻不能被看作是私人領域的事情，而應該注重其對整個社會的貢獻。韓梅認為家政服務實現了家務勞動的社會化，事實上質疑了無薪家務勞動的合理性，肯定了家務勞動價值，家政服務也是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座橋梁。關于女性職業生涯發展受阻問題，通過對玻璃天花板含義及成因的分析，張營認為女性自身、企業及政府等各方面都應正視兩性差異，應給予女性公平的職業發展起點與機會。為了分析知識階層女性職業發展窘境產生的外部因素，王瑁以一所研究型大學為例，重新審視并理解大學組織文化所蘊涵的性別意識形態，深感大學組織制度表面上的平等與中立背后可能隱藏更性別化的本質。對此，黃約、趙秀娥通過對女性主義的勞動性別分工的解讀來分析在傳統性別結構及性別文化框架下科技價值的異化，或許具有一定的解釋力。
四、文化研究
為了證明少數民族婦女對民族文化發展的貢獻，楊國才在對少數民族獨特文化考察中，發掘了少數民族婦女自己的文化和知識，這種知識通過本民族的傳統手工藝，以服飾作為載體再現，并通過一系列象征圖案的符號展示和傳承下來。李勤對滇西北地區這個生態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多樣性保存較好的地區的少數民族婦女進行了調查，發現她們近百年來不但對該地區多樣性的文化發展作出了貢獻，還在平衡家庭和社會文化的關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劉秀麗的調查也發現在一些面臨現代化沖擊的少數民族地區，女性成為重構民族文化過程中“民族文化”的承載者，這足以引發對“女性：自然的/男性：文化的”這一曾在性別研究領域中引起廣泛爭議的二元論模式的重新審視。關于宗教與少數民族性別研究的關聯，董錦霞對東鄉族女性的正負功能分析中，發現伊斯蘭教既給予東鄉族婦女可貴的關注，也曾為她們自身解放增添了桎梏。盧成仁則考察了娃底傈僳人的婚姻家庭觀念，對在村落“中秋會”中所透露出的傈僳人的性觀念進行了深入闡述，提出娃底傈僳人社會中存在“性／性別平衡機制”，并以此作為分析基督教信仰背景下娃底傈僳人社會性別狀況的一個解釋框架，與蓋爾?盧賓的分析概念進行對話與討論。這些議題的討論顯示了少數民族文化研究中性別分析框架運用以及性別研究本土化水平的提升。
第4篇：女性生育權論文范文
關鍵詞：儒家文化 女性觀 《人魚小姐》
一.三從四德的渲染
由于雅麗瑩要強的性格與復雜的身世，丈夫朱旺的奶奶與母親認為她不夠卑順，沒有女子應當具備的“貞順”，因此對她十分不滿，甚至百般刁難，朱旺因為吃錯了東西而生了疹子，雅麗瑩悉心照顧，但婆婆與奶奶卻將其歸咎于雅麗瑩的不詳，并稱其為“銀狐貍”，在外以“女強人”形象示人的雅麗瑩對此選擇了隱忍退讓，希望靠自己的賢惠感動長輩，從而公平對待自己。
雅麗瑩婚后既要顧及自己的編劇事業，又要包攬家中的所有家務，朱旺十分心疼，于是主動幫妻子收拾碗筷，婆婆卻認為雅麗瑩作為妻子卻使喚丈夫干家務，傷害了朱旺作為男性的自尊，并且沒有盡到妻子操持家務的責任，于是對雅麗瑩大加訓斥。雅麗瑩雖滿腹委屈，但自覺理虧，不敢多發一言。
雅麗瑩與朱旺兩人十分恩愛，雅麗瑩因為工作時常在書房里忙到睡著，朱旺不忍妻子因此受涼，所以總是將她抱到房間里休息，這一幕被奶奶和婆婆看到，她們十分反感小夫妻的親密行為，認為這是雅麗瑩舉止輕浮的表現，在奶奶的觀念里，“好女人”應當舉止守禮，不要與丈夫過度親密。
儒家女性意識對朱旺家婆媳三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即便是要強如雅麗瑩，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了儒家女性觀的影響。每當公公和丈夫下班歸來時，雅麗瑩都會站在門前等候，以盡婦道；受到奶奶和婆婆的不公正待遇時雅麗瑩首先想到的也不是反抗，而是寄希望于忍耐，以期得到長輩的認同。雅麗瑩對于家庭表現出來的性格與在外面的雷厲風行截然不同，她渴望家庭，希望做一個賢妻良母，她請求與奶奶友好相處，即使被罵臉皮厚也不改初衷。婆婆故意在打電話的時候說雅麗瑩的壞話，雅麗瑩聽到后也沒有和婆婆申辯，只是回到了房中獨自流淚。在雅麗瑩最初的意識里，好女人應當是遵從三從四德，有禮有節的。
二.奉養公婆的體現
為討婆婆的喜歡，一向嬌生慣養的芮瑩報了廚藝培訓班，開始學做飯。而沈秀珍也知道如果新媳婦得不到婆婆喜歡的話，家庭生活是難以幸福的，于是一向自視高貴的她也不得不為了女兒向趙迎春低頭。
受到過良好教育的芮瑩在婚后也過起了家庭主婦的生活，不僅要料理家務，還要面對婆婆的冷漠以及小姑子馬瑪林的刁難，婚前伶牙俐齒，對瑪琳毫不相讓的芮瑩在婚后卻一反常態，百般遷就瑪琳，以期討好婆婆，穩固婚姻。
沈秀珍想要買個洗碗機送給女兒以減輕女兒家務的負擔，但卻遭到了趙迎春的反對，在趙迎春的心中，芮瑩既然是自己的兒媳，自然要遵守自家的規矩，一切的家務應當親自動手。沈秀珍即使心疼女兒也無可奈何，畢竟在傳統的思想里，畢竟女兒嫁到了別人家，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順從婆婆的心意才是女性的本分。
對于婆婆，芮瑩自然是謙虛有禮的，在劇中，時常可以看到被父母嬌慣的她手持托盤為婆婆奉上飲食，對婆婆噓寒問暖，當婆婆對她與小姑瑪琳的矛盾進行勸解時，芮瑩也是虛心聽從。而對于馬琳，婚后的芮瑩也扮演好了嫂子這一角色，關心瑪琳的婚姻，并且照顧瑪琳夫婦的生活。
趙迎春主動將瑪俊的工資卡交給芮瑩，芮瑩對此欣喜若狂，對于自小富裕的芮瑩來說，工資卡上的錢并不是最緊要的，最重要的是，婆婆的這種行為恰恰是對她作為兒媳的一種認同，而她孝養婆婆最終也得到了認可。
三.觀的暗示與對生育的看重
一開始趙迎春并不同意兒子與芮瑩的婚事，但是瑪俊卻謊騙母親自己已經與芮瑩發生關系，趙迎春聽到以后也只得無奈答應兒子的婚事，而芮瑩的媽媽沈秀珍聽到女兒被“玷污”的消息更是急火攻心，向丈夫哭訴不已。她認為女兒已經是馬俊的人，不得不接受兩人結婚的現實。對于母親們這些老一輩甚至于瑪俊芮瑩這些年輕一輩來說，女性的尤為重要，它代表了女性的純潔與操守，在傳統的觀念里，如果女子婚前失貞，則會被認定為“不潔”，不僅自己臉上無光，就連家人也會因此蒙羞。因此很多的女性將婚姻與捆綁，即便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瑪俊亦不能免俗。
這種思想不僅局限于女性，也是大眾根深蒂固的觀念，瑪俊之所以用這個理由說服母親，就在于在他的觀念里，作為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成年男性，與女友發生關系，那么對其就有婚姻的責任，雙方的父母也都會是同樣的想法。儒家的意識經過數百年的洗禮，早已根植于韓國民眾的腦海中，難以動搖。
雅麗瑩與朱旺感情的裂痕來源于朱旺最終得知雅麗瑩在與他交往前還曾與宇宙集團的公子交往8年，這讓他心中十分不快，感覺受到了欺騙與傷害，而冰釋前嫌的奶奶與婆婆也因為雅麗瑩婚前的“不檢”再次對她冷眼相待，這讓她婚后靠孝敬公婆，勤儉持家積攢下來的認同消失殆盡，再次陷入窘迫的境地，更讓她寒心的就是一直深愛她的丈夫也因為尊嚴的受損而開始冷淡她。
在儒家傳統的思想中，妻子的忠誠與否與男性的尊嚴緊密掛鉤，儒家希望女性嚴守，不要被丈夫以外的男性碰觸，如果女性的初次不是給自己的丈夫的話，那就是對男性尊嚴的蔑視，這名女子即便婚后再賢惠，在德行上也是有虧的，對于丈夫也是有愧的。一向包容妻子的朱旺對于雅麗瑩的前任十分介懷，而雅麗瑩自己也愧悔當初，從而選擇離開。
生育也是雅芮兩姐妹婚姻生活的頭等大事，雅麗瑩婚后一開始并不受奶奶的待見，奶奶還暗示婆婆要好好刁難雅麗瑩，但同時她卻囑咐婆婆，如果雅麗瑩懷孕了，那么一定要好好善待她。雅麗瑩懷孕時，她與奶奶和婆婆的關系得到緩和，家人都不準她操持家務，兩位婆婆也第一次為她做早餐，對她噓寒問暖，關懷備至。即便是一顆草莓，也要挑最好看的給她。在孩子出生以后，爺爺也透露家業會傳給孩子。孩子是家族的希望，而雅麗瑩則是家庭的大功臣。
對傳統的韓國家庭來說，孩子是一個家庭的延續，是血緣的聯結，女性在家庭中的最大貢獻就是繁衍子嗣，延續香火。雅麗瑩完成了這一使命，自然就應當得到家人的照料與尊重，在長輩心中的地位也會更上一檔次。
與之相對比的則是殷芮瑩的不幸，芮瑩在結婚旅行途中，就向小姑子瑪琳買胎夢，希望早日懷孕以博得婆婆的歡心，鞏固自己與瑪俊得來不易的婚姻。因為太過執著，還一度患上了“假想懷孕癥”，而她的婆婆以為她懷孕，頓時欣喜若狂，摒棄嫌隙親自照顧她，當得知芮瑩并沒有懷孕，一切只是誤會時，婆婆的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對芮瑩重新冷若冰霜，并且囑咐兒子不需要對芮瑩這么好，因為她并沒有懷孕，無權享受孕婦的福利。芮瑩檢查出不孕，自責與日俱增，想通過試管嬰兒為夫家綿延子嗣，但一次次失敗，愧疚無奈下只好向深愛的丈夫提出離婚，希望不要“拖累”他。
儒家看重家庭，生育則被認為是女性應當履行的基本義務，無子的女性往往落得可悲的結局。儒家思想中，“無子”的女性可以被休棄，雖然瑪俊并沒有因此拋棄芮瑩，但如果他離婚，外界也不會因此鄙夷他，相反還會理解支持他，但芮瑩作為一個離異且不能生育的女性則會受到社會的拋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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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女性生育權論文范文
我將來想要
做一名律師。”高一時，蔡青自信滿滿地宣布。“做律師很忙的，你結婚了之后怎么辦？女孩子家的，算了吧。”媽媽回答道。
3年前，這段母女間的平常對話，讓之前從未覺得男女有很大不同的蔡青，突然感到不公與憤慨，“一直是我的榜樣的、曾一舉榮獲高考狀元而挺進當時鮮有人知的信息科技領域的母親，剎那間成為了我的既定命運的宣判者。”
蔡青突然意識到，婚姻、生育是城市女性生命中的轉折點，“似乎跨過了這道婚姻之門后，未來的自己也將被束縛、改變。”她不服氣――“難道婚后的女人就不能從事忙碌的工作？難道在城市里，男女也不平等嗎？”
帶著這份疑問與不平，3年后，蔡青獨自采訪了109名城市女性，這名上海世界外國語中學國際部的高中女生寫成了一份3萬字的《中國都市女性的生活體驗》報告，并將報告譯成英文，希望中國都市女性真實的聲音被人們聽見，改變西方對于中國女性處境的簡單成見。前不久，蔡青把報告寄給了女性和社會學領域的專家。復旦大學沈奕斐教授評價：雖不是科學嚴謹的學術論文，卻是非常不錯的采訪報告。
蔡青采訪的人中，有熟悉的菜場攤主、上課的老師、跨國軟件公司的CEO，還有上下學地鐵上相逢的陌生人。對蔡青來說，隨意與陌生人搭話，其實艱難無比。為了采訪孕婦，她一度跑到醫院的婦產科“蹲點”，一位位攀談過去，險些被當成醫托。因為尊重被訪者匿名的權利，她不用錄音，常回家后絞盡腦汁，努力還原采訪內容的每一個字。“在大部分女性研究的論文中，女性成為了一個個數據，可是我更想知道，她們那些不可被量化，難以概括的細微、復雜的生活體驗。”
蔡青之所以如此說，其實也隱含了她對生命的體悟。 高二時，蔡青因為腦干腦炎一度昏迷，被迫休學一年，眼看著同班同學一個個被大學錄取，她失落無比。住院時，她在洗手間里都站不起來，那段生死轉折中，她的心境起了變化。對原來看得很重的學習成績，少了很多功利心。有點置身事外地去想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那時只想把握住自己的身體，每個人如果剖開一層一層的社會身份，那只是一個個簡單的生命。擁有自己的故事，才是最可貴的。”于是，蔡青再一次和時間開始了賽跑。平時上學，真正能采訪的就是上下學坐地鐵的時間，如果趕上自己時間緊，她也會跑到家對面的咖啡店里，趁別人等咖啡的時間，抽出5-10分鐘做調查。相比做慈善項目的社團，很容易能得到支持獲得成就感，但是在城市里，女性話題很難吸引太多的熱切關注。蔡青身邊的人也勸她說，為了申請好學校，還是可以選擇更容易獲得成果的項目。但蔡青并不這樣認為，“只要是自己喜歡的事，就是值得的。”
報告快完成時，蔡青曾充滿“萬一沒人感興趣”的恐懼，但最終還是一字字敲了下來。“我想要展現我所能接觸到的這些女性，或許我的報告能在看過的人心上投出一顆小小的石子，逗出一些波瀾，讓女性有更多機會去表達，就很好了。”
熱議銳評：我們可以從蔡青身上學到很多寶貴的東西：青春無論對于誰，都是再精彩不過的，如何在這“精彩”之上再加上一些珍貴的東西，我想，不外乎是勇氣、執著與獨立，敢于做自己喜歡的事，哪怕它不那么大眾，也要堅持到底。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青春說一聲“無悔”。（方青）
第6篇：女性生育權論文范文
《婦女研究國際論壇》(以下簡稱《論壇》)原名為《婦女研究國際季刊》(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Qarterly)，雙月刊，前期由塔格曼出版社(Pergamonpress)出版，1991年塔格曼出版社被荷蘭埃爾塞維爾出版集團(Elsevier)兼并，《論壇》也被歸入旗下。與同期創辦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女性主義研究雜志相比，如《符號：文化與社會中的婦女》(Signs：Journalof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女性主義研究》(Feminist Studies)、《女性主義評論》(Feminist Re－view)等雜志，《論壇》的學術性更加突出。自創刊以來，《論壇》登載過許多女性主義經典文論，作者包括Heidi Hartmann，Adrienne Rich，Catharine Mackin-non，Nancy Chodorow，Christine Delphy等人。[1]通過審視和重估知識生產與運用的方式方法，批判它的負面影響，并從性別視角出發，評定這些知識對婦女生活的含義，進而站在女性主義者的立場，對所有相關知識進行重新闡述和概念化，這是《論壇》所標明的宗旨。為此，《論壇》發表了不同國家的女性主義學者的成果，這些學者既有正規學術機構之內，也有學術機構之外的，她(他)們從不同的文化與社會背景出發，運用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資源，探討婦女與經濟、婦女與政治、婦女與教育、婦女與健康、婦女與媒體、婦女與戰爭等諸多領域的論題，如“波蘭婦女的就業問題研究”、“古巴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婦女”、“對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反思”、“高等教育對伊朗青年婦女的影響”、“韓國慰安婦生育問題探討”、“對土耳其婦女雜志的研究”、“加拿大女性主義的歷史寫作”、“黎巴嫩婦女與戰爭”、“家庭暴力在美國和瑞典”、“印度精英女性的生活變遷”、“移民女性在意大利”，以及“婦女與艾滋病研究”、“女性輸卵管結扎的危險性分析”、“女同性戀問題研究”、“體育中的女性”，等等。《論壇》所發表的文章既注重理論性，也注重實踐性。為介紹國際女性主義研究成果，幾乎每期《論壇》都有圖書評論和女性主義學者傳記，有時還占相當大的篇幅。此外，《論壇》還發表有關女性主義學術會議消息及會議論文，1999年國際婦女研究網絡第12屆年會就是《論壇》參與組織的。
《論壇》的學術性集中體現在專刊上。專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有兩個特征：一是對已有的論題進行深入挖掘，二是探索新出現的領域及其對女性主義的影響。對已有的論題進行深入挖掘，主要借助于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在“構建的性別認同：地區沖突／全球暴力”這期專刊中，借助于法國符號主義和結構主義的理論，學者們認為符號暴力被結構性暴力所支撐，在直接暴力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一些案中，作案的男性想要獲得的是一種“權力感”。性別暴力已不僅是與性別有關的暴力，考慮到暴力本身的多元性與復雜性，一些學者認為，“當我們關注與性別直接相關的暴力，比如時，我們要特別留意對暴力的性別分析應該在一個更廣泛的背景下進行，要聯系社會、經濟、政治以及軍事等等的暴力。”[2](p433-440)對于生活在戰爭和動蕩中的婦女來說，性暴力或許并不太要緊。需要注意的是，婦女因受無形的“符號暴力”所束縛，在社會系統中有可能成為暴力的同盟，婦女是“和平的天然愛好者”的假定也是有問題的。探索新領域及其對女性主義的影響是《論壇》專刊的另一特征。在“女性主義與印刷文化”這一期專刊中，學者們探索了數字化對女性研究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在信息技術時代，交流形式發生了重大變革，婦女爭取平等的媒介很大程度上轉移到網絡中，雖然在虛擬空間，性別、年齡等似乎不再重要，但性別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是這種不平等更主要地是通過意識而不是通過物質來構造的。[3]
從歷史沿革看，《論壇》在20世紀80年代比較注重對婦女運動歷史的回顧，其中有對女性主義整體歷史的重新評價，如伊利莎白?莎拉(ElizabethSarah)的《對女性主義歷史的再評價》也有從不同角度對各國婦女運動的探討，如芭芭拉?蓋尼fBarbaraCaine)的《女性主義，參政權與19世紀的英國婦女運動》，[4](p537-550)瑪麗蓮?J?鮑克斯(Marilyn J．Boxer)的《19世紀的法國第一波女性主義：階級、家庭與宗教》。[5](P551-559)進入90年代，世界婦女實踐與理論進ty了分化與質疑的時期，《論壇》更多地刊登一些注重對婦女理論進行批判與反思的研究成果，如羅西?布萊德蒂(Rosi Braidothi)對跨越國際的“姐妹情誼”提出質疑，認為這種所謂的姐妹情誼無法處理特殊文化背景下的婦女問題。[6](p7-10)蘇珊?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t)則挑戰了東歐是一個統一整體的概念，她認為從文化、宗教、國家及語言上看，東歐各國是不同的，在性別的標題下探討上述內容也應該是不同的，只有承認根本上的不同，而不是設置一個烏托邦意義上的相同，才能使東方與西方女性平等相待。[7](p11-15)2000年以來，女性主義研究更加多元化，也更加趨向于從物質與文化相結合的角度考慮問題，《論壇》也反映了這一趨勢。有學者認為，“物質主義的女性主義既不贊同傳統，又不贊同迷戀于差異的女性主義，它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男女的不平等關系是社會的而不是自然的。”[8](p283)
《論壇》是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婦女理論研究陣地，不可避免地帶有地域性特征。如果說法國女性主義受到拉康、福柯等學者的影響，對心理、語言及語言的生成變化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美國女性主義者更注重文學作品的文本分析，英國女性主義者則注重女性生長的具體歷史環境的分析，研究特殊女性群體在特定歷史時期生存狀態的政治含義，主張女性參與歷史進程。[9]此外，《論壇》的學術性雖然突出，但卓有成效的理論建構仍然缺乏，總體上處于無
力干預現實的邊緣化狀態。在探討一些新領域時，視野還不夠開闊，仍然囿于女性主義的樊籬批判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其表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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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女性生育權論文范文
關鍵詞：客家諺語 兩性意識 差異
客家諺語是客家文化的精髓，也是客家文化的載體，它用精妙、詼諧的語言描述出客家社會生活、人情世故、道德倫常，是客家人的智慧結晶，傳遞出客家人的心理認同，真實地反映當時社會的整體風貌和群體意識。從古至今，客家人始終以崇文重教、耕讀傳家為其立身之本，以崇尚勤勞為其優良傳統，重視客家男女的婚戀婚俗。但是透過客家諺語，我們可以初步了解到客家社會是典型的男權社會，在社會人情的方方面面存在著較大的男女差異。在受教育上，男子始終擁有受教育的權利，而幾乎所有的女子與讀書無緣。在生活上，客家人一直崇尚勤勞，但是男女兩性卻在不同方面上表現其勤勞，才形成了所謂的“男主內，女主外”的現象。在婚戀婚俗上，從對待男女兩性要求的異同，體現出客家人男尊女卑的觀念。下面我們將通過大量的客家諺語，來初步探索客家男女兩性意識的差異。
一.教育觀念
1.崇文重教----男女不平等
客家人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一思想的熏陶，一直以來以讀書為貴。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客家處于地勢不平坦的丘陵地區，生活水平不高；另一方面客家人普遍認為若想要敬宗睦族，顯赫揚名，光前裕后并且改變自身命運，最終能夠永世流芳的辦法就是發奮讀書，爭取金榜題名，走進仕途之路。因此一些諺語在客家文化中也廣泛地流傳，不斷灌輸崇文重教的理念，鞭策客家人前進，形成了崇文重教、耕讀傳家的社會風氣。例如以農耕為主的百姓認為“養崽要讀書，作田要養豬”、“要想食肉就養豬，要想出息就讀書”，否則“人唔讀書游幕，雞毛上秤人看輕”、“子弟不讀書，好比沒眼珠”、“目不識丁，枉費一生”。因為他們堅持的理念是“家傭潦樽櫻官從何處來”、“家中出秀才，好事密密來”。而當孩子不想讀書的時候，客家人經常會說“有田不耕倉庫虛，有書不讀子孫愚”、“撿漏趁天晴，讀書趕少年”、“天光唔起誤一日，少年唔學誤一生”等等。事實上，一些貧困的家庭是很難供孩子讀書，但也要賣田賣地，省吃儉用供養孩子讀書，而且，越貧窮的子弟就越要讀書，正如諺語云：“山瘠栽松柏，家貧好讀書”，只要你肯勤奮進取，也能做到“讀書肯用功，茅寮出相公”，從而擺脫命運的束縛。可見，耕讀傳家的客家人“以讀書為本，以興學為樂，以知識為榮，以文章為貴”[1]，形成了古代客家社會普遍的崇文重教風氣，并成為客家人普遍的價值理念和重要的生活標準。
從這些諺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客家人崇文重教的觀念十分濃厚，但是在過去，許多父母對男女受教育的態度卻存在著較大差異。對待兒子，是想方設法地供他讀書，望其能金榜題名，正如客諺云：“家傭潦樽櫻官從何處來”、“養子不讀書，不如養豬頭”、“男子不讀書，家計無路”。而對待女兒，卻嚴重忽視女性教育，正如諺語云：“教子過學堂，教女過娘家”、“女子無才便是德”等等。在傳統社會中，“除了個別書香門第之家的女子有機會讀書外，大多客家女子一般與學校無緣”[2]。之所以有這樣的男女差異，主要是受客家地區“男尊女卑”觀念的影響，例如當生育孩子的時候，客家人常會說“不生兒，只生女，不如回家養豬媽”，可見兒子在客家人心目中是處于多么重要的地位。此外，客家女子還受到生活條件以及經濟條件的制約，以致于多數女子長期處于文盲狀態。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女子的教育意識也逐漸覺醒，由當初的“須與男子同盡國民之義務”，到后來的“欲與男子享平等之權利”[3]，隨后廣大客家女子也享受到與男子一樣的受教育權利，使客家女子的教育程度越來越高。
2.崇尚勤勞----男主外，女主內
從古至今，崇尚勤勞這一教育觀念在客家文化中從未消失，它是在繼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基礎上以及客家人長期艱辛的遷徙生活中形成的。在客家地區，崇尚勤勞不僅作為一種精神弘揚，更是每個人都必須付諸行動的行為標準，客家人視其為農家的重要傳統美德。與此相反的“懶骨頭”、“死蛇懶蟲另”、“食死老公眠爛席”都是客家人最為厭惡的。在客家人生活的地區，幾乎每一個家庭都從小教育其子女應有勤勞意識，因為客家人普遍認為勤勞是解決眾多問題的根本。正如諺語所言：“早起三朝當一工”、“人勤地獻寶，人懶地生草”、“靠人糧滿倉，靠天空米缸”、“早睡早起，存谷米，遲睡遲起，鍋子吊起”、“夫勤倉倉滿，妻勤件件新”、“傳家處世皆宜忍，教子千方莫若勤”、“一日之計在于晨，一年之計在于春，一生之計在于勤”等等。這些諺語都富有哲理性，說明勤勞勤快可以使人才能擺脫貧窮，而懶惰只能使人從富變窮。言語中也暗示著他們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吃懶做為恥的價值觀。但是客家男女在勤勞方面卻有不同的表現。正如客家諺語所云“男主外，女主內”、“男人出門創業，女人在家守家業”。對于男人來說，他們“情愿在外討飯食，不愿在家掌灶爐”、“情愿在外做到死，不愿在家守嬌妻”，因為若只是停留在家鄉通過耕田來養家糊口，那么則很難維持整個家庭生活，所以男子在外辛勤地勞作。對于女子來說，由于“男子事于外”，于是家里的一切活，都是由女子來承擔的，形成了“女子事于內”，也使她們成為家庭的中心，需要扶持長輩，教養孩子，應酬親朋，整理家務，縫紉炊事，耕田種地等各種勞作而且在懷孕期間也常常到農田里耕作，正如諺語云：“早晨家頭窖尾，夜里針頭線尾，日里田頭地尾”，我們可以從各個方面客家女子辛勤勞作的背影。
從有關崇尚勤勞的諺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在客家人的價值觀里，勤勞是他們做人和維生的重要大計，也是他們靈魂中的一部分，只要抓住勤勞這個根本大計，一切任何困難都難不倒客家人。于是無論男女，都崇尚勤勞，但是勤勞的方式對于男女而言卻是表現在不同的方面。正因為如此，客家人的家庭才更為互助和睦。
二.婚戀婚俗
婚姻是家庭的開始。和西方的個人主義觀點不同，在傳統的客家社會中，婚姻的締結不僅僅是男女雙方的結合，更是兩個家族的聯合。夫妻關系是婚姻的中心，可視作一切社會倫常的核心與出發點。[4]以“夫妻”為核心的婚姻觀念和習俗，植根于傳統客家文化，既是客家社會生活的折射，更是社會生活下客家男女意識的反映。
1.傳宗接代――重男輕女
追根溯源，客家先民是來自古代中國北方，經過緩慢而長久的人口遷移來到荒野之南。在文化的從屬上，客家文化起源于北方的河洛文明，幾千年來受到儒家思想深刻的影響[5]。儒家著述《禮記?婚義》記載，婚姻與家庭的關系是“婚者，合兩人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者”。盡管古代儒學要求人們遵從禮法，孝侍長輩先賢，但婚姻的主要目的還是“傳宗接代”，即“下以繼后者”。在客家婚姻觀念里，這種傳宗接代往往表現為濃厚的生子觀念。“生養男丁，其意義”[6]大體有三：一是生子傳代，保家族后繼有人，香火綿延；二是生子為孝，與儒家思想強調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有著莫大關聯；三是為自我生存，養兒防窮防老，即“養兒防老，積b防饑”。這種圍繞著生養男丁為核心的傳宗接代的觀念，深刻地反映了客家社會的基本情況和男女觀念。客家諺語有云，“有兒貧不久，無子富不長”、“妻賢夫禍少，子賢父心寬”。在艱苦的生存環境和世代勞作的傳統下，男性是家庭主要的勞動力和經濟支柱。無論在外謀生，還是主持家政，客家人普遍認為男性是家中的當家人，都是唯一的尊長。此外，因為女性長大后就要出嫁，所以只有男性才能成為家中的繼承人，身上被賦予了繼承家業、振興家族的厚望。男丁多寡是一個家族門戶是否興旺的象征，女性則難以獲得平等的宗法地位。客家諺語云“女不留在娘身邊，酒不留在酒糟邊”、“食仔的到半夜，食女的要多謝”，出嫁的女兒不再是家庭的一份子，年老靠子不靠女，反映出部分客家人認為“養女過家娘”，白白養育別人家的媳婦二十載。生下女兒被認為是妻子對夫家的愧疚，因此沒有能生下男孩的婦女往往會用“生女賠錢貨，無女也得過”聊以。客家人傳統習俗“生兒三十要上紅，生女來年不添燈”，說的正是這種男女有異的生育觀。這種差異也來源于客家落后思想中對于生育的崇拜，認為女性最大的價值在于生育，女性的婚姻是為傳宗接代服務的，忽視了女性在夫妻和諧、家庭和睦中發揮的軟作用。
以上可以看出，以生子為核心的傳宗接代觀念，再次強調了男性崇高的宗法地位，錯誤地理解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忽視了女性為婚姻美滿所付出的努力，否定了女性的價值，體現出男性主體意識的落后性和封建性。
2.婚嫁風俗和行為要求方面的男女差異
客家人以傳宗接代為婚姻目的的婚姻觀念，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男尊女卑的思想，這種男尊女卑在婚嫁風俗和夫妻雙方的行為道德規范中也有所體現。
客家傳統的婚嫁風俗存在明顯的性別歧視色彩。客家婚嫁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禮均由家中尊長（宗族排輩最高的男性）決定，女性沒有選擇夫婿的權力，大部分情況下都是由男方家人對適齡女子進行選擇，經媒人說媒納吉行六禮成婚，故客家諺語有“來歷不明，是問中人；嫁娶不明，是問媒人”一說。女子對于婚姻，往往采取無可奈何的態度等待男方上門提親，正如諺語所言，“女兒羞自嫁，方便等渠（他）招”。受傳統思想的束縛，客家人的婚嫁禁忌繁多，男女觀念濃重。娶親問吉時，客家人對于“斷掌”的忌諱有一分為二的說法，即“斷掌查晡做相公，斷掌查母克死夫”，意思為斷掌的男人能夠步步高升，斷掌的女人則會克死丈夫，因而客家人認為可嫁斷掌男，不可娶斷掌女。客家諺語常言，“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著狐貍滿山走”，女子入夫家門，為夫家人，便是自成親當天開始。客家婚俗對婦女一生的精神束縛也是從女子嫁入夫門的一天產生。客家人強調家婆對媳婦的教育，以教化媳婦，從而維護兒子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地位。男方家婆一般對進門媳婦百般為難，即“心臼不合家娘意，繡個蓮花也作鬼點火”。客家諺語里用“業舌婆婆，教毋好心臼”諷刺男方家婆對媳婦管束多且嚴厲。因而客家諺語中經常有“心臼講家娘，總系毋閑良”，“心臼毋賢良，出外泄家娘”來勸誡媳婦尊重家婆，用“罵多毋聽，打多毋驚”來提醒家婆管束媳婦。新娘入夫家前，要跨凹欄，意為“腳踏凹欄隨窩（凹）轉”，甘心在夫家做牛做馬。[7]在客家婚姻的風俗之中，關于男子的道德約束寥寥可數，但對于女子的約束卻數不勝數。為人妻，客家人要求“三從四德，四頭四尾”，用“食飯轉男聲，唔轉男聲骨頭輕”強調女子言語上的言聽計從。[8]關于名節問題，客家人對男女區別對待，對女子則是“一嫁二嫁，清堂雅舍；三嫁四嫁，茅寮草舍；五嫁六嫁，麻瘋叫化”。若是妻子無法生育男兒，丈夫被允許外出尋找婆麻生育。盡管客家婦女保持了不纏足、不束胸的天性，相對自強自立，但仍然無法改變小農家庭婚姻中男性一人獨尊、女性求全忍讓的狀況，嚴重壓抑了女性追求平等和解放的自我意識，也導致了客家男性高度的自我認可和大男人主義。
三.結語
客家諺語具有口耳相傳的特性，記錄著客家社會男女意識的狀況和變遷。從中可以看出，傳統的客家社會是一個典型的男權社會，在教育、婚姻方面均存在著明顯的男女差異。在教育上，客家人男尊女卑的教育觀念是客家社會男權處于主要地位的反映，教育上的不公夸大了男性的家庭和社會地位，導致了客家女性教育的遲滯，從而達到鉗制女性思想，并安于從父從夫從子的目的。在婚戀婚俗上，客家人強調男性一人獨尊，女性克己忍讓、顧全丈夫及家庭，表明傳統客家家庭和社會在男女角色理解上出現的偏頗，忽視了女性在家庭、社會上發揮的重要價值與作用。從客家諺語鋪展開來的客家社會畫卷中不難發現，客家社會下男女主體意識始終處在一個男性高度自我認可，女性長期壓抑的狀態，而這種狀態恰恰是受到傳統儒家的男女倫理觀深刻影響的具體表現。
“但隨著歷史上民族文化融合的潮流，近代以來文明思想觀念的傳入、教育的普及和先進客家人的大力推動”[9]，客家人的男女觀念發生了巨大改變，這種改變是男女主體意識向前不斷發展的縮影。客家諺語成為客家男女向社會表達訴求、尋求改變的發聲筒。教育上，女性開始追求教育平等，對男女一視同仁，要求從傳統的婆娘管教中脫離，學習文化知識。婚姻上，客家男女謀求戀愛婚姻自，改變以往父母之命的情況，對婚姻的對象表現出了個人的喜好要求，如“嫁嫩郎，愁斷腸；嫁老郎，會思量”、“娶妻莫貪靚，嫁女莫貪財”。夫妻關系則從以往的“一人獨尊”變為更加強調夫妻和諧，家庭和睦，如“公不離婆，秤不離砣”、“一個夫妻一個蓋，自家老婆自家愛”。在現代客家社會中，女性在家庭和婚姻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社會的尊重和認可，客家女性的心靈手巧、吃苦耐勞的品質得到了高度的贊揚，如“會裁會剪會繡花，會籌會算會當家”、“三介婦人家，當過一臺車”。
客家男女追求教育平等，謀求婚戀自主，女性受到社會的尊重和認可，是近代社會以來，客家男性主體意識與時俱進、良性發展，女性意識蘇醒快速發展的表現。客家諺語作為客家文化的載體，既是客家男女意識的反映，也是客家人追求男女平等、個性自由的記錄者和發聲筒，在客家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起著不可磨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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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女性生育權論文范文
關鍵詞:代孕;合法化;代孕法律關系;法律規制
中圖分類號:I253.1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9-9166(2010)014(C)-0232-01
一、代孕行為淺析
(一)代孕行為的界定。代孕行為是采用人工輔助手段將夫婦的與卵子人工授精形成人工胚胎,再將胚胎植入他人的正常子宮中,借用他人的子宮孕育出擁有不孕夫婦基因的子女,被借用子宮者就稱為孕母。
(二)代孕行為產生的原因。代孕母的出現和興起主要是因為代孕母可以幫助不孕夫婦孕育屬于他們自己的孩子。要擁有健康而且成熟的卵子和,兩者在女性體內順利結合成受精卵之后,安全地通過輸卵管再著床在子宮上,完成自然受孕。但是各種原因使得有些人不能如愿懷孕生子,這類問題就是所謂的不孕癥。在我國的傳統社會觀念中,生兒育女不但意味著傳宗接代、養兒防老,而且也是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所必不可少的元素。不孕影響一個家庭的幸福和睦,甚至更容易增加不孕夫婦的社會和家庭壓力。雖然收養制度可以幫助他們擁有子女,但是養子女和養父母間沒有血緣關系,而代孕子女剛好相反,所以代孕勢必會弱化收養制度的吸引力。如此以來,孕母就很快擁有了大量的社會需求。
二、代孕合法化分析
1、孕母合法化符合自由和平等的人權觀念。盧梭:“每個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所謂天賦人權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在民主法治的中國,國家不應干涉個人實現生育權的方式。平等則是指同樣的人應得到同等對待。有生育能力障礙的不孕婦女也應該能夠通過孕母技術成為母親。否定孕母合法化就是以法律的強制力限制了他們實現生育的平等權利和行為自由。2、孕母合法化符合正義價值。根據羅爾斯正義理論中差異原則,正義制度就應該對處于最不利地位的人有利,正義制度的目的就是實現最廣泛平等的自由。否定孕母合法化,對于處于不利地位的不孕夫婦,法律不但沒有提供改善手段反而加重其不利益狀態,違背了法的實質正義。3、孕母合法化體現社會互助的高尚情操。孕母是以幫助不孕夫妻擁有自己兒女為出發點。不論孕母懷著怎樣的心態為他人代孕,但是這樣才需要法律的有效規范使得代孕成為真正利他的行為。并且不以獲利為目的,提倡社會互助的精神。
三、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
通過代孕行為出生的子女與之父母的法律關系的確定。傳統的認定標準是“誰孕育子女,誰就是母親”,而父親的確認是由母親的受胎是否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發生來推定,并輔以婚生子女的否認作為彌補。這種判斷標準顯然已不能適用代孕生育方式,那該如何最終確定一個法律意義上的父母呢?
學術界對這個問題形成了多種學說理論,其中筆者贊成合同說。該學說是通過訂立代孕合同,在實施代孕行為之前雙方就確定好父母子女關系,即委托代孕方取得父母資格。合同訂立倡導意思自治原則,法律應該尊重代孕合同當事人意思選擇,體現法的意思自治精神。受法律約束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代孕行為的意思自治要有所限制,權衡代孕母親和養育父母之間的利益。并且代孕所需的受精卵是來自于不孕夫婦,從遺傳學理論,和卵子的提供者才是孩子的父母。
四、代孕行為的法律規制
委托代孕是無法正常生育的弱勢群體利用先進的生殖技術救濟自己生育權的行為。但是目前我國對于代孕的規制卻是予以全盤否定和全面禁止,這種“一刀切”的做法顯示我國法制建設與科技進步之間的滯后性。為了與科技進步俱進,我國必須加快法制建設步伐。
(一)代孕的主體資格。委托夫婦可考慮如下因素:(1)確定實行代孕行為時夫妻婚姻關系合法,避免單身男女要求代孕的發生。(2)委托代孕合同須選定合法機構實施代孕行為,法規也可視情況指定機構進行。(3)需提供相關憑證,證明委托方的經濟能力可以負擔代孕相關費用,以及子女出生后的撫養費用等。對于代孕者的規定:(1)代孕者不以盈利為目的,自愿為委托方代孕,但應獲得相應報酬。(2)為了家庭和睦,代孕行為前需經代孕者的家屬同意。(3)代孕者具有符合代孕行為的身體健康條件。
(二)相關法律責任規定。在孕育過程中,是否可以約定要求終止代孕。委托人提出終止代孕要求,對于代孕者應給與相應補償,那么代孕者要求終止代孕的責任義務由雙方約定。代孕者在代孕過程中也應享有權利,例如代孕母意外流產不承擔違約責任,還可酌情取得之前代孕行為的相應酬勞。如若一方違反代孕合同中規定的義務責任,要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等。哺乳期幼兒的撫育,允許當事人在委托合同中有所約定,如若沒有約定,為了子女的健康利益,法律規范也要做出保底規定。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民商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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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女性生育權論文范文
關鍵詞 祖輩投資；父性身份不確定性；家系偏向；性別偏向；親資理論；親緣選擇理論：進化心理學
分類號 B849
1 引言
對任何有機體而言，繁衍都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Hamilton（1964）的親緣選擇理論（kinselection theory）認為，個體的繁衍成功（reproduction SUCCESS）包括兩個部分：通過自身傳遞自己的基因，或通過親人傳遞自己的基因。兩個部分相加之和就構成了個體的整體適應度（inclusive fitness），這是衡量個體繁衍成功最終的進化心理學指標。親緣選擇理論預測，除了父母之外，其他的親人包括祖輩也會對孩子進行投資，因為他們跟孩子之間存在親緣關系，彼此之間擁有25%的基因相關度（genetic relatedness）。祖輩對孫輩進行幫助和支持，最終有助于提升自己的整體適應度，保證自身基因的傳遞。
祖輩投資又叫隔資（grandparentalinvestment），是指祖輩通過各種形式向孫輩投資時間、金錢、精力、情感等重要資源，從而促進孫輩的生存和繁衍的一種社會現象。研究發現，無論是在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傳統社會（sear&Mace，2008），還是在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現代社會，許多祖輩的確會對孫輩進行各種投資，包括照料、陪伴、探望、資助，等等。在傳統社會，祖輩投資的積極影響主要體現在他們的幫助能夠增加女性的生育力，降低孫輩的死亡率。因為他們能夠幫助自己的孩子照料孩子，分擔家務，進行產后護理，這樣使得女性沒有后顧之憂，可以更快地調整自己的身體狀態，為孕育新的生命做好準備。Voland和Biese（2002）對德國某地從1720年到1874年的人口資料進行分析之后發現，該地6個月到12個月大的嬰兒死亡率受到這段時期他們外婆是否健在的影響：跟有外婆照料的嬰兒相比，沒有外婆照料的嬰兒死亡率是前者的1.8倍。在現代社會，科技進步使得嬰兒的死亡率大幅下降，也許祖輩投資對降低嬰兒死亡率的影響已經大不如前，但祖輩投資對女性生育力依然存在積極影響。許多研究發現，祖輩對孫輩的照料能夠增加孩子的父母未來生育后代的可能性。此外，祖輩投資作為社會壓力的緩沖器，還能提升孫輩的幸福感，促進孫輩的社會適應。這些發現也許意味著，即使在工業化時代，祖輩在孫輩生命中都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他們的支持和幫助依然影響著孫輩的發展和適應。除了直接參與照料孩子，他們還可以通過幫助支付學費等間接方式支持孫輩的個人發展。而且，對于單親家庭和繼親家庭的孫輩而言，祖輩投資更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來自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很多研究發現了祖輩投資的重要性，但是這些領域的研究通常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祖輩投資是否存在穩定的普遍的個體差異？即使不同祖輩跟孫輩之間存在相同的基因相關度，他們之間依然可能存在親緣利他行為的不對稱性（王瑞樂，劉漢慧，張孝義，2012；Goetz&Shackelford，2009）。本文試圖從進化心理學的視角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將梳理相關的進化心理學實證研究，特別是最近五年的研究，較為系統地闡述祖輩投資的個體差異問題，包括與之相關的理論假設、個體差異的具體表現和影響因素。最后，我們將談及該領域尚未解決的重要問題，這將為感興趣的研究者提供相應的參考和幫助。
2 祖輩投資差異的相關假設
2.1 父性身份不確定性
根據親資理論（parental investmenttheory），跟父母雙方的親資關系最為密切的一個因素是父性身份不確定性（patemityuncertainty）。簡單地說，對于體內受精的哺乳動物（包括人類）來說，雌性可以百分之百地確定孩子是自己親生的，而雄性則不能，因此他們存在撫養其他雄性后代的風險。跟其他的哺乳動物雄性相比，人類男性對于后代的投資非常慷慨。考慮到這一點，如果他們的投資不能有效地使用在自己的親生孩子身上，無疑會給他們的進化收益造成巨大的損害。研究發現，父性身份不確定性影響男性的投資傾向和投資行為，他們對后代的投資通常都要少于女性。某些文化習俗，比如女性婚后居住在男性家中，可能也具有減少男性的父性身份不確定性從而增加他們投資的功能。
從父性身份不確定性這一視角對祖輩投資進行考察，不同祖輩的親代身份不確定性有著明確的差異。外婆具有兩代確定的親緣身份，她能確定孩子的母親是自己親生的，而孩子的母親（即外婆的女兒）也能確定孩子是自己親生的。相比之下，爺爺的兩代親緣身份都是不確定的，他既不能確定孩子的父親是自己親生的，而孩子的父親（即爺爺的兒子）也不能確定孩子是自己親生的。同理，外公和奶奶各有一代確定的親緣身份和一代不確定的親緣身份，因此他們對于祖孫關系的確定性介于外婆與爺爺兩者之間。考慮到上述的祖輩親代身份不確定性的個體差異，我們可以預測：在祖輩投資方面，外婆最多，爺爺最少，外公和奶奶居中。
2.2 特定性別繁衍策略
在父性身份不確定性之外，特定性別繁衍策略也有助于理解祖輩投資的個體差異現象。這一假設認為，親資的差異跟不同性別的繁衍策略有關。男性的生殖潛能遠遠高于女性，制約他們整體適應度的主要因素是配偶的數量：擁有更多的配偶，他們就可能留下更多數量的后代。而制約女性整體適應度的主要因素是配偶的質量，增加配偶數量并不能明顯地增加她們的后代數量。因此，單純從增加整體適應度的角度來看，男性會更多使用數量策略，女性會更多使用質量策略，而這也意味著，女性相比男性會對后代進行更多的投資。隨著年齡的增長，年長女性通過直接生育增加自身整體適應度已經變得不現實了，因此她們更可能通過間接方式（比如投資自己的孫輩）來實現這個目標。而年長男性依然有機會通過直接生育后代的方式增加自己的整體適應度。在一夫多妻制的社會中，跟投資孫輩相比，年長男性更可能把資源投資在自己年輕的妻子身上。因為他跟這個妻子的孩子平均擁有50%的基因相關度，而跟自己孫輩的基因相關度平均只有25%。
需要注意的是，特定性別繁衍策略假設并沒有否定父性身份不確定性假設，兩者之間是相互補充的關系。根據特定性別繁衍策略假設，人們可以預測，女性祖輩對孫輩的投資要多于男性祖輩，這一結論在許多研究中都得到了支持。同時，特定性別繁衍策略假設也在外公和奶奶的祖輩投資方面做了進一步的區分。因為外公投資于他女兒的孩子，他可以確定自己的投資會更多地用于撫養和照料自己的孫輩，他女兒不太可能拿這些資源用于擇偶。而奶奶投資于他兒子的孩子，因此她的投資不一定都能被她兒子用于照料和支持自己的孫輩。因此，外公的祖輩投資常常要多于奶奶。
2.3 性染色體相關度
性染色體相關度假設認為，孫輩的性別可能影響祖輩投資。這是因為，雖然父母的常染色體會平均分配給他們的子女，因而子女通常擁有父母雙方各50%的常染色體基因，但是父母的性染色體基因并不會平均分配給不同性別的子女。母親的x染色體會平均分配給兒子和女兒，而母親的X染色體有50%的機會來自外婆，因此外婆跟外孫女和外孫子的X染色體相關度都是25%。父親的X染色是會100%地傳遞給女兒，不會把自己的X染色體傳遞給兒子。考慮到父親的X染色體有50%來自奶奶，因此奶奶跟孫子的x染色體相關度是0，而跟孫女的X染色體相關度是50%。因此，Fox等人（2010）提出假設，認為外婆的祖輩投資不受孫輩性別的影響，而奶奶會更多地投資給孫女而不是孫子。Rice等人（2010）同樣認為祖輩跟孫輩的基因相關度范圍是23%到27%，x染色體上發生的性對抗合子驅力（sexually antagonistic zygotic drive）可能會導致x染色體傳遞的突變。這種突變更多地影響奶奶的表現型，進而影響她們對孫輩的投資。這種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對含有自身x染色體后代（孫女）的偏愛，還包括對不含自身x染色體后代（孫子）的傷害。
3 祖輩投資的個體差異
3.1 個體差異
研究者通常使用兩種思路收集祖輩投資的數據，以便對其進行比較。第一種思路是使用歷史記錄的或當代的人口統計學資料，考察祖輩是否在世對孫輩死亡率的影響。第二種思路是使用問卷調查法，通過祖輩、父輩或孫輩的自我報告，檢驗各種形式的祖輩投資的差異，比如接觸頻率、情感親密、物質投資，等等。兩種思路各有利弊：前者考察的是比較極端的祖輩投資，但數據相對客觀；后者則可以考察祖輩投資的不同表現，不過自我報告的數據容易受到社會期望等因素的影響。不過，把兩種類型的數據綜合考慮，依據不同研究者使用不同數據得出的結果，依然能夠讓我們對祖輩投資的個體差異提供某些相對可靠的結論。
第一，祖輩投資在影響嬰兒死亡率方面存在個體差異。Gibson和Mace（2005）對埃塞俄比亞多個鄉村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女性祖輩比男性祖輩對嬰兒的存活擁有更多的積極影響，外婆的積極影響最為明顯。Sear和Mace（2008）對45項涉祖輩投資影響嬰兒死亡率的研究進行了綜述，結果發現女性祖輩對孫輩存活通常起著積極的影響，而男性祖輩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外婆在世對于孫輩的成活率有著最為明確的積極效應。不過，這45項研究涉及的絕大多數都是母系社會，這樣的結論是否適用于其他社會類型并不清楚。因此，Strassmann和Garrard（2011）對17項父系社會的數據進行了元分析，結果發現：爺爺、奶奶對于嬰兒死亡率沒有影響，外公、外婆則對降低嬰兒死亡率有積極效應，而外婆的影響最大，她們可以降低9%的嬰兒死亡率。這樣看來，無論是在傳統的母系社會還是父系社會，外婆在世對于降低孫輩死亡率有著首屈一指的影響。只不過，母系社會的性別影響更明顯，而父系社會的家系影響更明確。
第二，自我報告的祖輩投資在各個方面存在個體差異。在情感親密方面，Michalski和Shackelford（2005）發現外婆的自我報告得分顯著高于其他祖輩。其他研究者則發現，要求被試自我報告跟祖輩的情感親密程度，通常外婆得分最高，爺爺最低，外公和奶奶則處于居中位置。在評價祖孫之間的關系時，無論是父母還是孩子都把外婆排在第一位，外公其次，奶奶再次，爺爺最后。在接觸頻率方面，Pollet和Nelissen等人（2009）發現，要求父母報告祖輩跟孫輩的接觸頻率，跟孫輩接觸最多的是外婆，接觸最少的是爺爺，外公和奶奶則居于中間位置。在關心照顧方面，Chrastil等人（2006）發現，回溯自己7歲前跟祖輩的交往經歷時，美國人通常認為外婆最關心自己，爺爺最不關心自己，外公和奶奶對自己的關心程度差不多。在荷蘭和德國被試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來自對13個歐洲國家的一項國際調查，研究者發現外婆照顧孫輩最多，其次是外公，再次是奶奶，爺爺照顧最少。Huber和Breedlove（2007）使用了60個不同文化群體的數據，比較嬰兒出生時不同祖輩提供的直接幫助，發現了同樣的結果。最后，除了這些相對獨立的指標之外，有研究者采用綜合性的指標，同時考慮接觸頻率、關心照顧等因素，同樣得到了經典的祖輩投資差異類型：即外婆最多，爺爺最少，外公和奶奶居中。
祖輩投資的個體差異似乎存在一個比較經典的模式，即外婆投資最多，爺爺投資最少，外公和奶奶投資居中。換句話說，相比男性祖輩，女性祖輩投資更多；相比父系祖輩，母系祖輩投資更多。這符合父性身份不確定性假設和特定性別繁衍策略假設。
3.2 影響因素
毫無疑問，祖輩投資不只受父性身份不確定性和特定性別繁衍策略的影響。除此之外的許多因素，包括祖輩的居住距離、婚姻狀況、年齡、教育水平、跟父輩的關系，以及父輩和孫輩的數量，都可能影響他們的投資水平。本文不追求面面俱到。主要論述涉及較多實證研究的因素。
第一，祖輩的居住距離。祖輩的居住距離越遠，他們對孫輩的投資越少。這一因素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有的研究中沒有發現祖輩投資的個體差異，因為他們離孫輩的距離不同。不過，居住距離對不同祖輩的投資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影響。母系祖輩相比父系祖輩，更可能為了看望孫輩而長途跋涉。跟父系祖輩相比，母系祖輩對孫輩的照顧較少受居住距離的影響。
第二，祖輩資源和孫輩數量。祖輩自身的資源越多，他們投資給孫輩的資源也越多。可以預期，祖輩擁有的空閑時間越多，他們就越有可能抽出時間來看望孫輩。此外，祖輩自身的健康狀況越是良好，他們就越有可能擁有充分的精力和財力對照顧和關心孫輩。這兩個假設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得到了支持。在祖輩資源確定的情況下，他們擁有的孫輩數量越多，分配到每個孫輩身上的投資量就越少。不少研究都發現了這種孫輩數量對祖輩投資的稀釋效應。被試擁有的堂親表親的數量越多，他們自我報告的祖輩投資得分就越低。
第三，投資渠道。按照父性身份不確定性假設，外公和奶奶各有一個確定的親緣身份，一個不確定的親緣身份，兩者的投資水平應該旗鼓相當。然而，不少研究發現外公的投資水平高于奶奶，也有研究沒有發現兩者之間存在差異。外公和奶奶的投資差異可能涉及雙方不同的投資渠道。在外公和奶奶既有女兒又有兒子的情況下，外公不會更多地把資源投給自己兒子的后代，因為他是這些孫輩的爺爺。可是，奶奶就有可能把更多地資源投給自己女兒的后代，因為她是這些后代的外婆。因此，奶奶比外公投資水平低可能是因為她們同時還是其他孫輩的外婆：在沒有這種優勢渠道分流的情況下，奶奶跟外公的投資水平可能沒有區別。這一假設得到了相關證據的支持。
第四，父權文化。祖輩投資的經典模式雖然經過了跨文化研究的檢驗，也得出了相當一致的結論。不過，這些跨文化研究要么主要集中于西方發達國家，要么考察的就是極端的祖輩投資影響，比如祖輩如何影響嬰兒的死亡率。因此，這樣的比較無法告訴人們，父權文化是否影響通常的祖輩投資。不少研究發現，這一因素可能會逆轉祖輩投資的經典模式。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希臘，來自城市的被試傾向于認為外婆外公更疼愛自己，而來自農村的被試則認為爺爺奶奶更照顧自己。對中國安徽農村的一項調查也發現，祖輩更傾向于照顧兒子的后代而不是女兒的后代。來自意大利的一項研究也發現，跟母系祖輩相比，父系祖輩會跟孫輩有更多的游戲互動。父權文化的影響可能涉及許多層面，比如孫輩通常在父權社會中跟父系祖輩住在一起，這種居住距離的便利有利于提升父系祖輩的投資。更重要的是，新娘結婚之后通常跟丈夫的家人住在一起，這種安排無疑有助于降低女性出軌的可能，從而增加男性作為孩子親生父親的確定性，最終導致對父系祖輩對孫輩的更多投資。不過這種觀點只能部分解釋父系祖輩投資更多的現象，因為父系祖輩的親代身份不確定性再怎么降低，也無法跟母系祖輩親代身份的確定性相提并論。這種情況下，按照親緣選擇理論，依然會是母系祖輩投資更多，這明顯跟事實沖突。更可能的一種合理解釋是，父權文化下存在“重男輕女”現象，家庭財產和資源的繼承通常都是通過男性后代進行。因此，這一文化下父系祖輩投資超過母系祖輩的現象可能主要體現在男性孫輩身上，這一預測跟Pashos（2000）和趙太陽（2012）的研究發現一致。
第五，孫輩性別。Rice等人（2010）對已有研究的兩項數據分析發現，無論是外婆還是奶奶，她們對女性孫輩的投資都要多于對男性孫輩的投資。按照性染色相關度假設，奶奶跟女性孫輩的x染色體相關度高達27%，跟男性孫輩的x染色體相關度只有23%，因此她會更偏愛女性孫輩，這一假設得到了支持。不過外婆跟不同性別孫輩的X染色體相關度理論上都是25%，她對孫輩的投資不應該受到孫輩性別的影響。Fox等人（2010）對7個傳統社會的祖輩投資和嬰兒死亡率數據進行了元分析，結果發現：外婆能夠同時降低女性孫輩和男性孫輩的死亡率，而奶奶則會降低女性孫輩的死亡率，但卻增加了男性孫輩的死亡率。這一發現明確地支持了性染色體相關度假設。不過，奶奶偏愛女性孫輩甚于男性孫輩的假設沒有得到其他研究的支持。此外，奶奶跟女性孫輩的x染色體相關度為27%，高于外婆的25%，因此奶奶應該比外婆更疼愛女性孫輩，這一假設也沒有得到相關研究的支持。因此，孫輩性別是否影響祖輩投資目前還沒有明確一致的結論，性染色體相關度假設有待進一步的檢驗。
4 展望
可以看到，祖輩投資的個體差異現象得到了眾多研究者的關注，相關的進化心理學假設經歷了許多研究的檢驗。祖輩投資存在的性別偏好和家系偏好，總體上支持了父性身份不確定性假設和特定性別繁衍策略假設，性染色體相關度假設沒有得到明確的支持。此外，祖輩的居住距離、資源數量、孫輩數目、投資渠道和父權文化都會影響祖輩投資的經典模式。鑒于中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對中國的祖輩投資現象進行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單就祖輩投資的研究而言，國內研究較少，研究結果基本上支持了祖輩投資的經典模式。不過，這些研究都是沒有發表的碩士論文，樣本量較小，通常統計分析中使用的有效被試不足200人。跟國外已有的大樣本研究相比，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是空白。其實，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獨子家庭，以及快速進行的城鎮化導致的留守家庭，都給國內研究者提供了某種比較祖輩投資的新視角。比如，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的留守家庭中，孫輩跟祖輩的接觸更多，而祖輩對孫輩的生活學習和社會適應勢必有更深程度的卷入，這種卷入是否存在個體差異？獨子家庭則可以讓研究者在祖輩投資渠道非常有限的情況下，觀察和比較祖輩的投資差異，而這種比較將有助于增加研究者對不同社會情境下祖輩投資差異的理解和認識。
我們認為，祖輩投資個體差異方面的研究，未來有必要關注以下幾點。
第一，孫輩性別的影響。雖然性染色相關度假設沒有得到明確的一致的支持，不過未來研究可以繼續檢驗這一假設。已有研究中明確檢驗這一假設的實證研究不多，得到的結果不一致，因此難以給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除了性染色體相關度假設之外，另一個跟孫輩性別有關、值得檢驗的理論是Trivers-Willard假設。這一假設認為，自然選擇會根據母親的狀況和子女的繁殖潛能而調整母親對某一性別的偏愛：當母親身體狀況較好時，她會更多地投資于兒子；當母親身體狀況較差時，她會更多地投資于女兒。母親或家庭的這種“投資”，既包括在嬰兒尚未出世之前對他們性別（birth sex-ratio）的操縱，也包括在子女出生之后對他們的照料。這一假設得到了不少研究的支持，不過其他研究者則沒有發現支持性的證據。有研究者認為，既然在親資研究中都沒有發現明確證據支持Trivers-Willard假設，也許沒有必要在祖輩投資中檢驗這一假設。不過，在相對富裕的國家沒有發現父母對不同性別嬰兒投資的差異，并不意味著在其他階段（比如子代或孫輩的青少年時期）不存在父母投資的差異，也不意味著在貧窮地區不存在這種差異。因此，未來研究有必要更詳細更明確地檢驗孫輩性別是否影響親資和祖輩投資。比如，祖輩投資在孫輩發展的不同階段是否具有相似的差異模式？祖輩是否會對相同性別的孫輩進行更多投資？祖輩對孫輩的教育投資是否存在孫輩性別的差異？祖輩跟父輩之間的關系如何影響對孫輩的投資？祖輩擁有的資源和社會經濟地位是否會影響他們對孫輩的投資？孫輩有效利用祖輩投資的能力，以及他們的健康狀況，如何影響祖輩的投資意向？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