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攻堅基本方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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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脫貧攻堅基本方略范文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同時，提出“實施脫貧攻堅工程，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分類扶持貧困家庭，探索對貧困人口實行資產收益扶持制度”。總體來看，十八屆五中全會部署了“十三五”期間扶貧開發的基本方略和重要舉措，具體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全面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即要求針對不同貧困地區環境、不同貧困人群狀況，按照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的“六個精準”要求，確保各項政策好處落到扶貧對象身上。自2011年實施新一輪扶貧開發以來，我省已完成對全省范圍內農民人均純收入低于4000元（或高于省定標準的地方標準）的農戶建檔立卡，并結合低收入農戶的致貧原因，在全國首創開發式扶貧和救助式扶貧（農村低保）“兩項制度”有效銜接的精準幫扶措施。“十三五”期間，我省應進一步完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政策措施。一是進一步提高貧困標準，對低收入農戶的精準識別逐步從絕對貧困向相對貧困轉變，嚴格執行相對貧困農戶的精準識別和精準退出的動態管理。二是對已經脫貧的農戶，在一定時期內讓其繼續享受扶貧相關政策的同時，要完善政策性農業保險，完善農村信貸市場，探索農村小額扶貧保險制度，制定出臺農村支出型貧困社會救助辦法，努力提高脫貧農戶應對收入波動的能力，避免出現邊脫貧、邊返貧現象。三是建立收入、健康、教育、就業和保障“五位一體”的扶貧機制，扎實推進“五個一批”扶貧開發措施，提升農村低收入人口的發展能力。
堅持精準扶貧和區域發展相結合的原則。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要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這要求“十三五”時期必須將扶貧開發與區域發展有效結合。貧困地區基本處在地理位置偏僻、地形地貌復雜、自然資源貧乏、基礎設施薄弱的地區，而一村一戶的發展往往與一個區域的整體發展狀況連在一起，只有解決經濟薄弱片區一些重大的根本促進發展的共性約束，如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經濟圈帶的發展，產業格局的戰略性調整等等，才能使低收入農戶的脫貧和貧困縣的摘帽具備更扎實的基礎，才能有效保障精準扶貧的速度和質量。因此，“十三五”期間我省應繼續實施促進蘇北加快發展的政策舉措，加大經濟薄弱地區的資源綜合投入力度，下大力氣破解集中連片經濟薄弱地區基礎設施、產業發展、民生事業等方面的重點問題，增強貧困地區“造血能力”，切實解決經濟薄弱地區的整體區域性貧困問題。
積極探索資產收益扶持制度。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探索對貧困人口實行資產收益扶持制度”，這是中央層面首次提出的扶貧新舉措。資產收益扶持制度，核心是將財政專項扶貧資金、部分支農資金和企業扶貧資金，以投資招標方式形成資產，進一步將其股份化并給予貧困戶，以增加貧困人口的財產性收入。在不斷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的大背景下，資產收益扶持制度將與土地確權、集體產權重構等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互相促進，有效推動資產收益扶貧。“十三五”期間，我省應積極探索針對低收入農戶的資產收益扶持制度，一方面應將增量產業扶貧資金采取直接量化的方式，作為低收入農戶在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股份；另一方面，對于經過多年扶貧開發投入所形成的未明確到戶的集體收益型資產，應探索構建傾斜于低收入農戶（尤其是自主增收能力受限制的低收入農戶）并量化到戶的資產收益扶持制度。
（作者單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
第2篇：脫貧攻堅基本方略范文
一、深入學習關于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
1.認真學習貫徹。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扶貧論述摘編》、關于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通過學原文原著，深刻領會總書記關于脫貧工作重要論述中蘊含的執政為民的宗旨觀念，攻堅克難的責任擔當和直面問題的政治勇氣和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
2.深化成果運用。堅定不移用關于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推動工作，在學懂弄通做實上下功夫，切實把總書記指示轉化為脫貧攻堅的強大動力和實際效果，堅持把脫貧質量放在首位，聚焦脫貧攻堅年度目標任務，集中優勢、集聚資源、集結力量，持續在“四個切實”“五個一批”“六個精準”上用實勁、求實效，確保脫貧攻堅各項工作落地生根。
二、認真落實巡視反饋問題整改
3.壓實整改責任。堅決落實政治巡視要求，堅持從嚴從實，聚焦突出問題，切實把自己擺進去、把工作擺進去、把職責擺進去，形成上下聯動、左右銜接、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整改工作格局。
4.落實整改任務。認真對照巡視反饋的問題，主動認領、深挖根源、由點及面，逐項研究制定分解整改措施，制定問題清單、任務清單、責任清單，細化舉措，切實做到“四確保四不放過”。
5.用好整改成果。強化工作舉措，扎緊制度籠子，擰緊脫貧攻堅責任鏈條、聚力落實精準幫扶舉措、健全穩定脫貧長效機制、強化脫貧攻堅風險防范、深化扶貧領域作風建設，全力做好巡視巡察“后半篇”文章，用“繡花功”啃下“硬骨頭”，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
三、扶貧舉措
6.對包保的未脫貧3戶7人的貧困現狀再進行詳細調查和了解，并針對需求，積極與當地政府及相關部門溝通協調，每名包保干部年入戶要達到20次以上。
7.開展法律援助大走訪活動。在10個鎮（街道）司法所設立法律援助窗口，針對貧困戶中因經濟糾紛、意外事故等涉法原因產生的貧困，組織公證員、律師積極開展法律援助，幫助貧困戶依法維權。
8.對于有養殖意愿的貧困戶免費提供法律服務。協調相關部門為其提供免費畜禽動物疫病免疫所需疫苗和養殖技術，提供部分畜禽保健藥品等，大力扶持貧困戶發展養殖業。
9.根據貧困戶的實際情況，對患有慢性病、五保戶、子女就學等相關情況，協調聯系相關部門，落實相關政策。
10.開展法治宣傳活動，計劃發放法律小冊子2000本以上，以加強貧困戶的依法維權意識。計劃每年搞1次培訓，內容包括法律知識、農業種植、養植知識和實事政治的學習等，拓寬視野，解放思想，提高農業技術水平和拓寬致富途徑。
第3篇：脫貧攻堅基本方略范文
一、時間安排
2020年6月10日-6月30日
二、總體要求
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對脫貧攻堅工作進行全面“回頭看”，準確掌握貧困人口“兩不愁三保障”實現情況、獲得幫扶情況和參與脫貧攻堅項目情況等，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補齊工作短板，提升脫貧成果，為高質量完成脫貧攻堅普查工作打好堅實基礎。
三、主要任務
(一)開展重點排查。
各村要聚焦“兩不愁三保障”及飲水安全問題，由駐村工作隊牽頭組織人員對所有建檔立卡貧困戶和邊緣戶開展全覆蓋排查，確保戶戶到、人人過、項項查。重點排查以下六項內容：一是家庭收入情況。排查貧困戶2019年度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否穩定超過國家扶貧標準，重點關注是否受肺炎疫情或其他原因影響導致今年收入可能不達標的風險。二是基本生活保障情況。排查米、面、糧油是否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肉類、蛋類、奶制品或豆制品等是否想吃隨時能吃，一年四季是否都有應季的衣物，重點關注特殊人群(比如鰥寡、殘疾高齡老人等)是否落實相應的服務保障措施。三是義務教育保障情況。排查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和教育資助發放情況，重點關注學籍在外地的貧困家庭學生義務教育補助政策是否發放到位。四是基本醫療保障情況。排查貧困人口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含大病保險)參保情況，重點關注新增人口是否及時代繳、穩定脫貧人口參保情況。在外地參保和就業單位代繳的是否有證據資料。五是住房安全保障情況。排查貧困群眾住房是否安全，是否滿足居住需求，危房改造政策是否落實到位。六是飲水安全情況。排查水量、水質、用水方便程度、供水保證率是否達標，重點關注是否存在飲用露天塘水情況，老弱病殘貧困戶的飲水是否方便。(具體見附件1)。
排查結束后，要認真梳理整理，匯總脫貧攻堅專項集中行動排查問題(附件2)，建立問題清單，按照問題整改“七個一”機制落實整改、銷號管理、問題清零。
責任單位：各村駐村工作隊、村兩委。
(二)全面開展走訪。
專項集中行動期間，全鎮所有結對幫扶責任人要圍繞“四個一”要求對所結對幫扶戶(包括2014年、2015年脫貧戶、穩定脫貧戶)開展1次幫扶走訪，并將走訪中發現的問題及時反饋給村。一是與貧困群眾談一次心。與貧困戶面對面談心交流,了解結對幫扶戶“兩不愁三保障”實現情況，引導結對幫扶戶掌握建檔立卡以來家庭收入的變化和生產生活的改善情況，切實用心用情拉近與貧困戶的距離。二是梳理一遍幫扶措施。幫助結對幫扶戶梳理建檔立卡以來在教育扶貧、健康脫貧、危房改造、易地扶貧搬遷、產業扶貧、就業扶貧、金融扶貧、生態保護脫貧等方面獲得的幫扶情況，確保結對幫扶戶(或明白人)對相關情況說得清道得明。三是核實一遍基礎數據。核準《扶貧手冊》基礎信息及貧困戶家庭各項收入、支出數據，確保各項基礎信息真實準確。四是整治一次人居環境。動員并幫助貧困戶整治家庭人居環境，確保貧困戶以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干干凈凈的人居環境迎接國家脫貧攻堅普查。
責任人：所有幫扶聯系人、村扶貧專干。
(三)整治人居環境。
各村要充分發揮公益崗和公益性事業勞務人員作用，對村域內的垃圾包括雜物、渣土、柴草和廢棄物等進行一次拉網式全面徹底清理，確保常態化達到“十凈”(即房前屋后凈、庭院凈、禽舍凈、道路凈、溝渠凈、綠化地林帶凈、公共環境凈、水邊凈、場院凈、地頭凈)要求。結對幫扶責任人要結合幫扶走訪，幫助結對幫扶戶對家庭人居環境進行細致整理，促其達到“五凈一有一整齊”(即門窗凈、臥室凈、廚房凈、個人衛生凈、宅前宅后凈，每個貧困戶家中要有簡單必要的基本生活用品〈包括床褥、衣柜、碗櫥、餐桌、椅子、電視機〉，家庭院內擺設整齊有序)。
責任單位：各村駐村工作隊、村兩委。
(四)抓好整改落實。
要堅持問題導向，聚焦重點難點，切實抓好全面排查和幫扶走訪發現問題的整改工作，確保所有問題6月底前整改到位。針對發現的問題，要逐項建立問題臺賬，逐項研究具體整改措施，嚴格時間節點、倒排工期，逐人逐戶對賬銷號。對能及時整改的問題要堅持立行立改，對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加強會商與研判。鎮直相關單位，要對照工作職能加強對村的業務指導和工作督促。各村要找準問題癥結和問題阻點，深入剖析原因，既要“點對點”整改，做到改到位、改徹底，又要做到舉一反三，建立長效機制。
要堅持精準幫扶，聚焦“五個一批”，加快推進各項政策措施落實，加快各類扶貧項目實施進度，確保扶貧項目6月底完成，并按照要求及時做好項目驗收和資金撥付工作。
責任單位：鎮各脫貧攻堅專項工作領導組，各村。
(五)完善基礎工作。
要全面核查全國扶貧開發信息系統數據，扶貧工作站對發現的疑點數據要組織扶貧專干實地核查，及時修正完善，確保數據真實準確。
要圍繞普點內容，全面梳理、規范整理村級檔案和貧困戶檔案資料。完善的重點要求：(1)檢查每戶建檔立卡貧困戶《扶貧手冊》內容必須與家庭真實情況、扶貧信息系統相一致、幫扶措施與幫扶成效必須相統一。(2)《扶貧手冊》必須存放在家，戶袋資料與村存放的戶檔資料必須完全一致。(3)所有建檔立卡貧困戶的識別、幫扶和退出資料務必完整、支撐材料必須齊全。(4)邊緣戶和監測戶的佐證資料務必準備并且充分有力。(5)所有建檔立卡貧困戶的政策措施務必落實到位，排查表中的各項幫扶措施必須填寫齊全。(6)有關證件(如殘疾證、慢性病證等)務必辦理并存放戶袋。(7)對特殊情況戶(如不能正常回答問題的農戶等)務必準備情況說明、張貼告示或相關證明材料以及“明白人”。(8)所有村“兩委”主要負責人、駐村扶貧工作隊和扶貧專干對所在村脫貧攻堅基本情況、扶貧政策措施落實和項目實施情況以及程序環節、取得的成效等必須做到清楚明白、熟知在心。
責任單位：扶貧工作站，各村。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強組織領導。開展脫貧攻堅專項集中行動是補齊短板弱項，提升脫貧成果，確保高質量完成脫貧攻堅普查的重要抓手。各村要高度重視，加強組織領導，壓緊壓實責任。駐村工作隊和幫扶責任人要切實增強責任感使命感，嚴格貫徹落實文件精神，全面開展走訪，扎實做好幫扶工作。
第4篇：脫貧攻堅基本方略范文
一、主要目標
以省級鄉村旅游扶貧重點村（鄉村、鄉村）為主，突出產業扶貧和消費扶貧，提升扶貧重點村“八個一”工程，同時以“文化”為根基，以“全域旅游”為指引，兼顧其他適合發展鄉村文化旅游的貧困村。
二、主要工作
（一）做實鄉村旅游帶動脫貧工作。結合文旅工作實際，力爭發展鄉村旅游帶動更多貧困人口脫貧。完善動態管理機制，全面梳理排查鄉村旅游帶動脫貧人數，防止已脫貧人口返貧，低收入群體致貧。同時，建立健全鄉村旅游扶貧工作臺賬，確保鄉村旅游帶動脫貧的真實性。
（二）推進鄉村文旅經營主體復工復業。指導吸納貧困戶就業、銷售貧困戶農副產品、帶動貧困村村集體增收等參與脫貧攻堅的鄉村文化旅游企業復工復業，幫助文旅行業及旅游帶頭人凌健康解決產品提升、金融貸款、市場經營等方面的實際困難。
（三）抓好產業扶貧示范點建設。根據我縣脫貧攻堅整體工作部署，我局示范點建設為發展閃里鎮文堂村的鄉村旅游，協助文堂村抓好“鄉村旅游貧困村聯建項目”建設，即建設擁有500張床位的學生寫生基地，恢復上街文化街，以及約2000平方文堂旅游接待中心建設；夯實基礎設施建設，推進荷花旅游和紅色旅游發展。
（四）發揮文旅項目的帶動作用。結合我縣鄉、游客服務中心、古城、等重點旅游項目的開工建設，鼓勵和支持貧困村、貧困戶通過流轉山場、土地租賃、盤活閑置民房，資源入股等模式參與到旅游業中來，通過旅游項目的帶動，讓貧困村、貧困戶分享旅游發展紅利。同時積極引導和鼓勵旅游項目建設施工單位，吸納周邊貧困群眾務工就業，讓貧困戶就近就業，拓寬增收渠道，增加旅游業收入。
（五）大力推進消費扶貧工程。優化旅游商品銷售扶貧模式，在游客量較大的A級景區、鄉村旅游節慶活動會場，統籌設立扶貧專區專柜，在村農莊建愛心扶貧超市，銷售貧困戶農副產品。實施鄉村旅游后備箱工程，組織游客以自駕方式到貧困村旅游、就餐、住宿，通過“以購代捐”“以買代幫”帶動貧困戶增收脫貧。
（六）加大單位幫扶村支持力度。我局幫扶鄉的村，幫助300平方米的老倉庫，維修改造成村民文化活動中心。進一步提高村民對文化需求和生產生活的便利性。
（七）加強鄉村文化旅游營銷推廣。策劃、組織貧困村參加省市縣文化旅游推介活動；組織媒體、旅行商赴貧困村開展采風觀光和鄉村體驗活動；引導貧困村利用當地鄉土文化、民俗風情舉辦各類鄉村節慶活動；充分挖掘當地名人軼事、鄉土文化、民俗風情，寫好地方故事，精心策劃包裝鄉村文化旅游產品，打造旅游新業態，舉辦各類有影響力的鄉村文化旅游節慶賽事活動，并利用新媒體集中加以宣傳。
（八）重視文化旅游扶貧培訓工作。加大重點貧困村的培訓力度，加強基層文化隊伍建設，積極組織重點貧困村扶貧干部、能人大戶參加上級部門舉辦的各類鄉村文化旅游扶貧培訓班。同時結合我縣鄉村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特點，舉辦一期涵蓋重點貧困村所在地的鄉鎮村干部、鄉村旅游經營戶、能人大戶、貧困戶及相關服務人員的培訓，努力提高扶貧理念、扶貧手段和扶貧成效，激發脫貧內生動力。
（九）嚴格文旅扶貧資金管理。提高文旅扶貧資金效益，科學謀劃和實施項目并做好項目庫建設。規范使用各級文旅扶貧資金，做好預算執行和績效管理工作，建立健全項目和資金管理檔案，定期開展自查工作，確保旅游扶貧資金使用精準、流向透明。
第5篇：脫貧攻堅基本方略范文
承前啟后，繼往開來，自治區黨委書記李紀恒在第十次黨代會上所作的報告中將民生列為建設現代化內蒙古必須守住的三條底線之一。報告指出：“守住民生底線，就是要堅持富民與強區并重、富民優先，扎實做好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工作，決不讓一個困難群眾在全面小康路上掉隊。”這為我區民生工作進一步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今后5年，在自治區黨委的帶領下，我們將耕耘不輟、砥礪奮進，力爭在民生領域不斷取得新進展、實現新突破，讓人民群眾享受到更多的改革發展成果。
民生水平顯著提升
過去五年，我區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共享發展，堅守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預期，注重機會公平，保障基本民生。
――增加公共服務供給，提高公共服務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
――實施脫貧攻堅工程，深化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推進產業扶貧，擴大貧困地區基礎設施覆蓋面。
――提高教育質量，堅持教育優先發展，推動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提高高校教學水平和創新能力，深化教育教學改革。
――促進就業創業，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加強對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的支持，增強就業創業服務能力，促進充分就業。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科學的工資水平決定機制、正常增長機制、支付保障機制，增加農牧民經營性、工資性、財產性、轉移性收入，縮小收入差距。
――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實施全民參保計劃，完善職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制度，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加強和改進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推進健康內蒙古建設，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健全藥品供應和質量安全保障機制，促進蒙中醫藥發展，實施食品安全戰略。
――實施各項重點民生工程和“四個一”民生實事，認真解決困難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堅決打贏扶貧攻堅戰
我區堅持不懈地深入實施精準扶貧戰略，脫貧攻堅取得重大進展。貧困地區水、電、路、訊、房等基礎設施明顯改善，文化、教育、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能力明顯增強，醫保、低保、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水平明顯提高。全區構建起“政府投、行業扶、銀行貸、群眾籌、社會幫”的多元投入機制，通過實行領導干部聯系扶貧點制度、推進精準扶貧工作、實施金融扶貧富民工程、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工程、動員社會力量扶貧等，扶貧開發重點項目重點工作順利推進，扶貧開發成效顯著。
截至2015年底，全區貧困人口由2012年底的197.8萬減少到了80.3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4.65%下降到5.85%。31個貧困旗縣農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201元，高于全區農牧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
現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了關鍵階段，最艱巨的任務就是打贏脫貧攻堅戰。李紀恒在自治區第十次黨代會報告中將打贏脫貧攻堅戰作為“頭號民生工程”。今后我區將深入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創新扶貧體制機制，落實“六個精準”“五個一批”和規劃、項目、干部“三到村三到戶”要求，深化京蒙扶貧協作，加大對口幫扶、定點幫扶力度，因戶因人施策，提高脫貧成效。大力推進特色優勢產業、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推動貧困地區盡快步入自主發展軌道，變“輸血”為“造血”，變“要我脫貧”為“我要脫貧”。
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行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征程上，我們必須牢固樹立共享發展的理念，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讓發展在有速度的同時更有溫度。
我區始終將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自治區第十次黨代會為我區今后5年的民生工作繪就了清晰的路線圖。全區將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扶貧、教育、醫療、養老、就業、安居等社會事業穩步發展，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廣大群眾，讓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
大力促進就業增收。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鼓勵多渠道多形式就業，著力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實現經濟發展和就業增長良性互動。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創業帶就業，完善創業扶持政策和激勵機制，努力使人人都有干事創業、實現夢想的機會。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著力促進農牧民收入較快增長，努力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健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實施全民參保計劃，穩步提高保障待遇水平。完善城鄉社會救助、法律援助體系，加強對困難群體的生活保障，統籌推進扶老、助殘、救孤、優撫等福利事業發展，使所有困難群眾基本生活都得到保障。大力推進住房保障工作，扎實開展棚戶區改造，幫助住房困難家庭逐步實現安居夢。通過健全完善以社會保險為主體、社會救助為托底、社會福利為補充的多層次保障體系，把我區民生保障安全網織得更密更牢。
著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要堅持教育優先戰略，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提高教育質量，促進教育公平。加大統籌城鄉基礎教育發展力度，鼓勵普惠性幼兒園發展，完成縣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目標任務，完善12年免費教育機制，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保持民族教育國內先進水平。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為我區建設發展培養更多技能人才。提高高校教學水平和創新能力，引領我區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加強繼續教育和特殊教育，支持和規范民辦教育發展。
全面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要堅持新時期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推進健康內蒙古建設，倡導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營造綠色安全健康環境。優化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強化醫療衛生三級網絡建設。按照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的要求，重點推進分級診療、現代醫院管理、全民醫保、藥品供應保障、綜合監管制度改革。加強蒙中醫標準化建設，實施蒙中醫科技創新工程，促進民族醫藥振興發展。提高出生人口素質，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促進群眾體育發展。切實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積極發展殘疾人事業、紅十字事業、慈善事業和老齡事業。
第6篇：脫貧攻堅基本方略范文
一、加強組織領導
縣委經濟工作會議后，縣農民教育培訓工作領導小組立即著手，全面落實會議精神。縣農民教育培訓領導小組辦公室向全縣各鄉鎮區、場及領導小組成員單位下發通知，要求各單位上報2019年農民教育培訓工作計劃和農民教育培訓工作領導班子，并著手制定《某某縣2019年農民教育培訓工作規劃》和《某某縣農民教育培訓目標管理考核辦法》，對某某縣2019年農民教育培訓工作進行了規劃和部署。
二、落實培訓資金
各單位也相應安排一定資金用于農民教育培訓工作。有關部門在安排農業發展項目資金時也要按規定保證經費用于農民培訓。農民教育培訓的資金必須做到專款專用，確保資金發揮最大的效益。鼓勵農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設立培訓專項資金，自主開展農業技術培訓與交流。
三、制定培訓計劃
根據上級要求，結合我縣農民教育培訓工作實際，組織領導小組成員單位、鄉鎮區、農林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龍頭企業對如何制定好2019年全縣農民教育培訓工作獻言獻策，根據收到的各類建議和意見，縣農民教育培訓領導小組制定了2019年農民教育培訓工作計劃。
四、積極開展各類培訓和服務指導
一是立足產業發展，分層分類培訓。今年開春以來，重點抓了柑桔、茶葉、煙葉和養殖業的技術培訓和服務指導。到目前為止縣鄉共舉辦了130期茶葉培訓班，培訓人數達6500余人，培訓班注重培訓實用性與技術性相結合，培訓內容涵蓋了有機茶園建設及管理、茶葉施有機肥和測土配方施肥技術、茶樹有害生物綠色防控技術、茶葉加工制作及市場營銷等知識。柑桔辦也成立了多個服務小分隊采取分區輪流培訓方式，開展了柑橘春季技術培訓班140期。全縣橘農產銷形勢得到了解，生產意識加強，目標技術明確，橘農培管氛圍較濃，對柑橘凍后恢復充滿自信。
二是開展產業扶貧培訓，助力脫貧攻堅。今年上半年以來，某某縣圍繞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以強力推進茶葉、柑橘、煙葉、蔬菜、養殖、林業、特種養殖等特色扶貧產業提質升級為主線，各部門認真籌劃、認真組織、認真實施，做到了技術培訓涵蓋各個貧困村，讓貧困人口擁有了一技之長，培育了“造血”功能與內生發展動力。
五、存在的問題與建議及下段工作安排
第7篇：脫貧攻堅基本方略范文
農村扶貧工作是我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難點，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環節。近年來，我市各級黨委、政府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按照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堅持
真扶貧、扶真貧
，以實施
“三大工程”
為載體，不斷推進扶貧工作，取得明顯成效。領導重視，政策支持，不斷推進扶貧工作。
1月20日，**市召開脫貧攻堅大會，深入貫徹中央、省、市脫貧攻堅大會精神，全面部署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全市的脫貧攻堅工作，動員全市上下齊心協力打贏脫貧攻堅戰。
杜中偉指出，扶貧開發是各鄉鎮、各單位、全社會的共同責任。要通過落實領導責任、整合項目資金、加大考核督查力度等措施，整合各類資源，調動各方力量，堅決啃下扶貧攻堅這塊“硬骨頭”，確保脫貧工作取得如期成效。他強調，要打贏脫貧攻堅戰，必須堅持“輸血”與“造血”有效結合、扶貧與救助無縫銜接，認真落實“五個一批”政策措施，抓好產業開發扶貧、轉移就業扶貧、易地搬遷扶貧、教育助學扶貧、社保扶貧，確實做到能扶盡扶、該搬盡搬、應保盡保。胡寶結合全市實際，要求各級各部門，從三個方面打好脫貧攻堅戰。一是明確目標，堅定信心，正視問題，保持清醒頭腦，科學研判，把握發展機遇，力爭使中央、省、市每一項政策支持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扶貧成果。二是因地制宜，綜合施策，大力實施精準扶貧基本方略。要按照“六個精準”、“五個一批”的要求，明確重點，精準發力，著力在產業發展致富上、易地搬遷脫貧上、提升教育水平上、社會保障兜底上、體制機制完善上實現突破。三是推動工作落實，奮力奪取脫貧攻堅新勝利。要強化組織領導、隊伍建設、扶貧考核、宣傳引導、合力攻堅，形成全社會共同推進脫貧攻堅的強大合力和良好氛圍。
今年以來，**市認真貫徹落實各級扶貧工作部署，通過開展建檔立卡、教育扶貧、雨露計劃等工作，大力推進精準扶貧，改善困難群眾生產生活條件。該市扶貧辦開展的“建檔立卡”數據采集和更新工作目前已經完成。在去年基礎上，對貧困人口增減變化作了變更，最終確定了3043戶8471人，涉及9個鄉鎮（街道）79個村。對“建檔立卡”貧困戶中，參加2015年普通高考并被錄取、就讀的二本B類以上普通本科院校的學生，每生給予一次性補助5000元。20名符合條件的貧困大學生通過教育扶貧獲得補助。此外，該市還實施了雨露計劃，對“建檔立卡”貧困戶中，參加職業教育并符合相應條件的在校學生，給予2000元的生活困難補助，目前正在接受報名、審核。
一、存在的問題
我市扶貧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還存在很多問題。
（一）限制農戶增收的外在因素還較多。
一是農村立地條件差、生產性基礎設施投入不足。我市耕地量少、塊小、分散，而且生產性基礎設施落后，不少己年久失修，制約了我市農業發展和低收入農戶脫貧致富。
二是特色產業扶貧水平較低。全市農業龍頭企業總量少、規模小、設備差，抵御市場風險和自然災害能力不強，帶動農民增收的能力弱。
三是農民組織化程度低。全市農民合作組織規模小，資金實力弱，再加上技術、人才等方面因素制約，專業合作社組織從事種養業的比例高，粗放經營的多，從事農產品深加工的少，產生的經濟效益低，帶動作用不明顯。
四是低收入農戶增收渠道單一。城鎮產業規模小，三產業發展慢，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不足，難以讓低收入農戶從第第三產業獲得更多的收入。
五是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相對滯后。農業信息服務體系向下延伸不夠，低收入農戶對市場信息和市場行情缺乏了解，對農業結構調整方向不明確，致使農業生產難以與市場對接，加之部分農村文化陣地萎縮，公共文化體系缺失，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能力不強，影響了低收入農戶自我發展能力的提高。
六是一些村級組織自我發展能力較弱，缺乏戰斗力、凝聚力和創造力，無法帶領低收入農戶脫貧致富。
（二）
制約低收入農戶脫貧致富的自身因素也不少。
扶貧工作要靠
“內治外幫”，低收入農戶脫貧致富最終要靠自身的努力，只有把他們的潛力挖掘出來，才能抓住扶貧工作的
牛鼻子
。目前影響他們脫貧致富的自身因素主要有三個：
一是一些低收入農戶滿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給自足的傳統生產模式，離開土地的脫貧致富能力較弱，有的仍未擺脫“養豬為過年，養牛為犁田，養雞養鴨為了找點油鹽錢”的自然經濟狀態，他們的商品意識、科技意識和市場開拓能力都很低。
二是由于受科技文化素質等因素影響，一些低收入農戶生產仍帶有較大的盲目性和傳統的自然習慣，部分農民接受科技知識和適應市場經濟能力較差。
三是部分低收入農戶“等、靠、要”思想較為嚴重，具有強烈的依賴性。過去長期實施“送錢、送糧、送衣”的扶貧方式,致使一些地方的低收入農戶產生了靠政府靠社會救濟度日的依賴心理,失去了改變貧困的信心,存在著一種比物質貧困更嚴重、更難治愈的“志氣
貧困”。
（三）扶貧的方式方法還需改進。
一是強調經濟的多，重視人的精神、文化因素的少。有些地方往往強調的是增加物的因素，而忽視人的因素，一談到扶貧就強調加大資金投入、發展項目等等，對于樹立自強自立、艱苦奮斗的精神宣傳不夠。
二是缺乏對癥下藥、分類指導。有些扶貧資金、項目，采用平均分配辦法，直接影響了扶貧的效益和效果;機關干部在幫扶中，下去的人多，但幫助分析貧困原因、指導脫貧辦法的少;在幫扶措施上，有些地方對不同類型貧困戶缺乏有針對性的幫扶，采用的辦法不多、措施單一。
三是有些地方基礎工作不夠扎實。主要反映在一些基礎數據上，包括低收入農戶、低保對象的確定，有些就由于人為因素造成不夠準確、真實、可靠。比如有些貧困戶是由于家庭成員不承擔或少承擔贍養和扶養義務造成的，但這類情況在一些地方仍把他們列入扶貧對象，以致造成不良影響。
（四）
一些政策、措施還不盡科學合理。
一是資金投入不足，誘發新的債務。二是資金渠道多頭分散、門檻高，受益難。據了解，近年來中央、省、市各級財政投入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資金也不少，但這些資金各有各的主管部門，各有各的投向，各有各的管理方式，造成項目規劃、實施、驗收不好統籌協調，增加鄉鎮村的操作成本、農戶的生產成本。其中很多扶貧項目資金都是以“以獎代補”的形式下發或申請條件要求較高，而低收入農戶由于無資金、無能力進行啟動實施，根本無法爭取項目資金，所以扶貧效果收效不大。再是有些規劃項目不尊重群眾意愿和不切合實際，有的地方農民想做的項目，相關部門沒有規劃，就不能申請扶持資金，而部門規劃的項目不一定適合在當地實施，但為爭取資金又必須申報，最終效益不好。三是低保擴面工作有待于進一步完善。低保將能更有效解決農村最低貧困群體的生活問題。但低保下達比例指標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一是低保對象難確定。由于分配到鄉鎮、村的指標是固定的，造成部分農村出現
“粥少僧多”或者“僧少粥多”引發農村一些新的不穩定因素。二是部分鄉鎮因財政困難，配套資金難落實，對這項工作的積極性不高，出現落實不到位情況。
（五）
扶貧的機構、力量有待加強。
一是扶貧的主管機構不健全。目前本市扶貧辦沒有獨立，大多與農辦或農業局合署辦公，而且辦公室沒有專職工作人員(或很少)，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市農村扶貧工作的開展和深入。二是扶貧的資源、力量有待整合。扶貧工作要求多部門協作，但當前的協調主要在資源動員上比較有效，在資金和項目的管理上部門間的協作明顯不足，形成職能部門單打獨斗的局面，沒有很好地將部門的資源、資金整合運用，形不成合力，造成各方面都在抓，而各個方面又都出現資金缺口、項目效益不明顯的問題。而且多數縣(市、區)缺乏統籌兼顧、有效整合的機制，降低了扶貧的效率。
二、對策與建議
做好農村扶貧工作任重道遠，我市必須在認真總結過去扶貧工作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理清工作思路，狠抓工作落實，完善工作機制，扎實有效推進扶貧工作，對此，提出以下建議：
各級黨委、政府要在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認真貫徹實施市政府[2015]63號文件的同時，理清思路，加強扶貧工作的針對性，進一步理清扶貧工作思路，把扶貧開發看作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前提和基礎，抓住扶貧關鍵環節，用統籌的眼光看扶貧，綜合的手段抓扶貧，真正把扶貧開發作為一個系統工程，納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整體框架之中。
一是加大生產性基礎設施投入。根據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和生態農業、高效特色農業的需要，統籌規劃，加大對生產性基礎設施的投入，努力改善農林生產條件，為可持續發展打實基礎。
第8篇：脫貧攻堅基本方略范文
一、以發展型社會政策為依托的內源發展觀
“內源發展”概念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已出現，而作為一種新的發展理念進入社會發展的理論和實務領域，并引起各國關注的原因，是20世紀的80年代初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一項研究計劃：“對促進適應各國社會實際和需要的內源發展和多樣化發展過程的社會文化條件、價值體系以及居民參加的動機和方式進行研究”。這一研究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總結二戰以后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經驗教訓，對各種關于社會發展的現代化理論和實踐進行梳理，對它們的局限進行分析批判，特別是在各種現代化的話語系統下，后發現代化國家追趕型社會發展模式帶來的不良后果進行反思而提出的新發展戰略和政策思維。按照這種新發展觀，“一個社會不能完全照搬另一個社會的發展模式，每一個國家都應根據本國的資源、需求、文化特性、思維結構和行動方式”，“找到適合其發展的模式和風格”［1］來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政策路徑，運用內源發展戰略來解決自己發展中的問題。而所謂“內源發展”的理念強調的是“發展是人民的發展。人民的發展最核心的是人民的創造力和自主性的提高，它們必須是來自于人民的生活、自己的文化和從中形成的知識體系和價值觀。”［2］因此，“內源發展”的理念，是把發展看作“生長的人自己的一種行動（一種努力、一種創舉等等）”［3］，強調各民族在解決發展時，應該是一個“由人自己并為自己來完成的發展過程”，“把發展的各種目標、道路、方法和所使用的技術等方面的考慮都歸集到人的整體和統一體中去”［1］。內源發展觀的提出，將解決社會發展問題的焦點，集中到了人的主體性在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上，為發展中國家開展反貧困行動提供了重要的哲學理念。對發展中國家擺脫他們對西方現代國家的依附性，探索自主發展道路產生了重要啟示。但是，過于哲學化的討論，使這一理念往往陷入邏輯應然的理想狀態，而在實踐上限制了內源發展理論對人們開展政策思考的社會想象力。隨著20世紀90年代末阿馬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的出版，以發展人的真實自由為目標的“可行能力”理論，使內源發展的抽象觀念能夠具象為由各種“工具性自由”，即政治自由、經濟條件、社會機會、透明性保證和防護性保護所組成的個人主體性所需要的實質自由，使這一發展觀念的內涵得到了極大充實，其外延也擴展到實現人的主體能力的獲得所需要的條件。在他看來，“這些工具性自由能幫助人們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們在這些方面的整體能力。”［4］而獲得了這些“工具性自由能直接擴展人們的可行能力”，并通過它們的“相互聯系及互補性”而“相互強化”［4］，能夠增強人們應對現代化背景下市場經濟體系不斷擴張挑戰的主體性。這將使我們在考慮發展政策時具有更廣闊的視野，并在建構以內源發展為內涵的反貧困行動體系時具有更深刻的實踐意義。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中，發展型社會政策形成了由眾多理論觀點和實際行動支持的研究譜系。這個譜系既包括了前面所提及的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也包括了安東尼•吉登斯的社會投資戰略、詹姆斯•梅志里（JamesMidgley）的可持續生計理論、邁克爾•謝諾登（MichaelSherraden）的資產建設理論、艾倫•沃克（AlanWalker）的社會質量理論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社會政策創新意義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論。這些理論的焦點都集中在以積極的社會政策干預窮人的生計過程，圍繞著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培育進行投資，消除對窮人的社會排斥，減少其脆弱性，以增加他們的機會，增強他們的能力，形成可持續生計能力來促進他們的社會發展。在發展型社會政策研究的譜系中，以梅志里為代表的整體性社會政策思維，在關于農村發展模式的探索方面提出的可持續生計發展政策框架，“把那些在傳統上一般被主流現代化政策忽略的鄉村群體的利益置于優先考慮的位置”，將“焦點集中于老百姓身上……以更好地解決農村人群的迫切需要。”［5］這是一種把民眾置于政策議程中心的思路，但又不是那種目光短淺和為實用主義所驅使的“民眾需求第一”［5］的民本主義（或許某種意義上的民粹主義）。它是一種基于整體性社會政策思路的社會投資行動，這一政策思路不同于傳統的意識形態支配下的規范性社會政策的國家主義、市場主義或平民主義思路，而是融合這三種思路，針對個人、家庭和社區面臨的困境，建立國家、公民社會、民營商業部門和國際發展機構等政策行為人結合的共同行動，去增進他們的福利，提升他們的人力資本和勞動力的競爭力，增強社會凝聚力和抗擊社會排斥的能力［5］。按照這樣的政策思路，農村發展中的可持續生計策略應統籌考慮“所有與生計維持相關的機遇與制約因素”。既要強調受益人的參與，也要協調政府部門、營利性機構、發展機構、社區和志愿者組織等的行為。要采取社會投資的方式去發展農民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為他們增加各種資產性積累創造條件。“因此，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來講，這一過程可以通過實行傳統的福利項目（諸如教育、健康和住房）或者以在關鍵性的非福利部門（諸如農業和資源保護部門）進行社會投資的方式來實現。”［5］在農村可持續生計發展框架的陳述中，梅志里也特別提醒到，盡管整個解決問題的過程“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單一機構來解決農村發展問題，而必須將多重行動者考慮在內。”但是，“善加組織”，注意協調不同機構、不同參與者的行為，以產生“整體大于部分”的結構性效果，也是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關鍵。歷史的經驗證明，由于利益分配和責任分擔的問題，不同的參與者和發展政策往往會相互競爭，彼此抵牾，導致農村發展計劃的失敗。譬如“有關受益人（或稱‘利害關系人’）參與的說法常常有高估現實的問題。”“要想把那些在社會層面上矛盾重重、在空間上七零八落的人群納入發展工程和項目之中，會存在很多操作上的困難。”“一堆機構不恰當地湊在一起，各個組織以一種惡性的方式進行競爭并且毫無必要地重復行動（就像在‘整合性農村發展項目’的案例中經常發生的那樣）”，不僅會使扶貧計劃失去預期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會破壞人們對發展的信心和對各種發展計劃及其行為者的信任，使農村發展失去社會基礎。因此，在可持續生計計劃的工具性運用中，既要充分肯定國家在農村可持續生計發展中“獨一無二的作用”，也應注意發揮非政府組織在服務供給領域“容易與草根階層打成一片”，調解他們與政府關系的作用。同時也應該看到，地方社區“經常擁有極有價值的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以及關于地方生態和自然資源的地方性知識”，發揮他們的作用對實現發展目標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國際發展組織對地方社區所提供的財政支持和服務起到的工具性作用，也推動了社會政策的變革。而私人部門作為可持續生計戰略的“一個重要的合作伙伴，可以為農產品拓展營銷渠道，也可以通過特殊的安排為小農產生者提供貸款。”總之，組織協調各個行為體之間的行為，與受益人進行充分的協商，“確定正確的先后順序和建立最為恰當的制度安排，都是通向成功的關鍵環節。”［5］
二、“精準扶貧”中的內源發展戰略
“精準扶貧”是中國政府根據到2020年國家實現“全面小康”的戰略目標，以及“到2020年讓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的既定目標”①的要求而提出的扶貧政策新思路，也是國家在總結以往扶貧工作的經驗，針對目前扶貧開發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問題，如對貧困人口的“底數不夠清、指向不夠準、針對性不夠強”，“不同程度存在‘大水漫灌’的現象”②而提出的工作方針。它把“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必須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的問題，做到扶真貧、真扶貧、真脫貧，切實提高扶貧成果可持續性，讓貧困人口有更多的獲得感”③作為現階段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基本方略之一，明確了“精準扶貧”的目標和方法，成為各地開展“脫貧攻堅”行動的指導原則和行動綱領。在這一政策方針的推動下，全國各地在黨委政府的領導下，組織大量機關干部“入村包戶”，訂立目標責任制，舉地方財政之力，實施“脫貧攻堅”的“三年計劃”、“五年計劃”，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精準扶貧”攻堅行動來落實中央決策，并取得了一系列明顯的效果。但是，在這一重大的國家行動戰略的落實上，如何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的問題，實現“扶貧成果的可持續性，讓貧困人口有更多的獲得感”的目標，一些地方的做法卻需要進行反思。比如“誰來扶”和“怎么扶”的問題，許多地方采取的是領導干部做表率，干部職工總動員，入村包戶，一對一，面對面地開展扶貧行動。這些措施以強有力的政治動員和行政干預為特色，以政府機構為主體和行動者，在精準扶貧的力度上也顯得非常有力，體現了黨和國家對貧困人口的關心和負責任的態度。然而，我們知道，貧困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它既有經濟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歷史文化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尤其是到了脫貧攻堅的階段，貧困程度深，脫貧難度大的中西部地區，又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復雜的社會文化因素絕不僅僅是靠政治行動和經濟干預措施就能解決貧困，需要廣泛的社會動員和包括貧困群體在內的更多的行動者參與，以復雜的方式去應對復雜的問題，才能切實提高扶貧效果的可持續性，實現現有貧困人口全面脫貧的目標。因而，所謂“誰來扶”的問題，實質是誰是扶貧的主體和行動者的問題，而“怎么扶”則是如何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讓包括貧困者和專業發展工作者在內的相關主體也參與到“脫貧攻堅”的行動中來的問題。按照發展型社會政策的分析框架，反貧困行動是由多個行動者組成的行動體系。其中，政府和行政體系固然是居于不可或缺的主導地位，專業人員和專業隊伍的參與也是重要的保證。但是，“真正的扶貧是以小的增量投入激活巨大的存量，是幫助貧困者提升‘自主性’的一個過程”，要在增強“貧困者的主體性上下功夫”④。從這一基本的方法論要求來理解精準扶貧，我們必須明白，過多的政府干預，過大的物質、技術和資金投入而又缺乏貧困者在脫貧過程中的責任擔當，可能帶來的后果是使貧困群眾、貧困家庭、貧困社區產生依賴性，削弱他們自主解決問題的主體性和意愿。因此，“堅持群眾主體，激發內生動力。繼續推進開發式扶貧，處理好國家、社會幫扶和自身努力的關系”的原則①，對于解決好“誰來扶、怎么扶”的問題，具有從戰略到實踐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政策指向性。從內源發展的觀點看，“精準扶貧”應該瞄準貧困者的主體性培育，通過激發他們的內生性動力，培育可行能力，形成內源發展的主體，使之能夠參與到脫貧行動中，才能以內源發展的社會政策思維助力“精準扶貧”——最終實現可持續的脫貧發展。從發展可行能力的視角來理解“增強貧困者的主體性”，我們首先要把主體看作是一個由個人主體和社會系統組成的社會主體。它的內核是由個人的知識、經驗和思想觀念與價值觀組成的主觀世界。然而，這種主觀性又是來源于它所處的生活世界：一個由它所生活的環境、文化、習俗、教育、制度和體制組成的社會系統。個人主體由這個社會系統所形塑、改變和再造。因而，任何主體的發展，能力的改善和提升都應從其所處的生活世界的改變入手，通過制度體制的改革、教育的完善、社區的移風易俗和文化創新、社會關系的調整和社會資本的培育等一系列的活動來實現。也只有如此，“增強貧困者的主體性”才不是單純樂觀主義的浪漫理想，也不是唯意志論的主觀意念，而是可望可及之事，脫貧攻堅和精準扶貧也才能成為貧困地區通往全面小康社會可持續發展之路。“增強貧困者的主體性”又是和“扶持誰”這一前提性問題聯系在一起。為此，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分析當前我國農村的貧困問題和貧困人口的構成及其特點。這是在精準扶貧中培育貧困者主體性，推進內源發展的前提。在我國的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資源、機會和財富的分配不公帶來的城鄉差別、地區差異和個人家庭收入差距擴大變得越來越嚴重，農村貧困格局也發生了新變化。李小云最近提出，農村貧困格局的新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城鄉二元結構的限制下，快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催生大量的貧困人口，從貧困特性上看，可見這種貧困稱之為轉型貧困”。這一部分貧困人群中的一部分有機會在轉型中獲得發展機會而擺脫貧困，另一部分則會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而避免陷入貧困，還有一部分則會落入貧困陷阱，形成貧困的增量。“二是原來一直沒有擺脫貧困的，而且處于貧困代際傳遞狀態”［6］。這兩部分貧困人群構成當前農村貧困人口的主體，增強他們的主體性，激活他們的內生發展能力，就成為精準扶貧的關鍵議題。在增強貧困人口的主體性、實現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內源發展過程中，開展農村社區建設和發展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生計能力是兩項彼此關聯的實踐性議題。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和城市化、工業化的沖擊下，農村社區的原子化和空心化使農民失去了社區依托，變成脆弱群體。近年來，國家加大對農村開發扶持的力度，出臺大量涉農政策解決農村發展問題，極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遏制了農村社區衰落、農業生產力的下降和農民增收乏力的趨勢，一些區位、交通和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村社區，在城鄉一體化的推進中甚至反超城市，成為富裕農村。但是，在中西部脆弱程度較深、貧困人口存量較大的地區，社區衰落、勞動人口流失、資源匱乏，且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體系不健全等方面的問題，仍然是困擾社區發展和農民生活改善的基本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通過社區建設來夯實基礎，借助“脫貧攻堅”計劃和“精準扶貧”措施，通過扶持農民合作組織、建立社區發展機構、發展農村教育、豐富農村文化生活、建立和完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與社會保障體系等社區重建措施，激活社區潛能、整合社區資源，重建農村自組織體系來推動農民的組織化，增強社區、家庭和個人抗御自然風險、市場風險和各種生活風險的能力，形成以“社區能力建設為基礎的內源發展”［7］新格局。在這個過程中，貧困者的主體性將由個人主體聯合為社區主體，生存方式也將由原子化的個體生存轉變為組織化生存，自主性及主體能力將得到極大的提升。在農村反貧困的行動中，通過發展生產、增加農民收入來提升貧困地區農民經濟能力，一直是扶貧工作的主要議題。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通過提供政策、資金、技術，以項目化的方式扶持產業，建立專業合作社等方式來激活農業生產潛力，發展農村經濟，開發式的扶貧政策在實踐上取得了較大的成效。但是，隨著技術進步和國民經濟中第二、第三產業的不斷發展，“經濟增長的主要領域越來越遠離貧困人口所能從事的產業……長期以來一直具有很強的減貧效應的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6］，發展農業產業的減貧效果逐漸降低，靠開發式扶貧政策解決那些受脆弱性影響較大的貧困人口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困難。在這樣的背景下，以解決貧困人口生計能力不足為主要目標的“可持續生計發展”政策框架就成為一個有用的工具。作為發展型社會政策主要支柱之一，可持續生計的發展思路，“其具體的工作一直集中在諸如貧困、脆弱性、農場體系、參與性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上。”［5］它的基本觀點是：一個生計維持系統包括人們所擁有的能力、資產和維持生活的各種活動。對于可持續的農村生計而言，它追求的目標是多重的，既追求人們收入的增長，也要考慮增加他們受教育的機會、減少脆弱性和規避風險的社會保護與能力提升。而要實現這多重目標，就必須對人們進行社會投資：投資于教育、健康、從事各種農業和非農業生產的技能，以及改善環境和改變生活態度的能力與方法。通過這種社會投資，形成對他們有實際意義的可行能力，即擁有自主開展生計活動的財政資本、人力資本、物質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等資產性資本，為推動他們的內源發展提供支持。但是，內源發展并不是僅僅由社區和個人單獨的行動構成的，尤其是處于困境中的貧困人口和貧困社區，其資源的短缺和能力不足，需要有外部力量的介入來激活內生動力，也需要有政策體制的支持幫助他們擺脫困境。因此，內源發展戰略并不排斥外部力量的介入來幫助貧困人群和他們的社區改善環境，為他們的生計發展提供支持。通過外因激發內部活力，為農村社區的內源發展提供協助，就構成關于內源發展戰略的完整內涵。
三、通過農村社會工作推動“內源式”精準扶貧
農村社會工作是以“促進農村社區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和發展，改善村民的生活品質，增強社區凝聚力，提高村民的發展能力，達到農村社區的公平、公正、生態、和諧的可持續發展”［8］為目標的社會工作樣式。專業化的農村社會工作是在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引導下，以社區為基礎，以促進農村人們的自主發展為目的，運用社會工作的方法技巧去協助村民以自我發展的方式，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和困難，實現農村生產方式和人們生活方式在社會現代化變遷中的轉變與發展。在近二十年的探索中，我國的農村社會工作發展出一系列以反貧困和社區能力建設為基本議題的社會工作實務模式，并在實踐中開展了以促進社區參與、改善社區治理、提升社區能力、發展社區文化、推動社區建設為內容的策略和方法探索，圍繞扶貧、生計發展、能力建設、文化建設、城鄉互助、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社區服務、農村生態與環境保護等不同議題，為個人、家庭、社區提供服務，在所開展服務項目的農村社區產生了積極影響，極大地改善了這些社區的狀況。在這些實踐經驗中，堅持以人為本的社區內源發展，激活人的潛能及其身邊資源，支持村民自主發展，作為農村社會工作的基本經驗與核心價值，對反貧困及社區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實踐價值。總結這些經驗，發展農村社會工作，將對“精準扶貧”戰略的實施產生積極促進作用。在“精準扶貧”戰略的實施中，以促進農村社區內源發展的理念為指導的農村社會工作，首先將人置于戰略的中心地位，把精準扶貧的重點放在人身上，以培育和激發貧困社區、貧困家庭和貧困者的主體性與自我發展責任能力為基本著力點，關注他們的生活形態，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所愿，發現他們的優勢及局限，分辨和澄清他們的真實需要，用專業化的社會工作助人方法去影響、改變他們的觀念和行為，促進其發展動機的形成。我們之所以強調以人為中心的精準扶貧的重要性，是因為在以往的“扶貧”實踐中，盡管也談“以人為本”的原則，但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只是把貧困群眾的物質需要當作工作的重點，把技術、項目和資金的投入當作主要的措施，而忽視受助者的想法和內心感受，忽視生活環境對他們的影響和制約，以及他們在面對自然和社會的變化中所表現出來的智慧與知識，在各種壓力和挑戰中所形成的策略和技巧。因而，在扶貧行動中，農村社會工作從優勢視角的觀點出發，“致力于動員村莊及村民的力量（資源、智慧、知識、能力等）來實現他們目標和愿望，以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9］而社會工作者則以協助者、陪伴者的角色開展服務，運用助人自助的方法去培育和發展貧困者的主體性，通過發掘他們的潛能，活化社區、家庭及個人的資源，來促成貧困社區的內源發展格局。農村社會工作在反貧困中的另一個基本策略和方法，是以能力建設為重點開展精準扶貧。按照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觀，真實的自由是建立在人們所具備的可行能力基礎上的行動自由，即對生活中的挑戰和風險能夠做出積極的回應，從而使他們擺脫困境，得到發展。在這里，社會工作所倡導的能力建設，不是簡單地培養和發展某種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技能的問題，它也是一種態度、一種價值觀和一種理解力及批判精神的培育與發展的過程。它是一個新的技術、方法和技巧的掌握與人的生活態度、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和世界觀的轉變相結合的整體成長過程。因而，在反貧困行動中，農村社會工作必須把“精準”放在人的轉變上，以“助人自助”為出發點，“自助助人”為歸宿，把“授人以漁”和“授人以魚”結合起來，開展以能力建設為重點的精準扶貧，把扶貧的著力點放在社區能力、家庭能力和個人能力的激活培育上，針對貧困社區的社會環境、文化特質、生計方式、生活習俗、經濟狀況，以及貧困人群個人和家庭的具體困難，運用社會工作專業技巧，不僅給予他們資金、技術、信息、生產經營、市場營銷等技能層面支持、輔導和培訓，也針對他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存在的不適應農村發展和現代化的缺陷和不足，開展觀念更新和行為改變的社區教育、個別輔導。增強他們應對困難和挑戰的能力，提升他們抗御生活風險、發展生計的個人家庭能力和社區集體行動的能力。農村社會工作推進精準扶貧的第三種策略和方法，是針對當前農村社區組織化水平低，生產的個體化和社區生活的原子化導致的社區衰落，開展農村社區的組織建設。組織是人類應對自然和社會壓力與挑戰的最有效方法。通過組織化，人類擺脫了自然生存的狀態，以各種形式的組織聯合起來，進行合作交往，建構出形態多樣的社會生活方式。對于貧困社區和貧困人群來說，組織化或再造組織化的社區及其個人的生產、生活形態，對實現他們的脫貧發展及政府實施的“精準扶貧”目標，具有關鍵戰略的意義。誠如德魯克所說，“現代社會，經濟和社區的核心不是技術，也不是信息和生產率，而是作為‘生產’成果的社會器官的管理有方的組織機構。”［10］然而，隨著中國經濟不斷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市場經濟不斷向農村擴張，農村地區個體化的生產方式和原子化的社會狀態與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要求不協調、不適應的矛盾愈加突出，社區的組織化也愈加迫切。在這樣的背景下，貧困地區的農民不組織起來，會使他們“在面對有組織的市場力量和變化莫測的市場風險與社會風險時，變得非常脆弱和無能為力。”［11］因而，推動農村貧困社區的組織化，以有組織的方式去解決貧困問題，也就成為農村社會工作介入“精準扶貧”工作，協助農民脫貧發展的重要內容。從以往農村社會工作的實踐來看，運用社區組織的社區工作方法和溝通協調、互助合作的技巧去組織農民開展自助互助活動，幫助他們建立專業合作組織和社區協調組織，引進社會組織為村民提供解決他們生產和生活問題的協助和支持，對凝聚社區共識，激發社區活力，完善貧困治理結構，實現社區的內源發展，將起到積極的作用。除了上述三方面的策略和方法外，農村社會工作在參與“精準扶貧”的攻堅行動中的另一個重要使命是移風易俗，推動貧困社區的文化建設。
第9篇：脫貧攻堅基本方略范文
2016年，宏觀經濟環境依然嚴峻復雜，各項財政減收增支因素十分集中。收入方面：國家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大幅度減稅降費措施，包括全面實施營改增、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清理取消減少收費等，這些政策在減輕企業負擔的同時，也將大幅減少財政收入。綜合以上因素，經過認真測算分析，2016年全縣一般公共財政預算收入預期增長目標為10%。支出方面：增支政策多、剛性強。推進脫貧攻堅工程，進一步提高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等民生政策補助標準，支持行政事業單位工資、公車和養老改革，實施“兩城兩基地”戰略和推進“四個”建設等等，都需要大幅增加支出，收支矛盾是近年來最為突出的一年。
（一）2016年預算編制的指導思想
2016年預算編制要全面貫徹落實中央、省、市和縣委縣政府相關決策部署，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認真落實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政府預算體系，細化預算編報內容，提高年初預算到位率。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重點保障基本民生支出，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加大財政資金統籌使用力度，盤活存量，用好增量，加快預算執行進度。強化預算剛性約束，加大預算公開力度，加強政府債務管理，有效防范財政風險，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二）2016年縣級預算總體安排情況
1、縣級一般公共預算總體安排情況
縣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情況。縣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預期50363萬元，增長11%。加上級補助、結轉資金等，收入總計224450萬元。縣級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情況。縣級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24450萬元，增長34.8%；加補充預算穩定調節基金，支出總計224475萬元。需要說明的是，按照財政部規定，上級補助收入按市財政提前告知數安排。債務收入暫不列入年初預算，待市財政確定我縣債券規模后編制預算調整方案，報縣人大常委會審批。
2、縣級政府性基金預算總體安排情況
2016年縣級政府性基金收入預算安排32750萬元。收入預算加上提前告知上級專項轉移支付，2016年縣級可安排基金支出40939萬元，按照“以收定支、集中財力、確保重點”的原則，與公共財政資金統籌安排使用。
3、縣級社會保險基金預算總體安排情況
2016年，縣級社保基金收入預算66005萬元，支出預算57015萬元，預計基金滾存結余53264萬元。分險種情況是：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收入5984萬元，支出5871萬元；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基金（含新農合）收入39958萬元，支出37818萬元；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19748萬元，支出13120萬元；生育保險基金收入315萬元，支出206萬元。2016年縣級預算安排的具體情況在《預算草案》進行了詳盡解釋。需要說明的是，根據新預算法規定，預算年度開始后，在人大批準本預算草案前，可以預安排部分支出。2016年1-2月縣級一般公共預算支出45228萬元，主要用于保障1-2月份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經費和機構運轉。
（三）2016年主要支出政策
1、支持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平穩增長
支持產業轉型升級。積極發揮財政職能作用，幫助企業爭取政策性資金。完善招商引資獎勵政策，支持產業鏈招商、集群招商。加大小微企業信貸風險補償資金投入，努力爭取上級獎勵資金，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完善信貸擔保風險補償機制，進一步緩解企業融資難題。加快產業集聚區發展。積極籌措資金，加大集聚區內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建設投入力度，不斷完善投融資平臺、投資擔保平臺、土地收儲平臺、人力資源平臺建設，推動產業集聚區持續上規模上水平上層次、提高吸引力競爭力帶動力。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多渠道籌措資金，重點支持城區道路、供排水、環衛等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拉大城市框架，提高城市承載能力。支持加大舊城改造、棚戶區改造力度，提升城市形象，改善群眾居住環境。支持文化娛樂中心等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完善城區生態宜居功能。
2、加快發展現代農業，提升“三農”發展水平
穩步提高糧食生產能力。認真實施農業綜合開發、高效節水灌溉、土地整理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全面提升農業基礎支撐能力。支持高產創建、配方施肥、防災減災等科技推廣，鞏固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支持深化農業結構調整。支持推進農村土地確權頒證工作，引導土地經營權規范有序流轉。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完善財政支持政策，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創新財政支農方式，建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著力解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加強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加快推進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推進財政獎補美麗鄉村試點和建制鎮示范試點建設。推進農村公路三年行動計劃鄉村暢通工程和農村危房改造，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安排專項資金，深入開展農村人居環境綜合整治，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支持打好脫貧攻堅戰。按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加大扶貧開發財政資金投入，財政支農投入新增部分重點用于扶貧開發，一般性轉移支付、涉及民生的專項轉移支付進一步向貧困地區傾斜。按照“轉、扶、搬、保、救”的要求，提高資金使用的針對性有效性。
3、強化基本民生保障，提高公共財政保障能力
優先保障教育發展。支持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繼續將城鄉義務教育資源均衡配置作為改革重點，調整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統一城鄉義務教育“兩免一補”和公用經費基準定額政策。研究制定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鼓勵對建檔立卡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免學費。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支持實施“特崗教師”等計劃。支持職業教育發展，提升職業教育整體辦學質量和水平。加強就業和社會保障。完善創業扶持政策，加強對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的支持。全面落實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和職業年金制度。落實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和生活待遇，建立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制度,繼續做好困難群眾生活保障。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建立健全經濟困難的高齡、失能老年人補貼制度，積極推進政府購買養老服務工作。支持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完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籌資機制，提高財政補助和個人繳費標準。推進公立醫院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改革，結合新型城鎮化，調整優化醫療資源布局，建立有序分級診療格局。推動生育保險和醫療保險合并實施。積極推進公立醫院經費核撥機制改革。進一步改善生態環境。強化綠色發展理念，不斷完善有利于綠色發展的政策和制度體系。支持環境監測體制改革。完善財稅支持政策，持續支持實施藍天、碧水、鄉村清潔工程。實施環境綜合整治和林業生態建設，支持衛生縣城和森林城市創建工作。加大節能產品、環境標志產品政府優先或強制采購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