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比較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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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外文化比較論文范文

關鍵詞　高校圖書館　國內版外文圖書　圖書文種界定　圖書采編工作　資源整合共享　分類號　G253

1　問題的提出

筆者長期從事高校圖書館文獻信息資源建設的業務與管理工作，發現近年來國內版圖書的中外文文種界定日趨困難，且有難以區分的趨勢。雖然國內有關編目機構早已了有關中外文圖書界定原則或規定，但還是沒有達成統一共識，因此，出現同種圖書在不同圖書館中外文界定不一致的情況，在此僅舉2007－2008年國內出版的圖書4例，如表1所示：

圖書館界曾經有“國內出版物應是中文圖書的常規”的說法，而且“由于授權版西文書的出版信息刊登在國內出版的新書目錄中，并以人民幣標價，各館多隨中文圖書一同購入，按照中文采編和西文采編各自歸口的傳統做法，于是這批書被‘順理成章’地送到中文編目組”，“受以上這些因素的影響，多數圖書館將這類文獻作為中文圖書編目，并歸人中文目錄似乎已經成為一種‘約定俗成’”。國內原版外文圖書也出現類似情況，“鑒于本土西文圖書以上特征及出版數量還不多的情況，使得該種圖書在從采購到進人流通的全部工作流程中被作為中文圖書處理”。另外，國內出版的圖書的在版編目(CIP)一律是中文文種編目。且中文題名為正題名，外文題名為并列題名，這也造成圖書文種界定的誤導。目前，國內出版的中外文圖書征訂目錄結合在一起，圖書館一般由中文圖書采訪人員負責采購，到館后再區分中外文圖書，分別移交中文編目部門和外文編目部門，國內版外文圖書與進口的國外原版外文圖書一起編目入藏，所以，中外文圖書的界定成為重要的業務工作。

2　中外文圖書的界定

2.1　中外文圖書界定原則

對中外文圖書的界定，一般多從圖書的封面、封底、書脊、題名頁、版權頁、前言、目次、出版說明、正文等各部分的文種特征來描述分辨，制定詳細的區分界限。但事實上，目前的圖書出版外表特征千差萬別，舉不勝舉。例如有學者單單就國內出版的授權重印版西文圖書的出版形式就列出了6種，而且以后還會有更多種多樣、紛繁復雜的出版形式，所以，用于中外文圖書界定的外表特征的詳細描述越來越無法包羅萬象，造成圖書館采編人員經常無所適從。筆者認為，圖書的外表特征固然是中外文圖書界定的重要因素，但我們更應該解放思想，以人為本，服務讀者。拋棄采編部門注重技術、自我完善的傳統工作方式，從讀者需求的角度來考量。“輕外表，重內容”，不要固守于某些部分特征的細小區別，側重從圖書偏重的主要讀者群、讀者借閱的傾向、圖書閱讀效能的最大化等圖書的使用功能、讀者實用性方面來界定。下面分別探討兩大類圖書的中外文文種界定：

2.2　引進版圖書的中外文文種界定

2.2.1　添加大量中文翻譯及注釋的授權影印版圖書宜界定為外文圖書　對于與原版圖書在內容和形式上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在圖書封面、題名頁等地方增加翻譯中文題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的授權影印版圖書，圖書館一般界定為與原版圖書一樣的文種。例如有學者指出：“影印版外文圖書文種的確定，決定因素是文獻內在特征，授權版圖書的特點是引進版權，受影響的只是圖書的版權，而不涉及圖書的語種”。但國內出版的授權影印版圖書的出版形式越來越多樣化，外表跟引進版權的譯著版極為相似。內容簡介、出版說明、序言、導讀、目次等內容都為中文；中文CIP及版權頁、內容改編重印、正文增添中文內容等情況日趨普遍，經常讓圖書館采編人員產生包含了這么多中文內容，是否應該界定為中文圖書的疑問。例如圖書《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 to Master》(程序員修煉之道)(978－7－115－15566－5)的編者在“出版說明”中指出：“本次出版的英文注釋版，除了按原版版權方的要求翻譯了前言、序等文字，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書的正文部分之外，還在多位業界專家的大力支持下，利用頁邊和頁腳的空白增加了一些注釋，算是一種新的嘗試，力求為讀者能夠提供更多的價值”。筆者認為，盡管此書章節標題有中文翻譯，內容有中文提示主題，還有中文內容提要、序言、前言、作者簡介等內容，但是，本書還是應該被界定為英文書。與本書類似的情況還有相同出版社出版的《重構(英文注釋版)》、《企業應用架構模式(英文注釋版)》等書，以后多種語言交叉的情況還可能更多。

2.2.2　系列文獻的中外文界定要盡量保持一致　外語教學參考資料，即使是授權影印版圖書，從讀者外語學習的作用出發，還是界定為中文圖書為宜，正題名應該為中文。如《挑戰日本語中級》(978－7－301－12863―3)正文為日文，是日語水平考試參考資料，授權影印版。國家圖書館界定為中文圖書，正題名為中文；北京大學圖書館雖然也界定為中文圖書，入藏中文書廳，但著錄時正題名為日文，中文題名為并列題名。筆者認為，系列文獻的中外文界定要盡量保持一致，即要求采編人員在界定圖書文種時，應該查檢本館館藏狀況及通過有關出版動態信息查詢系列圖書出版預期，特別是避免多卷書前后界定為不同的文種并入藏到不同的書廳。與此書關聯的還有《挑戰日本語學生用書》(7－301－10972－5)，它的中文前言指出“本書為《挑戰日本語》系列叢書的學生用書。”題名頁與封面都有“中文版”字樣，正文中有部分中文翻譯，從整系列圖書總體考慮，界定為中文圖書為宜。

2.2.3　引進版英漢雙語圖書宜界定為中文圖書　過去英漢對照圖書一般是為學習英語而編著的，當然界定為中文圖書。現在引進版專業圖書也在正文中出現英文原版和中文譯文，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英漢對照，而是分開兩部分，英文部分在前，中文部分在后。如《商業分析》(978－7－5058－6482－5)，“中英文雙語版專有出版權屬經濟科學出版社”。題名頁沒有英文，標明“英漢雙語”，責任者有“主編”、“譯者”，還有“譯審”，“總目錄”中顯示本書前半部分為“英文部分”，后半部分為“中文部分”。中文部分是中文翻譯，還有審譯。因此書是引進版圖書，且前半部分都是英文，采訪部門的圖書驗收人員很直觀就把本書界定為英文圖書。筆者認為，雖是引進版專業圖書，但既然有完整中文譯文，還是界定為中文圖書為宜。

2.3　國內原版圖書的中外文文種界定

2.3.1　國內原版外文圖書出現中外文交匯在一起的狀況　為適應國際學術文化交流需要，近年來，我國學

者用外文撰寫學術專著在國內外出版的數量迅速增多，特別是隨著雙語教學的進一步開展，更多國內學者根據我國國情用外文編寫出版教材，同時外國學者在國內出版的外文專著也日漸增多。國內原版外文圖書比授權影印版外文圖書更容易誤判為中文圖書，且多數內容特征和外表特征復雜多樣，中外文交織在一起，出現了許多不但封面、封底、書脊、題名頁有中外文字樣，圖書正文也包含了中外文內容的圖書，給圖書館圖書中外文界定增加難度。

2.3.2　沒有英文題名的英文圖書　《德國文學史》(978－7－5321－3157－0)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本書的著者是美籍學者，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題名頁、封面、書脊、版權頁都只有中文題名，還有譯者，但第二題名頁的第二責任方式卻改為“編注”。全書是由英語寫成，目次及正文都是英文，只是腳注有中文解釋及每章后面有中文思考題，沒有中文翻譯，所以第二責任方式實為“編注”。有圖書館將該圖書界定為中文圖書，筆者認為雖然題名頁等處沒有英文題名，但從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文獻來考慮，并結合本書的內容特征，還是界定為英文圖書為妥。

2.3.3　宜以主要的文種來界定文種圖書　我國學者在國內出版社出版的學術專著，如《Approaching Gender in Chinese Compliments》(漢語稱贊語中的性別研究)(978－7－03－019885－3)的封面、書脊、題名頁等處都出現中文題名及著者姓名，有中文CIP、版權頁、序言、摘要、中文提要，含有中文參考文獻，甚至正文中還出現個別中文內容，但考慮到圖書的主要文種還是應該界定為英文圖書。又如，對于有區分不同外文文種的圖書館，宜以主要的文種來界定文種圖書，如國內出版的《Foreign Language Studies》(外國語言研究)(978－7－89490－391－4)，題名頁中文題名在上，英文題名在下，系我國學者撰寫的外國語言研究文集，主要是英文，還有幾篇是日文。論文的參考文獻出現少量中文，應該界定為英文圖書為宜。

2.3.4　外語教學與自學的圖書宜界定為中文圖書　國內原版圖書《英語演講選評100篇》(978－7－5600－6000－2)“前言”介紹：“我們從2002－2005年‘CCTV杯’全國英語演講大賽的半決賽和決賽中挑選了定題演講和即興演講各50篇，每篇演講的文字材料后面都附以簡短的點評，指出該演講的優點和可以改進的地方”。點評和演講內容都是英文，而且本書的目錄、正文(包括演講的基本原則介紹、演講建議等)都是英文，如果只從圖書正文的文種形式來區分，一定界定為英文書，但筆者認為，從外語教學和學習的角度出發，還是界定為中文圖書為宜。

3　國內版外文圖書的采編工作

3.1　國內版外文圖書采訪職責有待明晰

國內版外文圖書經常把中文題名用大號字體突出印刷在封面、書脊等處，容易造成“中文圖書錯架混進外文書廳，圖書館藏雜亂無章”的錯覺。這種外表特征中文化的情況給圖書館現場采訪也造成一定的困難，往往導致未能及時正確判明文種而造成錯過選擇的機會或采購不恰當的復本量。此外，征訂目錄都是與中文圖書混雜編排在一起，采用中文題名，與中文圖書一樣的采訪途徑，與目前圖書館文獻采訪一般按文種區分中文圖書采訪與外文圖書采訪的分工現狀不吻合，很容易造成中文圖書采訪人員認為是額外負擔，而外文圖書采訪人員又愛莫能助，成為誰也不愿辦理的圖書采訪三角地帶。由于業務缺乏溝通，未能很好地協調國內版與國外版外文圖書采編，也沒有建立完善的鏈接檢索功能，因此，有待分工更為合理的采編業務職責崗位的設置。

3.2　授權影印版圖書的國內拆分出版及跳頁現象

有的授權影印版圖書在國內拆分出版，如清華版雙語教學用書《Microelectronics Circuit Analysis and De－sign》(電子電路分析與設計)(978－7－302－15684－0)就是根據國內電子技術類課程教學的特點，在國內出版時一個題名下按多卷書形式出版三分冊，高校圖書館采編人員就要注意完整采購和編目。大多數雙語教材都進行改編，但一般不改編正文的實質內容，只是刪除部分內容，如《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Manage－ment》(面向管理的數量分析)(978－7－301－12838－1)就刪除了原書3章，并且“編輯在對原版圖書進行刪節、重新編排頁碼的同時，為了便于讀者使用索引等，仍保留了原書的頁碼(在每頁正文的上面)”。這類書的出版特點應引起采編部門的重視，雖然每頁的下面有重新排列的頁碼，但圖書驗收人員如果沒有詳細了解本書改編影印的特點，一看到正文每頁上面的頁碼，容易誤解為圖書缺頁。有的改編版影印圖書甚至沒有重新排列頁碼，如《International Management》(國際管理)(978－7－111－20801－3)就出現跳頁的現象，“因為文中提到的頁碼或內容有可能已被刪掉……”，也造成圖書著錄的“頁數”項不準確。

3.3　國內版外文圖書書目數據著錄注意事項

對于國內讀者來說，正題名是檢索識別圖書的最重要標志，因此，我們一貫非常重視題名檢索點的設置。ISBD規定：“如果題名用不同的語言和／或文字，正題名應是資源內容或主要部分所用語言和／或文字的題名”。國內版外文圖書應該著錄外文題名為正題名，把中文題名著錄為并列題名，并分別提供檢索點。授權影印版圖書編目數據要盡量提供原書的題名、ISBN等檢索點，以備國外原版圖書采訪時。要建立國外原版外文圖書、授權影印版圖書、引進翻譯版圖書的機讀目錄數據聯接，例如，上面列舉的引進版外文圖書《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to Master》(程序員修煉之道)(978－7－115－15566－5)于2003年出版，在2004年又出版翻譯本，圖書館機讀目錄編制應該進行有效鏈接。授權影印版圖書出版發行項應該客觀著錄，即不要把出版地和出版者進行翻譯；許多授權影印版圖書都系叢書之一，叢編項也宜如實著錄，無須再翻譯。這可以說也是授權影印版圖書編目數據區別于國外出版外文圖書的一個特色。筆者認為，版本項應該是與出版發行項對應的，出版發行項著錄了國內授權影印出版社與出版時間，版本項就不應該著錄原版版本，原版版本應該與原版的其他信息一起著錄在附注項，即USMARC的“534 Original Version Note”字段，且一般以“$P Reprint.Originally published：”子字段開始。

4　進一步的建議與設想

通過本文的圖書實例分析和研討，筆者認為針對國內圖書出版的形式日漸多樣化，中外文交織在一起，

中外文圖書的采訪渠道逐步交融等實際情況，各圖書館中外文圖書界定無法統一有其必然性和客觀性。而且，人為地把相同學科內容的圖書按文種分散典藏于不同的書庫，且不同文種館藏的排架方式、借閱規則都不一樣，給讀者借閱同一個學科的圖書設置了很多障礙。再之，往往因為把外文圖書區分館藏，減少了讀者借閱外文圖書的積極性，未能把中文圖書與外文圖書從內容的學科屬性有效聯接，造成外文圖書借閱量少，館藏資源浪費。有學者對引進版外文圖書入藏外文書廳早就提出憂慮：“因諸多原因，光顧外文書庫的讀者不多，若又將引進版最新外文書和其它外文書混排在外文書庫的‘大海’中，讀者很難發現、查找，也就談不上充分利用，委實可惜”。

第2篇：中外文化比較論文范文

[關鍵詞]兒童文學；比較文學；影響研究；闡釋策略

中外兒童文學研究的現代自覺始于“五四”前后。以周作人、趙景深等為代表的第一代兒童文學研究者為中外兒童文學研究奠定了第一塊學術基石。江蘇省內，南京大學錢林森、蘇州大學朱棟霖、南京師范大學汪介之和談鳳霞、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金燕玉等學者分別在中外比較文學及兒童文學研究方面都有相關重要著述。國內兒童文學研究的重鎮主要有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和浙江師范大學。80年代韋葦和蔣風分別出版了《外國兒童文學史概述》及《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90年代評論文章的深度大大提高，并有高質量專著出版，如韓進的《中國兒童文學源流》、韋葦的《俄羅斯兒童文學論譚》、吳其南的《德國兒童文學縱橫》、方衛平的《法國兒童文學導論》、張美妮的《英國兒童文學概略》和湯銳的《北歐兒童文學述略》和《比較兒童文學初探》等。進入21世紀后，研究的領域有所拓寬并向縱深發展。舒偉的“現當代英國童話小說研究”獲03年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立項。2006年張永健主編的《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問世，該書的一個特點是介紹了部分中國作家對西方兒童文學的翻譯情況。重要的相關學術論文有朱利民的《全球化語境下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生存境遇與反思――兼談比較兒童文學》、方衛平的《西方人類學派與周作人的兒童文學觀》以及陳華文的《變異：在于適應文化--〈灰姑娘〉與中國同類型童話比較研究》等。

國外關于兒童文學的比較研究在近二十年取得了突出成就。德國著名學者Emer O’Sullivan的《比較兒童文學》（2005）堪稱該領域的一部扛鼎之作。該書對比較兒童文學的歷史進行了梳理，主要從戰后國際化熱潮至現當代比較兒童文學批評。書中還對比較兒童文學作為一個學科領域的組成部分進行了歸納：文學交往和遷移研究，互文性研究，媒體互動研究，文學形象研究，敘事學研究和翻譯研究。國外關于中國兒童文學及中外兒童文學關系的研究目前只有兩部專著。其一是法國學者皮埃爾?迪耶尼的《世界屬于你們，中國與兒童文學》（1971）。迪耶尼提出了三個問題：中國兒童文學作為一個具有清晰特征的領域的界定；對特定歷史時期的文本的歸類以及兒童文學流派的劃分；對兒童文學流派的溯源及其發展變化的原因。其二是瑪麗安?法夸爾的《中國兒童文學：從魯迅到》（1999）。法夸爾在該書中以1919至1976年間的中國兒童文學為研究對象，從比較文學和歷史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政治在兒童文學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兒童作為政治象征的形成過程。該書第一章對中國兒童文學受到的西方影響有較深入的論述。

縱觀國內外研究現狀，中外兒童文學的研究已經引起了學界極大的關注，并取得了巨大成績，但目前國內鮮有學者對20世紀上半葉中外兒童文學關系進行全面細致的梳理，尤其是對外國兒童文學作品在中國的接受及中外作家之間的影響進行研究。具體研究不足反映在缺乏一定數量的高水平論文和論著，也沒有相關科研課題立項。因此，有必要全面梳理20世紀上半葉中外兒童文學關系，探討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誤讀和接受、外國兒童文學作家對中國作家的影響、中國文化對外國作家的影響以及中國兒童文學在國外的接受情況。這也就意味著，中文兒童文學關系研究從文化交流史的層面上可以進一步考察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研究、中國兒童文學在外國的譯介與流播、中文兒童文學作家的聯系和交往、外國兒童文學家筆下的中國形象，以及中國兒童文學作品中的外國兒童形象等；在闡釋策略上可以突破傳統的譯介學模式和編年史模式，可以拓展了這一研究的領域。

要全面梳理20世紀上半葉中外兒童文學交流情況，就要深入探討20世紀上半葉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誤讀和接受，外國兒童文學作家作品對中國作家的影響，中國文化對外國作家的影響以及中國兒童文學在國外的接受情況。“五四”前后對世界各國兒童文學創作和理論的翻譯和吸納促成了我國兒童文學創作的第一次。20世紀上半葉，隨著中外文學對話與交流日益頻繁，外國兒童文學對中國作家產生較大的影響。外國兒童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學迥異，對中國作家具有某種示范性和啟示性，但中國作家在借鑒過程中也產生了的一些誤讀，這些誤讀又說明了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正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特殊的歷史社會背景造就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兒童文學。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兒童文學是在世界兒童文學的影響下逐步走向自覺和成熟的，同時，也立足本民族文化并從中汲取營養，從而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性與本土性。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包括神話及民間故事）對在中國生活過的外國作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直接或間接體現在其兒童文學作品中。在此基礎上，該課題進一步探討如何促進中外兒童文學的交流與對話，如何建立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品格，即不僅具有鮮明的開放性與吸納性，還具有深厚的民族性與本土性。

20世紀以來，中外文學理論家對兒童文學問題從學理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論述。由于我國兒童文學研究起步較晚，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世界各國兒童文學創作和批評理論的翻譯、吸納和運用。“五四”前后對世界各國兒童文學創作和理論的翻譯和吸納促成了我國兒童文學創作的第一次。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早期翻譯家和文學家以及西方來華傳教士對外國兒童文學的譯介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外國兒童文學進入中國作家和讀者的視野。同樣，這種文學交流也進一步推動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20世紀上半葉，隨著中外文學對話與交流日益頻繁，外國兒童文學對中國作家產生較大的影響。外國兒童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學迥異，對中國作家具有某種示范性和啟示性，但中國作家在借鑒過程中也產生了的一些誤讀，這些誤讀又說明了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正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特殊的歷史社會背景造就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兒童文學。其中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劉易斯?卡洛爾的兒童文學經典《愛麗絲奇境漫游》在“五四”時期翻譯大潮中被中國讀者所熟知。它的第一個中譯本由趙元任翻譯，當時取名為《阿麗思漫游奇境記》，1922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深受愛麗絲故事的吸引，沈從文和陳伯吹分別創作了長篇小說《阿麗思中國游記》和童話《阿麗思小姐》。比較三個截然不同的三個版本的愛麗絲故事，可以看出中國作家力圖借鑒外國兒童文學精神，但同時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和迥異的文學傳統，中國作家對愛麗絲的故事進行了不自覺的誤讀和自覺的改寫。可以說，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兒童文學是在世界兒童文學的影響下逐步走向自覺和成熟的，反映了中國兒童文學作家試圖建立世界視野的努力。同時，他們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并從中汲取營養，從而使中國兒童文學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性與本土性。這種研究思路不僅著眼于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誤讀和接受，還分析了外國兒童文學作家作品對中國作家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還研究了中國文化及兒童文學對外國作家的影響以及在國外的接受情況，力圖探討雙向的交流和對話，而非單向的影響。中國文化（包括神話及民間故事）對在中國生活過的外國作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直接或間接體現在其兒童文學作品中。如賽珍珠、凱特琳?帕特森等外國作家的兒童文學創作中體現了較為明顯的中國元素。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兒童文學在國外的譯介處于起步階段，但中國作家（如鄭振鐸等）勇于向國外介紹中國文化和中國優秀的各類文學作品，努力維護著民族的自尊與自信。

20世紀上半葉中外兒童文學關系研究促進了中國兒童文學創作理論研究。同時，探討如何促進中外兒童文學的交流與對話，如何建立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品格（即不僅具有鮮明的開放性與吸納性，還具有深厚的民族性與本土性）這一系列的問題可以從一個方面推動學界開展其他類別文學的比較研究，為整個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的發展做貢獻。通過借鑒與創新相結合，中國學者能夠更好地融入到當代兒童文學研究的學術發展進程之中，甚至可以更好地參與到世界性兒童文學的學術對話中去，甚至可以在廣義的更為平等的比較文學學術交流中發出中國學者獨特的聲音。

參考文獻：

[1] 張永健. 中國20世紀兒童文學史[M]. 沈陽： 遼寧少年兒童出版社， 2006.

第3篇：中外文化比較論文范文

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比較文學無論是在學科理論的創建、研究范式的確立和教學過程的實踐等方面，世界各國學者都還在進行著積極的嘗試與探索，力求建構出兼具民族特色與世界意識的比較文學理論形態。與此學科世界發展現狀相應的是，在中國高等教育學科體系的整體框架中，存在著文化傳統、知識結構和培養目標各具特色的地方高校，甚至還有一些是具有鮮明特色的民族地區高校。因此，如何在民族地區高校的文學課程中凸顯比較文學學科教育與人才培養的優勢，是本文重點探討的問題。而要對這個問題取得深入有效的思考，必須立足于民族地區高校所據有的獨特的地緣優勢和文化資源。首先，從其文化屬性觀照，民族地區高校不僅地理空間上呈現出地區性與地域特色，在文化空間上也獨具其歷史傳統和民族氣質。就以筆者所在的百色學院為例，百色學院是一所位于民族地區的普通高校。現今百色在行政區劃上是隸屬于廣西壯族自治區的一個地級市，其地理位置位于滇黔桂三省交接地帶，與越南接壤并勾連東南亞。根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粵地）今之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1］（P1329）其中“蒼梧”“郁林”“合浦”等地，均位于今廣西的地理范疇之內，“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則指與廣西交界的越南等地，在古代均屬百越之地。百越地域廣闊，面臨大海，接壤異邦，成為中原與周邊國家交往的文化走廊。自古至今族群的延綿遷徙以及文化交流，使得這一地區成為溝通中原華夏和東南亞各國的橋梁。在此地繁衍生息的邊疆民族因融合中原華夏文化與東南亞各國文化而獲得新的生長點，同時推進中原與東南亞各國文化的發展。進入21世紀，繼中國改革開放大潮而來的是東盟區域合作，廣西作為連接東南亞的中國南大門，從地理空間的邊緣成為了東盟文化與經貿交流的中心，國際間、地區間多邊多向的頻繁對話與交流在承襲傳統的基礎上獲得巨大擢升。因此，在此背景下開設比較文學課程不僅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也有利于與周邊國家的民族和睦與經濟發展。

其次，從其學術地位分析，中國與周邊亞洲鄰國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學比較是中國比較文學與東方文學研究的前沿領域，代表著世界學術研究的發展趨勢。作為的倡導者，魯迅先生在《今春的兩種感想》一文中就指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的盲點：“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者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2］（P386～388）當代比較文學學者季羨林、樂黛云、饒芃子等人也提出要對中國與第三世界及東南亞國家的文化文學交流加以重視的呼吁。孟昭毅也在綜觀我國比較文學現狀后中肯指出：“在以往的東方文學交流研究中，中國與周邊各國的文學往來都有不少涉足者，……但不足之處在于中國在區域性的文學交流，如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等地區的文學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敘述得太少。”［3］（P5）在2011年4月舉辦的中國首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導高層論壇會議上，樂黛云更是提倡中國學者應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她指出當下語境中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要在認知、理解和詮釋民族文化歷史的基礎上尊重并吸收他種民族文化的經驗與長處，形成一種文化自覺。［4］

西方學界對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文學交流也極為關注。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院士在東南亞民間文學與民族文學的研究過程中，提醒中國學者要注意中國與周邊國家跨境民族文學研究。美籍印度人、西方后殖民理論和女性主義理論的代表佳亞特里•斯皮瓦克2007年在中國做學術講座時也提到東方之內的文學比較與東西方比較同樣重要。法籍華裔學者陳慶浩在1992年臺灣“中央研究院”舉辦的“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大會所提交的論文———《中國文學研究展望》中也呼吁應重視少數民族文學、民間文學、俗文學、方言文學，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寫出真正完整的中國文學史，其中也提及各民族文學比較研究的必要性。［5］中國地域廣闊民族眾多，加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往源遠流長，這些豐富深厚的地緣優勢與文化資源，使得中國與周邊國家民族文學比較研究成為當前比較文學研究的焦點問題。例如，在北京大學就把“東方民族民間文學研究”作為重點學科來建設，北京師范大學“211”課題“新世紀外國對中國文學的譯介與研究國情報告”中也把日韓越三國作為重點攻關項目，中國社科院邊疆研究中心立項了“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的研究課題，陜西師范大學成立的“中外民族戲劇學研究中心”專治于中國與周邊國家民族戲劇文化關系的研究等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可見，在民族地區高校進行比較文學教研，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與民族文化資源，其文化多樣性以及多民族文學的互動共生能夠把地理范疇的邊緣轉化為學術研究的前沿。因此，民族地區高校在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習過程中貫徹區域特色與學科前沿相結合的思路，顯得尤為必要且十分重要。

二、從理論學習到實踐操作：民族地區高校比較文學的改革思路

普通本科院校比較文學課程的基本學時是54課時，而要想在一個學期有限的課時中對比較文學的起源發展、基本理論和研究范式進行全面梳理與深入介紹是遠遠不夠的。就以由陳惇等學者編寫、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比較文學概論》為例，里面涵括的內容包括比較文學的“定義與功能”“歷史與現狀”“基本類型與研究方法”“文學比較研究的領域”以及“跨學科的文學研究”等內容，可謂理論抽象、方法多元且信息駁雜。但這樣的教材是不是適合民族地區高校的實際操作呢？筆者在以往教學實踐中常面臨這樣的尷尬：往往一個學期課程結束，學生對于課本羅列的那些遙遠的歷史事件、抽象的理論論爭和沒有閱讀體驗的舉例分析，可謂卷帙浩繁又隔膜生疏，因此大家深有什么都沒學會，什么都沒掌握的遺憾。這也是比較文學教學過程中的一個普遍難題。對于本科生來說，這一理論知識顯得抽象又浩瀚，理解和掌握起來都有難度，也極易流于表面。按照本科生的學術積累和思維水準，也不宜匆忙展開比較文學的學術研究。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比較文學課程教學的宗旨與目的進行深入反思與積極探索。筆者嘗試從以下方面進行變革：

（一）教學基點立足于中國文學

20世紀80年代世界比較文學的重心移到了中國，中國比較文學以自己的獨特聲音傳達出具有中國特征的理論話語與學術形態。陳惇和劉象愚兩位教授在《比較文學概論》一書中指出，中國比較文學應以中國文學為立足點和出發點。中國作為文化大國，從古代的文明古國的文化輻射、近現代的師法西學以及在當代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與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互動，都體現出豐富深厚的文化內涵與曲折復雜的發展歷程。中國各時代的文學現象在比較文學中具有無可替代的獨特功能，因此在教學實踐中應該多以中外文學交流或中外文化關系為例子展開論述分析。唯有如此，才可以在時間和情感上拉近比較文學與中國學生知識視野的距離，從而引發學生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反思與前瞻。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立足學生熟悉的文化傳統與文學背景，通過與異質文化的對比參照來認識中國文學與文論的民族特色，進一步地尋求跨文化的對話和溝通，在中外文化與文學的互證、互補、互識的基礎上，達成對當代大學生的世界文學意識與包容文化觀念的建構，最終形成一種文化自覺。

（二）教學內容側重東方文學與民族文學的比較

比較文學是一門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的開放性學科。在教研過程中，要求研習者對古今中外文化與文學的歷史發展與精神內涵融會貫通。但實際上，本科教學階段很難有學生達到此種暢達古今學貫東西的理想境界。如果教師在課堂上生硬按照材進行宣講，常常顯得捉襟見肘，會面臨教學內容與對象錯位的尷尬，最終造成學科主旨與教學效果的明顯落差。因此，民族地區高校的比較文學課程應該對教學內容進行相應調整。比較文學的學科起源來自西方的定義，但作為一種文化觀念和學術理念而言，其在東方文化也有著深遠淵源。除了博大精深的古代東方文化，近現代兩三百年間的東方文學，也因西方入侵帶來的外來文化沖擊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而體現出復雜多元的文化內涵和社會變遷。因此，各個歷史時期的東方文學都具有深邃的精神內涵和獨特的審美趣味。如果能夠將中國文學發展置放在東方文化這一大語境中進行參照與反思，以此來觀照中國民族的歷史命運及其發展，這樣的比較文學課程會更具有現實意義與啟迪價值。比較文學濫觴于歐洲學者對民族文學和民間文學的關注，比較文學實踐研究是建構在不同民族間文化與文學交流互動的基礎之上。所以雙邊或者多邊的民族文學比較研究是比較文學的基石。比較文學學者嚴紹璗在紀念《中國比較文學》出版60期時撰文提出“把比較文學做到民族文學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學的研究中拓展比較文學的空間”這樣的學術構想。同時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樂黛云也在17屆國際比較文學年會上的發表文章《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中國視野》中強調“（中國比較文學）的產生是與中國人振興國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發展本民族文學的志向分不開的。”［6］2008年11月還在陜西師范大學召開了主題為“東西方民族文學與比較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所以在全球多元的文化語境中，在我國“多元一體”民族文化的和諧背景下，從比較視野對世界各國及國內各民族文學進行歷史和美學的深入研究，對中國比較文學學科體系建設頗具價值。我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其西南邊疆民族地區與東南亞山水相連，因而存在多種異質文化的變化。因此，在民族地區高校的比較文學課程中應側重對東方各國文學、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文學、中國南方民族與東南亞各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及其成果進行介紹與討論。

（三）教學重點轉向學科前沿領域

中國與周邊亞洲鄰國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學比較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前沿領域。民族地區高校應調整教學的重點，將比較文學的內容從文化中心、傳統經典轉向區域特性與民族特色。在教學與研習過程中，學科史的發展可以作為背景和鋪墊，在中外文學與文化比較的大框架下重點引領學生探討立足學科前沿與凸顯區域特色的問題，例如“東方民族民間文學研究”“新世紀外國對中國文學的譯介與研究國情報告”“中越跨境民族研究”“中外民族戲劇學研究”和民族文學經典的文化翻譯與傳播等這些新的研究問題。對實際問題的思考與解決，會使學生腳踏實地領悟到比較文學的學科宗旨，并在此基礎上深入理解與正確運用相關的理論與方法，而不是一開始就疲于應付各種理論思潮的狂轟濫炸。而且，這些學科前沿所探討的問題更具有時代氣息和現實意義，除了培養學生學術思維的邏輯性外，還能夠增強學生對社會思考的敏銳度與深刻度。

三、從空中樓閣到高屋建瓴：民族地區高校比較文學的實踐意義

（一）“宏觀比較文學”理念與應用型人才

民族地區高校的人文學科培養目標是應用型人才，其面對的教學對象是以本科生為主（包括中文系、外語系和綜合文科），兼及專科和高職等層次學生。這些學生除了極少數畢業后進入碩士階段繼續深造，極大部分還是在畢業后即走向社會，他們的職業多是地方中小學教師、基層農村干部、政府機關公務員以及一些發達城市的各類公司企業的初級管理人員等。那么，比較文學教學與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契合點是什么呢？比較文學學科在1998年重新被納入我國高等教育學科體系，成為文學專業本科生的專業基礎必修課。中國高校按性質可劃分為科研性、教學性與綜合性等類別，其中一些屬于綜合性院校的民族地區高校培養人才的模式是以應用型為主的。文學專業的應用型人才，不是僅僅針對技術的掌握與操作，而是要從所學的專業知識中汲取人文精神資源，來培養健全的人格、寬厚的文化素養以及成熟的思維能力。鑒于此，民族地區高校比較文學課程教授與研習的重點不應該落點在學科史的梳理、學科理論的掌握和研究方法的運用，而應該是以人文素質教育為導向，培養學生世界文學意識和大文化觀念，在熟悉本土文化的基礎上，樹立民族文化自信與世界文學意識，形成視野廣闊與胸懷包容的文化觀念。正如我國比較文學學者王向遠所倡導的，在本科階段比較文學教學中，“應該把中外文學知識的系統化、貫通化、整合化作為主要的宗旨和目的”［7］（前言）。也就是說，民族文化自信與世界文學意識是比較文學與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契合點。由此，我們在進行比較文學教學實踐中，應該倡導“宏觀比較文學”的新理念。“宏觀比較文學”具體是指“各民族文學、各區域文學乃至世界文學之間的差異性與相通性的研究，是一門描述和揭示各民族文學、區域文學、世界文學形成、發展規律的科學”［7］（前言）。

正因為比較文學是一門集概括性、理論性、前沿性于一身的課程，其主要目的不在直接向學生教授如何進行具體的比較文學研究，而是教會學生如何宏觀地認識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復雜關系，如何辯證地分析判斷有全球意義的重大文學現象。一言蔽之，中國比較文學汲取了土壤深處文化傳統的滋養，也接受異域文化的和風吹拂與世界文學的陽光普照，是一門高屋建瓴的文學與理論課程。而民族地區高校的比較文學也不是虛無縹緲不著邊際的空中樓閣，而是扎根在民族傳統與地方文化土壤上的一棵參天大樹。比較文學課程可以讓學生通過全面觀察和客觀比較來看待社會現實與文化發展，對古今中外文學的起源、發展、面貌、特征與趨勢有清晰把脈。這是在文化孤立和自我本位狀態下所無法擁有的視野和胸懷。也就是說，比較文學作為一種文化觀念和學術視閾，能夠讓我們的學生在全球化背景中，既樹立了對自我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克服了文化狹隘心理與井底之蛙的淺見，學生在思路豁然開朗的同時獲得思維創新。例如筆者在指導2012屆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過程中，就引導學生用比較文學的學術理念來思考和探究中西文學與文化交流互動的問題。其中《比較于連與高加林不同的命運走向及其文化內涵》《人文主義視野下的“國民性”探討———比較〈阿Q正傳〉與〈堂吉訶德〉》較具有典型意義。前者通過探究于連和高加林個人奮斗及其最終命運走向不同，指出高加林的命運歸宿是中國儒家道德觀念與西北農民土地情結的合力推動，體現出一種與西方反叛性和顛覆性不同的圓融的生命觀，這對我們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異與融合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后者通過比較阿Q的“奴性”與堂吉訶德的斗爭與自由，從堂吉訶德“立人”精神啟迪引發我們對魯迅創作精神及“國民性”的深入探討。這兩篇論文都避免了“X＋Y”的拉郎配式的生硬比較，而是在可比性基礎上選取一個切入點，在文學比較中探討深層文化的不同，從而獲得對中西方文化的深刻觀照以及對自我民族文化的清醒反思。以上事實證明，比較文學課程對“應用型”人才培養與人文素質和綜合能力提升有積極意義。學生在論文思考與寫作過程中，不僅思維邏輯和寫作水準得以提升，還獲得了一種高屋建瓴的理論切入點，使得古今中外的文學史的知識能夠煥發出新的時代氣息和現實意義，也開拓了學生的學術視野及其對民族文化的思考。

（二）民族文化資源與特色教研團隊建設

從教研層面來看，比較文學對教師的學術積累既提出高要求也有積極推進意義。作為有限的個體，要達到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和方法的全面了解與熟練運用是不切實際的。但我們可以立足于區域特色和學科前沿來指導自己的學術思考，在實際教學過程中重點強調可操作性。這就要求教授這門課程的教師通過引導學生對一些發生在自己身邊、自己熟悉的文化傳統中的文學與文化事件進行思考，凸顯出一些有現實意義又切合地方實際的問題意識。筆者現在致力的課題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中越跨境民族文學在文化研究和區域文學的視閾中，呈現為國別（中國與越南）文學、民族文學、文學人類學與民俗學的多學科的比較文學研究。比較視閾中的中越跨境民族文學獲得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宏闊視野，形成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學。此外還有很多具有區域特色又位居學術前沿的課題可供思考，例如民族文學的世界性因素、跨文化語境中多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用漢語寫作的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研究以及民族經典的跨文化翻譯與傳播等等。新思維、新方法的刺激必然會凸顯出新的學術思考和問題意識，唯有如此以教學帶動科研，教師才會敏銳準確地在科研上找到自己的根據地與發展空間。比較文學以其學術視野的寬度、歷史發展的深度和總體文學的高度，在世界人文科學中成為一門顯學。比較文學在當代中國中文學科體系中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它與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民間文學甚至語言學等學科有著密切聯系；甚至與民族學、人類學、哲學、美學、心理學、宗教、藝術等學科有著重疊與互動關系。不言而喻，比較文學所倡導的跨學科的研究思路，使我們在研究具體問題時能夠突破學科藩籬，擴大文化視野與深化學術思考，方法也體現出多樣化。因此，各相關學科之間的學者和教師也能夠加強彼此的交流與合作，對問題的探討更為深入多元和富有建設性。在實際教研中，比較文學的學術理念與思維方法，能把文學學科各個分支的學術資源進行重新的整合調配，形成多元并存、學科互動的特色研究團隊。例如，在百色學院就可以通過比較文學課程的開設來拓展文科教學的范疇，除了在中文系的漢語言文學、新聞采編與制作、對外漢語及涉外文秘等專業開設這門課，也可以在外語系的相關專業，如英語語言文學、應用越南語、泰語等專業也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嘗試。值得一提的是，百色學院外語系教師將壯族古代經典《平果壯族嘹歌》進行了英譯。這無疑是比較文學的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觀念的踐行，比較文學的相關觀念、理論與方法也能夠為民族文化的翻譯與傳播提供具有一定學術高度的文化觀念和理論思維。由此可見，在民族文化與地方資源的基礎上，借助民族地區高校為教研平臺，圍繞著“中國南方民族與東南亞各國的文學關系”“中國南方民族與東盟各國的文化關系”等具體問題進行課程設置和學術研究。這一研究思路在時間軸上縱貫古今，在空間軸上橫跨東西，其中還疊合著民族文化的遷徙與流變、衍化與創生等錯綜復雜的文化現象。通過在教研中對比較文學之理論思維與具體案例的研習，積極探討本土文化資源與民族傳統在新的文化語境和時代背景下的繼承與發展，在現實思考中凸顯鮮明的問題意識，能夠有效激發出教師的學術生命力。通過相關專業教師的身體力行和群策群力，“中國南方民族與東南亞文化與文學比較研究”就能夠成為一塊堅實陣地，團結和凝聚整個學校相關學科的教學師資和研究力量，成功打造出具有區域特色又立足學科前沿的教學課程與研究團隊。由此，民族地區高校既能夠在教學和科研上都獲得一定的突破與超越，也能夠為學校的辦學與治學開創出良好的發展空間。總而言之，比較文學在民族地區高校的文科教學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在教學體系和學科發展上都呈現出新思維和新風貌。

第4篇：中外文化比較論文范文

[文章編號] 1671-5918（2017）07-0150-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7.07.070

[本刊網址] http：//hbxb.net

隨著我國外語教育的發展，全國外語教育規劃逐步系統化、科學化，高校英語課程教學中都分別對各自層次的英語教學明確提出了不同的跨文化交際的要求。高校課程的指導大綱對于教材編寫的思想性原則明確表示：任何一門語言都是特定文化的重要載體，會對學生的思想產生重要影響。因此，英語教材的編寫既要體現中國文化，又要方便學生了解更多的外國文化，最重要的是培養學生鑒別不同文化的能力。

《英語課程標準》雖明確規定，教材要反映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是，眾多研究資料表明，中國大學生使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能力很低，難以進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際。研究結果相互印證了在我國的外語教學中存在嚴重的中國文化缺失問題，這種文化缺失不但會妨礙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提高，更阻礙著中國優秀文化的傳承和傳播。而此現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如今的大學英語教材多是以英美國家的文化為背景，對中國的文化介紹卻很少，尤為欠缺的是對學生用英文表述本土文化能力的培養。

在國際文化交流中，高校英語教育中中國文化缺失的現象導致了中國的大學生盲目的推崇西方文化，而忽視了對本土文化的學習與保護。因此，在高校英語教學中，要將英語與中國本土文化緊密結合，在吸收外國文化的基礎上，對中國文化進行改造和繼承，促進大學生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從而更好地向全世界介紹中國。這不僅是對我國大學英語教學的一個要求，也是賦予全體英語教師的一個光榮使命。

一、了解現在高校學生對于中國文化等詞匯的外語熟知概況

在中部一所二批本科院校的一次單詞測試中，其中一部分為40個中國文化負載詞的英漢互譯，這些詞匯都與平時的生活息息相關。而班級里56名學生的測試結果卻讓英語教師出乎意料，只有約27%的正確率。其中，漢譯英的正確率僅為19.1%，英譯漢的正確率為34.9%。這說明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是學生掌握文化負載詞的一個難點。其中，“一國兩制”易于逐字直譯，“豆腐”（tofu）基本上是拼音，“筷子”在中?W課本里就出現過，都只有不到一半的正確率。

同時，有84.9%的學生們覺得在用英語進行表達中國文化時，感到困難，表示用英語介紹中國文化的資料有較大難度。充分表明，用英語介紹中國文化的教材和資料相對缺乏。但該校學生普遍認為英語學習中中國文化的地位應得到肯定和加強，傾向于加強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能力的培養能夠提升我們的本民族文化意識，并希望老師“通過英美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對比能提高我們的學習興趣并促進英語學習”。

二、英語教學中中國文化缺失的原因

高校英語教學中，中國文化缺失的原因，主要在于：在英語教學中，課程教材等對于西方文化一邊倒的情況居多。目前高校大學英語教學中過多強調的是西方文化的學習，而不是中國文化的英語表達和中西方文化的互動。在教學時間角度上，關于英語國家文化背景知識的介紹（如歷史，地理，文化，習俗，思維模式，價值理念等）幾乎占據了教材的全部篇幅和課堂教學的全部內容；精讀課、泛讀課及聽說課的設計編排，大多也是采用的英美文化；測試方面，把學生對西方文化掌握的程度作為重要的標準來評估學生的英語水平。使學生在與外國人交流、在跨文化交際中遇到有關中國文化的話題時，捉襟見肘，無從談起。

關于中國文化信息表達的外語素材較為稀少。以現在國內最為普遍的外語――英語教材為例，現行的英語教材中，過多強調是對于英語文化的學習，對中國文化和中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上介紹的不多。大多數學生都建議在英語教材的編寫中加入中國文化知識的講授。九成多的學生認為在與外國人的交流中必須堅持弘揚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大多數從事英語教學的教師也有同樣的渴求。

三、英語教學中中國文化缺失現象應對策略

面對如此困境，加深對英語課程的理解、對課程、大綱、教材、課堂、教師、學生等進行重新思考，才是解決英語教學中的中國文化缺失問題的重要手段。同時，我國的教育部門和相關的文化部門應該共同協商來完善高校英語教學內容的設置，讓大學生在英語學習的過程中能夠接觸到更多的不同文化，同時也學會用英語來表達中國的文化，讓更多的外國人重新認識中國。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或許能為英語教學中中國文化的缺失現象提供新的解決之道。

首先，完善高校英語教學的大綱，不斷改進高校英語水平的測試標準。在編寫高校英語教學規劃時，要立足于中國的本土文化，明確中國文化在英語教學中的地位，從而制定合理的高校英語教學目標。大學生作為國家棟梁，有義務有責任擔負起弘揚中國文化的光榮職責。

其次，根據完善后的教學大綱，建立完善的高校英語教材體系，編寫難度適中的關于中國文化的英語學習內容。為了避免在跨文化交際中的中國文化失語，在高校英語課本中可選取一部分外國對中國文化看法的文章，或者是對比中外在文化的某一方面的異同，再者可以選取中國的一些傳統的經典文化作品，讓這些大學生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對不同的文化有一個準確的認識。同時，還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開設關于漢語典籍英譯賞析的課程，以此來增加高校英語教學中的中國文化的元素，使高校的英語教學更加適合時代的發展。

其三，在完善的教學大綱、合理的教材體系的基礎上，培養能夠勝任的教師。良好的師資是文化教學得以順利進行的保證，也是卓越的教學成效出現的前提條件。相關教育管理部門要不斷培養和塑造一批可以學貫中西的英語師資隊伍。英語教師的英語知識儲備和綜合素質是在高校英語教學中融入中國元素的一個關鍵因素，只有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才能在英語教學中保持中國文化的特色，才能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彰顯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才能培養出高素質的人才隊伍。高校要不斷完善對英語教師的培訓，及時更新高校英語教師的教學理念，完善他們的知識體系，提升高校英語教師的文化素養。

其四，在外語考試等級測試中，可以將中國文化內容列入考試范圍。考查學生英語語言基礎知識時，為了緩解學生對中國文化及其英語表達的陌生感，教師可以可以有意識的選擇一些關于文化內容的試題，尤其是注重增加涉及中國文化或者是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測試，如中國特色文化詞匯的英語表達方式、關于中國文化話題的英語作文、以中外文化的比較為中心思想的英語小論文等。同時，可以在大學英語四、六級等級考試中或者是研究生入學考試考試中適當的增加關于中國文化知識和語言能力的試題，從而提高大學生的跨文化交際的能力。

最后，在課堂教學實踐中加強中國文化教學，也是十分必要的。注重目的語言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并舉，在高校英語教學過程中應該注意引導大學生掌握一些中國文化的英語表達，同時還要有意識地把中西文化進行一個對比教學，讓學生直觀的認識與感受中西文化的異同，促進大學生用外語表達中國文化的水平、基礎外語水平及對外國文化背景知識的了解同步提高。

同時，關于中國文化在外語中的滲透等定向專題講座和討論會的定期舉辦，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方向的進一步明確。引導學生針對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進行探討，幫助學生了解并積累一定的與文化表達相關的語言素材。充分利用高校的豐富資源和互聯網資源，鼓勵和引導學生通過閱覽書籍、查詢網絡、觀看電影、收聽廣播等多種自主學習的途徑，積極開展第二課堂，了解中國文化知識及其英文表達方式，學生會、班委等也可以通過課堂口頭報告、作文、小型課程論文或者文藝演出等形式，嘗試應用與轉述中國文化、對比中外文化等能力的培養。

外語教學中中國文化的滲入滲透，需要師生雙方首先在意識上明確加強中國文化學習的重要性，并切實在教學實踐的各個環節積極努力地開展和實施中國文化教學，唯有如此，高校英語教學中的“中國文化缺失”現象才會有效地得到緩解和糾正。

第5篇：中外文化比較論文范文

論文摘 要: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學習語言必須學習文化。培養兒童的跨文化意識,是英語教育的基本目標之一,它對于消除兒童的英語交際障礙、深化兒童對英語的理解和培養兒童的英語學習興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小學階段是英語學習的初始階段,教師要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知能力,逐步擴展文化知識的內容和范圍,使學生對英語國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異同有粗略的了解,初步培養學生跨文化的意識,促進學生的英語學習,為他們的終身學習奠定良好的基礎。

一、在日常語言教學過程中滲透文化意識

在農村小學三年級學生才開始英語學習,而且沒有英語學習的環境,每周只能在三節英語課中才能接觸英語,教師要充分利用教材,在日常語言教授過程中滲透相關的文化知識,培養學生的跨國文化意識。在教家庭成員一課時,要告訴學生英語中的親屬稱謂要比漢語簡單得多,如英語中的aunt一詞就可以包括漢語中的“阿姨”“嬸嬸”“姑姑”“舅媽”等幾種身份。在教授有關食物、一日三餐單詞向學生介紹中外飲食習慣的不同:中國人的主食為米飯類,因此習慣用筷子、碗和湯勺;而外國人愛吃牛肉、雞、鴨、羊肉等,通常用盤子、叉子和刀。

只有積累了一定的有關異國文化的知識,學生才會產生對本國文化與異國文化的異同的敏感度,即文化意識;只有具備了一定的文化意識,學生才能根據異國文化調整自己的語言輸出的自覺性,提高自己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二、通過網絡視頻讓學生獲悉外國文化

文化意識的滲透也不應只拘泥于單純的課本和課堂教學,在信息開放的今天,通過電視電腦網絡,足不出戶就能感受到外國文化氛圍。對低年級學生教師利用網絡下載一些視頻,讓學生觀看,有利于他們初步了解外國的風土人情。對小學高年級學生可以引導學生通過百度,讓學生自己查閱某些重要節假日的來歷,了解各國人們是如何度過這些節日的等。教師要充分利用多媒體電教設備,運用英語電影、電視、幻燈、錄像圖片等資料給學生直觀的感受,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一切與學生學習活動相關的資源和條件,開拓和探索積極有效的途徑,滲透文化意識,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三、利用重要節日強化學生跨國文化意識

最能代表文化,反映民族習慣的是各種節日和慶典。老師可以把at christmas這一單元的教學放在12月25日前后來教學,在節日當天組織學生用圣誕樹、長筒襪、禮品盒等來裝飾教室,使學生一進教室,就感受到濃烈的圣誕節氛圍。同時,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將圣誕節與我國的春節作比較,鼓勵學生找出兩個節日的相同之處,然后比較出兩者的不同,并從文化的角度理解這些不同之處。教師可以充分利用愚人節、感恩節、復活節等重要節日,給學生呈現豐富多彩的背景知識,如在四月一日的“愚人節”,教師可和學生開個善意的玩笑,并使學生明白老師不是說謊,也不是搞惡作劇,讓學生真實直觀地感受外國文化,既提高了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又能讓學生身臨其境,學以致用。

四、在比較中讓學生感受中英文化的異同

比較文化的異同是培養跨國文化意識的一個十分重要而且有效的手段,特別有利于加深對中外文化的理解。

學生在學單詞teacher后,知道了teacher的含義是“老師”,有的學生就把miss shen改叫成teacher shen,通過講解、比較讓學生比較明白英語中teacher只是一種職業;漢語有尊師的傳統,“教師”已不僅僅是一種職業,而成為一種對人的尊稱。再如:在中國年輕人對王姓長輩可以稱“王叔叔”“王阿姨”;對李姓平輩可以稱“李大哥”“李大姐”。但在英語中,親屬稱謂不廣泛地用于社交。如果我們對母語是英語的長輩稱“uncle black”“brother brown”,對方聽了肯定感到納悶。教師不能孤立地教學詞匯、句型,一定要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注重兩種文化的比較,注重讓學生對單詞文化的內涵理解,這樣學生才會有跨國文化的意識,在運用英語交流時才會用英語思維,也只有這樣在以后的英語學習中才有可能避免交流障礙。

五、在操練中體驗,在運用中掌握

教師應設計些貼近學生生活又容易引起跨國文化交際失誤的交際環境,在“freetalk”中,通過巧妙的設計,由師生交流引出中西文化的差異,并進一步拓展,能使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學了衣服類單詞后,創設一個“模特”大賽,讓學生體驗別人夸獎你衣服,你應該很興奮地說:“thank you!”在學了問候語告別語后要求學生每天到校、回家主動用英語與老師同學打招呼、告別。如學習有關食物、一日三餐單詞內容后教師讓學生帶來plate, fork and knife等讓他們親手動一動、說一說,學習如何使用這些餐具,從而增強了他們的認識,以此來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加強記憶。在操練中通過了進一步加深對英美國家文化的理解。

六、在閱讀中培養,在猜測中感受

學說英語并不是一種單純的語言訓練和獲得技能,淺顯的文學作品能使學生從情感的升華中感受到英語中也有一個絢麗的世界,進而激發起學好英語的強烈愿望。教師要為學生創設閱讀環境,創造閱讀機會,如開辟英語學習園地,在學校的宣傳欄和各班的黑板報開辟英語學習園地。結合教學內容介紹一些學生能夠接受的、能理解的習慣用語和名言名句,編寫一些英語笑話和外國孩子經常玩的游戲,如bingo、填字、猜謎等,來吸引學生的參與。

實踐證明,學生的文化背景知識越豐富,理解學習內容的能力就越強,學習英語的信心也就越足。因此,教師在教學中應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知能力,逐步擴展跨文化知識的內容和范圍,幫助學生拓展視野,只有這樣才能給學生一個廣闊的語言發展空間,使學生在掌握課本知識的同時,豐富英語內涵,從而進一步培養學生綜合運用英語的能力。也只有這樣,才能最終實現英語交際能力的培養,實現學習語言的最終目的——交流。

參考文獻:

第6篇：中外文化比較論文范文

    學者王元化也被推重為“時代的思者”①。雖然作為學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難以完全納入“比較文學”論域,后者卻可能是感觸前者獨特風貌的一個有效視角,而前者也可能為后者提示“中國氣派”的啟示。就王元化學術方面而言,一位前輩文藝學者將之梳理概括為八個方面后寫道:“20世紀上半葉,中國出了不少學術大師,如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魯迅、、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紀,“王元化作為一代學術大師的意義和價值,似乎還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認識和揭示”②。在改革開放以后形成的“比較文學”學科領域中,著名法國文學研究者錢林森《緬懷遠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與〈跨文化對話〉二三事》中寫道:“國際雙語論叢《跨文化對話》自1998年創刊至今,已邁過10年歷程了。……不久前離世的王元化先生,他為《跨文化對話》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們珍惜、懷念”③。王元化被推重為“比較文學”研究領域開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龍創作論》。該書在全國首屆(1979~1989)比較文學圖書評獎活動中獲“榮譽獎”④。學者趙毅衡當年評論:“一九七九年或許是我國比較文學研究進入‘自覺期’的一年:錢鐘書《舊文四篇》、《管錐篇》前四卷、楊絳《春泥集》、范存忠《英國文學語言論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較文學內容最集中的書籍,都出現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羨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寫道:“應該把中國文藝理論同歐洲的文藝理論比較一下,進行深入的探討,一定能把中國文藝理論的許多術語用明確的科學語言表達出來。做到這一點真是功德無量。

    你在這方面著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隨筆》于1995年獲第二屆中國國家圖書獎。著名翻譯家蕭乾先生在《〈思辨隨筆〉不可不讀》中寫道:“這里論述的真是從中至外,從古至今:從孔子、劉勰到魯迅、,從莎士比亞到普希金,沒有冗長引句,更不見老生常談,全是作者的思緒和心得。他對莎劇有些評論如譯出來傳到國外,估計必會贏得西方莎學家們的贊賞,因為其中飽含著東方人的智慧卓見。”③如果說蕭乾評語中對“東方人智慧”的強調在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界是先著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見與王元化本人同時期關于中西文化比較的主導思想之強調是不謀而合:研究中國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學作為比較的參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學為主體,用中國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時的直率說法:“今天的文化危機特別表現在知識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蘊,憎恨傳統文化又不知傳統文化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學者將《思辨隨筆》作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譯介⑤。《思辨隨筆》于2004年增補修訂為《思辨錄》⑥。有的高校教師開始將之作為“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學時必讀的教科書”⑦。最近一位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年輕學者在《王元化〈思辨錄〉的方法論意義》專題論文中提出:“《思辨錄》體大思精慮全、圓融中外古今,對其展開全面研究是一門大學問。”⑧筆者初步考察統計,《思辨錄》全書出現的外國作家與文學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數。如果以外國文學作為“比較文學”參照系,則該書內涵之豐富也可見一斑。

    王元化學術中的“比較文學”因素還可追溯到其歷年乃至早期著述中。例如文藝評論集《向著真實》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國文學家不僅有契訶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羅曼?羅蘭、果戈理、卓別林,還包括法國作家左拉、美國作家考德威爾、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內瑞拉詩人等。該書再版后記回顧道:“我寫下了對自己所喜愛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現在雖然已有所變化,但對于這些引導我認識生活和怎樣對待文學事業的先驅,我始終懷著青年時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當年的感情波瀾。”⑨一位年長學者回憶八十年代末讀到《向著真實》與《文心雕龍創作論》二書時的心情:“那時,我在一些前輩鼓勵下,正起步于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并開始招收比較文學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這兩部著作,對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機緣’。《向著真實》這部處處充滿真知灼見的評論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興趣、且對我產生影響的,是他評論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兩篇文章,先生對羅蘭作品認識獨到,見解高遠,我不僅在自己的論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對研究生授課中多次介紹過。”①王元化青年時代最初論文是1939年發表的《魯迅與尼采》。他晚年自述該文“受到了由日文轉譯過來的蘇聯文藝理論影響”,其中有“機械論的痕跡”②。然而在中國現代文學思想史敘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為“三十年代關于魯迅的最有分量的論文之一”③。《魯迅與尼采》的標題與今天“比較文學”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該文作為王元化最初發表而產生影響的論文,意味著其學術生涯中的某種潛在基質。如果說這種基質與后來引進的“比較文學”研究視閾和方法不謀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種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獨特因素和資源。

    二、“比較文學方法”與“綜合研究法”

    原初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基于兩個要素:一為文學對象,二為外文研譯。前者是比較文學的特定對象,后者是賴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學術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義的“比較文學”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亞研究包括對西方莎劇論文的譯介。他的《文心雕龍》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對西方“文學風格”代表性論文的譯介,后者成書為《文學風格論》④。此外,王元化還與父親王維周教授合譯過《革命親歷記》⑤。然而在中國語境中,比較文學研究通常也以中譯本為對象。即便在這一場合,研究者是否自覺意識到外文原文與中文譯文之間可能存在意味差異乃至歧義,這無疑會影響到他所作判斷和所下結論是否中肯合理。這種差異乃至歧義尤其表現在一些專門術語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藝理論的比較研究而言,對中外術語意味之差異的清醒認識,以及基于這種認識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應是研究者的必要條件和基本素質。王元化學術中的“比較文學”因素也蘊含于他對漢譯西方著作的研讀和闡釋中。這方面他所提供的啟示之一是,對于西方著作中的一些關鍵性理論術語,必須結合外文語源和語境而盡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讀黑格爾》中多處研討了黑格爾術語的中譯問題。諸如:“情志”、“情致”、“”三者相對于黑格爾原著中古希臘詞“”何者更為恰當;“知性”較之于舊譯“悟性”或“理解力”為什么更能妥切傳達德文原著“Verstand”之旨;“總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優劣;中國古典美學“氣韻生動”、“生氣灌注”與黑格爾美學“beseelt”的漢譯關系;被英譯為“sense”(感覺)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譯為“藝術敏感”;為什么應該用“寧靜”來替代中文舊譯的“靜穆”,等等⑥。這里我們以《讀黑格爾》用“情志”翻譯“”的一例觀之。

第7篇：中外文化比較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語言　外語教學　文化意識　問題　策略

【論文摘 要】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它深受文化的影響，同時又反映著文化，文化因素始終存在于語言學習的背后，因此在外語教學及語言學習中，文化意識的培養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實際的外語教學和外語學習中，由于種種因素的限制，文化意識并沒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價值。本文試圖通過對實際教學中一些文化意識培養方面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建議性的應對策略，探討如何在語言教學過程中，從不同的方面來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從而更好地學習并應用外語。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它受文化影響，同時也反映著文化，二者的關系密不可分，因此，在外語教學及語言學習中，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識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實際的外語教學和外語學習中，進行一定的文化意識培養與文化背景知識教育，有助于學生更好地了解和學習文化，加深對語言本身的理解與掌握，從而更好地學習并應用外語，并進一步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

1 文化意識在外語教學中的重要性

語言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中產生和發展起來，并反映出使用該語言的國家和民族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時期所特有的文化現象。作為外國文化的載體，外語的傳授過程也必然包含著豐富的文化教育因素，因此，從文化的角度對外語教學進行審視、探索，對外語教育來說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課題。

在外語教學中語言和文化是同等重要、不可偏廢的。然而在我國的實際情況是，英語是作為外語來學習的，缺乏實際的語言環境；我國的外語教學又比較偏重語言知識的教育，忽略文化的輸入，從而導致了不少學生雖然能夠很好地掌握英語語言知識，卻不能得體地運用。針對這種情況，近年來，關于外語與文化、外語教學與文化教育的研究，越來越多的人已達成共識：應同步進行語言和文化的教育。在英語教學中，培養學生對中外文化差異的意識和敏感性，以及運用英語進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是有效提高教學效率，培養學生外語綜合運用能力的途徑之一。

2 文化意識培養在教學中的問題

2.1 教師文化意識有待提高：長期以來，較為缺乏實際的語言環境對我國廣大的英語學習者來說，一直都是比較常見的問題；同時，英語的教學向來也比較重視語言知識的教育，忽略文化的輸入。而當今的大部分英語教師本身就是“應試教育”的產物，在英語文化方面沒有足夠的文化知識和文化意識儲備，也缺乏必要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工作后，由于工作的壓力和再教育機會的缺乏，很少有時間和精力去注重對自身文化素養的提高，就更談不上有效地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了。

2.2 教學方法比較單一：大部分學校的英語文化教學課程主要以教師講授為主，教師依據課本采取滿堂灌或簡單對比教學的方式，把大量有關目的語國家的文化背景知識介紹給學生。學生則通過聽講、作筆記等方式被動地接受信息。這樣的教與學無論從形式還是內容上都不容易引起學生的興趣，無法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難以取得理想的教學效果。

2.3 學生實踐不夠充足：現今的外語教學體制仍然難以避免應試教育現象和“三中心”（以教師為中心， 以課堂為中心，以課本為中心）教學模式。課堂上的情景設置環節有限，課下又沒有語言環境， 缺乏真實的語言環境，學生缺乏實踐機會，無法體會到具體語境交際中中外文化的差異到底體現在什么地方。所以，盡管學生積累了很多文化知識，但不知道在具體語境、特定場合下如何正確、得體、合理地使用外語表達自己，經常出現無效交際，甚至交際不快。

3 文化意識培養在教學中的實際策略

3.1 英語教師自身文化素養、意識的提高：教師的英語文化素養在教學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英語教學中要傳授充分的英語文化信息， 要培養學生具有良好的英語國家文化意識，教師就應當具備對英漢兩種語言文化的理解力。深入細致地了解我國和英語國家文化，通過學習和結交外國朋友等手段來了解外國文化，不斷地提高自身文化修養，為改善英語文化教學積極創造條件。

另外，語言和文化是不斷變化的，教師應密切關注西方文化的新動態，不斷學習，不斷豐富和更新知識，在廣博的文化基礎知識和扎實的專業知識的基礎上，更好地把文化差異介紹給學生，使學生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比較中不斷提高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

3.2 教學手法多角度、多元化：新時代的教學應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將先進的教學理念、科學信息、科技手段融入課堂。教師可以利用大量網絡資源豐富自己的多媒體課件；在講新課之前，教師可以布置預習任務，讓學生上網查閱與課文內容相關的資料。這樣不僅調動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使學生了解與課文內容相關的背景知識，加深對課文的理解，還可以充分擴大學生的知識面。

此外，教師還應意識到課外教學也是培養英語文化的重要渠道。教師可以充分利用課外時間，建立有利于學生英語學習和文化感知的良好氛圍， 使課外成為課堂教學的有力補充。例如，可以鼓勵學生廣泛進行課外閱讀，這樣不但可以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還可以幫助學生多渠道獲取關于英語國家的文化信息。

3.3 創建真實環境，豐富實踐活動：讓學生沉浸于目的語文化的氛圍之中，無疑是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意識和跨文化交際能力最好的辦法。在課堂上，為了便于教學操作，教師可在實施正常的教學計劃的同時，每堂課抽出一定的時間來有計劃、有步驟，系統地實施文化意識的培養。可以設計一些與文化有關的教學活動或話題，讓學生參與、討論，從而加深學生對文化差異的理解與感受。

另外，生動活潑的課外活動也是對語言能力和文化能力很好的檢驗，可以讓學生在一定的真實語言環境中體會和運用英語。教師可以指導學生定期舉行角色扮演之類的活動，給學生提供實踐的機會和場所。通過生動的表演，學生可以深刻地體會西方文化，有助于提高英語交際能力。還可以充分利用外教這一優勢，鼓勵學生在課外多接觸外籍教師，使學生學到課堂上學不到的文化知識，并且學以致用。

4 結語

外語教學面對新時代的挑戰，跨文化交際能力顯得尤為重要。語言的習得，目標語的交際能力的培養，即一種文化意識的培養、一種思維方式的養成。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識有助于改變過去為語言而語言、為操練而操練的課堂教學模式，可以使學生更好地了解和學習文化，加深對語言本身的理解與掌握，從而更好地學習并掌握外語，并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在外語教學中如何更好的培養文化意識，仍是目前我國外語教學中的一個重要課題，有待廣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進一步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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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do. R. Language Leaning ［M］. New York: Nogmm Hill， 1961

[3] 鄧炎昌，劉潤青.語言與文化:英漢語言與文化對比［M］.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

第8篇：中外文化比較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楊義；現代文學；文化意識；文學與文化的貫通

給文化下個很確切的定義是困難的，因為它本身就是個抽象的存在，一切只能相對而言。廣義說來，它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則特指精神財富。定義本身的彈性特征使人們可根據具體情形交替使用它。美國學者克萊德·克魯克洪在《文化研究》中說：“要指出哪一件活動不是文化的產物是很困難的。”這是就廣義的文化而言的，這樣說來，生活中處處存在著文化。但在嚴肅的學術研究之中，經常運用的是它的狹義概念，它更偏重于精神領域，而且在這個領域，正如同它在生活中一樣，是無所不滲透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同樣是作為精神財富的文學，便當然也少不了文化的“光顧”，并且從整體上來看，文學不僅融入了文化因子，而且本身就屬于文化，是文化的一個具體分支。“文學批評是一種特殊的文化活動，它不得不顧及到文化，因此，文學批評本身也就必然包含著文化批評。但實際上，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中，文化往往和文學藝術等一樣是平行并列著的，都作為專門的學科而存在，有文學研究，也有文化研究，各有側重和分工。那么在這個前提下，本文所擬定的“文學一文化的貫通批評”才能產生相應的意義。

作為一名當代學者，楊義首先是博學的。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現代文學，并從魯迅研究起步。可他并沒有拘泥于此，而是打通了各個時期文學界線，從中國古典文學一直到現當代文學，并且還從文學史到敘事學方向，他都有極好的造詣。1998年到]999年之間九卷本《楊義文存》的出版就是他廣博治學的最佳印證。在第九卷《中國現代學術方法通論》中，楊義根據自己獨具個性的學術研究方法和實踐經驗，探討了學術研究中的開放性、拓展性和貫通性。他打通了現代、近代和古代的界線，進人了尋找中國大文學的整體思考之中。其次，他文學研究中的另一個亮點是他敏銳的文化意識和宏觀的文化心態，可以說，他是一個文化型學者，在具體文學研究中，他往往從文化角度著眼考察，追溯挖掘文學的文化原因、文化內涵、文化取向、文化類型、文化品質等文化淵源。在他的專著《20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中，他從不同的文化視點出發去詮釋中國小說，從而獲得了另一個較開闊的研究空間。

在這部書的第一章《小說史研究與文化意識》中，楊義從總體上闡明了他本人在對20世紀小說進行研究時的著眼點，也就是“著重從文化角度審視它的運動過程”。他認為，“文化意識乃是對小說進行深層多維研究的通觀意識”，所謂“通觀”，即打破狹隘的單一的研究視野。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多以社會的歷史的政治的研究視角為主，來自文化層面的認識較單薄，還未形成文化的慣性思維，因此無論從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關于這方面的涉及都不夠。相比之下，楊義無疑是倡導文學一文化批評較有力的一位。他在上述專著中，就明確了研究的總主題和大方向，即論述20世紀小說發展的文化軌跡和它的文化脈絡。

楊義由魯迅研究開始了他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方向，他最初選擇魯迅，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想從一個人去看一個時代一部歷史。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他曾處于時代的十字路口，因此他也曾經歷了時代轉型期必然要遭遇的來自不同觀念層面的沖突碰撞，當然包括文化層面的，從他的筆端，人們能夠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化學養和復雜的文化心態。意識到了魯迅這代人的歷史處境及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楊義曾撰文寫道：“中國現代小說的開拓者，多是叛逆型破落戶子弟和泅游于中外文化反差之間的留學生，既窺破社會崩潰中的炎涼，又飽嘗民族衰老中的憂患，可以說，他們所寫的改造國民靈魂的小說，是以現代文化意識返觀傳統文化沉積的審美結晶。所以他們在這個時期的小說，便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意識。正是對魯迅的研究，奠定了楊義后來學術研究的堅實基礎，鑒于此，本文也將它作為對他的文學一文化批評方式進行考察的一個切人點。

研究魯迅不能不關注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因為魯迅有著深厚的舊學根底，傳統在他是稔熟于心的，由此在對待傳統文化上，他既能游乎其間，又能出乎其中，顯得游刃有余；另外，留學生涯使他有機會接觸到迥異于傳統的外來文明，所以這種種文化的交織碰撞造就了魯迅文學中復雜的文化面貌。楊義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對魯迅小說的研究，實質上是對中外古今一個文化史和文學史的重要樞紐的研究”。通過對這一樞紐的研究，從而“解剖這個樞紐在文學史和文化史的脈絡原委與深層意義，解剖它在中外古今文學與文化的交互撞擊、錯綜融匯中的承傳和獨創、求索和開拓、轉型和奠基”。這里，既認識到了魯迅與中外文化的重要聯系，更把魯迅文學置于一個“樞紐”的關鍵位置，魯迅文學是一座豐碑，融鑄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文化精粹，這一文化定位就充分說明了楊義對文學一文化批評的自覺運用。具體到他的批評實踐，他在論文《魯迅小說的文化內涵》中，將魯迅作品中的文化容量作了歸納分類：第一是對國民性的解剖。楊義認為，“解剖國民性實際上就是對傳統文化沉積做一次總的清算，從而汰舊立新，開發中華民族的創造力。對國民性的思考也是魯迅始終不渝關注的焦點問題，是對民族文化很沉郁和蒼涼的體驗把握，因此，也是中國文化在魯迅眼中較為本質性的內容。第二是對封建性的儒家禮制文化進行批判。這也是其文化態度的一個亮點。楊義在這里使用了“禮制文化”一詞，較有分寸地說明了魯迅不是對儒家文化的泛泛批判，而是著重于其禮制即封建禮教，因為儒家思想中有許多是值得發揚光大的精華，不能一概否定。第三足對民族歷史文化的綜合思考。這主要體現在對《故事新編》的分析中。楊義具體分為三個方面：對勞動文化的肯定，由實干的英雄和復仇的奴隸身上體現出的文化思考．辯證地看待傳統文化。他認為魯迅的文化態度并不偏激，魯迅既認識到了傳統文化孕育下的民族脊梁，同時也重點批判了具有強烈腐蝕性的一面，后者阻礙了民族的自我更新和調整，使社會發展的步履沉重而緩慢。其中魯迅對出世離群的道家文化進行了較嚴厲的批判，《故事新編》中的《出關》《采薇》《起死》等幾篇都是如此，關于這種文化批判傾向，楊義從魯迅所處的社會現實聯系起來去考察闡釋，得出了時代合理性的結論，他認為，“對我們這個已經柔弱的民族來說，特別是國難當頭，社會矛盾空前尖銳的時刻，道家就容易使我們成為人家的砧上之肉，魯迅對道家的批判，．有明顯的歷史具體性和現實針對性”。

如果把以上的條分縷析綜合起來并上升到一個高度去思考，楊義就認為，“魯迅的文化思維方式足雙構的，而非單構的，在‘民族一世界’的雙構互補中，建立使一種古老的文化獲得新的生命活力的運行機制”。可見魯迅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文學文化視點，而使之與國家社會乃至全人類發生聯系，希望由此架通中華民族文化生命與世界的橋梁，而這也正是他作為一位文化巨人的風范，這種風范影響著一批批有眼光有品識的后起之秀。所以，楊義認為，從本質上說，魯迅不僅是中華民族在長期封建社會中沉積下來的傳統文化的最偉大的批判者，而且還是為建構中華民族現代文化并使之走向世界文明的卓越先驅者。作為一位具有個性的文學研究者，楊義以他的文學一文化批評方式向人們詮釋了他心目中的魯迅及其文學，反之也可以說．魯迅及其文學也以不俗的人格力量和超凡的藝術魅力深深地感悟著后代的批評家們。

在《20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中，楊義把五四作為現代文學轉變的關鍵環節，在“五四”這個關節點上，現代文學同時與中外古今的文化進行了多方面多層次的碰撞，并取得了與舊文學有著本質區別的新文學地位。在第三章中，楊義又探討了現代小說觀念變革的文化原因，認為五四對于現代小說觀念的變革有著根本的推動作用。

他認為，“實際上足通過借鑒西方文化來對傳統文化進行縱向突破。通過先驅者的努力，架通了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橋梁，架通了中國傳統文化轉向現代化的橋梁”。“在‘五四’時代，由于借鑒了西方文化，眼光敏銳而心靈開放的中國知識界在中西文化的比較中，開始獲得了異常豐富的思想資源和參照系，在變革圖強的基本思路下重審本土的傳統文化。一種與當代世界氣息相通的新的文化邏輯思路，正在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拓展新的境界”。文化觀念轉變了，作為文化觀念載體的文學或者說受文化觀念支配的文學自然不能以它舊有的內容和形式繼續發展了。在“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學中，小說成了最重要的文學體裁，單從這點上就可見一斑。五四時期的作家是從整個世界文化結構上看當時的文化和小說的，所以那時有很多理論家都以開闊的眼界力圖整體上把握小說的屬性和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這一宏觀眼光，就意味著以世界文學的眼光去審視中國文學，在橫向比較中認識自身的不足，借鑒他人的優長，這種以“他者的眼光來審視自我”的觀察角度自然就不再囿于封閉的舊模式之內，不再是以舊觀舊，而是以新審舊了。西方的文學觀是一種進化的文學觀，這與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崇古”傾向有很大不同，文學進化觀肯定了現代文學對古代文學的超越，而不是一味去模仿古人。這種對現時的肯定自然就提高了小說的地位，恢復了小說的尊嚴，因為在傳統文學中，小說的地位是很卑微的，而在西方的文學觀的影響下，現代小說終于被賦予了新的價值，也正鑒于此，楊義在研究現代文學中，著重選擇了小說這種形式。小說在“五四”前后經歷了一個特殊的發展歷程，地位由卑微至堂皇，這種文學觀的變化實質上是文化觀變化的反映，是中西古今文化碰撞的結果，而且現代小說所承載的思想內容也從不同角度反映出時代的個人的種種動向，所以，著重從小說人手，是進行文學一文化批評的較好的切人點。

在《20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的第三章中，楊義在對“五四”文學觀念尤其是“五四”小說觀念變革的文化原因進行分析后，又具體從“真實觀和悲劇意識”、“功利觀和批判意識”、“審美觀和文學的本位意識”等方面探討了變革的文化深度。比如在論述悲劇意識時，就表現出了不同于傳統文化觀念的一面。“他們(新文學作家)用現代的意識觀照社會、觀照文化及人們的行為模式，從而發現了其中的不合理性或歷史的荒謬性。在觀察時，他們在習以為常的文化中看到了悲劇因素”。而這一點正是傳統文學所缺乏的，同時也正是傳統文學中文化意識匱乏的表現。現代文學在對傳統文學進行反思和批評的基礎上，在對外國文學中的悲劇觀念進行借鑒的同時，也達到了一種文化的深度。由文學映現文化，由文化反觀文學，典型地體現了這種文學一文化批評思維方式。

再比如，在對女性小說的關注中，楊義也同樣是從文化角度著眼。他認為，“‘五四’時期女作家群的出現，實際上是‘五四’反對封建倫理文化的一項從理論上到實踐上的重大勝利”，“是現代文化思潮沖擊封建女性倫理定型的結果”。換種說法，就是“社會文化性別模式的變化”。因為在人類社會中確實存在著男女兩性在生理心理和文化心理類型上的某些差異，這種文化心理的差異在封建社會就是男尊女卑的性別定型。南宋女詞人朱淑真有詩《自責》為證：“女子弄文誠可罪，那堪詠月更吟風?磨穿鐵硯非吾事，繡折金針卻有功!”而到了近現代社會，隨著啟蒙思潮的興起，這種封建的文化性別模式有所松動，不僅一些婦女問題在社會上有所反映，而且以女士署名的小說也多起來，女性文學有所顯露，直至五四時期，女作家群正式出現。這就是女性文學出現的文化契機。至于“五四”女性文學的共同創作特色，實質上也是文化性別模式變化的流露，比如她們能緊扣時代思潮，充分反映個性，表現一種外向的社會的要求，就是文化觀念使然。

此外楊義在對現代文學中的大家名流進行探究時，也是有意識地從文化角度切人的。在上述專著中，他分別展開篇章撰寫了專題“郁達夫小說的文化心理素質”、“從文化視角看左翼文壇以及丁玲張天翼”、“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類型比較”、“二蕭文化素質的差異”、“廢名和沈從文的文化情致”、等，進行文學一文化批評的個案研究或個案之間的比較研究。楊義之所以在對現代文學的研究中側重文化的介入，是基于他這樣一個前提認識，即“中國現代文學是中西文化交互影響下的產兒，博大精深的中國古代文化和五色斑斕的西方文化思潮，都在現代小說家身上打上了各式各樣的烙印”。也就是說，他認為現代文學是文化碰撞的直接結果，其中的文化因子特別豐富，在對這個時期的文學進行研究時，缺少了文化觀照，就無從準確把握它的發生和根由。

第9篇：中外文化比較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發達國家文化產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關注并進入中國文化市場，對中國相對落后的文化產業發展形成了強有力的影響和沖擊。對各種影響和沖擊進行了深入剖析，并在對中外文化產業發展比較的基礎上，指出了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選擇方向。

一、中外文化產業發展比較分析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高新科技的發展及其在文化領域的推廣和應用，文化產業己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朝陽產業，并且在許多發達國家已經由國家經濟體系的邊緣走向了中心。據報道，英國文化產業2007年的年產值將近600億英鎊，從業人員約占全國總就業人數的5%。日本娛樂業的年產值一早在1993年就已超過汽車工業的年產值。美國的文化產業更加發達，其視聽產品出口額僅次于航空、航天等產業，在國際上占據了40%以上的市場份額。在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居民文化消費已占據總消費額的30%以上。在開放條件下，擴一大文化市場的準人，允許國外文化資本和文化產品進人中國市場，都已經是不可回避的事實。與此同時，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成熟，市場機制還不完善，文化市場的規則仍然滯后于市場的發展。“媒體匯流”在西方是一種市場趨勢，在中國，文化管理仍然實行黨政二元結構的管理模式，中國文化產業仍處于幼稚產業和弱小產業的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較，在總體實力、科技水平、市場運作能力、創新能力、市場競爭能力等方面與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的差距是明顯的。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之下，發達國家文化產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關注并進人中國文化市場，推銷其全球一體化的文化，這種沖擊對中國文化產業的影響既是深刻的，也是現實的。因此，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文化產業政策，以促進中國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勢在必行。

二、國外強勢文化產業對中國文化產業的影響和沖擊

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產業在國際文化市場中屬于強勢產業，而中國則屬于弱勢產業、在這種強弱分明的態勢下，國外文化產業對中國文化產業有哪些影響和沖擊呢?

一首先，在開放的條件下，中國的文化資源不再為中國文化產業所獨有，國際化的生產方式使傳統上對物質資源的爭奪轉變為對文化資源的爭奪。“文化產業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以人類腦力勞動為基礎的精神生產力發展的形態。它通過精神文化產品生產和再生產的規模化、商業化、信息化方式，使精神文化產品生產多樣化、精神文化服務市場化。”陰文化發展一旦產業化，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中國獨有的資源不再是中華民族所獨有，成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以其生產的規模化、商業化、信息化被全世界分享，滿足著世界人民的文化消費。這是開放條件下中國文化資源開放帶給世界的積極的一面。然而，文化資源的開放也帶來了消極的一面，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它加劇了文化資源爭奪，強化了文化資源的有限性，客觀上限制了中國文化產業對中國文化資源的利用程度。過去，人們經常認為物質資源是有限的，而文化資源是無限的，但是在今天，人們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認識。只有200多年歷史的美國，文化產業的生產能力空前膨脹，它在把文化產品的生產創作引向虛擬空間、虛擬人物的時候，也把它的生產空間拓展到了文化資源極為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利用他國的文化資源發展本國的文化產業，創造木國的文化產業利潤。在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的支持下，從技術角度講，它對一國傳統文化產品的生產制作幾乎趨于完美的境界，而對于該國的文化產業落后、經濟和技術實力差的文化生產單位來說，對同一素材文化資源的利用和再生產幾乎成為不可能，因為消費者旱已經認同了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的產品，由此引發了文化資源的有限性和對文化資源的爭奪。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國家文化產業背景不同、價值觀念不同，在文化產品的生產中選取的題材就可能不同，對同一題材利用的角度往往不間，也因此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以歐美文化市場對阿拉伯文學的消費為例，歐美文化市場在消費需求多樣化的趨勢下，對第三世界文化的消費呈增長趨勢。在對阿拉伯文化的消費土，有兩類作品特別受西方文化生產者和消費者歡迎，一類是有爭議的作家和遭查禁的作品，這些作品一旦到了西方就大受歡迎，有的甚至被評為諾貝爾文學獎;另一類是表現阿拉伯社會的封閉性特征，描繪阿拉伯社會的愚昧落后、野蠻荒誕的風俗和日常生活圖景的作品。從這一例證中我們可以看到，由于背景和需求的不同，不同國家對文化產品的選擇角度是不同的。發達國家由于對國際文化市場的控制力，使得以它們為主體的標準成為世界性的標準，表現出了文化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單一性機制，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他人的文化資源，從自己的角度來生產自己所需要的文化產品。在世界科技水平如此發達的今天，這些作品必然會很快傳送回文化資源的所屬國，進而對所屬國的文化產品生產產生負面的誘導，威脅民族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這種由發達國家文化產業所控制的對文化資源的選擇和利用，以及單一性的消費傾向，對發展中國家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中國的文化市場必然受到強烈的沖擊。中國作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必然要履行相關規則的要求和承諾，文化產業的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必然貫通，文化產品進出口的審批權將逐步放寬，進出口手續也會簡化，中國文化市場將面向世界各地的文化產業集團開放。在這一過程中，國外文化產品將大規模進人中國，文化產品價格也將隨之下降，雖然廣大消費者作為直接消費者會從中受益，但是它的負面影響也是深遠的，作為新興產業的中國文化產業會受到很大的沖擊和影響，作為文化產業活動領域和文化產品交換場所的文化市場也面臨著被沖擊和侵占的可能。中國文化市場的消費群體規模龐大。中國本土有12億人口，海外還有7000多萬華人，對作為以傳播文化產品為主要職能的文化產業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華語市場。國外文化資本絕不會放過這一巨大的文化產品市場。在中國的文化市場中，中國文化產業雖然有著地緣優勢，但是卻有著經濟、技術等諸多方面的劣勢。

三、中國文化產業的選擇

在市場經濟和開放經濟的條件下，不能再用傳統的封閉或行政的手段來保護中國的文化資源和文化市場，要避免這一沖突的根本辦法是大力發展中國的經濟，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市場的游戲規則，營造適合于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良好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為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提供適合于其生長的沃土和起飛的平臺。

1.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經濟的發展是滿足人的基本需求、提高人的滿足程度的必然途徑。經濟發展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充分發展中國經濟，才能進一步提高居民的收人，使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降低“恩格爾系數”，提高居民文化產品需求和消費水平，進而使文化產品的需求成為帶動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內在拉動力。“文化經濟在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最成熟的高級階段。這首先表現在它吸收和利用了先前的物質經濟和知識經濟一切有益的成果和條件，從而最適宜人類生存和全面發展;還表現在文化經濟代表了最先進的社會生產力和消費力。”將文化產業當做整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和經濟發展必將實現雙贏。

2.以市場為中心，塑造文化市場的經營主體。文化市場經營主體只有在文化市場的競爭中才能增強自身的競爭力，才能在國內文化市場中生存，才能在國際文化市場中立足。因此在文化市場中，政府要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退出競爭性行業，同時避免使用壟斷性的保護政策，讓企業在公開、平等、公正的環境中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展示自己的經營能力和企業形象。要按照十六大報告指出的那樣，把深化改革與調整結構和促進發展結合起來，理順政府和文化企事業單位的關系，深化文化企事業單位內部機構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調動文化工作者積極性，推動文化創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