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城市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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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村城市化范文
關鍵詞:就地城市化;基礎設施;戶籍制度
中圖分類號: 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0)-08-0026-2
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學術界對城市化發展進行了多視角、多層面的研究,涌現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周大鳴教授提出就地城市化并明確地把它置于城市化總體分析框架中,城市化不僅是城市的人口的增加,也是享有城市化生活方式的人增加;不僅是原有都市的擴展,同時也是鄉村就地都市化的過程。城市化經歷了村的集鎮化、鄉鎮的市鎮化,縣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國際化這么幾個階段。楊世松、曹一萍認為,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錢良群提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最重要的模式就是就地城市化;楊世松認為“就地城市化”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實踐,提出我國的城鎮化戰略應該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和農村就地城市化協調發展;張鼎如提出城市化作為一個過程,起點和終點都應該在農村。
中國的城市化和計算機技術被認為是20世紀對人類影響最大的兩件大事。中國的城市化對中國乃至對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2008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達到45.68%,城市化水平以年均1.07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到202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將達到60%。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城市居民的城市化,農村居民并未真正包括在內。它是犧牲農村和農民利益的城市化,是出現幾千萬失去土地耕作又沒有社會保障的農民的城市化,是再一次剝削農村和農民利益的城市化。在中國快速城鎮化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
1.1 環境問題污染嚴重
全國600多個城市中,大氣環境質量符合國家一級標準的城市不到1%; 全國大、中城市的總懸浮微粒和降塵基本都超過國家規定的標準;1996我國酸雨的面積已超過國土面積40%;8%的城市河段不適宜作飲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固體垃圾累計堆存量達65億噸,占地5萬余公頃; 全國耕地面積以每年平均30萬公頃左右的速度遞減。
1.2 “城中村”現象日益明顯
城中村是中國快速城市化的產物,是不完全城市化的典型代表。從區域上看,它是城市的一部分,但是城市居民來看,它儼然是農村。人們生活方式已經無異于城市,但人們的思想意識卻像農村;土地利用的高效率已經像城市,但土地缺乏合理規劃。據調查結果顯示,“城中村”不僅在大城市大量存在,同時在一些中小城市也開始出現。大城市深圳市有241個,北京市五環內有231個;中等城市太原有75個,昆明288個;“城中村”不同的管理體制,思想觀念,基礎設施條件,對城市的危害極大,不僅影響城市的形象、功能,同時對城市的社會治安帶來很大的隱患。
1.3 就地城市化是中國城市化的必然選擇
我國有著7億農村人口,在短期之內把大部分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采取“就地城市化”的途徑,建成眾多在基礎設施,服務水平等方面與城市無異的適宜人居的村鎮,或者建設一系列的中心鎮,吸引農村人口向鎮集中,減輕大城市的交通、住房、就業壓力,防治“城市病”。從更加深遠的意義來看,農村“就地城市化”有利于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縮小城鄉差距、加快實現和諧社會。
2 就地城市化推進策略
“就地城市化”是我國城市化歷程中的一大創舉。它是指通過提高農村的基礎設施水平,社會服務水平,經濟發展水平,使農村居民過上和城市居民同質不同類的生活的一種城市化方式。本人分別從產業、文化、政策、公共服務等角度敘述了我國現階段農村就地城市化的推進策略。
2.1 產業推進策略
倡導每個縣、鄉、村都要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優勢,挖掘或創造出可以成為本地區標志性的產品,并盡快形成特色品牌,帶動一方群眾共同致富,進而促進農村經濟會全面發展的一種經濟模式。
具體措施包括發展品質優良、特色明顯、附加值高的優勢農產品,推進“一村一品”,實現增值增效,實行生態與文化的結合,農業與科技的結合。在保護好原有自然生態環境的基礎上,系統、深入地發掘當地的民俗文化和風土人情,并通過引進現代農業科技,提高產業產品的科技含量,增強產業活動的文化、科技、教育和參與功能,以豐富活動內容,提高產品檔次。通過樹立鮮明的農業意象,創建富于特色的“一村一品”產業品牌,實現特色農產品基地規模化,農民生產專業化,農產品標準化,經營產業化,全面提升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和層次。
2.2 文化推進策略
推進農村就地城市化的過程中,大力發展傳統工藝和傳統文化,一方面有利于發展傳統工業,提高經濟效益,同時有利于豐富農村文化生活,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有利于實現農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的城市化。積極保護、利用、開發文化資源,發展文化產業,創造自己的文化品牌,使傳統文化不斷發展壯大,形成產業化規模,實現傳統文化的社會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共贏。如陜西省安塞縣,將積淀著上千年文化傳統的安塞腰鼓、安塞剪紙、安塞歌舞等民俗文化打造成品牌推向市場,結果無形的文化資源變成了“文化大產業”。
2.3 公共服務推進策略
把公共服務逐步向農村延伸,讓現代生活方式逐漸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以改進農村的教育體系建設作為中心,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大力發展農業職業技術培訓,提高農業從業人員的素質,彌補農村人才的斷層。加強政府在農村建設中的指導和中介作用,為農村的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提供領導和指揮保障。
2.4 基礎設施提升
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加大資金投入,利用各種渠道來籌集建設資金,不斷擴大資金投入,采取國家、集體、個人共同負擔的辦法。二是全面規劃“硬件”基礎設施和“軟件”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發展。發展能夠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軟件”基礎設施,增強從事農業勞動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的思維素質、科學技術素質、現代管理素質。
2.5 生態環境推進策略
就地城市化,不能理解為高樓大廈和寬闊的馬路,而應該在保持地方特色風貌的基礎上,用生態化的思想和理念來推進農村建設和鄉村社會經濟發展,提高小城鎮和鄉村的生態化水平,實現鄉村的可持續發展。保護生態就是促進發展。保護環境,就是發展經濟,通過改善農村生態環境,發展生態特色農業和農業旅游休閑業,從而帶動農村經濟,促進農民增收,實現農民生活富裕。
2.6 政策推進機理
2.6.1 改革戶籍制度,實現農民工市民化 戶籍改革制度并不是簡單的一紙戶口的改變,從根本上講,是要解決那些常年在城里打工的人們的戶籍問題,讓他們融入城市,和城里人一樣工作和生活,享受同樣的權利和待遇。戶籍改革要最大程度保障進城農民的各項權益,同時推進城鄉權益的均等化。這不僅包括城鄉戶籍身上附著的各項權益,也包括農民對自己土地收益的平等議價權。
2.6.2 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居民社區管理體制 (1)嘗試改變現有被征地農民的集中安置方式,實施“化整為零”分散安置,這有利于促使他們盡快轉變觀念、融入城市生活。(2)“村改居”后切實建立城市化的社區管理體制,徹底改變原有的村制模式。建議“村改居”社區的基本設施建設,完全納入市政建設的統一規劃,同時實行對口幫扶,從其他居委會選調有經驗、能力強的人來擔任“村改居”社區領導。
2.6.3 社會保障 城市化過程即是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的過程,村民市民化的過程,但村民市民化并不是簡單地轉變戶籍就能完成,還有一個生活方式、社會意識及社會行為的轉變過程。在初始城市化的地區,第一步是將村民的戶籍從農村戶口轉變為城市戶口;第二步是一個轉變村民觀念的問題,即他們在生活方式、社會意識和社會行為方面真正成為一個市民,同時,還要打破村民對土地的依賴,如促進就業和實行城市社會保障等,這才能使村民完全地市化。
3 結論
就地城市化是中國特色的城市化之路的又一創舉,農村就地城市化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城鄉一體化,推動城鄉之間統籌協調發展和共同發展的過程,最終實現城鄉之間功能的融合、空間的融合、文化的融合、產業的融合和生態的融合。
參考文獻
[1] 周大鳴,郭正林.論中國鄉村都市化[J].社會學研究, 1996,(5).
[2] 楊世松,曹一萍.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J],沈陽大學學報2009,(4).
[3] 錢良群.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模式[J].重慶教育學院學報,2007,(3).
[4] 楊世松.“就地城市化”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實踐[J],縣域經濟.
[5] 張鼎如.中國農村就地城市化芻議[J].中國農學通報, 2006,(11).
第2篇：農村城市化范文
我國經濟改革最引人注目的一個變化，就是20多年間有1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已占農村總從業人員的30%左右，使鄉鎮工業取代國有工業，成為我國工業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是，農村勞動力資源的再配置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則逐漸地減緩，并在近幾年因市場變化而出現倒流趨勢。僅1997、1998年兩年統計，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就凈增366萬人，1999、2000、2001年每年至少也有凈增100多萬人。出現上述情況并不意味著資源配置效應的潛力告終。主要依據是：盡管已有大量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領域，但由于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迅速增長，留在農業領域的勞動力還有3億多，同改革初期相比，不但沒有減少，還增加了100多萬。農業與非農業的邊際生產率仍然存在較大的差異。但是，我國國民經濟經過20多年高速增長的量變積累，已經呈現質的變化，即絕大部分商品的供給已經滿足或超過市場需求，由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大多數鄉鎮企業在市場導向下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飽和，不再有超常發展的空間；而高技術含量的生產領域雖然市場廣闊，卻需要鄉鎮企業進行重大結構調整，不可能再以低技術和粗放經營的方式跨進結構升級這道門坎。況且，80%以上分布在村落的鄉鎮企業，由于缺乏所必需的公共基礎設施，缺乏技術和管理人才，遠離城市集中地帶，難以再走“離土不離鄉”的道路。我國鄉鎮企業發展正面臨著一個調整期，這就不可能再以從前那樣的超常速度增長著。與此相聯系，鄉鎮企業可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趨于下降。從“七五”期間年均925萬人，降到“八五”期間年均719萬人，降到1996年674萬人，再降到1997年的400萬人。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如果不可能出現新的經濟增長點，前面所說的資源配置效應，將在很大程度上不復存在，經濟增長速度將會顯著放慢。
我國經濟改革以來的一、二十年間，數以千萬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就業，并因此帶動了鄉鎮企業高速度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城市化的發展，但這種替代終究是有限度的。農村人口城市化規律是不可阻擋的，限制城市化是積累矛盾，加劇矛盾，而不是解決矛盾。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轉移剩余農業勞動力與城市化有機地結合起來。國內外的實踐經驗表明，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是現代化進程中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兩個方面。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我國剩余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取得史無前例的進展，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進程仍然十分緩慢，這兩者之間表現出極其明顯的不協調。這種不協調的后果，集中反映在最近幾年前者速度大幅度回落，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農村經濟增長速度及農民收入增長幅度明顯趨緩。這就要求必須因勢利導地解決這種不協調問題，并使之相互促進，以開創中國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新階段。
要有效地解決我國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就必須遵循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正確認識和處理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關系。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是推動現代化進程不可缺少的原動力，也是推動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可缺少的原動力。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是，伴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城市化水平也不斷提高，這是產業結構變遷引起就業區域結構變遷的結果，也是市場機制在勞動力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結果。我國的工農業產值結構已由建國初期的3:7轉移為7.5:2.5，而城鄉人口結構乃為3.6:6.4，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的工業化是在城鄉隔離的環境下并且獨立于城市化進行的，使得迅速增長著的剩余農業勞動力無法被城市二、三產業所吸收。1952年至1978年，我國城市工業所能提供的新的就業崗位只有3723萬個，而同一時期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誤，全國城鄉勞動力共增加19127萬人，大部分新增勞動力不得不被安置于農村，這就必然嚴重地制約著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村經濟的增長。市場取向改革以來，我國市場化程度有了顯著的進展，并且與工業（尤其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基本上打通。這些年來，我國農村工業化和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也正是市場化因素不斷強化的結果。然而，在依靠市場機制和農村工業化力量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與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同時，城市化滯后的矛盾又日益突出出來。
二、是進小城鎮抑是進大中城市
關于我國城市化與城鎮化問題，國內外學術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階段性成果。但是，對城鎮化與城市化的關系問題，至今還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這就很難對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作出正確的回答。我們認為，城鎮化不等于城市化，甚至不是城市化的主流。發展小城鎮是我國特定條件下城市化戰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發展小城鎮是城鄉二元體制下被迫作出的選擇，而不是最佳的選擇。確立這樣的一種觀點，才能正確認識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換句話說，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的特殊性，在相當程度上是和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系發展小城鎮戰略聯系在一起。在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被破除的背景下，大中城市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同農村問題的解決無關。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提出發展小城鎮戰略時，又總是同解決農村問題聯系在一起。我國現階段農民進城方式和條件，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在城鄉分離或城鄉分割體制尚未消除的背景下，人們往往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鎮區分為兩個不同類型的社區。與此相適應，在農民進城上，也可以劃分為進大中城市和進小城鎮這兩種方式。當城市化還沒有基本實現的情況下，必然是進大中城市和進小城鎮并重（目前兩者人口各占一半），而且在一定時期內，進小城鎮的人數還會比進大中城市的人數多得多。當城市化演變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城鎮化就會逐漸被城市化所代替。屆時，農民進城的方式，主要表現為進入大中城市，或進入大中城市的人數遠遠超過小城鎮。
我國小城鎮的戰略地位，是源于農村工業化是在城市化嚴重滯后的背景下運行的。農業勞動力向鄉鎮企業轉移，是采取“離土不離鄉”的就地轉移方式。剩余農業勞動力就地向鄉鎮企業轉移，比起舊體制下農民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缺乏必要的勞動力流動機制，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這種初級形態的勞動力市場，畢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現在剩余農業勞動力轉移在就業空間上的封閉性和分散性。封閉性指的是面向農村，就地轉移。分散性指的是92%的剩余勞動力轉移是分布在村落，向小城鎮集中的不及8%。應當這樣看，即小城鎮建設對帶動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還將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我國目前仍然有大量分布過散、缺乏規模效益的鄉鎮企業，迫切需要改善布局和基礎設施條件。但由于企業自身和外界條件的限制，它們大多數還很難向大中城市集中，而小城鎮的進入門坎則要低得多。但是，和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鎮的集聚效益差，二、三產業發展規模小、檔次低，對投資的吸引力和對勞動力的容納能力很有限，不應對它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寄予過高的期望。我國小城鎮的發展速度很快，目前總數已突破60000個，但每個城鎮平均人口（指非農業人口）只有2000人左右，作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載體的初衷始終未能達到。大中城市可以吸收大量的鄉村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可以創造出更高的經濟效益。為了擴大小城鎮的規模，提升小城鎮的檔次，客觀上要求小城鎮建設必須同大中城市的布局和結構調整有機結合起來，例如在與大中城市一定距離內和交通干線附近形成小城鎮群帶，可以有效利用大中城市對周圍地區的擴散和帶動效益，并減輕其膨脹壓力。事實上，目前有些小城鎮所表現出來的規模和效益，有相當部分來自鄰近大中城市發展的可能性。應當認識到，農民進入小城鎮，是在傳統的城鄉分割制度安排下的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今后我國新增就業崗位，將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第三產業，如果絕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小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將嚴重受阻。我國城市化已經演變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小城鎮數量擴張已經基本完成，今后發展的重點應放在提高建設質量上。還應當指出的是，我國經濟增長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以往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下發展起來的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市場已經相對飽和，在鄉鎮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進行技術改造、產品升級、資產重組和產業轉移，小城鎮是無法滿足這一結構重組要求的。大中城市不但比較容易提供鄉鎮企業進行調整所需要的資金、技術、信息、人力資源、市場條件等，而且還將為第三產業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統計資料表明，我國100萬－200萬人口的城市，勞動力在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高達45%，而2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其比重僅占23%。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采取更加積極的城市化發展戰略，在繼續為小城鎮發展（擴大規模、提高檔次）提供必要條件的同時，把城市化政策的重心，從消極限制向積極鼓勵發展大中城市。與此相聯系，農民進城的方式將越來越由集中小城鎮轉向集中大中城市。
與農民進城方式相聯系，在大中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還存在著事實上的二元市場，即進城農民的就業市場與城市居民的就業市場同時存在。從相對意義上，這兩類市場是相互分割，相互獨立的。由于戶籍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教育制度、養老制度等方面的差別，轉移到城市的農民還不可能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就業權利和就業條件，還無法同城市居民一樣進入同等待遇的職業領域并獲得制度性工資。在城市二元勞動力市場上，進城農民所從事的多為城市勞動者不去競爭的崗位，并領取比城市居民相對低得多的勞動報酬，相對少得多的社會福利。這種對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的就業限制和歧視，在短時間內還難以完全消除。至于城市中的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產業領域，農民進入的機會也很少。這種制度上的市場結構差異，目前起著緩解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居民就業的沖擊力的作用。與此相聯系，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其就業性質一般是屬于非正規就業。所謂非正規就業，指的是廣泛存在于非正規部門和正規部門有別于傳統典型的就業形式。它包括非公有部門里的各種就業門類，和正規部門里的短期臨時性就業、非全日制就業、勞務派遣就業、包生產或服務項目的外部工人等。相對于傳統的國有、集體單位的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穩定性較弱，流動性較強，加上非正規部門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嚴重滯后，要被城市居民所普遍接受，還需要經歷一個很長的適應性過程，使得這種就業崗位大都留給進城的農民。
三、制約農民進城的制度性與結構
農民進城的條件，首先取決于城市門檻的高低。要形成有利于農民進城的條件，就必須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1980年國務院作出“嚴格控制大城市，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方針，其中的一個考慮，就是農民進入小城鎮的門檻相對比較低。從理論上說，要把一個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大約需要三種基本投入：(1)生產資本投入，為創造一個就業崗位所需要的資本投入；(2)生活資本投入，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屬在城市安家和生活所需要的資本投入；(3)基礎設施投入，就是生產與生活所必需的水、電、路、汽等基礎設施。這三種基本投入大中小城市的差別不是很大。但是，根據我國的國情，越是中心城市，政府的補貼越高，大中城市建設的制度性成本所占比重很大，而小城鎮則近乎等于零。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而農民又享受不到的社會福利（或國家財政補貼），大城市最多，中等城市次之，小城鎮最少。從這個意義上說，要創造有利于農民進城的條件，尤其是進大中城市的條件，就必須消除附著在城鄉戶籍上的各種待遇差別（包括就業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住房制度、養老制度等），實現城鄉一體化。由此可見，為了加快我國農村城市化進程，就必須從根本上突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城市建設是由政府負擔的，城市居民的高福利、高保障是由政府負擔的。受政府財政資金的限制，政府很難把對城鎮居民的義務擴大到農民身上。因為農民的大規模進城，意味著政府財政支出的擴大。為了緩解這種矛盾，政府所作出的反應，自然是限制農民進城，即阻礙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因勢利導地促進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逐步實現城鎮建設市場化，使城鎮化建設從以往政府主導型轉變為市場誘導型，即不依賴于國家投資，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誘導先富起來的農民進城務工經商，依靠農民自身力量，多渠道籌措城鎮建設資金，解決城鎮發展中的人口集聚、經濟發展和建設資金三大問題，使城鎮化步入快車道。
當前我國農村城市化所面臨的一個主要難點，就是傳統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嚴重地滯后于農村城市化的發展。這就必須逐步改革傳統的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變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為統一的居民身份證一元戶籍制度。其具體內容是：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戶籍登記制度，如實地反映公民的職業和身份狀況的本來面目，實現城鄉戶口一體化管理。只有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才有可能為勞動力在產業之間、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和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創造條件。以往那種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不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它從制度上堵塞了農村人口城市化途徑，抑制了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自由流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社會問題。要使這種轉移能夠比較順利地進行，政府一方面要為增強這部分勞動者的就業技能和提高他們的就業競爭力創造條件，另一方面還要為這部分勞動者的生存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務機制。這一機制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包括養老、失業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二是包括就業培訓和職業介紹在內的就業服務體系。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機制和就業服務體系嚴重滯后的現象，已經直接影響和制約著勞動力市場功能的發揮，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這是我國實現農村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我國目前現實的情況是，絕大部分農民尚未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已經進城的農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一樣的待遇。在住房、醫療、教育、勞動就業、養老等方面，身份沒有變化的農民只能自己承擔高額費用，導致在許多已經發展起來的小城鎮，出現進城農民又回到農村“人口回流”現象。
我國農民進城的條件，除了要受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同時還要受其他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即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約束。世界上那些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其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基本上都是發生在經濟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之前。也就是說，在粗放型經濟增長階段，工業規模急劇擴大，需要勞動力大量增加，為大量剩余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提供良好機遇。當經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之前，社會上大部分農村人口已經進入城市，大部分勞動力已經在工業中就業。此后，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主要不再依靠絕對規模的擴大，而是依靠效率或效益的提高。但是，與世界上那些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不同，我國實行的是趕超型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即不是發揮勞動力資源充裕的優勢，反而選擇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化為發展重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這一典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和外延型工業化階段中，剩余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是與工業中技術、資本和對勞動力排擠同時發生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遇到很大的障礙。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以來，宏觀經濟運行發生很大的變化，經濟增長速度趨向回落。這固然和改革進程的深化以及世界經濟增長放慢有很大的關系，但就國內因素而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滯后和經濟結構不合理，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國民經濟增長建立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上。但是，與我國經濟轉型相聯系，或由我國經濟轉型派生出來的，則是就業問題的尖銳性，以及為解決就業問題所必須應對的就業模式的轉變。計劃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短缺經濟”。當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必定要經歷一個長期被壓抑的需要迅猛釋放的階段。但是，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市場結構也隨之由以往的供給主導型轉變為需求主導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運行的國有企業，由于產品結構不合理，加上經營機制轉換滯后，大量產品積壓，生產能力嚴重閑置，致使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伴隨著市場競爭力度的加大，這種結構性矛盾必將進一步加劇，進而由工業制造業本身結構調整所形成的結構性失業壓力，將會越來越大。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化，使以往傳統體制下，以低效率為代價的大量隱蔽性失業顯性化，即轉化為公開性失業。從提高經濟運行效率，適應市場競爭要求的角度，這種變化是積極的、必要的、進步的，從緩解由此帶來的公開失業壓力的角度，這又是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機會成本。根據最新統計，目前我國到各地城市打工的農民約有8800萬人，而城市勞動力市場總體上是供大于求，不少城市下崗失業人數越來越多，不得不采取本地市民就業優先的原則，并采取各種強制性手段限制外來農民工就業。現在全國不少城市在招工程序、招工比例、務工的領域、行業工種等方面，采取各種行政、法律手段予以限制。從嚴格意義上說，作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部分（目前全國城市約有8800萬農民工）、我國城市發展的重要力量，農民工實際上是屬于城市邊緣群體。從行政管理上講，他們被看作沒有獲得城市戶口的農民；從政治上講，他們不被承認為工人；從經濟上講，他們沒有城市起碼的勞動福利保障。這種產業工人隊伍隱性化，是不利于國家穩定的。應當認識到，盡管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歧視性待遇和不公平待遇，但他們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其實際失業率遠遠低于城市實際失業率，他們已成為全國各省區城鎮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沒有被確認為城市的正式戶口，也沒有得到基本公共服務，但其生產與生活方式和城鎮勞動力大體相同。為了促進我國結構變革、城市化進程，政府應當制定公平的民工就業政策，保證農民工的勞動權益、勞動安全和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務。為此必須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實行常住人口申報制和登記制，只要具有勞動崗位（正規就業或靈活就業）、合法收入和居住地就可以視為當地注冊人口，并有獲得公共服務的選擇權和公共事務參與權。目前進城農民工的真正后顧之憂是社會保障制度。由于農民工沒有享受到城市的各種保障制度，農民工一旦成為城里人，其原來擁有的土地如何處理，是今后制定農民工政策的一個難點。對此，胡鞍鋼教授曾經提出“給戶口置換土地”的設想。即如果農民工愿意選擇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那么，就應該給其城鎮戶口，讓其享受與城里人同等的權益。即應該根據《勞動法》給其各種社會保障權力，包括失業、養老、醫療等各項保障都應該擁有。與此同時，由于居住地點的改變，農民工就會自動放棄其原來所擁有的土地。但是，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已有城市人口的社會保障遠未到位，又要解決近億個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在實踐操作中仍有許多待解決的難題。
【參考文獻】
①《了望》周刊記者：《中國城市化提速》，了望周刊，2002年(29)。
第3篇：農村城市化范文
一、失地農民涉賭情況突出。在農村城市化進程中，因農村土地征收導致部分農民失去了土地，高額的征地補償款和匱乏的文化知識，讓這些缺乏一技之長的農民只能賦閑在家，無法參與到實際社會工作中去，參與賭博現象較為普遍。
二、賭資來源單一，賭博種類多、金額大。賭資大多來自于拆遷、征地補償款、村民分紅款等，數額從最初數10元發展到數萬元甚至上百萬元，因賭博導致家庭破裂、負債累累的情況時有發生。賭博方式包括麻將、斗牛、金花、網絡、、地下等。
三、易因賭資糾紛易引發其他刑事犯罪行為。由于賭債本身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債務，部分人員在輸錢后無力償還，為順利拿到款項，債權人甚至委托非法追數公司以暴力威脅、非法拘禁、綁架、恐嚇等手段追討欠款，給社會治安帶來惡劣影響。2009年以來，番禺區檢察院共以非法拘禁罪辦理非法追討各類賭債案件8件12人。
四、從賭客轉化為賭場開設者現象突出。從案件數據看，以上49人中，有23人以開設賭場罪被批準逮捕，占46.94%。這些富裕農民一開始大多是小賭，或到別人家聚賭，隨著賭癮的增大，便直接在家里呼朋引伴開設賭場，甚至提供網上賭博網站的賬號，供他人賭博，并以此抽水牟利。如郭某開設賭場一案中，其好賭2年多，為方便賭博并牟利，在家中設置麻將桌、麻將牌等賭具，招集他人賭博，并每天抽水100元人民幣，至案發時共抽水獲利4000元人民幣；隨后還在其屋內的電腦上提供“”賭博網站和賬號，供他人賭博，并每周每個使用過的賬號抽水100元人民幣，至案發時共抽水獲利2000元人民幣。
五、農村基層組織扶持、引導賦閑農民就業力度不夠。由于農村物質文明建設發展迅猛，大量農民富裕起來，這些錢得來容易，數額較高，不僅大大改善了當地農民的生活，還有著大量的富余。這些賦閑農民既沒有土地進行耕作，也缺乏一技之長進城務工，基層農村組織也缺少統一安置、技能培訓機制，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匱乏，有益引導不夠，導致農村城市化進程中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建設出現“不對稱”的情況，成為賦閑農民涉賭的推手。
對此建議：
（一）基層農村組織加強富裕農民涉賭預防工作。加強因涉賭刑事犯罪富裕農民的刑釋解教和幫教工作，加強人生觀、世界觀的引導；基層農村組織加大賭博犯罪危害宣傳，以及涉賭人員教育感化工作，有效做好涉賭犯罪預防工作。
（二）基層地方政府加大賦閑農民引導工作。對賦閑在家的農民予以整理、登記，組織其進行學習和培訓，引導其通過工作參與到社會中去，進一步做好農民技能培訓，做好農民向市民轉變的觀念教育，法制教育和投資、理財教育，協助其樹立正確的人生態度。
（三）加強對基層村民組織的經濟扶持力度。對待征地農民時，除了給予拆遷補償外，應加強對被征地村組織的支持，引導其發展第二、三產業，壯大集體經濟實力，鼓勵農民自主辦廠，鼓勵村民組織開辦企業，解決賦閑農民的就業問題。
第4篇：農村城市化范文
關鍵詞： 農村城市化；影響；對策
杭州市蕭山區的“十二五”規劃總體目標要求是：著力構建“一心三區七新城”的空間格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堅持以新型城市化為主導，提升建設“中心城區”，著力建設“三大經濟區”，加快建設“七大新城”，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各個區域協調發展的空間開發建設新格局。為此，蕭山將進入快速城市化的新時期，而新時期必將帶來農村金融服務需求的新變化，結合我行所處的錢江世紀城開發建設，談談農村城市化對農村合作銀行的影響及對策。
一、錢江世紀城開發建設的進程
錢江世紀城開發建設位于錢塘江南岸蕭山區寧圍鎮區塊，與錢江新城隔江相望，定位于杭州未來的城市中央商務區，將是總部經濟、樓宇經濟、物流經濟等新產業門類和新經濟業態聚集之地。世紀城總規劃面積22.27平方公里，規劃居住人口為16萬，總體可用于出讓的住宅、商貿及金融用地達到7000余畝。錢江世紀城建設從2008年啟動，圍繞“三年初見成效、十年基本建成”的目標，目前區域內核心區塊拆遷基本完成，農戶安置逐漸展開，基礎設施配套加快進行，招商引資工作迅速推進，一個錢江南岸CBD中心雄姿初展。
二、錢江世紀城建設引發的農村經濟結構變化
自2008年錢江世紀城開發建設以來，隨著區域內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進程，當地農村經濟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主要表現在：
（一）農村產業結構大幅調整
錢江世紀城的開發建設著重發展總部經濟、樓宇經濟及會展經濟，帶動了當地產業結構大幅調整，非農產業地位進一步增強，2010年的工業產值達1202億元，較上年增長25%。截至2011年6月底，世紀城的核心區塊已有56個大型投資項目落戶，50多幢高端商務樓正動工建設，四年后將有60幢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寧圍鎮正經歷著一個農業經濟向工商業經濟、工農業強鎮到大杭州CBD的嬗變。同時涉農產業結構得到進一步優化，2010年寧圍鎮農業總產值4.98億元，其中純農業占比僅為13.8%，上規模、有特色的漁業、農產品加工業產值占比達86.2%，表明傳統農業正向特色農業轉變，農業產業結構向規模農業、總部農業、都市農業發展。其中由51家農業龍頭企業投資6億元、建筑面積達13.5萬平方米的農業總部大樓在世紀城上馬建設，更是蕭山區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平臺。
（二）農民呈工人化市民化
錢江世紀城區塊緊鄰錢塘江，曾為典型的蕭山農村區域，水產養殖及苗木種植業發達。隨著世紀城的開發建設，大批農村勞動力加速向二三產業轉移，從事種養殖業的農村勞動力占比逐年下降。在個私經濟發達的蕭山，眾多失地農民有了拆遷賠償款的扶助后，紛紛加入到小企業、小個體的創業大軍中。與此同時，農民居住方式向統一規劃的新農村住宅或安置房轉變，農民開始市民化，世紀城的農民將成為真正的“城里人”。
（三）村級集體經濟蓬勃發展
三年的城市化進程，促使世紀城所在地村級集體經濟迅速壯大。一方面，涉及征遷的8個行政村，隨著各類土地征用、賠償資金的陸續撥付到賬，村級集體可用資金大幅增加。截止2011年6月底， 8個村僅留存我行的資金就達2.92億元。另一方面，各村紛紛進行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造，利用城市化過程中享有的村級留用地等優惠政策，將留用地項目作為村級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點。據調查，配套于世紀城總部經濟、樓宇經濟定位，世紀城各村待開發留用地項目有11個，用地規模達356.34畝，村級集體資產規模將加快擴張。
三、錢江世紀城建設對我行帶來的影響
（一）面對的客戶群體急劇變化
經過三年的征地拆遷，隨著各項建設的推進，原有的各類經營實體逐漸外遷，我行傳統的客戶群體在地域空間上逐步縮減，而引進的項目公司、集團總部密集入駐，世紀城正在呈現蕭山區三產服務業發展主陣地、樓宇經濟集聚地雛形。我行面對的客戶群體將由原來熟悉的本地農戶、中小企業，變為外來的集團總部、外資企業，存貸款業務的主要經營客體發生急劇變化，原有的經營思路、經營模式必須隨之而變。
（二）部分業務競爭優勢缺乏
前幾年錢江世紀城的征地拆遷和相關的經濟補償，使我行的存款快速增長期，尤其是個人儲蓄存款、村級存款呈現較大增幅，為我行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而進入2011年后，世紀城開發由大拆遷過渡到大建設，我行部分業務缺乏競爭優勢，以致存款的增長點減少，增長勢頭趨緩。主要是拆遷逐漸減少導致的農戶儲蓄存款增長減慢、村級經濟存款減少、對公結算存款減少等。由于原有的企業外遷，其結算業務逐漸移位于他行；而世紀城新引進項目雖有部分開戶于我行，但由于其貸款主辦行在他行，存款的留存量并不多。
（三）業務營銷切入點匱乏
隨著世紀城的開發建設，大量項目落戶寧圍鎮，現有的項目總投資260億元，僅完成62億元，各項目資金缺口較大，但我行因受制于多種因素而缺乏貸款營銷切入點。具體表現在，一是落戶項目單戶平均投資在6至8億元左右，資金需求量大、周期長、回報高，但與我行“小額、分散”的信貸投放原則相矛盾；二是落戶項目投資方多為外來企業，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為總行的客戶，寧圍支行對其營銷面臨著跨地區營銷、多頭貸款的限制；三是落戶項目投資方多為當地明星企業甚至是上市企業，其融資渠道多樣化，在項目落戶前基本已落實融資方案，我行跟進難。
（四）農村金融競爭日趨激烈。
世紀城的逐漸成型吸引了各家金融機構紛紛將此作為業務拓展的重點區域，同行業之間的競爭進一步加劇。征遷完成后的世紀城就像一張白紙，各家銀行處在同一起跑線上，都想分一杯羹。至今在世紀城區域內已有10家商業銀行開業，為求開門紅、站穩腳，未來幾年各家入駐商業銀行競相營銷烽火必起，必將不惜一切代價搶占我行固有的市場，結算上的便利性、授信上的靈活性等是他們的“利器”。
四、應對農村城市化的措施和建議
農村城市化是蕭山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趨勢，錢江世紀城的開發建設使農村經濟結構、當地客戶群體、金融服務需求、同業競爭狀況等各方面都有新的變化，而新的變化又對農村合作銀行帶來新的影響和挑戰。如何應對影響和挑戰，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探索特色經營，增添發展優勢，推動發展方式轉型升級
在農村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合作銀行要進一步堅定服務農村經濟的經營宗旨，探索支農轉型，不僅要滿足農民創業、中小企業經營的金融需求，更重要的是關注和滿足村級集體經濟轉型期的個性化金融需求，穩固這一基礎陣地。從對錢江世紀城建設的調查情況看，城市化過程中，村級集體經濟不斷壯大，擁有大量土地資源及合作物業項目，將在今后的城市經濟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應采取“一村一策一客戶經理”管理模式，量身定制專門的扶持計劃，充分發揮我行在村級集體經濟中的“助力、引力”作用。此外，對于城市化進程中村級集體經濟的大量留存資金，要落實“村銀共建新農村”的有關政策，在確保村級集體資金安全的前提下，使共建村的銀行留存資金獲得穩定的收益，實現村銀雙贏。 二是要進一步堅定“支農支小”的經營方向，按照農村合作銀行“做小貸款、爭大市場”的經營理念，調整客戶結構。面對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少了，白領多了，農村小企業少了，公司總部項目多了的現狀，要提前謀劃、找準定位，繼續把小額零售業務作為最具競爭優勢的主營業務，在建設社區銀行、中小企業特色銀行方面下功夫，不斷提高公司白領、新興市民的客戶比率。對于好的落戶項目，要及時了解所投資的資金來源、對銀行金融產品的具體需求等，尋找和探索存貸款營銷的切入點。
（二）探索改革創新，激活發展動力，加快服務品質轉型升級
農村城市化對有“草根銀行”之稱的農村合作銀行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原有的傳統優勢逐漸弱化，新興的城市市場尚待“亮劍”。首先，應當堅持以當地市場需求作為產品和服務創新的前提，在上級既定的范圍內，對現有產品進行改進、升級、組合，滿足城市化過程中多樣化、差異化、特殊化的金融需求，提升服務水平。我行在試點村創造性地通過“放權給村里，讓利于企業，發展惠三方”措施的實施，使村里擁有貸款話語權，讓企業享受“貸款優先、利率優惠、手續簡便”的金融服務，實行的存貸款封閉運營，吸引5戶優質中小企業存貸款賬戶回歸，化解了多頭互保的風險，開創了“村銀合作、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新機制。其次，加強服務模式的優化對于轉型期的農村合作銀行尤為重要，需要建立起以客戶為中心，對客戶分層維護、主動營銷、交叉營銷的新模式。蕭山農村合作銀行目前569億存款規模中，352億為儲蓄存款，其中大部分儲蓄存款為自然增長，缺乏專人管理、主動維護。從目前及長遠來看，保持現有客戶隊伍的長期穩定和健康發展，減輕他行理財產品對我行的沖擊十分重要。這就需要我們轉變經營方式，在牢固確立以客戶為中心觀念的前提下，實行對儲戶的主動維護、主動營銷新模式，可以嘗試對優質客戶進行積分管理，分層維護，使客戶獲得認知和認同，避免和防止客戶的流失。再次，要堅持特色服務的品牌，對于目前日益同質化的金融服務，在農村城市化進程中，蕭山農村合作銀行面對千變萬化的客戶需求，確立了以“蕭山人自己的銀行”為根基，“說自己的話、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的特色服務品牌。良好的金融服務，建立在客戶與銀行間的一種互信關系基礎之上，真誠守信、有尊嚴的營銷，才能贏得客戶的長期信賴。在銀行機構競爭“白熱化”的錢江世紀城，我行在貸款投向上堅持做到三個嚴格執行：執行貸款主辦行制度、執行小額拼盤貸款客戶退出制度、執行“重投資，輕主業”型客戶退出制度，樹立了個性化的特色服務品牌，由此穩定了企業客戶，并收到了促使優質小企業回流之效。
第5篇：農村城市化范文
摘要：城市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由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和規模、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能力影響等因素制約。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是我國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不斷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轉移能力的增強能夠拓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提供，很大程度克服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阻力，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穩定程度。所以，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能力”是決定城市化進程快慢與否的主要要素。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3－0083－03
一、拓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空間
這主要是由人力生產資本存儲量增加而引起的。人力生產資本主要是指存在于人體中的具有經濟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知識、技能和健康狀況等多種因素的總和，是開發與培訓人力生產資源的結果。它體現在技能培訓、勞動者所受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以及有經濟和使用含義的經歷特征等。農村人力生產資本狀況是我國勞動力力量的集中體現，是農民數量和質量情況的綜合情況反映。農村人力生產資本存儲量越高，其在城市中所占的就業空間也就往往越大。長期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否順利地實現轉移，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農民能否在城市找到好的就業機會。近幾年，我國第二、三產業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業生產效益下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漸加大。這些因素必然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流動，并且導致農村部分地區剩余勞動力的供給不足。農業規模的擴大化經營能夠有效地提高土地使用率、勞動生產率及農業專業化經營水平。所以，從靜態的這個角度來看，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農村勞動力在城市便能夠獲得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然而從動態的這個角度來看，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與經濟的不斷高速發展，經濟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升級，低門檻的就業生存空間只會越來越小，技術含量低的工作也會越來越少，而技術含量高的工作會在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升級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如此地，如果農村剩余勞動力一成不變地保持原有的文化水平，那么，它向城市轉移的規模與速度必然會受到較大地制約；相反，如果農村人力資本的綜合素質即文化水平越來越高，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就能找到更好更多的就業機會，也能充分補充勞動力的多樣化，從而獲得更多更大的就業空間與生存空間，進一步更大地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化方向的轉移。所以，農村勞動力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快慢。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中國確實存在著二元城市化模式，而農村城市化在中國整個城市化過程中已經和正在起著重要的作用。在以小城鎮為主體的農村城市化的作用下，從城市化啟動力的角度看，這種發生在農村地域、由地方政府和農民群體力量推動的城市化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過程，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如今我國經濟在國家方針政策指導影響和政府、農民、外部（內資、外資）力量共同作用下，運行機制得到了進一步改善，針對我國西部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不足的問題，結合對國外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的比較及其啟示，經濟學家及專業人士們分析了我國西部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的影響因素，提出了加大基礎教育投入、完善職業教育培訓體系及優化農村勞動力轉移環境的良好視角的方針政策。產業集聚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效應包括對農村勞動力的吸聚效應和教育培訓效應，這也形成了基于產業集聚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兩個順次遞進的階段。這一過程是通過提高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力來實現的，所以，它不但是理順市場機制的過程，而且具有產業針對性和區域關聯性，從而實現了產業發展、區域發展與人力資本積累的有機結合。
三、我國城市化進程較慢受多種因素影響
一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多，轉移任務重，因此這是一個需要長期努力才能解決的問題；二是農村勞動力素質較低，轉移難度大，這就需要各級政府制定相關政策以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三是城市經濟人口承載力嚴重超載，拉力小、輻射力弱，轉移空間小，因此進一步擴大經濟基礎設施，進而進一步擴大就業空間是關鍵；四是農村勞動力在城鎮的生活壓力大，轉移能力弱，解決好生活生存的基本問題是關鍵；五是相關制度建設明顯滯后，轉移阻力較多。這些充分說明了我國的社會主義機制還不夠健全，需要加快制定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相應對策。為此建議如下：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以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的根本出路；有效擴大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空間；擴大勞務輸出規模，拓展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外部空間；大力發展農村第三產業，擴大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容量；改革戶籍管理，健全保障制度，排除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阻力；提高農村人口素質與農村人力資本水平，突破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瓶頸。
四、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穩定性
只有大量農村勞動力及其家人穩定健康地轉移到城鎮并最終安家落戶，才能真正提高城市化進程的速度。我國很多欠發達地區盡管表面上進入城鎮務工的農村勞動力數量規模很大，但真正變化為城鎮居民的卻非常少，因此城市化進程的速度也就相對較慢。這種狀況仍然是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能力相關。一方面，許多農村勞動力文化教育水平低，在城市找到好工作的難度很大，即使找到了工作也都是勞動性、季節性、短期性的工作，很不穩定而且容易再次失業。另一方面，我國勞務市場目前仍處于發育的最初級階段，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經常不能得到合理保障甚至受到侵害，與文化水平高、素質高的城市勞動者相比，他們的權益更容易受到雇主的忽視甚至侵害，最終導致這些勞動者返回農村。
五、構建分析框架以分析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
應用經濟計量方法對各因素進行定量測度、定量分析，結果表明，提高農民收入、增加農村人力資本存量、消除制度因素的阻滯作用、擴大對第三產業的投資是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著力點。主要指標包括城市化指標、社會保障指標、教育指標、醫療衛生指標、環境指標、科技和文化指標、人民權利指標等。目前，我國東部發達地區的社會公共需求基本得到滿足，但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社會公共需求指標卻在某種程度上得不到滿足，這與東部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職能轉變較快、較成功是緊密相關的。隨著欠發達地區民眾公共需求的日益增長，地方政府必須加快轉型，推動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以滿足欠發達地區的社會公共需求。城市建設創造了大量的建筑業、工業和服務業等就業崗位；進城的外來工也為城市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農民通過進城務工就業學到了各項非農就業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領略到了市場競爭，提高了綜合素質，進而全面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樣，進城務工也是農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徑。但是，在實際生活中農民進城務工卻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們的工資、福利、醫療等都得不到保障，甚至遭到城市人的冷眼和歧視。同時外來工子女入學難也成為諸多媒體所關注的另一個熱點問題。外來工子女入學問題既是關系到社會、國家發展進步的一個長遠問題，也是目前亟待解決的解除農民工后顧之憂的重要問題。
綜上所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主要受到了五方面因素的影響，即供給數量、轉移能力、轉移動力、制度阻力和轉移空間。其中，轉移能力屬于主導核心地位，因為它大大地影響和支配著其他四個方面的因素，即轉移能力的增強能夠有效拓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空間、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提供、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并且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各種制度阻力，增強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平穩性。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能力是決定城市化進程快慢的最主要的因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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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農村城市化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農村；未來
一、目前農村發展主要存在的問題
1.1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對于物質生活的要求也相應的高了些。但是城鄉居民收入是確切是在的有了提高，而農村地區的群眾的消費水平等卻減少了。快速城鎮化使得我國的農業基礎更加薄弱，農村的社會事業滯后情況沒有發生改變，農村內部和不同農村地區的發展不平衡比較嚴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我國城鄉居民的平均收入差距在一段時間出現過萎縮的情況。在我國城鎮化加快的過程，城鄉居民收入差異在總體上呈現出擴大化的態勢。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費支出不斷的擴大態勢不同，在我國城鎮化明顯加速的背景下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雖然縮小，但仍然存在著較大差距。
1.2在快速城鎮化過程中，我國試圖擺脫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關系。經過采取措施，我國經濟增長對依賴出口并沒有得到扭轉。農村投資和消費是國內需求的重要構成。我國勞動力轉移不同世界其他國家的一般模式。我國轉移出去的勞動力，他們中絕大多數沒有遷移到城市，更沒有舉家外出到城市生活。我國農村勞動力雖然在城市務工，但他們一般都將消費和全部的投資用于農村。如果考慮到我國勞動力轉移的特殊情況，以及我國投資和消費方面的農村統計數據不但包括一般鄉村，而且還包括縣域內城鎮，我國農村的投資和消費理應占有較大的比重。或者說，我國快速城鎮化，既有快速城市化，又有快速的縣域內小城鎮化，農村投資和農村消費在全社會中所占比重不應過于下降。事實上，快速城鎮化背景下，我國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零售額在全社會中比重呈現出明顯的萎縮狀態。
1.3我國農村基礎薄弱農業事業落后
農業基礎地位在發達地區有所動搖，城鎮化水平相對較高的地區，如珠三角、長三角地區農產品自給率偏低，且政府對農業投入偏少。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困難重重。農田水利設施年久失修現象嚴重，抗御自然災害能力弱。政府對農業的一般服務嚴重弱化，農業推廣體系 “網破、人散、線斷”。我國政府統籌城鄉發展，大力改變農村社會事業嚴重落后的情況，但是城鄉社會事業發展的非均衡性沒有實質性的改變，特別是農村教育優質資源分配少，政府提供的農村衛生服務水平低，農村文化發展缺失。近年來我國農村教育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我國農村教育整體薄弱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全國還有還有一些地方沒“普九”義務教育，已經“普九”義務教育的部分地區水平很低、基礎不穩，不少地方存在學生因貧輟學、拖欠教師工資、學校危房年久失修、公用經費短缺等突出問題。同時，農村職業教育、農村教育辦學體制、運行機制以及教學內容與方法等，也存在與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狀況。農村公共衛生和預防保健工作薄弱，廣大農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很多地區鄉村衛生服務機構設施條件差，醫療衛生人員素質不高等問題突出，農民陷入看病難和吃藥貴的困境，貧困地區農民因病致殘、因病返貧的問題時有發生。某些地方血吸蟲病、艾滋病等疾病已經十分嚴重。廣大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基本上還是空白。農村目前除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在小范圍進行試點外，其他社會保障項目基本上沒有建立起來。
1.4我國農村存在著居民內部差距和區域差距
在快速城鎮化背景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但呈現出城鄉差距的擴大，農村國民經濟和全社會中份額的下降，而且還明顯地存在著農村居民內部和區域的差距。這些差距并沒有隨著我國城鎮化加速推進而明顯縮小。從區域發展水平來看，我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而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與區域發展不平衡相對應，我國不同區域的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差距明顯存在著。
1.5城鄉二元體制：我國城鄉差距擴大的一種解釋
與城市經濟相比，農村自身一般處于弱勢地位，缺乏規模經濟，難以產生聚集效應。特別是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農村缺乏要素市場。農村最稀缺的土地資源沒有市場，壓抑了城市資源
可能向農村流動的途徑。農村金融發展受到的壓抑多，農村資金盤活不起來。
在我國現代化過程中，大量的農村土地轉化為城市用地。與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有健全的土地市場不同，我國城市建設用地是通過政府強行征用的方式從農民手中低價征用過來，然后以相對較高的價格將土地出讓給新的開發者。城市既獲得了建設用地，又增加了大量的建設資金。我國很多城市的發展都是通過以地生財啟動的。
我國城市發展為農村還可能帶來新的貧困問題。我國城市新增建設用地一般都是國家強制性地將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征為國家所有這種方式實現的。農民土地被征用后，就永久地失去了那塊土地。伴隨著我國快速的城鎮化，越來越多的農民成為了失地農民。部分農民甚至在相當長時期內還兌現不了失地補償款。我國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土地后，一部分人就業無著落，在社會保障沒有及時建立起來的情況下，這部分失地農民生活就無了來源。失去土地、失去就業機會、失去生活來源的“三無”農民的不斷涌現，已經成為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
二、加快我國農村發展的主要對策建議
對于我國農村發展要不同于城市的發展。我國農村未來的發展，首先要確定我國農村未來發展的方向，縮短城鄉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在我國城鎮化過程中，不斷的對農村和城鎮的劃分進行調整，在我國未來現代化中，農村的經濟功能薄弱，但對于生態和文化的功能將得到不斷的強化。在相當一段長的時間中，農村的經濟功能薄弱難以扭轉。盡快的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使得農村集體與國有土地權益平等。盡快建立城鄉統一的人均資源市場，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加強農民工權益保護，逐步實現農民工勞動報酬、子女就學、公共衛生和住房租購等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政府機構做好農村公共品供給和服務，確保我國農村各項社會事業的穩步發展。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大幅度提高國家補助標準；并將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家庭全部納入低保范圍，做到應保盡保。要促進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發展，鞏固和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提高籌資標準和財政補助水平，完善農村醫療救助制度。堅持政府主導，整合城鄉衛生資源，確保向農民提供安全價廉的基本醫療服務。
結束語：我國正處在城市化建設不斷的加快的進程，同時使得農村的發展面臨了許多的問題，只有在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合理的處理周邊農村發展地區的問題，加強農村基礎建設，不斷提高農村居民收入，縮小城鄉的貧富差距，才能對農村未來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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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農村城市化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農民；農村征地；補償標準；社會保障
一、農村征地過程中的問題現狀
自從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國家的發展就離不開城市的崛起和繁榮。我國的城市化自改革開放以來呈不斷加速的趨勢，城市用地面積不斷擴大，城市人口規模極速增長，城市用地所占全國用地比重也隨之增長，與此同時，新城市在不斷形成，城市數量亦有明顯增加，這都是城市化的標志。當前，我國經濟需要長期穩定發展，且我國城市化率剛超過50%，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近80%的平均水平。因此，在土地總數不變的情況下，城市擴建包括公共設施建設所需的土地都要向農村延伸，所以征地是必經之路，是不可避免的。
而相應的，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保障，對農村和農民而言，土地是極其重要的生產資料。事實上，大量農地被征用的結果并不樂觀，大量工廠建造，環境污染，最重要的是失地農民并未得到妥善安置，加之與土地有關的收益也一并被征收，失地農民無地可種，農民生活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沒有保障，其幸福感大大降低。可見，農民要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真正受益的更多是“城里人”。很顯然，城市化進程的需要和失地農民切身利益之間的張力已經逐漸凸現。有關資料顯示，由征地拆遷問題引發的農村和各種沖突已經占到農村總的65%以上，這已經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所以，關于農村征地的問題，是中國所面臨的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其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第一，征地范圍過寬，征地用途混亂；第二，征地程序不規范不合法 ；第三，補償標準偏低，誘發農民的心理矛盾即想被征地又怕被征地的矛盾，想被征地是因可獲得所謂的“土地價格”的相應補償，怕被征地是因其補償缺乏合理公正的相關機制，且從長遠考慮，農民尤其是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堪憂。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這里所說的土地既包括耕種的土地又包括農民的宅基地。
二、農村征地問題的復雜原因
（一）土地制度尚未完善，征地過程忽視農民權益
征地問題的原因從根本上講是土地制度上的。通過對土地配置方式上的安排，我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對征地者和農民在征地過程中各自所擁有的權利和可能獲得的利益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首先，我國實行土地公有制，一種為國有，另一種為集體所有。集體土地由農民承包經營，國家建設用地需向農民征用，前提是國家為了公共利益。但我國的《土地管理法》并沒有對公共利益做出明確的規定，導致征地用途混亂；其次，“集體”這個概念模糊不清，誰才是真正的集體土地的代表并不明確；再次，政府本是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因而也是征地拆遷的主體。但在實際征地過程中，忽視農民對土地的收益權和處分權，我國的土地制度在這一點上也沒有明確指出。
（二）安置辦法單一，社會保障措施不完善
從計劃經濟時期到20世紀90年代，對被征地農民的安置主要以招工安置為主，失地農民的問題并不嚴重。然而，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及1999年新《土地管理法》的實施，貨幣安置逐漸代替了招工安置，成為安置被征地農民的主要方式。然而，貨幣安置的弊端也極其明顯，安置補償費經過各級政府，最終農民能夠得到的卻少之又少，且土地上的收益亦與農民無關，加之大多數農民文化素質較低，不具備一技之長，導致其生活難以為繼。
另外，農民的醫療、教育、交通、養老等存在后顧之憂，導致失地農民生存成本大增，農民更不能享受城鎮社保，從而增加不和諧因素。
（三）征地雙方缺乏對話交流平臺
土地承包人即農民在征地過程中沒有表達權，即根本沒有談判的機會。我國目前缺乏農民與政府的溝通機制，農民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利。某些政府為片面追求政績，為其增加政治資本，把低成本征收的土地變成吸引投資來增加GDP的單一手段，低價征地，高價賣給開發商。
（四）農民小農意識濃厚
只從自身的角度考慮問題，漫天要價，給政府征地工作帶來麻煩。據筆者觀察河南省某縣某村隨著某產業集聚區的逐漸形成，為獲得更多補償，有的農民在耕地上私自搭建塑料大棚，有的農民在房屋頂部隨意搭建，擴大補償的面積，向政府索要成倍的補償。
三、應對農村征地問題的對策建議
毫無疑問，農村征地問題亟待解決，鑒于上述種種原因，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期縮減城市化和農民切身利益之間的張力，緩和農民心理矛盾，從而使問題得以有效解決。
（一）明確農民集體土地的產權
要完善我國農村的土地制度，首先必須要堅持農村集體對土地的所有權。具體來說，一是對集體成員的資格予以確認，二是明確界定土地所有權的主體為農民集體，使集體的全體村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在此基礎上可以成立相應組織機構，代表農民管理其共有的土地產權、使用權和流轉權。[1]在堅持土地歸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和考慮農民對土地的收益權和處分權，兼顧國家和用地單位。
（二）提高征地補償的標準，完善城鄉社會保障制度
其實，補償過低是征地問題的癥結所在。所以，在今后的農民土地征收過程中，第一，要采用就業、貨幣等多種安置方式，擴大補償覆蓋面，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同地域依當地經濟發展情況和消費水平而制定不同標準；第二，建立失地農民失地最低生活保障和養老保障機制；第三，積極鼓勵農民創業，為農民創業提供良好的平臺。
（三）建議對話機制，尋找利益均衡點
要建立政府與農民或者農民與開發商的對話機制，為農民提供一個可供商議的平臺，這一點可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取長補短，如英國獨立的土地裁判所，德國的協議價購以及美國獨特的談判制度。這樣，我國便也可嘗試建立第三方機構等非政府組織來發揮其公正合理的橋梁作用，形成獨特的對話機制，平衡各方權益，形成中國表達。
（四）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加快法制進程
一方面，注重提高被征地農民的文化素質，培養他們的大局意識，盡快擺脫固步自封、落后保守的小農意識，積極順應時代的發展；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強法律宣傳和普及，使其樹立法治觀念，增強其維權意識和法律意識。
綜上所述， 在21世紀，我國的城市化仍將快速增長，改革形勢仍然嚴峻。只有解決好農村征地問題，我國的城市化以及現代化才能順利進行，才能給社會一個公平有序的未來。（作者單位：河南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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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農村城市化范文
【關鍵詞】 城市化；農村教育；存在問題；對策建議
農村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內容繁雜、豐富的過程，就字面理解是農村區域向城市區域逐漸變化的過程。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60%的現實就意味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繁重程度。本文在此背景下分析農村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教育問題，根據農村社會發展的需要，提出科學合理的建議和措施，從而促進實用性人才的培養，推進農村教育事業健康穩定發展。
一、農村教育價值傾向
正確的教育價值觀對于農村教育發展具有理論指導和實踐操作的意義。在理論層面上構建正確的農村教育價值理念，在實踐層面上推進農村教育改革，解決農村教育的二律背反問題。但是，當前我國農村教育的價值傾向出現偏差，農村教育逐漸淪為城市教育的附帶品。[1]在我國傳統的儒家教育思想的影響下， “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色彩濃重，農民對子女的期望就是能考上大學，逃離農村成為城里人。李書磊指出農村教育的優秀人才的外流造成農村社會的空心化。[2]
二、城市化過程中農村教育問題的表現
1、農村教育二律背反問題
學者認為，城市化的過程，包括形式上的城市城鎮數量的增加、人口的集中、地區產業結構的轉變、城市文明的接受程度。因此，農村教育發展首當其沖，從量的方面來講，城市化要求村教育在教育內容上要加重比例，注重本土教育特色。從質的方面講，城市化過程是農村教育被城市教育兼并的過程，現代文明對農村文化的潛移默化逐漸明顯。總體而言，城市化進程中隨著人口的城市化、地域城市化、文化城市化的加劇，就不可避免地出現農村教育的二律背反現象。
2、課程設置和教育資源差距大
我國的教育方針明確規定，教育的培養目標是培養有道德、有理想、守紀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接班人。從教育目標、教師、學生、教育內容、教育資源以及教育環境來看，培養目標主要是依據城市的需要。從農村切身的利益來看，教育主要是農村孩子脫離農民身份的主要方式。
（1）課程設置和教材。目前，我國實行的課程設置和教材都是以城市為參照來設計的，其中忽視了對農村現實需求的關注，并沒有考慮城鄉文化差異的現實，農村傳統文化中蘊藏的豐富教育資源被忽視。課本里的世界與孩子的現實世界相差甚遠，也影響他們的學習接受力。
（2）教育資源規劃。在城鄉二元制的影響下，教育資源的配置出現重城輕農的現象。在教育經費、教育師資等方面差別尤其明顯。近幾年的擇校熱就說明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重點班、尖子班、鴻宇班層出不窮，良好的教學設施、強大的師資力量、較高的升學率都是它們的金招牌；相比之下，農村學校生源不斷萎縮，師資力量日漸生存已成問題。農村教師的城市化的行為舉止、價值觀念，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孩子的價值觀。
3、城鄉教育不均衡
（1）不同教育文化的沖擊。由于不同的文化底蘊、教師知識結構的城市化、農村學生內心自我認識的局限，導致農村孩子游走在兩種教育之間，適應這種轉換，但往往事倍功半。少數成功的受教育者克服了各種不平，通過考試從農村進入城市。大多數人未能通過考試走出去，就自我否定，對家庭充滿了負罪感。
（2）農村孩子輟學率居高不下。2004 年，農村初中輟學率達到 3. 55%，其中西部地區農村高達 4. 64%。據教育部對 60 個縣初中學生輟學情況的監測顯示，一些縣初中輟學率高于 7%，個別縣甚至達到 10%左右。[3]近年來，中央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支持力度，義務教育階段實行“兩免一補”的優惠政策，這說明經濟因素并不是導致輟學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城市化的教育內容使其對學校教育有一種挫折感。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外出務工成為一項低成本的產出方式，加之，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加劇了農村學生輟學人數的增加。
（3）農村教育期望值降低。長期以來實農村教育都以升學和走向城市為目標的應試教育，造成農村優秀人才的匱乏。但是，高等教育擴招，導致文憑的含金量下降，這動搖了農村學生通過教育達到身份升遷的信心，即使孩子考上大學，也不一定能有好前途，還有昂貴的學費，農村開始放低對教育的期待。
（4）城鄉教育不均衡。由于城市化的教育知識和教育模式，農村學子在大學中占得比例越來越低。據報道，目前大學中農村和城市生源的比例為 1：4.65。2010 年清華大學的新生當中，農村的孩子只占到了 17%，而北京大學還不到10%，而在這一年，在全國高考的考場上，農村的孩子占到 62%。[4]
（5）教育價值利益化。現在，農民對自我價值的認知完全趨于利益化，錢成了衡量自我價值的唯一標準。目前，城市取向的教育在鄉土社會大行其道，對農村教育造成了嚴重傷害，使其扭曲教育的本體價值。
三、對農村教育的對策與建議
早在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中，陶行知就喊出 “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5]所以，農村教育應采用以人為本的農村教育價值取向，堅持農村教育的本土特色，從農村的實際出發，與農村社會相適應，滿足農民及其后代的社會活動需要，為服務于農村社會的發展，為農村的發展培養優秀人才。
1、加強農村本土課程資源的挖掘
“以人為本”的農村教育價值取向包括加強農村本土課程資源的挖掘，農村文化是校本課程的主線，是傳統農村文化的結晶，蘊藏著豐富的課程文化資源，應該注意農村教育的特點，保持農村學校各自的特色，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吸取鄉村本土地方文化與民間文化的教育資源，開發農村教育的內發性資源，是完全有必要的。”[6]所以，農村本土課程資源應融入農村教育當中，進而培養農村學子的家鄉情懷，增強對農村文化的認同感，充實他們感情世界。
2、提高農村教師專業素質
農村教師的專業素養對于農村教育的發展至關重要。因此，加強農村教師的專業培訓，完善其教學技能，提高其專業素養，提升其敬業精神。同時，農村學校校長是學校的領軍人物，其專業技能和思想素養直接影響著學校教育發展，所以更應重視對農村學校校長的培訓。
3、建立教育評價制度
當代的農村教育制度決定了分數成為衡量教育質量的標桿，導致學校和教師、學生都以考試作為學習的目的，進而出現“考考考，老師的法寶；分分分，學生命根”，這嚴重妨礙了農村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所以，農村教育要回歸教育的本體價值，必須建立以人為本的教育評價制度，將“人是否得到全面發展”作為衡量農村教育質量的標準。
4、加大對農村教育的經費投入
我國教育經費占GDP的4%，但農村教育經費所占比例不占優勢。考慮農村教育的重要作用，它在教育經費中應該具有和城市教育平分秋色。政府應通過出臺相關法律法規有，有針對性地向農村教育傾斜。從目前來看，完善農村教育的經費保障是發展農村教育最重要的保障。現行的農村教育經費體制為縣級以下基層政府添加負荷。除向中央財政伸手外，社會集資也是一條出路，比如接受私營企事業資助、社會團體的捐贈等。
5、適當下放農村教育管理權力
當前，教育行政部門對農村學校的管理過于嚴格，導致學校整齊劃一，如“合并學校”運動，就近將學校合并為一，結果因難以適應各地情況，給農村學校健康發展造成困擾。因此，國家應下放教育管理權力。國家從宏觀上確定農村教育的基本規劃，由學校和當地教育部門依因地制宜，制定細則，從而增強農村教育的現實性。
總之，農村教育問題田云蘭在《農村基礎教育的方向應該在農村》認為，農村基礎教育應立足于農村，為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7]我們要在深入挖掘農村本土課程資源的同時，提高農村教師專業素質，建立教育評價制度，加大對農村教育的經費投入，適當下放農村教育管理權力，以達到滿足農村社會發展需要，培養實用人才，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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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張爭選（1969-）男，漢族，甘肅正寧人，張村小學教師，從事農村教育管理研究.
第9篇：農村城市化范文
【提要】城市化曾經被當作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主要途徑，但由之而來的大城市與小城鎮的二元結構、城市“漂流族”引起的犯罪等問題，讓其飽受詬病。當前，在城鄉協調發展深入人心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標的出現，將使中國城市化進程進入新階段。
面對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農業生產率低下以及農民普遍貧困的難題，中國政府曾長期把促使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作為一項重要目標。不過，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個目標的出現，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可望進入新階段。
1957～1978年間，中國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15.4%增長到17.9%，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長率為2.6%。到2004年，城市化的比例達到了約42%，城市人口年均增長率為4.5%。7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工作在城市取得顯著成效，僅靠城市人口的力量無法帶動城市人口的增長，因此農民工成為城市化建設中的主導因素。
農民工進城
實際上，從80年代開始大規模涌入城市的農民工主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這一直是城市化的顯著特征。官方統計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人數超過9000萬，但實際人數可能高達1.5億。
定居模式
雖然農民工的進城對大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決不是所有民工都向往大型中心城市。實際上，農村――城市間的流動模式，已形成了以小城鎮的興起和大都市的持續膨脹為特點的獨特的城市化建設模式。
目前，中國660座城市中，大約三分之一城市的正式居民不到50萬，僅有33%～35%的城市人口超過200萬。因此，盡管從80年代以來城市化高速發展，但以國際標準衡量,大都市的人口集中程度實際上很低。
政府面臨的問題
奇特的中國式城市化進程，使政府面臨二元結構問題及城市化建設格局不均的問題。
1．小城鎮。小城鎮一般是由農村鄉鎮發展起來的，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就業機會。從這一點來說，小城鎮的發展緩解了農業的經濟和社會壓力。然而，大量證據表明，與小城鎮的企業相比，大城市的公司對勞動生產率水平要求更高，城市規模擴大形成的規模經濟提升了工業效率，其主要表現為成本的降低。由于約40%的中國城市還沒有發展到最佳規模，在發展更多大城市為目標的前提下，減緩城市化速度,必定會使城市化的功效優于簡單地將農村富余勞動力最大程度地轉移出去。
2．大城市。盡管政府致力于鼓勵以中、小城市發展為城市化建設核心，但大都市對民工仍有很強的吸引力。從某種意義上講，農民工流入這些城市對于緩解農村壓力要比農村區域的城市化更為有效。在沿海大城市工作的農民工的匯款保證了其留在農村的家人的消費水準。更難得的是，他們的積蓄促進了農村的投資。
不過，從其他方面講，民工涌入給已不堪重負的城市管理和社會基礎設施,帶來了更加嚴峻的考驗。農民工無計劃地大規模涌入城市,也導致嚴重的環境問題。這些問題在上海表現的最為突出，由地表水儲存枯竭引起地面下陷,正威脅著上海的高層建筑。此外，大量背井離鄉、居無定所、沒有找到工作的年輕民工，可能會走向犯罪，這對城市的社會安定構成潛在威脅。
深圳
大規模城市化發展最顯著的地方是珠江三角洲。78年以前還是小城鎮的東莞、佛山、潮州、汕頭現已是名副其實的超大型都市。
深圳的發展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許多年來，深圳一直以經濟改革成效顯著的典范形象示人，但現在越來越受關注的則是因為高速城市化引發的問題。去年8月，深圳市政府決定暫停辦理入籍申請，以解決人口膨脹帶來的問題。
在西方國家，城市人口從300萬增長到1000萬通常需要近百年的時間。深圳僅用十年時間就超速完成了城市化轉變：深圳80年代可容納80萬人，預計“十五”期間容納480萬人，現在總人口已接近1200萬；這些人中獲得永久居住權的不到200萬人，超過1000萬人為流動人口；此外，約一半的深圳人口屬于在深圳居住時間不到一年的“漂流族”。
在這種背景下，深圳市政府出臺了限制性措施，以防發生下列情況對可持續發展造成威脅:土地資源日漸減少;用水及能源供應枯竭;人口過多；環境條件日益惡化。
政策影響
深圳不是唯一面臨這些問題的城市。其他的沿海大城市，諸如上海、北京、天津，為了控制城市膨脹，被迫出臺了對民工的限制性措施。這種趨勢可能會越來越明顯，人們不禁會對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戰略產生質疑。已經確定的城市化具體目標，例如到2050年城市人口達到總人口的75%,是否會重新調整還有待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