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時珍的事跡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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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李時珍的事跡范文
關鍵詞：急診分診；安全管理；護理；應用效果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選取
我院急診2017年1-10月期間收治的120例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根據急診分診安全管理模式的不同將120例患者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60例。對照組急診患者中男性和女性分別為32例和28例，年齡18~67歲，平均（46.31±5.62）歲；觀察組急診患者中男性和女性分別為34例和26例，年齡19~69歲，平均（46.62±5.77）歲。兩組急診患者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對照組急診患者采用常規的護理管理模式。觀察組急診患者采用急診分診安全管理模式，主要內容包括：（1）急診環境護理。護理人員應該對急診區域進行明確，并設置醒目的標識，在急診大廳懸掛分診流程圖，確保流程圖上內容簡明扼要，從而便于患者及其家屬可以根據流程圖自行就診，緩解護士工作壓力[3]。（2）感染控制。不斷提高急診護理人員的責任意識和安全防護意識，在護理操作中嚴格遵守無菌操作規范，佩戴手套和口套等，有效防止感染的發生。（3）強化護理人員的法律意識。對急診護理人員定期開展法律相關知識培訓，不斷強化護理人員的法律意識，從而在護理工作開展過程中能夠在法律框架內開展相應的護理服務，避免對患者侵權事件的發生[4]。（4）提高急診護理人員的分診能力。首先應該根據醫院的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分診標準，然后選取護理經驗豐富的護理人員來開展急診分診工作，確保分診準確率。（5）提高護理人員的護患溝通技巧。護理人員應該嚴格約束自身的語言行為，在護理過程中采用科學合理的溝通技巧，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會，有效防治護患糾紛的發生[5]。（6）提高急診分診監督管理水平。為了充分保障急診分診護理質量，還應該構建系統完善的質量監控系統，對急診分診質量實現多方位的監督管理，及時發現安全隱患，保障急診護理安全[6]。
1.3觀察指標
觀察兩組患者的急診分診質量評分、急診安全管理質量評分和護理滿意度評分，三項指標分值范圍均為0~100分，分值越高表示護理效果越好
1.4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19.0統計學軟件，急診分診質量評分、急診安全管理質量評分和護理滿意度評分以x±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對兩組急診患者的急診分診質量評分、急診安全管理質量評分和護理滿意度評分結果進行比較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的急診分診質量評分、急診安全管理質量評分和護理滿意度評分分別為（93.83±7.43）、（96.88±8.38）和（94.75±8.16）分，均優于對照組患者的（80.53±6.31）、（85.09±7.21）和（82.04±7.12）分，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3討論
由于急診的特殊性質，在急診護理過程中引發護理風險的因素包括多個方面，如環境因素、患者本身因素、護理人員因素等。因此在急診護理工作中，稍有不慎便可能引發護理風險，產生護患糾紛，既不利于患者疾病的診斷治療，也干擾了急診的正常工作秩序，降低了急診的工作效率。因此在急診護理工作中采取有效的急診分診安全管理模式對于提高急診護理質量具有重要意義。如通過加強急診感染風險防控，可以有效防治感染的發生；通過對護理人員開展法律意識培訓，可以提高護理人員的法律素質，防治護患糾紛的發生；通過對護理人員開展業務培訓，有助于不斷提高護理人員的專業水平；通過設置護理流程標識，可以有效緩解護理人員的工作壓力；通過構建系統完善的急診護理質量監督體系，可以促使急診護理質量不斷提高等。本文以我院急診患者為研究對象開展對比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的急診分診質量評分、急診安全管理質量評分和護理滿意度評分分別為（93.83±7.43）、（96.88±8.38）和（94.75±8.16）分，均優于對照組患者的（80.53±6.31）、（85.09±7.21）和（82.04±7.12）分，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這表明對于急診患者采用急診分診安全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急診分診質量和急診安全管理質量，有助于提高患者對護理工作的滿意度，值得在實際工作中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1]唐曉紅，陳延亭.急診科護理差錯高發時段特點分析及防范措施[J].齊魯護理雜志，2017，23（6）：101－103．
[2]逄淑秀，劉東偉，莊玉群.急診分診管理控制在急診護理中應用效果[J].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2017（56）：192－192．
第2篇：李時珍的事跡范文
嬰兒濕疹俗稱"奶癬"，是一種常見的與變態反應有關的皮膚病。濕疹通常是嬰兒早期過敏最先出現的癥狀，食物過敏是嬰幼兒的常見疾病。流行病研究資料顯示：雞蛋和牛奶蛋白是嬰兒最常見的食物過敏原。因為嬰兒免疫系統、腸道黏膜屏障功能發育均不成熟，所以非常容易過敏。除寶寶接觸了過敏物質外，還與寶寶皮膚嬌嫩、皮膚角質層薄、毛細血管豐富、內皮含水及氯化物較多有關。此外，機械性摩擦、肥皂、唾液、溢奶等的刺激也是一種誘因。
嬰兒濕疹分為三型：一是脂溢型：多見于生后1～3個月，以顏面部為主。皮膚潮紅，覆蓋黃色油膩性鱗屑。二是滲出型：多見于3～6個月肥胖者。表現為開始在頭 面部，以后可蔓延全身。面頰出現紅色小丘疹，小水泡及紅斑。可有紅腫、糜爛、滲出，黃色結痂。三是干燥型：多見于6～12個月，出現在面部、軀干、四肢兩 側。表現為丘疹、紅腫鱗屑及結痂。嬰兒濕疹常伴有瘙癢、反復發作的特點。嬰兒濕疹一般都出現在出生后第二或第三個月開始發生，半歲后逐漸減輕，1歲半后大多數病兒逐漸自愈。
嬰兒濕疹預防及護理
1、預防寶寶過敏，從嬰兒最常見的牛奶蛋白過敏開始，因為牛奶往往是嬰兒最早接觸、也是最頻繁接觸的一種蛋白（嬰兒配方奶多是以牛奶為原料）。通過早期的營養干預，可以降低嬰兒過敏風險：母乳是最佳的預防措施，堅持純母乳喂養4—6個月，可以降低過敏寶寶風險。如果寶寶吃母乳，媽媽應注意不要吃易引起過敏的魚、蝦、羊肉等食物，最好別吃辣椒等刺激性食品。另外，嬰兒4個月內不 添加任何輔助食物，對過敏高風險的嬰兒，最好是6個月以后添加輔食。對那些母乳不足或沒有母乳且又對牛奶過敏的嬰兒，專家建議用 “低敏”或“無敏配方”的代乳品替代牛奶。濕疹患兒加喂蛋類輔食推延至7個月后，添加肉蛋或水果，采取少量多次、逐漸增加的方式。
2、室內溫度適中， 對于起濕疹的嬰兒護理，室溫不宜過高，否則會使濕疹癢感加重，過熱也會加重癥狀，注意保持適宜的溫度。溫度的迅速變化可能會使嬰兒濕疹更嚴重，尤其是溫度升高，天氣過熱時。因此，盡量別讓你的寶寶驟冷驟熱。
3、保持寶寶雙手的清潔，經常幫寶寶剪手指甲。避免搔抓，以免感染，濕疹十分痛癢，寶寶常會用手抓，抓撓會引起皮膚的細菌感染。還要提供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避免被動吸煙、廚房油煙需排出屋外，最好不要飼養寵物，食物和垃圾要處理好避免引來蟑螂老鼠，保持居家空氣流通，家居擺設簡單，減少灰塵死角等。
4、寶寶的皮膚要保持清潔和濕潤。洗澡對患嬰兒濕疹的寶寶是有幫助的，夏季一般一天一兩次，冬季次數可以減少，隔日一次就行了。水溫一般在36～38°C之間，不能太熱，因為太高的溫度會使寶寶皮膚更干燥。盡量用適合寶寶的弱酸性浴液，一般每周用一兩次浴液就可以。洗澡時間通常控制在5～10分鐘。給患有嬰兒濕疹的寶寶洗浴，要使用溫和、沒有香味的浴液及洗發液，或者使用那些適合敏感皮膚的洗護用品。不能用堿性強的肥皂、熱水洗患處皮膚，因為肥皂和熱水會將寶寶皮膚表面的油脂洗掉，使皮膚更加干燥，還會刺激肌膚。
5、給寶寶穿棉質的寬大衣服，避免衣物摩擦加重濕疹。護理小兒濕疹，尿布需要及時更換，換下的尿布不能在室內陰干，最好是熱水洗滌之后放在室外吹干曬干。小兒貼身的衣物，不要用塑料、橡膠制品，如各種“尿不濕”紙巾等。媽媽和護理寶寶的人員都不要穿絲、毛織物的衣服，以免引起或加重過敏。
6、嬰兒的皮膚細嫩，應選用溫和、安撫、刺激性小的外用藥膏。不能擅自給寶寶用任何激素類藥膏，因為這類藥物外用過多會被皮膚吸收，給寶寶身體帶來副作用。嬰兒濕疹輕者不需藥物治療，注意呵護寶寶皮膚。必要時，可在醫生指導下用些抗組織胺藥、消炎、止癢、脫過敏藥物。
第3篇：李時珍的事跡范文
中國的紀錄片自誕生之日起就被涂抹上了濃重的政治色彩，同時也肩負著過多的宣傳、鼓動功用，雖然他們大都主題深刻、內容翔實、制作用心，但是緩慢的節奏、呆板的形式，使他們很難有什么亮點可以勾起大眾的興趣，一直都停留在小眾的視野之內。但是最近一兩年，真實再現仿佛演變成為中國紀錄片界的一場“”，以《故宮》為發端，到《圓明園》和《新絲綢之路》，繼而是《唐山大地震》，都爭相用真實再現的方式回放那些早已遺失的歷史片段。相較于西方的廣為使用，真實再現在中國的資歷尚淺，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真實再現風暴，持不同觀點的兩派陣營隨即分化出來。
首先是以業界為代表的支持方認為：真實再現的“真實”二字注定了這場再現是有根據的還原，不是憑空捏造，不是杜撰虛構，構筑于真實基礎之上的再現不僅僅彌補了紀錄片創作過程中歷史影像資料的不足，甚至對全片的畫面語言起到一種支撐作用，它連接起了歷史的斷點，營造出一種強烈的時間和空間感，使敘述更加流暢和生動，為塵封的歷史、逝去的人物注入了非常鮮活的血液，更為可貴的是它改變了人們對紀錄片頗為陳舊的認知，為紀錄片創作植入一種全新的觀念。反對者則主要來自于學界，真實再現之所以引發學界詬病，確實有其應用不純熟的地方，表現有二 ：其一，對真實再現的使用前提認識不清，歷史紀錄片必須要用影像去呈現，而在沒有任何當時影像資料保留下來的情形下，選擇真實再現實屬無奈之舉，也就是說當有別的紀錄方式完全可以勝任的情況下，真實再現往往應成為最后的選擇。比如《唐山大地震》中，真實再現在廢墟里尋找父母的鏡頭就不如采訪當事人，讓他口述當時的情景更有震撼力。畢竟，復原歷史就是不自覺間讓自己和浩如煙海的歷史細節糾纏在一起，即使考證得再嚴密，也難以保證還原的歷史現場的每個細節都符合歷史，最終會將自己陷入背棄歷史真實的泥沼中。其二，一部紀錄片中間夾雜的真實再現片段對于現在的觀眾來說不難分辨，但是當一部紀錄片古老到被后世當作文獻資料來觀瞻時，那時的觀者是否也能厘清片中哪些是原生態記錄，哪些又是“搬演”和“重現”呢？這就需要現在的紀錄片編導在紀錄片的后期合成時在真實再現部分注明，但是這種必要的提示在實際操作中又遭遇到若干問題：一是許多“再現”時間很短，字幕來不及打出或者是觀眾來不及辨明字跡，畫面就一閃而過；二是標示會起間離的效果，影響觀賞氛圍。一方是業界操作的難度，一方是學界的不依不饒，這對實踐和理論的矛盾如何破解，還有待紀錄片學者以及從業人員的共同求索。此外，真實再現潮流是否會淡化跟蹤拍攝的紀錄精神，顛覆紀錄片的文獻價值和觀賞價值也都是讓學界頗有抱怨的地方。
眼下中國紀錄片與西方紀錄片相比較仍然存在著相當的差距，這種差距有紀錄片資金投入上的、院線上映后票房收入上的、還有社會影響力和觀眾美譽度上的，但是這種差距究其根源是東西方在紀錄片操作理念上的差距。中國的紀錄片太注重紀錄片在傳授知識方面的角色定位，往往偏重于傳達結果而忽視了傳達效果，忽視了紀錄片作為一個成熟的節目類型，同樣有具備完整的敘事體系與多種多樣表現技巧的權利，所以當中國的歷史紀錄片遭遇歷史影像資料的缺失時往往選用口述歷史，或是采用靜止的圖片及已有的影像資料來代替，囿于紀錄片主題的嚴肅和對紀錄片的傳統認知的雙重束縛，不會去尋求創作手法的突破，因此中國紀錄片對于新鮮影視元素的始終不包容，使它融入市場、融入觀眾的速度總比期望中的要慢 ；而西方紀錄片在取悅觀眾心理以及閱讀市場方面的手段顯然來得高明些，他們一面尊崇真實是紀錄片的生命，一面又高呼好看是紀錄片發展關鍵，在不違背紀錄片真實的原則下，力求創作方法多元化，大膽利用各種藝術表現手段，豐富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增強其表現力，從而籠絡人心，擁有高收視率。在多種藝術表現手段里面，將歷史通俗化、影像化、可視化的真實再現給觀眾一種直觀的“進入”歷史事件的感覺，在愉悅觀眾耳目的同時，把紀錄片所要傳達的思想滲透進影像當中、把知識融進情節里面。
紀錄片現代化處理手段除了被戲稱為“真人秀”的真實再現以外，還有三維特效、flas、字幕等，這些手法在新近出品的一系列紀錄片中都有體現，比如《故宮》中為了演示故宮如何從燕山腳下的一片不毛之地變身為巍峨宮殿，以及《圓明園》里，大水法的斷壁殘垣如何一寸寸“生長”、還原成康乾盛世時的模樣，都動用了三維特效；而最為奇妙的是運用flas效果讓故宮院藏古畫里的一些人物都活動起來，如皇帝的登基大典以及農歷新年皇帝在后宮的平民生活等。
當中國的紀錄片以一個群體的態勢，以真實再現為突破口來嘗試創作手法的多元化時，他們需要的是支持的吶喊而非打壓的咒怨，因為在一個“眼球經濟”時代，紀錄片制作者們為了贏得觀眾的注意，博得市場的好彩，賺得足夠的票房而使出渾身解數都是無可厚非的。
歷史紀錄片的“真人秀”是中國紀錄片多元化創作手法中的一種。無論是紀錄片創作手法多樣化還是紀錄片的故事化處理都是中國紀錄片告別正統與沉重走向娛樂與輕快的手段，只不過創作手法多樣化是娛樂化的外衣，而故事化是娛樂化的內核而已。
國際上對好的紀錄片有個統一的評判標準――戲劇沖突、畫面可視性強、節目的故事性更有趣、更幽默，而這些無一不是紀錄片娛樂化的追求目標。優秀紀錄片所具備的動人故事和激烈的矛盾沖突不會削弱紀錄片的嚴肅主題，而是讓嚴肅主題接近觀眾，融入娛樂元素的紀錄片在給觀眾知識啟迪的同時，也挑起觀眾情感的波瀾，引起觀眾的共鳴，由此可見，娛樂化的傾向是適應紀錄片在當下的發展需要，是合乎規律的。
紀錄片不僅僅是紀實藝術，它還是商品，作為凝結著創作者的勞動又用于交換的紀錄片來說，在肯定其社會價值的同時，又不得不考慮其經濟價值的實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社會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的紀錄片要生存、壯大就必須走出去，走市場化的道路，這就要求我們在經營紀錄片的時候按照市場化的方式來操作，在紀錄片制作與投放市場之前做足各方面的論證工作，使紀錄片選題要“產銷對路”，制作要工整精良，運作成本要考慮經濟效益，只有這樣紀錄片才能獲得較多利潤，才能得到更多的贊助商青睞，吸引更多的資金注入到紀錄片的創作中來，使之形成良性的循環。另外，我們必須正確對待紀錄片的商業化運作，使中國的紀錄片盡快地進入國際市場。
參考文獻：
①蔡元：《真實再現與歷史紀錄片》，2003年第2期，《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84頁
②俞亮鑫：《紀錄片能用演員表演？大量情景鏡頭惹爭議》，西安新聞網，2006年7月30日
第4篇：李時珍的事跡范文
尤其是教育觀念的轉變，教育內容的更新，教育手段的日益先進,都真正意義上醞釀著教育領域的全面革命。而積極探索新的教學方法是教育革命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要勇于探究適于引導學生學會學習的行為。
盧氏維登大力推行“誘思探究”模式進行課堂教學，提高教學效果，激發學生的主動性、創造性，強調了學生的主體地位。為我們教師如何進行課堂教學開辟了一條良好的途徑。
高中物理教學中對紛繁的具體事物做出細致的理性思考，看哪些東西是應該剔除的糟粕，哪些東西是值得保留的“珍品”，哪些地方是值得探索的領地，從而在揚長避短中有所發現，有所創造。
于是也就出現了利用簡練的四個字來表示一種物理現象的教學方法――“四字真言”法，例如使用“大內小外”表示伏安法測電阻時內接和外接方法的選擇。這種方法使用起來確實十分便利，而且方法簡單、解題迅速，但是往往由于四字中常出現兩對反義詞，時間一久會出現記憶混亂的現象，從而在使用中出現了適得其反的作用，靠死記硬背只能在初期使用時有效，一旦時間長了，根據艾賓浩斯遺忘曲線能記住的概率就很小了。因此，如何能巧妙的記住“四字真言”也就變得十分突出，使“四字真言”能真正的發揮它的作用。
本文就如何巧妙地記住“四字真言”，結合日常的教學體會，淺述高中物理中遇到的幾個重要的“四字真言”的趣味識記方法。
1.恒定電流中“大內小外”四字就是如何進行選擇內接或外接法的四字真言，伏安法測量電阻中常要選擇電流表內接或外接法來減少測量的誤差，若選擇錯誤，測量值與真實值的誤差將很大，它的含義是測量大電阻時選擇內接方法，測量小電阻時選擇外接方法。
“大內小外”的記憶方法利用了字表聯想法，“大內”在我們國家有皇宮里的意思，老外指外國人的意思，小外變異為外國小孩，趣味識記的內容就是：皇宮里的小洋人，也就變成了“大內小外”。
2.電磁學中“左力右發”表示怎樣選擇左手定則和右手定則的方法，內容是左手定則判定產生安培力，右手定則判定產生感應電流，趣味識記的方法采用了字表聯想法，以古代的丞相分為左相和右相，左相掌管兵權，象征著武力，右相掌管財權，象征發財，最后歸納為：“左力右發”。
3.電磁感應中“增反減同”本意是原磁通量增加，產生的感應電流的磁通量與原有的方向相反，反之則相同。趣味識記應用了類比記憶法，利用我國的高收入者應納稅，而發生災害時國家會發放賑災款，意思就是“增反減同”
4.電磁感應中“近退遠跟”也是反映電磁感應現象中法拉第定律的一個內容，只是側重于分析相對運動對電磁感應的影響，趣味識記采用了拓展聯想的方法，拓展到提出的游擊戰作戰方針，即“敵進我退，敵退我擾”，由此得出一個類似的“近退遠跟”。
5.萬有引力中“內快外慢”是描述萬有引力中衛星的物理參數與軌道半徑間的關系，內容是靠近內部（即軌道半徑小）的衛星運動快，反之運動慢，趣味識記的方法采用了現象類比，利用生活中都能接觸到的下水道的漩渦，通過觀察和思考，確定下水道中水流的內快外慢現象，使學生能形象地記住結論，從而擴展到衛星的物理參數也有“內快外慢”。
經過教學實踐發現，“四字真言”的趣味識記不僅能較好的記住四字的內容，而且在教學過程中也可起到活躍課堂氣氛的作用。物理課有些花絮，不覺得深奧、晦澀，應該也屬于寓教于樂吧。
使記憶的過程不再枯燥，有些是調侃性質的、有的是引經據典的、有的是現象類比的，盧氏維登大力推行“誘思探究”模式也就是從誘發思考入手，這也有助于培養學生發散思維的能力，培養學生善于將各門類的知識進行聯系，起到幫助自己學習的目的，這在各科的學習中都可以發揮作用。
第5篇：李時珍的事跡范文
【關鍵詞】同義反復/事實真理和邏輯真理/命題的邏輯內容
【正文】
邏輯真理是重言式，重言式是永真的，其永真性必然地導源于它的同義反復性。[1] 維特根斯坦最先明確表述的這個關于邏輯真理的觀點已經成為現代邏輯學中的正統。邏輯真理為什么是同義反復的？正統的觀點似乎認為，沒有更好的理由來解釋重言真理的永真性，因此邏輯真理的必然性只能導源于其同義反復性。[2] 在下文中我將舉出一些在我看來較充分的理由來論證事實并非如此。實際上大部分重言式都不是同義反復的；如果全部重言真理都必然地具有同義反復性，則經典演繹邏輯系統的大部分定理將不能從該系統中推出來，因為在那種條件下經典演繹系統的推演能力將是非常弱的。
一、論邏輯真理的本性
所謂“同義反復”從直覺上講有兩層意思：其一是指一推理的后件的內容包含于其前件的內容之中，其二指推理的前后件的內容完全相同，無論該前后件的形式是否相同。關于經驗命題的事實內容大小的測度是著名地困難的；就我所知，關于邏輯命題的邏輯內容大小測度的問題，前輩邏輯哲學家似并沒有專門研究過。然而，若要弄清重言真理到底是否必然地為同義反復的，我們就必須找到一種方法，由此可直接衡量有關邏輯命題的邏輯內容之大小，進而判定有效推理在邏輯內容上是否是可擴大的。
經典邏輯推理以實質蘊涵為基礎，數學命題推導的有效性又由邏輯推理的規則所保證。因此可以說實質蘊涵是一切經典形式科學的基礎。但現在的問題是，邏輯學家將實質蘊涵命題pq定義為p∨q，也就是說，在p和q的4種可能的真值組合中，只有事態p∧q使pq為假， 其它三種事態p∧q、p∧q、p∧q都使其為真；這就與日常生活和科學實踐中人們關于事實真理的推理之看法有了很大的差異。邏輯學家為什么要這么定義實質蘊涵？就我所知，前輩邏輯哲學家似乎沒有就此提出過合理的說明，而只是進行一些實用的解釋。比如羅素曾說過：為了使從p得出q這一推論是正確無誤的，只須p為真和命題“非p或q”真；這種蘊涵關系對數學推理來說是足夠的。[3] 塔爾斯基也表達了與此相同的觀點，并指出，將實質蘊涵作為數學推理的基礎不僅非常方便，而且還取得了十分令人滿意的效果。[4] 然而對實質蘊涵的這種實用解釋并不能滿足我們的理論興趣，更何況實用根本上乃是偶然的，無法說明重言真理的必然性。我們需要的是對實質蘊涵之所以如此定義的一個邏輯哲學上合理的解釋。
在日常生活和經驗科學研究中，關于因果性的命題可以表述為條件句的形式。就經驗知識而言，因果條件句的真值條件如何？倘若一因果條件句的前后件都是真的，則它就被認為是真的；當一條件句的前件真而后件假時，它便被認為是假的；而當一條件句的前件假時，則無論其后件的真值如何，該因果條件句都被認為并未斷言任何內容，它是無真值的。就事實真理觀來說，因果條件句具有上述的真值條件似應無可置疑。因為人們不僅在日常生活中對因果條件句的真值持這種看法，而且在對科學命題的證實或確證中也是這么行事的。在科學實踐中作為證實或確證原則而普遍適用的尼柯標準規定[5]：任一全稱條件句形式的假 說比如“所有的烏鴉是黑的”，都可符號化為（x）（F[，x]G[，x]）（1），對命題（1）來說，一個具有F[，a]∧G[，a]形式的個體確證它，一個F[，a]∧G[，a]個體否證它，而F[，a]∧G[，a]和F[，a]∧G[，a]與對（1）的確證不相干。這表明就事實真理觀來說，（x）（F[，x]G[，x]）（1）肯定的是所有的F[，a]∧G[，a]，它排斥的是任一個F[，a]∧G[，a]，而對F[，a]∧G[，a]和F[，a]∧G[，a]沒作任何斷言。另一方面，根據邏輯學的定義，（1）斷言的是F[，x]G[，x] 的所有替換事例都是真的，即F[，a]G[，a]、F[，b]G[，b]…等等都是真的。[6]由此看來，（1）獲得確證和否證的邏輯機制便十分明顯了。 為什么我們觀察到F[，a]∧G[，a]時就對（1）進行了一次確證？因為F[，a]∧G[，a]使（1）的一個替換事例F[，a]G[，a]為真，而（1 ）斷言的是所有它的替換事例都是真的，故而這就達到了對（1）的一次確證。同理，如果我們觀察到F[，a]∧G[，a]就使得（1）的一個替換事例F[，a]G[，a]為假，從而使得（1）關于其任何替換事例都為真的斷言不成立。與此相應，當我們觀察到F[，a]∧G[，a]或F[，a]∧G[，a]時，與對（1）的任何一個替換事例的證實和否證都不相干，故相應地亦與（1 ）所斷言或排斥的內容不相干。
以上討論使我們清楚了，就經驗知識所涉及的范圍而言，事態p∧q使因果條件句pq為真，事態p∧q使其為假，而p∧q和p∧q與對它的證實不相干。容易引起爭議的是，具有什么樣真值條件的條件句才可算作因果條件句，這個問題由于一時難以澄清，況且與本題并無直接關系，讓我們暫且擱置不論。在這里我們只需作一個推斷：上述真值條件是作為因果條件句的必要條件，但是否是作為因果條件句的充分條件暫且不論。
由此可知，就經驗和形式知識而言，對條件句pq可從事實真理觀和邏輯真理觀兩個方面來理解。作為經驗知識的因果句和作為形式知識的蘊涵句在使其為假的事態上是完全一樣的，即僅p ∧ q使它們為假；但在使作為知識的條件句pq為真的事態的看法上，事實真理觀和邏輯真理觀卻有了差異。究其原因，乃因為，一般而言事實真理的本質在于命題對相關事態的“符合”，這里只取這種“符合”的直覺含義。事實真理觀將其前后件都為真看作是因果句之唯一的為真的真值條件，正滿足了這種“符合”直覺。而倘若我們對邏輯學關于邏輯常詞的有關定義作一番細致深入的反思，就不難發現，邏輯真理實質上無非是邏輯命題必然地排除使得自身為假的事態的方式而已。邏輯真理既必然地不可能為假，又必然地不可能只在“符合”的意義上為真；由此便得出，與事實真理的實質在于“符合”不同，邏輯真理的實質在于必然的排假。僅當在必然的排假的意義上邏輯真理才可必然地為真，“符合”意義上的真理總是偶然的。
從歷史上看，真假的觀念最先起源于經驗知識方面，邏輯知識中的真假概念只是對它的引申而已。在事實真理觀看來，對一命題而言，在諸相關事態中，有的事態使其為真，有的事態使其為假，而其它事態則對該命題真值的確定無關。然而邏輯真理觀卻將那些與一命題真值無關的事態都定義為可使該命題為真；比如將p∧q和p∧q都定義為是使pq為真的真值條件。邏輯學家們為什么要這樣定義？簡單地講，乃為了使邏輯學中所謂（與假相對而言的）真之實質不在于“符合”，而在于排假，從而保持邏輯命題的二值性，以為邏輯真理之重言永真性奠定最廣闊的基礎；我們在下文的討論中將要表明，沒有這種定義所奠定的廣闊基礎，邏輯真理將只可能建立于嚴格的同義反復的狹隘基礎之上，這種條件下的邏輯真理從實質上看的確瑣屑無聊。因此，邏輯真理之所以是永真的，或必然地不為假的，乃因為邏輯真理必然地排假，除此之外再無其它邏輯可能性。這即是邏輯推理的有效性的根源。
二、論有效演繹推理之邏輯內容的必然保真的可擴大性
倘若關于邏輯真理的這個觀點能夠成立，我們便可由此出發來論證有效的邏輯推理無論在事實內容方面還是邏輯內容方面都可是必然保真擴大的；換言之，在這兩個方面有效推理都可不具同義反復性。以重言式pp∨q（2）為例，在事實真理觀看來，（2）之前件p所斷言的事實內容為p，而既然合取命題p∧q和析取命題p∨q 所斷言的內容在事實真理觀和邏輯真理觀來看基本相同，則我們就可認為（2）之后件p∨q 所斷言的事實內容即為p∨q。這樣從p所斷言的事實內容p為真，可推出p∨q所斷言的事實內容p∨q為真，但p和p∨q在自然語言中絕不必然同義，因而p∨q之事實內容也不必然地與p的事實內容相同或包含于其中。試設想一個使用自然語言十分嚴肅的場合比如法庭審判，假設p表示“A犯了謀殺罪”，p∨q表示“A犯了謀殺罪或A違反了交通規則”。在這里當p真時，p∨q亦必真。按正統的觀點，pp∨q既是同義反復的，那么在p和p∨q的事實內容的關系上就有兩種可能性：或者p∨q 的事實內容包含于p的之中，或者p∨q的事實內容與p的是相同的。不過既然p 是沒有邏輯結構的原子命題，則p的事實內容就是構成命題的獨立的最小意義單位。因此，p∨q的事實內容便不可能是p的事實內容之一部分（即包含于p的之中），因為作為命題，p∨q的事實內容不可能比p的事實內容更小。所以唯一的可能是p∨q的事實內容與p的事實內容相同。 現在如果法庭認定p為真，則應依法對A處以極刑。可如法庭不知p為真，只認定p∨q為真，則無論怎樣分析p∨q的意義也不能依法處A以極刑，因為嚴格地講，p∨q僅表示關于兩個事實的可能性而非確鑿的事實。但若p∨q與p果真同義（即它們的事實內容相同），則法庭只須分析清楚p∨q的涵義就應依法對A處以極刑，就像在認定p真時所該做的那樣。可法庭是無權只根據關于事實的可能性就依法給被告定罪的，即使這種可能性有著所謂充分的證據。所以p∨q和p在事實內容上并不同義，就此而論，p∨q的事實內容大于p的事實內容，重言推理pp∨q在事實內容方面必然保真地擴大了。
另一方面，重言推理在邏輯內容上也是可必然保真擴大的。然而確切地講，什么是邏輯命題的邏輯內容？邏輯真理的本質既在于必然的排假，那么我們就可運用邏輯命題所排除之事態的大小來定義命題的邏輯內容。但內容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只有在與其它內容的比較中一內容才可得到自身明確的定義。并不是任意兩個邏輯命題的邏輯內容都是可比較的，正如并非任意兩個事實命題的事實內容都是可比較的一樣。我們必須運用邏輯命題的排假方式（即使得該命題為真的真值條件）和命題使用這些排假方式所排除之事態（即使得該命題為假的真值條件）的結合來為命題的邏輯內容下定義：僅當兩個邏輯命題的排假方式以如下形式相聯系，使得在這兩個命題分別作為一推理的前后件時，該推理的形式是個重言式；在這種條件下，這兩個命題的邏輯內容才是可比的，而這些命題所排事態之大小就是衡量它們邏輯內容大小的標準。換言之，只有有效推理之前后件的邏輯內容才是可比較的，因為我們只對有效推理感興趣，只有有效推理所產生的結果才可作為邏輯知識，根據上述定義，命題pp∨q（2）既是個重言式，其前后件的邏輯內容就是可比的。（2）之前件所排事態為p，其后件所排事態則為p∧q，其后件所排事態明顯地大于其前件所排之事態，故命題（2 ）為邏輯內容必然保真擴大推理。重言命題（3）p（qp）的情況也一樣，因為它的后件所排事態q∧p明顯地大于其前件所排事態p。同理，（qr ）［p∨（qr）］（4）之前件所排事態為q∧r，其后件所排事態為p∧（q∧r），其后件所排事態亦明顯地大于其前件所排事態。故（2）、（3）和（4）之前后件都并非是同義反復表達式：它們因此都是必然保真擴大推理。此外，重言式p∨p排除的是矛盾式p∧p，后者表示不可能事態，故凡是排除可能事態的命題之邏輯內容都大于p∨p的邏輯內容。而p∧p既是永假式，則就沒有任何邏輯內容。
然而我們現在似乎遇到了一個反例；為了弄清這一點，首先讓我們考察一下邏輯等值意味著什么。按照傳統的觀點，邏輯等值命題的內容是相同的；確切地講，按照我們的觀點，就兩個等值命題的關系而言，邏輯等值式實際上乃表示等值命題可用互相通用的方式對同一使它們為假的事態的排除。以pqp∨q（5）為例，該等值式表示，在p和q的4種可能的真值組合中，其左右支均可用p∧q、p∧q、p∧q這三種方式排除唯一使它們為假的事態p∧q。既然pq和p∨q所排除之事態和所用之排假方式都相同，故它們的邏輯內容完全相同，（5 ）式之重言性就表明了這一點。但是，命題（6）pp∨（q∧q ）也是重言等值式，由于p∨（q∧q）可變形為（p∨q）∧（p∨q），根據（6），pp∨q（2）即可表示為（p∨q）∧（p∨q）p∨q（7），在p和q的4種可能真值組合（事態）1.p∧q、2.p∧q、3.p∧q、4.p∧q中，（7）之前件排除3和4事態，而其后件僅排除3事態，因此（7）之前件的邏輯內容大于其后件的邏輯內容。p既與（7 ）之前件邏輯等值，p的邏輯內容就應大于p∨q的邏輯內容； 這對我們在前面關于pp∨q（2）在邏輯內容上是必然保真擴大推理的論證是個反例，它促使我們進一步地去研究邏輯等值到底意味著什么。
為了較精確表述起見，我將“邏輯內容[，1]”定義為可使有效推理的前后件都具有真值的原子事態如p、q、r等， 由這類原子事態所組成的復合事態如p∧q等亦屬這個范疇；將“邏輯內容[，2]”定義為只使有效推理的前后件之一個具有真值而不能使另一個也具有真值的（原子）事態。再以pp∨q（2）為例，p可使（2）之前后件都具有真值，當p出現時，其前后件都為真，故p對（2）而言是邏輯內容[，1]。另一方面，q只能使（2）之后件p∨q具有真值，卻不能使其前件p具有真值，因 為p的真值與q是否出現無關，q對于（2）即是邏輯內容[，2]。具體說來，（6）可改寫成pp∧（q∨q）（8），而（8）之左支所排對象為p，其右支所排對象為p∨（q∧q），在這里對（8）而言，由于其左右支都排除了p，故p是邏輯內容[，1]；而（q∧q）則涉及到了可能事態q。因為q∧q作為復合命題雖表示不可能事態， 但其由以構成的原子命題卻涉及了可能事態q，這一點在推論中對有關命題的邏輯內容的確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說任何命題的確立都是以否定矛盾式為前提的，那么（8）之左支p所排除的矛盾式應是（p∧p）而不是（q∧q）。簡而言之，（8）之左右支所排邏輯內容[，1]相同，但其所排邏輯內容[，2]卻不同。聯系到前面對等值式的討論，可知等值命題之左右支所排邏輯內容[，1]是相同的，可如涉及了邏輯內容[，2]［像（8）那樣］，則它們所排邏輯內容[，2]自然并不相同。如此說來，（8 ）之左右支的邏輯內容[，1]相同，但其右支涉及了作為邏輯內容[，2]的q，其左支與q無關，故（8）之右支的邏輯內容[，2]大于其左支的邏輯內容[，2]。由此可知，諸邏輯等值命題的邏輯內容[，1]必相同；但如果其中一命題論及了而另一命題卻沒有論及邏輯內容[，2]，則當然前一命題的邏輯內容[，2]大于后一命題的邏輯內容[，2]。這樣，回過頭來再考察前面所述的那個反例，即可看出，p的邏輯內容[，2]小于（p∨q）∧（p∨q）的邏輯內容[，2]；但它們的邏輯內容[，1]則相同，這使得p和（p∨q）∧（p∨q）在有效推理中可互相等值地代換而不影響推理的有效性。這就說明了何以pp∨q（2）是并非同義反復的重言式，而從（2）通過（6）推導出的（p∨q）∧（p∨q）p∨q（7 ）卻是同義反復的重言式的緣故。因為p∨q的邏輯內容[，2]大于p的邏輯內容[，2]， 盡管它們的邏輯內容[，1]相同，因此pp∨q（2）是邏輯內容擴大的重言推理。另一方面，（7）之前件（p∨q）∧（p∨q）的邏輯內容[，1]大于其后件p∨q的邏輯內容[，1]，由于（7）的前后件涉及的事態完全相同，使得（7）沒有邏輯內容[，2]，故（7）是同義反復的重言式。而由（2）的非同義反復性推出（7）的同義反復性，乃是利用了（6 ）的邏輯內容[，2]之擴大性的緣故，換言之，在通過（6 ）從邏輯內容上具有非同義反復性的（2）推出（7）的過程中，就將（6 ）的所擴大了的邏輯內容代入了（2）之前件從而得出了（7）的同義反復性。至此即可得出，（2）和（3）p（qp ）的并非同義反復性都導源于它們的邏輯內容[，2]的擴大。（3）之后件所排對象為q∧p，其前件所排對象為p，所以其后件在邏輯內容[，2]上大于其前件。p（pq）（9）的情況也一樣，（9）之前件所排對象為p，其后件所排對象為p∧q，故（9）之后件的邏輯內容[，2]大于其前件的邏輯內容[，2]。另一方面，以p∧qp（10）為例，其前件所排對象p∨q， 其后件所排對象是p，因此（10）之前后件的邏輯內容[，1]相同，可其前件的邏輯內容[，2]大于其后件的邏輯內容[，2]，故（10）是同義反復的。
綜上所述，我們似已有較充分的理由作出如下推斷：有效邏輯推理在邏輯內容上有不擴大（同義反復）的和擴大（非同義反復）的兩類。有效推理的邏輯內容[，1]必不是擴大的；而凡是并非同義反復的有效推理，其邏輯內容的擴大必是其邏輯內容[，2]的擴大之所致。從理論上講，這是因為根據有效推理的邏輯本性，其前件為假的真值條件的數目不可能少于其后件為假的真值條件的數目，否則即為無效推理。這事實使得有效推理的邏輯內容[，1]必不是擴大的；換言之，有效推理的必然保真性使得其邏輯內容[，1]必具不擴大性。此外，這事實并不排斥有效推理在邏輯內容[，2]上的可擴大性；換言之，其邏輯內容[，2]的可擴大性，使得有效推理可具有必然保真的并非同義反復性。事實上，我們現在已有理由斷言，大部分重要的重言式都因此而具有非同義反復性。
到此為止，我們自然會面臨這樣的問題：既然有效推理將其前件的真必然地傳遞到了其后件的真之上，那么有效推理的內容何以能擴大？事實上根據前面的分析經驗我們便可知道，有效推理的前件可在事實真理意義上為真，而其后件則可在邏輯真理意義上為真，在這種條件下，有效推理并非將其前件事實的真必然地傳遞到了其后件之上，因為其前后件是在不同意義上為真的。再以命題（3）p（qp）為例，（3 ）之前件p沒有邏輯結構，故只能在“符合”的意義上為真，但（3）既是重言式，其后件qp中的q就可取任意真值，因此其后件qp 只能在排假的意義上為真。當（3）之前件為真時， 其后件是在不同意義上必然為真的；而在此條件下如（3 ）的后件之為真確實只能來自于其前件之為真的傳遞，則（3）之前后件就必然地只能在相同的意義上為真。 所以（3）之為永真式不可能是因為（3）將其前件p 對某事態的符合必然地傳遞到了只是作為排假方式的其后件qp之上，而是因為（3 ）之前后件各自排假方式的邏輯結合使得（3 ）必然地排除了使它為假的真值條件p∧（qp）。我還可以舉出一個論據來支持這個論點， 那就是當p為假時，（3）仍是有效的，即仍具有必然保真性。這事實理應會使那種只用“真理的傳遞”來解釋重言推理之必然保真性的觀點不能成立，因為如（3）的有效性果真必然地只來自于對真的傳遞， 則在這種完全沒有任何意義上的真理的傳遞的情況下，（3 ）必不再具有必然保真性（有效性），但事實上（3）仍是永真（有效）的，因為（3）永在排假。另以qp∨p（11）為例，當其前件q為真時，只能是事實的真，其后件p∨p本身乃是重言式即邏輯真理，我想這便足以證明了，（11）之為重言式不可能由于其后件的真必然地來自于其前件的真的傳遞，一個偶然的真是不可能產生必然的真的；（11）之重言永真性只可能得自于（11）自身的邏輯形式。總之，當其前件為真時，有效推理之后件的真的必然性，并非必然地來自于有效推理之前后件為真的相同性，而是必然地來自于有效推理之前后件的排假方式之結合使得有效推理的邏輯形式必然地排假，后者之所以會產生，則根本上導源于邏輯學對邏輯常詞的定義，主要是邏輯學家將假命題之外的一切命題都定義為真。所以嚴格地講，邏輯真理之永真性必然地來自于邏輯學根據邏輯基本規律將假命題以外的一切命題都定義為真；換言之，來自于將邏輯真理定義為邏輯命題的必然的排假方式；有效推理的事實或邏輯內容之必然保真地擴大根本上即導源于此。既然邏輯真理觀將邏輯命題真值的二值性絕對化了，只要一邏輯命題必然地不假，它就必然地為真。邏輯真理的這種永真性表明了，邏輯真理不是對某具體事態的“符合”而是對可能經驗（事態）由以呈現的基本框架的顯示，這種顯示依重言式的本性是不可能出錯的。此外，倘若其前件為真時，有效推理的后件之為真的必然性只來自于有效推理將其前件的真傳遞到其后件之上，則作為經典演繹系統基礎的命題邏輯的推演能力將是非常弱的，因為這樣的話，只能有一小部分重言式（即那些同義反復的重言式）才可以從該系統中推出來，而其它許多因其具有并非同義反復性故而更重要的重言式，將不能從該系統中推出來，因為這些重言式之為永真明顯地于這種所謂“真理的傳遞”即在為真意義上的同義反復無關。前述p（qp）和qp∨p等等重言式即屬此例。換言之，如果只有具有同義反復性的重言式才是命題邏輯的定理，則命題邏輯系統將是不完全的；所以已獲證明的命題邏輯系統的完全性就足以證明了重言推理的有效性不必然來自于這種“真理的傳遞”。
按照傳統的觀點，在經驗科學中科學家使用邏輯推導一般服務于兩種基本目的：其一是從一為真的事實命題出發，經過特定而有效的邏輯推導，以將被前提所包含的內容用清晰或便于操作的形式表達出來。其二是從一假說推導出可觀察的結論，以檢驗該假說的真實性。如果有效邏輯推理的內容果真是可必然保真地擴大的，那么在這兩個方面會產生什么影響？先看第一個方面。一般而言，科學中的傳統認為，從一為真的事實命題出發，無論經過怎么復雜曲折的有效推導，最終結論的內容總歸仍是處于其前提的斷言范圍之內。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實際上科學實踐本身早已為我們作出了有關啟示：在對一為真的前提所作的科學推導的過程中，邏輯推導的步驟無論經過多么嚴格的檢驗，所推出的結論必須經過觀察的確證方可最終得以確立或生效，這乃是經驗科學研究中的通例。科學家們為什么要如此行事？按照我們在上文中所表述的觀點，可靠的推理的結論與其前提可在不同的意義上為真。這就意味著，可靠推理的前提可以斷言的是一回事，而其結論可以斷言的是另一回事，盡管該結論是不可能為假的，但該推理的前后件所斷言的內容在事實真理觀看來卻可并不相同乃至并不相干。事實上，經驗科學中凡意義重大的推理大部分都是這種性質的推理。這表明，即使在科學研究中所做的推理是可靠的，最后所得出的結論的內容也很可能在原則上而非僅僅在形式上是新的，因此最終只有觀察才能告訴我們該推理所產生的結論到底斷言的是什么以及其斷言的內容是否為事實真理；因為所推出之結論有可能是在排假意義的邏輯的真。
至于觀察對從一假說推導出的結論的檢驗作用到底說明了什么這問題，除了從假說直接推導出可觀察結論這一簡單的方面以外，更復雜的一方面由于確證悖論的存在，一直爭議很大。就假說“所有的烏鴉是黑的”（x）（F[，x]G[，x]）（1）而言，由于它邏輯等值于另一命題“所有的非黑色的東西都是非烏鴉”（x）（G[，x]F[，x]）（12），并且傳統認為邏輯等值命題的內容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一個非黑色且非烏鴉的東西（G[，a]∧F[，a]）比如我的手表既然是命題（12）的確證事例，則亦應是（1）的確證事例，但這是非常違反直覺的， 不過按我們在本文中所闡明的方法，這個疑難則不難澄清。我們已經論證了，在不涉及邏輯內容[，2]的情況下，所謂邏輯等值只表明等值命題的邏輯內容是相同的，但它們的事實內容則可并不相同，就（1）的替換事例F[，a]G[，a]（1′）和（12）的替換事例G[，a]F[，a]（12′）而言，（1′）的事實內容為F[，a]∧G[，a]，（12′）的事實內容則為G[，a]∧F[，a]，這說明（1′）和（12′）盡管邏輯等值， 但事實內容卻并不相同。而科學確證或證實只能是對科學命題的事實內容而非邏輯內容的確證或證實，故（1′）和（12′）的證實事例不可互換使用。將這道理推及到（1）和（12）上，則表明（1）和（12）的確證事例不可互相通用。由此可得出，就科學實踐而言，當我們要檢驗一個假說時，企圖通過使用該假說的等值命題的更好操作的確證事例來確證該假說，在理論是無效的，如果這些等值命題的事實內容不同的話。比如我們找到（12）的確證事例G[，a]∧F[，a]并不能在嚴格意義上確證（1），因為G[，a]∧F[，a]的出現只能起排假的作用，即排除了使得（1）和（12）為假之事態F[，a]∧G[，a]出現的一次機會；但這同時也減少了（1）的確證事例F[，a]∧G[，a]出現的一次機會；故G[，a]∧F[，a]的出現不能提高（1）的真實（確證）度。因此， 就從一假說經過等值變換所推導出的便于觀察的結論而言，如該推導的前后件在事實內容上是不相同的，則觀察對該結論的成功檢驗并不能在嚴格意義上確證該初始假說，而只能起到排除該假說的否證事例實際出現的機會的作用。倘若固守等值條件的普遍有效性，不考慮等值命題的事實內容是否相同，只根據它們的邏輯內容相同就斷定等值命題的確證或證實事例是可互相通用的，那么我們就很容易據此確證或證實不存在的東西的存在。舉例來說，如設“所有的獨角獸都是有尾的”可符號化為（x）（B[，x]R[，x]）（13），獨角獸既不存在，（13）當然不可能有確證事例和事實內容。但（13）與（x）（R[，x]B[，x]）（14）邏輯等值。若認為凡等值命題的確證事例都可互換使用，則（13）就可因R[，a]∧B[，a]這類事例而得到確證，因為R[，a]∧B[，a]乃是（x）（R[，x]B[，x]）（14）的確證事例，而（14）的確證事例R[，a]∧B[，a]（意即無尾且不是獨角獸的東西如我的手表等）是隨處可找到的。事實上，按照該思路，我們可以從經驗的東西，通過邏輯手段符合科學程序地確證或證實一切虛構的東西的存在。（13）沒有事實內容，而（14）則有很容易得到確證的事實內容，盡管（13）和（14）是邏輯等值的，這事實難道不是有力地表明了科學確證或證實只能是對命題的事實內容而非邏輯內容的確證或證實嗎？如果我們將命題的事實內容與它的邏輯內容區分開來的工作是有效的，那么等值條件所持的等值命題的全部內容都是相同的觀點就只適用于等值命題的邏輯內容，而不適合于它們的事實內容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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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塔爾斯基：《邏輯與演繹科學方法論導論》，周禮全等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25頁。
第6篇：李時珍的事跡范文
1 振動液壓系統工作原理
振動壓路機電控系統對振動液壓系統的振動泵進行控制，使振動泵輸出的壓力油驅動振動馬達以不同轉速進行正、反轉轉動。振動馬達通過聯軸器帶動偏心機構實現不同旋轉方向和旋轉速度的轉動，使偏心機構旋轉時產生離心力，帶動振動輪產生振動。
偏心機構旋轉方向和旋轉速度不同，振動輪產生的振動頻率（高頻、低頻）和激振力也不同。振動輪承受機身載荷及其自身質量，與激振力一起施加到路面鋪層材料上，對路面鋪層材料進行振動壓實。激振力可減少材料顆粒之間的摩擦阻力，使得路面鋪層材料容易被壓實。振動液壓系統傳動路線如附圖所示。
2 振動失靈排查方法
振動壓路機的振動液壓系統失靈主要有以下3種表現：一是振動輪不振動，二是振動時有時無，三是振動輪發出異響。上述故障可從電控系統、液壓系統、振動輪這3個部分進行排查。
（1）排查電控系統
若振動壓路機電控系統出現短路、斷路故障，則振動輪無法實現正常振動。該故障的排查方法如下：
首先，排查振動泵控制閥插頭處是否得電。接通振動液壓系統電路，使用萬用電表測量振動泵控制閥插頭處是否有電，若有電說明液壓系統或振動輪存在故障，若無電說明電控系統存在故障，應繼續依次排查電控系統。
其次，排查振動開關是否損壞、線路是否虛接。若振動開關損壞，應更換；若線路虛接應重新連通。若振動開關和線路均無故障，應進行以下排查。
再次，檢查繼電器、保險是否損壞、斷路。若繼電器、保險損壞、斷路，應更換繼電器、保險；若無損壞、斷路應進行以下排查。
最后，檢查振動泵控制閥線圈是否損壞。若振動泵控制閥線圈損壞應更換，若無損壞，說明電控系統正常，應繼續排查振動液壓系統及振動輪。
（2）排查振動液壓系統
振動壓路機振動失靈，對于振動液壓系統來說，最大的可能是振動馬達入口沒有輸入油液，而導致無油液輸入的原因很多，其排查方法如下：
首先，檢查液壓油是否充足、液壓油濾芯是否堵塞。若油箱缺少液壓油，補足即可；若液壓油濾芯堵塞，應更換或清洗液壓油濾芯。
其次，檢查補油溢流閥是否損壞。這是因為補油溢流閥損壞，可造成系統補油不足，導致系統油量不足。若補油溢流閥損壞，應更換新件。
再次，檢查高壓溢流閥是否損壞。這是因為高壓溢流閥損壞，將造成系統油液通過高壓溢流閥流回油箱。若高壓溢流閥損壞，應更換新件。
最后，檢查壓力切斷閥是否損壞。這是因為壓力切斷閥損壞，會造成其過早開啟、斜盤控制回路泄壓、系統壓力降低，導致振動馬達不旋轉或轉速過低，因而出現振動輪無振動或振動微弱。若壓力切斷閥損壞，應更換新件。
在進行上述檢查時，可使用壓力表進行檢測。振動泵及振動馬達磨損、液壓油黏度變低等故障不會導致振動輪不振動，在此不作詳述。
（3）排查振動輪
振動壓路機振動輪故障造成振動失靈，可從以下3方面檢查：
首先，檢查聯軸器是否損壞。聯軸器作為振動馬達與偏心機構的連接裝置，其主要作用是傳遞動力，并有緩沖和糾偏作用。聯軸器損壞多為其尼龍套損壞或斷齒，這些部位損壞均可引起振動輪振動失靈。若聯軸器損壞，應更換損壞的零件或總成。
第7篇：李時珍的事跡范文
［關鍵詞］會計信息失真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財務會計制度改革正沿著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發展。會計信息作為一種商業語言，無論是對國家宏觀管理還是對微觀經營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是保證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確決策的基本前提和條件。然而，當今會計市場上，會計信息失真現象如上市公司的“偽裝”，政府授意、企業編造、事務所視假為真或共同作弊等等情況相當普遍存在。因此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已成為會計管理工作的當務之急。
一、會計信息失真的形式
會計信息失真就是在會計核算和信息披露過程中，違反會計法規、違背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致使會計信息未能真實、完整、公正地反映客觀經濟活動。它是會計信息質量問題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現，其具體形式多種多樣，錯綜復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資產不實。會計計量、確認的隨意性大，違反規定處理資產，造成國有資產流失。（2）負債不實。債權、債務不對應，手續不合法、不完備，確認不及時，有名無實，名存實亡。（3）會計賬簿記錄不實。在登記賬簿時亂用科目，亂攤、亂提費用，亂填數據等造成會計信息失真。（4）稅金核算不實。采取不正當的手段，多計、少計收入，虛增、虛減利潤，偷漏國家稅款，嚴重損害國家利益。（5）披露信息不實。報喜不報憂，夸大業績，回避隱患，誤導企業會計信息使用人。
二、會計信息失真的危害性
所謂會計信息失真，是指會計信息未能真實反映經濟活動，給投資者的相關決策帶來不利影響的一種現象。它可以分為主觀人為的會計信息失真和客觀因素造成的會計信息失真。客觀會計信息失真是指由物價指數變動、幣值變動，會計原則之間不協調導致主觀方法介入等客觀因素導致的會計失真。由于會計人員水平因素無意識的失誤造成的，我們也把它歸類于客觀的會計信息失真，它是無法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主觀會計信息失真是相關人員由于利益驅動或者權利因素的影響，而人為制造的會計信息失真。這是通常人們比較關注的會計信息失真，它給經濟和社會帶來的后果是非常嚴重的。對于國家來講，會計信息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依據，會計信息失真使得有關核算資料發生扭曲，使國家宏觀調控失去了可靠決策基礎，政策制定失誤，干擾市場經濟的發展，資源配置低劣化，國有資產嚴重流失，造成大范圍的國家利益受損。對企業會計信息是企業經營決策的依據，會計信息失真，會對企業造成誤導，使企業決策失誤。因此，研究會計信息失真的原因，進而找出治理會計信息失真的相應措施，防止會計信息失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會計信息失真的治理措施
會計信息失真不僅是個經濟問題，也是一項事關國民經濟能否健康發展、社會能否穩定的重大問題。治理會計信息失真，是一項艱巨而又復雜的工作。它不僅涉及到國家的會計法律建設、企業、單位外部經濟環境的治理，而且還涉及到企業、單位的內部會計管理工作的諸多方面。我們要在認真了解會計信息失真原因的基礎上，采取相應的對策措施加以治理完善，使會計業更好發揮其職能作用，從而為我們的國家、企業、單位和社會更好的服務。
1.強化法律意識，堅決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各項財政方針政策、法令。一方面要加大普法宣傳力度，樹立學法、懂法、執法的良好氛圍，確保企業、單位各項經濟活動嚴格執行國家法規。另一方面，經企業、單位的法人代表、財會人員等要自覺遵紀守法，維護《會計法》的權威，規范會計工作。
2.完善企業、單位內部監督與外部監督體系。
在企業、單位內部，要建立適合自身情況的內部控制制度，做到財務不相容崗位的分離和相互制約，做到內部各部門之間相互協調，相互監督；企業外部監督，一方面要加強政府有關部門的監督，如財政、稅務、審計、人民銀行等部門應依法行使其監督審計職能，對企業的會計違法行為要嚴糾，以《會計法》為依托，建立起檢查和處罰的聯動機制，各部門之間通力合作，從各個方面堵塞違法作假的通道。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審計作用。國家一再強調注冊會計師的獨立審計性原則，在賦予其權力與義務的同時，就要建立相應的管理機制，約束并保證其執業過程中做到客觀、公正，使注冊會計師隊伍的發展逐步邁向法制化、規范化，真正發揮其審計檢查職能。克服會計人員由企業、單位直接領導，無法獨立、公正執業的體制弊病，也是從根本上解決會計信息失真的有效途徑。
3.治理會計信息失真
（1）必須健全會計法律法規體系，使會計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各項法律法規應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適時地進行修改，不斷完善，以提高法律法規自身的科學性和嚴謹性。對目前會計工作狀況，有必要制定一個操作性強的“會計法實施細則”，保證《會計法》的執行能落到實處。面對企業、單位會計行為要受到企業、單位領導層制約的現實，細則中要明確企業、單位管理當局對不合法會計行為應負主要會計責任，同時要突出如何有效保障企業、單位會計人員合法權益問題的規定，使會計人員能夠積極有效地發揮會計監督作用。
（2）在企業、單位還應建立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是現代企業、單位管理的一項重要制度，是企業內部相互制約、相互聯系的基礎，健全的內部控制制度能有效起到保護資產的安全完整，保證會計資料真實、合法的作用。只有通過制定嚴格的內部會計誠信控制制度，對經濟業務的核算作出較為合理的規定，才能防止會計造假和舞弊，提高會計憑證、賬簿、報表及產品產量等信息資料的可靠性，保證會計信息的真實可靠。
第8篇：李時珍的事跡范文
【關鍵詞】急診 護理風險 細節管理
中圖分類號：R47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5-0515（2011）2-253-01
急診科患者疾病種類繁多，病情危重、復雜多變，工作預見性難，存在許多不安全因素，影響護理質量，因此急診科屬于高風險科室[1]。護理風險始終貫穿在護理操作、處置、配合搶救等各個環節和過程。因此在急診科護理工作中，注重護理風險管理中的細節管理，有
效控制護理風險，提高護理質量，減少護患糾紛。
1 急診科常見的護理風險問題
1.1 組織管理因素
護理工作制度、崗位職責分工、工作流程存在漏洞和缺陷，可以導致護理工作的盲目性和隨意性，從而增加風險。如果上述護理規章制度非常健全，但管理的力度不夠，對護理的規章制度執行力不強，也可導致護理風險的發生。
1.2 護士因素
護士法律意識淡薄，責任心不強，工作中不嚴格執行各項規章制度及操作流程，護士個人技術或經驗不足，專科業務水平欠缺，對患者的安全造成潛在威脅。
1.3 患者因素
患者的身體狀況、疾病情況、經濟情況、與醫務人員的配合情況等方面存在風險。存在風險的患者應當是護理工作中關注的重點人群。
1.4 護理技術因素
存在的護理風險：操作不熟練，靜脈穿刺技術欠佳，藥物外漏、外滲，不熟悉危重患者的搶救流程，應急配合能力差。
1.5 環境設備器械因素
急診患者就診時間具有不確定性，尤其是在某個時段患者和家屬過多，會讓人感到環境嘈雜，患者及家屬缺乏安全感。護士在嘈雜的環境中承擔繁重的診療任務，護理差錯發生的可能性就會增高。同時，搶救物品不齊全，用后的搶救物品不能及時補充，搶救器械使用后不能及時消毒維修，以及設備性能差或維護不當等，都有護理風險的存在。
2 急診科護理風險的防范中的細節管理
2.1 加強護理風險管理，提高護理人員防范意識。
加強風險管理的教育，提高護理人員的風險意識是實施風險管理的基礎[2]。利用早晚交班會學習相關法律法規、規章制度、操作規范，強化法制觀念。將實際工作中發生的護理風險問題進行深刻剖析，提高護理人員防范風險和處理問題的能力，學會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
2.2 按照標準化原則制訂相應規章制度
制度是規范、約束各項醫護活動，以達到預防風險事件、實施風險管理的核心內容[3]。針對常見風險因素制訂相關的制度和措施,如:急救流程和應急預案，包括急診服務制度、危重病人轉運制度、護理風險警示報告制度、護理組長負責制、“綠色通道”服務流程、常見疾病的搶救流程、急診科應對公共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等。
2.3 加強技能培訓，提高急救水平
開展專科知識、急救技能的培訓。對不同年資的護理人員分層次進行培訓，要求護士人人掌握心電圖機、除顫儀、呼吸機、洗胃機、心電監護儀的使用方法。對新護士定期進行急救知識、急救藥品、搶救程序及各種急救儀器的操作技能培訓和考核，使其掌握專科急救技能，每年對全科護士進行心肺復蘇、呼吸機應用、氣管插管、心肺復蘇的技術演練及考核，不斷提高護士的急救水平。
2.4 急救物品與儀器的管理
急救儀器和物品處于完好備用狀態，急救藥品物品做到定人保管、定點放置、定量保存、定期檢查。班班交接，要求每次搶救結束后立即補充消耗的藥品、物品；對搶救儀器，每周進行保養1次，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維修。貴重儀器建立檢查維護登記本，防止因器械維護不當，延誤對病人的搶救。認真執行搶救工作流程，以保證搶救工作的順利進行。
2.5 注重溝通技巧，化解風險
定期對護士進行溝通技巧的培訓，通過學習培訓讓每名護士都掌握語言性溝通和非語言性溝通的技巧，并根據急診患者的特點靈活運用。改善服務態度，掌握溝通技巧，護士在進行各項護理操作時，避免無聲處置，充分尊重病人的權利，及時履行告知義務，客觀真實地告知病人及其家屬病人面臨的風險，取得他們的理解和支持，主動接受和承擔風險。
2.6 鼓勵護士如實呈報風險事件
風險管理推行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風險事件的有效呈報[4]。向護士說明風險發生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護士面臨風險的大小，而不能反映護士的工作業績。讓護士認識到風險事件呈報的目的是為風險管理提供信息，而最終目的是保證類似事件的不再發生,確保護理安全。打消護士的顧慮，鼓勵護士積極呈報護理風險事件
3 體會
醫療行業是一項高科技、高難度的“高危作業”，急診科可稱為“危重病人的搶救中心”、“疑難病人的診治中心”，不難看出，急診科是社會醫療供需矛盾的緩沖區[5]。實行急診護理風險管理，能不斷識別急救護理工作中現存的和潛在的風險，不僅能把差錯、事故消滅在萌芽狀態，減少護理投訴和糾紛，同時能提高急診護理的整體水平，贏得較好的社會效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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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蔣云華，李凡．護理風險與護理風險管理策略[J]．護理實踐與研究，2008， 5(2)：46-48．
[3]李亞潔，張立穎，李瑛，等．風險管理在護理管理中的應用[J]．中華護理雜志，2004，39(12)：918～920．
第9篇：李時珍的事跡范文
關鍵詞：真實盈余管理 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 動機 審計質量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經營者運用會計手段或者安排交易來改變財務報告，以誤導利益相關者對企業業績的理解或者影響以報告會計數字為基礎的合約的結果（Healy and Wahlen，1999）。企業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有兩種實現方式：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Schipper，1989）。前者單純通過操縱會計數字改變財務信息，其手段主要包括變更會計政策以及變更會計估計等；后者則為通過進行真實的經濟活動影響財務信息，其手段主要包括降價促銷、過度生產以及削減必要的研發支出或者期間費用等。與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相比，真實盈余管理雖然很早就被學術界所認識，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引起國內外研究者的重視，只有一些比較散碎的研究成果。但是近年來，國外學者對真實盈余管理的研究興趣明顯加強，涌現出了一批比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已有的研究顯示，在英美這些發達國家的上市公司中，管理者實施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普遍與實證會計理論“三大假設”有顯著相關關系（Roychowdhury，2006；Amy Y. Zang，2007；Gunny，2010；Cohen，2010）。在國內，目前專門探討管理者實施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的文獻還沒有，國外已有研究結論在我國上市公司是否成立還有待檢驗。本文選取2002年至2004年我國制造業所有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企業管理者實施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進一步驗證實證會計的“三大假設”，拓展盈余管理的研究廣度。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Jensen和Meckling（1976）將企業定義為“一組契約的聯結”（a nexus of contracts）實證會計理論的創始人Watts和Zimmerman（1986）以契約觀賦予了會計數據新的內涵：“那些有關于產權和契約理論的文獻認為，會計數據常被用于各種契約（債務契約、薪酬契約和企業內外部各種章程），這些契約往往包括對企業的各種限制，正是由于這些契約是以會計數字為基礎的，進而產生了對計算和報告會計數字的需要。”更進一步，基于契約觀，他們提出了實證會計理論的“三大假設”：債務契約假設、薪酬契約假設和政治成本假設。圍繞著這“三大假設”，西方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Healy，1985；Jones，1991；Deangelo，1994；Sweeney，1994），這些研究結論均表明，“三大假設”對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盈余管理的方向和強度都是有顯著影響，下面，本文從“三大假設”的視角出發，分析其對企業真實盈余管理的影響，并提出本文研究假設：
（1）債務契約。經典的理論表明，公司的債權人與股東之間存在沖突（Jensen和Meckling，1976）。企業債權人將資金借給企業，只能夠取得固定的回報率，其看重的乃是企業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的穩定性和按期收取利息，到期收回成本的無風險性。而企業股東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目標，通常會強迫管理者投資高收益的項目，卻往往忽視了這些項目的高風險。所以債權人在將資金借給企業的同時，通常會與企業訂立一些限制性契約，當企業違反這些契約的時候，債權人對企業進行加息或者提前收回本金等懲罰。實證會計理論認為，那些處于債務違約邊緣或者違約可能性很大的公司，通常會進行調增利潤的盈余管理活動。債權人衡量企業長期償債能力的主要指標之一就是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宗文龍等（2009）發現，在我國2007年新會計準則首次允許企業資本化研發費用以后，資產負債率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傾向于將研發費用資本化處理。Roychowdhury（2006）研究證明，在美國的上市公司中，資產負債率與企業中的真實盈余管理活動強度成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由此，提出本文第一個假設：
假設1：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越高，管理者實施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越強烈
（2）薪酬契約。根據理論和激勵理論，在兩權分立的現代企業制度下，企業股東和管理者之間存在利益沖突，企業股東在無法直接觀察管理者是否努力工作的情況下，可以基于企業盈余信息，與管理者簽訂薪酬契約，以降低成本，增加企業價值（Jensen and Meckling，1976）。以盈余信息為基礎的薪酬契約，使企業管理者是否領取薪酬以及領取多少薪酬取決于企業年末的利潤的水平，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企業管理者產生為了獲取更高報酬而進行盈余管理活動的動機。Watts和Zimmerman（1986）也指出，由于公司高管報酬是以會計信息為基礎設定的，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公司經理為了提高個人效用，傾向于采用盈余管理手段操縱企業當期報告利潤水平。可以預計，當期企業會計利潤比較低的管理者，相較于企業會計利潤高的管理者而言，其具有更加強烈的動機運用盈余管理手段提高報告利潤，以獲得更高的報酬。由此，提出本文第二個假設：
假設2：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營業業績越差的上市公司，管理者實施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越強烈
（3）政治成本。企業的會計利潤，通常被相關部門認為是企業壟斷市場的“證據”，進而對企業進行反壟斷懲罰，為了避免被懲罰，企業的管理者會產生進行盈余管理調減報告利潤的動機。政治成本動機通常是和企業規模聯系在一起的，企業規模越大，在市場中的壟斷地位越強，越容易受到政府監管部門和外界的關注，企業管理者盈余管理的動機就會越大。國外不少學者的實證研究也都證明了政治成本動機的存在（Han等，1998；Monem，2003）。我國學者高燕（2008）研究發現，企業規模越大，其財務報表中的可操縱應計利潤越小。宗文龍等（2009）研究表明，企業規模越大，越有可能將無形資產的開發費用進行費用化處理，降低當期盈余。申慧慧（2010）發現，資產規模越大的企業，越傾向于進行調減利潤的盈余管理。Gunny（2010）針對美國的上市公司進行的研究也顯示，企業真實盈余管理的活動強度與企業規模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由此，提出本文第三個假設：
假設3：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上市公司規模越大，管理者實施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越微弱
（二）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2年至2004年三年期間，滬深兩市交易所所有上市的制造業公司為研究樣本，選取2002年至2004年的年度數據，是因為我國從2001年開始實行新會計準則，2005年開始股權分置改革，選擇在此之間期間的樣本數據，可以排除這些事件的影響。選擇制造業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是因為制造業上市公司占我國所有上市公司的半數以上，是典型的實物產品生產的企業，具有很好的研究代表性，并且可以排除行業的影響。另外，本文所選數據均選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本文所用統計軟件為STATA10.0版。總共獲取初始樣本4161個，為了保證回歸結果可靠，按照如下標準對初始樣本數據進行篩選：剔除所有不是制造業類的上市公司，關于行業的分類標準，參照的是我國證監會公布的行業劃分標準；剔除所有在2000年至2004年年度期間新上市的公司，許多研究表明，我國企業在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前會進行調增利潤的盈余管理活動，導致隨后年度經營業績的下降（張宗益等，2003；徐浩萍等，2009；陳勝藍，2010），選取滯后兩年的數據可以較好地排除掉這種影響；剔除研究期間任意一年證券名稱前被冠以“ST”或者“*ST”的樣本數據；剔除樣本期間任意一年企業Roe絕對值超過100%的樣本數據；剔除樣本期間，任意一年變量數據缺失的樣本。經過以上樣本篩選程序后，最后共獲得1149個研究樣本，樣本的分布情況如（表1）所示。
（三）模型構建和變量定義 從已有的關于真實盈余管理的文獻來看，Roychowdhury（2006）對真實盈余管理的估計方法比較具有代表性。將真實盈余管理的手段具體分為三種：第一種為銷售手段，企業管理者利用降價促銷、賒銷等方式刺激當期的銷售量，在銷售的邊界利潤增長率為正的情況下，銷售量的增長會使得當期利潤上升，但是當期現金流量不僅不會同步上升，反而會下降；第二種手段為生產手段，企業管理者可以擴大當期的產品生產量，降低每個產品所分攤的固定成本，當分攤的固定成本下降幅度超過邊際成本上升的幅度時，擴大產量就可以導致當期利潤的上升，同時企業的營業成本和存貨的價值也會上升；第三種手段為經營手段，企業管理者可以削減企業日常經營活動中各項必要的費用支出（如研發支出、職工培訓費以及職工福利等），達到激增當期利潤的目的，在當期利潤上升的同時，企業當期的期間費用會下降。對應于三種手段，Roychowdhury（2006）構建了三個計量模型以估計企業真實盈余管理強度的大小：
式（3）
以上三式：下標i代表特定企業，t代表第t期。變量CFO代表企業經營創造的現金流量，選用企業現金流量表中的經營性現金流量項目數值替代。SALES代表企業的銷售量，選用利潤表中的主營業務收入項目數值替代。?駐SALES為第t期主營業務收入與上期主營業務收入之差，A代表總資產，用資產負債表中的總資產項目數值替代。PROD為企業當期企業生產產品的總成本，用利潤表中主營業務成本與資產負債表中存貨變化量之和替代。EXP代表企業可以操縱的費用，因為我國財務報表中沒有具體披露研發費用，所以用利潤表中銷售費用和管理費用項目數值之和替代。選用分年度，分行業的截面樣本數據代入上面三個模型進行OLS回歸分析，估計出企業正常經營活動所創造的經營性現金流量、所生產產品的總成本以及所發生的期間費用。各個模型經回歸后的殘差分別代表了企業進行真實盈余管理所導致的非正常經營現金流量R_CFO，非正常總成本R_POD以及非正常期間費用R_EXP。根據以上分析，如果企業管理者進行真實盈余管理，當期企業會呈現出以下的一個或者多個特征：較低的經營性現金流量，即R_CFO0；較低的銷售費用和管理費用，即R_EXP
為了研究企業管理者進行真實盈余管理活動與實證會計理論三大假設相關的動機，驗證本文所提出的各個假設，構建如下總體估計模型：RMit=α0+α1*Sizeit+α2*Levit+α3*Roeit+α4*Bigfourit+α5*DAit+?著it 式（5）
在具體進行OLS回歸分析中，不可避免會出現各種估計誤差，真實盈余管理強度的三個分指標在合成總體指標時，可能會出現正負相抵現象，影響最后結論，為了避免這種現象，參照總體估計模型，對三個分指標同樣進行OLS回歸分析，模型如下：
NEGR_CFOit=α0+α1*Sizeit+α2*Levit+α3*Roeit+α4*Bigfourit+α5*DAit+?著it 式（6）
R_PRODit=α0+α1*Sizeit+α2*Levit+α3*Roeit+α4*Bigfourit+α5*DAit+?著it 式（7）
NEGR_EXPit=α0+α1*Sizeit+α2*Levit+α3*Roeit+α4*Bigfourit+α5*DAit+?著it 式（8）
在式（5）至式（8）四個估計模型中，被解釋變量為真實盈余管理的分指標或者合成指標，解釋變量中的Lev、Roe和Size分別代表與本文研究假設相關的企業資產負債率、凈資產收益率和總資產。控制變量Bigfour為虛擬變量，當企業聘用的注冊會計師來自國際“四大”時，變量取1，否則取0，在模型中加入此控制變量是為了排除外部監管對企業真實盈余管理活動的影響，已有的許多研究顯示，當審計企業的注冊會計師來自國際“四大”時，企業管理者更有可能采取不容易被察覺的真實盈余管理操縱利潤（Gunny，2010；Cohen，2010），所以預計其系數的符號為正。控制變量DA代表企業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的強度，真實盈余管理和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兩者的關系，既有可能是相互替代，也有可能是相互補充（Roychowdhury，2006；Amy Y. Zang，2007），所以，不能夠預計其符號。模型中各變量的具體意義和計算方法如（表2）所示。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從（表3）中可以看到，在2002年至2004年，無論是真實盈余管理的各項變量還是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的變量，在平均值上均接近于0，這不足為奇，因為本文本來就是用的回歸模型的殘差值替代兩類盈余活動管理強度，關鍵是觀察最大值、最小值和標準差，從表中可以看到，企業真實盈余管理的各項替代變量無論是最大值還是最小值的絕對值都遠遠大于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這很有可能是企業管理者為了逃避各種監管而選擇了更加不容易被察覺的真實盈余管理所致，真實盈余管理各項替代變量的標準差也是大部分高于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這表明企業的真實盈余管理行為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程度大于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企業資產負債率、凈資產報酬率和總資產的分布情況都比較正常。聘請國際“四大”審計的企業只占全部樣本的5.5%左右，這一方面可能是“四大”的審計收費過高所致，漆江娜等（2004）的研究發現，在中國審計市場上，國際“四大”收費顯著高于本土事務所，溢價幅度達到30%左右；另一方面可能是我國審計市場上對于高質量的審計需求不足所致（劉峰等，2002）。
（二）相關性分析 （表4）顯示，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表明真實盈余管理的各項替代變量之間大部分都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企業管理者可能同時采用三種手段進行真實盈余管理。真實盈余管理總替代變量RM與債務契約替代變量Lev、薪酬契約替代變量Roe、政治成本替代變量Size、外部審計質量替代變量Bigfour和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替代變量DA均成顯著相關關系，其中，RM與Lev呈現正相關關系，表明受到債務契約限制越大的企業越傾向進行真實盈余管理。RM與Roe呈現負相關關系，表明當期業績越差的企業，其管理者越傾向于進行真實盈余管理，提高報告利潤，進而增加其薪酬。RM與Size也呈現負相關關系，表明企業規模越大，受到的各種關注越多，其管理者越不傾向與進行真實盈余管理。而RM與兩個控制變量Bigfour和DA之間也呈現顯著相關關系，其中，RM與Bigfour呈現負相關關系，這與原本的猜想是相反的，但是注意到Bigfour與Size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所以認為這有可能是因為規模大的企業，越愿意聘請國際“四大”審計，同時，規模大的企業中真實盈余管理的強度越弱，這種相互影響交織在一起所致。而RM與DA之間呈現出了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有可能是兩種不同盈余管理方式呈現出相互補充的關系，也有可能是沒有排除其他變量的影響所致。值得注意的是，代表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的變量DA與代表外部審計質量的替代變量Bigfour呈現負相關關系，而且在10%的水平下顯著，說明了審計質量高的外部審計的確對企業的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也支持了蔡春等（2005）的研究結論。從Pearson相關系數矩陣中，的確可以看到各個變量之間的兩兩相關關系，但是這種兩者之間的相關關系是在沒有排除其他變量影響的條件下所得出的，所以不符合所提出的3個假設的前提：“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所以，必須做進一步回歸分析。
（三）回歸分析 （表5）顯示，在控制了企業當期外部審計質量和非正常應計利潤后，真實盈余管理的總替代指標RM的OLS回歸結果證實了所提出的三個假設。企業的資產負債率與真實盈余管理強度呈現出顯著正相關關系（平均影響為0.207），表明企業的資產負債率越高，其管理者進行真實盈余管理活動以避免違反債務契約的動機越強，支持提出的第一個假設。企業的營業業績與真實盈余管理活動呈現出顯著負相關關系（平均影響為-0.137），表明企業的經營業績越差，其管理者進行真實盈余管理以提高會計利潤，增長薪酬的動機越強烈，支持提出的第二個假設。企業的總資產與真實盈余管理呈現出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平均影響為-0.048），表明企業規模越大，受到各方的關注越多，其管理者進行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越弱，支持提出的第三個假設。更進一步，企業的真實盈余管理強度與外部獨立審計質量也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平均影響為0.07），與相關系數矩陣中的結果相反，也說明了在控制了其他影響企業管理者進行真實盈余管理動機的因素后，外部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越高，企業管理者為了達到利潤目標，選擇不容易被察覺的真實盈余管理活動的動機越強。與國外已有研究結論不同的是，本文的回歸結果中，衡量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強度大小的非正常應計利潤DA與RM呈現出異常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平均為1.033），說明在我國的上市公司中，真實盈余管理與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更多地呈現出一種相互補充的關系，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我國審計市場整體審計質量不高所致，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國上市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存在缺陷所致。與真實盈余管理的總替代指標RM相比，兩個分指標NEGR_CFO和R_PROD的回歸結果也都對本文所提出的假設做出了很好的驗證，但是可操控費用指標NEGR_EXP卻不支持本文的假設，分析認為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在于被解釋變量的構建與已有研究不同所致，Roychowdhury、Amy Y. Zang、Gunny與Cohen等學者均是使用企業SG&A與研發支出之和作為可操縱費用的替代，但是由于我國會計準則的規定，企業對外披露的財務報表中并沒有包含總體費用和研發支出，只能選用管理費用和銷售費用之和作為可操縱費用的替代變量，所以導致結果不理想。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增強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將薪酬契約的替代變量換成企業總資產報酬率（Roa），將非正常應計利潤的估計模型換為Kothar（2005）所提出的進一步修正Jones模型（在原有的修正Jones模型中加入控制變量Roa）估計出DAroa，代入本文構建的研究模型式（4）至式（8）中進行OLS回歸，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研究結論不變。
四、結論
本文以2002年至2004年在滬深兩市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制造業類公司為研究樣本，以實證會計理論的“三大假設”為研究基礎，并考慮了外部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和企業的非正常應計利潤后，詳細考察了企業管理者進行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結果發現：為了減少債務違約的可能性，企業的資產負債率越高，其管理者進行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越強烈；為了提高薪酬，企業的營業業績越差，其管理者進行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越強烈；為了避免引起各方的關注，企業的規模越大，其管理者進行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越微弱；為了逃避高質量的審計，企業管理者使用不易被察覺的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越強烈；兩種盈余管理手段：真實盈余管理和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兩者在我國的上市公司中呈現出相互補充的關系。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在我國資本市場中，企業管理者進行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也明顯受到“三大假設”的影響。了解企業管理者進行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有助于從源頭上認識和控制這種行為，將有關監管部門及其稀缺的資源投入到有強烈動機進行真實盈余管理的企業上，同時，企業的股東、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也應當對此類上市公司重點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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