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整治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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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治安整治論文范文

關鍵詞：公安行政強制措施實施

現代社會日趨復雜，導致立法者對自已所制定的法律是否能夠完全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失去了信心，于是，立法一改過去的嚴格規則主義的指導思想，采用自由裁量主義，從而使法律具有了模糊性特點。法律模糊性的本質是立法者授予了執法者的自由裁量權。自由裁量權對公安機關而言，意味著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同時也無法避免公安機關濫用自由裁量權。為防止公安機關的自由裁量偏離立法目的、精神，立法者所采取的對策之一就是以設立法律基本原則指導執法者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權。應松年教授認為：行政強制涉及到公民、法人的人身權、財產權,實施行政強制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盡可能地把對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損害限制到最小范圍。在實際生活中,有的行政機關濫用行政強制,對一些采取其他行政管理措施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也實施行政強制,侵犯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針對這種實際情況,應當對行政強制措施的實施確立一些基本原則[1]。

公安行政強制措施的原則是指能夠貫穿整個公安行政強制措施實施的過程，對公安行政強制措施的實施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的行為準則。公安行政強制措施是一種公共權力，它的行使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因其正當行使為公民提供必需的秩序，又可能因其被濫用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因此，不能無限度地運用該種措施，其行使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公安行政強制措施除了必須遵循作為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行政法制原則，包括合法性原則和作為合法性原則補充的合理性以及公正原則、公開原則、行政效率原則之外，還應該要遵循一般公安行政強制措施原則[2]。

因此，應在我國公安行政強制措施的實施中確立以下原則：

1法定原則

作為公安行政強制措施的基本原則，法定原則的主要內容是:公安行政強制措施的實施必須以法律、法規為依據,符合法定條件,遵循法定程序。這一原則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1.1實施公安行政強制措施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只要法律不明文限制，公民就可以自由行使任何行為，對公民來說，無法律便可行為;而對公安機關則不同，它的行為必須有法律的依據，在沒有法律規定時，行政機關無權象公民那樣自由活動，因此，對公安行政機關來說，無法律便無行政強制措施。

1.2實施公安行政強制措施必須符合法律規定

法定原則不僅要求公安行政強制措施的存在必須有法律依據，并進而要求公安行政強制措施的實施必須根據法律。有法律依據就可以做出公安行政強制措施，但不等于有權做出公安行政強制措施可以不受條件、程序和方式的限制。這就要求公安行政強制措施必須合法;

1.3不能以行政處罰代替公安行政強制措施

法定原則具有限制公安機關運用公安行政強制措施的權力、防止公安行政強制措施的擅斷和濫用、保障相對人人權的機能。如果公安行政強制措施不受法律的約束，就極易被人惡意利用而異化為侵犯人權、破壞法治的工具。因此，為了興公安行政強制措施之利而除其之弊，就必須用法律約束和規范公安行政強制措施的實施以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2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是指公安機關實施公安行政強制措施應兼顧行政目標的實現和保護相對人的權益,如果為了實現行政目標可能對相對人權益造成某種不利影響時,應使這種不利影響限制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和限度,使二者處于適度的比例。大陸法系很多國家將比例原則規定為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則。葡萄牙1996年的《行政程序法》規定了11項基本原則，其第3項原則為“平等及適度原則”，適度原則即比例原則。西班牙1992年的《行政程序法》第96條也規定:“公共行政機關進行強制執行必須尊重比例原則。”奧托•麥耶在其著名的《德國行政法》一書中,認為行政權追求公益應有凌越私益的優越性,但行政權力對人民的侵權必須符合目的性,并采行最小侵害之方法。他曾將比例原則譽為行政法的“皇冠原則”。比例原則與警察法有著天然的淵源,最早就產生于19世紀的德國警察法學。1882年7月14日,德國普魯士高等行政法院在著名的“十字架山”判決中,宣示警察權力必須依法律及在必要的范圍內方得限制人權。行政法學者弗萊納提出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勿以炮擊雀”來比喻警察權行使的限度。在日本，比例原則在明治憲法下已經作為警察權的權限之下而適用[3]。

依據比例原則，在適用公安行政強制措施時，除應注意公安行政強制措施的合法性與維護治安的需要，還須注意強制的內容必須與被強制人的人身危險性相適應，從而防止以維護治安為借口而濫用公安行政強制措施。同時，在適用公安行政強制措施時應當認真權衡被強制人是否有前科、前科種類及其嚴重程度以及被強制人的人身危險性，以使公安行政強制措施所施加于被強制人的負擔不會超出消除其人身危險性的需要。比例原則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2.1目的正當性原則或妥當性原則

其意指所采取的手段必須適合其所追求的目的,才可謂之正當,亦即具有適當性。或者說,以法律手段而限制公民權利,可達到維護公益的目的時,其手段始具有適當性;同理,任何行政手段的采取均須為合法手段,且應有助于目的的實現。實施公安行政強制措施應當依照法定條件,兼顧公共利益和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正確適用法律、法規,選擇適當的公安行政強制措施,以達到治安行政管理的目的為限度,盡可能把對行政相對人的損害限制到最小范圍。

2.2手段必要性原則或最小侵害原則

必要性是指行政主體對是否實施公安行政強制措施必要性的一種主觀認識，其內容是只有采取公安行政強制措施行政強制，才能維護正常的社會治安秩序。如果不通過公安行政強制措施也能達到目的，或者可以降低行政成本，公安機關完全可以選擇其他行政行為實現行政目的。即不得濫用公安行政強制措施,在實施其他措施不能達到治安管理的目的時,方可依法實施公安行政強制措施。如果以公安行政強制措施干預相對人自由為實現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時，那么這種干預應當是最低限度的。公安機關對相對人實施強制措施,難免會對相對人構成一定損害,其中包括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損害。盡管這種損害是“合法性”范圍之內的損害,公安機關也應當使之最小化,即以最小的損害達到使行政相對人履行義務的行政目的。此外，應當避免對弱勢群體造成非人道后果。在一般正義的范疇內,弱勢群體沒有不履行應盡義務或減輕應盡義務的“特權”,但在實現個別正義的司法活動和行政執法活動中,適當考慮弱勢群體承擔義務的能力及其保持最低生活水準的要求,卻是作為“公平”的正義的一項要求。因此,對于處于弱勢地位或貧困狀態的不履行義務的行政相對人,盡管不能因其弱勢或貧困而放棄行政強制,但也不能因為要使其履行義務而剝奪其最起碼的生存權利,從而使其陷入既不能維持最低水準的生活也不能承擔法定贍養義務的境地。2.3相稱性原則或均衡性原則

亦稱為狹義比例性原則。指欲達成一定目的所采取手段的限制程度,不得與達成目的之需要程度不成比例,亦即必須符合一定比例關系。或者說,其行政手段固可實現行政目的,但其法益權衡的結果,仍不可給予相對人過度的負擔,造成相對人權利過度的限制,亦即公安機關采取的公安行政強制措施所造成的損害不得與其欲實現的利益顯失均衡。

3尊重與保障人權原則

中國的憲法已經將保障人權作為公民的權利和國家的義務做出特別規定，是被憲法所確認的憲法權利，各個法律部門也逐步把這一規定轉化為各種具體的規范和規則。《治安管理處罰法》特別增加了要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的內容。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明確規定了公安機關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強制措施的適用對象、條件、期限和程序；明確規定了公安機關“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更加有效地防止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現象的發生。

3.1公安行政強制措施不得擅入私權領域

在現代法治社會存在兩種互相平行又互相制約的兩種權利，即公權與私權。公安行政強制措施是國家行政執法權的重要體現，是公權的一種，其作用在于維護社會秩序與安全。公民權是公民個人權利，屬于私權，是人作為一國公民所享有并為這個國家的法律所保護的權利。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應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權和其他合法權利。公權和私權都有各自活動的領域，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出劃分的。其中，公共領域是公權控制支配的空間，而私人領域是私權享受的領地。公安機關除非由于公共需要，否則不得擅自采取強制措施介入私人自治的領域。我國憲法規定的“住宅不受侵犯”中的住宅就是法治國家極力保護的私人領域中最為核心的部分。私權原則上不應當受到警察的干預，如果私權空間里發生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警察應當采取措施進行干預，但必需遵守十分嚴格的法律規定和程序。

3.2排除使用一切非法的、有損人格尊嚴的公安行政強制措施

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在實施公安行政強制措施時,必須嚴格依法行事,決不采用法律法規禁止使用的強制措施。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非法的強制措施,實質上也是最不道德的強制手段。因此,應當將其從“可使用”的范圍內排除出去。被采取公安行政強制措施的行政相對人,其人格可能有問題甚至是比較嚴重的問題,但這不能成為公安機關和警察采用損害行政相對人人格尊嚴的強制措施的理由或依據。行政機關和行政執法人員可以對不履行義務的行政相對人施之以人格教育,但不能用羞辱、挖苦、譏諷、漫罵其人格弱點的辦法逼其履行義務。這是法律所禁止的,更是倫理道德所不容許的。

4說服教育和強制相結合的原則

公安行政強制措施的實施必須遵循這個原則原因是：

一方面，良好秩序的維護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但是不能企求和奢望所有社會成員都能自覺地遵守法律所創設的秩序，因此，法律、就必須賦予擔當社會秩序維護者的警察以一些針對性的手段，以對付那些違反秩序的行為人。公安行政強制措施便是這樣的有必要手段。但同時，要認識到：沒有強制措施是不行的，但強制措施也絕不是萬能的。在治安行政執法實踐當中，有些警察視強制措施為萬能工具，隨意適用。這種觀念和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實際上公安行政強制措施對法律制度的良好運行和社會秩序的維護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公安行政強制措施可以硬性強迫和壓制相對人的行為，但可能僅僅是是表面的或者暫時的，至于他的思想或者意識卻不能因此而提高或改變。況且，公安行政強制措施是一種實力行為，對相對人產生的是痛苦的感覺和厭惡的情緒。如果一味地隨意使用，不僅可能引發人們的抵觸情緒，而且還可能導敵對狀態，甚至抗拒公安行政強制措施。近年來頻頻發生的和襲警事件便是例證。

另一方面，公安行政強制措施是對行政相對人權利進行限制的一種措施，一旦被錯誤地使用就極可能損害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造成對人權的侵犯，這與保障人權的觀念和做法是相悖的。另外，實施公安行政強制措施需要一定經濟乃至政治成本的支撐，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但是由于受主客觀因素和條件的制約，行政強制目標的實現又總是不那么盡如人意。公安行政強制措施局限性的存在，并不是因此而否定它，而是要求我們不能單純地依賴它，要充分發揮公安行政強制措施的作用就必須與說服教育相結合。這與公安行政強制措施排除妨礙，實現法律所預期的行政狀態的目的是一致的。在實施公安行政強制措施施時，必須告誡當事人，盡量說服當事人自覺配合公安機關的行為，減少實施成本，避免給相對人造成不必要的侵害和損失。公安行政強制措施的實施是一項很嚴肅的執法活動，既要講原則和政策，體現它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又要對相對人做必要的說服教育工作，在必要的說服教肓后相對人仍不配合的，才能對其采取強制措施。

參考文獻

[1]應松年.我國行政法治的進一步深化[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3（1）

第2篇：治安整治論文范文

1.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描繪安置房小區規劃建設美好藍圖

首先在小區選址上，注重小區周圍公共設施如超市、學校的布點，切實增強為安置房居民的公共服務能力；其次按照“一步到位”的要求，對小區的戶型設計、配套設施等進行精心設計，使建筑結構緊湊、布局合理、功能完備，著力提高安置房的建設標準；最后在建設過程中，可讓物業管理公司前期介入，在規劃設計階段，站在專業服務的角度，提出汽車停車位設置方式等，以避免這些問題的先天不足而帶來的后續工作難點。通過對美好藍圖的深入宣傳，充分喚起安置房居民對未來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2.算好管理利益賬，堅定物業公司管好小區的決心

可以推行市場化運作，采取招投標的方式，聘用社會上有資質、有管理經驗和能力的單位進行物業管理；或努力提高物業自我“造血”功能，繼續由原物業公司管理，按照市場化運作的方法，根據上級相關規定和要求，給予政策和資產的扶持，加大物業公司自我“造血”功能，財務上保持現在狀況不變，由所屬街道（鎮政府）負責監管、審批，促使物業管理正常運轉。就是要通過對物業公司管理成本算細賬、算好賬，才能消除物業公司“接管安置房小區必虧”的心理，讓物業公司看到能夠實現合理經營的現實可能性，進一步堅定物業公司管好安置房小區的信心和決心，加大工作責任感。

二、傾注真情，為順利推進安置房小區管理凝聚人心

1.深入宣傳，主動引導，幫助業主正確樹立物業管理意識，筑牢業主安居樂業的思想基礎

一方面針對業主對物業管理認識上的一些誤區，加大宣傳力度，通過傳單、黑板報、宣傳欄、橫幅、講座等方式進一步加強居民群眾對小區物業管理的認識，讓廣大安置房居民熟悉物業管理，理解物業管理，接受和支持物業管理。通過培養安置房業主正確的消費觀念、契約意識和法律意識，讓業主逐步接受“有償服務”的現代生活理念，做到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另一方面由街道組織、社區實施、多方配合，開展豐富多彩的業主廣泛參與的文體活動，致力營造良好的社區生活環境和學習氛圍，產生強大的社區凝聚力，讓安置房的居民“依靠社區、依賴社區”，進一步提高安置房小區業主的素質，增強他們的社區歸屬感和責任感。

2.工作重心下移，創新管理模式，牢固干群情感紐帶

為適應現實情況，創新探索社居委管理道路成為必要，由社區政工干部率先將思想政治工作陣線延伸到安置房小區。隨著城市化步伐的推進，“村改居”社居委的居民越來越多地進入安置房，成為業主，原社居委管理的規模也越來越小，負擔也越來越輕，這就可以根據現實情況，因地制宜地適應這種變化，由社居委直接接管小區，物業管理成為社居委職能的一部分，物業公司可以作為管理的平臺，為社居委直接管理提供方便。所謂治理先交心，交心先交情，社區政工干部可以借以下工作便利進一步筑牢思想政治工作陣線：一是業主更容易與社居委溝通。由于業主原來就是本社居委的居民，社居委干部與業主基本都是幾十年的老鄰居，社居委對每家每戶的情況比較了解，相互溝通比較容易，也能進一步牢固干群關系；二是社居委有一定的經濟實力，為業主提供服務比較可行，也能不通過層層申報，及時直接解決業主的實際困難，如此能拉近物業與業主的距離，也能為街道財政減輕一定經濟壓力；三是社居委對于安排本村視野人員有自己成熟的管理模式，能更合理安置小區就業困難人員，優先將他們安排成為小區的保安、保潔、綠化等工作人員，喚起大家對“小區是我家，管理靠大家”的參與意識，使安置房小區內的居民人心穩定，對解決安置房物業管理難有極大的促進作用。用安置房小區業主更喜歡、更易接受的方式管理小區，基層政工干部更要以真心幫助和真情關愛贏得業主的信任，架起政府和群眾溝通的橋梁。同時，由“村改居”社居委直接管理，現實也是可行的。以黃巷街道為例，五河苑、新橋花園等農民安置房小區中多數是黃巷街道本地的村民，在組建新的社居委班子時，可有目的以一個村或多個村的工作人員為班底，切實有利于工作的開展。

三、注重工作細節，加強管理，以優化服務換得業主的積極配合

讓業主群眾在新的小區住的好、住的穩，是我們思想政治工作的最終落腳點。就是要在物業管理上下硬功夫，在人才隊伍建設上花大力氣，著力解決業主群眾實際遇到的思想障礙和實際物業管理問題，有力地推動安置小區物業管理的規范化。

1.規范完善管理機制

成立安置房小區物業管理領導小組及辦事機構，并配備相應的人員編制和經費預算，進一步完善安置房小區管理工作網絡、制定長效管理機制，形成切實有效的小區管理辦法，特別是對小區的門崗執勤、治安巡邏、停車管理、衛生保潔、設施維修和便民措施等環節制定具體的服務規范和標準，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和質量，保障小區安全整潔、秩序井然、和諧共處。

2.提高管理人員綜合素質

第3篇：治安整治論文范文

關鍵詞：非訴；行政執行；問題

自2000年3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實施以來，我們發現，大量的非訴具體行政行為在進入司法執行程序以后，面臨許多《解釋》無法解決或存在爭議比較大的問題。本文試就其中的幾個問題加以探討。

一、行政機關無正當理由逾期對發生法律效力的具體行政行為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而法院不予受理的遺留問題

根據《解釋》第88條的規定，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其具體行政行為，應當自被執行人的法定期限屆滿之日起180日內提出。逾期申請的，除有正當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在實踐中，我們連續碰到行政機關無正當理由逾期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問題，例如某市土地管理部門對某甲作出了限期拆除違章建筑的行政決定，某甲期滿既不履行行政決定確定的義務，在法定期限內也不申請行政復議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土地管理部門也沒有在規定的180日的期限內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又不能向法院說明逾期的正當理由。此時，我們雖然依據《解釋》規定，裁定不予受理。但是遺留給我們的問題是，違章建筑應該如何處理？如果違章建筑不能因為行政機關逾期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的過錯而變成合法的建筑，那么，行政機關可否撤銷法院裁定不予強制執行的具體行政行為，并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我們認為，《解釋》第28條對于行政機關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具體行政行為的期限加以規定是否合適本身就值得推敲。因為，這里涉及行政機關與法院之間就強制執行具體行政行為（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僅就有關申請強制執行訴訟裁判文書的事項作出規定，則屬其份內之事）的權限劃分問題，如果由法院通過司法解釋對于行政機關申請強制執行具體行政行為（非訴行政強制執行）的期限加以規定，確實有助于促進行政機關及時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維護行政效率。但這種做法不僅限制了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申請權，擴大了法院自身對于具體行政行為的強制執行權，而且有違法之嫌疑，因為根據《立法法》的規定，有關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之間的權限劃分應由法律來規定。

退一步講，如果《解釋》有權作出第88條這樣的合理規定，那么違章建筑也不能因行政機關無正當理由逾期申請法院強制執行而必然成為合法建筑。我們認為，法律應當追究怠于履行職責的行政機關及其責任人員的法律責任，只有在追究有關責任人員的法律責任后，上級行政機關才有權為保護公共利益而依法行使所享有的救濟程序（復議和訴訟程序）以外的撤銷權，撤銷合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并依法重新作出拆除違章建筑的決定。但撤銷合法的具體行政行為應遵循行政行為撤銷的規則，如果撤銷所帶來的利益大于不撤銷所保護的利益的，合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可以撤銷，否則不得撤銷。如果撤銷合法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對于自行政機關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具體行政行為的期限屆滿之日起至上級行政機關依法重新作出拆除違章建筑決定時止，相對人因信賴行政機關不強制執行原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而獲得的利益應當給予保護，相對人（不限于違法行為人）因行政機關重新作出的拆違決定所帶來的信賴利益損失應當由行政機關給予補償。

二、執行依據問題

在非訴行政執行案件中，行政審判庭必須組成合議庭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并就是否準予強制執行作出裁定。據此，有人認為，裁定書只是對程序性問題作出的處理，不是一種實體性的法律文書，人民法院的執行依據只是生效的行政法律文書。而另有觀點認為，裁定書是法院行政審判庭在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后作出的，由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時，就具有司法執行的性質，行政行為延伸至司法行為后，原來的行政管理相對人就是司法執行程序上的被執行人，被執行人應受到人民法院裁判的約束，司法裁定書是非訴行政案件的執行依據。那么，行政審判庭作出的裁定準予執行的司法文書在執行程序中的地位到底應如何理解？法院準予執行裁定書和具體的行政法律文書之間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呢？

我們認為，上述兩種觀點都存在偏頗。相反，非訴行政執行案件的依據只能是受法院準予執行裁定書約束的具體行政行為和受具體行政行為約束的準予執行裁定書。因為，除了法律、法規規定行政機關依法可以自行強制執行以外，具體行政行為的強制力是通過行政機關和法院之間的分權與互動來實現的，單有任何一方的行為都無法使行政行為的內容得以強制實現。根據《解釋》第93條、第95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機關申請執行其具體行政行為的案件后，行政審判庭應當組成合議庭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這種審查不是程序性審查，而是實質性審查。雖然這種實質性審查沒有行政訴訟中的實質審查嚴格，但這種審查涉及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存在明顯違法的問題的處理，法院必須對明顯缺乏事實根據的，或者明顯缺乏法律依據的，或者其他明顯違法并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的具體行政行為，作出不予執行的裁定。法院必須在這一范圍內向被執行人承擔責任（如果法院對于明顯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也作出準予執行裁定的，法院應當對因錯誤執行給被執行人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如同證據規則不是簡單的程序問題或實體問題一樣，法院作出的準予執行裁定書已經不是簡單地對程序問題的處理，它還包括對被申請執行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存在“明顯缺乏違法事實根據”或“明顯缺乏法律依據”等實體問題的處理。因此，非訴行政案件的執行依據是受法院準予執行裁定書約束的具體行政行為和受具體行政行為約束的法院準予執行裁定書。任何一方要變更執行內容的，都應征求對方的同意。將具體行政行為或者法院準予執行裁定書孤立地作為非訴行政執行案件的依據都是錯誤的。

另一個問題是，如果依法享有自行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具體行政行為，而法院作出了不予執行的裁定書，則行政機關能否再由自己自行強制執行？對此，有同志認為，行政機關可以自行強制執行。我們認為，對于依法享有自行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而言，一旦選擇了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的途徑，就必須受到法院裁判的約束（雖然這種裁判不是經過嚴格的司法程序作出的）。法院不予執行的裁定書包含了對具體行政行為存在明顯違法問題的確認，具有拘束力。因此，基于合法性原則，為維護公共利益，不宜再允許行政機關對法院裁定不準予執行的具體行政行為自行加以執行。

三、被執行人錯列的問題

眾所周知，被執行主體必須是實施違法行為的行政相對人。但實踐中，經常出現被執行人被錯列的情況。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因為行政機關根據某些書面證據例如個體工商營業執照、船舶執照中記載的法人代表或房屋的產權人而確定被執行人所引起。例如，某工程在建設施工期間，建設工程的承包人將運輸沙石的任務承包給30名個體司機，并在晚上運輸沙石。后來行政機關發現掉在街道上的沙石嚴重影響了道路的通行和城市的市容。行政機關根據現場狀況認定沙石屬于該建設工程在施工過程中產生的，因而對建設工程承包人作出了責令恢復原狀、罰款2萬元的處理決定。被處罰人沒有提出任何異議，既沒有在法定期限內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也拒絕履行處罰決定。據此，行政機關依法申請法院強制執行，但在強制執行過程中，被執行人提出異議，認為沙石是由承包沙石運輸的司機某甲因開快車而丟下的。此時，法院應當如何處理？類似的例子有，父親將自己所有的房屋給兒子居住，但兒子在居住過程中未經行政機關批準就在其父親所有房屋上擅自建造廚房，此時行政機關向房屋所有權人作出責令拆除違章建筑的決定，相對人拒絕履行行政決定確定的義務，行政機關乃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在執行過程中，作為被執行人的父親提出異議，認為違章建筑是其兒子搭建的，此時，法院能否直接變更被執行人？

我們認為，從理論上講，如果在法院審查階段異議人能夠舉證排除，并有證據證明違法行為是由使用人實施的，那么應當認定行政機關處罰對象錯誤而裁定不予執行。如果法院已經作出了準予執行的裁定書，但在執行過程中被執行人提出異議且能舉證證明違法行為人是由使用人實施的，此時法院不宜直接變更被執行人，而應當撤銷原裁定，建議行政機關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這種做法從現行理論看是成立的，但行政執法的成本（由行政機關查明所有的事實）顯然比較高，不利于維護公共利益。考慮到錯列的被執行人和正確的被執行人之間存在的民事關系（后者總是利用前者提供的條件和機會進行違法活動），法律有必要設立推定規則，以減輕行政機關的舉證負擔，即為民事法律關系一方當事人的權利施加一定的社會義務：所有權人如果不能舉證證明違法行為不是由他人所為，則法律推定違法行為乃所有權人（例如營業執照上記載的法人代表、房屋產權人和建設單位等）所為，由所有權人承擔相應的行政法律責任。法律設立推定的目的，在于影響舉證責任的分配，主張推定的一方當事人不需要對推定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而反駁推定的一方當事人必須就推定事實不存在承擔舉證責任。這樣，通過推定規則的設立，可以有效彌補行政訴訟法關于被告負舉證責任規定的缺陷，將行政執法成本盡可能降低到最低限度。

此外，被執行人因無權批準的行政機關或非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行政職權予以批準而實施違法行為，被行政機關給予行政處罰后，在實際執行中被執行人提出異議的，法院應該如何處理？有些法院在程序上作出終結執行的裁定，并建議行政機關另行處理的做法是否合適？我們認為，從現行法律規定看，法律制裁的僅僅是實施違法行為的人，而不論其實施違法行為的原因如何，也沒有將越權主體的批準行為作為其免責的事由，所以，法院繼續予以執行的做法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問題是現行法律沒有規定免責事由的做法是否合適。實踐中，許多行政機關面臨上述情況時，就不對違法行為的實施者予以處罰，例如村委會未經行政機關批準就擅自將150畝集體土地以每畝6萬元的價格轉讓給外商，外商在該土地上進行投資，興建廠房。廠房建成后，雖然外商的行為屬于非法占地，但實踐中土地管理部門一般不對外商進行處罰，而是責令其補辦手續。土地管理部門的這種做法雖然是與法律相違背的，但卻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作為投資者，他沒有義務了解所有人村委會（管理一定范圍內的公共事務）或村集體經濟組織轉讓自己的土地是否合法的問題，相反應由所有人村委會對轉讓集體土地行為之合法性承擔責任。同樣，對于相對人因行政機關越權行使行政職權予以批準而實施違法行為的，因為相對人沒有義務知道行政機關批準行為的合法性，行政相對人基于對行政機關的信賴而實施的行為，就不應受到法律制裁，相反應由越權實施批準行為的行政機關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問題是，在非訴行政案件的執行過程中，法院針對被執行人提出的異議，應該如何從程序上進行處理？我們認為，必須考慮相對人的信賴利益是否值得保護。如果需要保護相對人對行政機關行為之合法性的信賴，相對人就不應該承擔法律責任，法院可以在程序上作出終結執行的裁定，并建議行政機關另行處理（這需要由《行政處罰法》或《行政訴訟法》作出明文規定）。因為，從本質上講，相對人的違法行為根源于一個行政機關侵犯了另一個行政機關的批準權限，這是一個組織法上的問題，應該通過行政機關內部監督程序或機關訴訟程序（我國尚沒有建立）來追究越權者的行政法律責任。至于，當越權批準的主體是根本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的組織時，例如黨委、居委會等，則越權批準行為能否成為違法行為實施者之免責事由，我們認為是一個需要慎重加以考慮的問題，有待繼續探討。

四、結案方式問題

在進入行政強制執行程序后，由于出現了某種特殊事由，使得強制執行無法繼續或繼續進行沒有意義和必要，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作出終結執行的行政裁定。但是終結執行的事由在《行政訴訟法》上沒有明確規定，以致實踐中一些法院隨意采取終結執行的裁定形式，并根據《解釋》第63條的規定（該條規定只有對不予受理、駁回和管轄異議三種類型的裁定不服，才可以上訴），變相剝奪當事人的上訴權。例如，公安部門作出火災責任事故認定，認定由李某負全部責任，并就火災導致的賠償問題作出裁決，由李某賠償劉某損失8萬元。但李某在法定期限內不又不履行，作出裁決的公安機關在申請執行的期限內也未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因此，劉某根據《行政訴訟法》第90條的規定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在執行過程中，劉某因患腦溢血死亡，法院遂作出終結執行的裁定。劉某之妻不服，提起上訴。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根據《解釋》第64條的規定，劉某之妻對終結執行的裁定不服不得上訴，故維持原終結執行的裁定。

我們認為，《解釋》如果不就法院裁定終結執行的具體事由作出規定，就無法避免法院在執行程序中濫用權力，而且不允許當事人對終結執行的裁定不服可以上訴，只會放縱法院變相剝奪當事人上訴權的行為。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35條的規定，法院終結執行的事由有：（1）申請人撤銷申請的；（2）據以執行的法律文書被撤銷的；（3）作為被執行人的公民死亡，無遺產可供執行，又無義務承擔人的；（4）追索贍養費、撫養費、撫育費案件的權利人死亡的；（5）作為被執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難無力償還借款，無收入來源，又喪失勞動能力的；（6）人民法院認為應當終結執行的其他情形。參照上述規定，我們認為，第一種情形不能適用于非訴行政案件的強制執行，就如同原告在行政訴訟中申請撤訴，是否準許應由法院決定一樣，行政機關撤銷執行申請，是否準許，也要由法院決定，尤其是法院在作出準予執行的裁定書以后。第二種情形和第三種情形可以適用于非訴行政案件的強制執行。第四種情形不能適用于非訴行政案件的強制執行。第五種情形可以適用于非訴行政案件的強制執行，但應進行適當修正，即作為被執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難無力繳納罰款，無收入來源，又喪失勞動能力的，法院可以裁定終結執行。

五、在執行過程中行政機關能否撤回部分請求或者減免執行的內容

在執行過程中，我們常常碰到行政機關撤回部分申請或減免執行內容的情況。此時，我們應選擇什么方式結案，例如和解，終結，還是自覺履行？

我們認為，執行過程中不能適用和解，因為，行政權不能隨意處分或放棄。法院一旦允許行政機關與被執行人和解，就可能使得行政機關中有機會主義動機的人為謀取私利而借此與被執行人交易，從而嚴重削弱法律的權威，使公共利益和秩序受到損害。法律規定非訴行政強制執行權由行政機關與法院共同行使的目的就在于，確保法院能夠對行政機關有一個有效的制約，以防止行政機關濫用強制執行權的行為。因此，當我們碰到行政機關撤回部分申請或應被執行人的請求減免執行的內容（實際上等于變更或撤銷具體行政行為，同時變更強制執行的申請）時，法院行政庭應根據《解釋》第93條、第95條規定的精神，組成合議庭對撤回部分請求或同意減免執行內容的決定是否合法進行審查，如果該決定不屬于《解釋》第95條規定的三種明顯違法的情形之一的，法院可以裁定終結執行。否則，法院應作出不準予撤回部分請求或減免執行內容的裁定，繼續執行受原準予執行裁定書約束的具體行政行為。因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具體行政行為一旦由行政機關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就受到法院準予或不準予執行裁定書的約束，作為申請人的行政機關就不得隨意變更或撤銷申請，除非有法律明確規定的撤回部分請求或減免執行內容的理由。

六、部分強制措施的適用問題

第4篇：治安整治論文范文

遴選教學案例是開展思政課案例教學的首要環節，精當的案例使教學事半功倍。

(一)緊扣教材，體現思想性、政治性、時代性

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案例要緊密結合重新修訂的教材新觀點、新內容精心選取。首先，教學案例要有思想性。教學案例要圍繞章節內容體現的思想主線、思想觀點、思想傾向、基本精神來遴選。教學案例要具有政治性，要向學生傳遞政治文明的正能量。教學案例要有政治敏銳性、政治鑒別力，顯示出正確的政治立場、觀點和方法，教學案例要體現時代性。教學案例要展現時代風采，催人奮進。

(二)案例要體現典型性、集成性、鼓動性

典型性是指教學案例要反映客觀現實，其所呈現的問題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義。例如，華西村是中國新農村的代表。通過多媒體呈現華西村的發展壯大歷程，將很好地詮釋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如何解決“三農”問題。一個好的案例不僅僅是文字、圖片的呈現，還應有視頻片段、虛擬動畫、音頻等融入，展現給“90后”的大學生的是立體綜合集成現代信息技術的思政課案例，這樣的案例才能吸引眼球。思政課選取的案例要符合政治宣傳的需要，要有感召力、鼓動力、推動力，成為“90后”們自覺行動的有力推手，增強大學生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綻放青春的華彩。

(三)案例要體現趣味性、生動性、情境性

選擇、運用思政課教學案例要有趣味性。案例文本呈現可以通過設置懸念、顯示疑點、聲像新奇、連環曲折、起伏跌宕等手段喚起學生注意，引起濃厚的學習興趣，達到設懸探奇喜悟樂學的效果和目的。遴選教學案例應具有生動性、情境性，應圍繞立德樹人、由境生情、由境思理、情理動心、引人入勝來設計。(四)案例要體現現場性、開放性、研討性思政課教學案例有時可以采用現場講授的方式，即師生到典型事件、典型先進人物工作單位或紀念場館現場參觀學習，如到紅色旅游場館開展案例教學。思政課案例教學也可以請先進典型模范人物到云錄播課堂與學生面對面進行交流互動，身臨其境，使案例教學充滿“在場”的氛圍。比如，請新時期“雷鋒傳人”郭明義與大家暢談社會主義道德。

二、多媒體條件下思政課案例施教策略

(一)把握好案例呈現時機

經過篩選編輯的思政課教學案例要以多媒體組合教學一體機等為教學條件在適當的時機呈現導入，一是從案例導出思政課教材知識點。即例在理先型。通過案例，經過自主、合作、思辯、探究其理。二是先講解教材知識點后導出案例。即理在例先型。以例釋理，以例證理。在教學中，案例要靈活運用，可用于開篇引起學生興奮點。可用于討論之前，啟發引導。可用于重要知識點講解之時，例在其中，例寓理中，以例解理。可用于教學難點解決之時，以例點撥，使問題煥然冰釋。可用于課堂總結，以例收束，點到為止，余音繞梁。

(二)利用電子白板開展案例分析討論，增強多元互動

教師要通過電子白板展示案例，引導學生觀看案例的內容，分析事件、事例的情節及隱含的觀點、意圖。引導學生明辨因果，現實性與可能性，尋求案例顯示的問題解決辦法。電子白板和一體機的網絡技術支持使師生在案例分析討論中的交互多元化。這體現在:學生與老師的交互、學生與案例資源的交互、教師與案例資源的交互、主講教師與助講教師的交互、學生與學生間的交互、學生的自我交互六種形式。

(三)基于云錄播技術進行教學總結反饋的策略

云錄播是以物聯網模式為基礎框架，采用云存儲、云傳輸技術以滿足信息化教學需要的技術方式。云錄播技術為教學反思反饋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條件。教師可以方便地調取學生課堂參與案例互動、討論的影像資料，組織學生互評，教師點評。教師要求學生觀看討論錄像，指導學生自我評價，進行學習反思，自我提高。學生可以通過登陸校園網云錄播案例教學網絡平臺對進行教師教學質量進行評價。開展案例教學同行和對案例教學感興趣的領導、老師，可以通過網上直播系統、網上巡課系統觀看教學錄像并進行評價。

三、多媒體條件下思政課案例學習策略

(一)云錄播平臺網絡自主學習策略

建立云錄播案例教學網絡平臺，是思政課課堂案例教學的延展和完善。學生可以登陸案例多媒體課件資源庫進行再學習，查遺補漏，產生新的認識飛躍。云錄播支持遠程教學，為校際學生自主學習交流提供了便利。應以會員資源積分制等成功模式，對案例學習資源共建共享持續加以強化。

(二)辨明學習風格與因材樂學策略

第5篇：治安整治論文范文

關于案例教學的內涵與定義，綜合而言，是指教師在教學中有目的地運用案例來講解理論。通過剖析典型案例，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知識主動思考分析問題，增強學生的感性認識，強調學生主體性，培養其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提高教學質量和效果。案例教學法對于思政課這種理論性、抽象性與晦澀性比較強的學科其意義與作用不言而喻。歸納起來，有以下幾方面。

（一）強調教學的實踐性，真正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思政課是高職院校對大學生進行理論系統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它擔負著向大學生講授理論、觀點、立場及在中國的運用與發展，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這一特性決定課程內容更注重于政治性、理論性、嚴肅性和抽象性，尤其是概論課，其基本原理和理論帶有相當的模糊性和有限合理性，教材內容的枯燥晦澀，文字的條理化、系統化及可讀性不強勢會必影響學生學習的興趣與熱情。如何更好地將教材跟社會實踐結合，是講好這門課程，讓學生感興趣并提升教學質量和效果的重要因素。其實，理論從來就強調理論來源于實際，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正是理論的品質與生命所在。思政課的知識和理論都來源于活生生的社會實踐。教師授課其魅力就在于將理論跟今天的社會發展實踐聯系起來，循循善誘，引導學生運用理論知識去思考分析并解決社會現實問題。思政課的案例教學作為實踐教學的一種方法，是溝通教材理論與社會實踐的中介與橋梁。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根據教學目標、內容的需要和學生的認知水平狀況，采用來自于真實社會情境中的典型案例作為教學載體，師生、學生之間相互討論、各抒己見，形成對案例問題的見解或解決方案，提高教學的趣味性、愉悅性和實效性。

（二）確立以“以生為本”理念，發揮學生的積極主動性

長期以來，思政課堂往往成了教師的“獨角戲”和“一言堂”，過度強調理論的傳授，最終演變成“填鴨式”的灌輸，其結果是老師講臺上高高在上、“激情四射”，講臺下學生睡倒一片。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目標是培養具有必要知識和較強實踐能力，面向生產、管理和服務的一線技能型人才。思政課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單向度”灌輸模式，拉開了教師與學生的距離，強迫式的“要我學”讓學生對思政課拒絕甚至反感。現代思政課教學應逐步確立“以生為本”的教學理念，而思政課的案例教學其出發點和歸宿點就是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體現“以生為本”的教育理念。在教學中，通過選擇那些貼近社會、貼近生活、貼近學生的思政案例，引導學生主動參與、主動思考，啟迪思維、開拓視野，形成自我見解。從案例的選擇到分析討論甚至教學效果的評價，整個過程都體現學生的自主性、參與性與積極性。打破傳統課堂教學的枯燥沉悶氛圍，讓課堂真正“活”起來，使學生“動”起來，激發學生“我要學”的自我意識。

（三）運用啟發式教學，培養學生創新思維能力

傳統的“填鴨式”理論灌輸實際上是注入式教育方法，注重過程，忽略效果。教師在課堂上“傾其所有”，學生卻“聽不懂”、“學不進”，甚至“坐不住”。思政課的教學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師的教學方法與手段，運用啟發式教學，循循善誘，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是思政課教學改革的方向所在。案例教學注重啟發式教學，強調師生平等，充分發揚教學民主，突破教師權威，尊重學生創新思維。關于啟發式教學，孔子早有論述。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講的是教師要善于引導、積極鼓勵和督促學生，啟發學生獨立思考，而不是牽制、強迫學生，簡單地直接灌輸理論。思政課案例教學要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使教師以“講”為主，變為以“聽”為主，學生則由“接受者”變為“參與者”。多采取賞識教育，努力培養學生的自信心和創新意識，對學生提出的分析、解決問題的方案，教師要進行中肯的引導與評價，對于個別學生錯誤或膚淺的回答，教師絕不能動輒批評甚至挖苦諷刺。案例教學給每個學生提供了展示自己才華的平臺。

二、高職院校思政課案例教學應該注意的問題

案例教學作為高職院校思政課教學改革的有效途徑，在實施過程中存在著諸多問題。本人根據多年的教學經驗，認為應該重點關注并著力解決這幾個問題。

（一）切實轉變教師對案例教學的認識態度，提高教學水平

隨著高校擴招，專任教師的增長與學生數量的增長并不協調。思政課教師數量不足、素質參差不齊，必然影響到思政課的教學效果和質量。案例教學是思政課教學中一種好的教學方法，有較強的操作性、實踐性和針對性，它要求教師要切實提高授課能力，熟練駕馭案例教學方法，創新案例教學的內容與實踐途徑，讓案例教學充滿新意、充滿激情。遺憾的是，在實踐中，大多數高職院校的思政課教師要么對案例教學作用與效果認識不足，認為案例教學可有可無，對傳統教學的路徑有較強的慣性依賴；要么就是實施案例教學的能力不足，教學水平有限，把案例教學方法局限于舉例講解，教學效果不盡如人意。針對以上問題，可采取這樣一些應對措施：其一是加強思政課教師隊伍建設，廣納賢才，高起點引進思政課教育人才，提高高職院校思政課教師的總體素質。其二是對現有的師資力量加強業務培訓，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轉變思想認識，增強思政課教學改革與創新的意識與能力。其三是有計劃地組織思政課教師參加社會實踐，鼓勵他們深入工廠、企業、農村、社區，深入生活、深入一線，更新知識，了解并掌握更多的鮮活生動教學案例，提高教師的案例教學水平。

（二）處理好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的關系、教師與學生的課堂主客體關系

首先，要處理好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的關系，案例教學有著諸多優點，但從根本上來說，案例教學是為了更好地貫徹理論教學，案例教學必須服務于理論教學，案例教學畢竟只是現代思政課教學改革的一種手段與方法，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講解理論。在實施案例教學中，教師必須妥善地處理好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的關系，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都會出問題。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兩者之間應該相互依存、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理論教學是案例教學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離開了理論的指導，案例教學必將迷失方向。案例教學是理論教學的延伸與拓展，是理論的具體化與形象化，離開了案例的佐證，空洞的理論說教蒼白無力。其次，要處理好教師與學生的課堂主客體關系，實施案例教學必須確立“以生為本”的理念，這并不是為了弱化教師的角色與地位，而是傳統的課堂教學過分強調教師的主體性，走向極端。今天，我們在進行思政課教學改革與創新的過程中，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過分地強調學生的主體性同樣是錯誤的。現代思政課堂中，教師與學生的主客體關系并非具有絕對性，在教學過程中，師生主客體關系可以變動，教師與學生是雙主體關系。

（三）必須處理好教學案例本身的問題

教學案例是案例教學的載體，案例教學的效果與案例選擇有著必然聯系。教師要根據思政課教學目標、教學大綱以及當代高職大學生的身心特點，選取準確、恰當的課堂教學案例。一般來說，選取教學案例要注意這幾點：其一，案例要有真實性、完整性。所謂真實性指的是案例必須是確實發生過的事情，只有符合客觀實際的案例才有說服力，也才能激發學生關注、思考、討論的熱情。所謂完整性指的是案例要有頭有尾，不能隨意切割，斷章取義。其二，案例要有代表性、典型性。教師選擇的案例應該具有現實性，在某一類社會現象中具有代表性與典型性，越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案例越是能夠揭示規律、闡述理論。其三，案例要有正面性，以正面案例為主，要注意教學目的與教學效果，避免帶來消極影響。大學生正處于思想走向定型而又尚未定型的階段，教師要注意正面引導，課堂中切忌過分渲染社會不好的、丑陋或者負面的現象，這樣的教育只會適得其反。其四，案例要與理論吻合，能夠揭示教材理論，不能就事論事、泛泛而談，更不能嘩眾取寵。理論是案例的精神支柱，教師選擇的教學案例必須為理論服務，這樣的案例才是有價值的，具有針對性的。最后，教師在選擇案例時要精心準備，切忌信手拈來，教師必須對案例的背景、所涉及的理論知識進行深入了解，同時，還要前瞻性地設想到案例可能給學生帶來什么思考、會提出什么疑問以及如何去引導。

第6篇：治安整治論文范文

關鍵詞:檔案;行政執法;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G27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3-0207-02

檔案行政執法是維護檔案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是鞏固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發展的基礎,是保護人類活動真實歷史和社會發展客觀規律重要依據的舉措。開展檔案行政執法,是為了不斷提高人們的檔案意識,加強檔案法制建設,防止檔案違法行為。《檔案法》頒布實施以來,各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通過各種手段和方式,依法行政,有效地推動了檔案事業的發展。但是如何更加有效地依法行政,依然是檔案行政管理部門需不斷探討的一個問題。“北躍、南拓、中興、強縣,把哈爾濱建設成現代大都市”的城市發展戰略和總體目標給檔案執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針對檔案行政執法涉及到的相關問題,現分析和歸納如下。

一、檔案行政執法的目的和意義

所謂檔案行政執法,是指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將國家的檔案法規,適用到具體的人或事,從而使檔案法律規范在檔案事務活動中得以實現的活動。檔案行政執法以查處違法案件,檔案行政監督檢查,執法監督為主要行政執法手段。

檔案法制工作以立法為基礎,守法為目的。而執法是實現檔案法制狀況的重要手段,是檔案法制工作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離開了執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制。檔案事業建設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檔案行政執法的目的和意義就在于促進檔案事業健康有序的發展,使得檔案事業不斷地發展壯大,同時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留下更多寶貴的遺產。那么如何加強檔案行政執法,使檔案事業得以健康發展,這也成為所有檔案工作者都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二、檔案行政執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檔案行政管理部門依法行政過程中,執法是關鍵,如果不執行法律、法規、無論多完善的法律也只是一紙空文。國家雖然在各個方面都制定了相應的檔案法律、法規、但執行過程中仍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比較突出的表現在:

1.檔案和檔案工作意識淡薄,檔案法制觀念不強。一直以來,人們對檔案和檔案工作都缺乏全面的認識,檔案意識淡薄。檔案行政管理部門行政執法的地位雖已確立數年,但一些人還沒有樹立檔案行政管理部門行政執法地位觀念。并不了解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是執法部門,有的甚至至今還認為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只是“管檔案而已”。由于這種因素的存在,致使很多國家工作人員對檔案和檔案工作一知半解。

2.檔案工作得不到相應的重視,管理混亂,致使檔案保管條件差,安全隱患多。人們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缺乏認識,不了解檔案和檔案工作的功能、作用、性質、地位及內涵。行政管理的目的是靠行政行為實現的,檔案行政管理部門的許多行政行為,需要各部門、各單位配合,大多數單位在開展檔案行政執法時都能積極配合,但是仍有些單位因為對檔案工作認識不到位,配合只是應付。檔案管理也處于很混亂的狀態之中,沒有針對檔案工作建立相應的管理制度,沒有明確的領導分管,沒有專職的檔案員等等。由于領導的不重視,導致檔案保管工作條件差,沒有專人負責,沒有專柜存放,沒有專室保管,保管條件沒有任何保障,檔案經常隨處堆放,沒有任何安全可言。

3.檔案文件資料收集不齊全,不按規定歸檔和移交檔案。很多單位和部門沒有按照《檔案法》的相關規定對檔案資料進行歸檔。應歸檔的檔案得不到及時的整理歸檔,存在長期不建立檔案和不開展檔案工作的行為。立檔單位在自己職能職責范圍內形成的文件材料也沒有按規定收集齊全并整理歸檔,很多應歸檔的文件散落各處,或遺失,特別是很多專門檔案(如聲像檔案、實物檔案、圖紙檔案等)沒有及時收集歸檔。很多寶貴的材料沒有及時收集,發展下去會造成檔案材料嚴重缺失,多年后這些缺失的檔案很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患無窮。

4.檔案人員業務素質低,業務水平不高且崗位變換頻繁。檔案工作長期以來得不到相應的重視,很多單位和部門沒有專職檔案員。兼職檔案員通常身兼數職,不能專注于檔案工作,多數缺乏系統的業務知識培訓,沒有檔案工作基礎,業務水平偏低,導致歸檔不按時,歸檔不符合要求,嚴重影響了檔案工作的正常開展。檔案人員素質低,導致很多檔案工作沒有得到很好的開展,工作人員的素質和檔案事業發展的大潮不相適應,嚴重影響了檔案工作的前進步伐。

5.檔案行政執法行為流于形式,檔案工作監督指導力度不夠,執法監督機制不夠完善。檔案法規在執行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時有發生。檔案監督檢查力度不夠,對檔案執法檢查采取應付了事的態度,而有些檔案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有章不循,也助長了一些壞風氣的形成。由于檔案行政部門人員過少,在執法檢查時對下發整改通知書的單位和部門不能及時監督。無人抓監督,無人抓落實,也就無法追究責任。檔案執法有指導,無監督,表現出檔案執法監督機制不夠完善,各項規章制度沒有很好的實施,檔案執法流于形式,限期整改成為空口懲罰,違法行為依然繼續。

三、加強檔案行政執法工作的對策

1.加強檔案法制觀念,鞏固提高依法治檔、依法行政理念。《檔案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檔案工作走上法制化的道路。檔案執法人員應時刻牢記自身的使命,加強法制觀念,認真學習有關檔案各項法律法規,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并嚴格執法,逐步強化執法意識,認真履行自身職責。

2.完善檔案法規體系,健全檔案管理體制,使檔案行政執法監督和檔案工作規范化、制度化。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全民守法,尚需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逐步完善檔案法規體系,健全各項法律規章,強化制約功能,是亟待解決的重要任務。各機關、各部門在檔案行政執法監督機制中必須明確相關的職責、范圍、權利、義務、方式,建立和完善檔案執法制度和執法程序,保障檔案執法活動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還要建立法規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制度;各有關機關和部門既要相互監督,又要相互支持配合,確保檔案工作有章可循、有序進行,促進檔案行政執法監督工作規范化和制度化。

3.加強檔案行政執法監督,建立檔案行政執法責任制。檔案行政執法責任制是行政機關根據行政管理的特點,將執行法律、規章的職責具體分解落實到執法機構和執法人員,做到執法權限、執法責任、執法監督清晰,并明確執法領導責任人及其職責,從而促進行政管理的法制化、規范化,切實做到執法必嚴。行政執法責任制的內容很多,最重要的是執法的監督問題。行政立法的效果怎樣,都是通過監督來實現的。檔案執法部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對各單位、各部門檔案工作情況進行檢查監督,發現問題應及時提出,限期整改。加大對檔案依法管理工作的監督力度,確保機關檔案的安全性。只有各級檔案行政管理機構把各項法律法規同工作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切實依法履行職責,嚴格依法辦事,才能使依法行政的各項措施落到實處。

4.加大檔案執法力度,嚴肅檔案執法,依法依規查處各種違法違規行為。《檔案法》既然賦予了檔案行政管理部門行政執法權,就應該從法律法規的權威性、嚴肅性、統一性來維護和確保檔案工作應有的法律、法規地位,堅決貫徹實施各項規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維護檔案法律法規的尊嚴。只有這樣,才能做到依法依規治理檔案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才能促進檔案事業法制化建設和健康發展。

5.加強普法宣傳,提高全民檔案法律意識,加大檔案行政部門與各部門間的協調和溝通。依法治檔,實現檔案事業法制化管理,檔案法律知識的宣傳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礎。檔案行政執法的順利實施,離不開全社會具有較強的檔案法律意識和較高的檔案法律素質這一大環境,而檔案法制的廣泛宣傳對于增強人們檔案法律意識和提升人們檔案法律素質起著積極促進作用。通過檔案法制的宣傳,使廣大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充分認識到《檔案法》在管理國家檔案事業中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切實理解《檔案法》對國家管理檔案范圍、檔案工作原則、檔案機構、檔案管理、檔案保護、檔案利用、檔案開放以及檔案資源開發等檔案事業建設方面重大問題作出的規定,是全體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都必須遵守的法律依據,不依法辦事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同時,通過檔案法制宣傳教育,還可以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認識到在檔案事務方面享有的權利和義務。

6.加強業務培訓,提高檔案行政執法人員素質和行政執法水平。檔案行政執法人員素質是決定開展檔案行政執法的關鍵,也是影響檔案行政執法程序好與環、執法監督能力高與低、行使執法職能是否充分的主觀因素。檔案行政部門要加強對執法人員的法制教育,抓好檔案執法隊伍的政治思想建設,謹慎選拔執法人員,對檔案執法人員進行專門培訓,掌握檔案法制和檔案工作相關知識、辦案方法,促使其能力和業務提高,經考核合格取得培訓合格證和行政執法證件的人員,才能安排上崗執法;檔案部門要經常性地組織檔案工作業務知識培訓,提高執法人員的檔案工作業務水平;對檔案行政執法人員辦案過程中要嚴肅處理、追究責任,從而督促檔案執法人員恪盡職守、依法辦事、盡職盡責做好本職工作。

如今,檔案在“北躍、南拓、中興、強縣,把哈爾濱建設成現代大都市”的城市發展大潮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對檔案工作各方面的要求也更加的嚴格,檔案事業正隨著城市的發展步伐穩步向前。為了保障檔案事業的健康發展,有效維護黨和國家的歷史真實記錄,需要我們廣大檔案工作者堅持將檔案行政執法工作廣泛、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不斷地總結經驗,開拓創新,全力把依法治檔工作不斷向前推進。

參考文獻:

[1] 石在.檔案行政執法工作的現狀與思考[J].北京檔案,2006,(10).

[2] 楊民安.加強檔案行政執法 推進檔案法制建設[J].四川檔案,1998,(2).

第7篇：治安整治論文范文

關鍵詞：政治文化；文化整合；檔案事業

Abstract：Taking Cultural Integration Thought of Cultural Philosophy as the mainline， this paper analyzes ancient political culture who regards "Great Unification "， "Rule of Man” and "Rule of Rite " as its characters from three aspects： integration of values， Specification and Structure， and then illuminates the effect on Chinese ancient Archives， evaluates the value and distress to modern Archives from those three political culture.

Keywords：Political Culture； Cultural Function； Archives

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我國社會形成了獨特而又穩定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根植于以封建倫理秩序為基礎的政治理念，如“人治”“禮治”，并借助于封建社會“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體制而演變為一種長久制約我國社會主體觀念與行為的社會文化。“大一統”“人治”“禮治”這三種政治文化雖各自發揮其功能，但三者又相互聯系，互相影響，并共同打造了森嚴、固化和專制的我國古代政治文化秩序。由此，筆者選擇從文化哲學理論中的文化整合功能入手，通過對我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剖析，從價值觀、行為規范與社會結構等多個角度梳理其對我國古代乃至當下檔案事業發展的影響。

1 “大一統”文化思想整合我國古代檔案價值觀

文化來源于社會主體及其從事的實踐活動，在此過程中形成的社會價值觀也隨著文化的積累與演進而不斷地整合與被整合。我國傳統社會中的組織與個人，因其各自經歷的活動與文化積累不同，其文化價值取向相對多樣且分散。只有通過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整合，才能讓松散無序的社會個體價值觀整合為一種讓社會中絕大多數人所共同接受的觀念與行為準則，這就是價值觀整合的核心思想。

在我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各種形式中，“大一統”文化價值觀的整合功能表現最為明顯和實效。這是因為我國古代社會經濟體制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該經濟體制的分散性與私有性導致社會公眾價值觀念呈現出分散且多樣的形態，而出于對政治統治長久與穩定的需要，統治階級需要通過一種基于小農經濟基礎上的統一社會價值觀約束社會主體與組織的行為。“大一統”思想最早出自于《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1]其原始意義為消滅對手，由帝王一人統治天下，后被統治階級引申為皇權威懾力的象征。這種政治思想服務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政治訴求，借助儒家思想的包裝與宣傳，使之成為封建社會時期主流的社會政治思想。“大一統”不僅是疆域、資源與人口的統一，更是社會個體價值觀及其指導下社會實踐行為的規制與整合。在此政治文化的影響下，封建君主專制和官僚體制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使民眾的個人利益與權利受到壓制與束縛，但它將社會各個階層的政治思想和價值觀有效地整合起來，從而構成了整個國家認同的政治和社會觀念，這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大一統”思想還表現在我國古代社會文化的封閉與排異，這種表現并不是一種極端民族主義思想，也不是對外來文化全盤抵制的保守思想，而是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保持自身固有文化形態的穩定性，這也是我國古代社會政治制度與社會文化保持千余年而未發生本質變化的原因之一。

殷商后期，我國真正意義的檔案工作開始形成，它隨著“大一統”政治文化思想的滲透與推廣，成為統治階級把控朝綱和牽制民眾的重要工具。“大一統”文化對檔案工作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資源的統一，即政府形成的所有檔案都歸當權者所有，所有檔案都要向中央移交，并集中管理，特別是涉及到土地、人口、資源、兵役和賦稅等方面的檔案更需要定期向中央檔案機構移交。國家壟斷社會核心信息資源一方面用于牽制地方資源的配置，另一方面通過對地方政治與經濟的掌控，鞏固其管理的統一性。其二，管理的統一，即各地各部門形成的檔案資源移交到中央檔案機構集中保管，通過設置嚴密和繁瑣的管理制度統一管理所有檔案。我國歷朝所設置的中央檔案庫，如石渠閣、后湖黃冊庫和皇史k等都屬于集中管理檔案資源的專門機構，資源的統一衍生出管理的統一，管理的統一維護了檔案資源的利己性，便于政府對資源的進一步優化與使用。其三，利用的統一，因檔案資源歸統治階級所有，任何檔案的利用行為都需要得到皇帝的應允，并在利用程序的監控下有限地開展，這決定了我國古代社會檔案價值實現的封閉性與單一性。“大一統”思想構建了我國古代社會的政治和社會治理秩序，它對我國檔案事業的影響是根深蒂固、難以僭越的。需指出的是恰恰得益于檔案資源的高度統一及國家修史行為的養成，我國古代社會才有了可供追溯的完整歷史，這為中華民族文化體系的構建與傳承奠定了基礎。

當下我國檔案管理體制實行的是集中制管理體制。從字面意思來看，集中制與“大一統”思想差別不大，都是將檔案集中到政府指定的機構，由其負責集中管理與利用。但集中制是建立在現代意義的管理體制基礎上，其管理主體的屬性與封建社會時期政府的集權性是完全相悖的；其管理的目的并不在于維護管理階層的集權統治，而是最大限度的集中檔案資源，通過規范的手段開展社會利用；其服務對象也并不僅僅局限在政府機構，而是整個社會組織與個人。但囿于歷史慣性的思維，檔案機構極易受到“大一統”思想的誤導而出現只集中保管、不提供利用，只追求數量、不追求質量，只看重效率不注重效果的行為傾向，而這都需要檔案機構摒棄“大一統”之弊，樹立現代性的檔案管理價值觀，進而激發檔案事業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2 “人治”文化思想構筑檔案事業基本架構

價值觀對主體行為的塑造與約束是一種內化的手段，而外化的手段則需要社會規范的制定與執行。通過對不同社會結構和文化表征的整合，分散的、多樣化的行為規范逐漸趨于系統化、協調一致化，這使得整個社會組織和個人漸漸被納入到國家規定的軌道體系中，并開啟同一化的社會行為模式，這就是規范整合。在我國古代政治文化中，“人治”文化的規范整合功能表現得最為明顯。“人治”文化的核心是封建皇帝制，以及由此促生的一整套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體系，并輔之以封建官僚體系及其選官用官機制。殷商后期開始，我國社會開始從“神權”時代向“人權”時代轉型，以皇帝為核心的皇權至上思想逐漸成為統治階級駕馭萬民、治理國家的核心思想，由此構建的中央集權體制為皇權至高無上與穩固提供了保障。在中央集權體制的映射與約束下，朝野重臣和普通百姓無不體現出極強的思想凝固性與行為規范性。對于我國古代檔案事業來講，規范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檔案形成與管理的規范性，但也同時在檔案保管與利用方面滲透著“人治”文化的強制性與約束性。這主要表現為：其一，鑒于皇帝的權威性與官僚體制的層級性，文書檔案的形成被劃分為若干種形式，從中央到地方所有品階的官員依據其自身官職的大小依次一律使用相應的文書種類和檔案移交形式，以此彰顯政治制度嚴謹性與權威性，進一步鞏固皇權的至高無上。其二，制定嚴格的文書與檔案工作制度，保證文書制作與處理、檔案移交與保管的嚴密性。歷代王朝極其重視文書與檔案工作制度規范的制定，目的在于利用強有力的制度規范保證文書與檔案工作對統治階級的尊重與專屬性，擴大皇帝對這一重要管理利器的控制幅度，提高中央對地方的實際管制與社會治理的效度。其三，控制檔案的利用范圍，規范檔案利用的通道。我國整個古代社會的檔案利用只專屬于統治階級，任何形式與名義的檔案利用歸根結底都指向于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一方面統治階級利用檔案的相對集中性，嚴格控制檔案利用群體；另一方面制定嚴苛的檔案利用制度與法規，約束普通百姓對檔案的利用，營造社會對檔案的敬畏氛圍。規范整合的出發點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是對皇帝權威性的維護。這種文化功能的弊端十分明顯，即規范整合限制了社會管理階層與社會公眾的價值觀念，通過嚴苛的政治制度嚴格束縛社會主體的文化思想與多樣化的文化行為。雖然規范整合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檔案與檔案工作的完整與安全，保證檔案利用的相對獨立性，但完全封閉且僵化思維的社會檔案認知與行為都是對檔案與檔案工作社會屬性的漠視與否定。

由古代社會傳承下來的規范整合思想對當代檔案工作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我國古代檔案工作受迫于統治階級的權威而呈現出封閉性的特點。這種檔案價值認知深埋于社會主體觀念之中，使得現代檔案事業發展難以擺脫“官方”色彩而真正融入社會；其次，過于規范與嚴苛的檔案工作制度從古傳承至今，雖能有效保障檔案工作的規范性與效率的提升，但冗繁的檔案整理程序與僵化的檔案利用服務方式束縛了檔案事業向社會轉型的步伐；再次，受古代檔案用于官方且完全對外封閉思想的影響，我國檔案的社會開放范圍與幅度相對保守，對檔案社會開放的論證與鑒別工作易受此思想影響而難以放開手腳。現代意義上的“人治”思想不再是利用檔案牽制與控制人的思想與行為，而是要以社會主體為檔案事業開展的核心，從社會主體的利用需求去規范檔案工作流程，從社會主體的行為指向去設計多樣化的檔案價值實現路徑，這才是規范整合作用于當代檔案工作的文化精髓。

3 “禮治”文化思想拓展檔案功能的實現空間

價值觀整合為社會個體塑造了支配其行為的觀念導向，規范整合為社會個體參與社會實踐構建了制度與行為規范體系，而結構整合則恰恰在兩者基礎上將社會各種制度、約定和規范整合形成了嚴密而又極具中國特色的文化結構。它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存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社會主體的價值導向與實踐行為。“禮治”文化是結構整合下的產物，它的核心是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源自于父系氏族社會時期的父系家長制，即按照血緣關系分配國家權力，并建立世襲統治的制度。在我國古代社會中，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將社會各個階層、官宦臣子和家族群體牢牢控制在以皇權為核心的結構框架內，使我國整個古代社會政治體系在此基礎上協調運作，并行不悖。“禮”源自氏族社會末期的祭祀儀式。《說文解字》中提到：“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2]西周時期，“禮”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規范，后被引申為社會公認的合式的行為規范。受“禮治”文化影響，我國古代政治體系在宗法制度的牽引下呈現出極其嚴密且封閉的特點。作為政治活動的產物，檔案及檔案工作自然也會受此影響，主要表現在：其一，譜牒檔案是社會文化結構整合的產物。“禮治”文化借由儒家的思想，將“仁”植入到對其的解釋中。隨著儒家思想在古代社會中文化統治地位的確立，以仁釋禮、將“禮治”確立為社會普遍接受的一種精神信仰，將禮的強制規定與仁的自我要求融為一體，進而濃縮為影響社會主體行為的道德規范。正是在如此強勢的道德約束下，我國古代社會逐漸形成了依托于宗法制度的政治格局，宗法關系與政治行政混溶不分。譜牒檔案建立在我國宗法制度對祖上輩分與宗親關系價值認知基礎上，通過古代官員選拔機制而得以普及。它彰顯了封建社會的門第與世家輩分關系的結構約制對我國古代社會政治結構的影響。其二，對封建王權的畏懼與崇敬衍生了對皇帝工作與生活的記注制度。史官記注制度源自于西周時期，經過數以千年的演化已成為封建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史官記注制度為后世王朝留下了大量可供參考與反思的政治策略，也為史學家編修國史和評價皇帝言行得失提供了史實依據。如漢代時期開始編修的皇帝起居注是專門記錄皇帝言行的記錄物，而后成為歷朝史官記錄皇帝言行的常備工具。其三，為前朝修史彰顯封建王朝更替的敬祖之心。為前朝修史是每一新朝之初必行之事，這種行為一方面表現出新朝始皇帝對前朝覆滅因果聯系的訴求，另一方面則彰顯統治階級對祖宗前輩的敬畏之心。“數典不忘祖，制史以為國”成為歷朝開國皇帝在對待前朝歷史的真實寫照。由此而形成的利用歷史文獻以修史的傳統得以形成并傳承。社會結構整合框定了檔案除保留備考之外的社會功能，雖然我國古代編史修志的初衷并不是為了傳承歷史，但是其形成了攢史、編史與修史的思想與技法，為我國近現代檔案工作社會功能與結構的建構奠定了基礎。

第8篇：治安整治論文范文

一、建立完善組織機構

局領導高度重視法制城市創建工作，立了以主要領導為組長、分管局長為副組長的法制建設領導小組和辦公室，統一協調法制創建工作，并組織開展系列創建活動，保證法制工作的正常開展。

二、開展安全生產宣傳教育

為做好安全生產法制宣傳教育培訓工作，制定下發了《關于做好年安全生產宣傳教育培訓工作的通知》（安監辦〔〕6號），按行業系統、片區進行全員培訓，截止目前，組織危化企業開展防火演練1次，征集《年安全文化論壇論文征集》活動論文14篇，組織參加省安委會《大眾交通安全知識競賽》10000份；組織各類企業進行安全教育培訓10期2344人；扎實開展全國安全宣傳月活動，6月13日上午，區安監局、區建設局、區交通局、區勞動局、區總工會、區質監局、區消防大隊、市公安交警五分局等8家單位參加了區集中宣傳點活動，現場設置咨詢臺8個，擺放安全宣傳展板20余塊，掛圖16張，發放安全生產宣傳資料1萬余份。同日，全區所有街道辦事處和部分社區在轄區設立安全生產宣傳咨詢點46個，全區共免費發放安全宣傳資料2萬余份，參與群眾共2.5萬人，豐富了“全國安全生產月”活動內容，提高了社會群眾參與安全生產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意識，增強了企業做好安全生產工作的責任意識。

三、開展安全生產綜合治理

建立煙花爆竹區、街道、社區、村（院落）四級“打非”監管和巡防體系，加強監察執法，檢查單位96家，出動人員167人次，依法處理3起安全生產違法行為；組織開展煙花爆竹“打非”行動6次，依法取締非法經營68家，非法儲存1家，收繳非法煙花119箱、爆竹73箱，暫扣運輸車1臺，行政拘留1人，吊銷經營許可證1家，取締非法經營危險化學品3家，收繳暫扣非法危險化學品56噸；組織200余家企業召開職業衛生健康監管宣貫會，組織召開工業園外工業企業和冶金企業專項整治宣傳動員會議，聯合發改、工商等部門開展工業園區外作坊式企業專項整治；積極開展“道路交通安全綜合治理年”活動，制定了《區“道路交通安全綜合治理年”活動實施方案的通知》（府辦〔〕34號），組織交警、交通等部門開展道路交通安全宣傳，會同區文廣新局在“新聞”電視欄目開展“文明交通行動計劃”，播放交通安全宣傳教育片，提高社會交通安全意識；牽頭組織召開建設局、街道辦事處和建筑、施工、監理單位參加的建筑安全片區聯席會議1次，開展聯合檢查1次，出動人員126人，共檢查建筑拆遷施工工地103家，下達《安全隱患整改書》40份，協調整治安全隱患360處。

第9篇：治安整治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 機動車 盜竊案件 偵防對策

機動車，通常是指具有機械性動力驅動，在道路上行駛的交通運輸工具。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確規定，“機動車”，是指以動力裝置驅動或者牽引，上道路行駛的供人員乘用或用于運送物品以及進行工程專項作業的輪式車輛。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機動車的數量也在呈現幾何級數的速度增長。然而，機動車的失竊率越來越高的現象卻越來越嚴重，這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進行認真的思考和研究，探索出行之有效的盜竊機動車犯罪的偵防對策，從而遏制此類犯罪的高發勢頭。

一、機動車盜竊案件特點分析

（一）盜竊案件多發生在夜間

盜竊犯罪分子的作案時間一般選擇在下午、夜間或凌晨。其中技術型犯罪分子犯罪地點多為僻靜的居民小區內或人跡罕至的公路旁邊；事先偷配好鑰匙的通常明目張膽在大庭廣眾實施犯罪。之所以這個時間段為案件多發期，一是因為這時人們大多已休息，街頭巷尾到處是散放且缺乏監控的車輛，為犯罪分子提供了作案的對象；二是這個時段犯罪行為有夜幕作掩護，不容易被人發現，使得犯罪分子有充分的作案時間；三是晚上比較容易逃逸。

（二）犯罪分子組織化，團伙分工明確

汽車盜竊犯罪活動成功后，犯罪分子為了能夠迅速銷贓，以便防止偵查人員對汽車市場的監控，通常選擇共同作案。有專門人員負責踩點、望風，還有專門人員負責盜竊車輛，更有的里應外合盜竊車輛；犯罪人員為了逃避偵查人員的監控，通常采取異地作案和銷贓的方式，盜竊成功之后，專人負責將贓車運往異地；為了毀滅犯罪證據，在銷贓之前，通常會有專門人員對車輛進行改裝，如重新涂裝車漆、抹掉鋼印痕跡等；為了迷惑買家，還會偽造各種票據、證件等；銷贓人員通常還會負責找尋買家，亦或與買家商談好所需要的車輛，然后，根據買家的需求進行盜竊犯罪活動。因而，現在的盜竊犯罪活動通常無法單人完成，需要團伙共同作案，他們分工明確，配合默契，采用一條龍的方式。

（三）犯罪條件特殊性

正如上文所述，在機動車的盜竊案件過程中，會涉及多個環節，這使犯罪具備了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在盜竊的過程中，需要有作案地點。其次在改裝的過程中，需要有專門的負責改裝的工廠。第三在轉運贓車的過程中，需要讓車上路。最后，還需要特定的銷贓地點。在如此多的環節中，犯罪團伙在一定的時間內，在每一環節的選擇之上，都不會發生太多的改變，這就為偵查人員的防控和偵破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因此，一些傳統的偵破手段，如蹲點、布控、盤查等偵查方式對犯罪團伙打擊仍然有效。在盜竊犯罪發生的任何一個環節，只有我們能夠將其捕獲，都能有效打擊犯罪案件的結果發生。因此，只要偵查人員對已經掌握的有關盜竊案件的信息進行全面、細致地分析，尋找出能夠破案的突破口，進而可以大幅降低偵查成本，并提升偵查效率。

二、案件高發原因分析

（一）治安管理滯后

犯罪的生命力在于社會管理控制的破綻。社會治安管理的滯后直接導致了盜竊機動車犯罪的大幅上揚。它主要表現是受害車主的防盜意識不足，這是最為普遍的原因。他們嚴重缺乏防范意識，從而導致了機動車案件的發生率不斷地上升。這主要是因為絕大多數的被竊車輛都在保險公司投了保，所以車主對于盜竊不是特別留意，許多車輛上并沒有安裝上有效的防盜設備，有的車輛雖然安裝了，但在停車時，往往自由停放，車輛在被盜的時候也不能觸發報警器，最后只能向保險公司索賠。這些寬松的作案環境，都使盜車分子愈發大膽妄為。

（二）贓車銷售渠道暢通

目前機動車私自交易量居高不下。黑車交易市場屢禁不止，有的甚至通過網絡和手機等方式進行交易。一些買主通常不會仔細過問這些車輛的來源是否合法，他們只在意車輛的價格是否合適，買入贓車后，進行一系列的改裝活動，以期冒充合法車輛。還有的把贓車冒充走私車進行處罰后，轉變成了合法車輛。因而，目前盜竊案件的發生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同犯罪分子得手后可以順利銷贓從而實現犯罪收益分不開的。而犯罪分子之所以能夠順利銷贓，又同贓車可以自由買賣并順利上路，實現其使用價值不無關系。

（三）利益驅使

犯罪行為是一種理性選擇行為，犯罪分子之所以選擇犯罪是他們在比較犯罪與合法工作的金錢報酬，并考慮了被發現和定罪的概率以及一旦被定罪就要遭受的處罰的嚴重性之后所采取的行為，而目前我國公安機關對盜竊機動車犯罪打擊不力，犯罪分子的犯罪風險大為減小，犯罪成本大大低于犯罪收益。機動車是一種高額商品，摩托車的價值多在兩三千元至數萬元之間，而汽車的價值少則十幾萬，多則幾十萬、上百萬。犯罪分子一旦得手，轉手倒賣即可獲取暴利，大多數犯罪分子將之視為發家致富的捷徑。巨大的利潤空間可以說極大地刺激了犯罪。這正如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所說，“只要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就足以使資本家活躍，如果利潤達到了百分之五十，他們就敢于冒險，如果利潤達到了驚人的百分之一百的話他們就敢于踐踏一切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就敢冒絞首的危險。”這句話拿來評價盜竊機動車的犯罪分子也是非常恰當的。而且，當今中國的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從另一個側面誘使了犯罪分子的犯罪動機，他們雖然也承認自己是在犯罪，但又覺得他們是這個社會的無辜受害者，因此，往往在他們的心理會形成自我安慰感。所以，罪犯的經濟需求和心理合理化成為了盜竊犯罪多發的心理動因。

三、機動車盜竊案件的偵防對策

（一）開展專項斗爭，打擊犯罪

有關部門應針對盜竊機動車犯罪活動，開展專項斗爭，從聲勢上打擊犯罪分子囂張氣焰，進而控制他們的犯罪勢頭，這會對犯罪分子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如果我們大力控制不法市場，使犯罪分子無法獲得犯罪收益，犯罪自然而然會受到控制。打擊是專項斗爭的首要環節。在盜竊機動車的犯罪率不斷上升和治安不斷惡化的情形下，有關部門通過開展大規模的專項斗爭，營造嚴打防控的氣勢，可以使犯罪分子得到一定程度的震懾，從而有效降低案件的發生率，改善當地的社會治安環境。整治也應同時進行，公安機會抽調出大量的人員對機動車進行盤查、檢驗，對涉及犯罪的各行業進行登記，從而規范機動車維修行業和機動車交易市場的有序管理，在整治的過程中最大限度的清查犯罪團伙的車輛改裝和銷臟窩點。通過一系列的整治活動，可以使贓車無處遁跡，從而失去其價值，使贓車沒有辦法銷售出去。在專項斗爭的過程中，在上級部門的調配下，刑偵、交巡等實行配合，從而使各警種能夠相互配合，發揮整合功效，對刑偵工作提供最有力的支撐。

（二）加強涉車管理，建立涉車信息庫

堵塞銷贓源頭，是治理盜竊機動車案件最有效的方法。因而，有關部門應加強對機動車的管理力度，從嚴處罰涉案車輛、非法車輛、來源不明車輛就顯得尤其重要。

涉車信息庫建設則是涉車治安管理工程的核心工程，我們所說的涉車信息，是指有關機動車的所有信息，如車輛的行使及停車信息、來源信息、車主信息、案件信息等等，車輛的牌照信息也應進行登記。信息庫中的數據信息包括車輛型號、車牌號、發動機編號、以及車主和駕駛員的相關信息。雖然，我國的涉車信息庫建設已初具規模，但還不夠細致，有些信息源還有待進一步的開發、應用。

（三）充分利用信息、通信等技術進行科學偵查

由于科技的發展，犯罪手段也愈發高明、高科技應用更加廣泛。因此，刑偵手段也應充分與高科技相結合。應充分利用最新的科學技術為機動車盜竊案件的偵查服務，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問題。

現有可利用科學技術主要包括電子眼、計算機及網絡技術GPS衛星定位系統、CAS聯網報警系統、無線通信、驗證和顯現號碼技術、微光攝影、顯微攝影、紅外攝影、紫外攝影、手機號等。這些技術中，如電子眼、計算機與互聯網技術、GPS衛星定位系統等技術是比較常用的。

（四）加強管理，做好預防

加強管理是預防盜竊機動車犯罪的一個重要的手段。針對盜竊機動車犯罪，主要要加強兩個方面的管理，一是道路交通管理和道路車輛管理，二是停車業的治安管理。（1）道路交通管理和道路車輛管理。在道路交通管理方面，建立交通管理與治安管理相結合的路車公安管理新機制是一個可行的方法。交通管理中納入治安管理，便于我們獲得動態、及時的機動車信息，這可以使我們在預防和打擊犯罪中，取得較為主動的地位。同時，結合公路交通管理部門，建立起一套實時監控車輛的網絡系統。（2）停車管理。停車管理看似簡單，實則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多個部分之間的協同配合。因此，必須對其實行規范化的管理。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規范：一是要多增設規范的停車場；二是要建立相應合理的管理制度。目前，大多數的一線城市，停車場的供需矛盾日益凸顯，應引起相關部門的足夠重視。這就需要公安部門與城市建設部門，還有國土規劃局等職能部門，統一協調，盡可能地多建設停車場，以解決停車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