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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色彩基調在影視后期中的運用
電影是不斷運用諸多色彩畫面的組合與剪輯,最終呈現給觀眾的視覺效果。除了前期拍攝,在后期制作上也是密不可分的。片頭片尾的風格要和電影主題一致,做到首尾相呼應。后期制作除了對視頻剪輯、配音、字幕,更重要的是對影片整體色調的把握。如何對畫面色彩的控制,做到更好的拓展影片的表現空間,烘托主題情感,取決于后期工作者對色彩美學意義的理解和對作品風格的把握。調節好影片整體的亮度、飽和度、色相冷暖對比,迎合影片最初的色彩傾向和整體色彩基調很重要。例如:歷史影片基調應該是莊重、古樸的,為了適應歷史感,畫面中色彩的構成以穩重為宜。大多國內外歷史影片、紀錄片大多采用的是棕色調和黑白畫面,更加貼近觀眾對影片時代感的理解。
二、中西方色彩文化觀念差異
人們對色彩的認同感會因人的習慣、素質、修養和經歷不同而有差異。中西方國家歷史背景不同,所以在看同一部影片時人們所產生的心里共鳴是不一樣的。在傳統中國文化中,紅色代表勝利,代表喜慶、祥和,具有時代革命感。而在西方人眼里紅色代表的確是危險的訊號。中國歷來把白色作為喪事的標志,西方則是把黑色作為哀悼的顏色。如今,也有很多人開始模仿西方文化,比如在婚禮上新娘子也穿白色的婚紗。但傳統文化永遠是我們國家、民族的精髓。如何把傳統文化與時代感融合在一起,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因此,在色彩基調處理上,要因人而異、因地制宜,考慮到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不同審美認知。
三、色彩基調如何引導觀眾心理
心理暗示對電影情節的推動十分重要,由于色相具備較強的心理效應,所以確立明確的基調色彩能夠使觀眾產生深刻的印象和感受。在《辛德勒名單》這部電影中,情節波濤洶涌,氣勢悲壯。影片從開始到納粹黨宣布投降都是用黑白攝影,更能體現那個黑暗的時代的殘酷,塑造了一個嚴肅的氛圍。卻伴隨著眾多受虐者中一個不屈死亡穿紅裙的女孩的出場,成為對比鮮明的一幕。而下個鏡頭中當小女孩再次出現時,卻是一條紅色裙子掛在運尸車上,象征著生命希望的毀滅。這樣一個“小紅點”,簡單的一個鏡頭卻省去了很多言語,讓人立刻想到了德國納粹黨的暴行。導演用強烈的對比顏色給觀眾很強的視覺沖擊,帶給人們心靈上的震撼,成功抓住了觀眾心理,這個鏡頭對色彩的運用堪稱經典。影片末尾,當猶太人獲得自由走出集中營的時候,畫面由黑白兩色轉向豐富的色彩,表達出了人們解除死亡威脅重獲新生,走向光明的心情。
四、結論
接到工作后被安排刷洗最臟的大浴室,接待大家靠近就會被其身上的惡臭熏倒,路過飯菜都會馬上變質的腐爛神,千尋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認可,使他能在湯屋沒有忘掉自己。貪婪終究會害了自己。片中不止一次提到人類都是貪婪的。千尋的父母因為好奇誤入另一個神奇世界,未經主人允許吃下美食變成豬。在湯屋不工作會被變成動物,但只要堅持再辛苦也要等到工作的機會,這樣魔女就沒辦法對你下手。無臉男因為肚子餓變出很多金子,換取食物,不停地吃東西,變成見到什么就吃什么的惡魔。《風之谷》講述了娜烏西卡保護自己的國家風之谷的故事,傳播了維護和平和保護環境的觀念。娜烏西卡總是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無論對待敵人還是生物,她都珍惜他們的生命。在娜烏西卡父王被庫夏娜的手下殺害,全國人民被囚禁,自己被抓去當俘虜時,庫夏娜的飛船被阿斯貝魯毀掉,娜烏西卡在逃生的一剎那還是決定救下庫夏娜。也因為娜烏西卡的善良最終使怒目相視的人們站在了同一戰線。猶巴說最好不要把手伸過去,這只松狐雖然很膽小但很兇。娜烏西卡被咬破手指頭也只說別害怕,松狐安靜下來接受了娜烏西卡。最后,娜烏西卡用自己生命的誠意換來了王蟲敞開心扉。故事也在展示那些不會說話的生物只是在維護自己的生存,不會輕易傷害其他生物。剛開始王蟲襲擊猶巴,是猶巴向王蟲開了槍。松狐齜牙咧嘴對著娜烏西卡是由于它剛才差點被王蟲吃掉。蟲子追殺阿斯貝魯也是培吉特市和多魯美奇亞交戰后飛船落到森林驚擾蟲子們,后來阿斯貝魯又對蟲子開槍引起了蟲子們的反擊。最后王蟲出現暴走也是因為阿斯貝魯抓走一只幼年王蟲,掉在飛船下引誘王蟲去襲擊風之谷。《東京教父》講述了三個流浪漢幫著棄嬰找尋父母的故事。三個流浪漢在自己沒有住處、三餐無著落的情況下,最終還是踏上了尋找清子父母的路。故事展現了在幫助別人的同時也在救贖自己,幫清子找回父母的過程,也是在找尋他們三個自己最難割舍的親人。《忠犬八公的故事》講述了大學教授與秋田犬之間的故事。帕克無意間收留了一只走丟了的狗并像愛護自己的孩子一樣呵護著小八,小八每天都到車站接送教授,教授去世后小八一直守候在車站希望教授能夠出現。電影根據真實故事改編,在小八守候的車站還留有它的塑像。這個故事無論是1987年日本拍的《忠犬八公物語》還是后來美國翻拍的《忠犬八公的故事》都得到了觀眾的認可。教授對小八的呵護,以及小八對教授的忠信,感動了一代又一代的觀眾。《千與千尋》、《風之谷》、《東京教父》、《忠犬八公物語》在中國得到了觀眾的廣泛認可,有很好的口碑。四部片子表達的思想超越了文化與國度,把影片上升到了人文關懷,大學生在觀賞影片的同時,引起思考,在對影片傳達的思想給予認可的同時,也在升華自己的道德思想,這對大學生良好道德思想的養成有著很大的促進作用。
二、外國影視作品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極影響
(一)翻拍作品的文化誤讀
《花木蘭》最早為北朝民歌,講述了匈奴侵犯國家,木蘭代父親從軍的孝心以及愛國之情。花木蘭的故事被代代傳誦,多次被翻拍成電影、電視劇,深受觀眾的喜愛。1998年美國迪斯尼將《花木蘭》的故事翻拍成動畫電影。該部電影延續了中國民間故事的基本框架,并在此基礎上加入了神奇的想象、搞笑的情節、動人的愛情、驚險的對抗。同時極大地發揮了電影情節緊湊的優勢,這些元素的進入使影片在中國贏得好評。在人物塑造方面,延續了美國小人物的勵志路線。花木蘭、守護神木須還有可以帶來幸運的蟋蟀都不是出場就是英雄。木蘭到了出嫁年齡卻因性格像男孩子找不到婆家,跑去替父親出征但又武藝不精。木須在花家的守護神中的責任主要是叫醒其他守護神,因為被瞧不起,跑去要幫木蘭建功立業,但瘦小得像只小蜥蜴,沒有任何神技,出的凈是些餿主意。可以帶來幸運的蟋蟀也是騙來的稱號。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團體號稱要光耀門楣。片中體現了木蘭孝順、堅韌、機智、勇敢的品質,毅然決然剪掉頭發替年老力衰,腿腳不便的父親入伍。進入部隊因為是女子力量小被嫌棄,不停嘗試終于能戴著鐵環爬到柱頂。面對匈奴人多、兵強的狀況不是采用蠻力拼殺,而是利用有利的地理形勢,引起雪崩。她無論是面對匈奴的大部隊還是獨自面對匈奴的首領都沒有怯懦,它詮釋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巾幗英雄。雖然該片導演在拍攝該片前做了大量的研究,但里面夾帶了很多錯誤的思想,體現了西方極強的利己主義思想。木蘭從剛出場去相親就在唱為家爭光。木須也是為了能讓自己揚眉吐氣才跟隨木蘭上戰場。中間戰士們操練結束去打仗的途中唱的歌也是在說打仗為了以后能娶上美嬌娘,因為現在的女孩子喜歡打勝仗歸來的英雄。中國民歌故事《花木蘭》體現的是花木蘭的愛國思想,花木蘭的父親愿意再赴戰場是由于國家被外來侵略者踐踏,木蘭隱瞞身份替父從軍也是由于想要守護自己的國家。兩者概念的偷換使整個故事以及傳達的思想完全不一樣。這對正在形成價值觀的大學生有較大的影響。這種從軍為了能使家族增光添彩的思想與故事最后木蘭辭官不受,歸隱田園的結尾也是矛盾的。不能很好展現花木蘭這個女性的偉大形象。
(二)西方與中方思想的差距
一般而言,每部電影作品均包蘊一定的文化闡釋價值,而且是多方面的。不同的電影藝術家創作出來的電影作品所展現的文化形態和內涵也是千姿百態、各有特色的。如同為中國第五代導演,在20世紀90年代就展現出不同的文化取向:陳凱歌一如既往沉緬于民族歷史,熱衷于人性建構,從早期《黃土地》起步,途經《大閱兵》、《孩子王》、《邊走邊唱》、《霸王別姬》、《風月》,直至《荊軻刺秦王》。他電影創作的基調一直是那種和中國血緣關系斷然撕裂的痛楚,并始終坦露士大夫式的精神憂憤,強調歷史哲學的表達,他的個人藝術行為和電影文本皆成為文化苦旅的代名。張藝謀則愈加顯示出一個形式主義者的輕盈,他認為中國(大陸)電影過于注重政治、社會、文化等形而上意義,固然有強烈的使命感和哲理性,但卻缺乏生動具體的人性描寫。他的表白實際上再次證明了他與陳凱歌在電影文化想象上的不同。因而無論是表現現代化遭遇傳統中國的《秋菊打官司》,還是紀錄鄉村文化撞擊都市文明的《一個都不能少》,他都在或過去、或現在,或農村、或城市的景觀中,把國民的生存狀態和技巧以“好玩”的形式展現出來。黃建新則又不同于“陳張”,他的《站直luō@①,別趴下》、《背靠背,臉對臉》、《紅燈停綠燈行》、《埋伏》等一批內在涵義陳陳相因的影片均緊扣當代主題,展現了此時此刻的人間百態和可感可知的形形的社會情緒,透過歷史的蹤跡和傳統的力量,看到了另一個中國誕生時所帶來的精神壓力以及在現代化煉獄中翻滾掙扎的當代華夏。此外夏鋼的平和溫情、孫周的憂郁恬淡、李少紅的直面生活和寧瀛的理性風格化都使各自的影片展現出獨特風貌的文化形態和內涵。而90年代的周曉文更是積極多變,時而暢想都市青春,時而影像鄉土《二嫫》,時而涉足遠古《秦頌》,一個人,三種影片類型,三種表達格調,三種文化想象。
盡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現的文化形態、內涵各有不同,但其中包蘊的文化闡釋價值有些則又是共通的。如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均表露出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創新意識,在選材、敘事、結構、語言等方面標新立異。作品的主觀性、象征性、寓意性都比較強,注重人物內心表現,探索民族化的歷史和民族心理的結構,從電影本體出發,努力建構獨具民族內蘊和民族形態的文化模本等等。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例子表明,不論是什么電影,也不管是哪位導演的作品,在文化闡釋價值的構成中,必然有一些共通之處。概括說來,電影作品的文化闡釋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民俗學價值
最常見的文化闡釋價值是通過觀賞一部影片,闡釋其中所反映的某個時代、地區、民族的民風和民俗。人類的精神生活中有兩個傾向,一是眷戀故鄉,對本土文化有特別的親近感;一是向往遠方,對異域文化有特別的新鮮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鮮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睞,這也是中國影片屢獲國際大獎的重要原因。而人們喜愛觀賞影片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經常地、直觀地接觸豐富多彩的異域文化,了解世界各個民族的不同風情。
闡釋民風、民俗主要通過影片特有的環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員的服飾、歌舞、語言等展開。如美國影片中燈紅酒綠的現代都市、英國影片中荒涼寂寥的莊園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廣闊無垠的瀚海沙漠等等,這些都讓觀眾一下子就進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圍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國人的牛仔服、歐洲人的燕尾服、中國人的長袍馬褂等等幾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號。還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國影片中的腰鼓、“顛轎”和信天游,美國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歐洲影片中的“決斗”情結,無不傳遞出各具時代風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當然,電影作品的民俗學價值還只是文化闡釋價值中的表層價值。
二、社會學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包蘊的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內涵,也是影片中常見的文化闡釋價值。這些文化價值作為內在層面的文化形態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內部結構中。如歷史事件、政治風暴、社會習俗、民間傳說等等,常常成為一些影片的整體構架,從中可以闡釋出極為豐富的文化價值。《拯救大兵瑞恩》、《羅生門》、《》、《茶館》、《泰坦尼克》、《無頭騎士》等等都是生動的例證。拍攝于20世紀40年代初的《公民凱恩》更堪稱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據美國實有其人的億萬富翁、新聞大王威廉·倫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跡創作的。它陳述了新聞巨子凱恩作為“大國民”精神風貌,并且由這個人物撲朔迷離的命運概括了人類前史時代的深刻命題:資本與人性的沖突以及人性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普遍性異化。是資本這個怪物打破了幼年凱恩的平衡,資本的教育代替了母親的撫愛;是資本這個怪物在養成了凱恩作為社會人的才干的同時,也激發了他對資本的貪婪。他的巨大財富的累積,是以犧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為代價的;也是資本這個怪物使凱恩承受著現代聲色犬馬生活的輝煌,同時也徹底地撕毀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溫情。凱恩擁有資本和現代生活提供的宏傳版圖,但他卻失掉了人最美好的東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沒有愛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獨的,生前如此,彌留之際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顯示了他的心靈上的疲憊,同時也是心靈的自覺。它發生在凱恩相對遠離現代生活的時刻,并且聯系著他尚未涉足現代生活的孩提時代,因而帶有特別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凱恩的形象呈現著一種全新的沉思的濃度,幾乎也是他生存的那個國家巨大歷史矛盾的回響,從中觀眾幾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凱恩時代”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學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蘊含的生命價值(特別是人生價值)是電影文化價值中較為深層,也較為重要的闡釋價值。草長鶯飛,虎嘯猿啼,生命的蹤跡無處不在。“生命之樹常青”,而體驗生命、思索生命、張揚生命,也是電影藝術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個個體的存在中。如法國著名導演讓·雅克·阿諾執導的動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擔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為最佳配角,再加上兩名獵人,組成了全部演員陣容。影片用擬人手法,始終以小熊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為主線,通過小熊那些頗有“傳奇”色彩的經歷,把觀眾帶入大自然中。攝影機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視野和范圍,觀眾在欣賞到一幅幅平時不易接觸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時,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動和豐盈,進而領會到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合諧是多么美麗又是多么重要。但電影由人創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滿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細審視,都有屬于自己的秘密與夢想。電影藝術只有與人的生活、命運緊緊聯接在一起,才能叩響出生命的感覺,探尋到生活的意義。
透視生命,首先要展現人的生存方式。好萊塢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種高度現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適、溫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構成了對亞洲廣大青年觀眾的強大吸引力。與此類似,我國《黃土地》、《老井》和《愛情麻辣湯》、《沒事偷著樂》等影片分別展示了傳統的中國農村生存方式和現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觀眾的強烈興趣和深刻關注。生命體驗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萊默夫婦、貧嘴張大民一般地“活著”,活在窘迫困頓中,活在雞零狗碎中,活在嘈雜擁塞中。高明的電影敘事和觀賞正在于濾去浮動的煙塵,聆聽生命真實輕微的音色。有時生命體驗也存在于罕見的突發事件中,特別是在面對巨大生存挑戰的災難時,人的生命意義會在短時間內爆發,在一瞬間閃現出劇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輝。如《地震》、《龍卷風》、《活火熔城》、《天地大沖撞》等展現人類在自然災難面前的無能為力和堅強不屈;《泰坦尼克》、《緊急迫降》、《恐怖地帶》等則充分展示了人在技術社會里對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術災難的恐懼無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體驗;《現代啟示錄》、《獵鹿人》、《細紅線》、《辛德勒名單》、《發條桔子》等則向觀眾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為的災難(如戰爭、暴力犯罪)面前既是無比脆弱,不值一錢,又是彌足珍貴,至高無上。人類的生命價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變幻中不斷得到實現和充實,人活著不管是享受生命,還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閃耀。
對每個具體的生命過程而言,淺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終是電影創造的核心,對生命感覺的捕捉,經常表現為對情感的凝聚與剖析。電影敘事以人們的情感和心理方式為主脈,兩點之間直線最短,而將心比心,以情動情,是溝通創作者和觀眾心靈的最有效的途徑。“如果充分意識到情感意味著意識到它的全部獨特性,那么充分表現情感就意味著表現它的全部獨特性。”(科林伍德《藝術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頁)當人的內心隱藏著旋轉運動的情感潛流時,當情感在相反的兩極——歡樂與悲傷、希望與絕望、真誠與虛偽之間持續擺動時,電影讓觀眾看到了人類靈魂的最深處。《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舊事》中的淡淡鄉愁,《廣島之戀》中的復雜戀情……或甜蜜或苦澀的種種情感,雖然是一時一地的故事,卻似一只弓拉動千萬人的心弦,喚起了縈回于每個人心頭的思緒。無論是“大江東去”,還是“楊柳岸曉風殘月”,只要表達的是永恒的情緒或意志傾向,即便是微山淺水,也能于細微處見出廣博,化瞬間成為永恒。因為“在這一瞬間,我們不再是個體,而是整個族類,全人類的聲音一齊在我們心中回響”(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頁)。
電影中的生命意蘊、人生價值是電影文化闡釋價值中最易與觀眾產生交流和共鳴的部分,觀眾觀賞電影,通過經歷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品嘗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體味生活的歡愉和艱辛,以達到認識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讓多少人為之感傷,為之感動,為之莫名的惆悵和振奮。既有愛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歡愉,又有死的偉大。大難來臨時的人生百態讓觀眾接受了一次心靈的洗禮。愈是美好的事物,當被破壞的時候,就愈具有悲劇的力量。電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劇”把觀眾,甚至把人類的整體生命價值推向一個個新的高峰。
四、哲學價值
電影作品文化闡釋價值中,最為重要也最為深刻的是其中所蘊含的哲學價值。電影能喚醒個體生命的感覺,更可以使藝術成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獲得無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與無限,追求藝術創造的哲理化,是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共同特征,也是現代影視藝術的總體趨向。
哲學和藝術都是升華現象,藝術在追求升華的進程中往往就獲得了哲學品格。同樣是對戰爭的反思,《廣島之戀》和《現代啟示錄》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與反抗、失敗與勝利、怯懦與英勇的簡單對照,而深觸到戰爭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題。一部絕好的驚險片素材,卻引起了黑澤明對人的思考,引出了發人深省的《羅生門》。安東尼奧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時對應我的生活階段。”(S·查特曼《安東尼奧尼在1980年》,載《世界電影》1999年第1期,第236頁)然而他的作品卻讓東西方觀眾在個體中看到整個人類、整個世界的面影。只有關注整個人類的共同問題,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鳴;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層,努力揭示出人類生存狀態的本質,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藝術的宗旨,也是哲學的根本,而哲學意識賦予作品穿透時空的無窮魅力,也因此成為品評作品優劣的一個重要話語。
電影作品的哲學品格主要表現在對人類及其生存處境的理性思考。聰明的俄底浦斯解開了“斯芬克斯之謎”,作為謎底的“人”,卻成為人類更難回答的問題。“人是什么?”“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誰?”從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直到今天,這些形而上的命題被反復追問。電影藝術無法回避也不應回避對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內在與外在困境的探討。電影史上那些深刻與永恒的杰作都是創作者們以深邃的目光關注人及人生存的這個世界的結果。美國當代著名電影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在他為數不多的作品中,總是將探討人、人性、人類未來的命運等哲理化命題放到創作的首位。其中《奇愛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這兩部描寫未來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庫布里克關于人類未來的哲理化思考的升華。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譽為歐洲“最有獨創性、最有才華而又最無顧忌的導演”之一。盡管人們試圖從政治、宗教等各個層面上解讀他的電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終超越政治、宗教和社會學層面,深情地注視著現代社會中破損的個體命運。如在他的堪稱“天鵝之歌”的杰作《三色:藍、白、紅》中,他拋開政治、社會、宗教乃至藝術的層面,深入探討“自由、公平、博愛”這些人類的生存原則在個人生命層面上的巨大意義。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來,真正的愛情是廣博無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錯誤的愛情足以讓人遺憾一生。人世之愛好比一個個切成兩半的蘋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無間,用別的半個蘋果來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沒有遇到真正的對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閉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運用電影進行人生哲學思考的為數不多的當代導演之一。同樣出于對人的思考,對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討,中國有了深沉凝重的《黃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紅高粱》,有了氣勢磅礴的《霸王別姬》……有了與世界對話的可能。但應當承認,在我國每年為數眾多的電影創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讓觀眾通過銀幕眺望人生萬象,在短時間內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學的力作,可謂鳳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國電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還有許多路要走。
五、宗教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蘊含的宗教價值也是值得關注的較為重要的文化闡釋價值。人類藝術文化的發展歷史表明,藝術和宗教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系和同構統一性。兩者以其對人類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燭、突破與超越,激情滿盈地傳達了一種普遍性的東西,從而改變了圍繞它的人們,把人們納入一種秩序之中,進入一種神圣的意義領域。人類通過藝術和宗教不斷提供的全新意義模式共同展現被創造的知覺和意義構架,解釋其經驗并規范其生活。宗教不僅成為藝術孕生的母體與土壤,而且直接與藝術創作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成為藝術發展的無可爭辯的因素。電影作為一門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的各項成果迅速發展起來的最年輕、最現代化的藝術樣式,同樣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響。一方面,在長期的藝術發展歷程中,藝術宗教化非常突出,廣義地看,甚至可以說,從古至今,沒有一個偉大的藝術作品是無宗教的,而電影作為借鑒并容括人類藝術文化各種經驗的綜合性藝術,無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跡。另一方面,電影藝術的思維模式(包括創作思維模式和觀賞思維模式)和宗教的思維模式有共通之處。電影是影像的藝術,面對影像的電影創作者(包括電影觀賞者)對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開放性以及紛至沓來轉變流動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視反叫,耽思傍訊,在體味和知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韻外之韻的同時,也會生出“終不許一語道破”的模糊感受與“無言之美”。這種創作和觀賞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發著深沉的宗教感。電影藝術家和觀眾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里,通過獨特的“影像”話語,獨力闡釋自己的經驗,得出與宗教相似的有關世界的結論,特別是對生命與神秘之物的沉思、頓悟、揭示,是與宗教(至少是亞宗教)感情和宗教經驗的理解相聯系的。以至于有人將到電影院觀賞一部電影也比作是舉行一次宗教儀式。
觀眾通過觀賞電影,特別是觀看宗教題材或與宗教相關的影片,可以看見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覺察的東西(否則他們便不會知道他們需要它),發現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構想的東西(否則他們便不會知道它已經喪失了,或者當它被發現時,也不能夠認出它來);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看見他們至今不能看見的東西,甚至發現他們還沒有構想的東西。例如美國環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誘惑》,這是一部探討耶穌在成神過程中的內心世界的影片。影片從耶穌當木匠為羅馬人制造用來處死猶太人的十字架開始,后來,耶穌的靈魂得到凈化,開始直接與上帝對話,又在沙漠中修煉40日,得到了驚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應以犧牲自己來換取神對世人的拯救;他為了成為一個救贖的英雄,讓猶大出賣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羅馬人釘在十字架上即將成神的時候,發生了幻覺。他在幻覺中得救,結婚生子,過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將就木時,猶大前來指責他的背叛行徑,此時他才幡然醒悟,并且發現他仍在十字架上作著最后的成神努力。通過觀賞該部影片,觀眾看到了神對人類的重要性,人類需要神的拯救;也發現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煉而成,神就是人;不盡于此,影片還進一步揭示出,神雖然是一個神,但他并不想成為一個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為一個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需要有一個神,需要有別人來做他們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過是一種消費性的和權謀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偉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偉大。當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時候,神就沒有任何存在的意義。這一點是對以往的關于神的觀點的一次顛覆,揭開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紗,為人類自身的自我反省和發展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和積極的貢獻。
但是正如藝術與宗教具有“無言之美”,觀眾對電影文化中宗教價值的闡釋也是很難的。大多數影片蘊含的宗教價值往往與生命價值、人性價值、哲學價值交織在一起。即使是宗教題材的影片,也往往借宗教的外衣傳遞更為豐富的內在的人文價值和哲學價值。如韓國電影巨匠林權澤拍攝于1981年的影片《曼陀羅》,雖然以佛教為背景,但究其實,它在本質上體現的仍然是人本主義思想。在拍攝《曼陀羅》時,導演林權澤明確表示,不是要拍什么宗教電影,因為他對佛教并不關心,也不相信宗教,他只是讀了《曼陀羅》的原作后,覺得這是一個最適合將其感受附于畫面中的故事,那種為了實現理想而獨立奮斗直至殞身不恤的執著過程竟是那樣美麗,他相信能打動他的必能打動觀眾。《曼陀羅》以守戒苦修的法云和放蕩不羈的知山進行對比,兩個修行方式不同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大徹大悟而去。影片中知山走的似乎是大乘佛教的路,他不是閉門苦參“瓶中之鳥”如何解脫,而是投身世俗救度眾生。在被政府封鎖的小島上幫病人洗澡,替窮人要飯,為逝者念經超度。在他的身上隱約透露出“有一眾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崇高信念。但知山似乎又是一個徘徊于欲望和虛無之間的凡人,直面的勇氣常常被無盡的欲望吞沒。影片通過熟原僧人之口轉述他的救度行為,都通過閃回將他的愛情故事(也即他對欲望和虛無的斗爭)以影像完整地表現出來,這樣安排顯然是導演有意削弱他身上的宗教性而突出人性的掙扎。知山像推著滾石的西緒弗斯一樣永遠無法達到解脫的山頂。知山酒醉后坐化在冬日的山路上,未完成的佛像和他額上深刻的歲月之痕,隱隱透出的遺憾之情,在暗示他未能真正得道。而法云由于母愛缺失造成的心理創傷十幾年來始終不能釋懷,“瓶中之鳥”即是法云受困的心。他期望通過不斷壓抑自己的欲望來得道,而事實上無論是逃避還是肉體上的酷刑都不能對其有所幫助。只有當這兩個看似對立,實則相反相成的人物思想最終融合時,通往解脫的門才會轟然洞開。法云在焚燒知山遺體時體會到知山的勇氣,終于下山尋母,與母親見面后安詳離去。影片定格在一條無止境的道路上,與片頭近兩分鐘的道路的長鏡頭遙相呼應,起到了喻示主題作用,求道之路漫漫其修遠兮,法云依然會堅定地走下去。觀眾在影片中體會更深的是知山、法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文精神,佛門戒規、禪門公案都只是對這一精神的點綴。《曼陀羅》確切地說是一部“人”的電影,而不是“佛”的電影。(參見吳丹《宗教外衣人本內核》,載《當代電影》1999年第2期,第116頁)
一般來講,文化價值是包括認識屬性、審美屬性在內的總體化的價值屬性,因而,電影作品的文化闡釋價值除了上面提到的民俗學價值、社會歷史學價值、生命學價值以及哲學價值、宗教價值之外,還有認知價值、審美價值等,電影文化自身的豐富性也為觀眾闡釋電影文化價值提供了豐富性。正因為電影作品具有豐富的可供闡釋的文化價值,方才形成了文化發展的當代奇觀:在電影誕生剛過百年的短短時間內,觀賞電影已經成為人們最普遍、也最平常的生活經驗了。
1.1動面的文化因素
動畫的發展至多一百多年的歷史,他與每一歷史階段的文化底蘊系于一脈。很多動畫皆以教育為主,譬如中國張樂平先生的《三毛》,影視開發單位根據原創,制作了《三毛流浪記》的動畫產品,以孤兒的三毛的流浪生活作為主題,對兒童、青少年具有非凡的教育意義,也備受中老年的青睞。高度重視文化是動畫主要的內容,充分發揮動畫作品的藝術魅力。
1.3動畫產品的對象
目前雖然低齡化的作品在市場上的份額占據一大部分,即使在其他影視產品的市場。也有技壓群雄的魄力。筆者認為,因為動畫產品的對象青少年居多,這一年齡段的消費群體有較強的評價能力。所以動畫才出現蒸燕日上的良好現象。現代任何國家青少年發育階段的審美觀有著驚人的相似。日本動畫抓住國際青少年觀念的相似這一特點,向國際市場推廣。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國家,本土的動畫都受到日本的重大影響。
1.3動畫的衍生產業
以日本動畫為例子,其動畫產業模式的建立大概用了30年時間,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有60年以上的產業化經驗。其中“衍生產品”的載體,大多是玩具廠商或是其他制造商,相對來說是這幾個環節中最為成熟的,也是資金最為穩定和雄厚的。日本對動畫的投資早已形成一條龍的程序,也很少中斷。通過“漫畫——動畫——衍生產品——消費者”來獲得最大利潤。事實上,無論是歐美,還是東方大國的中國,動畫的衍生產業都已經有了今非昔比的進步,發展甚至還是空前的,空間依然是的巨大的。
2發展的建議
影視動畫的發展無非決定于主體、主題和市場三方面。主體是否廣泛、主題是否先進決定著市場,包括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主體是以消遣為主,還是以教育為主決定著主體,從側面影響市場的份額。目前,動畫最大的難題也就是主體和主題了,筆者認為,以教育與市場兩方面作為切入點,教育與市場統籌兼顧,動畫發展才能予以完善。
2.1正確對待動畫藝術來源于/
如果僅僅把動畫作為消遣物,那作為文化藝術之一的動畫就失去存在的意義。未來的動畫,除了保存趣味的特點,還有以獨特的教育意義。
第一,家長正確引導兒童選擇動畫作品。為了起到恰當的教育意義,家長有必要秉著挑剔和苛刻的態度嚴格選擇適合兒童的作品。
第二,青少年正確對待動畫的教育意義。尚處發育的青少年,思想方式、行為方式、生活方式正在逐步成型,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日本對青少年的塑造特別重視,對處于叛逆時期青少年的民族思想要么強加,要么潛移默化的傳輸。
第三,中老年讀者端正態度,接受成為動畫藝術主體之一的事實。動畫不代表幼稚,也不單單等于消遣,中老年可以從中了解年輕一代的思想,了解文字、影視其他作品以外的教育領域。
2.2文化的國際傳輸
影視動畫推出國門,勢必讓對方接受你的文化,然而文化差異卻一直是國家與國家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要沖淡這種差異。就必須找到一個合適的切人口,絕不能夠將自己的文化強加在別人的地盤上,否則寸步難移,失敗也毋庸置疑。無論哪個國家的民族,從一種文化接受另種文化總要經歷適應到適合的過程。
中國的文化觀點確實很優秀,但由于文化差異造成了文化交流的困難。如果將中國的文化和具有中國特色的思想融入動畫作品里面,當把高質量的動畫作為產品銷售于國際市場,其中的思想觀點被潛移默化的接受,就像當初日本的《機器貓》、《櫻桃小丸子》、《灌籃高手》、《足球小將》打人中國市場之后,讓中國年輕的消費者了解到日本青少年的生活大概如此,日本青少年的生活甚至思考的方式逐漸同化了遠在中國本土的中國青年。
對于文化的國際交流,本文作者認為,外來的文化,凡是有益于自己國家建設的文化。我們照單全收;而代表自己國家觀點的特色文化,更須推出國門,讓世界了解自己國家是擁有特色文化的優秀國家。動畫的對外開放就是重要的渠道之一。
2.3市場教育化
影視動畫推廣市場,包括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不再是商業的性質了,他變成一種教育的手段。國內市場推廣,消費者能夠從中得到精神啟示,是國家精神文化建設的一部分;國際市場的推廣,既是文化的交流。也是文化的外交,對國家外交建設也是一種獨特的貢獻。
為完善影視動畫體系,我們必須加強動畫理論的研究和市場的考察,國家文化部在規劃新增的動畫產業、產業基地、項目建設、會展交易、市場監管、指導行業協會等職責,必須為動畫市場教育化的道路提供強有力的技術和財政保障。
3中國動畫的前景
中國社科院的文化藍皮書《2007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認為,近20年來,外國動畫作品改變了中國受眾的動畫需求傾向,當外國動畫明星形象和劇情編排風格深深地印刻在中國受眾的記憶中時,其文化審美觀也在不知不覺中悄然改變。最終成為他們觀賞動畫片的參照標準,這些標準又引領著他們對動畫的消費選擇。通過對孩子們審美觀的培養,提高他們的鑒別能力,要從動畫主題的教育角度思考,對于國家精神文明建設來說,正好提供了大量的高素質后備力量。
發展具備自己國家特色的動畫作品,并且為其在國際市場爭得一席之地,只要在牽肘技術方面的進行突破。再結合文化手段,影視動畫何愁無路。日本早已注意到這一點了,2006年4月28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文化外交的新構想”演講中明確提出,日本應大力開展“動漫外交”,即通過推廣日本的漫畫書和動畫片,來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民眾。
影視動畫推廣市場,包括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不再是商業的性質了,他變成一種教育的手段。國內市場推廣,消費者能夠從中得到精神啟示,是國家精神文化建設的一部分;國際市場的推廣,既是文化的交流。也是文化的外交。對國家外交建設也是一種獨特的貢獻。
社會主義有特殊的魅力,魅力的散發。受益的不能僅限我們該制度國家國民本身,其他國家包括日本、美國等這些資本主義大國也有必要渲染,見識我們中國特色的影視動畫。比如中國,國家已經逐步重視影視動畫的發展,技術上予以政策上與財政上的大力支持;其次中國有豐厚的文化底蘊作靠山;最后中國國體的優秀。我國對內容健康、藝術性強、創新度高、深受群眾喜愛的原創動畫產品予以大力的支持,市場教育化的路子將創造出中國風格、國際影響的影視動畫。
中國文化部網站消息指出文化部出臺的關于扶持動畫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表明近年來國產動畫產品的數量大幅增長,質量有所提高,一些優秀影視動畫企業有望走出中國市場,十年時間可能躋身影視動畫大國的行列。
4結語
關鍵詞:現象學 英伽登文本結構理論 語音層 詩歌
中圖分類號:I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09-0098-01
英伽登深入分析了胡塞爾的“意向性”問題,他通過對胡塞爾先驗現象學理論的揚棄,確定了自己的藝術作品本體論。在指出文學作品是“純意向性客體”之后,英伽登揭示了文學作品的四個異質的層次結構:語音層、意義單位層、再現客體層和圖式化觀相層。四個結構相互聯系,構成“復調和諧”,讀者通過“具體化”感受文學作品的“形而上質”。在英伽登的《論文學作品》和《對文學的藝術作品》中使用的例證多半是以小說為例,以詩為例并不太多,所以用其理論與詩歌聯系起來進行分析是值得我們實踐的。
語音層次是文學作品的最基本的層次。在這一層次中,英伽登區分了“具體的語音材料”和“語音的典型形象”,并且認為“文學作品的語音,指的是作為典型形象的語音”,詩歌當然也是一種典型形象。詩歌中有韻律、格律等,詩歌近似于音樂。英伽登說:“作詩的技巧在于它能掌握語音不同的樂調屬性,將它用于作品中表現純粹的樂調美,并且把這種美當成一種藝術表現的工具,使語音的樂調屬性作為一種藝術價值體現在作品整體的構建中。”法語中音素在詩句中的巧妙運用可以產生特殊效果。比如,[l]、[m]、[n]等音素,蘊含一種流動性,常與水發生聯系。對于語音層,我們可以以保羅?魏爾倫的詩歌為例進行分析。
以《我熟悉的夢》(Mon rêve familier)為例:這是一首十四行詩,押韻方式為ABBA、ABBA、CCD、EFE的形式,前兩節為環抱韻。同時,這也是一首典型的十二音節詩。第一句《Je fais souvent ce rêve étrange et pénétrant》中,前六個詞每三個一組,都是以[]、[]、[]的音進行排列的,句中音素[]和[e]也多次使用,對三種音素的重復形成了樂感;,音素的重復使用,使得詩句有了音樂美。第二句中femme, j’aime和m’aime中,[m]的使用,增加了流動的感覺。第三、四句中[m]和[n]的使用,體現了“我”夢中的朦朧不清與情感流動。從第一節第二句到第二節第一句,每句的開頭基本都在語音上呼應了上句的末尾,如:第三句末尾“ni tout à fait...”與第四句開頭的“ni tout à fait...”相呼應;而第二節第一句開頭的“... me comprend”則與第一節最后一句末尾的“me comprend”相呼應,這略微有些與古語中頂真的修辭相近。這樣的語音結構使得句子間相互聯系更為緊密,增加了詩義中的纏綿之感,這時的語音就牽連著意義層次。
在第二節中,每句中開始的主語都是“elle”,且第三節第一句又是以“elle”開始,語音整齊劃一,且二、三、四句中都以“...elle seule...”為開端,又增加了第二節的語音整齊性;要提到的是,二、三句中“elle seule”后的“hélas”與“et les...”在語音上有著近似相同的發音;而這四句中,從第一句的“coeur”,第二句的“d’être”,第三句中的“moiteurs”,到第四句中的“rafrachir”,以依次遞減的形式排列,都以[r]結尾,這又是語音上的一次有趣的統一。這些語音上的特點使得詩節處于一個互相聯系的統一體中,產生和諧之感。
這首詩通篇存在大量的[l]、[m]、[n]、[r]的音素,使得夢境充滿流動性,有一種神秘之感。
當然,不只法國的詩歌存在語音層次上的創造,中國的詩歌也不遑多讓。漢語的聲調分為“平、上、去、入”四聲,我們知道在中國的詩詞中有“平仄”之分,“平”是指平直,而“仄”指曲折,四聲調中除了“平”之外,其他三聲統稱為“仄聲”。詩詞中平仄聲運用遵循一定的格式,這便是“格律”。人們通過對平仄聲的合理排列配置,使詩歌產生了不同的節奏形式,如:五律、七律、五絕、七絕等。以杜甫的《春望》為例,這首五律詩首聯為“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的語音節奏排列,頷聯為“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頸聯為“仄(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而尾聯為“平(仄)平平仄仄,仄(平)仄仄平平。這首詩屬于仄起平收的格律。舉以上兩例是為了說明在語音層次上對詩歌進行分析,我們才能欣賞詩歌的韻律美,也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掘詩歌的價值。
語音層次是其他各個層次存在的基礎,因此語音層次在詩歌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對語音層次理論運用得當,我們會對詩歌有更新穎的理解角度。
參考文獻:
[1]郭永健.文學現象學――英伽登《論文學作品》研究[M].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