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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三年就快流過了,中考也慢慢臨近了,讓我不禁感嘆,時間過得真快啊。
記得初一剛來時,只認識一個人,他是我的小學同學,我也沒想到會在這再次碰到他,但很可惜,我們只是簡單的寒暄幾句就找借口分開了。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害羞靦腆的小男孩,但他學習很好,屬于那種上課睡覺考試都能拿高分的那種,不禁讓人羨慕嫉妒恨啊。
初一的我很鬧,一下課就追著男士打鬧,所以最后被人稱為女漢子,剛剛開始我覺得這個稱呼很霸氣,就把這個稱呼玩的淋漓盡致,直到初二下冊的一天下午,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我被一個人叫男人婆,當時心里很失落,那幾天心情都不好,到后來我慢慢的變了,不向以前那樣總打他們了,同學和朋友也說我變了。
到現在的初三,我覺得自己越來越好了,還有幾個男生跟我表白過呢。我的女漢子進化論好吧。
章炳麟指出,語言文字對文化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強調語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礎,是人們進行交流的工具,忽視語言文字的建設,就會影響民族文化的發展,甚至連做文章、讀古書這樣的事都不能做。總之,語言文字是民族生存的基礎,民族文化的載體,社會生活的工具,政治、經濟和文化無一能離開語言文字而存在。
一、漢字、西方字母文字同源而殊途
漢字源自原始圖畫,然后一脈相承的發展下來,其歷史沒有中斷過;西方字母文字也是源自原始圖畫,不過它的歷史是反復被打斷過的,它在不同的民族間經過了多次的轉借。
原始圖畫有三重屬性:美學的、宗教的和表情達意、傳遞信息的符號屬性。就造字機制而言,漢字是取向或取像于物,與事物和現實一致;而英語為代表的字母文字則是取向,或取像于語音,而不是取像于物或現實,所以漢字形象,而字母文字相對而言不如漢字形象和直觀。
二、漢語的語法適應形象思維與直觀表達事物,英語為代表的西方語言的語法長于抽象、理性思維
(一)漢英詞類和詞性對比
漢語的詞類無形態標記,常有異類同形現象,如動詞、名詞、形容詞同形現象。譬如:漢語的“思想”、“證明”就是動詞和名詞同形,而英語單詞 think和thought,proof和prove是異類異形詞;還有就是漢語里面的“美麗”是名詞和形容詞同形,而在英語里面,beauty和beautiful是異類異形詞。
漢語沒有英語等印歐語言的系統的曲折手段以表達性、數、格、時、體、態等語法范疇,漢語表達這些語法常用詞匯手段較為直接的表達。語言的使用者是知道漢語的詞性的,但并不用語言形式標記出來;接受語言信息的人要確定相關詞語的詞性也無語言形式可依,而必須取決于相關詞語所表示的現實事物,表動作則為動詞,表事物則為名詞。這說明言說者使用漢語詞語的時候不用語言形式標記對事物或動作的屬性進行分析,只要能反映出有關事物或動作即可;而信息接受者也不依賴詞語形式去尋求關于描寫對象的屬性的判斷,而轉向言外求之。比如,漢語句子“他不是過的他了。”可以翻譯成 He is no longer what he was。最典型的例證是漢語的他、她和它與相對應的英語里面的he, she, it。比如,漢語句子“昨天下午,他去濟南。”可以翻譯成 Tomorrow afternoon, he is going to Jinan。還有英語用介詞詞組的情況,漢語中常用動詞。比如,
他用筷子吃飯。 He eats with chopsticks.
他騎車去的。 He went by bike.
那個穿紅衣服的是他的妹妹。 That girl in red is his sister.
與介詞詞組比較而言,動詞詞組是對現實中動作的直接的反應。
(二)漢語的意合與英語的形合
漢語的主要句法手段是詞序,其復句不長于用英語那樣的句法手段表示出小句間的邏輯關系,甚至詞匯手段也常常省略,結果是漢語里有很多流水句。這種句法特點,言之,即:隱而不顯;而英語這樣的語言則有系統的關系代詞與副詞,并且有主從句、分詞短語、不定式短語幾種不同手段把不同動作和小句間的主次與層級關系用準確的語言形式手段表示出來。即漢語屬意合語法,而英語所代表的印歐語法屬于形合語法,比如:
風大,不能開船。It is too windy, so we cannot set sail.
他來,我就走。If he comes, I will go.
他不給你錢,我給。If he does not give you money, I will give.
(三)漢、英語的文字與語法對語言運用中涉及的邏輯分析處理方式不同
漢語因漢字和漢語的語法、句法的影響形成了長于直接、直觀描寫的特點,對語言運用過程中對現實事物所作的分析、所采取的態度則是經過邏輯分析,但不反映邏輯分析。
據思維規律,關于事物的本質或事物間關系的認識往往是邏輯分析或理性認識的對象和結果。前面我們已經提到,漢語不傾向于將事物的本質和事物間的關系較直接地表達出來。換言之,這就是不把邏輯分析的結果展現于語言的表層,而把它當作一個過程和手段,其目的是使對事物的描寫更直接、更直觀、更接近事物本身。英語與漢語相反,英語不但描寫事物,而且還借助一定的語法手段將對事物間關系的分析描寫出來。這種分析實際上也是抽象的邏輯分析。這樣,在英語句法中,抽象的邏輯分析就不僅是一個過程而是借助于曲折變化、復合句句法結構等語法手段在句法結構上有所表現。因此,英語語法與對事物的邏輯分析有一定的一致性。英語這樣語言的文字不長于直觀描寫現實事物,恰恰相反,字母文字與漢字相比具有較大的抽象性,而其語法長于在描寫現實事物的同時也把言說者對現實事物間的關系的分析也用語言手段表達出來。
三、漢字、漢語與字母文字,西方語言與中西文化的關系
(一)中西文字、漢語與中西思維方式的關系
漢字漢語語法長于直觀表達事物,長于以形表意,立像以表意。這正適合中國人的形象思維。而漢語的不重視或不長于傳達對事物的邏輯分析的語法特點則對應中國人不長于邏輯分析和理性思維的特點,或者漢語的語法特點與該思維特點具有相適應性。
字母文字與漢字相比具有較大的抽象性,與西方人的抽象思維具有不謀而合的適應性。而西方以英語為代表的印歐語言的語法長于對語言運用過程中所涉及的邏輯分析的表征,故有利于養成、促進,并且也適應邏輯分析和理性抽象的思維。所以,可以說漢字、漢語語法應當說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的行程有一定的影響作用。而字母文字與英語所代表的的印歐語法則對西方的重理性和注重邏輯分析的思維方式應當是產生過影響。
(二)中西文字、語言與中西文學的關系
漢字注重立像以表意,所以中國人注重類比、類推思維,這導致了中國文學對比興的偏愛。重立像以表意也導致了作為專門的題材的蒙太奇、山水畫式的山水詩。而漢語語法的不長于表征邏輯分析而傾向于直觀描寫的特點也導致了中國文學相對較晚才學習和注意對心理的描寫。西方的心理描寫出現早,數量多,抒情詩多。
(三)中西文字、語言與中西方哲學的關系
中國傳統學術領域的“述而不作”的傳統與漢語重直觀再現,傾向于立像以表意、重類比思維關系密切。因為這種語言習慣,漢語形成了習慣以形象表達抽象的習慣。中國哲學家的深邃邊界之后,哲學家將重新回到激發起哲學思考的原初之物,事物的意象,不外乎天地人陰陽。
而英語的文字與語法正相反,一個是不長于直觀再現,另一個是不長于形象思維和以形象表抽象,而長于對邏輯分析和抽象思辨的反應和再現。所以古希臘就提出了intangible的概念,而 且此后的歷史上,西方的哲學不斷產生新的流派,不斷產生全新的概念。
一、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的內涵與意義
(一)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的內涵倫理化管理是指在“應當”的管理思想指導下,通過對組織資源和組織成員的工作進行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制定組織希望達到的管理目標,并盡可能以好的效果和高的效率實現組織效益和道德目標的過程。其目的是通過管理措施使整個組織的制度化達到該組織期望的道德程度。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人們關于企業觀念的改變,人們對人的認識從早期的“機器人”、“經濟人”層面發展到“社會人”、“復雜人”、“自我實現人”層面,并對人的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現在這種思想隨著管理倫理化而逐漸進入管理領域,當代西方管理理論發展的一個引人注目之處,是越來越重視企業倫理問題的研究,這已開始成為當代管理的新趨勢。人作為企業眾多資源中的一種資源其重要性越來越突出,面對知識經濟和入世的挑戰,企業要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和發展并始終充滿生機和活力,必須以人為本,重視對人的管理。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從宏觀方面來說,就是要通過合理、科學地配置人力資源,協調好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協作關系,并為社會成員提供機會均等的就業、教育、發展等,形成平等、互助、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圍,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從微觀方面來說,就是要通過為企業員工提供公平的上崗、報酬、調動和晉升機會,為職員提供達到基本安全和衛生等相關標準的勞動條件,并進行安全教育和培訓,界定公正、公開、明確的工資和獎勵制度,與員工分享利潤,直至達到更高的倫理層次,即尊重員工,創造人文化的、充滿人性關懷的和諧工作環境和友好的人際關系,以提高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從業者的管理理念和員工的工作責任心,做到情、理、法并重,真正實現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平臺的人性化和倫理化。
(二)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的現實意義
1.倫理本身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道德既指出什么是惡的、不應該的,又指出什么是善的、應該的。道德規范出于人們社會生活的日積月累、約定俗成,不必通過企業的行政命令或制度規范來制訂或修改,道德制裁也不需要外在的批準。倫理道德為員工確立了行為邊界,在共同的“應當如何”的價值信念基礎上,使得企業與員工之間的行為期望有了合理的預期,減少了利益上的沖突和摩擦,也有力地遏制了一些違規違法、“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減少了企業管理制度的運行成本,提高了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管理效率。此外,倫理化的管理氛圍更能夠激起員工的干勁。管理者也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大多數人在充滿信任、責任和抱負的環境中能夠取得最出色、最富創造性的成果,而這種環境只有在誠實、信賴、公平和尊重等價值觀念的基礎上才能建成。
2.倫理化的管理方式契合人們內心的道德需求。傳統的“經濟人”假設下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越來越不適應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實際。以知識和技能為核心的人力資本是企業在知識經濟時代應對復雜多變的市場競爭環境,不斷獲得可持續發展優勢的關鍵性資源,是構筑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基石。如何促進人力資本的價值實現,是現代人力資源管理需要解決的問題。倫理化的管理方式契合了人們內心的道德需求,滿足了人們對精神食糧的渴求。
3.倫理化的管理促進企業人力資本的充分發揮。企業是人的事業,人是企業的靈魂。企業的創始人與后繼者對企業自身的存在價值、企業自身與員工之間關系的不斷反思與拷問,使得管理方式的源頭上存在著道德化管理的需求。企業作為社會中的生產服務組織,既是一個贏利組織,也是企業成員共同發展的載體。工作不僅是員工生存的手段,也是個人健康成長和實現自我價值的途徑。受人尊重、被公平對待、富有人情味的管理模式,是大多數員工內心的真摯渴望,也是促進企業人力資本充分發揮的必要前提。
4.倫理化管理是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個性化戰略。隨著人才資源競爭的日趨激烈,企業之間吸引人才的方式差異越來越小,如高工資和良好的福利待遇,比較高的權力與地位,而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倫理化,創造了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使得企業能夠吸引優秀的人才加盟。在影響雇主—雇員關系的因素中,工作環境在吸引、保留員工和提高員工敬業度三方面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企業應將人力資源管理作為創建工作環境的首要推動力。因而企業的倫理化管理也成為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一個源泉。總之,管理和倫理相結合是現代管理發展的總趨勢。倫理是反映和調節人們之間利益關系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是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統一,它與管理緊密聯系,相互滲透;而人力資源作為企業最重要的資源,決定著企業的興衰成敗,其管理對象的特殊性使得人力資源管理本身的倫理審視既必要又可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源管理既要符合倫理的要求,又要發揮倫理的管理作用,使對員工的管理達到科學性與合理性的統一。
二、我國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中的困境
倫理化管理是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潮流和趨勢,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倫理化水平仍然處在低迷狀態,存在較嚴重的倫理缺失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認識誤區
1.員工仍然被作為達到企業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人力資源管理的目的被定義為通過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活動實現組織的目標,因而現有的各種人力資源管理基本上停留于人是一種“資源”,以及企業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人力資源的層面上,這種倫理觀念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問題,它不過是把關心和滿足員工的期望和利益作為提高效率、獲取利潤的手段。
2.對人性的認識缺乏倫理視角。現有的人力資源的管理主要是從經濟學和管理學視角認識人性的,而從倫理學視角看,道德需要是人的本質需要。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提出,考察人的生活狀況也就是要看一看生活在一定條件下的人在道德、體格和智力等方面的面貌是怎樣的。可見,知識和能力決定著員工能夠為組織做什么,而道德品質則影響著員工知識和能力的發揮程度,在人力資源各因素中具有核心作用。
3.互惠倫理觀念指向的單向度。企業倡導互惠互利,追求企業與員工的利益共享,但在本質上卻是一種利己主義,至多是開明的利己主義。因為,互惠倫理思考問題的核心是圍繞著企業利益展開的,而不是著眼于員工的發展,其結果是:有關倫理問題的思考實際上是圍繞著員工如何對企業講道德,如何培養員工對企業的忠誠,而對于企業應該如何以更道德的方式對待員工方面的關注相對欠缺,由此導致了一些企業處于道德缺失狀態,某些企業甚至出現了嚴重的道德失范行為。
(二)價值觀與目標沖突企業價值觀通過與員工價值觀的契合,對員工基本價值觀產生影響,并引導他
們的動機、態度和行為。人的自主性和人的參與性正是倫理視角中最高貴的價值。從博弈論的角度看,在最優價值觀下,企業價值觀與員工目標一致,企業重視人的價值,則員工就會同樣回報企業;在最差價值觀下(即企業價值觀與員工目標沖突,等同于無倫理氛圍的價值觀),員工會盡可能少地為企業出力。在無限次博弈之后,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博弈達到子博弈納什均衡,即員工會采取與特定價值觀相對應的倫理行為進行工作。這種倫理困境主要表現在:重利輕義,重制度輕人性,員工個人的能力與品質的差異被格式化,個人的發展被忽視,個人的目標也成了犧牲品。
(三)能力瓶頸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的素質將直接影響公司倫理規范和準則的執行力度。一個缺乏相關知識和運用技巧的人力資源管理人員不能制定出符合人性的倫理的政策目標,也不能對人力資源管理實踐活動做出正確的評估。如:當企業經歷了裁員、精簡機構后,人力資源管理者需要做那些幸存下來的員工的思想工作,但此時他們可能并沒有接受過處理復雜心理問題方面的專門教育和培訓,這不利于客觀、準確地對員工培訓結果進行考核;而沒有績效考核的相關理論,就不能對員工績效做出正確的評價,從而違反公正、客觀的倫理原則,造成倫理困境的產生
三、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模式的構建
倫理化管理是企業彌補人力資源不足的有效途徑。現代企業應把增強倫理意識和提高倫理敏感度作為人力資源管理的主要任務。人力資源管理職業人員必須以合理的倫理原則為基礎,通過相關的倫理框架模型來確定其履行職責所應采用的途徑和方法。通過上述對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困境的分析,我們提出當代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模式的構建。
(一)明確認識:樹立以人為本的觀念要想建立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模式,企業必須先轉變思想,樹立以人為本的觀念。康德早就指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理性人應該永遠把人看作目的,而永遠不要把人只看作實現目的的手段。這就要求企業不能把員工當成賺錢的工具,而應該把員工當成企業的主人,關心員工、尊重員工、發展員工;為員工提供一個安全的生產環境,保證員工的人身安全,了解員工的生活狀況,及時幫助員工排憂解難;在人格和權利上尊重員工,站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和員工交流,注意聽取員工的建議,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幫助員工實現自我的價值。在人力資源管理研究中引入倫理視角,就是要突破以往人力資源管理的局限,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人力資源管理的目的,使一切為了人、人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價值觀成為人力資源管理最基本的價值導向。
(二)遵循原則:堅持互惠互利、誠實、公平公正等倫理原則
1.互惠互利原則。互惠互利原則是企業應樹立的一種重要的倫理原則,企業與員工是一種契約關系,雙方是互利的共同體。不僅員工需要對企業講道德,建立員工對企業的忠誠,為實現企業的目標而努力;企業也需要以道德的方式對待員工,為員工創造施展才能的舞臺,使員工在實現企業目標的基礎上實現自身的價值,得到應有的報酬。只有互惠互利,二者之間的合作關系才能持續下去;只有二者目標一致,才能達到兩者之間的平衡,實現企業的長遠發展。
2.誠信原則。誠信是立人之本,也是一個企業的發展之道。從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角度看,誠信是員工之間進行協作的基礎,是一種普遍的行為規范。作為一個管理者,誠信是獲得威望的基礎,只有努力兌現自己的諾言,才能得到員工的信任和尊重。同時對員工也要進行誠信教育,這樣可以形成一種相互信任、相互依賴的人際關系。人人講誠信會使誠信變成企業文化的一部分,這種企業文化可以創造一種和諧的人際關系,加強企業的凝聚力和競爭力。
3.公平公正原則。對個體來講,公平涉及每個人短期和長期的物質精神利益,涉及人的尊嚴、地位以及相互關系;對整個企業來講,公平涉及上下級關系、群體氛圍、團隊凝聚力以及組織績效、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提高組織公平感可以提高員工對工作的滿意度,降低離職率、缺勤率等,提高員工的工作績效,實現組織的目標。因此,企業在進行人力資源管理的各項活動中應該堅持公平公正的原則。人力資源管理中公平公正倫理原則的貫徹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實現。根據瑟保特和沃爾克的研究,不管最終的分配結果是否公平,只要員工實際參與,公平感就會顯著地提高。因此,在企業內部,應該以關心、理解、信任員工為取向,力求讓員工成為企業決策的核心,成為知情者和參與者。另一方面,企業還要公正地對待員工,在員工的職位升遷、薪酬升降、接受培訓等方面給予員工均等的機會,不搞任何形式的種族、性別和工種歧視。
(三)制度保障:將倫理因素納入人力資源管理制度流程
1.人力資源管理者必須在制定管理程序的同時,制定體現企業倫理價值觀和員工職業道德要求的制度流程。例如,企業可以建立清晰的倫理制度,明確企業的核心倫理價值體系(提倡什么和反對什么);在員工手冊或職位說明書中,除了明確對員工的專業要求,還要說明對員工的職業道德要求。
2.設立專業機構保障倫理管理。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最直接的方法是設立道德管理部門,以監督人力資源管理的行為模式,使人力資源部真正成為提高企業生產力的顧問中心,促進產業關系與雇員關系的和諧發展。
3.建立人力資源管理保密制度。對于掌握企業商業機密的人力資源管理,亟待建立保密制度。如何預防人力資源管理者的跳槽以及因獵頭公司挖角而造成的一系列連帶雇員流失及企業機密泄露的問題是企業人才管理的難題。建議企業在人員配置中,針對道德附加值較多的高級管理崗位(如采購、銷售、財務、人力資源管理等)建立動態跟蹤考察制度,在公平原則的基礎上增加職責透明度,營造健康的企業保密氛圍。
(四)能力提升:對員工進行倫理化培訓隨著理論和實踐研究的深入,我國對企業倫理也日益重視,但還不能把企業倫理原則、思想很好地滲透到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日常活動中,員工普遍缺乏倫理困境的相關知識及識別和解決能力,所以有必要進行有計劃性和針對性的培訓。這主要包括三種類型:培訓員工對倫理困境識別的能力;培養人力資源管理者及一般人員解決問題的能力;訓練人力資源管理者以倫理的方式履行管理職能的能力
1.培養員工識別倫理困境的能力。主要是要使員工明確企業的倫理規范,知道什么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從而使人力資源專業人員正確地診斷和認識問題,在決策時充分考慮道德因素而做出更符合倫理需求的行為。超級秘書網
2.培養人力資源管理者及一般人員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必要豐富人力資源管理者和一般人員的理論基礎,讓管理者運用人力資源倫理管理的相關理論解決已發生或即將發生的問題,深層次理解過程背后的理論,正確分析人力資源管理倫理問題的前因變量,預防倫理困境的發生。3.中國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與國際經濟接軌,就要了解國際通用的倫理準則和各國的文化差異,善于發現、貫徹并獎勵那些符合倫理的行為,有針對性和恰當地實施人力資源管理職能。而且在履行人力資源管理職能的過程中,還要體現真正的公平、公正,要切實貫徹員工參與決策、評價和反饋的相關政策,鼓勵員工承擔重要的、有一定風險的工作,在實現組織目標的情況下促進員工個人能力的發展。倫理化管理是現代管理的必然趨勢,也是企業獲得競爭力的重要源泉。我國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還處于起步和摸索階段,在這不平坦的必經之路上,先行的企業必然要先經歷痛苦,也必然要先享受先行者的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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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辭書;簡化字;輔文
中圖分類號:H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3-0158-02
辭書對于讀者規范使用簡化漢字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從簡化漢字的使用來看,一些辭書(如《漢語大字典》)明確說明了文中收錄的簡化字字頭所依據的標準,但一些辭書沒有明確說明,且在某些字簡化與不簡化上,幾本辭書不一致的情況時有發生。這可能會對讀者在簡化漢字的使用上造成錯誤的引導。辭書功能的發揮是由正文和輔文共同完成的,辭書中的介紹性、說明性、檢索性、參考性輔文有助于讀者明確辭書的編纂目的、體例等,從而提高使用效率。從輔文的編纂來看,尤其是一些重刊的古代辭書,在說明性輔文和檢索性輔文中,常有些缺漏或不當之處。本文以《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說文解字》、《大廣益會玉篇》為例,對這一現象作一分析,以期能引起辭書編纂者的重視。
一、關于《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的簡化字
《現代漢語詞典》[1](第5版,以下簡稱《現漢》)中,下列106字都做了簡化。
注:(1)表中的字按《簡化字總表》第二表的簡化字和簡化偏旁分類,按其順序排列。
(2)《現漢》中的簡化字,凡是沒做特別說明的,只簡化了單元格中所述內容,其他部分與對應的繁體字相同。
(3)“”簡化為(左目右間),“”簡化為(上獄下鳥),“”簡化為(左魚右師),“ ”簡化為(上既下魚),“”簡化為(左讠右戔),“”簡化為(左钅右長),“ ”簡化為(左钅右麥),“”簡化為(左钅右達),“”簡化為(左钅右黃),“”簡化為(左钅右盧)。
(4)“”在《簡化字總表》中簡化為“惡”;“”在《現漢》中做“姓”時簡化為(左纟右泉),做其他義項講時是“線”的異體字。
1986年國家語委重新的《簡化字總表》的注釋⑦說:為避免寧(zhù)字與的簡化字混淆,寧(zhù)簡化為“ ”,由此,從寧(zhù)的四個常用字簡化為“佇、苧、貯、”, 加上表中2235個簡化字,實際簡化了2239個。該表特別指出:“凡是不符合《簡化字總表》規定的簡化字,包括《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簡化字和社會上流行的各種簡體字,都是不規范的簡化字,應當停止使用。”1988年國家語委和新聞出版署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又收錄了80多個超出《總表》的類推簡化字。1999年國家語委的《GB13000.1字符集漢字字序表》又收錄了30多個新的類推簡化字。根據后定法優于前定法的原則,現在法定的簡化字就是《簡化字總表》中的簡化字加上《現代漢語通用字表》、《GB13000.1字符集漢字字序表》新類推出的簡化字。在這三個字表中,上述文字并沒有簡化。
作為一本影響廣泛的工具書,《現漢》應該模范遵守國家有關語言文字的法律法規,然而在簡化漢字的使用上,這本意在引導大眾使用規范語言文字的辭書本身卻沒有遵守規范。《現漢》的《第5版說明》中說:“在新的規范沒有公布之前,對原有規范盡可能做到既全面貫徹執行,又對其中學界公認的不妥之處作適當處理,同時爭取做到盡量符合即將出臺的新的規范標準。”這條編纂條例中,如果要全面貫徹執行原有規范,就不能對所謂的“不妥之處”作處理;如果對“不妥之處”作了處理,就不是全面貫徹執行。這里存在完全遵守現有規范和突破規范的矛盾,二者不可兼得。其中所說“即將出臺的新的規范標準”指的是《通用規范漢字表》,而編者在2005年認為這個字表“即將出臺”,要盡量符合這個新規范,時至今日,這個字表仍然沒有正式,可見編者在對待規范上的主觀和武斷。退一步講,既然做了超前的工作,《現漢》就應當把突破現有規范的簡化字全部列出來,明確告訴讀者這些字在已經的規范中沒有簡化,以供讀者使用時自己判斷,而不是把突破現有規范的簡化字和符合規范的簡化字混在一起模糊處理。
二、關于《說文解字》的《前言》
《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版)附有殷韻初先生所做《前言》,此《前言》對讀者的幫助不言而喻,其中一處與事實有出入。
《前言》講了徐鉉對《說文》所做的五項增改,談到“增改之三”時說:“增加反切。許慎時代尚無反切,故注音僅云‘讀若某’而已。徐鉉始據孫唐韻加注反切于每字之下,但與漢人讀音不符。”[2]3從這段話中,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徐鉉是使用反切為《說文》注音的第一人,這與事實不符。徐鉉在上表中說:“《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后人附益,互有異同。孫《唐韻》行之已久。今以孫音切為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2]321從現存的《說文》本子來看,在“大徐本”之前的《說文解字系傳》(又稱“小徐本”)注音時大部分用了反切,采用的是朱的反切系統,這個系統與《唐韻》不同。可見,徐鉉見到的《說文》是有反切的,在他之前就有人用反切為《說文》注音了,但這些反切所屬的音系不同,多有不同之處,為便于讀者使用,徐鉉就根據通行時間較長的《唐韻》來修訂《說文》的反切。本條可以表述為:修訂反切。許慎時代尚無反切,故注音僅云‘讀若某’而已。后人附益,互有異同。徐鉉據孫《唐韻》修訂每字反切,但與漢人讀音不符。
三、關于《大廣益會玉篇》的《檢字》
《大廣益會玉篇》(中華書局,1987年版)所附的《檢字》[3]中有一些缺漏,列舉如下:
一是字頭錯誤。如“九”字同時出現在“二畫(丿)”和“三畫(丿)”下,正文中“九”和“丸”都在133下右,此處“三畫(丿)”下的“九”應為“丸”。
二是頁碼錯誤。如“八畫(丿一)”下的“制”,標注“80上右”。正文中該字在“82上右”。
三是順序錯誤。如“十五畫(丿丶)”下的字全部排在了(一)之后,按照《檢字表》的排列規則,這些字應排在(丿丿)之后。
四是字頭筆畫數和其歸入的筆畫數不符。檢字說明中說,為便于查對,字形一律保持原狀。“”字《玉篇》中作“”。字頭是“”,應排在七畫(一)下,卻排在了八畫(一)下。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各種類型的辭書在簡化漢字的使用上,應當以編纂時已施行的最新語言文字法規為準。特別是那些面向普通讀者的,對教學、出版等領域具有較大影響的辭書,更應該注意這個問題。如果有突破規范之處,應當把這些地方詳盡地列出。同時,政府有關部門應修訂《簡化字總表》,把1986年后的文字規范中新的類推簡化字加入《簡化字總表》,以便于辭書出版單位更準確地使用簡化字。輔文在讀者了解、使用辭書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辭書編纂者不僅要重視正文內容的準確、完整,也應該重視輔文的編纂,對于輔文中存在的缺漏,再版時應及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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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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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來品上作為裝飾功能的漢字――鑄幣上的漢字
除了錢幣之外,由中國而至的帶有漢字的物品如銅鏡,中藥材,以及絲綢等物品,這些物品上帶有的漢字也被視為一種裝飾性的中國圖畫而已。正如文字起源就是由圖畫乃至圖畫文字發展而來的一樣。漢字原本具有各自的讀音和含義,這些刻在中華物品上的漢字的讀音和含義在當時的日本人眼中看來毫無釋義的必要,只是具有中國舶來品的特征而已。
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中日兩國的官方和民間往來頻繁。伴隨著古代中國的朝貢貿易和隨貢貿易,日本的貢品納入中國的同時,中國物品也大量流入日本。這些中國物品上或多或少帶有中國的文字,符號或圖騰,以及其他典型的中國元素印記。中國古代貨幣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文化載體。>>>>《世說新語》中兒童話語閃光點及成因分析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西方的藝術形式及設計作品是站在藝術時尚的前列,也引領了藝術發展的方向。但是這并不代表著只有按部就班或是全盤接受就會有好的作品。那只是徒勞,我們更多的是要探索本國的文化,發展自己的設計風格,這樣才能獨樹一幟。
雖然一部分設計師們已經開始將精力放在漢字這一設計元素上面,但對于漢字真正的內在或許挖掘的還不夠,對漢字的創作與應用意識不強,缺乏獨立的、民族的設計風格,以致漢字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并沒有得以充分表現和發展,進而導致作品中的漢字普通,沒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如同我們在設計的過程中,總是覺得文字的出現就是更快地向人們傳達他所要變現的信息而已,并沒有去花費很多的時間與精力在他的表現形式及挖掘其更深層次的內涵上面,總是把文字單單的擺在上面而已假使真的是到了文字設計的時候,就會把文字的外形及位置作為主要考慮的對象,再次忽略那些內在的靈魂的東西,或許這樣的設計太過繁多,沒有了創意的發展空間,或許我們更應該轉換思路,從漢字的造型、色彩性及象征性意義中尋找,或許會有不一樣的效果。>>>>>漢字視覺造型的圖形化設計表現研究
因此來說,我們應該多多注意這一嚴峻的問題,對于造型進行研究的同時,也應該對于漢字文化予以足夠的了解和重視。在此基礎上,把更多新鮮的元素帶到我們的設計作品中來,使得我們的作品在展現本土民俗特色的同時,不失雅觀與創新,融二者為一體,勇于探索創新,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
我的同事列扎年科先生56歲了,已經開始謝頂,但飽滿的天庭傳示的不凡才情、深沉的眼睛送出的智慧的光芒,使其儒雅之風仍顯得很有生氣。
列扎年科自謂“半路出家,自學成材”。他早年畢業于列寧格勒工程學院,曾是一名很不錯的電氣工程師。后因對外國語興趣濃厚,而最終轉向語言學研究的學術道路。1978年他在莫斯科獲得語文學副博士學位,自1980年在國立基輔大學擔任副教授。他通曉多種語言,日語、西班牙語尤精,熟識漢字,著作頗豐(1976年即有大部頭的語言學著作問世)。論象形文字領域的造詣,可以說全烏克蘭罕有其配。他悉心撰寫的博士論文《現代象形文字偏旁之形義組合關系》顯然有著深厚的學養基礎。
獲得副博士伊始,列扎年科就瞄準了下一個目標――博士,開始收集整理以漢字為主體的現代象形文字資料。他的研究方法是很特別的,他曾自己謔稱為“把漢字掰開來看的人”,因為對漢字的形、音、義三素,他只探究形和義的關系,對其音則置之不顧。這篇博士論文的寫作竟經歷了漫長的歲月,直至前年方成篇定稿。其間曾至少對論文動過四次大手術,細枝末節的修改則難記其數。他不斷把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也不斷吸納國內外學術界的新營養。但當時列扎年科并未提出學位答辯申請,想來可能是慮及極為嚴格、幾近苛刻的學位審查程序,因為論文稍有閃失,就可能“胎死腹中”――一旦在答辯前的送審階段受到或此或彼的指摘,就將前功盡棄,切莫說答辯告吹,連再申請的機會也渺茫了。這種遺恨終生的事,在前蘇聯是屢見不鮮的。故而必須慎之又慎,精益求精,以千慮一得,求萬無一失。
他終至去年4月初提出了博士答辯申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列扎年科在那段時間里寡言少語,但看上去倒是躊躇滿志,成竹在胸。他對我說,自己從未泯滅追求這一崇高榮譽的熱情,也從未放棄過為獲得這一學位應須承擔的努力。現今擺在我們面前的博士論文,乃是一部由密密麻麻的鉛印字母、數以萬計的手書古文字(以篆書為主)、現代漢字和各式各樣的圖表以及廣征博引的數百篇文獻的目錄集成的皇皇431頁的宏篇大論。
按照程序,須先由東方學系專業委員會初審。該系語種較多,教授們術業各有專工,盡管絕大多數人對漢字“目不識丁”,然而因為該論文論及歐洲人對象形字的審美心態和由象形字生發的想象與聯想,并且運用了歐洲語言學界熟悉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的分析方法,所以引得教授們談興不淡。列扎年科更是高談闊論,從漢字談到日本的“國字”,又談到美索布達米亞楔形字、中美洲馬亞文乃至古埃及圣書字,一個人就洋洋灑灑“論“了一個鐘頭。
四月的基輔,正是“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舉行正式答辯當天的大會議室卻是春意盎然。來自烏克蘭有關高校、科學院遠東研究中心和莫斯科大學亞非研究所的語文學家以及副博士生50余人濟濟一堂,正所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會場的布置很是簡樸,主席先生座席前的黃色紫羅蘭一枝獨放,算是唯一的點綴。
中國中文信息研究會會長錢偉長教授說:“符號文字最有國際性,漢字是符號文字,漢字有希望成為國際文字。”
北京大學文明漢字研究所所長蕭啟宏先生說:“漢字不僅是記錄漢語的文字符號,而且是負載著古代科學知識和文化觀念的全息標志,是固化了的信息模塊。漢字在繼承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成果使之古為今用方面具有無與倫比的優勢。漢字是繼承中國文化命脈的載體,它可以讓今人得到古人的智慧明燈,更加照亮今天世界發展的道路。離開了漢字,就離開了中國文化的根,就會失去至為寶貴的財富。”
香港語文協會名譽會長安子介先生說:“漢字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漢字能使人引起聯想,聯想是一切發明之母。”“漢字是拼形文字,學了漢字能使人變得更聰明。”“漢字的內涵外延、意氣磅礴,十分邏輯化,把漢字應用于認識過程,可以把‘浮想聯翩’和‘思緒萬千’的人的思維系統化、邏輯化。”
漢語送你優雅人生
漢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之一,它的精煉、優雅和豐盈,世所公認。我常常慶幸,在我們的語言地圖里,因為有這樣一筆絢麗的遺產,人生就不會顯得貧乏,寂寥的心情也不用擔心找不到歸宿。的確,走在漢語的小徑上,一處山水,一段笛聲,便能牽動心底的感嘆;一朵花,一片雨絲,就會勾起無窮的思緒。如果你的記憶里有“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有“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有“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有“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有“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那么,本已遠去的那些傷感歲月,本已消逝的那些燦爛面容,就可能隨時復活,隨時在語言里和你重逢。誰又能說這些紙上的行旅,不是真實人生的延續和擴展?
正是借著語言這一通道,狹小的人可以進入廣大的世界,短暫的生命可以留下永恒的聲音。因此,能否獲得語言的恩惠,能否領悟語言的秘密,實在是關乎每個人生存質量的大事,不容輕視。語言豐富,則人生飽滿;語言貧瘠,則人生寡淡;語言性靈,則人生優雅。很多古代文人之所以過著風雅的人生,就在于他們的生活處處都與優雅的漢語為伴,或吟詩作賦,或月下清談,“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樂在其中。因此,那些傳世的詩詞曲賦,多數不是文人孤守書齋的結果,而是他們在茶樓敘舊、送別親友或游山玩水時的即興詠嘆――這種風雅人生,至今還令許多人心向往之。
漢語英語各有所長
漢語的一個明顯的優勢是,思維面廣闊,在數學上由于單音節發音,對數字的反應速度也更快,但在邏輯思維方面還是拼音文字較好。但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看,作為表意文字的漢語,由于可以自由組合新名詞、新概念以至新思想, 可以容納信息和知識爆炸的沖擊,無疑將發展為人類的共同語言。用這種語言來交流思想更加方便,更加豐富多彩,當然在論文和計算機語言是漢語和拼音文字并用了。漢語的偉大就在于兼容,在漢語的學術論文有漢語和阿拉伯數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混用現象,但在英語論文中則找不到一個漢字,中國的物理學專家可以憑借他在中學時代的化學基礎知識通讀化學專家的論文,反之亦然,而英美的不同行業的專家要交流他們的學術成果,因此,華文在世界上大行其道,有其自身的科學性、合理性,以及超越時空的功能。漢語的簡潔,舉世公認。這既是漢語本身的特質,也反映出漢民族思維方式比較快捷,一般而言,兩千個字便可開展中華文化、語言教育。此外,漢字還具有超越方言和時代的功能,不論古今作者操何方言母語,漢字全通,而且本身就包容豐厚的中華文化的底蘊。
中國人心里有這樣一種成見,認為漢語遲早要被英語所淘汰。記得有一次,大概是胡野碧在辯論時干脆把它清楚地說了出來。“世紀大講堂”曾請了一位學者李銳也認為全球化的結果是讓英語統治世界。只有阮次山在一次“大時代,小故事”中談到漢語的思維速度比英語快。普通話有21個聲母、35個韻母和四聲,連乘的結果是2900個聲音,但是能夠被利用的是2500個,而真正被用到普通話中的僅1200個。
英語與普通話相比則不同,國際音標中,英語有20個元音和20個輔音,所以英語的聲音種類不會超過20×20=400個;反過來說,不在這400個聲音之內的任何聲音都不被英語所承認,或者被認為是不正確的發音;這里所說的不是“音節”。比較一下就會看出,漢語的發音種類是英語的3倍。
語言、聲音與文化
為什么聲音種類越多,思維速度就越快?假設有一個僅會發兩種聲音的人,具體地講,他就會發a和b兩個音。根據電腦的理論,我們知道,他用這兩個符號依然可以表達整個世界。再假設,世界上僅有400種事物需要表達,那么,一個英國人可以用每一個發音來表達400種事物中的一件,而僅會發兩個聲音的人,有時就不得不用九個發音來表達400種事物中的一件,因為二的九次方才大于400。比如,英國人用“i”代表“我”而僅會兩個聲音的人可能要用abbababba代表“我”這個概念。一般人每發一個聲音大約需要消耗四分之一秒的時間。比較兩者就會看出,僅會兩個聲音的人,不但表達得慢,而且還費力氣。在表達“我”這個概念的時候,英國人使用四分之一秒的時間,而僅會兩個聲音的人使用了二又四分之一秒。如果兩個人總以這樣的比例生活一輩子,他們一生中所享受到的所有信息將是它的反比9:1。實際的情況中,最明顯的是日語與漢語的對照,我們知道,日語使用了100種不同的聲音,而漢語使用了1200種聲音,因此很多漢字讓日本人一念就必須用兩個或者三個聲音來表達。
思維實際上是一種心里說的過程,如果在說話時表達得快,那么,思維的速度也應該跟著快。具體的例子是趙元任曾經比較用英語和漢語背誦乘法口訣的速度,漢語使用了30秒,而英語使用了45秒。因此,如果兩個人同時用英語和漢語來背誦的話,到了30秒的時候,漢語使用者一定想到了九九八十一,而英語使用者則一定到不了這里,說不定,他想到的僅僅是七七四十九。這就證明了使用發音種類多的語言比使用發音種類少的語言思維速度快。這一點曾經被國內外許多學者所證實。至于思維速度快是否就代表聰明這個問題是被很多學者所承認的。
有人解釋一個歷史上的“謎”:古希臘人為什么比其他人更聰明?因為希臘的文化來自古菲尼基人,菲尼基人發明了人類的拼音字母,就聲音的分解來說,這是一大進步,就思維速度來說,它是一大倒退。因為,為了篩選容易區分的聲音元素,菲尼基人僅僅使用了22個輔音,這樣,它的表達速度當然比現在任何語言都慢,而希臘人則采用了元音,我們知道元音與輔音結合以后,聲音種類等于增加了好幾倍。
漢字是中國文化之根。文化就是指用文字來教化。漢字是國家統一之本,漢字是國人立命之神。
(赤峰學院 文學院,內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漢字筆畫繁多,形體復雜,數量龐大,信息量大,使很多外國人望而生畏,漢字障礙成為外國學生進一步學習下去的頸瓶。漢語詞匯積累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漢字。漢字無法見形知音,是導致拼音文字為母語的學生學習漢字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拼音文字為母語的學生寫漢字意味著思維方式由一維的線性排列結構的認知改變到二維的方塊結構符號的認知。拼音文字為母語的學生對漢字“以形別義”的區別方式本來就不敏感,更何況漢字的表義度也很低,很多漢字很難從字面上找到理解詞義的階梯。對外漢語教學界普遍有重聽說、輕讀寫的傾向,且歐美學生聽說能力優于讀寫能力。這些都導致漢字成為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的最大難點。
關鍵詞 :漢字;最大難點;表音;表義;輕讀寫
中圖分類號:H19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2-0177-02
漢字筆畫繁多、形體復雜、信息量大,使很多外國人望而生畏,淺嘗輒止,中途放棄。在國外大學的漢語學習者中,“經過十年寒窗生活以后,只剩下極少數的學生攀登碩士或博士的高峰”。這些碩、博士的畢業論文通常是用自己的母語撰寫的,而不是漢語。他們的漢語口語能很流利,但在閱讀、特別在書寫方面仍有許多障礙,“最明顯的原因是漢字的難關”[1]。在國內的對外漢語教學中,外國人學漢語人數增長迅猛,但中途流失嚴重。大多數留學生淺嘗輒止于初級水平,難跨中級,進入高級階段者寥寥無幾。閱讀能力較差、書寫更加困難是留學生普遍性的現象,原因是漢字識讀難,書寫更難。張志公指出:“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學習漢語漢文,不能像歐美兒童那樣,學會了二、三十個字母以后,可以一邊識字,一邊很快就能成句地乃至成段地閱讀。學漢字,必須一個一個地認,一個一個地記;在認識一定數量的漢字之前,是無法整句、整段地閱讀的。”[2]漢字障礙成為留學生進一步學習下去的頸瓶。
論文字數目,《現代漢語詞典》共收了13000字以上, 《新華字典》收了8000多,《現代漢語通用字表》7000個,《現代漢語常用字表》3500個;而日文假名只有46個,俄文字母33個,英文字母僅26個,漢字顯然比表音文字有更多的書寫符號。原因在于表意文字與表音文字這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字體系記錄語言的理據不同:表意文字是依據意義構形的文字體系,字形與語音沒有直接的聯系;而表音文字是根據語音構形的文字體系,字形與語義沒有直接的聯系。任何一種語言使用的語音都是有限的,依據語音構造文字之“形”也必有限;而任何一種語言表達的“義”是無限的,依據語言的意義構造文字之“形”也必無限。所以,表音文字的書寫符號數量很少而不必花大力氣學習;但漢字數量龐大,加上筆畫繁多、形體復雜,必須專門地花大力氣學習。文字書寫對于拼音文字為母語者來說就是二、三十個字母,這在兒童的幼兒園階段就能書寫成形;而漢字書寫就算是中國孩子的母語學習,很多孩子也要到小學畢業才能寫成型,學夠量。
馬慶株認為,對外漢語教學大綱規定的2905個漢字和8822個詞匯大約需要3000學時,而同樣單位的拼音文字的漢字與詞匯,大概750學時就夠了,這主要是由于漢字難學的緣故。而且,詞匯量被認為是語言學習的決定因素,漢語詞匯積累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漢字——難認、難記、難寫,漢字的識讀和詞匯的積累是同步的[3]。
另外,國內外漢語教學界有一個普遍的重聽說、輕讀寫的傾向。美國的漢語教學非常重視聽說交流,而不重視漢字教學;菲律賓曾出版拼音課本,讓學生成為不學漢字的文盲;丹麥某大型企業在北京語言大學的漢語培訓項目曾明確要求:不開漢字課;北京語言大學曾做先聽說、后讀寫的教學實驗,遭到留學生的強烈抗議,甚至都不學漢語了……這些事實造成一種現象:外國學生漢語的聽說能力與讀寫能力差別之大,在世界二語學習中極為少見。這和中國的英語教學恰好相反,絕大多數的中國學生英語筆試總好于口試,讀寫能力強于聽說能力,“啞巴英語”在中國大有人在。中國人碰到口語表達不清楚的時候常常把漢字寫出來,以避免同音字的誤解,或可依據字形推斷字義。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現象定然跟兩種文字體系的認知模式差異有關。神經語言學研究發現,人腦的語言功能區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前腦的“布洛卡區”,漢字的閱讀主要在這個區域,布洛卡區的記憶主要靠視覺圖形;另一個是后腦的“威尼克區”,拼音文字的閱讀主要在這個區域,威尼克區的記憶主要靠聽覺聽說。威尼克區的認知慣性在學習漢字過程中也表現出來,這是歐美學生聽說能力優于讀寫能力的原因[4]。
從思維方式上看,拼音文字的理據是語音與字形的聯系,這是一種抽象思維;漢字的理據是語義與字形的聯系,這是一種具象思維。拼音文字線性排列,右向延伸,單向線性排列的視讀單位;漢字以方塊平面組合的圖形來表達意義,是音意結合的平面圖形,初學漢字的外國人眼中的漢字只是一堆毫無意義的抽象符號或圖畫。心理學認為大腦處理兩種文字的腦機制有差異:左腦負責抽象思維,右腦負責感性思維。音形聯系的拼音文字由左腦加工處理;而義形聯系的漢字具有極強的圖形性,主要由右腦加工處理,形聲字也包含語音信息, 是左右腦并用處理。拼音文字為母語的學生寫漢字意味著思維方式由一維的線性排列結構的認知改變到二維的方塊結構符號的認知。思維方式的轉變是艱難的。
難點的關鍵就在于此:拼音文字是形聲合一,漢字是形聲脫節。總體上,漢字的字形與語音形式之間不存在類推的對應關系,僅形聲字的聲符有一定的表音作用。《現代漢語通用字表》7000個漢字中,聲旁具有完全表音功能,本身又是使用頻率高(組字數量在3個以上)的漢字僅18個,共構成96個形聲字[5]。在表音方面漢字無法跟拼音文字相比。劉艷妮做了“非漢字圈學生學漢字初期遇到的困難”的調查,其困難主要表現在“見字不見音”“一字多音”上,讀音方面的困難甚于書寫。拼音文字為母語的學生習慣于把語音作為聯系文字的紐帶,而漢字的表音實在令人頭痛,無法見形知音,這是導致拼音文字為母語的學生學習漢字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6]。徐子亮研究發現,“非漢字文化圈”學生認讀一個漢字往往要經歷3步:音義結合——形義結合——音形結合。兒童母語是懂得音義的條件下只需記憶字形,留學生形音義都要記憶[7]。
漢字選擇意義為構形的基本手段,字形只反映造字之初的語義。隸變后漢字脫離圖畫意味,成為更為抽象化的文字符號,是必然的、合理的。語義和語音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發生變化,字形卻不隨之發生變化。這種“不同步”的歷史演變沖淡甚至破壞了漢字的構形理據,使漢字的表義度隨歷史演變呈現越來越降低的趨勢。拼音文字為母語的學生對漢字“以形別義”的區別方式本來就不敏感,更何況漢字的表義度也很低,很多漢字很難從字面上找到理解詞義的階梯。
漢字的表音度與表義度都很低,難怪呂叔湘認為漢字有五難——難認、難寫、字數多、字的形音義之間很多交叉關系復雜、難查[8]。漢字難認讀表現在形聲脫節,4聲變化差別細微,同/近音字太多及多音多義字過多。漢字難寫表現在筆畫筆順種類繁多,合體字結構復雜,構字規律不嚴整(例如形聲字聲符和形符的位置并不固定),形近字諸如“己已巳”“戊戍戎成戌”等形體差別太細微而容易導致錯別字的產生,拼音文字為母語的學生對漢字“以形別義”的區別方式本來就不敏感。難查表現在漢字不見字知音影響查字典。張惠芬指出:“漢字構造復雜,符號繁多,每個漢字具有多層次的分析性和高度的綜合性,信息量很大。一個漢字的信息量包括:1.語音信息。2.語義信息。3.圖形整體特征信息。4.部件種類信息。5.部件組合結構信息。6.筆畫種類信息。7.數量(筆畫數量多少)限制信息。8.度量(筆畫長短)限制信息。9.筆順限制信息。10.部首選擇信息。11.其他相關信息。”[9]
漢語難學,漢字更難學。趙元任認為,漢語語法的難度在世界的語言當中算是中等,但漢字在世界的文字當中比起來就相當難了[10]。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難點列舉起來有很多,難度排在第一位的,非漢字莫屬。漢字是留學生尤其是使用拼音文字體系的留學生學習漢語的最大問題。如何讓外國學生消除畏難情緒,更快、更多地學會漢字, 培養“字感”,突破漢字頸瓶,以便更進一步地提高漢語水平,是對外漢語教學重要卻又艱難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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