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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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唐代文學論文范文

文學經典能給人們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穩定的人文情懷、高尚的道德信仰、寶貴的人生經驗和非凡的審美趣味,經典文學作品的力量無窮無盡，能夠撐起人們的精神世界。現當代文學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先理解閱讀作品。學習者對于那些貼近生活，與自身經歷有著直接聯系的文學作品感受和理解會尤為深入。現當代的許多作家的作品都描述了當代中國人所熟悉的生活環境和社會環境，這樣一來，大學生讀起來就有一種親切感，進而愿意去接受和感知作品精神思想和文化內涵。在大學語文教學中，教育工作者如果引領大學生們體味貼近其生活，靠近其精神樂趣的作品，大學生必定樂于接受，繼而能使大學生開始對現當代文學的學習感興趣。在優秀文學作品中大學生們可以從作品發現自己和社會以及自然的影子，進而將影子變為形象，開始進入作品理解、認識和欣賞的程度，文學作品所承載的審美價值和文化價值,將會逐漸擴充學生的精神世界，開拓學生文化視野。這樣一來，學生也會逐漸從中國文學作品的殿堂進一步邁向世界優秀文學作品殿堂，開始將視野放大到對于人類歷史的感受、欣賞和理解上。教育工作者應善于發掘出現當代作品的獨特精髓，運用自己的經驗知識,在課堂上引導學生接觸和理解這樣的作品,并與學生交流閱讀理解后的心得，不但利于學生更好的理解文學作品，更能對教育工作者自身的內涵提升起到積極作用。

二、加強現當代文學教育的措施

（一）注重啟發教學

現當代文學的思想與當今的大學生的思想已經漸行漸遠，現當代文學教學的改革迫在眉睫，學者及相關教育者們對現當代文學也進行了諸多改變。比如對現當代文學課程名稱進行更改、增加現當代文學相關的實踐教學活動等。無論教學怎樣改革，教育工作者都不能忘記文學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對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進行加強，培養學生人文關懷精神提升思想境界。雖然現今教學環境惡劣，但是現當代文學教學的根本任務并沒有改變。現當代文學不是技能，是文化思想和精神力量，文學教育應該與時代情況相結合，但不應過多從技能處尋找突破口，教師應使現當代文學與學生的現實生活或當今時代思想文化緊密相連，而不是沿著作家介紹，主題思想和藝術特色的傳統教學套路講授枯燥乏味的課程。對現當代文學進行作品分析時，教師在指導學生將文學作品的精神世界中結合現今時代思想的同時，還應該加強學生對文學作品的理解，進而引起學生對于歷史的追問，發散學生思維，借文學作品和相關文學歷史來引導學生對當下這個時代進行思考。教學過程中注重文學和時代精神結合，教師應帶動學生從文學作品中展開對生命的思考，加強與當今踐踏生命、無視生命價值的現象聯系起來，讓學生對生命產生敬畏，學會對自己和他人生命的珍惜[3]。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內，教師不要用過多時間講解作家個人的人生經歷，不要在作品的藝術風格上花費太多的時間，這容易讓學生產生反感。而應該將文學作品與時代精神結合，加強文學與歷史的契合，使學生在作品中尋找自己的人生，激起大學生對于現當代文學學習的樂趣，在現當代文學中充實自己的精神世界，提升情趣，最終實現文學教育對學生人格的培養。

（二）高等師范院校教育應與中學語文教育接軌

師范院校承擔培養未來初高中教師的任務，師范生的教育好壞直接影響到未來的初高中教育。但是直到今天，還沒有能作為師范院校標準的現當代文學教材出現。這種教材建設的缺失導致現當代文學教育與師范培養的特性不能很好的結合，畢業的師范生很難將所學知識在當前中學語文的教學環境中進行施展，甚至直接會與當前中學語文教學脫節的情況。因此，應該及早出版具有師范特性的現當代文學教材，這對于師范院校現當文學教育的師資培養具有重要價值。高等師范院校在現當代文學教學的教學內容上不能與中學語文教學緊密結合，這當中教材占了很大原因，師范院校選用的教材與當今中學語文教育脫節，直接導致兩者在教學內容上的脫節，這種脫節不僅會給學生造成學習困惑，而且會加速教學內容上的巨大差異。在培養師范生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結合中學語文的教學對現當代語文教學進行多方面闡釋，讓學生把握兩種截然不同的教學體系，理解兩種教學的差異性。師范院校教師不能輕視中學語文的教學難度，對中學語文的解讀不能簡單地理解成是對文本的淺閱讀。高等師范院校應在現當代文學教學方法上與中學語文教學接軌，如今，為了加強現當代文學教育，教育工作者們不斷轉變教學理念、革新教學方法、調整教學目標取得了良好的進展，但是針對高等師范院校關于現當代文學教育的改革和創新卻不多，高等師范院校對中學語文和大學現當代文學的銜接上有著重要的作用，必須引起相關專家學者的重視。筆者認為，想讓中學語文與大學現當代文學教育緊密相連，必須改變當今中學語文課堂對知識死記硬背的傳統教學模式，中學教育者應學習和運用科學先進教學理念，對中學生實現性化教學，增加其創造性。在電子時代中，應注重中學生寫作表達能力的培養加強文本分析能力。

三、結論

第2篇：唐代文學論文范文

現代教育技術是一個教育術語，它是利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的知識與成果，為提高課堂教學的高效率，利用科學理論去研究現代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特別是以計算機為主要載體，對教育技術進行改變、演化，它對教學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可以全面地安排教學活動的計劃和實施，對教學的整個過程進行調控、評價和管理，以達到教學的高效化。

1.現代教育技術的核心是教育技術的現代化

教育技術水平的提高，對現代化教育起了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現代教育現代化的主陣地。在現代社會，知識和信息成了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衡量參數，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會對全社會產生積極的影響，教育領域更是如此。現代教育技術的提高，對國家教育正產生著不小的影響。

2.現代教育技術改變了教育的形式

教育形式的變化，其實就是教育技術的進步，現代教育技術的出現正是通過現代信息技術去沖弛教育發展的結果。計算機技術的出現是現代教育技術的重要標志，它使遠程教學成為交互性的教學新形式，智能技術和虛擬技術大大變革著實驗室的工作效率，課堂中的應用使教學形式系統化、規范化，學生可以不用老師的教而去自學，這產生了高效的課堂，這些都離不開現代教育技術的發展。

3.學生的創新思維培養離不開現代教育技術

現代教育技術走進課堂后，優化了教學環境，使學生的同步、遠程、合作等學習方式變為現實，學生利用平臺信息創造各種實用的科技產品；學習都可以隨時隨處尋找各種知識信息，創造性思維得到極大提高。以學生為中心的設計正逐步展開，這讓學生處于中心位置，充分調動學生的創造性，有利于創新思維的多面培養。

二、現代教育技術的地位和作用

現代教育技術是現代化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處于信息時代的今天，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離不開信息。不用說，現代教育技術主要是以計算機為載體，計算機技術能力已成為信息時代中每個公民必不可少的素養，要充分利用現代教育技術提供的傳播手段和方法，讓更多的人獲得學習的機會。因此，我們要充分利用現代教育手段，著手重點打造以計算機為核心的現代化教育大環境，讓我們教師隊伍的信息技術素養更加硬朗。

三、現代教育技術給我們帶來的變化

現代教育技術無處不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學習和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尤其在教學中，它不但可以改變學生傳統的學習方法，更重要的是它讓學生變被動接受為主動地探究接受信息。在閱讀方面，電子書刊的出現大大地影響了我們的閱讀方式，它向我們展示了全新且更加高效的文字閱讀檢索方式。在電子刊物中，閱讀對象變成了聲音、圖像和三維動畫多種媒介，極大提高了人們的閱讀興趣；在信息檢索方面，只要輸入準確的關鍵字，便可快速地獲取想要的信息；在寫作方面，以前老土的手寫方式已顯得落后，鍵盤輸入、掃描輸入和語音輸入已成主流，圖文并茂和聲形并茂的多媒體寫作方式也變得更加流行，超文本的構思寫作和電子資料庫中的閱讀寫作已被高級用戶所青睞。四、現代教育技術如何應用于課堂教學現代教育改革的步伐中載入了現代教育技術的力量，誠然，現代教育技術在教育教學中也呈現著它不朽的魅力。太多的新媒體和新手段在不斷地應用于課堂教育，這些新手段和新媒體也正對我們的教育理念、方式帶來不小的變革。首先，現代教育技術能夠吸引學生主動參

與到學習過程中來，它準許我們的學生根據個人的實際能力和需要來制定自己的學習路徑，也為教師提供更加紛繁、更加科學的教學手段和教學模式。其次，在小組協作中充分利用媒體學習資源，拓展學生的學習空間，讓學習擺脫以書本和老師為中心的束縛，使學習呈現多樣化，提高信息的表現力，進而使學習變得簡單而有效。

四、總結

第3篇：唐代文學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中職教師，課堂教學，職業倦怠

 

一、中職學校 “課堂教學”現狀

（一）學生現狀

經調查顯示，教師中認可“現在中職學校‘差生多’”的占80.70%，只有19.30%的教師表示“不同意”。教師認為學生“差”的理由，排在第1位的是“學習習慣差”、“行為習慣差”， 第2位是“自主學習意識差”。

1、學習習慣及行為習慣差

中職學校學生基礎較弱，習慣較差，問題行為比較集中，相當一部分學生上課不愿聽講，他們的注意力很難集中，課堂教學出現以下問題行為：不帶課本、不記筆記、講廢話、思想開小差、煩躁不安、做小動作、看課外書籍、聽音樂、玩手機、吃東西、睡覺、發呆、擅離座位、喧嘩、起哄、遲到早退或隨意離開課堂等等。

2、自主學習意識差

一部分中職學生依賴于傳統的教學方法，處在被動的學習狀態中，學習缺乏主動性，對學習產生了厭惡感，缺乏興趣，對前途渺茫教育管理論文教育管理論文，無任何理想，對什么都不感興趣，久而久之，他們便對學習沒有任何信心，產生厭學心理，根本沒有意識到自主學習對今后自我發展的重要性，絕大多數學生都覺得學習是家長逼來的，老師硬要教的事，學習好與壞是家長和老師關心的事，與自己無關。

（二）教師現狀

面對綜合素質明顯下降的中職學生，使不少中職教師深感“課堂教學”過程的艱辛與無奈。“現在的學生越來越難教了！”成了教師們不約而同的心聲。時間一長，教師就會產生“職業倦怠”心理。成功的體驗甚少，迫使自己體驗平庸感，感覺苦海無邊，沒有激情，缺乏創造欲望，僅僅滿足于完成教學任務。長期下去就會與學生的厭學形成惡性循環，制約著中職學校”課堂教學”的健康發展。

二、改進現代中職“課堂教學”，消除“職業倦怠”

作為老師，誰都想有十八般武藝，假如你有小品大師趙本山的兩下子，有魔術師劉謙的功夫，都可以來一段精彩的表演，這樣的“課堂教學”不僅僅讓學生們飽了眼福，看了熱鬧，也讓學生們通過老師的表演，獲得了更開闊的知識。事實上大多數教師沒有那樣的細胞，面對中職學校“課堂教學”現狀，使得教師對現代”課堂教學”顯得束手無策，甚至對職業教育產生厭倦。因此，中職教師必須自我調整，以適應現代中職學校“課堂教學”論文的格式中國。

（一）教師自身心理的調適 作為中職學校的教師，我們要熟悉教學對象教育管理論文教育管理論文，針對目前的學生現狀來因材施教，及時調整自身的心理并不斷提高心理素質，以積極樂觀、向上、努力進取的心態來面對學生，以快樂的、平靜的心境與學生相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適應中職教育教學的挑戰，心里健康的教師才能培養心里健康的學生。

1、努力調適自己的心態與情緒

作為中職學校教師，要善于調整自身情緒和心態，掌握調節和控制自己消極情緒，適時調節好自己的心態。因材施教，不斷進取，才能適者生存，適者坦然；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與時俱進，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和方法，也才能真正擁有心理上的舒適感。并通過自身健康的心態和良好的心理素質去感染和影響學生，這樣才能更好地了解和認識學生，從而找到切合實際的教學方法，幫助學生解決成長過程中的問題。對待學生應該“一見你就笑”，而不是“一見你就惱”、

2、注意提高自我認知的能力

教學過程中不僅要了解學生，還要認識自我。有不少教師不與學生溝通，對自己缺乏了解，教學工作不能從學生的實際需要出發，目標定得過高，導致付出與回報不相符，從而心理也就失衡了。因此，教師應勇于面對現實，注重學生的情感，不斷提高自己的認知能力，達到維護和增進師生心理健康的目的，實現教與學的和諧統一，形成自己的教學風格。 3、善于增強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

凡事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壓力、挫折對每個人來說也是難免的。作為中職學校教師在目前生源素質普遍降低的情況下，教育教學問題、學生的行為問題無疑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教育管理論文教育管理論文，就很難經得住這種壓力的考驗，就有可能因此而情緒消極，從而影響我們的教育教學工作，重者影響我們的身心健康。因此，我們應該以寬容、接納、愉悅和積極的心態去看待并適應眼下的學生問題，善于通過營造良好的心境來增強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要以寬廣的態度看待所面臨的壓力，把負面的情緒變成生命禮物，以良好的精神風貌來展示中等職業教育教學的風采。

（二）中職教師轉變教育教學理念

作為中職學校教師首先要了解中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趨勢和動態，掌握最新職業教育理論，了解行業、企業一線實際。轉變教學理念，改革課堂教學。教學質量能否提高,教學任務能否順利完成,主要取決于“課堂教學”。“課堂教學”是教師駕馭教學的主要載體,是教師工作、成長的主要陣地，是不斷創新實現自我價值的舞臺。

1、教師教育教學觀念的轉變

教師是教育的核心和精髓，教育已不單是“傳道、授業、解惑”。要確立“職業教育是大眾教育，不是淘汰教育；是成功教育，不是精英教育”的教育觀念。要充分尊重學生主體，當然包括尊重學生基礎差和習慣差的現實。“差生”也是人才，某方面差，不等于各方面都差，今天不行不等于將來不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智能優勢，而現實教育往往只注重數理邏輯智能與語言智能，通常把這兩項智能弱的學生誤認為是差生，而忽視了這些所謂差生在其他智能方面的優勢。作為我們的教育應盡量開發學生的各種智能。人無全才、人人有才，揚長避短，人人成才。教師根據學生的興趣、愛好、特長，因材施教，努力為社會培養各類人才。

2、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轉變

在教學摘要由教師的“單向灌輸”向“師生交往與互動”轉變論文的格式中國。運用靈活機動的教學方法，現在“課堂教學”的過程管理。掌握“課堂教學”控制藝術。學生都希望自己的老師能眉飛色舞，能手舞足蹈。假如教師能活靈活現的將“課堂教學”與“表演藝術”相結合；將“理論知識”與“實踐技能”相結合；將“課本知識”與“生活實際”相結合，那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了。

3、教學評價方式的轉變

開展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教學”評價是促進學生發展、提高“課堂教學”質量的有效措施。不僅要有老師對學生的評價，還要有學生自我評價與學生之間的評價。面向學生全體，針對學生現狀，制定出能激發學生積極性，讓大部分學生取得較好成績的多元評價方法教育管理論文教育管理論文，注重過程評價，激發學生的生命熱情，養成積極向上的興趣愛好。

（三）學校應為教師的發展創造條件

學校發展要以教師為本，學校要設置更多的平臺，從物質、精神、情感，心理各個方面激發廣大教師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體現人文關懷，建立激勵機制，公平、公正地對待每一位教師；使教師身心健康，專業得到提高。開展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為教師的身心健康創造安全、寬松、團結、和諧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建立以學校為一體的團隊意識。讓教師遠離“職業倦怠”。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面對當前職業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我們中等職業學校的教師一定會堅持以學生為本，轉變教育教學觀念，改革教育教學方法，調適好心理狀態，以滿腔的工作熱情投身到職業教育教學中去。為我中職教育事業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切。

⑴王珂 淺析中等職業學校建設的職業倦怠［J］職業教育研究，2007（6）

⑵王利 教師職業倦怠與應對［K］中國文聯出版社，2009.6

第4篇：唐代文學論文范文

回首半個世紀以來的唐代文學研究之路，可以說無論是從宏觀還是從微觀的研究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如陳有冰所說：“唐代文學研究是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研究觀念變化最大、研究方法較為豐富、研究隊伍相當整齊、研究成果更為豐碩的一個領域，是中國古典文學學科畛域確立過程中最有華彩的一個階段。”l1我們在欣喜唐代文學研究取得成績的同時，不得不正視這樣的事實——唐代文學研究正面臨著發展頸瓶的嚴重挑戰，造成這些發展頸瓶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研究者過度依賴新文獻和新方法。唐代文學研究在新文獻和新方法方面都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出現了令人疑惑的新問題，即面臨著“集體沉默”的啞語尷尬境遇，“唐代文學研究難以出新”幾成研究界的普遍共識。這里筆者不是說文獻與方法不重要，事實上任何學術研究都離不開文獻與方法，沒有文獻基礎作為依托和研究方法理論指引的研究必然歸于蒼白空泛。重方法、重文獻本身沒有問題，但許多事物往往是雙刃劍，過度依賴方法和文獻以至于唯方法論、唯文獻論，由于過于講求研究方法往往有跑題之嫌而成了其他專業的研究，最終淡化了文學的本質之美；由于過于注重文獻材料的積累，一些學者認為研究即材料，沒有新材料就不會有新的研究成果，如此便忽視了對現有文獻本身更高層次的考索，不能分析蘊涵在現有文獻中的文學精神之美。我們進行學術研究，面對浩如煙海的文獻，既要扎得進去，也要跳得出來，陷于文獻不能自拔無異失路于廬山迷霧；一旦有了理論的指引，跳出文獻并在更高層次上駕馭文獻，就會感受到高屋建瓴的爽快和收獲柳暗花明的喜悅。在技術主義、工具至上主義盛行的今天，人們要么太迷信材料工具，要么過分強調方法，其結果往往是研究主體迷失了心靈的方向，人為地限制了自己主觀能動力量的充分發揮。在當今學術界研究存在一股學術逆流，那就是過度地依賴材料技術手段，過分地強調研究方法。如今學術資料容易獲得了，電腦、網絡更是方便了查找資料，鼠標一點，幾十條、幾百條材料就出來了，所以這大大加速了研究的進程，也造就出一部分“高產學者”。電腦在給人們研究帶來方便的同時，它的弊端日益顯現出來，那就是“電腦體文章”的泛濫。“電腦體文章”缺少的是人的精神與靈感，缺乏感動人的“情”的力量。我們進行文學研究要心懷人文關懷，但“新方法論加文獻考據”的研究方式很容易造精神的缺失。左東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轉型期的技術化傾向及其缺失》一文就抓住了問題的要害，指出由于技術化的追求而導致了文學研究中更為重要的學術特性的缺失：人文精神的缺失；理性思辨的缺失；可讀性的缺失。如其所說：“文學研究需要有人文的關懷、審美的體驗，從而在提高人生境界、豐富人類情感上發揮其它學科難以替代的功能。”

筆者認為，在文學研究過程中要心懷人文關懷，要充分挖掘蘊涵在文學作品中的情感、美感因素，人文精神絕不能缺失。筆者的一個初衷就是想探討在沒有新文獻材料的情況下唐代文學研究如何發展和創新，事實上唐代文學研究遠沒有窮盡，尤其從文學美感本身進行研究潛能巨大，這就是選擇從生命美學視角研究唐代文學的原因所在。

2生命美學揭橥唐代文學之靈魂

唐代是一個善于繼承總結而又能做到兼收并蓄的朝代，生產的發展、經濟的高漲、國勢的強大、政治的清明、文化的繁榮，使國家、民族處于欣欣向榮、蓬勃向上的時期，使整個時代充滿了朝氣和希望。唐代盛世雄風不僅體現于彪炳千古的盛世景象上，更體現在唐人生機勃勃的精神世界中。對唐人來說，自由、自信、解放、超越猶如與生俱來的天性，“他們想方設法，幾乎是尋找一切機會謀求歡娛、快樂和自由，他們渴望肉體的解放和精神的超越”J。雄強的社會激發了唐代文士對功業理想和自由人生的追求，激發了他們的生命精神和浪漫情緒，他們充滿憧憬，積極進取，滿懷抱負，渴望實現精彩的人生價值。在這樣的時代氛圍感召下，唐代文士創作熱情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大爆發、大釋放，創造了后世難以為繼的繁榮局面。在大唐盛世“精神氣候”的影響下，唐代文學的審美觀念、審美趣味、審美理想、審美風尚折射出一種昂揚激越的審美因子，廣大文士將自身的生命理想、自由精神、主觀情愫付諸于文學創作的實踐，顯現出一種富于自由品質與浪漫氣息的精神氣韻。在中國歷史上，士人曾有三次較大的思想解放，即先秦諸子百家時期、魏晉時期以及大唐時代。但就其生命的自由性、思想的開放性、人格的真實性而言，大唐時代的士人具有其他時代士人無法比擬的巨大優越性。唐代文士作為文學創作主體之“人”，具備卓爾不群的生命精神狀態，他們那種高揚人性、追求自由的神情風貌必然反映在文學、宗教、藝術各個方面：具有“盛唐氣象”的詩歌氤氳壯闊，歌詠生命、贊美英雄之作比比皆是，唐傳奇中有大量的瀟灑人生的才子和一諾千金的俠士。唐代文論中，陳子昂高唱“風骨”精神，韓愈提出“氣盛言宜”之說，司空圖主張“生氣遠出”。唐代道教，追求性命雙修，強調本真自然，實現由外丹到內丹的轉變；唐代佛教上禪宗確立，“即心即佛”的超然頓悟，徹底解放了束縛人們心性的一切桎梏……質言之，上述諸例無不說明唐代是一個充滿生命激情的時代，人們的所作所為演繹著淋漓盡致的生命之情，此等生命精神已經上升到一種具有風范百代的“生命美學”。

這種“生命美學”的審美特質在于：唐代文士生活在一個雄強的時代，普遍煥發出灼灼的激情與夢想，他們精神振奮，意志高揚，善于抓住一切機遇來實現自己的生命價值。唐代文學中最震撼人心的是一種千古猶存、戛然獨造的風姿神韻，這種風韻的核心特質是活潑潑的生命力，富于自由品質與浪漫氣息，饒具風骨精神與雄強之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為一種生命美學。唐代文學充溢著勃勃生機的飛動氣勢，張揚著熾熱的生命脈動，在一定意義上講，生命美學揭橥唐代文學之靈魂。大唐時代重視人本精神和人性解放，充分發揮各種人的創造性和進取心，一旦我們意識到這一點，以探索人的生命存在與超越為旨歸的生命美學無疑便納入了筆者的研究視野，一個新的口號必須呼喊出來：文學藝術必須體驗生命，把生命解釋為人的價值存在，人的超越性生成，人的終極意義顯現，這才是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本原。概言之，生命美學關愛生命，追求自由，帶有令人自身解放的性質，體現著一種人文精神的價值倡導，這無疑對唐代文學特質的形成產生深遠而重要的影響。唐人激昂勃發的生命情韻鑄就了唐代整個文學、藝術大繁榮的局面，被譽為“唐代三絕”的李白詩、張旭草書、裴曼劍舞就是這個偉大時代精神氣韻的經典代表。正如史仲文所說：“大唐時代的詩人和文士，大多是一些敢想敢說，能想能說，善講善說的人物，他們不象漢儒那樣循規蹈矩，不像魏晉南北朝文士那樣吞吞吐吐、彎彎曲曲，不像宋明理學家那樣一味講理講氣、講心講性，不像明清文人那樣提心吊膽懼怕文字獄。他們甚至不屑于如同先秦諸子那樣相互爭鳴。盛唐以詩而鳴，首要的不是思考，而是表現。”質言之，執著熱切的兼濟意識、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昂揚奮發的進取精神構成了唐詩的主體審美色調，這樣的詩歌彰顯出廣大詩人昂揚奮發的生命斗志、剛勁強健的情感內涵、狂放不羈的精神個性以及自由獨立的文化人格。唐代文學中的生命美學精神不是游離于實踐操作的空洞理論，我們可以將其落歸于實處：其一，唐代生命美學生發于閎闊雄放的大唐盛世，是唐代社會良好的人文環境孕育了這樣的生命美學精神，同時這種生命美學精神反過來又促進了唐代文學乃至文化的高度繁榮；其二，唐代儒、道、佛三教并舉為生命美學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儒家的積極人世精神、道家的生命感悟以及禪宗的自性理論都對唐代生命美學產生了直接影響；其三，唐代士人的生命人格范式可以體現在詩意人生、少年精神、酒神氣韻、諫諍膽魄、文士風流等諸方面，展現出了自信、解放、自由、狂放的生命情韻；其四，唐代學術文化中也蘊含著豐富的生命美學特質，唐人在學術文化中敢于大膽疑古，勇于向經典、權威挑戰，他們重人事、輕天命，發出“人定勝天”的呼喊；其五，唐代文藝理論中更是蘊涵著一種鮮明的生命化批評傾向，如陳子昂論“風骨”，王昌齡論“勢”，杜甫論“神”，韓愈論“氣”與“不平則鳴”，司空圖論“生氣遠出”，無不體現出一種生命精神。我們可以在唐代的詩論、畫論、書論、樂論中找到大量的生命化批評跡象，這說明文學的生命化特征在當時不是一種孤立的文化現象，而是有著一種與唐代社會文化特征廣泛一致的深層次因素。質言之，我們既重視對唐代時代背景的宏觀把握，又重視對唐代文士生命性格的具體分析，緊緊圍繞“生命美學”這個核心線索對唐代文學進行深人的人文闡釋。

3生命美學的研究設想及思路

“生命美學”這個提法，是筆者閱讀大量唐代文學文本和史料典籍之后抽繹總結出來的一個審美范式，這一理論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雖然還有待進一步發展界定，但它對于研究唐代文學核心審美特質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可以說，生命美學從更高的理論層次揭示了唐代文學的本質特征，顯示了唐代文學的時代精神與民族特征，為研究唐代文學提供了新的理論基點。具體來說，其理論意義在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通行的“文學史模板”研究方式。筆者認為，從文學自身“內在特質”進行研究極為重要，因而提出“生命美學”理論框架體系，將諸如盛唐氣象、唐詩的魅力、唐詩繁榮的原因等相關“文學內部”核心問題用一條線索聯系起來，為唐代文學提供新的研究視角和范式；其實踐意義在于，在唐代文學研究材料日益告罄的情況下，為如何利用現有材料進行更高層次的理論考索與挖掘，為實現唐代文學研究的可持續性、深入性、長效性發展，試拓一個新的研究視域。筆者認為，唐代生命美學的研究設想及思路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重視理論闡釋與具體分析。

第5篇：唐代文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柳冕；文章本乎教化；美學意義

中圖分類號：K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1）02-0149-02

據《全唐文》，柳冕傳下來的文章只有十四篇，而以“論文”名者僅六篇，其余除《青帥乞朝覲表》、《皇太子服紀議》、《請筑別廟居獻懿二祖議》、《請定公主母稱號狀》四篇應酬或公事文字外，亦都實質是“論文”之文。他的文論，最要者有三點：情道一元論、文教論和才與氣論，其中闡述最多的則是文教觀，即“文章本乎教化”論。

一、柳冕“文章本乎教化”論之理論內涵

柳冕現存的文章多數是以書信體寫的，他是一個鼓吹古文的理論家。他以為文章宜本于教化，他說：“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則是一技耳。……非夫兩漢近古猶有三代之風乎？惜也系王風而不本于王化！”（《謝杜相公論防杜二相書》）“昔堯、舜歿，《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于教化為文章以成國風。”（《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亂，系于國風。”（《與徐給事論文書》）以教化為標準，所以攻擊今文而推崇古文。這種提倡古文的論調，便是韓、柳的先聲。

以教化為標準，柳冕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張。“夫文章者本于教化，發于情性。本于教化，堯、舜之道也；發于情性，圣人之言也。……圣人之道，猶圣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系乎國風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茍文不足，則無人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這種論調被韓愈繼承發揚，他在文章形式上已擺脫駢文形式，精神實質則是儒家文化。

他的理論是純儒家的文學理論，主張文道結合，反對“道不及文”、“文不知道”。針對當時“文多道寡”的現實情況，他更為強調“道”，但他以為最理想的還是文道結合。如他在《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中云：“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兼之者斯為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于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茍言無文，斯不足征。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這類論說在其他的文章中也反復申述過。

然柳冕所倡導的“道”是純粹的儒家之道，合乎他標準的古人很少。《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曰：“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而在《與徐給事論文書》中，屈、宋、揚、馬、曹、劉、潘、陸等，一概都被否定了。

他的主張是徹頭徹尾的教化主義，他以為“尊經術則教化美”，尊經術即是教化的方法，而教化之所由能美即在于“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他又以為“教化美則文章盛”，教化既美則變易其心，即所謂“君子之儒必有其道”也。教化美而文章盛，又所謂“有其道必有其文”也。他又以為“文章盛則王道興”，蓋“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所以文章既盛，則王道自興。待到王道能興，則文章之作用始顯，而同時便收到教化的效果。此所以慨然地說“文章風俗其弊一也”；此所以以為“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也。

二、柳冕“文章本乎教化”論之美學意義

（一）柳冕“文章本華教化”論之思想淵源

“教化”意識在中國源遠流長，而較早提出此觀念的，則應推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孔子對文學的認識，主要表現在他對《詩經》的評價上。孔子從政治倫理教化的角度來審視《詩經》，他提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以“禮”的標準來評價詩之內容，其中既蘊含了他評價文學作品內容和藝術表現方式的價值觀念，也表現了將文學與倫理教化、政治興衰密切相連的功利主義文學觀。“不學詩，無以言”，孔子把學詩用詩提到了一種治國經邦的高度來體認。孔子的“興觀群怨”說、“溫柔敦厚”說、“樂而不，哀而不傷”等論述，都是從倫理道德教化的角度來闡述詩之作用。

而漢代經學著作《毛詩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明確地提出詩是實施教化的工具，它的本質就是教化。所以“先王以是經夫婦，成教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序》，第一次用“教化”這個概念來闡釋文學的社會功能，首次將中國古代文學“教化論”賦以了明確的理論形態，使得“教化”成為后人解說文學社會功能最常用概念之一。

而柳冕所倡導的“文章本乎教化”論，正是繼承了儒家之“教化”觀念。他重新舉起儒家文教觀的大旗，以倫理道德教化作為文學之目的，為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運動開了先聲。

（二）柳冕“文章本乎教化”論之美學意義

柳冕是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的先驅之一，古文運動使得駢文的發展暫時沉寂，出現了一批古文作家。他的文教觀是儒家思想的繼續，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新闡釋，對后世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一，“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是白居易的文學藝術理論，但同樣適用于柳冕德“文章本乎教化”論。強調文學要反映現實生活的喜怒哀樂，表現對社會現實的關懷和干預，擺脫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的消極處世態度，主張積極投入社會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文人應以文學為手段，發揮文學批判社會現實的作用，宣揚儒家政治道德標準，加強文學的道德教化作用。因此，在柳冕看來，文學必須要有強烈的社會干預作用，文人不應僅表現個人得失，而應胸懷天下。如杜甫從自己身處饑寒交迫中，想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陸游至死不忘恢復失地，“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范仲淹更是形象地概括了古代優秀文學家的崇高精神境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就是對柳冕“文章本乎教化”論的最好闡釋，也是柳冕文教觀在文學創作和文人精神境界的深刻體現。

第二，他認為文教應當合一，對中唐古文運動乃至后世文學都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就歷史而言，三代是文教合一的，自屈宋至梁陳是文教分立的。對于唐代文學，希望“興三代之文”，就是仍返于文教合一。他主張文道并重，尊經崇儒，認為“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公書》），而對屈原以來的辭賦，則持論偏激，斥為“亡國之音”，“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同前）。這是中唐古文運動的宗旨。他論文又強調“氣”，即社會的風氣、作者的志氣、作品的生氣（《答楊中丞論文書》、《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是韓愈論氣的先導；又主張“陳詩以觀人風”（《答楊中丞論文書》）,“文生于情,情生于哀樂，哀樂生于治亂”(《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闡說文學與社會現實的關系。后世白居易在闡述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就深受柳冕的影響。

然柳冕的“文章本乎教化”論是有其局限的，這并非柳冕一人的局限，而是文學“教化論”在整個文學史上的表現。它將人文精神限制在忠君愛國、功名抱負的理想范疇之中，因此，其對社會苦難的關注，對黎民百姓的同情，對國家命運的憂患等是與對君主的忠心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忠君”意識，妨礙了文學中人文精神的深化，使得文學作品止于對社會不公平現象的道德義憤，卻很少思索社會黑暗的根源，缺乏一種追求真理的執著精神。

參考文獻：

[1]董誥.全唐文[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唐代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3]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第6篇：唐代文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 大學語文教材 結構 體例

近幾年,專家們對于大學語文教材編寫重要性的認識越來越深入。張承明認為:“語文教材是學生學習語文的主要憑借,教材中的語言材料對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至關重要。如何通過更為合理、有序的單元編排使語文教學更有利于訓練學生的語文能力,使學生在系統學習語文知識、課文內容的過程中得到切實的語文能力訓練,提高語文學習的質量,是一個值得我們重視并認真研究的問題。”①可見,教材的分析與研究對大學語文教學水平和學生能力的提高都是至關重要的。盡管目前市面上的大學語文教材鋪天蓋地②,但基本屬于四種類型,即人文主題類、文學史類、文選類、專題類。從教材結構入手,分析大學語文教材的優劣,對于理想大學語文教材的探討和大學語文教學水平的提高都是助益良多的。

1.人文主題類

人文主題類的大學語文教材比較多見,也比較普通。本著提高學生人文素質的宗旨,此類教材多從幾個常見主題出發進行歸納總結,一般都是將人文精神和主題提煉成幾個方面,把類型教育和主題內容貫穿于教材編寫的各個方面。徐中玉第八版《大學語文》教材即本著人文主題的編選理念,將教材分為十二單元,每一單元均用四個字進行概括歸納,分為以民為本、心懷天下、和而不同、品格修養、社會人生、人情世態、鄉思親情、愛情婚姻、人物風神、詠史懷古、寫景記游、論學品藝。各個主題部分的選文基本上都能做到各體兼備,以品格修養部分為例,其中既有詩詞――《離騷》、《飲酒》、《念奴嬌》,又有議論文――《孔子論修養》、《以修身為本》,還有散文――《前赤壁賦》、《我的世界觀》。就主題而論,每一個主題部分都體現了時代性與通變性的融通,既有古之韻,又有近之美。但此種類型教材,容易產生主題先行的觀念,就自主學習而言,也不利于學生歸納總結能力的培養。

2.文學史類

文學史類型的大學語文教材,在教材的選編方面體現了編選者對文學史乃至歷史的高度重視。此類教材雖然在編選體例上仍然以文選為主,但增加了很多高附加值的東西,比如對歷史和文學背景的介紹,相關人物的介紹,以及文學和史學發展的分析。以南大版王步高主編的《大學語文》為例,教材選取了自詩經以來的名家名作,共四十一個單元,基本涵蓋了中國古代、現代、當代文學史中的優秀作品。如先秦的散文、漢魏六朝的賦文、唐代的詩歌、宋詞、元曲、明清戲曲、古代小說、現代散文、現代小說、現代新詩、現當代戲劇、當代散文、當代小說、當代新詩等。這種方式比較易于提綱挈領地抓住事物的對象,能夠使教材內容系統化,有助于學生對文學現象和文學流派的掌握。這種編寫模式“改變了傳統大學語文課的講解單篇作品為主的習慣做法,實行文史與作品并重,創建了以歷史文化帶文選的編排模式,以拓展并豐富學生的人文視野與文史知識,進而達到提升人文素質的目的”。③但深入分析,這種教材也容易犯主線不清,重點不突出,知識細碎的問題。如唐代的文學研究缺少一定的統籌,主要分為初盛唐詩(上)、初盛唐詩(下)、李白、杜甫、唐代散文、中唐詩(上)、中唐詩(下)、晚唐詩、唐五代詞幾部分。全似乎是全了,但從整體體例上來看,就顯得不那么整齊劃一,編選者的主體思想也不是很突出。如果編選者不能高屋建瓴地對所選之內容進行統編的話,就會造成主線不清、一盤散沙的后果。

3.文選類

中國的文學研究歷來有文選的傳統。從蕭統的《文選》開始,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以文代評的觀點。大學語文教材的編選亦不例外。陳洪主編的《大學語文》,從現當代文章、古代文章、詩歌、西文漢譯角度對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進行了選編,每一類別當中涉及的文學史和文體方面的文章也是非常豐富的。以詩歌為類,教材的選編貫通古今。

文體類大學語文教材是一種比較常見的教材編寫模式,從數量上來看不占少數,但相對于文學史類、文選類、人文主題類教材,非常出名的不多。這類教材主要從詩歌、散文、小說、戲劇、議論文幾方面對選文進行劃分,所體現的體裁特點多與現代文寫作相關。如孫昕光高職高專版本的《大學語文》教材,以第三單元小說類為別,選取了《紅樓夢》、《風波》、《圍城》、《百合花》、《春之聲》、《繩子》、《老人與海》七篇作品。這種結構有助于學生學習相關文體的寫作,但是對于自主學習來說,很難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單調地學習某一種文體可能會產生枯燥的感覺。集中對某一文體的學習,會固定某種思維,不易于發散思維的培養,不利于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從教材的深度和思路來看,此類教材的編寫并不十分突出,比較適合文學水平較低的學生;對于文學水平較高的學生來說,比較淺顯,不利于學生人文素質的培養和文學能力的提高。

4.專題類

專題類的大學語文教材,在現有大學語文教材中并不多見。此類教材多能從橫縱兩個方面,對文學發展史上的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的藝術性進行分析。溫儒編的《高等語文》就是采用此種“專題”型的方式,對以往傳統大學語文的編選模式――選文+解釋的方式進行了重新的審定。該教材共選取了二十五個專題。這二十五個專題基本涵蓋了中國文學研究中的重要問題,同時,也兼顧了文學藝術的普及性,如武俠、言情與通俗文學。由此可見,專題型的教材突出了專業性,專題的選擇彰顯了作者的觀點和價值取向,選取的角度也比較多元化,關注的是學生的高層次文化修養。“應該說該教材體現了大語文的教育思想,有較強的學術性,但由于專題內容都是由著名專家執筆,因而內容太專太深,涉及面也不夠寬,比較適合于綜合性名牌大學使用”。④正如上文所述,專題類的教材確實適合文學素質比較高的學生,或者對此話題比較感興趣的人群。因此,它在教學中會受到一些限制,不適合一般的普及性教育,因此,在大學語文的教材編選體例中并不常見。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四種類型教材各有優長,從理想教材角度出發,對四種教材類型的分析,不僅有利于大學語文教材層次與口味的提高,有利于大學語文教學質量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大學生語文能力和人文素質的提高。

注釋:

①張承明.中外語文教育比較研究(修訂版).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68.

②參看童自樟,張國強.民族振興與大學語文教材編寫.時代教育,2.008,(4),31.從上世紀80年以來,我國各種大學語文教材有1402種,全國各大專院校使用的不同版本的教材達100多種。這還不包括一些學校組織編寫的自編教材。

第7篇：唐代文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佛教；中國文學；陳允吉；啟示

陳允吉作為系統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學的大家，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數量、質量均列前位，其研究之融會貫通也歷來為學界稱贊。關于陳文方法的研究已有一些學者關注，如陳友康、段雙喜、李小榮等。但多是從整體上關注其研究，對很多研究細節關注不夠，而這些恰為初學者提供可借鑒的研究方法。

一、陳允吉佛教與中國文學研究的成果及分類

陳先生在參加《新唐書》、《新五代史》點校工作時，得有機緣接觸佛經，潛心研讀佛經，開始了佛教與中國文學關系研究。初期關注點主要在唐代文學與佛教關系研究上，先后發表了七八篇獨樹一幟的研究論文。1988年他的系列研究佛教與唐代文學關系的論文結集為《唐音佛教辨思錄》 [1]。2002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陳先生的《古典文學佛教溯源十論》 [2]。2010年他的重要論文又編為《佛教與中國文學論稿》 [3] 出版。這些研究成果多數具有的開創意義，為后學者提供了學習的范本。

陳友康曾從研究對象上概括了陳先生的三點“突破性進展” [4]。為更加凸顯其方法論上的啟示意義，現對其研究分為以下幾類：

1、通過佛經寓意探究作品中某個難解意象或難解詞語，如《王維<華子崗>詩與佛教”飛鳥喻”》、《王維“雪中芭蕉：寓意蠡測》、《王維輞川集之<孟城坳>佛理發微》、《王維<鹿柴>詩與大乘佛教中道觀》。主要是將個別詩篇中禪意之體現、內涵通過與佛經關系的分析清晰的呈現在讀者面前，為讀者理解詩之禪意架起了一座通達的橋梁。以《王維<華子崗>詩與佛教”飛鳥喻”》為例，先是探究“飛鳥去不窮”句與佛教中眾多“飛鳥”譬喻有關系，再以佛經譬喻充當傳導，探究飛鳥句之內涵以及其中王維所寄托情感。上述文章也為初學者尋找新課題提供了思路。古代文學中很多語句、意象不同程度的受到佛經影響，如梧桐意象、蓮意象，王維《華子崗》中飛鳥句可以這樣理解，別的有禪意的詩句中的某個意象是否與佛經中某個譬喻有關系那？

2、探討佛經對某種文體形成影響的，代表文章有《東晉玄言詩與佛偈》、《中古七言詩題的發展與佛偈翻譯》等。《東晉玄言詩與佛偈》 [2，p2-20]既注重形成過程分析，繼而找出決定玄言詩的關鍵是詩體問題而不是思想意識形態問題，再接著分析這種詩體上的參照和借鑒是催促玄言詩成熟分娩的關鍵直接動因，最后玄言詩依靠“三世之辭”佛偈的加入而誕生。于是整個玄言詩從孕育到分娩誕生的全過程便一目了然。

3、探討佛經故事對某部、某類文學文學作品的影響。《柳宗元寓言的佛經影響及<黔之驢>故事的淵源和由來》、《關于王梵志傳說的探源與分析》、《從<歡喜國王緣>變文看<長恨歌>故事的構成》等均屬于此類。這些成果另一個角度解決了文學史上許多難解之謎。主要采用比對故事細節的方法來論證。

4、探討佛經對某個作家創作思想影響或揭示某位詩人與佛教關系，如《韓愈<南山詩>與密宗“曼茶羅畫”》、《王維與南北宗禪師關系考略》等。

二、陳允吉研究的啟示

1、“小題大做”，從微觀入手，以宏觀把握。陳文多由一則小材料或一個小問題入手，進而發現小材料背后的大世界。如《李賀與<楞伽經>》中，由“《楞伽》堆案前，《楚辭》系時后”的綜合分析，觸及到了李賀研究中的新問題：李賀的世界觀、李賀與某些思想學派的淵源繼承關系，揭示他詩歌中塑造的美感形象所體現的理念本質。一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發現問題、思考問題、探索問題的軌跡。由細小材料發現問題后，進行細節推理，然后用史料證實。《關于王梵志傳說的探源與分析》由司空見慣的兩則荒誕材料提出自己想法，再用史料證實。這期間細節推理是文章的關鍵環節。小細節不可忽視，很多大問題可能就隱藏在一則小材料中。同時也有宏觀融通意識。陳允吉非常注重大的文化環境的影響，這一點對于糾正現代學術中個別研究者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弊病非常有利。

2、善于比較異同。作為學科交叉研究，比較法是常用的方法，但是陳允吉先

用的尤其出彩。《柳宗元寓言的佛經影響及<黔之驢>故事的淵源和由來》中“把《群牛譬經》與母體的差異，與《黔之驢》故事對照，就恰好轉變為《黔之驢》和他之間的相似共同點。” [2，p225]這期間他做了雙重比較，一環扣一環。幾乎陳允吉先生的每篇文章都有比較，可以說沒有比較他的學術就無法進行下去。在運用比較方法是還要注意比較不是最終目的，比較后得出有價值的結論才是落腳點。

3、多角度看材料。在《關于王梵志傳說的探源與分析》中，陳允吉提出“《史遺》中有關王梵志的材料不是史實記載，但是我們不能低估它文化史料的認識意義。”“與其將它看成某位詩人身世、經歷的記錄，毋寧把它視為王梵志詩這種通俗文學作品流播狀況的曲折映現。” [2，p63]材料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橫看成嶺側成峰，不同角度會得到不同信息。就像古代的“隨筆”，作為街談巷語，有不真實的一面，但是也可以反映出某方面信息。我們不能低估那些不真實的材料，而是要學會換角度看問題，你就會發現另外一個世界。

4、前延后伸造就成果深度。初學者一般會就事論事，經常會面臨如何增加文章深度的困惑。陳允吉先生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借鑒。在《李賀與<楞伽經>》 [2，p165-200]中全篇重點探討李賀與《楞伽經》的關系及影響，接著還探討了李賀對《楞伽經》的愛好是否與對《楚辭》的愛好有聯系？并以此為線索，對李賀的宇宙觀人生觀做了探討。一般人做到第三部分就會也可以結束了，而陳允吉先生不見黃河不死心的探究精神使他進一步探討，由此很多問題更加明了。

5、客觀、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陳先生欣賞，并身體力行的就是這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他曾評價季羨林時說，“通過實事求是的分析比較后得出的結論，也顯得確鑿可信而能給人以啟益。” [2，p220]目前，學界存在牽強附會，夸大自己的研究或在論證是只挑有利于觀點的材料，對于不利于觀點的直接無視等諸多不良態度。而客觀、事實求是的態度恰是做好學術的首要前提，離開這個前提的所有論證和結論都站不住腳。

綜上所述，陳先生小題大做，從微觀入手，以宏觀把握；善做各種比較；多角度看材料，挖掘出有價值的背后信息；前延后伸造就成果深度以及客觀以及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等方法，對于初學者開展學術研究尤其是跨學科研究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陳允吉.唐音辨思錄[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陳允吉.佛教與中國文學溯源十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第8篇：唐代文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古代文論；人物形象；缺位

美國當代著名文藝批評家亞伯拉姆斯在他的重要文藝論著《鏡與燈》中認為藝術創作涉及四個要素：作品、作者、宇宙（或自然）和讀者，我們現在研究文學作品，首先提到的是人物形象。而我國古代的詩文理論，討論作品藝術性時，長期以來注重語言之美和前景交融等方面，忽視人物形象描寫，直到明清時代戲曲、小說創作的大量涌現，人物形象的缺位才得以改善。①這一現象可說是我國古代前期文論的一個特點，本文試從中國傳統哲學觀、文學觀、史學觀三方面來探討這一現象。

一、中國傳統哲學觀的影響

一個民族的文學理論，是這個民族的哲學思想在文學領域的具體體現，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沾染著該民族哲學的特色。

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其顯著的特征是文學的哲學化（如《詩三百》被列入 “五經”），和哲學、歷史的文學化（如《莊子》被視為文學散文、《史記》中的一部分被視為傳記文學）。一般而言，哲學的表達方式是思辨的、說理的、演繹和歸納的；但也可以是敘述的，描寫的，甚至是抒情的。與西方哲學相比，中國古代哲學更擅長用后一類方式言說思想、建構體系。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馮友蘭道：“中國哲學家慣于用名言雋語、比喻例證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思想。”②這就使得文字簡潔而內涵深刻，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哲學具有一種人格精神，它的最終目的是要塑造出“內圣外王”的人格范型，它要求愛智（哲學）者“不但要知道它，而且要體驗它”。中國哲學不僅是認知的、思辨的，更是體驗的、感悟的，在后一個側面上，它與性靈、妙悟的中國詩歌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契合，從而直接鑄成中國古代文論的詩歌精神和詩性特征。

中國古代的文論家以詩人的情感內質、思維特征、表達方式來評說研究對象，來構建文藝理論，使得古文論一開始便具有感悟、空靈、自然、隨意，以及個性化、人格化、詩意化、審美化等特征。孔子文論的語錄體和隨感式，莊子文論的寓言化，以及《詩三百》部分文論思想的詩句，為后來中國文論奠定詩性精神基調。《文心雕龍》雖具備“綱領明”、“毛目顯”的理論體系和“擘肌分理，惟務折衷”的思辨方法，但仍然具有“駢文”的形式魅力和詩意化的語言。《詩品》以“直尋”和“騁情”的言說風格，“意象點評”的言說方法，開中國文論最具詩性特征的文本形式。《二十四詩品》一首四言詩描述一種文學風格，一品即為一組意象或一種詩性境界。《人間詞話》以詞作釋詞境，稱“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為“有我之境”；“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為“無我之境”。中國古代文論的詩性化有別于西方文論的思辨性、系統性、規范性、明晰性等特征，這也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獨特性。

中國“天人合一”的傳統哲學觀，使我國古代詩文理論具有明顯的詩性特征，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所說的“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深刻地把這種觀念形態表現出來。

二、中國傳統文學觀的影響

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可謂源遠流長。“詩言志”貫穿了我國古代整個詩文理論，我國古代的文學理論，一向主張詩以言情。如《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陸機《文賦》說：“詩緣情而綺靡。”嚴羽《滄浪詩話·詩辯》篇說：“詩者，吟詠情性也。”我國古代長期以來詩歌創作以抒情為主，敘事詩不發達，因此影響了人物形象的塑造。

主情一直是中國詩歌理論的主流：《毛詩序》講“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以及詩歌的“吟詠性情”，無論是“志”還是“情”都不屬敘事。西晉陸機有“詩緣情而綺靡”，唐代有“詩者，苗言，根情，華聲，實義”之說，晚唐司空圖提出“味外之旨，韻外之致”。宋代詩歌總體來說是重理尚法，以議論為詩，也沒有把現實生活當作詩歌內容來詠唱，嚴羽又說“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后來的“四靈派”、“江湖詩派”，明代公安三袁的“獨抒性靈”一直到清代的“格調派”、“肌理派”等等。總而言之，上述諸多詩學理論都沒有把目光投向現實生活，而是投向心靈，把“情”和“志”以及人生體驗作為詩歌所要表達的對象， 或把精力用在技巧上而忽視詩歌內容。很少把現世生活和現實事件作為詩歌要表達的對象， 這顯然影響敘事詩的發展。

另一方面，詩歌五言、七言以及格律押韻等這些形式上的要求也限制了詩歌的敘事。詩歌從一開始就注重章句的整齊， 以便歌、舞、樂的配合協調。從詩經的四言詩到漢魏六朝的五言詩、七言詩， 最終發展為唐代的五、一七言格律詩。格律詩篇有定句， 句有定字， 對仗和押韻有嚴格的要求， 這種詩體是極其不便敘事的， 因而影響敘事詩的發展。

除了敘事詩不發達影響人物形象的塑造外，我們還必須注意到不同時代的文學價值觀是不同的，人們的審美評價標準也是不同的。唐以前人們主要從政治美刺角度去認識文學的功用，由此界定文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文學辭章之美、個性情感之美，開始有所認識，如以有韻、無韻區分文、筆；唐以后人們開始把文章之用從政治美刺轉向道義，提出“文以載道”。在駢體文昌盛的南北朝，文人把駢體文學崇尚的騙偶、辭藻、聲韻、用典等語言文辭之美，作為作品最重要、最普遍的藝術特征來看待。唐代詩文創作涌現出一部分文人主張寫散體文，詩歌領域一部分人提倡寫古體詩，推崇建安風骨。但從總體上看，還是駢體文學占據優勢地位，并反映到理論批評方面。《舊唐書·文苑傳序》鮮明地表現了編者擁護駢體文學的立場和態度。

我國古代詩歌創作以抒情詩為主，敘事詩不發達。古代詩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諸如比興、意境、星期、韻味、神韻等，大抵都是從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探討的，很少涉及到人物形象。古代戲曲、小說到元明清才進入繁榮時期，在此之前詩文一直在文壇占據統治地位，比較通俗的敘事作品（志怪、傳奇、變文等），往往受文人的輕視和排斥。

三、中國傳統史學觀的影響

從先秦到唐代，中國古代敘事作品除了上古文學中的神話、寓言故事、志怪小說外，主要是依附著歷史寫作發展起來的歷史敘事方式。《史記》等紀傳體史書中的人物傳記部分就是這種歷史敘事的典型。近年有學者通過中西文論的比較，認為中國古代詩文理論中的“詩性敘事和敘事詩論最初是寄生在歷史敘事和敘事史學中的”。并認為：“中國的敘事詩論是從詩之外的小說戲劇等寫作經驗中生長出來的，而小說戲劇的母胎更像是史傳而非詩歌。因此，以小說戲劇論的樣式而出現的中國敘事詩論的形成史就是既依存又艱難偏離史傳敘事理論的歷史。”③

古代文論的敘事傳統從《尚書》和《左傳》開始，《尚書》是最早的歷史文獻匯編《左傳》則是被譽為“ 敘事之最”的第一部完整的編年史。二者構成中國史官文化的敘事之源，劉知幾《史通·敘事》討論史官文化的敘事傳統及敘事原則，就是從《尚書》和《左傳》開始談起的。劉知己指出：“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④“ 以文敘事”，即中國文化“ 文史不分”的傳統。“ 史”之敘事必須借助于“ 文”，而“ 文”之批評和理論又常常寄生于“ 史”。就后者而言，《史記》有文學家列傳及其“ 太史公曰”， 《漢書》有《藝文志》， 《后漢書》有《文苑傳》， 《隋書》有《經籍志》和《文學傳》……歷史敘事與文學（ 理論）敘事纏雜交錯，難解難分。在古代中國， “ 史”的敘事者，同時也是“ 文”（ 文學和文論）的敘事者，如司馬遷、班固、沈約、劉知己、歐陽修、司馬光、馮夢龍、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章學誠等。他們或者在自己的史書中討論文學理論問題，如《史記》之《太史公自序》、《屈原傳》等；或者在史書之外另有文學理論的專門著述，如班固之《離騷序》、《兩都賦序》等；或者其著作兼有史學（ 理論）與文學（ 理論）的雙重性質，如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等。中國傳統的史學觀，使“史傳文學”更好地承擔了人物形象塑造這一重任。

“我們考察、衡量古代詩文的藝術價值，應當實事求是地結合作品的實際情況，結合它們在藝術表現上的民族特色和歷史傳統，而不是套用國外的理論（如形象性、典型性），這樣才能取得比較客觀中肯的評價。”⑤我國古代文論注重語言和修辭具有較強的詩性特征，從而忽視了人物形象的塑造。這是和我國的傳統哲學觀、文學館、史學觀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特定的文學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與之相適應的文學樣式。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我國古代文論詩性特征的內在矛盾。我們評價判斷一種文學理論的根本尺度在于此種文論對文學現象解答的深刻性和對后世文學的指導性，而中國傳統詩文理論“以詩論詩”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批評本體（文論）與批評對象（文學）的界線。古代文論如何更好地適應當今社會的發展，如何成功“轉型”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注解：

①本文所談及的古代文論嚴格來說指中古時期——從漢魏到唐五代。

②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頁。

③余虹：《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40、141頁。

④[唐]劉知幾撰，黃壽成校點：《史通·敘事》，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頁。

⑤王運熙：《中古文論要義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頁。]

參考文獻：

[1]王運熙 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2]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3]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1 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8.

[5]余虹.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M ].上海：三聯書店1999.

[6]王運熙.中古文論要義十講[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7]王運熙.中國古代文論管窺[M ].濟南：齊魯書社，1987.3.

[8]王運熙.著望海樓筆記[M ].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8.

[9]李建中.李建中自選集[M ].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

[10]王國健.世紀之交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問題聚焦[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

[11]羅宗強.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概述[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12.

[12]劉師培.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11.

第9篇：唐代文學論文范文

本課題教時數：3本教時為第一教時備課日期11月8日

教學目標：

1.理解課文基本內容。

教學重點、難點：

1.熟讀課文。

2.疏通文意。

教學過程：

一、導入新課

教師活動

板書課題和作者：捕蛇者說柳宗元

簡介文體和作者：說，一種敘事兼議論的文體。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學家，字子厚，河東解（現在山西運城解州鎮）人，世稱柳河東。唐德宗貞元九年（793）中進士，十四年（798）又考取博學宏詞科。先后任集賢殿正字，藍田縣尉和監察御史里行（即見習御史）。唐順永貞元年（805），參加王叔新集團，任禮部員外郎。但這場改革僅歷時7個月就失敗了，王叔文被殺，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

柳宗元的貶地永州（州治在今湖南零陵市），在當時是相當荒僻落后地區。司馬是刺吏的助手，有職無權。柳宗元在這里住了將近十年，到元和十年（815）才被改派到柳州當刺史。在刺史任上取得顯著政績。但因長期內心抑郁，健康狀況惡化，終于病死在柳州，年僅47歲。

柳宗元和韓愈同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他的散文題材廣泛，內容深刻，形象生動，語言簡練，在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他還寫了不少政治和哲學論文。在詩詞創作上，善于用簡樸疏淡的語言表達深刻的思想內容。他的詩文稿由劉禹錫編為《柳河東集》。

二、檢查預習

學生活動

自讀一遍課文，二人小組互讀。

教師活動

教師出示投影片，檢查學生對下列字音掌握的情況。

嚙（niè）御（yù）得而臘（xī）之攣踠（luánwǎn）

瘺（lòu）癘（lì）當（dàng）其租入嗣（sì）

幾（jī）死者戚（qī）蒞（lì）事者日蹙（cù）

殫（dān）轉徙（xǐ）頓踣（bó）呼噓（xū）

曩（nǎng）悍（hàn）吏隳（huī）突恂恂（xún）而起

缶（fǒu）謹食（sì）之苛（kē）政孰（shú）知

以俟（sì）夫觀人風者

檢查字音掌握情況的同時，適當提示字義或詞義。

請幾位學生讀課文，每位讀一段。

學生活動

分別朗讀課文。

教師活動

范讀課文。

提出要求：邊聽邊思考每句的大意。

三、學習課文

學生活動

疏通文意。二人小組，對照注解疏通第一段每一句大意。

教師活動

糾正學生翻譯中出現的錯誤。

提問：永州之蛇異在何處？“永之人爭奔走焉”的原因是什么？

學生活動

討論回答。

教師活動

明確：異在外形（黑質而白章）、毒性（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御之者）、醫療效用（可以已大風、攣踠、瘺癘，去死肌，殺三蟲）三個方面。“爭”的原因是：為了免受苛征重稅之苦（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

學生活動

疏通文意。二人小組，對照注解疏通第二段每一句大意。

教師活動

提問：能夠享受“以蛇抵賦稅”好處的有幾人？付出的代價是什么？

學生活動

討論回答。

教師活動

明確：只有蔣氏一家。付出的代價是：祖父、父親死于捕蛇，蔣氏自己也幾次差點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