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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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 肺結核 社會 經濟學 衛生服務利用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0.22.293

肺結核是嚴重危害人類的傳染疾病。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每年大約有800萬新發活動性結核病例,并造成將近300萬人口的死亡,75%的病例正處在創造經濟價值的旺盛時(15～54歲),一個成年人患結核病將平均損失3～4個月的工作日,這將使一個家庭損失20%～30%的收入,如果患者死亡將平均損失15年的收入,結核病對社會經濟造成間接影響[1,2]。據調查,曲阜市平均每年發現活動性肺結核病人400余例,由于肺結核病人治療時間較長,如果不能正規治療,極易出現耐藥,并且這部分病人是傳染源,能夠傳染給周圍人群,另外在治療期間不能從事正常的生產生活,同時,病人如果出現耐藥,將花費2萬～3萬元用于治療,在某種程度上對病人、家庭和社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為了解我市肺結核病人的社會經濟學現狀,近期,我單位結核病防治科對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記管理的肺結核病人進行社會經濟學調查,現將調查結果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調查對象: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記管理的601例肺結核患者。

調查方法:本次調查由結核病防治科工作人員采取面對面詢問方式收集原始數據,并有專人負責調查質量的控制和調查表的審核工作。

第2篇：社會經濟學范文

一、社區經濟的由來

城市社區經濟其前身叫街道經濟,是改革開放以后發展起來的，當時為解決社區內的待業青年、殘疾人員等弱勢群體的就業問題；解決社區建設資金的缺口問題，才以社區地域為單位開辦企業，統籌經濟。改革開放初期,街道擔負的社會職能大大超過了政府撥付的財力,其收入與開支之間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在無以承擔的情況下，街道才被迫以搞經濟活動的方式來填補資金缺口。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也正因如此，我國社區經濟才得以發展起來。經過近十幾年的發展,人們對社區經濟作用的認識正在逐步深化,對社區經濟的理解也可謂見仁見智。

二、社區經濟的內涵

就目前研究情況概括來說，社區經濟的概念研究當前國內學者看法不一，尚沒有標準化定義。前人一般把社區經濟定義為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社區經濟指以非營利組織為行為主體、社區福利最大化為目標、解決社區的社會必需，改善本社環境，提高社區生活質量為目的的經濟活動。廣義的社區經濟則可理解為社會所發生的一切經濟活動的總稱。

但以上兩種觀點僅僅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界定社區經濟定義，它割裂了社區經濟與社區文化之間密切的聯系，沒有涵蓋社會學層面的內涵。筆者認為社區經濟不僅是個經濟學概念，還更應該是個社會學概念，概括來說社區經濟是指在特定的區域范圍內，以基層社區組織為主體，以服務杜區成員為目標，為社區居民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消費需求提品和服務的一切經濟活動的總稱。這里的社區經濟也包括社區服務中的有償部分。這里講的社區經濟還需要從以下幾方面特征來理解:

（一）地域性社區經濟首先存在于一定的地域空間―社區,其地域范圍近類似街道,但比街道范圍更廣，地域特征是最基本的。社區經濟的地域性還指其用于配置的資源來自社區,這些資源包括土地、資金、、人才、技術、信息、勞動力等等。

（二）包容性社區經濟的包容性體現在社區經濟在受到地理限制的同時,又具有極強的吸納和擴張性的特征,這是由現代經濟活動流動性增強的特點所決定的。包容性性表現在社區經濟作為城市經濟的子系統,其所需要資源有需要來自社區之外資源的支持和補給,比如吸納外來勞動力、外來技術的引進和交流、租用土地、自然資源的補給等等。

（三）服務性社區經濟的性質是服務于社區居民,可以說,它是為了社區建設而興辦的,這正是社區經濟區別于其他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個重要特征。社區經濟一般多以第三產業為主，因為服務行業能解決更多勞動力的問題。伴隨社區經濟的發展步伐,其服務范圍可以從某個區域輻射到鄰近的多個區域。

（四）豐富性首先，社區經濟的內容豐富,包括教育、建筑、餐飲、醫療保健、房地產、旅游等產業。其次，社區經濟經營方式的豐富多樣,以適應市場競爭,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五）人文性社區經濟與一般性社區經濟不一樣，其更強調精神文化層面的需求和滿足。一般性社會經濟是以獲取利益為出發點，而社區經濟以滿足社區內成員物質精神生活為出發點。因此，社區經濟帶有更多的“人情味”。

三、發展社區經濟的理論基礎

（一）整合理論整合理論認為，社區中的企業法人將各自所擁有的社會資源結合在一起，在利益相互整合的基礎上創造資源新的價值，推動各個社區領域的經濟繁榮。在某一社區中,自然人或法人在共同的空間里,發展狀況參差不齊。但一旦通過利益的整合就能夠促使各自資產和經濟要素之間的流動,互相借鑒，帶動社區經濟整片繁榮。

（二）結構功能理論結構功能理論認為，經濟結構的優化組合不僅對社區，更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結構功能理論對社區經濟優化排列組合，使其各種資源能有效聚攏在能發揮作用的位置上,指導社區經濟有條不紊的發展，從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三）生長點理論增長點理論認為,行業之間會產生外部經濟效益,促使廠商聚集在城市社區,特別是中心城市的社區,形成增長點。如果把整個城市作為一個增長點,那么社區就是生長點。生長點促使社區內商家之間形成關系網并進一步擴大輻射外部經濟活動,帶動社會經濟整體發展。

四、對我國社區經濟發展的幾點看法

第3篇：社會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新經濟社會環境；大學會計教育；影響

一、新經濟環境概念及對我國會計的影響

新經濟環境主要是指以信息技術為根本，對制度創新為基礎，實現經濟持續增長、控制通化膨脹以及降低失業率等現象發生，其經濟周期階段性被弱化的一種新的國家經濟現象。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加快，在新經濟環境下實現我國會計操作與國際會計操作相接軌，這給我國會計準則、會計職能以及會計核算等均產生一定的影響。

二、新經濟社會環境對大學會計教育產生的沖擊

隨著國家經濟的不斷發展和變化，給新經濟社會環境下的大學會計教育帶來一定的沖擊，會計教學由以往的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所轉變，同時其教學類型、格局等也更加多元化。大學會計教育是培養會計專業型人才的主要途徑，也是會計教育的主要動力。然而，新經濟社會當前環境下，大學會計教育對人才方面要求的提升，使得大學會計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一定不足和問題。

（一）會計教學理念過于陳腐

新經濟社會環境下對會計人才要求更加具有針對性。當前我國絕大多數大學會計教育主要側重于培養研究型人才，重理論學習而輕社會實踐，重內容分析而輕綜合能力培養，極大的局限了學生的實踐能力發揮和綜合素質的提升，難以適應社會和企業的實際需要。人才是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而大學則是培養人才的搖籃，因此，在新經濟社會環境下，大學會計教育理念受困于傳統教學模式下，會計教育與社會發展之間難以匹配，不但降低了大學會計教育教學質量，還局限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傳統的教學觀念也過于僵化，制約了大學會計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發展，使得我國當前大學會計教育與社會需求之間產生不必要的矛盾與沖突。

（二）會計教學對象針對性差

我國傳統會計教育把大學教育大眾化視為擴大教學規模，提升入學率的主要途徑，然而對會計人才專業能力培養和教學對象等缺乏針對性，會計教學方式和教學特色不夠明顯，會計專業人才能以快速適應和滿足社會和企業的需求。隨著新經濟社會環境逐漸形成，大學會計專業招人的不斷擴大，學生層次、水平、能力等差距逐漸顯現出來，大學會計教學不足現象越發明顯，這極大的影響和制約了大學會計教學發展和人才培養。大學教學主要目的是為了培養專業化人才，讓接受專業化培訓的人才能夠快速適應社會和企業需要，然而，當前新經濟社會環境下的大學會計教學，在教學對象方面缺乏針對性，束縛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進程。

（三）會計教學定位不夠準確

從以往的社會和企業需求來看，傳統的大學會計教育人才培養傾向于各工商企業，然而，隨著新經濟社會環境的形成，傳統的大學會計教學已經不能滿足當前會計教學和人才的需求。以往的大學會計教學主要注重高水平能力會計人才培養，注重會計人員的理論知識學習，正是由于這種教學定位的不準確性存在，使得以往會計教學內容、教材等難以培養出高水平能力人才，也正是由于教學定位的不準確，造成了我國當前大學會計教學與社會現實需求存在沖突的顯著困擾。

（四）會計教學內容單一守舊

我國大學教育主要根據單一的人才能力來對大眾化大學教育質量進行衡量，會計專業教育也同樣如此，這使得我國大學會計教育人才結構產生嚴重過剩現象。同時，大學會計教育單一化人才培養難以適應社會、企業對人才專業知識方面的多元化需求，極易產生人才培養與需求之間的不平衡狀況發生。大學會計專業單一學制的人才培養模式，只能夠更好的滿足于統一的學科標準與邏輯思維，培養會計專業化人才在會計教學內容和會計課程方面過于守舊，注重專業學科知識學習，而忽視對其他相關學科知識的學習，高層次會計課程和內容接觸較少，必修課與選修課搭配缺乏合理性，這些客觀因素的存在，表現出我國大學會計教育在新經濟社會環境下難以適應。

（五）會計教學環境相對落后

由于我國會計專業教育主要傾向于理論知識學習，其相應的會計教學環境過于簡易化，教學條件相對落后，這不但不利于培養滿足新經濟社會環境下的會計人才方面需求，還沖擊和影響了會計專業教育機構的發展。會計教育方面師資設備的落后，使得會計教學質量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問題；會計教學內容的陳舊，使得會計專業人才知識難以得到發展和進步；會計信息設備得不到完善，使得會計專業人才難以適應新經濟社會對會計人員工作能力要求，降低了會計專業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影響了學生對實際業務的處理，難以讓接受過大學會計教育的學生更好的融入到企業實際會計工作之中。

三、加強新經濟社會環境下大學會計教育模式應對措施

隨著我國新經濟社會環境的逐漸形成，市場經濟發生轉變，企業對人才的需求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學會計教育模式應當重新進行審視，以往的會計人才培養模式和教學內容應當適時進行合理調整，將當前市場經濟環境需要與現行會計教育體系進行整合，構建科學的、利于會計學專業人才培養的全新環境，為社會發展輸送高素質、能力強的全能型會計專業人才。

（一）轉變教學觀念，實際能力為主

以往大學會計教學思想主要以教師為核心，把教學課堂視作為知識傳授的主要場所，把教學教材視作為知識傳授的主要內容，把學生視作為被動接受知識的施予者，把考試得分視作為評定學生學習能力和學校教育質量的唯一標準，這種錯誤教學觀念的存在，嚴重影響了我國大學會計教育發展，并難以適應新經濟社會環境對會計人才的要求。我國當前大學會計教育應積極的，根據市場經濟變化和需求轉變教學觀念，提高并重視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根據社會和企業實際需求培養會計專業學生，把會計崗位實際工作內容和會計行業職業標準與大學會計教學理念相結合，讓我國當前會計專業人才既具備相關的會計學理論知識，又能夠更好的將其運用于工作實踐之中。

（二）明確教學對象，劃分層次教學

新經濟社會環境下的大學會計教育體系建設，主要應以培養實踐專業能力人才為首要教學目的，重點培養會計專業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將學生作為大學會計教育重點對象，將專業理論與實際工作相結合，能夠將所學知識靈活運用到工作之中。與此同時，注重大學會計課程教學內容，突破傳統教學方式，側重于層次教學方法，根據專業知識和發展方向的不同，注重各層次實踐能力教育，滿足社會發展和各行業企業對會計人才需求的不同層次，促進會計教育深層次研究與發展實現。

（三）細化教育資源，校企合作辦學

依據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進行大學會計教育改革，充分利用學校教育環境和資源的不同性，將以課堂教學為主的大學式教育方式與以實際工作能力為主的企業崗位式相結合，細化教育資源，形成系統化、規范化的教學模式。大學會計專業教育應當明確以需求為導向的教學方式，積極鼓勵學校與用人單位之間建立良好交流機制，讓會計專業教師主動的深入到企業各行業企業會計工作之中，深入了解企業各行業企業會計最新發展形勢與人才需求情況，開展校企合作，為學生提供實習就業機會，并根據企業實際需求，對會計教學內容和方法等進行適當調整，增強學校的人才培養針對性。除此之外，學校通過利用校企合作，讓企業積極的參與到學校會計專業教學管理中來，讓大學會計教育課程設置、內容等更加貼近需求，讓學生能夠領悟到會計職業的真正精髓，真正建立起以服務社會為目標的人才培養機制。

（四）調整教學內容，建設課程體系

大學會計教育往往重視課程理念相關知識學習，對會計職業道德的培養較為忽視，對培養高素質，綜合型會計專業人才造成了一定限制。為適應新經濟社會環境形成與發展，大學會計教育根據需要適時調整會計教學內容，將崗位職業技能培養引入到實際教學計劃中，打造以會計專業知識學習為基礎的實際教學模式，要求會計專業學生做到教學用三位一體，滿足社會發展對人才方面的要求。完善課程體系建設，培養和提高會計專業學生實踐動手能力和實務分析能力。與此同時，側重把學生培養成具有較高職業道德的綜合型高素質人才，制定相應的素質拓展培養計劃，設立公共禮儀培訓與口才寫作課程，將專業技術知識學習與會計職業能力培養很好的結合。

（五）完善教學環境，提高教學質量

會計教學環境即包括軟件環境，也包括硬件環境，這兩方面環境建設與完善都對會計專業教學起到重要的促進和推動作用。硬件環境則是指會計教學設備與內容。在新經濟社會環境下，強調大學教學設備應與教學內容相調整和適應，并作為大學會計理論體系建設的重要構成內容。針對會計專業教學內容，讓會計專業教學內容采取階段性的調整與過渡性的修訂，充分發揮專業教材在大學會計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與時俱進，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構建多元化會計教學實驗模擬教學室，營造良好的社會實踐環境。大學是培養和加強學生專業能力的根據地，通過大學教育則有效提高學生適應社會和自身整體能力。與此同時，把教師視為學校會計教學的軟件環境。注重教師個人能力水平的提升，定期對教師會計理論、實務操作及職業道德等方面知識開展深入學習和繼續教育，根據社會實際需要更新和調整教學理念與內容，做到理論研究與實踐教學相結合，提高大學會計教學質量。總結綜上所述，隨著我國新經濟社會環境的到來，給大學會計教育帶來了一定的沖擊與影響。大學會計教育根據社會和企業發展需求，轉變傳統教育理論，調整會計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和體系建設，完善教學環境，建立以培養人才為主的培訓機制，提高教學質量，為社會和企業發展輸送具備高水準的會計方面人才。

作者:李方方 單位:開封大學財政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白君貴，白璐.會計教學管理模式創新與高層次人才培養[J].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11(11).

第4篇：社會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高中數學；社會；經濟；發展

從我們咿呀學語開始，數學就陪伴在我們身邊，“兩只老虎愛跳舞……”，“一雙小小手，十個手指頭”。再大一點我們小學的第一堂課就是數學，在老師們的引導之下我們開始接觸這個神秘而美麗的科學世界，它內容豐富，無窮無盡，汲取其中一兩點就會對我們的學習和生活產生重大影響。其中最直接高效的客觀反應估計就是每次試卷上分數的高低直接決定了我們當天的晚餐是否能夠加餐。作為一門嚴謹的基礎自然科學類學科，數學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更加廣泛而深刻。

1數學的基礎性

數學是一門基礎性學科，這點毋庸置疑。往大了說剛剛成功發射天舟一號貨運飛船，從圖紙繪制、軌道計算、燃料推進，甚至一顆小小螺絲釘都是科學家們精確計算的結果；小到我們日常的柴米油鹽，早上帶著紅色毛爺爺出門，吃個早點，買個帽子，來杯飲料，坐個公交，路邊小攤買個棒棒糖等，我們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離不開數學；知識學習的過程中數學的基礎性更加顯而易見，理化生學科中的每一步計算都需要數學知識做為支撐。數學的基礎性還表現在與科學理論巧妙結合之后，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明顯促進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國的建筑行業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從建筑的造型設計，到建筑物的高度、牢固程度、抗震等級都在逐步提升，所有這些都有賴于科學的縝密推演和數學的精確計算；再比如現在的鋼材等級劃分越來越細致，學習化學我們都知道鋼材的柔韌性取決于鐵和碳元素的合理配比，因此我國的汽車制造技術的不斷提升也是依托于數學邏輯的縝密性。

2數學的工具性

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使得我們與數學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以前人們出門最基本的配置是鑰匙、錢包，外加交通工具，額外需要干什么事情的話再帶一堆相關的證件、卡片、便利袋等雜物；而現在人們出門只需簡單帶部手機，買東西我們可以手機支付，省去了找零錢、鑒真偽、存取錢等一系列繁瑣的手段；打車我們可以通過滴滴出行、快的打車、微拼車等多個途徑，快捷高效而又方便；手機本身可以存儲很多數據，便捷的網絡通訊也方便我們從網絡下載和共享重要文件。手機的功能已經逐步由簡單的通話升級為通訊、拍照、購物、上網、影視、娛樂等多個功能的一體終端機。手機功能的逐步完善過程中的諸多環節包括芯片匹配、固件升級、材質更新、模塊增減等都需要數學推演來輔助。數學的工具性在宏觀社會經濟方面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孟德爾通過豌豆性狀的研究，附以數學的概率統計和數據分析，得出了著名的生物學遺傳定律，使人類在疾病預防、優生優育的道路邁進了一大步；隨著教育科技投入的不斷增多，我國在電腦計算機、土木建筑、房屋橋梁設計、金融財經、經濟管理等方面，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而這些方面的人才都對數學有較高的要求，數學基礎好的人在這些專業方面反應比其他人要快，在以后的發展潛力和空間都非常大，他們對整個社會產生的影響也將是不可估量的。

3數學的發展性數學的發展性

體現在數學本身的發展和對整個社會發展產生的影響兩個方面。就數學本身而言，我們對它探索的腳步一直沒有停止，由單一數據的計算，到方程以及邏輯思維的拓展，有點到線及面，由單一緯度到二維空間、三維空間，現在人們已經開始探究數學的第四維空間、五位空間以及多維空間，數學世界本身有著無窮無盡的奧妙等著我們去探索和發現。數學在社會經濟方面表現的發展性也不容小覷，我們國家每隔幾年就會進行一次全國性質的人口普查，在人口普查的過程中性別、年齡等基本數據是普查的重點參考數據，由于我國地域面積廣闊，因此人口眾多，加之有許多流動人口，因此普查工作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普查結束后所有的數據都會統一上報，交由專門負責統計工作的人來整理和分析，從而確定一段時間內我國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增長大趨勢等重要數據，比如我國目前正在推行的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就是基于目前我國人口增長緩慢，獨生子女養老壓力大而實施的宏觀經濟調控措施。合理運用數學的數據分析不僅能夠對已經發生的事實進行核實和認定，還能夠預測未來一段時期的發展走勢，進而采取有效的干預措施，這就是數學發展性的科學價值所在。

總之，數學學科集基礎性、工具性、發展性于一體，是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的綜合體現，該學科對于我們的日常生活有著巨大的影響，它貫穿于我們生活的各個角落，高中數學是理論學習和綜合運用的聯結點，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扎實掌握高中數學的基本知識對于我們將來進入大學學習相關專業理論或者進行科研技術開發都大有裨益，數學本身對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經濟科技發達的今天，我們的生活已經和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沒有經濟的發展，就沒有強大而富裕的生活。因此，我們要學好數學，讓數學為我們將來進人社會，提供更加廣泛的選擇；用好數學我們將來可以為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參考文獻

［1］曹建美．數學在現代經濟學及經濟發展中的作用［N］．山西經濟日報．2009－12－14（004）

［2］劉家義．國務院關于2015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審計查出問題整改情況的報告［N］．中國審計報．2016－12－26（001）

［3］杜春雪．試論數學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J］．經濟研究導刊．2014（27）

第5篇：社會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收入差距;基尼系數;社會保障;稅收體制

中圖分類號:C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7-0042-02

1 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標

國際上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有很多指標,而經濟學中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工具是基尼系數。所謂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于0-1之間。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公認的判斷收入差距程度的指標,國際上對基尼系數的劃分標準是: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貧富差距一般;0.4-0.5,貧富差大;0.5以上,貧富差距較大,表明收入分配出現兩極分化,會引起眾多社會問題

2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

2.1 基尼系數不斷上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步拉大,綜合各類居民收入來看,基尼系數不斷攀升,越過警戒線已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總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額僅為4.7%,而總人口中20%的高收入人口占總收入的份額高達50%。下面是我國近年來的基尼系數:

表1 我國近年來的基尼系數

年份全國居民基尼系數年份全國居民基尼系數

19970.370620030.4386

19980.378420040.4387

19990.389220050.4700

20000.408920060.4960

20010.403120070.5左右(無官方數字)

20020.43262008約0.51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7-2009

如表1所示,我國的基尼系數從1997年的0.3706上升到2008年的0.51,是一個逐步上升的趨勢,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我國早已越過了警戒線,這足以向我們敲響了警鐘。

2.2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根據國家公布的統計數字,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781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人為4761元,兩者之比達到3.31:1。居高不下的數據表明,城鄉居民收入分布非常不均等。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到的補貼和福利,如住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還要更大,大體為5倍左右,高于世界上經濟水平類似我國的國家城鄉差距。下表為我國1978-2008年城鄉收入差距情況:

表2 城鄉收入差距之比

年份19781985199420022005200620082009

城鄉收入差距2.6:11.9:12.9:13.1:13.22:13.28:13.31:13.3:1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

2.3 地區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在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同時,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卻日益擴大,由于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快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居民收入增長迅猛,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處于明顯的滯后狀態,地區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擴大的趨勢,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及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是我國居民收入分配中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

2.3.1 東、中、西部人均收入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對比

2005年,東部地區的城鄉人均收入水平都要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農村人均純收入的超出幅度為45%,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超出幅度為27%,而中部與西部地區的城鄉人均收入水平都要嚴重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

2.3.2 東部與中、西部人均收入對比

如表2-3所示,僅就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進行考察,近5年來,東、中、西部三大地區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逐漸擴大,東部與中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由2002年的l.46拉大到了2006年的1.56,東部與西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也由2002年的l.39攀升到了2006年的1.48。考察東、中、西部三大地區的農村人均純收入,差距會更懸殊。

表3 東、中、西部城鎮居民人均收入之比

項目

年份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東部:中部東部:西部

2002年9355.76424.367l0.81.461.39

2003年10211.57101.77180.71.431.42

2004年11522.97886.77920.61.461.45

2005年12884.0869l.09633.01.481.34

2006年15443.39911.310405.11.561.48

2007年16378.010519.611124.71.551.47

2008年18994.212101.412816.01.561.49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信息網有關統計公報數據計算編制

2.4 行業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目前,我國各行業的發展不平衡,某些產業得益于先天性或行政性壟斷而獲得高速發展,行業收入也遠高于其他競爭性行業。金融、保險、外貿、電信、電力、煙草等行業的收入明顯偏高,而文化、教育、科研、采掘、勘探、紡織等行業收入明顯偏低,從工資統計看,它們的差距在2~3倍。考慮壟斷行業職工享受的獎金、勞務費等名目繁多的工資收入和住房等貨幣收入,那么不同行業間的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之間。

3 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成因

3.1 勞動者自身條件差異導致了收入差距

由于每個居民的勞動能力有大小,而勞動者擁有勞動能力的不同必然導致收入水平的不同,產生收入差距。不同地區、不同企業、不同居民個人在占有的生產要素和財富存在數量與質量上的差異,經營能力有強弱,文化程度有高低等,因而每個居民獲得的勞動收入或非勞動收入就不均衡。在所有因素當中影響最深遠也最大的就是居民的受教育情況。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直接影響將來的收入,我國各地教育水平存在著顯著差異。東部沿海地區對教育設施和教育環境的投入大,使其擁有較高的教育水平,人均受教育的程度也較高。西部地區由于經濟欠發達,對教育投入不多,人均受教育的程度遠低于東部沿海地區。

3.2 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3.2.1 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

建國以來,我國一直存在著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格局。國家長期實行“重工輕農”、“重城輕鄉”、“挖農補工”的發展政策,農業、農村和農民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渠道,為工業和城市提供資金積累,支持工業和城市發展,導致農村經濟基礎薄弱,發展速度緩慢,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經濟發展水平長期較低,城鄉差距持續擴大。國外有人描述,“中國的城市像歐洲,中國的農村像非洲”,城鄉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3.2.2 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

我國的地區差距主要表現在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之間,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1)自然環境因素。西部地區地域雖然廣闊,但是其中的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區占了60%,其余40%地域又被眾多的沙漠、戈壁和高山峽谷所分割,交通十分不便。西部地區人口過于稀少,人口共3.67億,僅占全國總人口的28%左右,造成市場狹小,經濟發展缺乏集聚效應。

(2)改革開放序列的先后。從我國改革開放推進的序列可見,我國的開放戰略是由東到西,由南向北,由沿海到內陸,由經濟特區到全方位開放的發展模式。先行發展的地區享受了國家眾多的優惠條件、政策的傾斜,國家對東部沿海地區在外資準入,稅收減免和資金融通等方面給予優惠,先行發展的地區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而西部則處在了劣勢。

3.3 收入再分配體系的不完善

收入分配調控政策不完善、作用發揮不充分,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這其中大體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具體如下:

3.3.1 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

據世界銀行調查,中國20%的城鎮人口享受政府衛生支出的比重超過2/3,農村人口只享受了不到1/3。城鄉之間的人均衛生總費用差距在3-4倍。近幾年,醫療價格大幅度攀升,由于缺乏醫療保障體系,農民的醫療費用已明顯超過了農民的承受能力,出現農民看不起病、因病致殘、因病返貧的問題在貧困地區十分突出。

3.3.2 稅收調節體系不健全

從我國稅制結構來看,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以流轉稅為主體稅的稅制結構。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數據,2007年我國個人所得稅占全部稅收的比重為7%,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如美國45%,英國40%,丹麥53%的水平。房地產稅等財產稅占全部稅收的比重僅為1.26%,低于美國12%的比重。這樣的稅制結構,對收入分配所起到的反向調節作用,極易擴大收入差距。

3.4 經濟體制轉軌方面的原因

經濟體制轉型期的制度不完善加劇了階層收入差距的擴大。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由于市場發育不完善、制度不完善、機會不均等以及權力對市場的滲透等方面的原因,拉大了階層收入的差距,主要表現在:

3.4.1 新舊體制摩擦和矛盾引起的高收入

在我國新舊體制的轉型過程中,新舊體制的摩擦和矛盾不可避免地導致收入分配中的無序和混亂。有一部分人是靠轉型過程中的鉆“空子”富起來的。例如,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雙軌制、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房地產熱和金融無序、近些年來的企業轉制,都為一些人暴富起來提供了條件。

3.4.2 腐敗和違法現象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公

、權錢交易、貪污受賄,有的黨政部門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利用手中握有的人、財、物、權,采用貪污、受賄、挪用公款、與非法生產經營者內外勾結等非法手段,將國有資產裝進自己腰包,使國有資產巨額流失。

3.4.3 以非法手段獲取收入

偷稅漏稅、走私販私、制售假冒偽劣產品、進行非法交易的現象存在,成為各種黑色收入的主要來源。由于中國的法治和行政系統運轉不暢,加之腐敗就導致了社會特權階層的形成,這必然拉大人們的收入差距,使公眾極為不滿,嚴重影響了社會公平。

4 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解決對策

4.1 積極擴大就業途徑,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就業是民生之本,有就業崗位才會有收入來源。一批人就業了,有了收入,就要消費,消費量的擴大會促進企業生產和銷售,進而又增加一些就業崗位,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更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分配關系的重要前提。因此,政府一定要把擴大就業作為我國當前和今后長時期重大而艱巨的任務,實行促進就業的長期戰略和政策。

4.2 大力發展教育事業,促進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

“治貧的最主要手段是教育”。因此,一要增加對教育的投入,特別是對義務教育和農村教育的投入,由政府投資基礎教育、農村義務教育,讓農村的義務教育完全免費,從而改變農村教育的落后狀況。二要適當控制高等教育的收費,目前高等教育的收費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相比已經高得離譜,導致了大量貧困學生不能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助學貸款之類措施效果并不明顯)。三要完善成人教育、在職教育、在職訓練,特別是對農民工和城市失業人員進行培訓和職業教育,使受教育的權力逐漸平等。

4.3 促進經濟的平衡發展

一方面統籌兼顧切實增加農民收入,從根本上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同時加快西部開發與中部崛起,縮小地區經濟差異

4.4 完善收入再分配體系

加快推進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同時通過完善稅收體系縮小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改革個人所得稅,重構財產稅制,深化消費稅制改革。在總體上提高消費稅在稅收中的比重。加強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提高執法力度,減少稅收漏洞。

4.5 完善體制,杜絕不合法的收入

依靠法制治理以不正當或非法手段攫取財富的行為。非法收入的產生和發展,既削弱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信心,又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我們要加大執法力度從重處罰和懲處非法暴富,使其違法行為的成本遠大于其經濟上、政治上、心理上的收益,提高違法犯罪行為的受罰概率,以法律的震懾力遏止非法收入,維護經濟秩序,為公平分配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1]郭繼林.分配公平與和諧社會[J].社會科學學報,2006,(2):24.

第6篇：社會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食品企業 社會責任 企業收益 外部性

“質量就是生命”，是企業競爭的核心和發展的靈魂。對于食品企業來講，產品質量不僅僅是企業的生命，更是廣大消費者的生命。然而作為社會贏利性組織，我國很多食品企業目光短淺，僅以追求眼前利潤為目的，在產品質量方面不能嚴格把關，甚至為了降低成本，大大增加各種添加劑的使用力度，生產出各種存在嚴重質量問題的產品，嚴重危害了我國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使得公眾對食品企業的信任度一再降低。

對于食品企業來講，既是一種社會贏利性組織的存在，同樣也是社會公民的角色，在追求利潤的同時也應承擔起對消費者的社會責任。然而承擔社會責任與追求利潤最大化之間的矛盾，令很多食品企業對社會責任望而卻步，從而導致了食品安全問題的頻頻出現。承擔社會責任在短期內，確實會降低企業利潤，但從長期來看承擔社會責任，提高產品質量，會促進企業利潤的增加。

企業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責任人，企業作為社會公民應當承擔起對消費者的社會責任，應在保證食品質量安全的前提下謀求企業自身發展。但是除了企業自身的約束，社會的道德監督，還需要政府承擔起食品安全方面的監管責任，加大懲罰力度，對于不法分子“重典治亂”。從經濟學角度看，政府的對食品問題企業的懲罰，促使其造成的社會成本內部化，有利于促進食品企業從自身方面提高食品質量安全意識，勇于承擔企業社會責任。

1 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現狀與企業社會責任

近些年，我國食品安全問題頻頻出現，食品安全、環境安全是現在廣大老百姓迫切關注的、急需改善的核心問題。“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各種不合格食品安全問題關系到每個消費者的身體健康，尤其是近年來各種食品安全頻發事件，直接影響到人民的生命安全，使得我國乃至全球的食品安全形勢十分嚴峻。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已經刻不容緩。對于食品安全問題的關鍵是要使食品企業勇于承擔其社會責任，對于產品質量嚴格把關，既保證了廣大消費者的安全、健康，也有助于提高企業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促進企業的發展。

1.1 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現狀 2012年，全國規模以上食品工業企業32942家，上半年完成食品工業總產值41467.0億元，同比增長22.2%；農副食品加工業完成工業總產值23840.26億元，同比增長24.0%；食品制造業完成7286.34億元，增長21.0%；酒、飲料和精制茶制造業完成6353.91億元，同比增長21.6%；重點食品產量快速增長。中國食品工業已成為工業大類中的支柱產業之一，2012年的總產值預計接近10萬億元。然而，這么高額產值的食品工業在近幾年卻頻頻發生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現狀不容樂觀。2003年“金華火腿敵敵畏事件”，2004年的“大頭娃娃事件”，2006年的“瘦肉精事件”，2007年的“福壽螺致病事件”，2008年的“蘇丹紅鴨蛋事件”，2009年“三氯氰胺奶粉事件”，2010年“地溝油事件”，2011年“染色饅頭事件”，2012年的“皮鞋酸奶事件”。眾多事件使消費者觸目驚心，大大降低了食品企業在消費者心中的信任度，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也體現出了食品安全問題在我國亟待解決的嚴重性。

1.2 食品企業社會責任 自古以來，食品是保證人們生存和營養的必需物質。食品的性質決定了食品安全是食品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最基本要求。總起來說，食品企業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最低限度的責任，即食品安全的保證。食品安全，指食品無毒、無害，符合必備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不會造成任何危害。提供的食品符合國家強制性標準和要求，不存在可能損害人體健康有害物質，這是食品企業的最基本的責任。第二個層次是保證食品的綠色環保。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對食品的要求也逐漸體現為自然、綠色、環保等消費觀念。這就使得綠色環保食品越來越成為一種時代的要求，因此給消費者提供綠色環保的食品，即作為企業發展的需要，也成為了當前食品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的內容。第三個層次是將承擔社會責任納入到企業發展戰略規劃中，使其成為企業競爭力的核心與企業發展的靈魂。企業作為社會公民更加注重道德約束，注重企業文化的培養，可以在保證食品安全的基礎上做出自愿的慈善活動，來回報社會，為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同時還能為企業帶來連續性的聲譽貼水，促進企業競爭力的提升。

2 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學分析

食品企業如果能夠保證食品安全，很好地承擔起社會責任，就能夠獲得消費者和利益相關者的信任，從而減少成本支出，有利于銷售量的增加，以達到長期的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企業要實現利潤最大化，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通過承擔社會責任，來提高企業的聲譽和信譽度，建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對于政府來講，也要履行其監督管理的職能，對違法的企業加大嚴懲的力度，使其外部成本內部化，督促意識薄弱的企業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

2.1 食品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對企業效益的影響分析 從短期來講，食品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不會帶來經濟利潤增加的，因為承擔社會責任會導致食品企業成本的增加，從而使產品價格上漲，降低企業的價格競爭力，造成產品需求的減少，結果就會使企業的總收益下降。但是從長期來看，食品企業如果能很好地承擔起社會責任，保證食品的質量安全，一段時期之后，消費者對食品企業的產品就會有越來越高的信任度，他們會越來越支持企業的產品，那么企業的銷量也會穩步提升。雖然承擔社會責任會增加食品企業的成本，但是從長期來看商品銷量的增加會抵消成本的增加，因此企業的總收益最終會有所增加。

如圖1所示，D1D1是企業未承擔社會責任時面臨的消費者的需求曲線，此時產品價格是P1，銷售量是Q1，企業的收益是P1與Q1乘積的面積（以下簡稱P1Q1）。由于該企業開始從食品安全方面進行投入，承擔社會責任，提高了企業成本，使價格從P1上升至P2，銷售量降低至Q2，從而使企業收益降低至P2Q2，因此，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在短期是可能會造成企業收益的減少。但是，經過一段時間以后，企業很好地承擔起社會責任，保證其生產的食品質量安全，使消費者對其產品的信任度逐步提高，從理論上講，在同樣價格P2的情況下，消費者對其的產品的需求會逐步增加，即需求曲線D1D1會逐步向右移動，在其向右移動的過程中，企業的銷售量會逐漸增加，企業收益也會逐漸增加。如圖所示，假設需求曲線移動到的D2D2位置，此時企業收益表現為P2Q1，與最初的企業收益P1Q1相比，顯然是增加了。因此，提高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是非常重要的，企業不能目光短淺，只顧眼前的短期利益，從而不僅會對社會、對消費者造成惡劣的影響，還會降低消費者的信任度，并阻礙企業自身的正常發展，影響企業的長期收益。

2.2 政府對于食品安全監管的外部性分析 解決食品安全問題，保障消費者的健康和利益，僅僅依靠食品企業自身的社會責任意識是遠遠不夠的，總會有一些企業為眼前利益所驅使，不顧廣大消費者的安全和健康，生產出一些嚴重危害人們健康的問題產品。例如為了降低私人生產成本，過量地或者不正當地使用添加劑，生產有毒有害食品，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增加了社會成本。這就需要政府履行其對企業的監督管理職能，對于這樣的企業應該嚴懲，讓其為謀利益不顧社會和人們安全的行為付出代價，從而使外部成本內部化，督促企業保證產品質量，承擔起必需的社會責任。

如圖2所示，MR是食品企業的邊際收益曲線，MPC是企業的私人邊際成本，MSC是企業的社會邊際成本，圖中的社會邊際成本高于私人邊際成本是由于該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生產問題食品，嚴重危害的消費者健康，給社會造成惡劣影響，最終使得其產生的社會成本高于其自身的私人生產成本。對于這樣的社會責任意識薄弱的問題企業，政府應該收取一定的懲罰費用，使其承擔的私人成本與造成的社會成本相當，即使其外部成本內部化，從而督促企業重視食品質量安全，承擔起應負的社會責任。如圖2，如果沒有政府的監督管理，由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原則MR=MC，該企業的產量為Q1，由于企業對其征收一定懲罰費用，使其承擔的成本從私人成本提高至社會成本，使外部成本內部化，產量減少到Q2，從而使其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從而促使其承擔起應負的社會責任。

3 結論

對于我國存在的食品安全問題，企業應該從自身出發，承擔起應負的社會責任，雖然短期內會使收益降低，但從發展的眼光看，從理論上講會促進長期收益的增加。對于政府而言，要加大違法企業的懲罰力度，實行“重典治亂”，通過外部成本內部化，督促食品企業提高社會責任意識，保證食品質量安全，樹立良好的社會公民形象，提高消費者的信任度，增強企業自身的競爭力，進一步提高產值，從而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第五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蔣冬梅.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理念的食品安全問題探討[J].中外食品，2008（7）.

[3]周利剛.論食品安全與企業社會責任[J].糧食科技與經濟，2010（35）.

[4]孫海崗.基于食品安全的農業企業社會責任[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1（10）.

[5]劉艷.論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J].現代商貿工業，2010（11）.

第7篇：社會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公共產品；公共經濟學；財政聯邦主義；“以足投票”假說 

 

一、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仍然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好，其中之一是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以及相關資金的分擔和轉移支付問題。林治芬(2002)運用財政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財政全部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標分析我國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許曉茵、韓麗妙(2006)運用1996-2004年我國31個省份離退休退職人員保險和福利費用支出的相關數據，分析了社會保障水平的地區差異。彭海艷(2007)運用ge指數分解法，分析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區域差異及貢獻率，并運用gini系數分解法，分析社會保障各項支出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地區差異的現狀以及1995-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地區差異的演變軌跡。社會保障地區差異過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國社會保障事業主要由地方政府來承擔責任，而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直接決定地方政府財政能力的強弱，從而引發地區間社會保障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水平的差異。同時，柯卉兵(2008)認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領域內財政關系的縱向失衡會導致落后地區的地方政府沒有積極性，也無財力提供充足的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過大的現實，是導致中央政府對地方進行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順這些問題，必須研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基本理論問題。 

目前，國內關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問題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周順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則。李珍(2001)從資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體制方面指出，轉移支付制度是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實現的經濟支持制度。楊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間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內涵與范圍。劉志英(2006)對社會保障轉移支付進行了分類。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理論依據、國際經驗和道路選擇。 

國外相關文獻研究主要集中在關于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和轉移支付理論與實踐方面，較為著名的理論有musgrave的財政分權理論、oates的分權定理、buchannan關于分權的“俱樂部”理論、fisher的州和地方財政理論、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論以及mcguire對其的補充和完善。其中，公共產品理論和財政分權理論是20世紀財政學的重大發現，它們較好地解決了政府間公共事務的分類以及地方政府公共產品的提供問題，因而是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論支點。公共產品的特性與層次性理論、奧茨和馬斯格雷夫的財政聯邦主義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均對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產生了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公共產品的特性與社會保障的產品屬性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產品的概念。他將純粹的公共產品定義為“是指這樣的物品，即每個個人消費這種物品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物品消費的減少”。薩繆爾森從產品在消費中的非競爭性角度定義了公共產品，并進一步揭示了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斷公共產品的主要標準。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產品在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利益不能為某個或某些人所專有，在技術上難以把不付費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說，雖然可以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時也意味著非拒絕性，“是那種不論個人是否愿意購買，都能使整個社會每一成員獲益的物品”。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是指某人在消費某一產品的過程中，不會影響其他人同時消費，某人從這一產品中獲益不影響其他人也同時獲益。換言之，在產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沖突，增加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 

依據公共產品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產品又具體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兩類。凡是同時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被稱為純公共產品。凡是介于純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產品，即只具備一個標準，或者雖然兩個標準都不完全具備，但又具有外部性的產品，則屬于準公共產品。那么，社會保障產品究竟是屬于哪種性質的產品呢?經典的經濟學教科書把社會保障定義為政府以稅收作為融資來源，無償提供給個人的福利。就這一定義而言，顯然，私人機構不會生產和提供任何社會保障產品，社會保障制度具有明顯的強制性和政府行為特征，對社會發揮著“安全網”和“減震器”的作用。所以，許多學者將其產品屬性劃為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有的學者認為，社會保障不同時具備公共產品的兩個特征，因而將社會保障歸為準公共產品(或混合品)。有的學者則認為，社會保障是介于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一種產品，是宜于由政府強制提供給公民消費的優效品。 

如果我們不愿意窮究概念的話，那么容忍純公共產品與準公共產品之間存在一個模糊的界限，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采取一種比較模糊的處理方法，即認為政府規定的資格或條件越寬松、外部性越強，那么這項社會保障計劃的公共產品屬性就越強；反之，獲得社會保障的資格或條件越嚴格、外部性越弱，則其公共產品屬性就越弱。這樣，從社會保障產品提供的具體項目來分析，社會保障就不能簡單地歸屬于公共產品或者私人產品，而應針對不同的保障項目進行具體分析。

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會保險的特點是政府從勞動者和企業(雇傭勞動者)所得的國民收入份額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財力補助，集中形成專門基金，在全體公民之間進行統一調劑。政府每年提供的社會保險支出總量是一定的，當風險發生時，每個人享受到的社會保險數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會保險的支出總量是每個人享受到的社會保險數量的加總。可見，社會保險在消費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個人的社會保險的邊際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會保險是具有競爭性的。 

此外，從宏觀的方面來看，雖然社會保險產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參加社會保險，因為我國憲法規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會保險的權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條件或風險發生時，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會保險的權利，且公民也只有先盡了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義務，才能在風險發生時獲得享受社會保險的權利，強調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性。如果人們不愿意事先繳納社會保險稅(費)，且又無外部影響的條件，那么就會被排斥在消費社會保險產品之外。因此，社會保險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見，社會保險既不符合公共產品的含義，也不滿足公共產品所具有的兩個特征，而是符合私人產品的定義，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 

從理論上講，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的最大特點在于，不需要受益與貢獻的對等性。因為不論哪一個國家，只要設立這些保障項目，就意味著在符合條件的公眾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費這些福利或救助產品，而不需要消費者付出相應的代價。所以，這些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時，社會福利設施中的福利工廠、職業介紹所、兒童福利院和各種供人們休閑的娛樂場所以及有利于人們身心健康的環保措施等，這些福利產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費，都不會引起產品成本的變化，因而具有非競爭性。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的分配是一種縱向的再分配，是將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向低收入階層轉移，將社會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對象轉移。這種收入的縱向轉移可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使基尼系數變小。可見，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 

另外，社會保障中的社會保險是依法由政府舉辦的具有法制性和強制性的公共事業。凡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社會公民，不論是否愿意，都一律無條件地參加和按規定繳納保險稅(費)，具有典型的非拒絕性。但是，對于社會保障中的福利費和救濟金的支取、補充養老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以及個人儲蓄性的養老保險的選擇，個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參加消費，也可以拒絕參加。 

綜上所述，無論從基本理論還是從實踐分析，社會保障產品都同時具有非排他性與排他性、非競爭性與競爭性、非拒絕性與拒絕性，不完全是純公共產品，而是一種準公共產品。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是有一定區別的，社會保險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而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因此，社會保障產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統攬，社會保險應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則應由政府全額負擔，從政府預算中列支。 

 

三、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社會保障權責劃分 

 

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是公共產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同時具有兩個特征的公共產品并不多，較常見的是受地理和空間因素影響而只有有限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時具備這兩個特征，其強弱程度也不一樣。公共產品特性的強弱之分，使公共產品具有了明顯的層次性。布雷頓(breton)根據公共產品提供的地理區域將公共產品劃分為地方公共產品、區域公共產品和國家公共產品，其依據是受益范圍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國性公共產品(national public goods)的受益范圍為整個國家，受益在疆域內分布相當均勻，無論對國外還是對國內，外部性問題都可以忽略不計，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國居民從中受益。區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 goods)是指某一地區的居民能夠享用的公共產品，如“三峽工程”的建成將使整個長江流域特別是靠近三峽的幾個省區受益。地方性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則局限于某一地區(如城鎮、街道)，基本上只能讓本地區居民受益，且這種受益在本地區內分布相當均勻。 

公共產品層次性理論是分析地方公共經濟的重要理論支柱，直接關系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級政府間的事權、財權的劃分，為分析財政體制和各級政府行為目標提供必要的理論基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為目標、職責范圍和相互之間在財政收支上的劃分原則也就由此而來。不同層次性的公共產品應當由不同層級的政府負責提供，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提供該公共產品的政府層級間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對應性。全國性公共產品應當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應當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區域性公共產品則由中央政府主導并視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合理分擔，從而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如果某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提供該公共產品的政府層級不相對應，則會由于產品提供與其受益范圍的不一致性而導致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或“供給閑置”。 

    作為由政府負責提供的一項重要準公共產品，社會保障產品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責劃分，是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核心問題。社會保障產品是由眾多具體保障項目組成的體系，某些具體保障項目內部又可分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養老保險產品項目一般由全國統一的公共基礎性部分、地區差別性的職業年金和補充保險部分組成。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斷擴大趨勢，因而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斷增強。所以，應當從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社會保障的全局利益出發，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社會保障權責。凡是屬于全國范圍內宏觀調控的社會保障事務，應由中央政府承擔；凡是地區性的社會保障事務，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擔，如決策性、監督性權責應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體執行管理權責應由地方政府負責。同時，根據社會保障產品中的不同構成項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層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規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確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職責范圍，以實現不同層次性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四、奧茨和馬斯格雷夫的財政聯邦主義與社會保障轉移支付 

 

財政聯邦主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奧茨(wallaee 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財政聯邦主義》一書中提出來的、研究政府間財政關系的重要理論。它是一種從經濟學的角度，尋求有效行使財政職能所需的財政收支應該如何最優地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劃分的理論，并歸結為一個分權定理：“對于某種公共物品來說——關于這種公共品的消費被定義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關于該物品的每一個產出量的提供成本無論對中央政府還是對地方政府來說都是相同的——那么，讓地方政府將一個帕累托有效的產出量提供給它們各自的選民，則總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體選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產出量有效得多。”因為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眾，更了解其所管轄區選民的效用與需求。奧茨的這個分權定理實際上給出了分稅制的一個關鍵原則，那就是：如果低層級政府能夠和高層級政府一樣提供同樣的公共產品，那么由低層級政府來供給會更好，中央政府只應提供具有廣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產品。 

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和佩吉·b·馬斯格雷夫在此基礎上考察了各級政府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與穩定經濟三個職能。在他們看來，一個國家的財政結構安排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歷史決定的，但這不是全部原因。 “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提供究竟應當建立在中央集權制基礎上還是建立在分權基礎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間上應建立什么樣的財政管理體制，才能有效地提供這些公共服務?”為回答這個問題，他們采用單一公共產品的簡單模型，在社區內居民偏好與收入相同的假設下，得出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存在層次性，不同層次的公共產品由不同級別的政府來提供，這樣才符合效率原則。其中，屬于全國性的公共產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屬于區域性的公共產品，則應當由地方政府提供。他們認為，“財政聯邦主義的核心在于，資源配置政策應該根據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而分配與穩定政策則主要歸中央一級政府負責。”因為，地方政府欲調控宏觀經濟穩定卻又缺乏充足的財力，且經濟主體的流動性也嚴重束縛了地方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嘗試；而資源配置政策則應根據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因而在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適合，更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改進。 

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體現了分權的關鍵性特征，即從效率與政府職能的角度出發，實現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政府級次的匹配，這構成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一個重要理論支點。因為，從全國范圍來看，一個國家總有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造成的稅收負擔也比較輕；而經濟落后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較低，但提供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造成的稅收負擔卻較重。這顯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這種不合理狀況會進一步造成地區間貧富差距的惡化，從而影響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此，需要對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居民的社會保障資源進行調節。顯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是一項收入再分配制度，絕對不是地方政府能夠行使得了的職能，而是需要一種凌駕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來加以強制執行，這種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這個權力和權威來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與社會保障轉移支付 

 

事實上，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還依賴一個關鍵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動帶來的政府間競爭。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發表了《地方支出的純理論》一文，文中討論了有效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以及有效運作方式所需要的條件。他認為，在一系列假設條件下，由于各轄區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組合不盡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據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的組合來自由選擇那些最能滿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們可以從不能滿足其偏好的地區遷出，而遷入可以滿足其偏好的地區居住。形象地說，居民們通過“用腳投票”，在選擇能滿足其偏好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的組合時，展現其偏好并作出了選擇哪個政府的決定。這就是所謂的“以足投票”假說。 

一般說，個人考慮選擇社區居住的一個關鍵要素是社區可供選擇的稅收(即公共產品的價格)和公共產品結構。也就是說，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產品的效用能夠補償因居住在該地區而支付的稅收所造成的效用損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會選擇該地作為居住地。如果有許多居住區，每個社區所供給的稅收和公共產品結構的組合不同，那么人們將通過“以足投票”選擇來給予他們最大滿足的社區。 

該理論以最優理論為背景，充分體現了經濟人假設，回答了人們為何聚集在一個地方生活或生產，即在政府與居民無法合作的條件下，居民的選擇問題是其他分權理論的必要補充。但它有一系列嚴格的假定條件。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現實，有一些則與事實嚴重不符，如理論中的一個假定條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動，而我國居民的遷徙不僅受經濟效用的影響，而且還會受到戶籍制度、文化觀念、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等的種種限制，人們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進又進不去”等非最優狀態。雖然有些假定條件與事實存在偏差，但并不影響其推論。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說可以使人們認識到居民選擇權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產品的供給看作是一個公共選擇的過程，那么政府約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腳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權利，政府的硬約束機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運轉。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圍與財政轄區空間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個效率規則，也提出了一個類似市場的實施機制，解決了公共產品供給中的難題。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提出了地區之間公共產品供給的公平性問題，是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又一個重要的理論支點。在一個全國統一的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地社會保障補助資格和水平的差異可能導致一些人的遷居，這就造成地方政府執行地區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為，當某個地方政府實行一項收入再分配的社會保障計劃時，為使本地區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對富人課以重稅、對窮人給予更多的補助，就會造成富人的向外遷移(為了逃避稅收)和窮人的大量涌入(為了得到轉移支付)，如此循環反復，就會出現“窮人追逐富人”的現象。如果許多窮人涌入到一個初始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高的地方(如農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會增加該地的人口數量，造成交通、公園、學校等公共設施的過度擁擠狀況，同時會推動土地價格的上漲，從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購買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勞動力人口的增加還將使一些工種的工資水平下降等。這些都會引起該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該地區的財政狀況趨于緊張，政府給予財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將會減弱，最終不得不放棄該項政策。因此，隨著全國統一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低層級政府對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負責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中央政府只有通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來調節各地區之間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證各地區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從而避免居民頻繁流動出現的不良后果。

六、結論 

第8篇：社會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社會學，“經濟人”，方法論

人與社會是社會科學各科共同關注的問題，但不同的學科對二者有著不同的觀察角度與認識，經濟學和社會學尤其如是，甚至其作為學科的分野，與其說是從關注領域的不同，不如說是在于觀察維度的差異，或曰方法論上的差異。對“人”與社會的不同的預設可以說是構成二者方法論上差異的根本所在。在學科的界限開始日益模糊的今天，社會學與經濟學也在逐漸相互借鑒對方觀察世界的角度，修改與完善自己認識的前提預設，從而也形成許多跨學科的“研究規劃”與“準學科”領域，使認識更加全面、真實。本文回顧了經濟學與社會學方法論背后隱含的對“人”及其與社會關系的認識的前提預設，在此基礎上思考了經濟學與社會學相互借鑒的意義。

一．經濟學與社會學方法論中關于“人”的不同前提預設

經濟學已經發展為一個較為成熟的學科，從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到凱恩斯革命，再至現代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學派，主流經濟學經歷了幾次革命，有了很大發展，但所有這些理論的背后，都沒有離開一個從古典經濟學分析開始便確立起的前提，也即其最根本的方法論原則：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個體主義心理學的，并且其對人的認識有一個理性“經濟人”的前提假設。

“經濟人”的概念被歸認為是從亞當·斯密開始，體現“經濟人”思想的《國富論》出版的時代（1776年），正處于英國工業革命的背景，斯密對這一理性、利己的經濟人模型的運用與其對自由放任經濟，國家不干預政策的主張是分不開的。其實經濟人思想的形成更早可以回溯到文藝復興時期，在人文主義運動中，“利己”被作為人之本性就有被宣揚（董建新，1999，6-7頁）[1]，啟蒙運動中，理性受到了更大的重視，人的價值與尊嚴也被提到更高的地位。作為啟蒙思想家之一的斯密，其著作中之以人的利己性、理性為出發點，其實是對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個人參與權力的一種強調（蔣自強、何樟勇，1998），因為在理性經濟人基礎之上，國家的放任不干預、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才最可以使社會秩序得以確立，他指出“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讓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亞當·斯密，1996，252頁）[2]

“經濟人”在被發展成為經濟學精典的基本假設后，主要包含了這樣一些內涵：一是人的自利性，每個人要為自己打算；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則；三是人的完全理性假定，即人具有完備的知識和計算能力、對面臨的一切備選方案具有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內在一致的偏好會做出能更好地滿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會比現在更壞）的選擇。“經濟人”在發展中逐漸成為一種建立數學模式的工具，當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有了這種確切的、模式化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才使經濟學能夠向數學化、精確化的成熟學科體系邁進；但同時也不應忘記，在“經濟人”產生之初，或者在斯密的“經濟人”中，這樣一種假設的思想是深深根植于對個人自由、不干涉政府、自然演進的經濟秩序的追求的價值判斷之中的。

社會學則恰恰產生于一個不同的思路。它作為學科的確立要晚于經濟學，起源于19世紀的實證主義。19世紀30年代，正是法國大革命的時期，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中描述到[3]：“在歐洲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在1815年至1849年之間那樣普遍地恐懼——和希望——革命的”。社會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社會處于劇烈的變革之中，革命后動蕩的社會中對于社會秩序重建的需要變得十分迫切，側重于普遍規律與秩序研究的學科——社會學，創建起來，而其作為一門學科在19世紀下半葉的發展則主要是當時一些社會改革協會所從事的工作在大學里的制度化（華勒斯坦，1997，20頁）[4]。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接受了實證主義信念，并將社會現象同自然現象相類比，將社會也看作一個有機體，社會現象被看作完整社會體系中相互聯系的某種功能，他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而不是簡單個人的組合，不能從分析其構成的個人（如經濟人）的方法來分析社會整體；至正式確立社會學學科地位的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更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社會事實，是先于個體的實在，外在于個人意識，并強制性加于個體意識之上的。在迪爾凱姆，人之于社會，正如細胞之于人，社會一經產生，也就成為與個人不同的一個更高的獨立的層次，與個人服從不同的規律，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迪爾凱姆提出，一種社會事實只能由另一種社會事實來解釋，而不能還原為個體層次理解。

雖然在19世紀末，西方文明走向一個新的人文主義，反實證性的歷史主義和人文主義成為社會學中的另一個傳統，但對秩序問題的關注以及實證主義的繼承，使社會學的研究更多地還是在整體層面展開，組織、制度、結構、角色的概念是社會學主要關注的對象。正如亞歷山大（2000，8頁）[5]概括的，“社會學家之所以是社會學家，是因為他們相信社會模型的存在，社會模型是由個人構成但又獨立于個人的社會結構。”在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的基于整體主義立場的研究將社會模型視為先于任何具體個人行動的存在，任何個體行動都受到先前存在的結構導向力量的作用；反實證主義的理論更多基于個體主義的立場，但也常常基于承認社會中存在超越個體的結構，只是認為這結構是行動者在個體不斷交往中創造出來的。個人特質與人性都不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都在社會過程中不斷變換，被剝離出的是場景和與此相應的身分角色，個體只是這些社會場景中各種身分的集合體（汪丁丁，1998）[6]。

這樣，一方面，產生于對社會秩序建構的實際需要中的社會學更多關注到制度、社會結構等的實體性以及社會條件對個體行動的制約，人被放入社會關系和結構中去理解，沿承于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從宏觀到宏觀，以整體概念解釋整體概念的方法很大程度左右了社會學研究者的思維，對這一點在西方社會學70年代后的反思中也開始提出批判，認識到社會學忽視“人”的因素，方法論的整體主義的不足；另一方面，經濟學恰恰相反，它始終以“經濟人”假定為出發點，以基于個人的微觀分析為基礎，自邊際主義革命開始，引入了其特有的分析工具，將導數的概念引入經濟學研究，以后發展出各種的數學模型，日漸走上數學化精確化的道路。而這種假設中的“人”，是很模式化的、一致的、理性的“生物人”，且與市場經濟密切相聯的，其與現實世界中人的不相符也隨著經濟學的發展受到了諸多挑戰。概言之，關于經濟學與社會學對“人”的觀察點，如果借用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創始人之一先生在經歷了幾十年實地研究后對社會學研究作出的反思：社會學過于“只見社會不見人”（，1992）[7]，那么可以說經濟學始終是只見模型的“人”不見真實的人。

二．回溯在社會學與經濟學學科分立之初

華勒斯坦在《開放社會科學》[4]（1997，4、8頁）中指出，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出現于十九世紀，但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學科結構中反映出的思想多元化才在大學確立。在早期的學者，如斯密、馬克思、韋伯的研究中，并沒有嚴格在后來所說的獨立學科的框架中工作，他們都關注個人以及社會的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問題，其思維方法也是較為綜合的。

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在斯密的原著中，其實并不是完全理性、自利的。首先，斯密的確接受了孟德威爾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會發展動力的看法，但他并沒有認為人的行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導著，他的《道德情操論》便論述了人的道德方面，在斯密，人是利己心與同情心共存的。第二，關于斯密對“經濟人”理性的界定。哈耶克指出：“亞當·斯密及其信徒們根本沒有作此假定（完全理性假定），要說他們認為懶惰、目光短淺，恣意揮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過環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經濟地或謹慎地調整其手段來實現其目標，或許更加符合事實”（哈耶克，1989，11頁）[8]。斯密指出“經濟人”在經濟活動中受到的兩方面約束，一是來自于人本性中的內在道德約束；另一方面是來自于外在法律的約束。其實，在斯密眼里，人具有自利性和社會性雙重本性，在古典經濟學里面原本沒有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對立。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奧地利學派的熊彼特和社會學家韋伯（其主要教授職稱都是經濟學職稱）。（汪丁丁，1998）[6]。

韋伯的理解社會學，是方法論上個人主義的。韋伯繼承了伏爾泰人的自由意志的觀念，但在研究態度上又堅持實證主義科學程序的客觀性，他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個人主體的社會行動，而將個體化與類型化的方法結合起來，并將意義理解與因果說明結合起來。韋伯解釋社會學中的“社會行動”，是“行動的個人賦予其行為以主觀意義，行為考慮到他人的行為，并且在其行動過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為為目標的行動”，這表明在韋伯的研究方法中，首先，其出發點是個人主義的，個人及其行動是研究的基本單位；第二，個人賦予行動以意義，這種意義是主觀的，具有自由意志的個人自覺地（理性地）意識到的行動的目的和價值；第三，行動以他人為目標，是將社會關系考慮在內的。也就是說，這種行動是社會中的行動。可見，韋伯的研究中，個人及其行動是被作為基本出發點的，他對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的研究始終遵循方法論個人主義，如同“國家”、“人民”、“社會”這樣的抽象概念在韋伯并沒有實際的意義，他認為人的社會行為有規律性，但是沒有獨立于主觀意識之外的社會規律，只有通過理解人的行為可以找出社會現象的規律并對人的行為加以預測。

早期研究者所持的人性的雙重態度以及個人與社會的相互關系逐漸被極端化了，也構成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分野——前者日益極端地堅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則，后者日益極端地堅持社會規范對個體行為的制約原則（汪丁丁，1998）[6]。而在學科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社會學及經濟學家又重新認識到這種極端走向的弊端，均開始對自己學科的方法論或前提預設進行反思。

三．經濟學對“經濟人”預設的修正與發展

在經濟學界，“經濟人”的假定近年來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評而被不斷修正，這主要來自對“利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等的質疑。

1.關于人性：針對經典“經濟人”的完全利己主義，20世紀20年代起，行為科學家們分別提出了實利人、社會人、成就人和復雜人等人性假設，提出人性是復雜多變的，不僅僅要追求經濟利益。依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為獲得一種無形資產或滿足自己更高層次的需要，人類的最終利己目的則可以表現出利他主義的行為，西蒙指出，“這種利他實際上意味著明智的利己”。這些努力力圖使“經濟人”這種抽象的人更接近于“真實的人”。

2．最大化假設：行為經濟學派萊賓斯坦提出X（低）效率理論，認為個人的努力或行為不是一個常量，與壓力相關，通常情況是：由于動力（也可能是壓力）不足，人們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作出合理決策所必需的信息上，而讓決策同時也依賴于習俗、慣例和道德規范等方面，并不努力追求極大化。（楊春學，1997）[9]。

3．對理性假定的修正：制度學派創始人凡勃侖將制度因素引入經濟學分析，認為生物本能只是人的經濟行為的原始根源，真正決定行為的主要力量是“制度”。新制度經濟學用“有限理性”取代了“完全理性”，指出來自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對稱性、機會主義行為，以及制度的約束等對完全理性判斷的制約。提出用“滿意解”代替極大化的追求。諾斯更將意識形態引入個人預期效用函數，強調意識形態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彌補產權結構的不完全，對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構成約束[10]。

4．對經濟人應用范圍的擴充：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公共選擇理論將經濟人的概念擴充到了非經濟分析。它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不論是經濟行為還是政治行為，其結果都應從人類個體的角度去尋找原因，其行為的基礎都是利益的互換；另外，人的本性是一樣的，無論處于什么位置，追求私利與個人效用的最大化都是最基本的動機。布坎南將此歸結為三大要素，即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人的經濟學和交易政治學。

對“經濟人”假設的修正說明西方經濟學已開始注意到人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動物，而且還具有情感、道德倫理觀念，并受到社會規則的制約，在此基礎上發展出 “新經濟人”的概念（楊春學，1997），一方面，把經濟人模式從經濟領域擴展到非經濟行為領域的分析，從而揭示出“經濟人”的某些實際行為特征；另一方面，結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學術成果來修改新古典經濟人模式中的完全理性預設，發掘出約束經濟人行為的“社會文化環境”的深層含義。但應當指出，從以上分析的“經濟人”假設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經濟學對“經濟人”的所有修訂始終是站在對經典“經濟人”假設加以約束條件的立場上的，它使一部分經濟學家開始考慮一些他們不曾考慮到的有關因素或領域，使“經濟人”的概念更為豐富，而不是否定“經濟人”模式；恰恰相反，對這一概念的修正本身構成了經濟學自身發展的基礎。“經濟人”仍是全部經濟學研究的基礎假設與出發點。

四．當代社會學方法論中的新趨勢

二戰以后社會學中心由歐洲轉移到美國，便與美國本土的實用主義結合在了一起，實用主義將世界看成開放的，其特征是不確定性、選擇性、創新及可能性；其關于人的概念，不再是服從自然規律的客體或獨立于社會過程的旁觀者，而是行動者，通由與其他行動者組成的環境的互動而成為其自身。社會學中心移至美國后，40到60年代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一直占據主流，他對社會學理論全面回顧之上試圖調和實證反實證主義、個人與整體等的對立，建構起以意志為起點的社會行動理論，并引入了功能分析模式作為社會學的分析工具。帕森斯過于龐大的理論構架使其流于空泛，60年代后在對其批判的基礎上形成了理論多元化的局面，再次圍繞實證主義人本主義展開爭論。符號互動、現象學、俗民方法論、交換理論等微觀及更具人本主義傾向的社會學理論開始得到發展。人本主義的社會學強調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偶然性，人的自由意志、能動性、非理性受到重視，“理解”的方法與“價值”問題被提出。

70年代以后，美國社會學表現出一種衰落，以法國、德國和英國為代表的歐洲社會學家對美國追求普遍主義的思維邏輯提出質疑，從不同程度上批判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更加采取帶有強思辯色彩的人文主義方法論，以一種新的方法論個體主義，顯示出主體哲學、文化解釋學與文化人類學的影響，張揚生活經驗與行動實踐的多樣性，關注人們的情感、認知、理性等領域，注重通過理解、解釋來剖析社會現象和建構社會理論。70年代末80年代以來社會學理論的“新綜合”以“綜而不合”為特征，即更承認社會科學對象的復雜多變，不再試圖創造一個單一的中心性理論，而存留多元化的綜合。

五．經濟學與社會學視角的相互借鑒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經濟學是以個體主義的心理學為出發點的，“經濟人”概念的發展很好體現了經濟學的方法論特性；而起源于對社會秩序關注的社會學，個人的自主性被放入“秩序”中理解，各種理論圍繞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展開。在學科發展中，一方面，經濟學對人的認識從全智全能、信息完全、無制度約束的“經濟人”到將人看作社會的、有限理性的、受制度與文化約束的有選擇的主體；另一方面，社會學開始反思自己宏觀整體的方法論的不足以及對人主體性重視的不夠，出現面對復雜社會的多元化的理論綜合。那么，基于經濟學與社會學對人與社會認識的不同視角，二者能夠相互借鑒些什么呢？

首先，個人主義與社會實體性的立場：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是對西方長期以來所奉行的個人至上主義哲學的方法論的反映，其背后是一種對個人自由觀的堅持與功利主義的哲學基礎。社會學70~80年代后也出現了更多人本主義傾向，開始更加關注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看到“人”是社會秩序的“活的載體”。但可以看到，這兩種個人主義的視角還是有所不同的，經濟學的個人主義不僅有實證角度的含義，即將社會問題都歸結為個人面臨的可選擇方案及其選擇；還包括了規范角度的含義，即含有價值判斷的意義，每個人都有決定自己行動的權利，應該將權力交給個人自身來做判斷，人類的無知是絕對的，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克服個體理性有限性的最佳辦法就是讓每一個人都能自由地、充分地參與經濟活動，讓每一個人在不同的方向上“試錯”。而能保證每個人都能自由地參與經濟活動的最佳體制就是市場經濟體制（蔣自強、何樟勇，1998）[11]。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社會在逐漸向人文主義回歸，人的主體意義與個人獨立、自由的觀念是時代必然的潮流，“只見社會不見人”的思維方式來理解與解釋當代的社會是不夠的，只反思到人在社會結構構建中的作用也是不夠的，社會學在承認社會是實體有其運行規律的同時，在認識社會實體中體系因人的行為而發生效用之上，還需要反觀到社會的目的，即個人的需要與個人的主體性本身，更多借鑒經濟學與政治學等其他學科成就，使社會學理論不會流于空泛，而更具有實際意義。

但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對個體理性、自利性、極大化原則的強調，已經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體之中理性的個體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將社會利益看作個人利益之和的假設已經被事實所批判，因為個人行為的理性最大化決策往往會產生集體的非理性。現代制度經濟學派引入了制度因素，試圖用搏弈理論來協調個人與集體的理性，但其所謂的制度約束主要是指產權制度，引入數學分析一些新的參數。社會學對于制度的研究卻非常豐富，它對于人的認識始終是將之置于社會關系、社會結構中來看的，并強調社會獨立于個人存在的實體性，其有自己的運行規律，不是簡單個人的加合。經濟學對制度結構的忽視為社會行動者提供了一個非現實的或虛偽的唯意志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的個人主義理論并沒有使自由成為現實，“它忽視了社會結構對自由的實際威脅，同樣也忽視了社會結構對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亞歷山大，2000）[5]，這恰是社會學所能提供的。

其次，經濟學對人的認識是抽象的、理想化的、表述明確的，這使得經濟學方法是數學模型化的，其發展是繼承與修正性的，是不斷深化人們的思維的過程。而社會學注重人的復雜性、非理性，方法是描述的、模糊的，理論是綜合而且是多元綜合共存的，其發展使人們的思想與認識得到豐富。經濟學的理想化及統一的數學語言使其學科一脈相承，從經濟學中“經濟人”假設的發展最可以看出它學科的繼承性，其發展的累積性。社會學理論則由于沒有客觀的評判標準，常常缺乏邏輯性，尤其是對于前提條件的忽視，使許多研究的根基就不明確，難以對話，更缺乏繼承性。社會學實證主義的范式中，隨計算機與多元統計分析技術的發展，定量分析的應用也日漸廣泛，但這種定量化只是利用了統計技術，其前提假設仍不清晰。所以，看到人理性的一面，適當取舍與精確化所觀察問題，尤其是明確研究的前提假設，是社會學應當從經濟學中得到借鑒的；而社會學則為經濟學對人性認識的豐富提供了可能。

最后，無論經濟學還是社會學，在其學科制度化的過程中，總是導致了對現實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排斥，回思學科分立之初，無論斯密的“經濟人”還是韋伯對社會經濟的研究，都包含了對人性本身的意義的思考，和強烈的對社會現實的關懷。目前對客觀性的一種偏見是將客觀性與絕對的價值中立等同起來，其實韋伯便認為研究中要將人的行為與其價值目的聯系起來考察，他也不回避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判斷，其研究過程中的“價值中立”便是與立題和結論應用中的“價值相關”結合在一起的。同樣，傳統理性經濟人，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權利強調的基礎上的，與經濟管理中從生產者積極性調動的角度對“人的因素”的強調不同，后者是功利性的，人被看成了工具。當然，這并不是說要返回古典廢除學科分工，但從其歷史發展來反思與借鑒是有益的，它使理論的發展更具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董建新，1999：《“經濟人”的界說、理論分析與應用》，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亞當·斯密，1996：《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出版社，

[3]布洛克，1997：《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三聯出版社

[4]華勒斯坦，1997：《開放社會科學》，三聯出版社

[5]亞歷山大，2000：《社會學二十講》，華夏出版社

[6]汪丁丁，1998：“經濟學理性主義的基礎”，《社會學研究》，2：1-11

[7]，1992：“個人、群體、社會——一生學術歷程的自我思考”，《中國人的行為與觀念》，天津人民出版社

[8]哈耶克，1989：《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9]諾斯，1997：《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出版社

第9篇：社會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 Web數據挖掘 數學思維方法 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TP284 文獻標識碼：A

0引言

經濟發展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 促進經濟發展從而推動社會進步是我國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數學方法是指人們在數學研究、數學學習、問題解決等數學活動中的步驟、程序和格式.數學方法寓于數學知識之中， 應把數學方法的培養與數學知識融為一體。Web數據挖掘是指從大量的Web文檔集合中發現蘊涵的、未知的、有潛在應用價值的、非平凡的模式。它所處理的對象包括靜態網頁、Web數據庫、Web結構、用戶使用記錄等信息。通過對這些信息的挖掘，可以得到僅通過文字檢索所不能得到的信息。

1經濟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1經濟發展的現狀

近年來，由于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們需要花費昂貴的代價收集、存儲和處理海量的數據。數據挖掘技術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數據挖掘的定義就是：在數據庫中發現有用的、潛在的、最終可理解的模式的非平凡過程。它是一門內容廣泛的交叉學科，涉及機器學習、數學規劃、數理統計、神經網絡、數據庫、模式識別、粗糙集、模糊數學等相關技術。數學規劃是運籌學一個重要分支，在機器學習、網絡問題、博弈理論與經濟學、工程機械學等領域有著廣泛而重要的應用，是國際上最活躍的運籌學研究領域之一。數學思維和數據挖掘技術的結合已使大規模和高復雜性的問題的解決成為可能。

1.2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我國多年以來一直在搞經濟發展，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問題，預期的效果和現實情況總有一定差距，著力解決此類問題，還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政策體制、教育、觀念等多方面因素。

了解我國經濟發展現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改善其狀況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戰略的要求。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也是此項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為政治穩定、邊疆鞏固、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發揮了重要作用。

1.3經濟發展的趨勢

將 Web數據挖掘與數學思維應用到社會經濟發展中必然起到積極的作用。數據挖掘是近年來發展起來的新技術，通過數據挖掘，人們可以將知識發現的研究成果應用于實際數據處理中，為科學決策提供支持。目前數據挖掘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多學科領域，涉及到多方面的技術，特別是和計算智能方法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將數據挖掘存儲和處理海量信息和數據技術與數學思維尤其是數理統計的方法相結合，為社會經濟發展決策提供事實依據和理論基礎，此項研究將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利用Web數據挖掘技術及數學思維方法改善社會經濟的對策建議

2.1利用國家政策

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處于增速換擋和結構調整的深刻變化之中，面臨經濟主體需求疲弱、轉型任務任重而道遠、潛在風險加速暴露等多重挑戰，尤其是進入四季度以來，經濟金融雙雙“趨冷”，經濟下行壓力有增無減。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我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選擇，也是經濟增長與自然、社會、人的全面發展相協調的必然要求。全球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以及歐債危機的持續蔓延，對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方式帶來了嚴峻的挑戰。經過多年的理論探索和實踐總結，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2.2改善經濟發展的實施方案

利用Web數據挖掘技術“去粗取精”，將有用的信息進行技術處理，利用數學思維將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經濟問題精心系統梳理，找到問題的根源。應用相對獨立的案例進行實驗性分析、解決，通過具體的模型對影響社會經濟要素進行分析，將經濟條件、財政支付水平、集體補貼能力、政府宣傳力度、與其他制度配套銜接程度集相關制度的穩定程度作為主要要素進行闡述，以進一步明確目前現狀。利用數學思維和數據挖掘技術的結合測定并分析社會經濟狀況。如果從多角度入手，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有針對性地研究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為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提供可行性建議。

2.3改善經濟發展的應用價值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數十年來，它在社會經濟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早已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數據挖掘不是為了替代傳統的統計分析技術。相反，他是數學中統計分析方法學的延伸和擴展。大多數的統計分析技術都基于完善的數學理論和高超的技巧，預測的準確度還是令人滿意的。而隨著計算機計算能力的不斷增強，我們有可能利用計算機強大的計算能力只通過相對簡單和固定的方法完成同樣的功能。要想取得進一步的成績還需要我們將數據挖掘技術和數學思維方法進行結合，從而使其能夠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良好的影響作用。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6年度保定市科學技術研究與發展指導計劃（第一批）“Web數據挖掘技術及數學思維方法對社會經濟發展影響的研究”（編號：16ZR023）結題成果。

參考文獻

[1] 王惠中，彭安群.數據挖掘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J].工礦自動化，2011（1）.

[2] 曼麗春，朱宏.Web數據挖掘研究與探討[J].現代電子技術，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