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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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民幣論文范文
一、基礎理論
經典R/S分析法R/S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時間序列是隨機游走的，累積離差的極差應與觀測值個數的平方根成正比。為了使這個度量在時間上標準化，Hurst用觀測值的標準差去除極差建立一個無量綱的比率，這個比率即現在應用比較廣泛的Hurst指數。ARFIMA模型大量實證分析表明，金融資產的收益率序列的分布相對于正態分布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對于R/S分析法，Mills（2002）發現金融資產收益率序列分布的厚尾特征可能會影響該分析方法對序列長記憶性特征的分析。
二、實證研究
（一）樣本數據的選取及說明
2005年7月21日，我國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了改革，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該形成機制更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所以論文選取2005年7月21日至2014年2月10日間每個外匯交易日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作為研究對象，數據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收益率的計算采用對數收益率的形式，即對匯率中間價序列Pt!"取對數之后進行一階差分：（5）論文采用比較常用的絕對均值偏離平方2ttR-R刻畫收益波動率。
（二）收益率及收益波動率統計特征及平穩性檢驗
對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動率序列的統計特征分析，論文采用的統計量為均值、標準差、偏度系數、峰度系數、Jarque-Bera統計量、Ljung-BoxQ統計量、ADF和P-P統計量。由表1可知：1.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及收益波動率的偏度系數都顯著的不為0，說明兩時序均不是圍繞均值對稱分布的，且波動率序列的有偏特征明顯地強于收益率序列；峰度系數均大于3，均有“尖峰厚尾”的特征，且波動率序列的“尖峰厚尾”特征強于收益率序列；Jarque-Bera統計量相應的p值都為0，兩種序列都顯著地拒絕正態分布的原假設。總而言之，兩時序均不服從正態分布，且波動率序列的非正態性特征更加明顯。2.由Ljung-BoxQ統計量自相關檢驗結果可知，兩時序均不存在顯著的短記憶性；由ADF檢驗和P-P檢驗結果，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均顯著地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可認為兩時序均是平穩的時間序列。基于此，可對兩時序進行長記憶特征的研究。
（三）經典R/S分析
由圖1兩種序列的時序圖可知，兩種序列均存在明顯的波動集束現象，因此，進行R/S的分析之前，有必要使用GARCH類模型對序列進行過濾。對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動率序列序列，論文分別采用GARCH（1，1）-M模型和GARCH（1，1）進行過濾，得到標準化序列，再對標準化序列進行經典R/S的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它們的In（R/S）-In（N）圖如圖2所示。通過表2可知，分析法估算出的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動率序列的Hurst指數均大于0.5，通過最小二乘估計方法擬合的可決系數均在90%以上，擬合的效果都非常好，可以認為估算的Hurst指數是較為準確的。收益率序列的Hurst指數為0.58158，與0.5相差不大，說明收益率序列雖然存在長記憶性，但是一種較為微弱的長記憶性，而收益波動率序列的Hurst指數為0.91182，明顯大于0.5，表明收益波動率序列的長記憶性特征非常顯著。
（四）ARFIMA模型的擬合
根據信息準則對模型進行篩選，人民幣收益率和收益波動率序列分別選ARFIMA（1，d，1）和ARFIMA（0，d，0）模型進行擬合。參數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參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是顯著的。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序列分數差分參數d=0.01176，0＜d＜0.5，說明收益率序列具有長記憶的特征，但是一種比較微弱的長記憶性。而對于收益波動率序列分數差分參數d=0.21796，0＜d＜0.5，說明波動率序列具有比較顯著的長記憶性特征。總體而言，ARFIMA模型對序列的擬合結果和經典R/S分析法對序列的分析結果基本吻合。
三、結論
第2篇：人民幣論文范文
自從日本副財長黑田東彥和與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掀起人民幣匯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幣應該升值以來，國內外關于人民幣匯率的研究報告和文章可以用鋪天蓋地來形容。本文不想對已經發表的觀點進行重復論證，也無法對所有的觀點進行總結。本文的寫作目的是試圖對前一階段討論中涉及的一些焦點問題作一個梳理，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一些理論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匯率水平和市場匯率水平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一直是焦點話題之一。它是人民幣匯率水平被高估還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論證基礎，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對升值論的論證基礎。國內不少學者試圖運用多種方法建立實證模型，來建立人民幣均衡匯率和實際匯率的判斷基礎。張斌認為均衡匯率水平是同時滿足了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時的匯率水平。他用非貿易品供給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長期自主性國際收支均衡作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人民幣均衡匯率模型。他的研究結果支持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自2002年以來被低估，并認為中長期內人民幣升值在所難免（張斌2003）。秦宛順等人運用中國貿易條件、貿易差額和外匯儲備變化等因素驗證了中國人民幣實際匯率有升值壓力。他們建議，在保持名義匯率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應允許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順等，2004）。但是也有學者持人民幣不存在被低估的結論，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實際上升值，中國出口主要依靠退稅維持增長，到2002年，這一數額已高達2000多億元，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這實際上意味著，如果沒有這些出口退稅，中國相當一部分出口企業早已處于嚴重虧損甚至倒閉境地，據此，人民幣就應當貶值（王國剛，2003）。
在探索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的討論中，也有人試圖通過購買力平價來判斷名義人民幣匯率的低估。由于簡單的購買力平價模型直接比較兩國的物價水平，而物價水平受該國人均收入水平及物價體系的影響頗大，難以簡單用來作為均衡匯率的依據。“有人試圖建立多國模型（張曉樸，2003），也有人試圖將其他因素作為修正系數用來修正購買力平價模型，如用貨幣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為理論上人民幣的均衡匯率水平（惠曉峰等，1999）。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發達國家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匯率理論，多數對人民幣用不上。由于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發展程度、經濟結構和消費結構差異甚大，無法找到適合兩國籃子的商品，從而按一價定律計算出平價。加上兩國的稅收、價格、福利、補貼政策差異很大，因此，計算人民幣對美元的絕對購買力平價，會有許多數值，從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幣到5元，難以令人信服，不能作為衡量人民幣匯率的依據。中國與美國的物價指數可比性不強，各有大量”非貿易品“對匯率無直接影響。因此，相對購買力平價也不能作為匯率中、短期調整的依據。（陳建梁，2000）
筆者認為，在缺乏一個有效率的外匯市場的條件下，我們無法準確評估由所謂均衡匯率所決定的名義匯率的高或低。盡管理論模型有其指導價值，但我國目前存在的外匯市場是在資本項目未開放條件下建立的市場，甚至經常項目的外匯收支也仍然存在較多的限制條件，因此，這些理論模型的運用存在著先天的不足。在資本流動對匯率影響越來越大的今天，僅靠經常項目的收支狀況來判斷一國貨幣匯率水平是否低估顯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據外匯儲備的增減狀況來判斷匯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樣存在明顯的偏差。比如，外匯儲備第一大國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日元對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國際收支仍然長期保持順差，外匯儲備仍然不斷增加。日元由]美元兌換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難再認為日元仍然繼續被低估。（o因此，依據國際收支狀況和外匯儲備的增減來判斷貨幣匯率的高低，說服力也不夠。所以，在目前的市場條件下，筆者只贊成現行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利的判斷標準，而不贊成高估低估之說。
二、兩極化和中間匯率之爭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國際匯率體系的發展趨勢也是人民幣匯率是否應該繼續維持釘住美元的國際宏觀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證。—些國外學者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對國際匯率進行了考察，尤其是對危機國家匯率制度的改變考察后認為，各國的匯率制度有向兩極發展的趨勢，即要么實行貨幣局一類的固定匯率制，要么放棄釘住而改為浮動匯率制。持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費雪（Fischer，2001）和愛德華茲（Edwards，2001）等人。國內學者在論證人民幣應該放棄僵滯型的釘住美元，實行有管理的浮動時，或多或少都受匯率制度“兩極化”的影響。如王學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認為人民幣匯率的改革應考慮這一國際匯率制度發展趨勢。
但是，國際學術界對匯率兩極論遠非持該觀點的人所宜稱的那樣是一個共識，對兩極論表示懷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證明兩極論缺乏實證根據。據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義上實行了浮動或管理浮動的國家，實際上并未真正實行浮動，它們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釘住美元或歐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害怕浮動”的傾向。最近羅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證明匯率兩極化判斷并無根據，處于中間的匯率制度，即保持穩定又有一定彈性的匯率制度仍有很強的生命力，而且對發展中國家有利。國內認為兩極匯率不適合中國學者也不在少數。張斌認為，中國匯率制度選擇的多重目標決定了中國經濟在轉軌時期采取相對靈活的中間匯率制度。同時，客觀的經濟條件也不允許中國采取完全浮動或者是嚴格固定匯率制度（張斌，1999）。張靜等人的研究也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中間匯率制度，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條件下，選擇一種適宜的中間匯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張靜、汪壽陽，2004）。
筆者認為，匯率制度選擇兩極化即便曾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出現過，也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它并不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受金融危機沖擊之后實行了有管理的浮動并不能證明兩極化的觀點，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勢穩定后回歸到事實上的釘住匯率制或爬行釘住。固定匯率制國家增多是參加區域貨幣聯盟的國家增加了，他們由于無法單獨維持匯率穩定才加入了區域貨幣聯盟。根據IMF的最新統計，在187個成員中，實行獨立浮動為40個，有管理浮動的為43個，參加貨幣聯盟為40個、實行貨幣局制度為8個，傳統釘住匯率制的為40個，實行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的各為5個。也就是說，如果將獨立浮動和貨幣聯盟以及貨幣局看作是兩極的話，那么多數國家仍處于中間地帶。另據羅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實踐中真正實行釘住或有限彈性匯率制度的國家約占成員國總數60%，實行管理浮動或浮動的只有40%.在發達國家中，由于歐元區國家被算作實行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的比重只有40%.發展中國家中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只有30%，約70%實行的是釘住或有限的彈性匯率制度。只有新興工業化國家相反，約60%選擇了浮動或管理浮動制。而且，近兩年有不少經歷危機沖擊后實行了浮動匯率制的發展中國家又回歸到了相對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因此，兩極化匯率制度并不能作為國際匯率制度發展的新特征，筆者倒是認為兼顧匯率穩定和靈活性才是全球匯率體系發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穩定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中間匯率制度，如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等仍將具有生命力。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也應該是在保持穩定的同時，逐漸增加靈活性，而不是簡單地向浮動匯率過渡。
三、浮動和釘住，孰優孰劣
在有關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除了人民幣需要不需要升值的爭論外，人民幣是否應該浮動恐怕是爭論得的最多的問題之一。教科書上對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制的優缺點有著全面的分析論證，但匯率制度的選擇歸根到底是在靈活性和穩定性之間作選擇，浮動匯率提供了宏觀調節上的靈活性，可以使貨幣當局調節外部經濟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較大的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固定匯率則提供了穩定的微觀國際金融環境，使企業等經濟主體從事國際經濟活動的成本降低，有利于開展國際經濟活動。各類教科書上關于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優缺點的分析都可以歸結到上述這個根本性的孰優孰劣的判斷上。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只有少數發達國家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制，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釘住或爬行釘住等變相的固定匯率制。
發展中國家為什么傾向于實行穩定的匯率制度？筆者認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觀經濟主體通常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強，缺乏應對匯率風險的能力；發展中國家政府為了保證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順利發展，就有必要通過固定匯率制為企業提供穩定的金融環境，降低他們的交易成本。當然，這樣做也有成本，即當外部經濟活動失衡時，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要付出比較高的調節成本，如果調節不當或嚴重滯后，可能會引發危機。但是，只要匯率穩定所產生的收益足夠大，這種調節成本和風險并不能讓其放棄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另外，多數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狀況都不夠穩定，浮動匯率制使它們的貨幣對外價值處于不斷的波動之中，這比較容易引起貨幣替換，嚴重的還會出現事實上的美元化現象。這也是多數國家在政治上難以接受的。
雖然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與很多發展中國家不一樣，但企業缺乏應對匯率波動的意識和能力是一種客觀存在。當然浮動匯率論會爭論說，如果不創造客觀環境來培育企業的這種意識和能力，情況永遠也不會改變。所以，筆者認為應該逐漸地改變匯率干預的僵滯狀況，但過渡到浮動匯率制需要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基于這樣的前提，人民幣匯率制度不宜迅速地過渡到管理浮動，而是應該選擇爬行釘住或區間內的爬行釘住。從目前世界上各國所實行的匯率種類看，爬行釘住是僅次于傳統釘住的穩定型匯率制度，但靈活性又比傳統釘住制要高。管理浮動是僅次于單獨浮動的浮動匯率制，屬于非穩定性的匯率制度。當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當局的選擇而變化，但這一制度一般不對市場上發生的主要動蕩進行干預，這顯然與人民幣需要保持基本穩定的目標不符。
也有不少學者提議人民幣實行一攬子貨幣釘住（卜永祥，2003），這在理論上應該是正確的，它能夠滿足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的要求。但是，在實踐中，釘住的貨幣籃子的確定和權重的選擇都會使釘住的水平發生很大的波動，而這種波動對經濟的影響并不能保證都是積極的。另外，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是被動的，受籃子內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籃子內貨幣之間匯率發生較大幅度變動時，人民幣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波動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動的幅度，這在人民幣由剛性釘住向有一定彈性釘住的制度過渡時，也不是一種較理想的狀態。筆者認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制度應該成為爬行釘住制實行了一段時間以后的第二過渡階段。
也有學者建議人民幣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李揚，2003），這與爬行釘住的建議比較接近。但是，如果目標區確定的不合適，在短期內匯率有可能一下子就達到目標區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較長時間內在這個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實上的新釘住匯率，除非過了不久，又得重新確定新的目標區。所以筆者認為，在匯率變動的壓力積聚了較長的時間或比較大以后，由釘住匯率制過渡到稍有彈性的爬行釘住比較合適。如果在爬行的基礎上再確定一個爬行的區間，應該也是比較好的選擇，但它與一般所說的匯率目標區已經有了較大的區別。一般意義上的匯率目標區是讓匯率在目標區內浮動，達到上下限后再干預，它在短期內浮動的幅度比爬行浮動要大的多。
爬行釘住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可以使貨幣管理當局比較靈活地確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預的力度，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同時也向經濟主體傳遞可接受的匯率變動信息，使經濟主體逐漸樹立匯率波動的風險意識，并采取措施來管理匯率風險，為今后逐步擴大匯率的市場程度奠定基礎。考慮到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還在進行中，伴隨著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擴大，利率平價機制對匯率的影響會逐漸顯現，爬行釘住也可以比較好地適應這一轉軌所帶來的影響。因為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難免會與國際利率水平發生差異，資本市場的逐漸放松管制會使套利行為逐漸增加，如果匯率剛性釘住，套利的風險極低，爬行釘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對套利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時又會避免因套利產生的匯率大幅度波動。
當然，對爬行的區間應該設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動的幅度以多大為宜，這都需要根據一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經濟發展目標采調整和確定，以不引起經濟震蕩和不影響對外經濟活動為宜。
有不少贊成浮動匯率的觀點都會提到匯率僵滯會導致投機者的沖擊，進而引發金融危機，而浮動匯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機沖擊引發的貨幣危機。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貨幣匯率的穩定對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匯率穩定作為政策目標并無過錯。一些國家之所以發生金融危機，是在匯率穩定的機制上出了問題。但這并不證明浮動匯率制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選擇，因為匯率的頻繁波動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同樣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如進出口受抑、經濟活動受干擾、乃至出現貨幣替代現象等。伴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發展中國家穩定匯率的機制需要改善，外匯市場干預必須與整個貨幣政策更緊密地相聯系，利率和通貨膨脹率將變得更敏感，需與外部保持相對的均衡。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分析，筆者建議，貨幣當局在選擇匯率制度以及調整匯率水平時，必須注意匯率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協調，注意國內經濟均衡與外部均衡的關系。
四、“三元悖論”與匯率穩定
贊成人民幣迅速過度到浮動匯率的一個理論根據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所推導的在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大三角之間只能選取兩者的結論。由于克魯格曼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基礎上比較系統地論述過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為“蒙代爾—克魯格曼三元悖論”。它使得不少學者相信資本項目開放以后，只能放棄匯率穩定而采取浮動匯率制。因為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的開放已經被明確地定為我國金融開放目標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是建立在我國資本項目尚未開放的基礎上的。
筆者認為，上述理論的前提是資本項目開放后資本完全自由流動，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資本市場的開放不等于資本流動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規則的開放，抑制投機資本的流動，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可以與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并行不悖。拉美和東亞國家的實踐已經證明，缺乏有效的監管和失當的自由化，會給國際投機者提供興風作浪的機會，放大金融體系內原有的風險，而外部投機者所引發的羊群效應擴展至國內投資者，將會使資本市場出現嚴重扭曲并導致難以控制的金融危機。因此對國際投機性資本流動進行控制并不意味著否定資本市場開放，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也不影響資本市場開放所帶來的積極效應。資本市場開放后仍然可以而且應該進行適當的資本流動管理，而且，如果獨立的貨幣政策并不意味著脫離世界經濟周期和國際市場的行情去設立政策目標，那么在這個大三角之間尋求一種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對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在金融市場越來越一體化的今天，即使資本市場不開放，國內的貨幣政策的制定也必須考慮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如果國內利率水平長期過分偏離國際水平，隱型的套利資本流動同樣會對國內貨幣政策的產生沖擊，使政策效率下降。現實生活中，一個開放型的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也只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當大規模短期資金在一國流進流出時，即使實行浮動匯率制，該國的貨幣政策效率也會因受到沖擊而下降。比如，當該國提高利率以抑制經濟過熱，防止通過膨脹時，國際短期資金會因為利率的差異而大量流人，雖然利率平價的作用會使該國貨幣的即期匯率上升，遠期匯率下降，從而抑制套利資金的過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資將會大大降低該國貨幣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絕對意義上的貨幣獨立性實際上已經不存在。
筆者的觀點是伴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發展中國家穩定匯率的機制需要改善，政府的外匯市場干預必須與整個貨幣政策更緊密地相聯系，利率和通貨膨脹率將變得更敏感，需與外部保持相對的均衡。這樣，在三角之間，根據一國經濟發展需要，不尋求完全的自由和傳統意義上的貨幣政策完全獨立，也不完全僵滯地選擇固定匯率，可以在一個新的框架下獲得三角之間的兼顧之效果。
第3篇：人民幣論文范文
本文實證分析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其他企業三類企業出口貿易額與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關系，利用人民幣匯率時間序列數據及2010年1月-2012年12月外貿出口額進行實證檢驗。出口貿易額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網，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網公布的匯率中間價。
（一）人民幣匯率變動與我國出口貿易額的相關分析彈性分析理論指出“調整國際收支不均衡的有效方法是對匯率水平進行不斷調節，在符合“馬歇爾-勒納”條件的前提下,一個國家的貨幣持續升值就會抑制本國貨物的出口，相反一個國家貨幣的持續貶值就會促進本國貨物的出口；從彈性分析理論分析來看，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出口的作用符合“馬歇爾-勒納”條件假設人民幣匯率升值與出口貿易呈負向相關關系，即在國際市場上，人民幣升值會導致我國出口貨物的價格提高,進而降低了我國出口貨物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最終導致我國的出口貿易額降低。依據彈性分析理論，若本幣匯率上升，即本幣對外的比值上升不利于出口。本文利用2010-2012年我國貿易出口額進行分析說明。人民幣兌美元名義匯率不斷下降，即人民幣不斷升值，我國的出口額也呈現著上升的趨勢，人民幣兌美元名義匯率分別與出口額存在著線性關系。
（二）人民幣名義匯率與不同類型企業出口貿易間的回歸分析為進一步說明線性相關程度，建立下的回歸模型：Y=α+βXY表示出口額，X表示人民幣匯率；即分析各變量的變動間的關系。2010-2012年人民幣匯率的月變情況如表3所示。對國有企業出口額度與人民幣匯率間的關系通過SPSS17進行分析。通過SPSS17分析得出的回歸結果如下：T檢驗的ρ值為0.018，小于0.05，可以認為X與Y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回歸方程為：Y=724.01-78.077X，從得出的回歸結果分析表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與國有企業出口額之間存在相關性，但相關程度不明顯。對外商獨資企業出口額與人民幣匯率的關系進行研究，通過SPSS分析得出的回歸。通過SPSS17分析得出的回歸結果如下：T檢驗的ρ值為0.000小于0.05，可以認為X與Y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回歸方程為：Y=2955.105-331.533X，從得出的回歸結果分析表明人民幣匯率變動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之間存在相關性，即人民幣每升值1個單位，外貿出口額增加331.533億美元。繼續對其他企業出口額度與人民幣匯率間的關系通過SPSS進行分析，相關數據如表8所示。通過SPSS17分析得出的回歸結果如下：T檢驗的ρ值為0.000小于0.05，可以認為X與Y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回歸方程為：Y=3691.038-487.159X，從得出的回歸結果分析表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之間存在相關性，即人民幣每升值1個單位，外貿出口額增加487.159億美元。
（三）人民幣匯率與不同類型企業出口貿易額增長率關系的分析從以上實證分析結果來看，人民幣匯率升值使得出口貿易額也呈現增加趨勢，這種結論與彈性分析理論“若本幣匯率上升，即本幣對外的比值上升不利于出口”結果不一致，為深層次分析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不同類型企業出口貿易額的關系，本文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升值與我國出口貿易額增長率的關系。在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出口貿易額增長速度呈現總體下降趨勢，說明人民幣升值后，盡管出口貿易額短期內呈現增長趨勢，但從未來一段時間看，人民幣升值必將對我國出口貿易起到負面影響。結論通過構建計量經濟學模型，以人民幣匯率和進出口貿易統計數據為基礎進行研究，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升值短期內尚未對出口貿易造成顯著的不利影響，但面對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的態勢，從長期來看我國的出口貿易增長一定會受到抑制，但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于不同類型企業影響程度不同，受影響程度從小到大依次為國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其他企業。第一，國有企業受人民幣匯率升值影響最小。一是國有企業制度機制完善，對外部發生的變化防御能力強，同時享受財政補助，受外部沖擊較小。二是國有企業的出口產品技術含量較高，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價格的相對波動對市場份額的影響較弱。第二，外商投資企業及其他企業受影響較大。一是企業喪失自身的價格優勢，削弱了國際競爭力。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商品外幣價格的上升，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及其他企業大多以勞動密集型加工產品為主，產品技術含量低，利潤空間極小，導致原本附加值較低的產品受到更大的抑制。二是在現有的匯率條件下，企業缺乏匯率風險管理意識，導致人才匱乏，企業對未來匯率走向預測難度加大，加大企業風險。三是企業生產的產品品種單一，導致客戶群過于單一，往往只有一兩個客戶，客戶群不穩定，一旦匯率波動，企業不堪一擊。四是外商投資企業通常是跨國經營，匯率結算比較頻繁，提高了匯率變動導致的結算風險，匯率持續升值給外商獨資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大。
二、人民幣匯率升值背景下的出口企業發展建議
（一）調整出口商品結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企業帶來的最大弊端就是降低了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縮小了企業的利潤空間，甚至導致企業虧損、破產。為提高競爭能力，出口企業應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開發并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創造出有國際影響力的本土產品。同時要重點關注產品的質量，使出口產品從價格優勢轉移到產品質量、品牌效應等非價格優勢上，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地位，才能保障我國出口企業的利潤穩中有升。
（二）積極開拓多元化市場，由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人民幣升值將導致通貨緊縮，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對出口企業的融資和國內需求都將產生負面影響，而人民幣升值從長期來看，必將使我國出口規模收縮。我國出口企業應積極調整戰略結構，在積極發展對外貿易的同時，也要努力開拓國內市場，刺激國內需求，降低對外貿出口的依賴，以彌補人民幣升值對出口抑制的損失。我國作為一個新興的世界最大經濟體，單純的外向型發展戰略，過度的依賴國際市場，勢必在國際市場的處于被動地位，因此我國相關部門應建立完善能擴大內需的政策，幫助出口企業抵御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負面影響。
（三）企業增強匯率風險意識，掌握金融工具避險知識2005年以前由于我國匯率相對固定，企業缺乏匯率避險意識。隨著近年來人民幣的持續升值，企業逐漸認識到了匯率風險的重要性，但缺乏通過金融產品分散風險的意識和相關專業人才。為降低匯率波動對企業的負面影響，企業應加大匯率相關人員的培訓，了解匯率避險產品和服務。提高一個企業的匯率風險意識是企業風險管理常抓不懈的艱巨任務，重點提高企業高層管理團隊對防范匯率風險的認識。關注對財會隊伍建設，打造熟練掌握匯率避險能力的管理團隊，對人民幣匯率變動趨勢密切跟蹤與分析，實現利用金融工具為企業規避匯率風險。
第4篇：人民幣論文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未來預期；暫時性貶值；升值
人民幣匯改經歷了四階段：1979年至1984年：從單一匯率變為復匯率再到單一匯率，1985年至1993年，實行官方牌價與外匯調劑價格并存，向復匯率回歸的方式，1994年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到了2005年了，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至此以后，人民幣匯率變動如圖所示，但人民幣匯率并非會永無節制的降低。
當前，中國經濟社會遇到了兩大嚴峻挑戰：一是全球經濟失衡下外匯儲備過多的挑戰。美國低儲蓄，高消費，中國等亞洲國家高儲蓄，低消費，中美貿易巨額順差，美國靠舉債度日，中國巨額外匯投資美國國債，貿易戰、匯率戰給我國政府帶來巨大壓力。二是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的挑戰。一方面，中國經濟總體實力明顯提高，另一方面，三農，住房，醫療，教育，就業，農民工，社會保障等問題一時很難得到解決，這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要矛盾。
1人民幣短期將會小幅升值的必然性
1.1進口企業需要人民幣升值
人民幣升值后，進口商品的價格會發生相同幅度的下降，降低我國進口的成本和在進口環節的費用。根據需求彈性理論，需求彈性越高的商品，進口價格變化引起進口量的調整就越大。由于各個行業價格彈性的差異，人民幣升值對不同進口行業的影響程度也是不同的。人民幣升值將使大宗交易的進口成本降低，進而改善相關行業的盈利狀況，這對我國經濟建設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目前，我國正處于重化工業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很多重要戰略物資如石油，鐵礦石，銅等都要依靠進口，中國需求的大增曾導致國際相關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大大增加了我國的建設成本。人民幣的適度升值，有利于增強我們對原材料物資的購買力，減輕石油和原材料價格上升對經濟的影響。同時，從事進口貿易的企業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
1.2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需要人民幣小幅升值
根據傳統經濟學理論，貶值有利于提高一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擴大出口；升值對出口不利。但根據彈性輪的觀點，只有當進口和出口的需求彈性之和大于1，匯率變動才會對進出口貿易形成明確的效應。考慮到我國獨特的貿易結構及進出口商品供給價格彈性不高，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可能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目前，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在中國的出口中占55%。同時，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和外商的機械設備進口占所有進口的60%，如果再計算上一般貿易當中原材料和投資品進口，這個比例還有很大的上升余地。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只賺取固定的加工費，和匯率的變動基本上沒有太大關系。當人民幣升值之后，出口價格上升，對這部分企業的出口不利，但是其購買力也將隨著人民幣升值而提高，能夠購買更多的設備和原材料等進口品，兩項權衡，匯率變動的凈效應有待觀察。其次，中國的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非常高，盡管是科技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但由于中國極低的工資，即使人民幣小幅升值，和國際競爭對手相比，依然占有成本上的絕對優勢，因此出口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另外，一國出口競爭力的長期動力并不是靠匯率低估的政策，而應該是靠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來降低成本，提高非價格競爭力。目前勞動密集型產品依然是主要的出口產品。特別是紡織品，服裝，鞋類和玩具等在國際市場上占有較大的份額，這與世界出口產品結構和國際市場需求的變化趨勢不一致，而且這類產品的國際市場需求彈性小，競爭激烈，容易引起貿易摩擦。而來料加工貿易出口只能收到加工費，失去了銷售利潤，同時，它對一般貿易的出口也造成較大的沖擊，影響一般貿易的出口效益。
1.3刺激國內消費，擴大內需需要人民幣小幅升值
根據2006年上半年經濟運行回顧，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已經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到歷史最低水平。儲蓄率則從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間快速增長了9個百分點。而在我國居民消費率持續下降的周期，世界平均消費率達78%——79%，差距懸殊。我國長期重投資，重出口，輕消費，經濟的較高增長主要依靠出口拉動。而現今世界經濟以美國為代表出現不景氣，我國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多，出口壓力越來越大，不確定風險也加大，因此，必須擴大內需，以避免外部經濟波動時產生的劇烈沖擊。房價，醫療費用，教育投資與水電氣價格的持續上漲，以及養老問題，加大老百姓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預期，抑制即期消費。從而造成我國經濟增長連創新高而我國居民消費率與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雙創新低的矛盾。由于人民幣升值，老百姓能用同樣的錢購買更多的東西和服務。
另外，人民幣升值可以減少我國巨額的貿易順差，有利于減輕國外輿論對我國匯率，經濟貿易政策的非難和指責，減少同歐美國家的貿易摩擦及國外針對中國的貿易制裁。
2不排除人民幣貶值的可能性
雖然很多現象顯示人民幣有巨大的升值壓力，但我國現在的發展階段和經濟結構表明人民幣貶值的可能性非零。
首先，目前導致中國巨大貿易順差繼而帶來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出口產業的成本很低。中國以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建立在對豐富廉價的勞動力的基礎上。但是根據人口資源統計，到2050年，上世紀50，60年代（也就是人炸期）的人大多會去世，而出生率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保持較低水平，中國將會陷入勞動力缺乏的處境。現在，很多社會成本沒有計算到成本中去。
其次，中國企業有龐大的債務規模。隱性債務，如欠發工資，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其他公共部門債務等帶來中國未來的債務負擔沉重，為人民幣貶值種下隱患。
3結論
總體而言，人民幣有很大的升值壓力，但考慮到中國經濟存在的結構問題，不排除有暫時的階段性的貶值。同時，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經濟總體良好，應該抓住時機，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品技術含量提高，同時擴大內需，真正做到投資，出口，消費三架馬車并駕齊驅，為中國的經濟帶來更健康的發展方式。
參考文獻
［1］夏建英．人民幣匯率走勢分析［J］．外匯管理，2006，（09）.
第5篇：人民幣論文范文
1灰色關聯度的概念與計算規則
灰色關聯分析（GreyCorrelativeAnalysis）是一種多因素分析方法，它是以各因素的樣本數據為依據，用灰色關聯度來描述因素間關系的強弱、大小和次序的。灰色關聯度是兩個系統或系統內的各因素隨時間變化時，其變化方向和速度的關聯程度，在系統發展過程中，哪些因素是主要影響因子，可以用關聯度的排序來分析。如果樣本數據反映出兩因素變化的發展態勢基本一致，則它們之間的關聯度就大，表明該因素是影響系統發展主要影響因子；反之，關聯度就小，說明系統發展不受或少受此因素的影響。通過關聯度分析，便于分清主導因素和潛在因素，分清優勢和劣勢，為分析評價系統發展提供相關的信息。
2匯率變動影響因素指標建立
在現實情況中有諸多因素會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動產生影響，本文僅根據張黎（2010）在理解匯率變動的影響因素一文中認為影響匯率變動的因素主要有：國際收支；通貨膨脹；利率；經濟增長率；外匯儲備。除此之外，本文將引入居民消費支出、財政赤字、貨幣供應量等反映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相關重要指標來構建以下主要指標體系來探討，下節將解釋這些指標的變動在理論上分別會對匯率的變動產生什么影響。各指標對匯率變動的理論影響機制（1）經濟增長率與匯率變動關系：從理論上來說經濟增長率上升較快，會使該國增加對外國商品和勞務的需求，結果會使該國對外匯的需求相對于其可得到的外匯供給來說趨于增加，導致該國貨幣匯率下跌。然而要注意對于出口導向型國家來說，經濟增長主要是由于出口增加而推動的，那么經濟較快增長伴隨著出口的高速增長，此時出口增加往往超過進口增加，其匯率將不跌反而上升。（2）通貨膨脹率對匯率的影響往往是通過兩條途徑達到的。一方面，通脹率表現在物價的變化會影響一國商品勞務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通脹率還會通過影響實際利率而影響外匯市場的供求和匯率。（3）國際收支情況：本文僅選取中美貿易差額來反映中國國際收支中經常賬戶的順逆差情況，以中美投資差額來反映中國國際收支中資本賬戶的順逆差情況。國際收支順差就意味著外匯的供給暫時大于外匯的需求，即外匯的供大于求，那么外匯匯率就相應下跌，而與其相對的本幣匯率就應上升；而當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就必然使本幣匯率下降。(4)利率是影響匯率變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不僅是反映一國經濟金融狀況的基本指標，同時體現一國籌資成本和投資利潤。當一國的利率高于其他國家尤其是國際利率水平時，往往會引起大規模短期資本的流入，使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暫時出現外匯匯率下降而本幣匯率上漲的壓力。從長期來看，一國較高的利率會使外國投資者的籌資成本升高，影響了外資的流入，從而使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相對出現外匯供小于求而本幣供大于求的壓力。(5)外匯儲備：一國中央銀行所持有外匯儲備充足與否反映了該國干預外匯市場和維持匯價穩定的能力大小，因而外匯儲備的高低對該國貨幣穩定起主要作用。外匯儲備太少，往往會影響外匯市場對該國貨幣穩定的信心，從而引發貶值；相反外匯儲備充足，往往該國貨幣匯率也較堅挺。另外一國居民消費支出是否擴大、財政赤字的情況以及一國貨幣發行量情況也將對匯率變動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本文僅選取以上指標來研究這些因素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動之間的關聯度，從而分析哪些是主要因素在影響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變動。
3樣本數據
以下所有數據均由中國統計局的統計年鑒與世界銀行整理所得。以人民幣對美元的年均值作為參考序列，經濟增長率為年增長率，通貨膨脹水平為年均水平，中美投資差額以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于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為計算標準。
4關聯度分析
由于所獲取的數據均為正值數據，所以不必進行將負值變化為正值的變換，為計算方便，對所有序列進行初值變換，進行無量綱化，減少隨機因素的干擾，即將該序列所有數據分別除以第一個數據。
5總結
第6篇：人民幣論文范文
[關鍵詞]購買力平價人民幣匯率偏離
一、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回顧及對匯率決定因素的描述
絕對購買力平價的基本含義是：一種貨幣同另外—種貨幣之間的比價，是由兩種貨幣在各自國內購買力之比決定的。當本國價格水平相對上升時匯率水平上升,本幣購買力下降,本幣貶值；當本國價格水平相對下降時,匯率水平下降,本幣的購買力上升,本幣升值。
相對購買力平價表述了匯率與通貨膨脹率間的關系: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決定對外價值,兩國貨幣的匯率水平根據兩國通脹率的差異而進行相應地調整。
影響匯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大致來講這些因素可分三大類:一是基本經濟因素。二是政治因素。三是匯市的“人氣”狀況。對過去信息的分析,以及對將來行情的預期,都會影響匯率的走勢。
二、人民幣名義匯率與購買力平價匯率的比較
1.人民幣匯率與絕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
最早對中國經濟實力進行購買力平價分析的是美國的克拉維斯教授。他估計1975年中國購買力平價為1美元等于0.46人民幣。中國學者首先系統研究此問題的是任若恩教授。他估計1991年中國購買力平價為1美元等于1.13元人民幣。易綱和范敏估計的1995年中國購買力平價1美元等于4.2人民幣。可以看出,絕對購買力平價對匯率的預測往往與實際匯率偏差較大。
雖然各種測算結果都不一致,但一個共同之處是: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人民幣存在被低估的情況,因此匯率應升值。這也是目前國內外主張人民幣升值的學者所持理論依據之一。不過,人民幣是否被低估如此之多,我們是不是應該完全按照所得到的PPP數值對匯率進行如此大幅度的調整,是個值得進一步分析的問題。
2.人民幣匯率與相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
相對購買力平價的含義是,匯率的升值與貶值是由兩國的通貨膨脹率的差異決定的。以中美兩國為例,若中國通貨膨脹率超過美國,則人民幣將貶值,反之人民幣將升值。根據易綱、范敏的研究,從1980年～1996年17年中,除了1980年～1984年,1990年～1991年間美國的通脹率高于中國通脹率外,其余年份里中國通脹率均高于美國。當美國通脹率高于中國通脹率時,人民幣匯率并沒有如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所言而升值,反而貶值了。而在人民幣升值的年份,中國通脹率卻高于美國通脹率。由此可知,人民幣匯率與購買力平價是背離的,中美兩國通脹率的變化與匯率變化之間的關系不符合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
三、人民幣匯率與購買力平價偏離的原因
1.購買力平價理論前提難以滿足
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基礎是一價定律,其隱含的假設條件是:沒有交易成本,沒有貿易壁壘,商品是同質的,市場信息是完全的等等。理想狀態很難在現實中得以滿足,所以作為購買力平價理論基礎的一價定律較難成立。2.經濟發展水平、消費結構以及生產力水平的差異
匯率與購買力平價偏差程度的大小與一國市場經濟發達程度有密切關系。中美之間的生產力水平的差距是明顯的，經濟發展水平、消費偏好也顯著不同。因此,存在較大的偏差也是自然的了。另外，由于往往貿易商品部門的生產力發展速度快于非貿易部門,高生產力水平的國家的貿易商品價格就相對低生產力水平的國家要低。這樣,若兩國生產力差距越大,根據全部商品與勞務價格之比計算出的購買力平價,和主要反映貿易商品價格之比的匯率,其偏差就越大。
3.匯率制度安排和政策選擇
1979年起,人民幣名義匯率不斷上升,人民幣呈現明顯的(名義)貶值趨勢。缺乏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扭曲了人民幣匯率變動與中美物價指數變動之間的關系。在中國通貨膨脹率低于美國的時期,人民幣應該升值但沒有升值。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實際上是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在這種制度安排下,人民幣匯率更偏離購買力平價水平。另外，滯后的政策調整也使人民幣匯率變動與物價產生背離,貨幣的貶值經常在惡性通貨膨脹發生之后。
除了以上原因外，物價指數的選擇不同,會導致不同的購買力平價。商品分類上的主觀性、基期的選擇等也會使購買力平價產生扭曲。
四、結論
第7篇：人民幣論文范文
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支出或減稅，可以擴大需求，增加產出。隨著產出的增加，對本幣需求增加，從而產生對本幣的超額需求，進而改變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或者本幣升值，或者本幣貶值的壓力得以釋放。如果要阻止超額貨幣需求對本國利率上升和本幣升值的作用，中央銀行可以用本幣購入國外資產，增加貨幣供給，保持匯率不變。這樣可以既實現擴大產出，又保持匯率不變的雙重功效。
與貨幣政策不同，目標匯率制下的財政政策可以直接影響產出，而且比在浮動匯率制下更加有效。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財政擴張帶來本幣升值，使得本國產品和勞務更加昂貴，從而部分地抵消了財政政策對擴大需求的直接影響。在目標匯率制下，中央銀行被迫購入外匯，增加貨幣供給。這種非主動的貨幣供給增加加強了財政政策自身的擴張效應。我國1998年下半年適時作出增發1000億元國債的決定，當年擴大財政赤字500億元，并要求銀行提供相應配套資金。這使我國在外有金融危機逼近國門，內有長江洪水肆虐的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基本實現了年初確定的8％的經濟增長目標，為目標匯率制下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個經典例證。財政政策與產出Y和匯率E的關系如下圖所示。積極的財政政策使產品市場均衡曲線由DD[，1]移至DD[，2]，匯率由E[，1]升值至E[，2]（此處可理解為單位美元的人民幣價格），產出由Y[，1]增加到Y[，2].
AA：資產市場均衡曲線
DD：產品市場均衡曲線
二、我國目前的匯率制度使得貨幣政策難有作為
我國目前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質上從1994年以來我們實施的卻是“內在的固定匯率”政策，將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穩定在既定的水平。本文不對這種匯率制度選擇多作評價，而面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巴西金融局勢動蕩我們繼續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卻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這進一步使我國的匯率政策呈現出固定匯率制的色彩。
面對嚴峻的出口形勢，我們選擇了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從理論上講，既可以選擇財政政策也可以選擇貨幣政策，或兩者并舉。但是，受我國目前匯率目標的制約，僅靠貨幣政策手段刺激經濟幾乎難有作為。在浮動匯率制下，為了增加產出，中央銀行可以購入國內資產以增加貨幣供給，而這將改變貨幣市場與外匯市場的均衡，并使本幣貶值。在固定匯率制下，為阻止本幣貶值，維持既定匯率目標，中央銀行須在外匯市場上出售國外資產換取本幣。隨著本幣供給的下降，資產均衡回到初始位置，產出沒有增加。可見這時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無力對該國經濟的貨幣供給或產出產生影響。我國近一、二年多次降低利息率，效果不明顯，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這種判斷。
三、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改善產業結構為貨幣政策留下運作空間
巴拉薩——薩繆爾森理論認為，在貿易品生產部門，窮國的勞動生產率低于富國；而在非貿易品生產部門，二者的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很小，直至可以忽略不計。因此，窮國非貿易品部門的生產成本較低，非貿易品的價格水平也隨之降低；富國貿易品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較高，非貿易品價格從而整個價格水平都比較高。戰后幾十年日元不斷升值與日美兩國非貿易品價格變動可以作為該理論的實證。資料顯示，以貿易品衡量的非貿易品價格在兩個國家均有上升，但日本上升得更快一些。比如，從1973年到1983年，美國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上漲了12.4％，而日本上漲了56.9％。正是由于日本貿易品和非貿易品兩部門之間的生產率差異，加上日本的通脹率低于美國導致了日元對美元的不斷升值（1950年——1971年：360日元／美元；1995年4月9日：79.75日元／美元）。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還是一個窮國，我們的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還占有一定比重。這幾年我們比較注意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機電產品和名牌產品的出口。1998年中國機械和電器設備出口增長了12.2％，出口額達665.4億美元，1999年增長目標為7.5％。以后，我們可以繼續用減稅、財政擔保等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和促進附加值和技術含量“雙高”產品出口，這方面還有較大活動空間。只要我們在貿易品部門的生產率不斷提高或不斷擴大貿易品范圍，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假說，可以預期人民幣會隨著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的上升而出現升值，我國的實際利率甚至可以低于國際水平，這為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運用貨幣政策給予配合開辟了空間。如果是適度利用外債，購進關鍵技術設備，正如我們1998年發行的10億美元全球債券，它不僅有利于國際收支均衡，改善出口結構，而且還可避免內債的“擠出效應”。
四、應注意的其他問題
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配合以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緩解我國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促進擴大內需，這是以現代經濟學對我國目前經濟狀況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同時也必須指出，當前執行的積極財政政策是作為短期政策措施運用的，即是在近一、二年內主動執行的較為寬松的財政政策體系，目的是自覺運用財政手段在市場經濟中的反周期作用。如果長期執行財政擴張政策，通貨膨脹預期將部分甚至完全抵消財政政策的作用：從長期均衡出發，永久性的財政政策改變不會影響產出，改變的只有物價，從而不利于匯率穩定。正如美國前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赫伯特。斯坦所說：從長遠的觀點來看，赤字越大，私人的生產性投資的增長就越慢，赤字的規模不影響產出和就業。
可以相信，人民幣不貶值不是權宜之計，也不僅僅是政治需要，而是我國根據國內外形勢所作出的明智選擇。首先，如果本幣貶值，必然使我國的貿易條件惡化，同樣多的出口商品換回較少的進口品；其次，本幣貶值往往伴隨著匯率超調，即匯率對于貨幣波動的即刻反映超過長期反映，本幣一般是在急劇貶值之后經歷一個升值過程慢慢恢復到目標值，這意味著匯率對一些經濟變動的最初反映要比長期反映來得強烈；再次，一國貶值往往會引起匯價聯動，其他國家競相貶值，致使兩敗或多敗俱傷，并不能如理論預期的那樣，本幣貶值出口增加；最后，我國外債還本付息加上利潤劃出每年達400多億美元，本幣貶值對我們顯然不利。人民幣短期不會貶值，中長期也不存在貶值的必然性。
利潤最大化和競爭無疑是市場經濟為何有效的兩個基本依據。從長期看，只有那些自覺和不自覺地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才能生存。只要我們處理好國內的問題，尤其是國有企業和國有商業銀行的問題，保持適度經濟增長，不斷提高我們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一個為世人所接受的人民幣形象就會存在下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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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人民幣論文范文
近幾年來，由于我國經濟走出了一個與世界多數國家完全不同的經濟周期，在世界經濟進入大調整的情況下，我國經濟卻保持了快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從1997年的7．4萬億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平均每年增長7．7％，速度令世界嘆服。而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可抗拒的今天，國際間的競爭日益激烈。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就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盯住美元制度也受到以日、美等國家越來越多的指責。從2002年末到2003年初，日本、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紛紛要求中國政府“提高人民幣匯率，要么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與美、日、歐并肩致力于全球經濟穩定。”國際社會的重重壓力，使人民幣升值問題成為我國政府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下文將從人民幣自身價值規律入手，從幾個方面分析有關人民幣升值的一些問題。
一、人民幣自身的價值規律決定其幣值有上升空間
人民幣已實現經常項目下可自由兌換，資本市場也逐步開放，政府已不可能完全控制人民幣匯率。1994年以來，我國政府出臺的措施主要是為防止人民幣過快升值。盡管如此，我國的外貿順差仍有增無減。2002年，我國外匯儲備已增加到2864億美元，外貿進出口總額也達到6208億美元，世界排名第5位，說明人民幣本身存在著強勁的升值動力。為了說明1994年以后人民幣為什么升值，我們可按照貨幣購買力平價法（亦稱PPP法）和按PPP法調整出的匯率計算出人民幣GNP（調整后匯率指世界銀行圖表集轉換系數），來計算出匯率與PPP的偏差系數K（K=調整后匯率／PPP系數=按PPP法計算的人均GNP／按匯率法計算的人均GNP）。K值越大，說明該國匯率與PPP系數差距越大，該國貨幣升值潛力就越大，當某國貨幣升值時，該國的偏差系數K就會減小。偏差系數實際上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生產技術水平。生產技術水平越高，K值越小，反之亦然。
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1993年的世界各國數據，對86個國家（地區）的K值進行分析，發現隨著人均GNP的提高，K值呈逐步遞減的趨勢。根據計算，發現當人均GNP在2000-14000美元之間時，K值與人均GNP呈明顯負線性關系。用經濟計量法，得到偏差系數K的數字模型：
K＝3.69-0.0002Y2000≤Y≤14000單位：美元
K=0.9Y≥14000Y：人均GNP
該模型為世界不同發展程度國家偏差系數K值平均水平。當某國K值大于模型值時，該國貨幣有被低估的可能，當某國K值小于模型值時，該國貨幣就有被高估的可能。1994年以來發生貨幣貶值的一些國家的K值為：巴西1．83（5370＄）、俄羅斯2．16（5050＄）、韓國1．26（9630＄）、墨西哥1．89（6810＄），這幾國的K值明顯小于模型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幾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也是其偏差系數向模型值回歸行為。
偏差值較大的依次是巴基斯坦5．05、中國4．76、印度4．06，其中我國的調整匯率是按1991-1993年官方匯率調整計算出來的。若按1994年初匯率1美元=8．7元人民幣計算，我國K值為6．79，其偏差系數缺口（即偏差系數實際值與模型值之間）為3．8，人民幣K值、缺口都遠大于上述國家的任何一個，因而，1994年至今的人民幣升值是補缺口行為，是向本身價值的趨近，隨著近幾年人均GNP的增長，我國的人民幣K值缺口逐漸彌補，但價值規律本身決定了人民幣的上行空間還很大，人民幣的升值潛力也很大。
二、人民幣升值，福禍難料
除日本指責中國因貿易競爭加劇日本的通貨緊縮之外，美國、IMF等也都站到了逼迫人民幣升值的行列中，特別是美伊戰爭局勢，它帶給中國的最大的負面影響實際上還是增大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若美伊開戰，歐美市場的安全性將相對減弱，出于規避風險的需要，越來越多的國際資本可能進入中國，從而使我國的投資、工業和外貿出口增長隨之加快，但隨著外資供給增多，人民幣會相對“緊缺”，人民幣升值這根“弦”勢必將繃得更緊。屆時，我們既不能突然讓人民幣與美元“脫鉤”，那樣的話，人民幣與美元的比率可能會升至到5：l至4：l之間，同時，又不能不考慮人民幣流通狀況，因為一旦人民幣扛不住市場的壓力而被迫升值，帶來的動蕩將更大，面對如此現狀，采取措施消除市場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和從放松外匯管理入手，調節人民幣的實際升值壓力，是政府應當考慮的一個重點問題。
三、人民幣升值對外貿領域的影響
從1994年1月1日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我國逐步實行人民幣匯率并軌，取消外匯分成，目前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加入世貿組織后，若政府對人民幣的干預程度降低，人民幣勢必不斷升值，其負面影響主要有：
（一）出口方面
1．出日減少勢必影響經濟成長，并加深失業問題。
2．人民幣大幅升值，會使幾乎所有出口產業都遭受打擊。不過享有外銷低利貸款，外銷退稅，甚至以內銷補貼外銷的產業較沒有受到此等優惠的產業，所受沖擊相對較輕。享受優惠者多為比較不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相關產業或地方政府為了爭取補貼收入，而極力維持生產，這些元競爭力的產業都可依靠補貼勉強存活。而未受優惠者，則有不少是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因無政府補貼而影響生產和出口，結果率先倒閉，造成反向淘汰，致使產業結構趨向惡化。
3．許多出口產品在生產過程中造成污染，雖政府制訂法律，規定加以防治，但不守法的業者，沒有按規定進行防治污染投資，所造成之污染推給社會承擔，因此，生產成本相對較低，即使在人民幣大幅升值后，這些企業的產品仍然可以出口。反之，守法的廠商因負擔了污染防治的處理成本，相對前者缺乏競爭力，在人民幣大幅升值后，無力出口而被迫倒閉，形成守法者遭受淘汰，違法者持續生存的不公平現象。
（二）在進口方面：
在人民幣大幅升值后，進口增加，對當地產業產生沖擊，但受政府保護與未受保護的產業，所遭受的沖擊程度不同。
1．進口有管制的產業，即受政府保護的產業，在政府控制之下，不致因人民幣升值而增加進口。因此，此類產業并未受到影響。
2．受高關稅保護的產業，因有高關稅保護，此類產業仍相對有競爭力，所受影響相對也有限。
3．本地產業受影響最大者，是那些沒有進口管制，亦無高關稅保護的產業，因進口大量增加，加之人民幣大幅升值，進口商品價格相對較低，當地同類產業無法與之競爭而被擠垮。
由此可知，人民幣持續大幅升值，貿易失衡問題雖可獲解決，但對總體經濟產生極嚴重的傷害。在人民幣大幅升值后，低效率的當地產業依賴政策保護，受沖擊小或沒受沖擊而大多繼續生存；高效率的產業，因缺乏保護，受打擊大反而被淘汰。亦即出現劣幣驅除良幣，產業結構產生逆調整，整體產業效率相對下降，失業增加的現象，不利于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
（三）金融方面
人民幣升值將導致投機盛行，金融秩序混亂。我國的出口額的相當部分來自于加工貿易，所得只是微薄的加工費。盡管加大了在半導體、通訊設備及其他先進數碼設備上的出口，但我國出日的優勢領域，依然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重估人民幣會使我國的通貨緊縮狀況更加嚴重，并削弱國內需求。并且我國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不得不通過降低名義工資來維持我國的競爭力，我國的貨幣升值不僅不會緩解東亞其他經濟體的通貨緊縮壓力，反而會使東亞地區變得不穩定。國內以美元表示的財富迅速增加，股市、房地產達到，泡沫經濟發展，兩極分化繼續，而通貨緊縮加劇；會導致財政危機、外匯危機和貨幣危機，那時通貨緊縮雖不能轉變為惡性通貨膨脹，但最終可能導致人民幣大幅度貶值。
四、人民幣強勢時期的對策思考
第9篇：人民幣論文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匯率制度改革
迄今為止,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先后經過多次調整:盯住美元匯率制度(1949-1952),基本保持固定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度(1953-1972),盯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I973-1980),官方匯率與貿易結算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度(1981-1984),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度(1985-1993),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4-2005),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至今)。
一、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的主要問題
在外匯銀行、企業、居民不能完全按照意愿持有外匯的前提下,我國外匯市場具有封閉性、壟斷性、交易品種稀少和匯率波動空間狹小的特征。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人民幣匯率制度存在一些缺陷:
(一)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不足
現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基礎即銀行結售匯制及對參與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的外匯銀行實行額度管理,這使得市場參與者,特別是中資企業和商業銀行持有的外匯必須賣給外匯銀行,不能根據自己未來的需求和對未來匯率走勢的預期選擇適當的出售外匯的時機和數量;另一方面,就銀行售匯而言,要么存在一定的條件約束,要么存在嚴格管制,因此我國外匯市場是一個供求關系不對稱的市場,即是一定制度約束下的充分外匯供給和部分外匯需求相作用的外匯市場,中央銀行通過對外匯銀行的額度控制和龐大的外匯儲備與貨幣供給權,使得中央銀行對匯率的生成具有很大程度的控制權,由此形成的匯率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價格。
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除1994年升值3.5%,1995年升值1.6%,2005年“7·21”升值2%外,其余幾年基本都保持在1美元兌8.27-8.30元左右的水平,波動幅度和彈性區間極小,處于一種超穩定的狀態。誠然,匯率的穩定對經濟發展固然有一定的好處,但我們所追求的穩定應反映市場環境因素變化的動態的穩定,而絕非是靜態的固定不變。在過分靜態穩定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不能及時隨內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做出調整,不僅喪失了匯率的經濟杠桿的調節功能,也淡化了交易主體的風險概念;同時為了維護匯率穩定致使中國人民銀行被動入市大量收購外匯形成巨額的國家外匯儲備,央行持有的以美元為主的儲備資產將面臨重大的匯率風險。
(二)外匯市場的服務功能不完善
一方面,我國外匯市場存在交易主體過于集中、交易工具單一的問題。目前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主體主要由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經批準的外資金融機構、少量資信較高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央行操作室構成。從交易額來看,中國銀行是外匯的最大賣方,中國人民銀行是外匯的最大買方,雙方交易額占總交易量的60%以上;從交易品種上來看,只有美元、日元和港元,且其成交量主要以美元為主。主體構成較為單一,交易品種及交易量相對集中,使得匯率帶有“官方與民間”交易的色彩;從遠期外匯市場來看,目前我國外匯市場以實際需求為原則的銀行和客戶間的遠期外匯市場還處于起步階段,交易量較少,不允許投機交易。但在國外發達的金融市場上,投機交易則是與套利、套匯活動并存的。
另一方面,外匯市場與其它金融市場的隔離。理論和實踐均證明,完善的短期貨幣市場和靈活的利率尤其是短期利率是保證外匯交易活躍和匯率動態穩定的重要經濟杠桿。而我國因資本項目的嚴格管制及利率的非市場化導致外匯市場與短期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幾乎處于隔離狀態,人民幣匯率與人民幣利率、美元利率相關程度極低。
(三)對外部均衡產生不利影響
1、國際收支持續順差和外匯儲備快速增長
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帶動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快速發展。2003年,我國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呈現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雙順差。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數字顯示,2002年末我國外匯儲備為2800億美元,到2003年超過4000億美元,2004年為6099億美元,2005年為8189億美元,而截至2006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高達9411.15億美元。龐大的外匯儲備和長時期持續的貿易順差,一方面引起國際間的貿易爭端,美日等國以此為借口大肆鼓動人民幣升值;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巨額的外匯占款,客觀上加大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2、弱勢美元政策延續,油價攀升高位
近年來,西方七大工業國一直呼吁我國就匯率政策采取行動,而美國和日本更是首當其沖,直接要求我國在近期內將人民幣大幅升值,人民幣匯率面臨著巨大的升值壓力。當今最大的貨幣操縱國當屬美國,布什上任以來實際上一直實施弱勢美元政策。2002年至2005年間,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從4750億美元擴大至8050億美元。美國決策者想盡辦法壓低美元,期望實現低美元幣值下的均衡,促進其出口增長,以這種方式來盡可能減少赤字,同時卻阻止其他國家的貨幣走低。美國的弱勢美元政策最終可能導致全球經濟硬著陸。而近期國際原油價格持續走高,導致我國國際貿易條件惡化,加上以美元計價的其他原材料價格不斷上升,使得我國進口成本大大增加,并使國內通貨膨脹壓力不斷增大。對于這種輸入型通貨膨脹,用利率手段調控意義不大,通過匯率調整則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二、深化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幾點意見
(一)正確認識和應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2005年7月21日,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與以前相比,人民幣升值2%。經濟學家對此次匯率上升普遍持肯定態度。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學家祝寶良經過測算后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2%,會使出口下降1.5%左右,進口增加0.3%或0.4%,GDP會下降0.5%左右,就業減少50萬,相應的財政收入也會有所減少。但總體來說,影響不會太大。在不否認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就業、吸引外資等方面造成負面影響的同時,我們應看到其積極作用。人民幣小幅升值有利于維護我國宏觀經濟穩定,提高消費者的購買力,改善貿易條件。在當前國際石油、礦產品等資源性產品價格不斷上漲的情況下,人民幣小幅升值有利于企業降低進口成本,引進技術、設備,提高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同時還會使國內居民在出國旅游、求學、就醫等方面獲得利益,另外,對推進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也有一定的作用。人民幣匯率應以其經常性的適當變化和調整來更為準確地反映國際收支的發展變化,避免過度和持久的高估或低估,以便有效地對國際收支失衡產生調節作用。在這方面國際上有很多教訓可以吸取,墨西哥在1993年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后,在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下,繼續維持墨西哥比索與美元僵硬的掛鉤機制,最后導致1994年年底的比索危機,使墨西哥的匯率制度瓦解。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前夕,泰國泰銖匯率嚴重高估,泰銖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由于投資者斷定泰國政府必定會被動放棄盯住匯率,因而外匯投機在短期內顯著增多,最終使得泰銖大幅貶值,泰國政府也被迫放棄盯住匯率安排。
要進一步改革現有強制性結售匯制度,放寬外匯市場的進入限制,讓更多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參與,為企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要完善市場組織體系,交易性質上實現向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市場轉變;適當增加外匯交易工具,特別是期貨期權交易、掉期交易、回購交易等,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我國外匯市場。企業則要抓住時機,積極推進結構調整步伐,轉換經營機制,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盡快掌握各種外匯避險工具和手段,加強經濟核算,提高適應匯率浮動和應對匯率變動的能力。
(二)主動應對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預期和國際熱錢炒作的壓力
可以預料,面對今后更具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取向,要加快相應的配套改革,大力防范金融風險,為進一步的匯率改革夯實基礎。
由于人民幣小幅升值對中國的出口影響不大,中國產品的競爭力依然強勁,美歐會繼續對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進一步升值。升值預期揮之未去,炒作人民幣升值的資金預計會繼續流入內地和香港,這很容易造成內地的資產市場形成泡沫。如何處理人民幣是否升值及熱錢的炒作,是監管層在未來一段時間需要繼續面對的問題。由于人民幣匯價要達至兼顧各方面利益的平衡點,需要時間穩妥調節,不可能頻繁變動,急于求成。因此,在注意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的同時,必須考慮“泄洪”渠道,減少市場上熱錢過多導致經濟過熱、通脹上升的情形,以免影響到國內經濟金融的穩定。
(三)人民幣匯率更趨靈活將加大央行對外匯市場管理的難度
人民幣匯改后,匯率的靈活性擴大,外匯市場的活躍性增強,交易會更加頻繁,不確定性會增加,因此央行對外匯市場管理的難度將增加。在更為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下,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需要遵循一定原則,盡量避免成為外匯市場價格的制定者,為了加強對外匯市場的風險管理,促進外匯市場的發育和成熟,當務之急是:
1、密切防范、積極監控外匯市場的過度波動和投機動向
盡快建立外匯市場監測、預警指標和體系,尤其加強對大額資金流向的監測,完善外匯市場操作工具,同時增加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透明度,穩定市場預期;特別注意對外匯市場流動性的監控,制訂應急預案,防止出現系統性的流動性危機。
2、適時擴大匯率波動區間,增加人民幣匯率靈活性
當前要用足浮動區間,這將向市場傳遞一個央行減少干預的信號,有利于市場正視匯率風險。待市場逐漸適應匯率波動后,再視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和外匯市場供求狀況逐步擴大浮動區間。合適的浮動區間的設定,既使得短期匯率波動具有靈活性,可抵消外部沖擊的影響,又為難以準確測定的均衡匯率水平提供了一定的緩沖空間,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基礎。逐步擴大匯率浮動區間需要較為完善的外匯市場作為支撐,而在目前的外匯市場格局下,僅存在以實盤交易為基礎的遠期結售匯與掉期業務,企業和居民規避匯率風險的成本很高,貿然間引入過大幅度的匯率波動顯然無法承受。另外,在有限的市場交易主體下,外匯市場價格發現的功能也受到限制。并且,如果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放寬匯率區間,商業銀行會選擇在匯率區間的兩端定價,這樣中央銀行將不得不在匯率區間的中間進行干預。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還是中央銀行在決定匯率,而非完全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因此,適時擴大浮動區間將是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關鍵一環。
3、改進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提高匯率生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
應將目前國內企業的強制結售匯制逐漸過渡到意愿結售匯制。對強制結匯制度的改革,可以考慮擴大允許保留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企業范圍;還可以考慮對現有允許保留外匯結算賬戶的企業擴大可以保留外匯的限額等。從強制結售匯制過渡到意愿結售匯制后,可以考慮增加外匯市場交易主體,讓更多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直接參與外匯買賣,以避免大機構集中性的交易壟斷市場價格水平。
4、注重對外匯市場主要參與者的風險監管
外匯市場的監管主要針對參與外匯市場活動的銀行和機構投資者,監管的著眼點則是保持這些機構的安全性和穩健性,監管的內容主要是檢查市場參與者的交易系統、風險控制系統、資本充足率、信息披露以及執行其他合規性要求的情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