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區劃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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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政區劃論文范文
關鍵詞：GIS空間分析；行政區劃；優化調整；人口規模；定遠縣
中圖分類號：P2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944（2016）08015903
1 引言
行政區劃是指在一個國家的領土內，在綜合地理、歷史、經濟的基礎上，根據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對行政管理區域進行劃分和調整。行政區劃調整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大事[1]。
國外關于行政區劃的調整研究已將定量研究引入到行政區劃調整中，起步很早而且有了很多嘗試。例如，瑞典的喬克普森等做過許多類似的探討，很具有理論意義，但也只是在理論層面上提供了一種研究方法，缺乏實踐性 [2，3]。當前的鄉鎮行政區劃調整還是以定性分析和主觀判斷為主，缺乏有效的定量分析，大多數是通過經驗對鄉鎮進行硬性撤并。近年來，我國的一些地理學者試圖為行政調整提供一種定量的標準，其中最具成果性的是王德等人開發的城鎮勢力圈的分析計算機系統[2，3]。需要借助科學的方法對目前的行政區劃進行優化調整。本文就是在GIS空間分析的基礎上用定量的方法對滁州定遠縣進行行政區劃調整，提出優化方案。
2 研究依據
2.1 鄉鎮行政區劃調整的影響因素
（1）鄉鎮人口規模。中心大城鎮的形成，需要一定的人口規模，人口評估一直都是城鎮規模的一個重要指標。不同等級規模的城市具有不同的規模效益[4]，通過研究區的人口規模標準來確定鄉鎮調整的保留個數。
（2）鄉鎮勢力圈范圍。
鄉鎮調整的目的就是要使研究區的行政范圍與經濟范圍大體上保持一致，以便調整后更好地促進研究區的經濟發展和行政管理效率。本次研究就是以人口作為鄉鎮規模計算鄉鎮勢力圈。
（3）鄉鎮的空間聯系。
空間聯系在行政區劃調整上主要體現在對鄉鎮勢力圈范圍的劃分和對有聯系的鄉鎮進行區劃調整上。本文就是利用GIS方法，從空間聯系上進行考慮。
2.2 鄉鎮區劃調整的原則
（1）包圍合并原則。
如果一個鄉鎮的勢力圈完全被另一個鄉鎮的勢力圈所包圍，此鄉鎮應劃入另一鄉鎮。
（2）合理性原則。
中心城鎮的勢力圈范圍較大，會影響其他鄉鎮的范圍計算結果，因此劃入中心城鎮的鄉鎮不超過2個。
（3）完整性原則。
如果將一個鄉或鎮拆分為幾部分并入周圍的鎮，會造成管理混亂。所以在行政區劃調整中我們要保持鄉鎮的完整性，不拆分原有鄉鎮。
（4）綜合性原則。
在調整過程中，還需要綜合考慮政治因素、民族因素、歷史社會因素。
3 研究方法
3.1 鄉鎮規模的確定
需要保留多大規模的鄉鎮，是首要解決的問題。由羅伯塔?卡佩羅（Roberta Capello）等對鄉鎮規模的研究中得知，城鎮存在有效規模[5]。因此本論文也用鄉鎮人口來代表鄉鎮的規模。
借鑒了俞燕山對我國城鎮的合理規模和效率的研究結論：10萬人以上人口規模的小城鎮效率最高，其次是人口規模為5～10萬人的小城鎮，再其次是人口規模為3～5萬人的小城鎮，最差的是人口規模為1～3萬人的城鎮 [6-7]。城鎮的綜合經濟效益隨著城鎮的規模擴大而增大。
3.2 鄉鎮勢力圈的劃分
鄉鎮勢力圈的計算首先要生成一個連續空間，所以選擇柵格數據結構[8]。根據重力模型[9]和城鎮勢力圈分析的計算機系統[3]可將本次鄉鎮勢力圈范圍的計算公式定為：
Fij=Mi/d2ij
式中： Fij是i城鎮對j區域的輻射強度；dij是i城鎮與j區域之間的距離；Mi為i城鎮的人口規模量。
3.3 GIS的空間分析
ArcGIS集成了多學科的最新技術，其為空間分析提供了強大的工具，空間分析早已成為地理信息系統的核心功能之一 [10，11]。本次研究就是基于人口規模的確定以及鄉鎮勢力圈劃分計算的基礎上，運用GIS軟件對人口以及距離等數據進行處理，得到基于GIS軟件空間分析上的行政區劃調整。
4 定遠縣鄉鎮行政區劃案例
定遠縣是安徽省滁州市的市屬縣，位于安徽省東部。東接滁州市南譙區，西鄰淮南市，南依肥東縣、長豐縣，北連鳳陽縣、明光市。定遠縣總面積2890 km2。總人口65萬人左右（2000年末）。
4.1 鄉鎮規模分析
在2000年時共轄有16個鎮、21個鄉和2個未批鄉，最少的為旱廟未批鄉7672人，定遠縣的人口規模差異還是比較大（基于第五次人口調查）。定遠縣的人口差異比較大，城鎮化水平相當低。有必要對定遠縣2000年時的 39個鄉鎮進行合并工作。
在對定遠縣人口規模分析的基礎上，并結合之前的鄉鎮規模有效性研究的結論，確定本文撤并后的人口不少于1.5萬人作為本次鄉鎮撤并的基本規模參照標準。
4.2 定遠縣鄉鎮勢力圈計算
4.2.1 鄉鎮間的距離統計
在對定遠縣柵格地圖矢量化的基礎上，通過 ArcGIS 的 Anaysis Tools 工具中的 Point Distances 計算所有鄉鎮相互之間的距離，這樣得到 39×39 個記錄。剔除距離等于 0 的記錄，得到 39×38 個記錄，是任何一鄉鎮到其他鄉鎮距離統計。最后確定本次研究的柵格像元大小為800 m×800 m 適宜。
4.2.2 計算鄉鎮勢力圈
在ArcMap下，啟動ArcToolbox工具，選擇Spatial Analyst ToolsRaster CreationCreate Constant Raster工具，生成定遠縣的柵格數據，格像元大小為800 m。利用ArcToolboxConversion ToolsFrom RasterRaster to Point工具，將上一步生成的完全包含定遠縣的柵格數據圖，轉化為點狀數據圖并確定定遠縣區域內點的個數為4971個。利用ArcGIS 中的 Analysis Tools工具的Point Distances來完成。得到距離記錄的表格，并將含有鄉鎮人口數據的表格與新生成的表格合并，建立Fij新字段，并插入到新建立的字段中。然后統計出Fij的最大值，將生成的新表格與前面的柵格數據生成的矢量點數據屬性表進行合并，最后將合并屬性表的矢量點數據轉化為柵格數據。然后對柵格數據用不同的顏色來表示。得出每個鄉鎮的勢力圈范圍，結果如圖1所示。
將鄉鎮勢力圈的柵格數據轉化為面狀數據。通過以上步驟統計其面積和人口數據（見表1）。
5 定遠縣鄉鎮區劃優化調整和對比分析
5.1 定遠縣鄉鎮區劃調整
按照之前介紹的鄉鎮合并的原則在綜合考慮各鄉鎮的人口撤并標準的基礎上，應該對定遠縣的鄉鎮做以下調整：程橋鄉、齋朗鄉并入定城鎮，青洛鄉、年家崗鎮、嚴澗未批鄉并入爐橋鎮，靠山鄉、青山鄉并入永康鎮，九梓鄉、站崗鄉并入吳圩鎮，旱廟未批鄉和高塘鄉并入張橋鎮，朱馬鄉、仁和鄉并入藕塘鎮，岱山鎮并入池河鎮，練鋪鄉并入三和集鎮，東興鄉并入西卅店鎮，天河鄉并入桑澗鎮，界牌集并入大橋鄉，并且撤鄉為鎮。合并后的鄉鎮區劃如圖2所示。
通過本次調整，定遠縣撤掉了 18個鄉鎮，保留了 21個鄉鎮。
5.2 定遠縣鄉鎮調整優化對比分析
對比定遠縣的實際行政區劃調整（實際保留了22個鄉鎮），結果只在界牌集鎮劃不劃入大橋鄉有著不同的意見，考慮到大橋鄉和界牌集鎮的人口規模都小于1.5萬人，鄉鎮勢力圈的范圍有著重疊的部分，而且合并之后可以發揮城鎮合并的規模效應，并且考慮到大橋鄉行政中心的地理位置，所以優化方案中把界牌集鎮劃入了大橋鄉并且撤鄉為鎮。
6 結語
以定遠縣為例，在ArcGIS中利用空間分析的方法，探討運用定量的方法解決行政區劃調整，為行政區劃調整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但目前我國的城市鄉鎮發展基本都是依靠道路交通來發展的，越是交通便利的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才越好，因此，在做鄉鎮區劃的時候，得考慮到交通和地形等要素，所以必須認識到用時間距離去代替單純的空間距離是大的趨勢，但是具體如何操作運用，還需要作進一步研究與探討。同時必須認識到在做GIS分析的時候，如果能預測各個鄉鎮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競爭力大小的變化情況，就可以以此來預測勢力圈的變化，則得出的結果對將來行政區劃的調整更有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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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ischer M，GetisA.Recent developments in spatial analysis[M].Berlin：Spring，1997.
第2篇：行政區劃論文范文
【關鍵詞】村鎮規劃；矛盾分析；行政區劃調整
0.概述
城鄉規劃中對土地的利用規劃所考慮的主要問題是當地的自然資源、社會發展水平、歷史文化基礎等因素，其規劃制定的目的是實現一定范圍內的土地資源進行整合和管理，城鄉規劃是一個統籌和協調各專業部門空間建設和空間發展的空間政策平臺。從內涵上看，城鄉規劃可細分為城鄉總體規劃、區域規劃等類別。在這些規劃類型中，村鎮都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整體的規劃體系中占有最大的面積，規劃的可塑性也最強。在國內城鄉規劃中偏向于對重心城市的規劃，村鎮的規劃受到的影響較為被動，加之村鎮的發展相對落后，村鎮規劃的理念也滯后于中心城市的規劃，因此在城鄉總體規劃和村鎮規劃二者之間出現一定的矛盾就不足為奇。
1.村鎮規劃中的常見問題
村鎮規劃和城鄉總體規劃分別屬于不同的層次，都屬于規劃規劃行為，但由于其涉及的范圍和所參考的管理體系不同，二者之間的矛盾表現形式也就具有多樣性。要理清其中的矛盾，對村鎮規劃和城鄉規劃的基本概念應先與明確。村鎮規劃的依據是《鎮規劃標準》中所界定的鎮人民政府行政地域內在經濟、社會和空間發展中有機聯系的鎮區和村莊群體，是以行政等級原則來建立的。而城鄉規劃則是根據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統籌城鄉發展的需要劃定規劃范圍。正是這種具有明確行政級別的規劃行為導致了村鎮規劃級別的提升，也不利于不同規劃體系之間的公共資源的有效配置。
村鎮規劃的層次結構一般都是按鎮區（鎮政府所在地）—中心村—基層村這三個基本的層級。盡管這一組按行政級別劃分出來的層級較為明確，但卻存在著聚集度角度，村莊數量大的問題。在村鎮規劃中通常都會傾向于以中心村作為規劃的重點，將人口集中化，并試圖降低村鎮分散所帶來的問題。在實踐中以中心村為重心的村鎮規劃是存在較多的問題的，因此進行全國范圍的推廣方面仍然存在爭議。這種爭議的表現之一是中心村比較難實現村鎮規劃中的規模效益。從現行的《鎮規劃標準》中的界定，中心村所承擔的任務集中在提供公共服務，而不是提供就業服務。如果以中心村作為規劃的重心，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分散的邊緣村莊，對農用地的集中使用也有利，有可能形成規模效益。但在我國小農經濟依然普遍存在的大背景下，如果推廣中心村重點規劃的模式，將可能造成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并不利于保持農村的長期穩定。以中心村為重點規劃的方式潛在的最大效益是規模經濟效益，但從理論上講要實現經濟效益的根本問題是實現稀缺資源的最大效益。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在地價高漲和農村耕地日漸減少的背景下，土地資源的稀缺性已經高于勞動力資源。因此如果不改變以中心村為重心的村鎮規劃模式，將出現以犧牲土地產出效益為代價來提高人均農業產出的情況。加之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域類型的村鎮存在形式差異巨大，很多地區實際上很難實現以中心村為重點的規模經營模式，在土地較為分散的地區，強行采用這種模式意味著遷村集中，無疑會增加村民的生產成本。
其次，中心村的建設與我國城鎮化的目標相違背。城鎮化是為了吸引農民向城鎮的轉移，而中心村建設卻把一部分的農民分流到了村莊，不能引導鄉村城鎮化，也使得小城鎮更加難以擴大規模。這種表現形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城鄉總體規劃與村鎮規劃的直接矛盾，和城鎮化的發展趨勢也是矛盾的。
第三，在村鎮規劃中“遷村并點”也是較為常見的形式。提出這種模式的重要原因是經濟快速發展造成的土地資源逐步稀缺，中央和地方多個層面上所的相關政策法規也將“遷村并點”作為一種重要的規劃方式，并逐漸演變成政府考量政績的手段，也將中心村納入到了村鎮規劃的編制中，從而讓這種方式具備了一定的強制性背景。但從實際執行的情況來看，盡管按照規劃大量的行政村需要遷徙，但實際上存在大量的行政村和自然村都沒有消失，也存在著數量眾多的留守村民，由此導致的土地集約效果較差，而且容易導致大量的重復建設。這種規劃和實際執行效果之間的差異是規劃者需要反思的。
2.出路分析
通過上述的分析可見，當前村鎮規劃中的問題的重點在規劃體制的一刀切和復雜多變的村鎮實際布局之間的矛盾，以及城鄉總體規劃和村鎮局部規劃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類問題的關鍵是要解決村鎮規劃在整體規劃中的地位以賦予村鎮規劃更大的自由度。
在制定村鎮規劃時由于仍然以《鎮規劃標準》為依據，而且受到城鄉總體規劃的限制，因此在具體操作時考慮行政區劃與村鎮體系的調整是必然的出路。采用這種方式后可能產生的問題是調整后某些村會失去原有的職能甚至于衰退，而其他的個別村可能從中受益，并逐步成為新的村鎮中心。這就涉及到如何評估經過村鎮規劃調整后未來的村鎮發展狀況。從思路上看，存在兩種主要的視角，一是以集鎮（中心村）的標準來評估，二是以村莊標準來評估。筆者認為宜采用集鎮的標準來評估。其理由在于進行村鎮規劃時的重點是選擇一個具備成為未來附近村落核心的村莊，在選擇時主要考慮的因素是交通的便利性、未來工（農）業發展的潛力、與周圍村莊的交通聯絡條件、自身具備的市政設施和社會服務條件等。
其次是在進行村鎮規劃時應突出重點，這和一般意義上的“中心村”的建設模式有所不同。村鎮的重點建設應突出村莊局部發展的特殊性，如將某個村莊作為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示范村落，而將某個交通市政服務完善的村鎮作為鎮區的發展對象等，避免在規劃時的盲目性和前瞻性缺乏。
第三是調整行政區劃和村鎮體系，增加二者在規劃體系中的協調性。從行政區劃調整的角度看，其執行方式主要有調整邊界、調整管理層級、調整行政中心和撤銷行政區域這幾種形式。不論采用哪種調整方式，其根本目的在于避免出現西方在城鎮化進程中的所出現的錯誤，合理配置城、鎮、村，構建高效的城鄉一體化體系。從實踐效果來看，采用“分散化的集中”是比較有效的方式。具體而言，可有以下兩種實現方式，一是劃定發展邊界，二是開發“棕地”。劃定邊界的目的在于阻止城鎮化的過程中過分的侵占土地，這在我國耕地面積不斷減少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而開發“棕地”（即荒廢土地）的目的在于盡可能的保護現有耕地和拓展可利用的土地資源，于此同時也可以避免在規劃時進行不必要的重復建設。但不論是哪種方式，都可能會涉及到行政區劃的調整，因此在執行村鎮規劃之前就從更高層級上完成必要的調整是編制高效、具有可執行性的村鎮規劃的重要保障。 [科]
【參考文獻】
［1］張占錄,張正峰.土地利用規劃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59.
第3篇：行政區劃論文范文
關鍵詞：政府債務債券化地方政府
一、問題的提出：地方債務壓力及其緩解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導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計劃放權、財政讓利”這一創新體制（呂煒2002，p．102）的推行實施，各級地方政府獲得了較大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經濟自，促進了地方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與此同時，漸進式改革中所積累和新生的各類矛盾與風險，也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日益顯化，并呈加速態勢。在諸多矛盾和風險中，地方政府因推進經濟發展、防范與解決金融風險、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所形成的現實債務壓力和潛在財政風險，及其與社會經濟穩定之間的矛盾，顯得尤為突出。
地方債務壓力首先源于日益固化的財政缺口。改革以來，各級地方政府一直承擔著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擴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補貼國企虧損的責任，加之龐大的具有剛性特征的辦公和人頭經費支出，地方財政支出負擔沉重。而財政增收相對滯后，財政收支缺口較大。同時，為加速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的升級換代，推進經濟發展，各級地方政府或直接或間接地借入內外債務，積累了相當規模的債務責任和還本付息壓力，財政壓力因此逐漸加大。
地方金融風險的財政化轉移模式加劇了地方債務壓力。1996年來，各地在化解日益積聚和暴露的地方金融風險，如城市信用社、農村基金會、信托投資公司與租賃公司等金融機構違規經營所形成的巨額不良資產，以及解決它們對社會和個人的巨額債務兌付困難時，基本上采取了財政化的風險轉移模式。這一模式與波蘭等經濟轉型國家在化解金融風險中的成功舉措（海爾，1999）不謀而合，有利于有效轉移金融風險，維持地方金融和經濟的穩定，但其“轉嫁”性質，卻使地方政府在短期內面臨集中的債務承接壓力。
此外，近年來各地逐漸進入外債還本付息的高峰期，而外債償還基金等準備又嚴重不足，各地外債償還壓力較大。龐大的社會保障資金缺口，更加大地方債務壓力。所有這些因素形成的債務壓力，如不能有效緩解，將影響地方經濟、社會的穩定。
減緩地方債務壓力的措施，除繼續保持經濟增長、擴大稅基、開辟稅源并厲行節支外，在中期內還需尋找替代性的穩定緩和機制。依托不斷發展的金融市場，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將債務債券化，建立地方財政債務資金的流轉機制，不失為一種值得探討和推行的舉措之一。
二、現狀的剖析：地方政府債務債券化的可行性
地方政府債券，又稱地方債、市政債券，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采用的債務管理方式，它具有雙重創新特性：既是財政管理與債務管理制度的創新，也是金融市場與金融工具的創新。地方政府通過制度創新，逐步完善債務管理方法和債務流轉機制，形成寬口徑的地方財政債務管理制度，有利于規范運作地方政府債務，深化財政管理制度改革。同時，中國金融市場內在的結構缺陷是資本市場相對發達，而貨幣市場不發達；資本市場中，股票市場發展迅猛，而債券市場相對滯后。在發達國家作為重要金融工具的地方債，在國內尚屬空白。因此，地方債務的債券化，是地方政府完善對地方經濟管理與服務職能的必然要求，也是財稅體制改革深化和金融市場發展的客觀趨勢。目前在中國進行地方債的發行與流通試點，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首先，地方政府發債動機強烈，債券的內在品質較高，這是地方債發行的有利條件。地方政府供給地方債的動因主要有二，一是緩解迫在眉睫的債務壓力。通過發行地方債實現行債務“掉期”，不失為一種現實明智的選擇。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地方債償還的長期性（最長可達20—40年）和靈活的提前贖回能力（FrankJ．Fabozzi等1998，p．351），能充分緩解地方債務壓力，有利于地方財政靈活安排與調度財力分配。二是基于降低成本的考慮。較之其他債務壓力緩解方式，地方債務債券化的顯性與隱性成本較低。以地方金融風險的財政化轉移模式（即向中央銀行借款）為例，中央銀行再貸款年利率為3．24％（2002年2月21日調整后），而同期進出口金融債券的發行利率僅為2．11％，中長期國債利率也不到3％。地方債因風險高于國債，其發行利率可能略高于國債，但仍低于再貸款利率。因此，地方債發行成本低于中央銀行借款的資金成本。地方債較高的內在品質，主要源于趨于成熟的稅收擔保條件。
其次，中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的市場條件正逐漸具備。日趨市場化的多樣化的國債、金融債和企業債發行制度，以及日漸規范完善的債券交易流通市場，為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和交易提供了良好的市場環境和制度基礎。經過20余年的培育和初步發展，中國債券發行渠道不斷拓寬，品種日益增多，除柜臺和交易所發行外，銀行間市場異軍突起，成為債券發行的主戰場；債券現貨、回購等交易日益活躍，流動性增強。同時，一批熟悉國際慣例和中國國情、實力雄厚、資信良好的債券發行中介機構也迅速崛起。現有債券發行和流通市場的規范拓展，為地方債券發行和交易提供了成功“先例”和較為寬松的政策環境。
第三，地方債的市場需求巨大。這種市場需求主要來自金融機構、機構和個人投資者。目前，國內金融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資金充沛，證券投資需求穩步上升。據統計，到2001年底，各商業銀行的存差高達兩萬余億；證券類資產（主要是國債和金融債）在總資產中的占比，已由1997年的不到4％，上升至2001年的18％。保險公司在投資渠道偏窄和存款利率降低的不利格局下，也急于為高達2000億元的保險基金尋找證券投資途徑。由于法規限制，也基于穩健經營的需要，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在謀求穩定的高收益證券投資組合中，對債券與基金情有獨鐘。但現有的債券、基金品種和發行規模，遠不能滿足其需要。其他機構投資者與個人投資者也迫切需要新的債券品種，以解決債券投資面狹窄的現狀。
三、方案的設計：嘗試性的分析
國內地方政府債券的制度設計，可以借鑒國際上的相關經驗。地方政府債券分為一般責任債券和收入債券兩大類型。前者以稅收權與稅收收入為擔保，而后者則主要依靠債務資金項目的收益來支付債務本息，以市政公司債券（也稱“歲入債券”）為典型代表（FrankJ．Fabozzi等1998，pp．348—349）。本文的探究，以一般責任債券為主。
（一）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
1．發債主體、方式與中介。結合國際慣例和中國國情，國內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主體應該限定于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政府。省級財政部門制定地方債的發行計劃和預算方案，管理債券資金的周轉和分配，掌握還本付息的總體狀況；省級以下的各級政府不作為發債主體，其債務資金納入省級財政預算進行統一管理。地方債應采取公募發行方式，以體現透明度原則，接受納稅人群體的公開監督。為方便于批量交易和托管，地方債應以記賬式債券為主，以培育機構投資主體，增強市場的穩定性。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發行面向個人的憑證式債券。
地方債的發行中介，可由人行各地大區分行組織承銷團，承銷團成員可以全國范圍內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但以商業銀行和證券公司為主比較合適，并由發債主體確定最終承銷商。對發行規模較小的地方債，則可在經人民銀行和證管機關許可后，由地方政府選擇區域性金融中介如地方證券公司、城市商業銀行等承購包銷。
2．發債審批與評級。國內地方債的發行審批工作應由財政部、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人民銀行三個部門共同管理：證監會制定全國統一的地方債管理辦法，授權各地證管辦進行具體的監督管理；財政部負責債券的發行規模和各地的指標分配，監督各地財政部門對債務資金的管理；中國人民銀行則負責地方債的發行組織工作。鑒于地方政府債券可采用區域化發行，人總行可授權各大區分行進行發行的操作，對于競價發行的地方債，人民銀行還需組織招投標工作，負責招標的全程管理與監督。
同其他債券一樣，地方債也是建立在信用基礎之上，因而存在信用等級差異以及信用風險。國內地方債的評級，可以參照國際成功經驗，從地方政府的地方經濟的發展水平、財政收支水平和結構、地方財政管理和行政效率、地方財政負債水平等五個方面，進行量化分析與定性界定；由證監會依照評級結果，給予審核，批準符合信用等級的地方債發行。
（二）地方債的流通與市場監管
發達、活躍的流通市場是債券發行市場的有利條件之一。要實現地方債有序的流通交易，就必須建立嚴格的債券登記結算管理制度。根據現在的制度規范和已有的市場條件，可以將該類債券納入中央債券統一登記結算管理系統，由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管理。同時，建立、完善地方債的二級托管制度，由信用度高，經營管理規范，債券交易與管理經驗豐富的商業銀行擔當二級托管人，提供地方債的托管服務和債券清算業務，為債券流通提供基礎條件。地方債的流通，可以借助于多種形式的交易方式。目前可以商業銀行的柜臺交易為主，面向個人與機構，發展柜臺市場。對資質好、信用等級高的記賬式地方債，應允許其在滬、深證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也可在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現券與回購交易。
西方國家對地方債的市場監管，主要從地方債的信息披露制度、市場參與主體行為等方面進行。未來中國地方債的潛在風險，可能主要源于兩個方面：地方政府的風險控制能力較弱，以及地方性債券市場的管理缺陷。后者屬于技術性問題，通過完善信息技術條件、規范發行秩序、增強監管經驗和手段等途徑，比較容易克服；而前者則會在債券發行與清償、債務資金預決算與執行等環節削弱風險自控能力。因此，需要建立財政部對債券資金預決算的管理制度，證管部門和人民銀行對其發行和償付行為的監督制度，以及面向社會公眾和投資者的債券信息披露制度。在地方政府的債券資金預決算管理上，可供考慮的思路如下：首先由地方財政在年度財政預算中安排年度內償債資金，然后由中央財政等部門核定各地債券存量的上限，供地方政府確定年度內債券存量余額水平，以確定年度內債券規模和債務收入的增量；在財政年度決算時，總結、調整當期債券資金預算的執行情況，在年度財政收支節余較多時，可將上一年度的財政節余資金，適當地進入下一年度的債務償還預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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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行政區劃論文范文
所謂都市區是指由一定規模以上的中心市及與其保持密切社會經濟聯系，非農業活動發達的地區共同組成的具有城鄉一體化傾向的城市功能地域。據此，在劃定都市區行政組織管理的合理范圍時，需嚴格分析考察其區域一體化的表現程度。范圍過大.不僅不利于區域一體化發展，而且影響都市區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范圍過小，又會抑制甚至阻礙都布區的發展。英國曼徹斯特大都市政府之所以解體，除了重要的政治因素外，與其行政范圍被縮小有直接關系圖。這對于我國都市區行政范圍的合理確定，是一個可供參考的例子。
2都市區行政組織與管理模式的建立
都市區內若干城市在地域上的連續性，某些服務的共享性，使得在都市區建立統一的政府和管理機構成為必然，在國外大都市區政府管理演變過程中，出現了兩種典型的、體制不同的組織方式，即“大都市政府”和一系列松散的職能單一的政府聯合委員會，以提供和協調大都市范圍的公共服務，如計劃、交通、供水、金融等，前者被稱為單中心體制，后者被稱為多中心體制[’1.象倫敦、墨爾本、多倫多等都市區屬單中心體制，曼徹斯特、舊金山等都市區則屬多中心體制.兩種體制在國外都市區的發展實踐中，各表現出自身的優缺點。單中心體制，亦稱一元化體制，是指在大都市地區具有唯一的決策中心，有“一個統一的大城市機構”。在這種體制下，可以剔除或減少有害于大城市發展的竟爭和沖突，可以使資源流動更為暢通，可以在解決主要問題時適應大都市地區的戰略;但這種體制又易陷入等級化的官徐結構危機，突出地表現在對居民日常需求反映的遲鈍，不能代表當地的公共利益。呈爾本大都市政府行政結構的演化也體現了這一點。多中心體制又稱多元化體側，是指在大部市地區存在相互獨立的多個決策中心，包括正式的綜合的政府單位(州、城市、鎮等)和大t重登的特殊區域(學區和非學區)，各種管理區域的劃分和變動以及協調組織的建立，都是謀求特定的公共服務的經濟利益的結果.多中心體制試圖以此來滿足居民的種種孺求和偏好。由于政府較小.公眾容易參與鑒督，因而政府對當地居民的需求及其變化更具有彈性，反應更加靈敏。美國堪薩斯市的協調機構—美國中部區域委員會就是這樣做的。多中心體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實現大都市區內超越各種功能小區的更大地區范圈內的公共利益問題。實現這種公共利益只有通過各地方單位的合作、競爭和協商來提供大規棋的公共服務。事實上，這種合作是相當困難的。
我國是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歷史悠久、多民族的發展中國家，各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科技水平乃至管理水平、思想觀念等都有很大差異，而且在近期之內，這些地區之間的差距還會拉大.因此，在分析借鑒國外兩種都市區行政組織管理模式的同時.還應因地創宜，走多棋式發展的道路[.]。例:在我國的京津唐、蘇錫常、廈潭泉等地區，可借鑒多中心體制的實踐經驗，在我國特有的國體、政體下，探索中國式的地域性和專業性的協調方式，建立市與市、市與縣(市)之間的有權威的高效能協調機制，在上海、重慶、武漢、廣州等都市區，借鑒單中心體制的實踐經驗，在適當時候、適當地區，尤其是跨界城市區，建立聯合政府，是適應我國城市發展進免或解決“城市病”的一條可行途徑。
3明確都市區政府與各級地方政府的職能
在都市區設立跨城市的區域性的聯合政府、機構，對單一城市政府的職能必然產生影響，使單一城市政府的職能相對減少.例如:學區的設立，環保、公共交通、消防、供水等委員會的設立.都減少了單一城市政府的此項功能。因此，如何處理好都市政府與各地方政府職能的關系，成為都市區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多倫多都市政府作為解決都市問題、處理地方政府關系的成功范例，對世界城市的發展與管理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71。我國與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體、政體不同，在都市化發展中其組織與管理模式不能照搬國外的模式，但多倫多大都市組織與管理成功的經驗，對于解決我國都市化地區城市發展和管理的問題同樣具有借鑒意義。多倫多大都市政府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即是各級政府有較為明確的職責分工，使各級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責、有所不責，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目前我國政府職能分配中存在不合理的現象。有些事務，從低級地方政府、高級地方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插手管理，這樣常常不是各級政府管理效果的盛加，而是相互擠兌、相互推誘，造成管理混亂、行政效串低下.因此，在政府機構改革中，明確各級政府與都市區政府的職責，實行合理分工是極為重要的。
4都市區內地方政府利益的協調
從國外眾多都市區的發展來看，無論是大倫敦、多倫多、墨爾本，還是曼徹斯特、舊金山等，在其發展的過程中，無一例外地都充滿著區域內各城市政府利益間的矛盾，因此，怎樣在區域范圍內解決各城市共同面對的間題，成為都市區研究的熱點。
在我國，由于長期實行中央集權性質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中國特有的“行政區經濟”[8]現象進一步加強，區域內地方政府間的利益沖突更為加剮，因此處理好都市區各地方政府間利益關系顯得異常重要.
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城市地區MUC和RCM體系的建立.便是試圖在一事定區域范圍內聯合解決區域性問題的實例之一.在理論上，西方一些學者建立和發展了“公共經濟學”力圖從規模經濟的角度分析和解決這類問題.“公共經濟學”認為，城市間的利益沖突的主要原因，是行政邊界與市政公共設施的服務空間的不一致。從“公共經濟學”的硯點看，城市政府具有生產和提供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的職能，理想的城市政府行政邊界.
應當大體上與公共設施的空間服務范圍的自然邊界相符。事實上，由于不同的公共設施有不同的服務空間范圍，因而在西方城鄉分治、“切塊設市”的體制下，一個城市政府管箱的行政邊界不可能與所有的公共設施的自然邊界相適應，相鄰的區域之間，地域相連的城市之間，公共服務相互滲透，而公共服務的費用支付，卻被限定在行政邊界范圍內。如何建立大城市地區合理的行政管理結構和組織，從而使城市公共設施和服務達到最佳經濟規棋，便成為西方管理及經濟學者十分關注和爭論的熱門課題。一些學者認為應通過聯合所有的政府服務(總費用)來考察規模經濟.在都市化區域實行一元化管理體制，有利于組織公共服務，使其達到規模經濟;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地方政府的合并或聯合造成了公共服務費用的增加，而不是減少.也就是說，在都市化區域實行多中心政府管理體制更為有利.它比一元化的體制更富有彈性。
盡管我國和西方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城市設置方式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但西方學者用“公共經濟學”的觀點解釋和研究都市化地區城市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問題的思路，對我國，尤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大城市地區城市間的利益沖突，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5都市區行政組織管理的法制建設
市場經濟是個法治的經濟，健全法制是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條件之一。國家要依法治理，行政區劃也要依法管理。美國的行政區劃管理既有資產階級政治的糟粕，也有人類行政管理的普遍經驗。我們完全可以立足于中國的國情加以揚棄吸納。在美國、法律的實施是市政府的重要職責之一。我國也有必要通過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完善各項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規，將各市施政納入法制軌道，讓市政府自主地依照法律實行行政管理，并接受人大和上級政府的法律監督和公眾輿論鑒督.逐步改革凡事均需逐級請示審批的人治傳統習慣，以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適應靈活多變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需要。
參考文獻
l史育龍，周一星.戈特曼關于大都市帶的學術思想評介，經濟地理.1996(3):32一36
2吳健平，曼徹斯特大都市政府的形成發展評述.中國方域.l996(1沙:19一21
3劉君德.張玉枝.國外大都市區行政組織與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城市規劃匯刊，1995(3)
4許曉輝.墨爾本大都市行政管理模式研究.中國方域.199別5):27一29
5王文.美國都市化行政管理考察.中國方域，1995(6):21一23
6劉君德.世紀之交:中國城市化發展與城市型行政區劃改革新思路.中國方域.1995(婦:2一6
7劉君德，王德忠.多倫多大都市政府形成發展及其借鑒意義.中國方域，1995(2):14一17
8舒慶.中國行政區經濟與行政區劃研究.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5.1一18
9張玉枝，蒙特利爾大城市地區的政府組織及其思考.中國方域，1995〔1):24一26
10同3
11同5
第5篇：行政區劃論文范文
關鍵詞： 《康藏前鋒》 ；《康導月刊》； 《康藏研究月刊》； 康藏研究
中圖分類號：C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681 2012 02－0070-13
Commencement of Modern Tibetology in China: Three Academic Values of Tibetan Studies in Kang Reg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ibetan Studies Pioneers in Kang Region, Tibetan Guide Monthly, Tibetan Studies in Kang Region Monthly SHI Shuo YAO Le-ye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ree academic periodicals Tibetan Studies Pioneers in Kang Region, Tibetan Guide Monthly, and Tibetan Studies in Kang Region Monthly, which are concerning Tibetan studie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aper expounds completely and systematically their backgrounds, time characteristics, articles contents and academic values. Meanwhile, by use of literature metrology, the numbers of publications and types of the three academic periodicals are mad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wo issues: (1) the reasons why the emergence of Tibetan professional academic journals, as an important mark of the rise of modern Tibetan stud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the close connection with Tibetan studies in Kang region; (2) the position of the studies in Kang reg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rise of modern Tibet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Tibetan Studies Pioneers in Kang Region; Tibetan Guide Monthly; Tibetan Studies in Kang Region Monthly; research on Tibetan studies in Kang region
從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上半葉我國現代藏學的興起與發展，與康區研究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換言之，康區作為藏、漢及與內地之間的一個文化交匯與連接地帶，對康區的認識與研究，很大程度上成為我國現代藏學興起的一個重要發端。這突出地表現于以下兩點：第一，20世紀上半葉我國現代藏學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者如李安宅、謝國安、李有義、任乃強、劉立千、馬長壽、劉贊廷、聞宥、李思純等一批前輩學者大多同時也是康區研究的先驅，他們與康區研究結下不解之緣，或由康區研究而涉足于藏學，或是借助對康區的認識而始致力于對整個藏族歷史、社會與文化的研究。第二，若從現代學術區別于傳統學術的一個重要差別是專業性學術期刊的出現這一點而言，我們可發現一個重要現象：在20世紀上半葉，作為我國現代藏學興起的重要標志——藏學類專業學術期刊的出現大多同康區研究有密切相關。總體而言，20世紀上半葉我國出現的藏學類專業學術期刊中，以延續時間長、發刊量大而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主要有三種，這就是《康藏前鋒》（1933～1939年）、《康藏研究月刊》（1946～1949年）、《康導月刊》（1938～1948年）。這三種期刊可以說是當時研究藏事和康區的主要學術期刊，刊載了大量有影響和極具價值的論文、考察報告、政論性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種期刊不僅刊名均有“康”一字，其所刊載的文章內容不少也多與康區密切相關。
為什么20世紀上半葉作為我國現代藏學興起之重要標志的藏學類專業學術期刊的出現，竟均同康區有密切的聯系？康區研究在我國現代藏學興起過程中占有什么樣的地位？這是一個頗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現代康藏研究興起及
第6篇：行政區劃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文章借鑒國外典型都市區發展的經驗，對我國都市化地區的發展，提出行政管理上應注意石坪究的問題。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在世界城市化進程中.都市區先后出現于西歐、北美、亞太以至全球，伴隨都市區的出現與發展，都市區的行政組織與管理問題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廣泛關注和學術爭論的重要問題.近半個世紀以來，城市聚集化及百萬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的發展更是引人注目。
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新興城市大批出現，城市化進程大大加速，在東部沿海地帶特別是原有的城市群區域(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寫京津唐、遼中南、夏漳泉、.山東半島等)，都市區的規模不斷擴大，城市現代化水平大大提高，與此同時，中部地區的一些城市群也將崛起，如:江漢平原、中原地區、成都平原、湘中地區、陜西關中盆地等。這些地區在向都市化邁進過程中，都市范圍的確定、都市行政管理的職能、都市發展的模式等問題相伴產生，借鑒國外都市區發展中的一些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探討這些問題，對于改革我國現行都市區的行政區劃體制具有重要意義。
1都市區行政組織管理范圍的確定.
所謂都市區是指由一定規模以上的中心市及與其保持密切社會經濟聯系，非農業活動發達的地區共同組成的具有城鄉一體化傾向的城市功能地域。據此，在劃定都市區行政組織管理的合理范圍時，需嚴格分析考察其區域一體化的表現程度。范圍過大.不僅不利于區域一體化發展，而且影響都市區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范圍過小，又會抑制甚至阻礙都布區的發展。英國曼徹斯特大都市政府之所以解體，除了重要的政治因素外，與其行政范圍被縮小有直接關系圖。這對于我國都市區行政范圍的合理確定，是一個可供參考的例子。
2都市區行政組織與管理模式的建立
都市區內若干城市在地域上的連續性，某些服務的共享性，使得在都市區建立統一的政府和管理機構成為必然，在國外大都市區政府管理演變過程中，出現了兩種典型的、體制不同的組織方式，即“大都市政府”和一系列松散的職能單一的政府聯合委員會，以提供和協調大都市范圍的公共服務，如計劃、交通、供水、金融等，前者被稱為單中心體制，后者被稱為多中心體制[’1.象倫敦、墨爾本、多倫多等都市區屬單中心體制，曼徹斯特、舊金山等都市區則屬多中心體制.兩種體制在國外都市區的發展實踐中，各表現出自身的優缺點。單中心體制，亦稱一元化體制，是指在大都市地區具有唯一的決策中心，有“一個統一的大城市機構”。在這種體制下，可以剔除或減少有害于大城市發展的竟爭和沖突，可以使資源流動更為暢通，可以在解決主要問題時適應大都市地區的戰略;但這種體制又易陷入等級化的官徐結構危機，突出地表現在對居民日常需求反映的遲鈍，不能代表當地的公共利益。呈爾本大都市政府行政結構的演化也體現了這一點。多中心體制又稱多元化體側，是指在大部市地區存在相互獨立的多個決策中心，包括正式的綜合的政府單位(州、城市、鎮等)和大t重登的特殊區域(學區和非學區)，各種管理區域的劃分和變動以及協調組織的建立，都是謀求特定的公共服務的經濟利益的結果.多中心體制試圖以此來滿足居民的種種孺求和偏好。由于政府較小.公眾容易參與鑒督，因而政府對當地居民的需求及其變化更具有彈性，反應更加靈敏。美國堪薩斯市的協調機構—美國中部區域委員會就是這樣做的。多中心體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實現大都市區內超越各種功能小區的更大地區范圈內的公共利益問題。實現這種公共利益只有通過各地方單位的合作、競爭和協商來提供大規棋的公共服務。事實上，這種合作是相當困難的。
我國是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歷史悠久、多民族的發展中國家，各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科技水平乃至管理水平、思想觀念等都有很大差異，而且在近期之內，這些地區之間的差距還會拉大.因此，在分析借鑒國外兩種都市區行政組織管理模式的同時.還應因地創宜，走多棋式發展的道路[.]。例:在我國的京津唐、蘇錫常、廈潭泉等地區，可借鑒多中心體制的實踐經驗，在我國特有的國體、政體下，探索中國式的地域性和專業性的協調方式，建立市與市、市與縣(市)之間的有權威的高效能協調機制，在上海、重慶、武漢、廣州等都市區，借鑒單中心體制的實踐經驗，在適當時候、適當地區，尤其是跨界城市區，建立聯合政府，是適應我國城市發展進免或解決“城市病”的一條可行途徑。
3明確都市區政府與各級地方政府的職能
在都市區設立跨城市的區域性的聯合政府、機構，對單一城市政府的職能必然產生影響，使單一城市政府的職能相對減少.例如:學區的設立，環保、公共交通、消防、供水等委員會的設立.都減少了單一城市政府的此項功能。因此，如何處理好都市政府與各地方政府職能的關系，成為都市區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多倫多都市政府作為解決都市問題、處理地方政府關系的成功范例，對世界城市的發展與管理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71。我國與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體、政體不同，在都市化發展中其組織與管理模式不能照搬國外的模式，但多倫多大都市組織與管理成功的經驗，對于解決我國都市化地區城市發展和管理的問題同樣具有借鑒意義。多倫多大都市政府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即是各級政府有較為明確的職責分工，使各級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責、有所不責，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目前我國政府職能分配中存在不合理的現象。有些事務，從低級地方政府、高級地方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插手管理，這樣常常不是各級政府管理效果的盛加，而是相互擠兌、相互推誘，造成管理混亂、行政效串低下.因此，在政府機構改革中，明確各級政府與都市區政府的職責，實行合理分工是極為重要的。
4都市區內地方政府利益的協調
從國外眾多都市區的發展來看，無論是大倫敦、多倫多、墨爾本，還是曼徹斯特、舊金山等，在其發展的過程中，無一例外地都充滿著區域內各城市政府利益間的矛盾，因此，怎樣在區域范圍內解決各城市共同面對的間題，成為都市區研究的熱點。
在我國，由于長期實行中央集權性質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中國特有的“行政區經濟”[8]現象進一步加強，區域內地方政府間的利益沖突更為加剮，因此處理好都市區各地方政府間利益關系顯得異常重要.
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城市地區MUC和RCM體系的建立.便是試圖在一事定區域范圍內聯合解決區域性問題的實例之一.在理論上，西方一些學者建立和發展了“公共經濟學”力圖從規模經濟的角度分析和解決這類問題.“公共經濟學”認為，城市間的利益沖突的主要原因，是行政邊界與市政公共設施的服務空間的不一致。從“公共經濟學”的硯點看，城市政府具有生產和提供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的職能，理想的城市政府行政邊界.
應當大體上與公共設施的空間服務范圍的自然邊界相符。事實上，由于不同的公共設施有不同的服務空間范圍，因而在西方城鄉分治、“切塊設市”的體制下，一個城市政府管箱的行政邊界不可能與所有的公共設施的自然邊界相適應，相鄰的區域之間，地域相連的城市之間，公共服務相互滲透，而公共服務的費用支付，卻被限定在行政邊界范圍內。如何建立大城市地區合理的行政管理結構和組織，從而使城市公共設施和服務達到最佳經濟規棋，便成為西方管理及經濟學者十分關注和爭論的熱門課題。一些學者認為應通過聯合所有的政府服務(總費用)來考察規模經濟.在都市化區域實行一元化管理體制，有利于組織公共服務，使其達到規模經濟;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地方政府的合并或聯合造成了公共服務費用的增加，而不是減少.也就是說，在都市化區域實行多中心政府管理體制更為有利.它比一元化的體制更富有彈性。
盡管我國和西方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城市設置方式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但西方學者用“公共經濟學”的觀點解釋和研究都市化地區城市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問題的思路，對我國，尤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大城市地區城市間的利益沖突，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第7篇：行政區劃論文范文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這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可見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民族區域之間的貿易，也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注：《漢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這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即每個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我們認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二是這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三是大區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總之，以往關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可見民族活動對經濟區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注：《后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鹽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區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鹽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鹽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劃分經濟區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
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中國歷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
五、研究歷史經濟區形成發展變化的意義
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我國由于地域廣大，自然差異明顯，各經濟區的形成、發展的特點都是不同的。《中國人文地理·中國經濟地理》一書中指出：“為謀求國民經濟在全國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發展，為編制全國和各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及為進行國土規劃提供科學依據，有必要按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特點，進行經濟區的劃分。目的是指明各經濟區在全國勞動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經濟區經濟發展的長遠方向、主要矛盾和解決途徑。根據經濟區是經濟生產分工的地域單元的特點，在劃分時要注意把經濟發展與發揮地區優勢相結合，地區生產專業化與綜合發展相結合，地區自然、社會、經濟條件的相似性與合理的經濟聯系相結合，地區經濟現狀與發展遠景相結合，經濟中心城市與其經濟輻射所及的地區相結合，地區經濟發展與改善環境質量相結合，不同層次的經濟區和相應的行政區相結合。”（注：《中國人文地理·中國經濟地理》，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頁。）我們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社會經濟區形成和演變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國歷史上經濟發展過程的特點。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就總體而言基本上是一個自給性封建小農社會，商品經濟不發達。但整個歷史時期情況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幾經起伏的過程，這在經濟區的發展過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跡。二是了解各經濟區形成的自然和社會條件及其產業特點，分析各經濟區興衰、演變的過程及其內在因素和規律。三是揭示歷史上不同經濟區在整個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各地區的自然和經濟基礎，以及有關人文信息的經濟背景。四是由于經濟區有繼承性和穩定性，研究歷史時期各經濟區的形成、演變的原因和規律，對今天經濟區的劃分和規劃，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
第8篇：行政區劃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本文從產權結構、組織結構、業務結構三個方面論述了國有商業銀行重組的必要性和構想。
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為我國銀行業的改革與發展提出了全新課題。銀行重組是當前世界范圍內銀行改革與發展的典型方式。它能夠有效地避免金融風險,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與進步,也能夠使商業銀行迅速獲得技術優勢和人才優勢。同時,在銀行重組的過程中,按照經濟發展的要求調整了銀行的規模和結構,因此也增強了銀行的規模效應和結構效應。此外,銀行重組還可以實現銀行業的優勢互補,提高銀行業的經營效益等等,這些都是銀行重組之所以長盛不衰的奧秘。
我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發展,走過了20多年的風雨歷程,從總體上看,基本上可以認為是一個整合與重組的過程。這些重組與整合,適應并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金融全球化以及我國加入WTO等,我國銀行業在新世紀面臨著新形勢,因此,就必須繼續推進金融改革,其核心就是深化銀行重組。我們認為,我國銀行業重組的重點應當放在產權結構重組、組織結構重組和業務結構重組三個方面。銀行重組的側重點則應放在國有商業銀行上,同時兼顧地方性商業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根據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和銀行業的現狀,銀行重組應當綜合設計、系統思考、整體推進。
一、銀行產權結構重組
產權結構重組是銀行重組的基礎要件。沒有產權結構的重組,銀行重組就是一句空話。按照十六大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建立與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產權體制、金融體制和銀行管理體制,是實現金融改革新突破的關鍵。
(一)以創新思維推進產權結構重組。
十六大提出,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要把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
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銀行業,其改革與發展必須與經濟制度相適應,并且還要能夠有效地服務于經濟制度的完善,促進經濟的發展。這就要求一是國家壟斷信用的和傳統觀念必須打破;二是金融市場必須要對內對外同時開放;三是以現代公司制改革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四是發展大、中、小共生、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產權結構多元化的銀行體制。
(二)用總體戰略統率產權結構重組。
要采取用總體戰略統率產權結構重組的方針,實現產權結構重組的戰略目標。我國銀行業改革的總體戰略就:“改革主體,發展兩翼”。即深化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現代公司制改革,壯大股份制商業銀行,發展民營銀行機構和合作銀行組織。
我們認為,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重點應放在產權結構、治理結構、內控結構的重新整合上。大、中、小銀行的改革都應按照這個思路進行。產權不界定,就不可能建立起現代公司制的治理結構,沒有科學的治理結構,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內控機制。而且權、責、利的統一,信息的對稱,激勵約束機制的健全,又是提高競爭力、創新機制的制度基礎,所有這一切都取決于產權改革、治理結構和內控制度的建立。因此,根據國有和非國有銀行在歷史中形成的產權結構以及全國性和地區性規模各異的大、中、小銀行機構的現實狀況,從制度轉換成本的承受能力出發,妥善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取得產權結構、治理結構和內控結構改革的新突破,是銀行重組創新必須突破的三個戰略重點。另外,實現我國銀行產權結構重組還必須堅持市場取向,無論是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改革,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或小型銀行機構與組織,都必須按市場運作的原則來進行。
(三)扎實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產權結構重組。
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對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進行重組,實現產權制度創新,從而構建產權明晰、權責分明、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商業銀行產權制度,是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加快體制創新,實現與國際銀行業慣例接軌所應當首選解決的問題。
1、股份制——現代商業銀行產權制度的一般形式。商業銀行是市場經濟的產物,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業銀行股份制法人產權制度便應運而生。實行股份制的商業銀行法人產權制度適應了現代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形成了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保證了商業銀行的運作效率。因此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現代商業銀行一般都是建立在現代法人產權制度基礎之上的,現代股份制產權結構是現代商業銀行產權結構的一般形式。
2、股份制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產權結構重組的最佳選擇。無論是理論界,抑或是實務界,在關于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制度改革的探討中,都認為實行股份制是國有商業銀行產權結構重組的最佳選擇,也是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制度創新的最佳路徑。
3、股份制運行——建立國有商業銀行的法人治理結構。按股份制方式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產權結構重組與創新,就必須建立符合現代商業銀行要求的法人治理結構。現代商業銀行的法人治理結構包括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等內容。
(四)重視增量改革:產權結構重組的重要環節。
發展民營銀行機構,放寬市場準入限制,是銀行制度增量改革與銀行重組必須突破的障礙。民營銀行機構包括地方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合作金融銀行。他們是縣域經濟、中小企業、個體經濟、私營企業、農村經濟與農民金融需求的主要供給者,又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中間環節。但是,由于長期以來的理論禁錮和法律限制,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對內開放。廣大農村的集體信用合作組織,也是一種功能和機制扭曲的“準國有金融”,基層機構。至于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民營資本得以進入也還是一種特例。
現在,我國已經加入WTO,金融業既然可以向外資開放,就更有理由對內開放。而且,國有商業銀行實行市場戰略調整后,機構收縮,功能縮小,使縣域經濟、民營經濟面臨著嚴重的金融服務短缺;加之貨幣政策傳導不暢、機制梗阻、政策擴張而運行緊縮的矛盾日益凸出,已經和正在產生的嚴重的負面效應,構成了銀行業發展的嚴峻挑戰和壓力。在這種形勢下銀行業的對內開放就成為了突破制度增量改革障礙的題中之義。發展民營銀行,實現增量改革,增加金融供給,推動我國銀行業產權結構重組,是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重要戰略任務。
二、銀行組織結構重組
同銀行產權結構重組一樣重要的,是銀行組織結構的重組。只有加快商業銀行組織結構的創新與重組。其產權結構的重組才能有所依托,也才能盡快形成商業銀行的創新體制,形成與國際銀行業接軌的新型運行機制。
(一)現代組織結構的有關理論問題簡述。
現代組織理論認為,組織理論的基礎是一些有關組織結構和職能的設想。一種是關心工作和從事這些工作的人的設想,被稱之為以工作為中心的古典組織理論。另一種不同的是以人為中心的,被稱之為新古典理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要從系統的內在關系上去理解組織,則被稱為權變理論。作為組織而言,它是組織實體和組織過程的統一。著名管理學家馬奇和西蒙在他們所著的《組織》一書中指出,組織及其效率依賴于認識并適應許多變化著的和相互依存的境況因素,而丑那些被認為對某一種情況有效的組織,對另外一種情況可能就是不幸的和不適當的。也就是說,第一,一個組織的效率依賴于環境因素;第二,不同的環境因素對不同的組織產生不同的影響;第三,組織及其結構要隨著環境的變化不斷改革和發展,也就是要不斷進行組織及其結構的重組創新。
我國商業銀行進行組織及其組織結構重組與創新,必須深入研究現代組織理論、深入研究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環境、深入研究我國商業銀行既有的組織結構及其問題,只有如此,才能對癥下藥,順利實現組織結構重組與創新,與國際銀行業接軌,推進我國商業銀行的改革和發展。
(二)我國商業銀行組織結構的主要問題簡析。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組織結構問題表現為繼續沿襲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框架,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化運行很不適應,問題重重,特別是在我國加入WTO后,在金融業競爭的嚴峻形勢下,必須對之進行全面重組與創新。而在我國商業銀行的組織結構問題中,國有商業銀行的組織結構問題是十分突出的,代表了我國商業銀行的典型類型。
1、忽視經濟原則。根據經濟學的原理,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不可能也不需要存在分支機構遍布的大型銀行機構,如果刻意追求之則是不經濟的;相反,現代分支網絡發達的大型銀行機構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和結果,如果刻意抑制之也是無效率的。由于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是一種“低(初)級階段”,因此,忽視經濟原則,按行政區劃設置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就導致了銀行規模過大、科層結構重疊、信息傳遞遲緩,從而造成了組織結構的不經濟問題。由于我國幅員遼闊,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呈現出一種非均衡狀態。而且由于交通、通訊落后,在這種情況下,從首都北京到邊遠小鎮,按行政區劃和政府層級層層設置分支機構,不僅忽視經濟原則,而且造成奇高的經營成本。
2、助長行政干預。在我國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按行政區劃設置的狀況下,不僅銀行的自主經營受到了多方限制,而且導致了商業銀行分支機構的地方化傾向,削弱了商業銀行總行的調控功能。在這方面表現最突出,也是最具典型性的就是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
3、損害銀行效率。按行政區劃和政府層級設立分支機構,使我國商業銀行實行的授權經營制度的效率和業務經營的效益受到嚴重損害。如經濟發達地區的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在現有權限下無法滿足當地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有效金融需求,而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卻存在著權限過剩,進而造成金融資源的嚴重浪費。無論金融資源的不足還是過剩,都是對我國商業銀行經營效率的損害。
4、缺乏創新思想。這里主要是指在地方性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設置上,缺少創新思想。依舊是一地一行,與行政機構配套,名曰扶持地方經濟發展,實則因襲國有商業銀行設置的套路,因循守舊,缺乏創新,最后會依然重蹈國有商業銀行的覆轍,為地方經濟的發展和銀行體制的改革增加負面效應。
(三)我國商業銀行組織結構創新的思路。
商業銀行組織結構的創新,既要依據組織結構理論的有關原則,又要參考國際商業銀行的先進經驗,還要考慮中國的國情和我國商業銀行的行情,從而使創新后的商業銀行及其組織結構既能與國際商業銀行接軌,又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商業銀行的要求,更能促進商業銀行的全面發展。通過重組與創新商業銀行的組織結構,使商業銀行真正成為經營穩健、管理嚴謹、實力雄厚、效益良好的現代化金融企業。
創新國有商業銀行的組織結構,應當堅持以下原則:一是堅持經濟區劃原則。打破原有的按行政區劃設置分支機構的格局,優化金融資源合理配置,減少行政干預和地方保護主義,提高經營與管理的效率與效益。二是堅持集約經營原則。要堅持組織結構重組與創新的集約化,用集約經營的指導思想,對國有商業銀行的組織結構進行創新。三是堅持循序漸進原則。國有商業銀行組織結構的創新,可以參照中國人民銀行組織結構改革的方法即按經濟區劃設置一級分行、二級分行和支行。
在重組與創新國有商業銀行組織結構的同時,要全面重組與創新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的組織結構。要建立一種或松或緊的,可以將全國各地方性商業銀行聯系起來的機制,使地方商業銀行既獨立自主經營,又互相聯系溝通,交流經驗、提高水平、提升效益,全面創新和完善我國商業銀行的組織結構,達到我國商業銀行組織結構重組的目的。
三、銀行業務結構重組
目前商業銀行的業務結構,仍然是傳統存、貸、匯三大塊,這十分不利于商業銀行的發展。綜觀世界各國商業銀行發展史和業務經營史,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都是交替發展的。所以,我們必須迅速著手商業銀行業務結構的重組,使商業銀行的業務發展建立在知識經濟、全球化浪潮、電子化時代的基礎之上。
(一)業務管理思想創新。
商業銀行業務管理思想經歷了一個由資產管理、負債管理,到資產負債聯合管理的發展過程。目前普遍地采用資產負債聯合管理的模式,實際上仍然是以負債管理為主導。根據經濟與金融發展的實際,以及我國商業銀行巨額不良資產存在的現實,我們認為我國商業銀行應當以資產管理為重點,突出資產管理的指導思想。在重視資產管理的基礎,創新業務結構,突出電子化業務在我國商業銀行業務結構中的地位,為業務全面電子化奠定基礎。
(二)存貸業務關系創新。
在經濟欠發達與流通中貨幣偏緊的歷史條件下,我國商業銀行形成了一種“存款情結”,也錯誤地誘導社會公眾偏愛存款。我國商業銀行加強業務管理、創新業務結構、實現業務結構重組,首要的是調整存款與貸款的關系,將貸款管理作為業務管理重心。只有加強貸款管理,迅速清收不良貸款,全面盤活存量資產,才能為業務重組與管理創新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
(三)突出業務創新重點。
進行業務管理創新,必須緊緊抓住電子化、網絡化、全球化這一主線。當前,最能體現電子化與時代精神的是表外業務。電子化為表外業務發展提供了契機,表外業務的發展又為電子化在金融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我國商業銀行在業務開拓與管理中,要以發展表外業務為重點,設置發展機構、制定發展目標、擬定發展步驟、促進全面發展。
(四)全面推進混業經營。
實現我國商業銀行的業務結構重組必須迅速推進混業經營。國際銀行業的混業趨勢與中國商業銀行的分業現狀,要求我國商業銀行推進分業格局下的漸進式混業經營模式,這是實現業務結構重組的要義。
1、功能定位:完善信用中介職能,提升支付中介、信用創造和金融服務職能。近年來中國證券市場的迅猛發展,金融業相互滲透與跨業經營趨勢的逐漸明朗,使得商業銀行功能發生了重大變化。金融其他各業的發展沖擊了商業銀行的存、貸款業務,但強化了其作為金融業務“操作平臺”的功能。這樣,商業銀行若能保持傳統優勢、把握新興優勢,就得以完善和提升各類職能,以推進混業經營。
第9篇：行政區劃論文范文
關鍵詞：新市鎮；新城；衛星城
中圖分類號：TU98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422(2006)04-0031-03
收稿日期：2006-04-19
作者簡介：羅月泓(1970-)，男(漢族)，湖南茶陵人，株洲市規劃設計院注冊規劃師，主要從事城市規劃設計及城市問題研究。
城市郊區新市鎮是城市從向心集聚轉向離心分散發展過程中在郊區人為規劃建設的新興城鎮。在大城市郊區規劃建設新市鎮是緩解市區人口壓力、優化城市結構、拓展城市發展空間、促使區域協調發展的主要手段之一。當前，重新審視新市鎮建設的內涵與意義，分析大城市郊區發展特征，并提出適合我國當前國情的新市鎮規劃建設模式，對提高我國郊區化質量，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1 新市鎮(New Town)概念與內涵
1．1概念的提出
新市鎮的概念根源于霍華德提出的“田園城市”的思想。1902年，英國學者霍華德在其所著的《明日的田園城市》(GardenCitlesofTomorrow)一書中指出，要解決倫敦等大城市發展中的問題，必須首先通過在郊區建設“田園城市”來減少市區中的人口。霍華德指出田園城市(GardenCitles)是一個有完整社會和功能結構的城市，有足夠的就業崗位維持自給自足，空間合理布局能保障陽光、空氣和高尚的生活，綠帶環境，既可以提供農產品，又有助于城市的更新和復蘇。[1]
霍華德“田園城市”的設想深深影響了戰后英國政府的新城規劃。1940年“巴羅委員會”向政府提交了“巴羅報告”，提出了新市鎮規劃建設的理論。1946年，英國政府通過了《新市鎮法》(NewTownAct)，第一次以官方立法的形式提出了新市鎮的概念，《新市鎮法》指出，在大都市郊區興建新市鎮是為了吸收大都市人口，解決戰后住宅緊缺的問題；在衰退地區興建新市鎮則是為了實現產業振興，導入新產業。《新市鎮法》還提出新市鎮應具有就業自足性，要注重人口職業、年齡、收入結構的平衡，人口規模為2～6萬人。[2]
現代《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Britannlca)將新市鎮(NewTown)界定為一種規劃形式，即通過集中興建住宅、醫院和企業，設置文化、休閑和商業中心，形成全新的、相對獨立的社區，從而達到將人口遷出大城市的目的。
1．2內涵的評析
新市鎮(NewTown)的內涵與其建設目標密切相關，也就是要建設一個“既能生活又能工作的、平衡和獨立自足的新城”。這里的“平衡”有三層含義：第一，總人口要有相當數量的本地就業人員；第二，新城的工作崗位不能是單一的，以防止經濟上的過分依賴性和單一企業造成壟斷；第三，新城的階級和階層應該是混合型的，要有不同層次的人員來居住和工作。
“獨立自足”的含義是新城應該有學校、商業、影院、公交、教堂等生活設施，要能給居民提供工作崗位。新城能否“獨立自足”和能否達到“平衡”是密切相關、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就業人口和居住人口的“平衡”是“獨立自足”不可或缺的充分和必要條件。因此，在新城開發建設中，吸引工業相對于提供足夠的住房來說顯得更為重要[3]。
2 對幾個含混概念的辨析：新城、衛星城、新市鎮
2．1共性
新城、衛星城、新市鎮這三個概念都源于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都繼承了田園城市理論中通過在農村地區新建城鎮來吸引人口，從而降低大城市集聚程度的基本思想，在新興城鎮建設中都參考了田園城市的規模、形態特征。
2．2衛星城
衛星城建設思想是霍華德的追隨者雷蒙恩溫(R.Unwln)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的，他主張在大城市周圍分散布置一些獨立的城市來分擔大城市功能，從而疏散人口控制大城市規模。衛星城建設的目的是分擔大城市功能，因而在經濟、社會、文化上與大城市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對中心城處于依賴和依附的地位，往往被視為中心城某一功能的疏解地，并因之成為中心城市的一個有機功能區。
2．3新城與新市鎮
新城和新市鎮從城市學來看其本質是一致的，在某種意義上僅是翻譯上的不同，這兩個概念均源自‘NewTown’一詞，在我國大陸學術界多被譯為“新城”，香港、臺灣地區則一般譯為“新市鎮”。由于我國特殊國情，城市除具有城市學特質外，還具有政區類型與行政等級、規模的意義，新城與新市鎮也有了區別：
(1)當前我國理論研究中的新城概念，基本上是對衛星城概念的延續和發展，因此又被稱為“第三代衛星城”或“獨立的衛星城”，它的建設目的是站在大城市的角度對市區人口、產業和功能進行疏散，打造新的城市增長點；(2)我國當前的新市鎮建設是以實現城鄉統籌為目標，是在大城市郊區人為規劃的新興城市型社區，它具有自給自足、均衡發展的特性，既是中心城市功能擴散的產物，又是郊區自身城市化的集聚中心。(3)“市鎮”(Town)與”城”(City)在規模上存在著差異，在我國新城主要是指大城市周邊規模較大的新型城鎮，其發展方向是中等城市；而郊區新市鎮主要是指人為規劃建設的郊區區域性中心鎮，其任務是城鄉統籌和推進郊區城市化。
3 我國當前新市鎮規劃的歷史、現狀與問題
3．1我國新市鎮規劃建設歷史回顧
我國大城市郊區新市鎮規劃建設大體上包括衛星城建設、新城建設、新市鎮建設等幾個階段：
3．1．1單一功能衛星城規劃建設階段
建國后為了避免出現中心城市過度擴張的弊病，曾經按照蘇聯模式在大城市郊區興建過一批單一功能型的衛星城，但是這些城鎮由于選址不合理、社會服務設施建設水平較低、對外交通聯系不便、戶籍制度的阻礙等問題，普遍缺乏集聚力，大城市向心發展的趨勢仍相當明顯。
總體而言，這一階段建設的衛星城以分散中心城區工業、人口為主，功能較為單一，對中心城區依賴程度較大，交往比較密切。由于衛星城數量多、布局分散，郊區工業項目難以形成集聚效益。城鎮內生活、教育、文化等服務設施水平不高，對市區人口的吸引力不足。
3．1．2相對獨立的新城規劃建設階段
90年代中后期，我國一些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在前兩代衛星城建設的基礎上提出了新城建設的概念，即“第三代衛星城”或“獨立的衛星城”，計劃通過建設相對獨
立的新城，形成由“中心城一新城一中心鎮一集鎮”或“中心城一新城一鎮”等組合形式的多層次城鎮體系，有序引導人口和產業向郊區疏解，控制中心城發展規模，集聚新興產業，帶動區域發展。
新城相對衛星城而言，在功能上更注重產業、居住、生活的協調發展，具有一定的獨立性。這也是城市規劃學界在總結衛星城建設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探索。
3．7．3新市鎮規劃建設階段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我國不少大城市發展已經進入了郊區化階段，表現在城市建成區以“攤大餅”的模式向外擴張，周邊城鎮與中心城建成區逐漸連成一片，進一步加重了中心城區人口膨脹、環境惡化、交通擁擠等問題[4]。郊區城鎮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規劃部門和學術界提出了在郊區規劃建設若干新市鎮的構想，每個市鎮人口在15―20萬人左右。新市鎮將成為新城和一般鄉鎮之間承上啟下的一種居住聚落，是區域的中心城鎮。
在大城市郊區規劃建設新市鎮正是緩解市區人口壓力、優化城市結構、拓展城市發展空間、促使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國當前郊區建設順應郊區工業化、城鎮化客觀規律的現實選擇。
3．2我國新市鎮規劃建設現狀與問題
新市鎮(NewTown)在我國通常被譯為“新城”，這一稱呼表明在我國更注重規模較大的新城規劃建設，而對郊區新市鎮的重視和關注不夠，總體上還處于起步與探索階段。
我國早期的新城規劃主要受到蘇聯衛星城建設理論的深刻影響，功能較為單一，主要是作為大都市區的臥城或工業衛星城，90年代中后期以來逐漸開始建設功能配套的新城。當前，隨著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大都市政府逐漸意識到要解決都市區內部的城鄉發展不平衡，促進郊區農村城市化，實現資源整合，僅靠發展幾個規模較大的新城是不夠的，還需要興建一些集聚人口規模超過一般鄉鎮，但又小于現有新城的區域性中心鎮(新市鎮)。上海、常州等城市已經開展了新市鎮建設方面的探索。此外，除了政府推動的大城市郊區新市鎮建設之外，我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還出現了房地產商“造鎮運動”、農民自籌資金建設新城鎮等現象，形成了一些自下而上成長起來的新市鎮。
4 我國新市鎮規劃的探索與思考
4．1我國新市鎮規劃建設不同于國外的典型特征
由于經濟水平、體制背景和城市發展特征的不同，我國新市鎮建設中存在著不同于國外新市鎮的特殊問題，要求我們在借鑒國外開發管理模式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4．1．1在我國新市鎮建設中，郊區農村就地城市化的要求比較強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城市郊區鄉鎮企業得到了蓬勃發展，非農經濟比重、從事非農產業人口比重不斷提高。但是由于受到土地、戶籍、行政管理等相關制度的制約，郊區農民“離土不離鄉”，人口分散居住、鄉鎮企業散亂布局的現象十分普遍，影響了郊區的可持續發展，客觀上要求人口、產業向區域性中心城鎮集聚，實現就地城市化。因此，我國大城市郊區新市鎮建設除了要達到疏散和分流城區人口和產業的目的外，還要承擔起集聚郊區農村地區人口和產業，發揮經濟輻射功能，帶動農村的經濟發展和文明進步，最終實現大都市地區城鄉一體化的作用。
4，1．2我國大城市郊區人口密度較大，現有城鎮小而密集，相對國外而言，郊區新市鎮的規劃建設具有很大的延續性，需要立足現狀，對現有城鎮進行空間資源整合。這當中涉及到多個鄉鎮的利益：有的還存在著鄉鎮與開發區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這使得我國新市鎮的開發和未來管理體制不能完全照搬國外模式和經驗。[5]
4．1．3國外新市鎮在規劃建設時，市區往往已經發展得較為成熟，并且邊緣有綠帶約束。而當前我國存在著郊區化與大城市市區繼續集聚擴張并存的現象，整個區域城市化水平較低，中心城市仍處在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這影響著新市鎮的區位選擇，在新市鎮和中心城市的距離問題上應進行動態的長遠規劃。[6]
4．1．4由于城鎮建設資金需求量大，投資期限長，需要政府在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這在我國當前的新市鎮(新城、衛星城)開發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行政區劃作為行政權力的空間投影，對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城市建設有著剛性約束作用”，是新市鎮開發中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當前我國部分大城市在新市鎮的規劃中存在著忽視現有行政區劃或者通過頻繁地調整行政區劃來適應城市規劃的兩種錯誤傾向，前者極易導致規劃不能真正落實，后者則可能造成社會不穩定。這些問題在歐美國家的新市鎮建設中很少見，也未能引起我國學者的足夠重視。
4．1．5在西方發達國家，居民遷入新市鎮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大城市環境惡化后的推力和郊區新市鎮良好居住環境的拉力，是市場作用下的自主性郊遷。相比之下，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建設的新市鎮(新城、衛星城)多是土地市場化后，政府為了實現中心城區土地功能置換而在郊區進行聯動開發的產物，居民的遷入是有組織的和被動的。政府的政策導向在吸引人口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4．2我國新市鎮建設模式探索
4．2．1跨鄉鎮建設新市鎮
由于我國鄉鎮普遍存在著數量多，規模小、集聚能力較弱的問題，因而一些大城市往往由多個鄉鎮進行統籌規劃建設成為新城、新市鎮。同時，為了避免受到鄉鎮行政區劃的阻礙，往往直接將多個鄉鎮撤并，在郊區“造”出一些規模較大的鎮，這種模式以廣州市最為典型。2003年，廣州市提出要重提衛星城的概念，計劃在5-10年內通過撤并鄉鎮，形成約十個人口規模在20萬人左右的現代化新城。2004年，廣州增城市將原來的16個鎮(街)撤并為6鎮3街，從化市將原來的15個鎮并為5鎮3街，白云區也將9個鎮撤并為4個鎮。
4．2．2改造郊縣(區)駐地鎮，建設新市鎮將大都市郊縣郊區駐地鎮規劃建設成為新市鎮(新城)是一種較為普遍的做法。郊縣縣城往往建設歷史悠久，擁有一定面積的人口、經濟規模和腹地范圍，吸引能力強，能在較短時間內建設成為新市鎮。以北京為例，1982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提出要重點建設燕化、通縣、黃村、昌平四個衛星城，1993年的城市總體規劃又將衛星城的數量進一步擴展到十四個。2001年，《北京市“個五”時期城市化發展規劃》中選擇了區位條件相對優越、經濟發展基礎較好的六個衛星城進行重點開發建設，其中通州、昌平、黃村、良鄉、順義五個衛星城都是郊縣(區)的駐地鎮。
4．2．3在中心鎮、重點鎮基礎上擴建新市鎮
中心鎮是區域內的中心性城鎮，具有一定發展優勢和產業、人口規模。它往往是自然形成、客觀存在的，是城鎮體系規劃中介于縣城鎮與一般鎮之間的一個層次，是帶動區域
發展的次級增長極，它的分布相對均衡。重點鎮是人為確定的具有一定經濟基礎和發展潛力，在未來一定時期內是重點發展、扶持的小城鎮，體現了較強的政策導向性。對一個大城市而言，其郊區的中心鎮、重點鎮數量一般較多，不可能同時進行建設，往往會選擇一些條件特別好的進行重點建設。這些城鎮經過規劃建設，未來將成為郊區新興市鎮。
4．2．4房地產開發的“新市鎮模式”
近年來，國內一些大型房地產企業開始關注新市鎮的概念，試圖通過新市鎮建設模式，改變以往房地產開發中單純的樓盤、社區開發模式，將建造建筑產品、培養人文居住氛圍、創造就業機會等緊密結合，以居住為中心，綜合考慮居住生活、就業、教育、醫療保健、通訊、治安等問題，最終建立起一個低價位、低容積率、低密度、高品質、個性化的郊區新型市鎮。目前已經開展的大型新市鎮房地產建設項目主要有：萬科集團天津東麗湖項目、廣廈集團杭州天都城項目、開源房產廣州洛溪新城項目、萬通集團北京龍山新新小鎮項目等。
4．2．5依托開發區建設新市鎮
開發區建設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同時大大推動了城市化進程。開發區的建設帶動了原有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改變了當地景觀；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同時也改變了當地居民的就業結構千口生活習慣。一些新興城鎮正是依托開發區這一增長極發展起來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中，亦莊、順義、通州被明確為北京市三個重點發展的新城。亦莊新城以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為核心，總體規劃面積195km2，建設用地面積64．3km2，2020年規劃人口70N100萬人。其職能也從單純的經濟開發區轉變為人口的聚集地、城市職能疏散地和產業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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