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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回顧此次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基礎上,總結公共部門為遏制經濟與金融危機所采取的各項措施;介紹各國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為了確保經濟的持續復蘇,在經濟體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規則和新機制;論述經濟與金融為了適應新時期的發展需要進行的一些深度改革。
[關鍵詞]經濟與金融危機;經濟復蘇;經濟治理;金融治理;金融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014.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833(2011)06-0003-07
一、 引言
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引發了人們對金融的基礎及其背后意識形態的質疑,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銀行和金融體系在全球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引領作用。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脫節已經顯示出金融體系的局限性,而這種局限性的起因是市場無視經濟積累模式的演變和追求利潤的無限增長。當下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嚴重程度及其在國際上的迅速蔓延,更加凸顯了國家調控的重要性。國家既是經濟與金融活動的管理者,也是經濟與金融活動的參與主體。國家應維護經濟和社會的根本平衡,促進經濟和社會持續、平穩發展。當前的經濟與金融危機表明,在世界經濟和金融越來越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單個國家企圖阻止這場撼動了全球化經濟之根基的經濟與金融危機在本國發生是不切實際的。經濟與金融危機還揭示了建立一種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新的全球治理包含全球經濟治理和全球貨幣與金融治理。全球經濟治理旨在縮小衰退的持續時間和范圍;全球貨幣與金融治理旨在預防或者限制經濟與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并消除未來再發生更嚴重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可能性。為此,國際社會應開展大量的協調或協商工作,以便對經濟與金融危機實施監控,并采取相關措施減小經濟與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然而,盡管當前國際上出現了經濟復蘇的趨勢,但復蘇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而且金融體系與大量正在流通的不良金融產品相關,這就使得金融體系具有潛在的或實際的債務危機,因而金融體系存在動蕩的風險。實際上,這些債務危機已經開始在多個國家中顯現。政府為消除經濟與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而采取的救助計劃,導致不良負債從私有部門轉移到公共部門。這些計劃還大大增加了公共支出的數額,并帶來了新的問題,例如公共債務以及為促進經濟發展所必須做出的各種艱難抉擇等。
本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在回顧此次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基礎上,總結公共部門為遏制經濟與金融危機所采取的各項措施;第四部分介紹各國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為了確保經濟的持續復蘇,在經濟體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規則和新機制。
二、 金融危機的起因
2007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國際結構性失衡、銀行與金融體系功能失常、復雜金融產品(如衍生品和結構性產品等)的發展不受約束。這場金融危機損害了實體經濟,但卻讓中介機構和投機者從中受益。
發達國家由于有世界其他國家支持其財政赤字,因而在財政政策上選擇長期赤字。再加上,由于使用復雜的金融工程能使金融風險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分散,這些國家的公共支出穩步上升。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利用本國有利的經濟條件,實施持續的低利率、低通貨膨脹率來支持其“過度樂觀”的增長。這種經濟增長主要是依賴虛擬經濟,而不是依賴于那些真正創造財富的生產、服務環節。低利率產生了更大的金融債務和投資意愿,尤其是增加對房地產和金融衍生品的投資熱情,這導致了資產價格的不合理上漲。在房地產領域,美國房屋價格1996年―2005年的增長率高達90%,其中2000年―2005年的增長率為60%。低利率也導致了投資者不惜成本追求收益的趨勢。這一趨勢也促使旨在滿足不同類型投資者和金融、經濟主體需求的復雜金融產品的創新和開發。過多的資金流動性致使很多公司高估了市場吸收風險的能力,引發了公司管理者對業績的盲目追求,也導致了金融機構之間的激烈競爭。
隨著美國的一個高盈利、充足信貸投放時期(尤其是1993年至2006年期間)的告終(以房地產景氣結束、次貸市場崩潰為標志),人們開始質疑金融機構和銀行設計并實施的復雜債券化產品。金融危機首先影響到對沖基金和銀行金融機構,之后嚴重地沖擊了資產和股票的價值,并大大降低了公司財務狀況轉好的可能性,因此也影響了物質生產和貿易服務等實體經濟,導致了這次經濟與金融危機。這次經濟與金融危機波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其影響范圍目前還沒被完全認定。不斷蔓延的經濟與金融危機是由四大惡性循環造成的。第一,資產價格下跌促使資產所有者出售資產,因而資產估值持續走低;第二,金融機構蒙受的損失損害了其融資能力,使得資產貶值加劇;第三,金融體系功能的衰弱使經濟增長率下降,反過來經濟增長率下降又削弱了金融體系功能;第四,經濟增長率降低對勞動者就業產生了負面影響,并進一步使得商品需求下降和經濟增長走低。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對很多經濟和金融主體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銀行,它使得許多銀行瀕臨破產。
2009年全球GDP縮水2.2%,全球貿易額下跌近14.4%。這使得很多國家失業率升高,財政預算赤字居高不下。能否解決這些問題取決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共有的緊張局勢能否得到緩解,這種緊張局勢形成的部分原因在于公共支出的增加及財政收入的減少。
三、 公共部門采取的措施
各國可以根據各自不同的國情,靈活采用各種刺激經濟的措施,如降低利率,調整資本額,向銀行、金融和工業機構注入流動資本,實施行業整合政策以及運用恰當的預算和金融政策推動經濟增長等。
(一) 貨幣類措施
為了恢復經濟和金融主體的信心,確保銀行業的資金流動性,金融主管部門為銀行提供了多種幫助。例如,2008年9月7日美國中央銀行投入約2000億美元解救美國房屋抵押市場的兩大巨頭(房利美和房地美)。另外,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很多中央銀行通過降低利率來確保金融從業機構能夠以優惠的條件重新籌措資金。各國中央銀行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降低利率,其目的是保證金融從業機構在市場上積極地重新籌措資金;二是通過養老金向銀行網絡注入資金,此舉主要是為了恢復金融從業機構的信心,保障銀行業的資金流動性;三是購買一部分銀行資產,包括在金融危機背景下高風險的不良資產。總的來說,各國中央銀行在確保本國銀行和金融體系免于崩潰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然而,實施這些措施所需的資金大部分是借助于造幣。因此,在各國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曾經被銀行持有的不良資產替代了中央銀行的傳統資產,大部分債券成為安全資產,這對各國中央銀行的信譽產生了很大影響。
(二) 預算類措施
很多國家政府運用了預算工具,例如在經濟領域采取重要的扶持措施,并開展針對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紓困計劃。其中,美國的保爾森計劃主要為銀行和金融體系提供援助,援助金額高達7000億美元。類似的還有德國政府劃撥了近5000億歐元的預算,用于扶持計劃中的金融市場部分。一些旨在結束經濟衰退、推動經濟復蘇的財政刺激計劃也得以實行。大部分刺激計劃將貸款作為融資的主要渠道,這些刺激計劃涉及多個行業,尤其是受到經濟和金融危機直接沖擊的行業(房地產和汽車等行業),而且大大提高了幫助私有部門擺脫危機的公共投資金額。
一些國家政府還將金融機構收歸國有。例如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國有化比例為80%,美國財政部對其注資更是高達850億美元。另一個例子是一家規模位列英國前八名的銀行已經部分轉為國有,其市場價值約500億英鎊。各國采取的財政與金融措施初見成效,經濟開始出現復蘇跡象。主要經濟體(如美國、日本和新興國家)在2009年的后期開始走出危機。但很明顯,預算類措施大大擴大了各國的預算赤字。2009年,G20國家的赤字占GDP的7.9%,而2007年則不足1%。相對新興國家而言,這一現象在發達國家尤為突出,2007年發達經濟體的赤字平均占GDP的1.9%,而2009年則高達9.7%。希臘等國的赤字也在2009年急劇上升,達到GDP的12.5%。各國主要通過借貸來彌補預算赤字。低利率刺激了借貸,這主要是因為投資者傾向于公認比較安全的政府債券。結果,各國越來越深陷于低利率的債務,而償債也保持著經濟、金融危機前的水平。這使他們產生了錯覺,以為能維持高借債能力,而不用擔心影響到財政;同時也使政府遭受了債務和償債增加的風險。2010年,由于高債務水平和預算赤字帶來的不信任,在希臘與2010年4月的歐洲平均水平相比,利率幾乎提高了450個基本點。、西班牙等一些歐洲國家,這種風險變成了現實。市場和評級機構對希臘等國家債務水平進行評估后,認定其為加劇貸款拖欠的主要因素。這些國家債務水平已經達到臨界值,并且還將在未來幾年繼續攀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G20國家債務額的GDP占比已由2007年的62%提高到2009年的近75%。這一趨勢在發達經濟體中尤為顯著,二戰以來一些國家首次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為此,在市場的壓力下,越來越多的國家實施了財政緊縮計劃,以便能降低預算赤字和公債水平,實現宏觀經濟基本平衡,重振市場信心。但是,這些措施也可能導致需求減少,影響經濟復蘇乃至各國內部的社會平衡。
從分析財政和金融主管部門采取的不同措施可以看出,市場的自我調控功能隨著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的爆發而黯然失色。私有部門在危機管理方面的能力以及市場經濟的種種優點都遭到強烈質疑。因此,在對金融、經濟領域進行調節、控制的過程中,國家干預正在回歸。
四、 需要進行深度改革
2007年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爆發至今已有三年多,但危機仍然是熱點話題,并繼續給全球經濟帶來不確定性。危機的起因是大規模貸款和投機性投資,這揭示了國際金融體系的功能失常已經十分嚴重。金融市場不加約束地發展,導致了實體經濟嚴重不穩定。事實證明,市場自我調節的信條是錯誤的,而且對全球經濟極其有害。戰勝危機、重振經濟并解決威脅著許多國家(歐洲、墨西哥、日本等)的債務危機,始終是各國、各地區乃至全球層面的重要議題。
為了恢復信心、重新發展經濟,各國運用了大量的預算和貨幣措施,并提供了必要擔保。同時,各國還采取措施以加強對銀行業的管理,削弱投機效應,強化金融監管,改善金融方面的國際協調。以美國為例,美國正在進行銀行和金融體系改革,一項新的銀行和金融業法案2010年7月21日,美國總統頒布了多德-弗蘭克法規。得以通過。這項法案旨在對主要的金融從業機構采取新措施,實施更嚴密的監管,以防范危機。新措施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設立新的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及整合各監管機構,以預測全球危機和投機性泡沫的發生。二是嚴格限制銀行和對沖基金業務,使銀行資金無法用于開展與其給客戶建議相反的操作。三是規定金融機構中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四是建立補償基金,以應對未來的銀行危機。該基金由銀行提供,而不是來自國家預算。五是強化對衍生品市場的監管,主要途徑是建立對場外市場(OTC)的清理和管理機制。六是拓展對評級機構的監管。七是更明確地劃分儲蓄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等。
目前實施的多種措施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帶來了全球經濟的輕微反彈世界銀行在2010年6月的經濟展望中預測,2010年和2011年的全球經濟增長分別為2.7%和3.2%,同時強調復蘇十分脆弱,不排除2011年危機復發的可能性。。然而,再次發生類似危機的威脅仍然十分明顯,這值得關注。例如,金融體系中現存的大量不良資產(其中很多由中央銀行持有);多個國家面臨的債務危機(有可能轉為社會與經濟危機),無力償還債務的國家可能面臨新的銀行與金融危機等。對各國政府而言,進一步深入分析和反省,制定更全面、連貫的方案以應對現有和未來的挑戰與風險已經刻不容緩。經過深刻反省,國際社會必將在新的制度與組織規則約束下,在確保可靠和可持續的前提下,重新定義銀行和金融體系。我們要做的就是全面審視這一行業中各主體的作用,并檢查約束其業務活動的各項規則。各國通過強化公共部門監控等方面的作用和能力、深入分析和防范危機以及開發有效的可操作工具,可以最終實現這一目的。
為實現金融與銀行體系的一致、可靠、公平,并且保障這一體系以合理的費用為各個經濟主體提供融資,各國和國際層面推進金融與銀行體系的改革勢在必行。為確保金融與銀行體系改革的成效,各國需要在密切協調和磋商的基礎上完善這一體系中的國內和國際框架的所有組成部分。同樣重要的是,各項行動的落實必須做到協調、漸進、有序。
(一) 銀行體系的作用
需要牢記的一點是,銀行的固有功能是接收客戶的存款,并使之增值(客戶可以是個人、養老基金―保險機構或者經濟、金融機構等)。銀行的作用還包括在存款者和投資者之間以及不同公司之間充當中介,配置資源、提供資金。也就是說,銀行為創造附加值的經濟活動提供資金。盡管如此,隨著金融業務的發展,人們發現銀行除基本業務外,引入的新業務逐漸成為主導。銀行并沒有將其業務限制在為經濟主體提供資金,而是轉向了咨詢和市場投資等新業務的開發,并積極參與各種市場活動。顯然,這不利于銀行行使其基本使命――為市場和實體經濟活動提供資金。銀行開發或推廣銷售的新產品(衍生品、債券化產品等等)越來越復雜。此外,它們還逐漸為金融從業機構(例如對沖基金)提供了過多的資金,而這些金融從業機構的基本使命是以犧牲銀行的固有責任為代價,追求投機和快速增益。通過證券交易,貸款存在風險的銀行得以向其他金融從業機構分散風險,這些貸款因而轉化為有價證券。風險的分散是全球金融危機的源頭,金融危機首先影響了金融從業機構,而后逐漸波及整個經濟。對此,通過嚴格的規則來監管并控制銀行資源(也就是儲戶的資源),確保銀行管理下的儲蓄安全,就變得越來越必要。其他一些措施也可用來監管銀行行為,例如修改貸款資格標準,確保資金的合理利用,從而維護儲蓄者及整個社會的利益;嚴厲打擊內部交易;確保賬簿管理的透明度及財務清單的可靠性。從這些方面講,銀行體系應該嚴格安排,杜絕不透明的記賬和數據記錄。這些措施的實施能限制小團體暗箱操作,從而打擊壟斷和減少任人唯親的現象。除此之外,這些舉措還能使對沖基金的一些不當行為收斂。這是因為之前的做法會使得個人、資本所有人乃至整個國家都面臨著巨大危險,從而影響到經濟福利和整個社會發展。自從此次金融危機之后,銀行系統前所未有地急需重新獲得公眾的信任。要做到這一點,銀行體系就必須劃清儲蓄銀行、對沖基金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的界線,明確各個機構組織間的權利和責任。重振公眾對銀行的信任還需要加強銀行監管,強化公共管理部門的職能,限制甚至取消替換產品(諸如結構性產品,衍生品等),并保持各個部門間的關系分明。
(二) 金融市場的作用
金融市場,尤其是股市在保證資產流動性和資金周轉流通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市場在整個金融體系中比重的增加孕育出不少金融大亨,他們將自己的規則和條件強加到不同的經濟活動者乃至整個國家身上。股票交易價格的演變必須依賴于公司的實際經濟狀況,而不僅僅是市場及其參與者的熱度。經濟實體間的價值交換也應該反映真實的資產價值,而不是投機或一些理論模型得出的結論。與之相類似,一家公司或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不應該被投機者的臆想所左右,而應理性客觀地分析自身金融情況及償債能力。在一些體系中,個人主義取代了集體利益而占據上風。我們必須讓這些破壞分子不再起作用,從而使這些不利因素從銀行體系中逐漸消失。因此,建立一個更加透明、理性、全面的分析機制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這一機制將考慮到問題的方方面面,從而提供現實情況的客觀評估和對風險的準確預測。從這一方面看,我們采取措施,至少可以減少金融及經濟的主要風險因素。為此,相關國家機構需要大力控制純粹的投機行為,杜絕避稅天堂。此外,各國金融市場還需要強有力的國際金融監管,以監視可疑對沖基金的流動,以此保證銀行和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三) 信用評級機構的作用
由于信用評級機構能夠給整個金融體系帶來巨大破壞,我們必須以客觀、職業、獨立、負責、中立的態度重新審視信用評級機構所扮演的角色。通過此次危機,我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這些機構不僅不能只作為私有部門的一部分而存在,也不能繼續享有封閉、不透明、無需監管的特權。信用評級機構必須通過管理、規劃和整治,明確信用評級機構的特定職責和角色定位,避免利益集團游說,保障儲蓄者的經濟安全。回顧過去,我們發現,對次級投資評級的陡然巨變也是這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之一。因此,我們有必要著重分析在某一投資產品發展過程中所涉及的一些機構間存在的顯而易見的利益沖突,而過去信用評價機構對他們進行的評級往往過于寬容。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希臘爆發的債務危機一部分要歸咎于整個國家債務評級的下降。這一降級加劇了投資者的不確定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公共債務的利率。簡而言之,評級機構應由公共權力部門、專業機構及與這兩種利益攸關方存在聯系而又獨立組織托管。成立公共管制或監控機構對評級方法做出考評,這一做法也會進一步保障評級行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四) 國家應發揮的作用
國際層面不均衡的不加以控制的交易和其他金融活動導致了危機的持續發展。因此,各國需要建立一個結構性的強化機制,以遵循新的邏輯,摒棄教條和舊式思維,發揮好整個社會和國家各個組成部分的功能作用。金融危機突出了國家的基本職責,國家不僅作為市場行為和金融體系的監管者,而且是經濟復蘇的主導者。政府出資救市,不僅挽救了銀行和金融機構,還對一些重災行業和個體提供資金支持。基于此,政府扮演的角色之重要以致其成為公眾利益的唯一捍衛者、個人和所有經濟參與者的權利職責維護人。為保障市場上眾多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持久和諧,發揮政府調控職能就變得越來越必要。我們需要政府及公共機構加強其監管職能,以保證國家、地區乃至國際間能協調好各方利益,統籌發展。為此,各國政府需要大力開發人力資源,發展相關機構,建立健全組織框架,成立合格的相關法律部門,所有這些部門的協調發展將為經濟良好運行打好堅實基礎。除此之外,國家還應該保護那些在共享財富方面做出努力的部門。這種做法旨在保證社會和諧,打擊一心只想快速獲利、不公平致富而不顧及他人和社會的投機者。金融穩定只有通過透明的制度和公正的運作才能實現,因為透明和公正能創造價值,實現利潤的合理分配。要充分實現這些目標,就必須達到經濟、銀行、金融機構,尤其是社會所有階層的真實、平衡發展。這一發展的最終目的在于控制人力資本的不確定性以及彌補生產行為的不可預測性。這種不確定性和公信力的缺乏只會造成社會混亂、不公正,人們緊張、彼此沖突及缺乏安全感。因而,金融體系就不能擔當起為經濟和社會建立先進的可持續的組織構架的重任。國家、社會團體和金融專業人士必須確保作為經濟支柱的金融不僅僅是投機者和權勢階層的工具。相反,資源分配應該取決于公司、企業家在創造財富,提升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值方面所起的作用。這一財富的獲得應該有利于經濟發展效率的提高,使參與各方得到公正的收益,而不是擴大行業間、社會地位和收入方面的差距,因為這些差距是不安定和緊張局勢的罪魁禍首。有教條說經濟自由不可挑戰,如果這只是因為其創造性和在資源利用、價值形成最大化上所起的作用,那么事實上對市場和自我管理給予的過度自由反而會毀壞經濟自由,導致危機。這種破壞作用不僅局限于某一特定行業,還會蔓延到經濟生活的各方面乃至整個社會。因此,正如公共權力部門之間一樣,經濟領域也存在著制約和平衡。國家在經濟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不意味著干預經濟,相反,經濟自由依然是不變的主旋律,個人和其他經濟活動參與者可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國家具有一定的可操控范圍是為了更好地保證經濟活動高效有序進行,滿足各方面利益需求。這種做法還有利于財富依據個人的努力進行合理分配,從而創造真正的價值,給國家、經濟、社會帶來一定的穩定,促進社會自信、公正、穩固、和諧地發展。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影響范圍之巨大充分顯示了國家在維護經濟穩定、恢復經濟參與者信心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有需要,政府就必須建立管制體系,采取干預措施來糾正市場失靈。因此,政府必須成為經濟活動中的楷模,這種楷模作用是通過良好地管理國家及各個公共領域體現出來的。
(五) 建立國際管理機制的必要性
國際社會正在就如何更好地監控金融體系、對其相關風險做出評估和管理達成廣泛共識。的確,金融全球化使危機得以迅速蔓延到全球金融體系。這也凸顯了建立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它能通過一場經濟聯合治理來縮短危機持續時間和規模,也能應用一場財政和金融治理來預防,至少減小未來危機的破壞力。假設金融不穩定性會在全球范圍內造成影響,那么一國的規章制度要符合多邊國家的規定也合情合理。這一做法會防止公司避開那些制度嚴格的國家和地區。實際上,避稅天堂就是國際金融體系不透明的一項重要考量因素。國際金融體系的不透明使銀行、金融、經濟和整個社會體系疑云重重,充滿不確定性。避稅天堂的存在使得眾多跨國公司輕而易舉逃避產地國或所屬國的征稅。當前國際金融規章中的不少條目都基于一個理念,那就是與完全獨立的國家管理機構進行自愿協調,以使自身免受政治干預。因此,通過認真分析、仔細挑選所建立并運作的新國際金融體能產生較好功效,因為它能監管、評價大型跨國銀行、金融投資基金和信用評級機構的行為,從而以國際公認的制度準則來充分評估這些機構的運轉情況。盡管建立這種監管機制是正當合理的,但想要把所有方案轉化成現實卻有不小難度,尤其是因為它需建立一個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高效、可靠的全球體系:(1)強制性多邊協議,為商業和投資銀行、機構性投資者(養老基金,共有基金,對沖基金,財富基金等)、評級機構制定一套適用規則;(2)各國政府承諾通過國家管制機構實施這些規則;(3)單邊或多邊機構共同負責規則的實施情況,并對違反者做出懲罰。
事實上,規則是否得以實施取決于各國政府做出承諾的能力和意愿。這就需要國際社會提高協調合作水平,建立管理機構。這一機構的建成能極大地提升信息搜集能力、政策分析和制定水平,從而防止危機發生,促進國際銀行和金融體系更加安全可靠運行。
五、 總結
這次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對不同國家的影響不一,這主要是因為它對相應國家銀行和金融體系造成的危害程度不同。危機涉及范圍甚廣,至今全球經濟復蘇仍然存在著不確定性。我們也看到,許多金融機構在危機面前往往以市場調節的盲目性、滯后性為借口將責任推給社會和公眾。他們會強調說政府部門也經常以全球化為擋箭牌,替其不作為辯護。
為了走出危機,各國政府及國際社會目前采取的措施都勢在必行。這些政策措施也必須在透明、負責的基礎上實施。建立相應的問責制度,以恢復公眾對經濟的信心,這對所有經濟和社會活動參與者(公司、跨國集團、金融機構和銀行、養老基金等)都至關重要。因此,這次危機也為我們創建新的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提供了重要契機。這一新體系有利于我們吸取經驗教訓,因為它有助于全面衡量生產過程中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求,鞏固加強政府作為戰略法規的制定者和評估者以及均衡經濟、金融、社會和政治勢力的保障者的作用。在全球化和經濟相互依賴的大背景下,政府應該在風險監管分析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經驗還告訴我們,公共力量也應在國際協調、磋商和合作方面發揮作用,與此同時充分考慮各方利益,竭盡所能促進經濟、社會、環境和人的共同發展。這次危機讓我們重新思考了國際金融架構,它需要各方在金融業管理規則、國際金融會計準則和金融交易處理方面展開更緊密合作。其目標就是加強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和穩定性。
最后,我們所要達到的最終目標就是以人們和生產活動的需要為基準制定出一系列行業標準和規則,并確保它們有效執行,使金融市場透明、公正,因為這些準則是一個健康的全球經濟的基石。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Crisis
Ahmed El Midaoui
(Morocco Audit Court, City of Casablanca, Morocco)
Translated by XU Fei1 DING Yue2
(1. 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fice of Audit, PRC, Beijing 100037, China)
(一)宏觀經濟的內在矛盾與沖突
在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隨著各國銀行制度與金融結構的整合,使得各國金融活動的相關程度提高,這就客觀地要求匯率制度或匯率政策的靈活性,以消除外匯儲備耗盡的風險。然而,由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對美、歐、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依賴性較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各國紛紛選擇了美元或以美元為主的“一籃子”貨幣的固定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的安排就造成了這些國家宏觀經濟的內在沖突。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弗諾德、伽伯等人提出的國際收支危機模型(又稱理性投機攻擊模型),比較客觀地解釋了這種宏觀經濟的內在沖突引發金融危機的機理。在資本市場開放條件下,造成金融危機的最主要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所特有的固定匯率制度與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資本流動之間的內在沖突。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資本的流人與流出不受限制,這同時也是金融自由化發展到最后階段的必然要求
(二)金融全球化下的理性預期和道德風險
金融全球化造成的三元沖突是金融危機發生的必要條件,但并不是充分條件。金融危機之所以頻繁發生還在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投資者理性預期的自促成及道德風險的普遍存在。隨著資本運動,在完全不可變更的貨幣聯盟和完全的浮動匯率之間沒有舒服的中間道路可走。奧伯斯持菲爾德模型證明,危機的根源是市場預期和固定匯率制度,而不是政策和經濟狀況,維持固定匯率制度是不可能的。除了市場預期會引發金融危機之外,道德風險的普遍存在也是引起危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所謂道德風險,在這里是指由于實際利率水平的提高,銀行為了追逐高額利潤而將貸款投向高風險項目。而由于存在著政府對銀行的顯性或隱性的保險,使得這種追逐高風險回報的貸款行為超出了一定的限度。
(三)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宏觀經濟內在沖突的激發
從以上兩類金融危機模型可以看出,對于金融危機產生機理的研究正在從實體經濟領域向金融活動運行的內在機制深入。由于許多金融危機理論只是對當時的一些危機現象做個案式的剖析,盡管模型續密;推理嚴整,也相當深刻地說明了某一方面的問題,但不斷變化的金融危機現實不斷地給出新的難題,無論哪一個模型或哪一個階段的理論都無法全面地說明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而在經濟、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對于金融危機機理的研究還尚有很大的空白。更值得指出的是,現有的金融危機理論模型似乎沒有充分注意到20世紀70年代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甚至世界范圍內日益加快的金融全球化進程。在分析金融危機時,似乎沒有考慮到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國乃至全球宏觀經濟的深刻變化。因此,我們在這里試圖充分考慮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透過資本市場開放時期宏觀經濟的不協調性,對這些金融危機理論做嘗試性的綜合。
二、金融全球化進程中金融危機的應對策略
(一)注重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的政策協調
從金融危機的發生和傳遞的機理來看,造成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金融全球化本身。首先,要積極調整金融改革措施,合理安全金融自由化次序,有秩序的融入金融全球化的進程中去;其次,適時調整資本控制的尺度,把資本調控政策的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地結合起來。關于資本開放與資本管制這一問題,實際上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只有在開放資本項目的同時,實行適當的資本控制才能有效地避免因資本開放可能帶來的泡沫、逆向選擇、道德風險等問題;再次,要進一步協調宏觀政策,積極調整公眾預期。要避免或治理金融危機,最重要的是采取更為合理的政策組合來進行政策協調以降低風險,改善公眾的預期,防止自促成預期作用而引發危機。因此,在政策協調上要增加匯率的靈活性,變固定匯率為“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或增加匯率的浮動區間。
(二)保持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的金融穩定
從發展中國家參與金融全球化所得到的經驗與教訓來看,不僅要重視金融全球化所追求的金融與實際經濟之間的相互促進,而且也要重視金融體系本身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的成長與穩定。金融體系的成長所要追求的是,通過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來擴大本國金融體系的資本總量,促進金融市場結構的完善與優化和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還要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也就是說,在金融體系得到發展的同時保證金融體系自身的穩定性和安全性,盡量減少各種金融市場的大幅度波動和影響經濟均衡增長的各種突發事件。
(三)積極加強國際間的金融合作,積極應對風險
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貨幣金融體系
中圖分類號:F832.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08)12―0005―03
2008年9月中旬,以美國著名投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另一知名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國銀行收購、美國最大保險集團美國國際集團被曝陷入財務困境為標志,美國次貸危機演化為全面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爆發及擴散,使得人們對現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合理性產生懷疑。全球貨幣金融體系面臨重大改革。
一、國際貨幣體系將更加多元化,更具競爭性
美國金融危機由次貸領域引爆,不斷擴散,最終波及全球。這波金融危機突顯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和不合理性。美元是世界上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但全世界對美元的發行沒有監督權,對美國的金融市場沒有監督權,卻要承擔由美國金融市場混亂產生的風險和損失。美元獨占國際儲備貨幣鰲頭卻不受監督,使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美國國內出現問題卻要由全世界共同承擔損失,顯示目前的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具有不合理性。
這次危機使得國際社會有充足的理由質疑美元的地位,但由于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一時還難以撼動,目前尚沒有一個力量能取代美國。由于這次危機不會對美國政治經濟力量造成根本性破壞,因此美元的地位雖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美元作為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還不會從根本上動搖。盡管如此,美元地位受到削弱也為其他貨幣的地位上升提供了空間。
現有國際貨幣體系已經不能充分體現現有國際經濟力量的對比,客觀上需要增強國際貨幣體系的代表性,提升美國以外重要經濟體貨幣的國際地位,使其與經濟地位相匹配。應構建具有適當競爭性的國際貨幣體系,例如由三個貨幣充當主要國際貨幣且其分量相當。由于每個貨幣發行者都受到其他貨幣發行者的競爭,這將對主要儲備貨幣的發行構成約束,也會要求主要貨幣發行者充分對本地市場進行監督。多種國際貨幣支撐的國際貨幣體系將更加民主,更具有穩定性和合理性。
二、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趨勢不會逆轉
近年來,新興市場經濟體加快經濟發展,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不斷上升。由于體制的變革以及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發展,與成熟工業化國家相比。新興市場經濟體具有更大的發展潛力。未來世界經濟實力對比將發生更大變化。
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金融保護主義有抬頭的苗頭。這不符合全球經濟金融發展的趨勢。伴隨著經濟實力的上升,新興市場國家應進一步融入全球金融體系,并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發揮更大影響力。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趨勢不會逆轉。
三、獨立投行模式具有一定的缺陷,金融業綜合經營趨勢將進一步發展
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美國前五大獨立投資銀行中的貝爾斯登、雷曼、美林倒閉或被收購,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被批準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獨立投行模式顯示出抗風險能力偏弱。
相比能夠吸收存款的商業銀行,投資銀行的融資能力受到限制,特別是在金融市場流動性緊縮的情況下,其融資變得更加困難,這弱化了其在市況不好時的抗風險能力。另外,投資銀行受到的資本監管較少,也是其面臨的風險隱患。這次危機中倒閉的投行均為杠桿比率較高的投行。銀行類金融機構由于受到資本充足率等方面監管,其杠桿比率相對較低。
20世紀90年代,美國為了適應新的金融業發展形勢,使美國金融機構與歐洲同行競爭時不再處于劣勢,通過了《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這標志著美國自大蕭條以來建立的分業經營模式的終結。自此全球金融業綜合經營的趨勢加強。與歐洲的全能銀行模式不同,美國的綜合經營主要通過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進行,各金融機構仍存在明顯的業務偏重,且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下的金融機構之間存在一定的防火墻,畢竟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經營理念不同、風險偏好不同。
隨著危機的深化,金融業的大范圍整合,金融業綜合經營的趨勢將進一步發展。
四、金融監管應與金融創新相適應
對于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一個共識是金融機構在衍生產品等復雜金融產品的創新路上走得太遠。與次貸有關的證券產品,經過層層分解、打包,鏈條不斷加長,已經完全沒有了透明度,完全不為投資者所了解。而投資者之所以會對這些他們并不了解的金融產品進行投資。一方面是出于對聲譽良好的投資銀行的信任,另一方面是出于對評級機構評級結果的過度依賴。更危險的是,這些依賴復雜技術而創造出來的金融衍生產品大多數都是在場外市場交易的,而場外市場本身存在信息不對稱、透明度低、監管缺乏等問題,一旦市場出現恐慌情緒,該市場流動性會驟然下降,產品價格會一落千丈,從而加劇危機。
歐美發達市場金融創新暴露的問題,反映出金融監管滯后于金融創新的事實。
未來金融監管應與金融創新相適應。要強化對復雜金融產品的監管,督促市場提高透明度、充分揭示風險。金融創新應反映基本的債權債務關系,基本債權人要發揮監督作用。美國對場外市場的監管過于寬松,未來應強化這方面的監管,特別是應加強對在場外市場十分活躍的對沖基金的監管。
五、公允價值會計準則、評級體系等需要改革
在國際會計準則中,金融工具、投資性房地產和非貨幣性資產交換的確認和計量一般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公允價值的本質是基于市場信息進行價值評價。對于有活躍公開的市場交易的資產,市價就是公允價值(Mark to Market);對于沒有活躍的公開市場交易的資產,可采用計價模型計算(Mark to Model),而計算過程中的有效數據應來源于市場的相關信息。
顯然,主要參考“市價”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具有“順周期”特征,即在經濟繁榮時期市場估值偏高時。公允價值也會出現高估,并通過放大再融資規模等途徑加劇泡沫的形成,而在市場低迷時,公允價值又會出現低估,并通過緊縮信貸等途徑加劇市場的低迷。
正是由于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順周期”特征,有不少市場參與者,甚至立法部門專家,認為以市值計價的會計準則對本次金融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和加劇危機的作用,要求改革這一會計準則。在以市值計價會計準則下,那些高風險資產價格越是下跌,持有的機構就越需要通過出售資產來取得現金,而其拋售將進一步推低資產價格,從而使得機構需要進行更多的拋售,由此形成惡性循環,加劇信貸緊縮,推動金融危機陷入螺旋式失控狀態。
2008年9月以來,美國、歐盟、日本等相繼提出放松執行市值計價會計準則的暫行性措施,并表示將對這一問題進行進一步研究。9月30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會同制定會計準則的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發表聲明:承認在極端市場情況下公允價值的決定需要相當的主觀判斷:強迫賣出和賤賣不是有序的交易行為,因此其成交價不能反映公允價值;在特定情況下預期現金流可以作為估值的根據等。該聲明并非表示要停止執行公允會計準則。但允許金融機構在對部分流動性較低的資產定價時擁有一定的靈活性。10月15日,歐洲議會和歐盟成員國政府決定修改歐盟現行會計準則中有關按市值計算資產價值的規定。10月28日,日本金融廳要求日本會計準則理事會(ASBJ)研究暫停執行按市值計算資產價值的會計準則的問題,并在今年底前編寫出新的指導性文件。
不過,公允價值會計準則也有許多支持者。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以及部分企業界人士反對放棄市值計價準則,他們認為危機時停止執行市價會計準則,有粉飾報表之嫌,這將加劇投資者的擔心和不信任感。
(一)日本20世紀90年代 “金融危機”和“慢性衰退”交織
日本20世紀90年代同時出現相互關聯的“急癥”及“慢癥”,即金融危機和經濟慢性衰退。金融危機以金融機構倒閉、銀行間拆借利率急速上升、金融市場流動性不足、經濟增長率及股價急落等為主要表現,慢性衰退以一時景氣回復,股指上升,但經濟持續低迷為特征。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機構破產引發對金融市場的信用危機、金融機構經營狀況惡化,由于流動性不足銀行惜貸,并波及到實體經濟。慢性衰退是伴隨泡沫經濟崩潰后的壞賬增加引起的,金融機構為隱瞞壞帳追加貸款,企業增長減速使平均經濟增長率降低,股市低迷。慢性衰退中,也會出現一時景氣恢復,然而增速較低。金融危機和慢性衰退相互關聯、相互交織。金融危機持續,對實體經濟造成打擊,金融危機波及實體經濟,引起慢性衰退,經濟衰退又催生新的不良資產,使金融系統變得更加脆弱,形成惡性循環。日本由于金融危機問題未及時解決,造成十余年的慢性衰退。
(二)注足資本及快速處理壞帳是應對金融危機和慢性衰退的有效方法
1997年至1999年日本處理金融危機的經驗是注足資本,使金融危機平息下來,金融局勢得以穩定,股價也有所回升。然而,資本注入治標不治本,如果不解決產生危機的根本――壞賬問題及金融機構經營狀況惡化問題,危機還有再起的風險。對應慢性衰退的方法是快速公布并處理壞賬。具體講,政府應健全壞賬監管機制,謹慎處理擔保不足的壞帳,也可買入一部分壞賬等。中央銀行降息對景氣恢復緩和慢性衰退有作用,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二、從日本經驗評價目前全球金融危機的處理
日本金融危機與目前金融危機發生的背景、起因等不盡相同,但存在驚人的相似性。一是泡沫都是在金融管制放松條件下金融試驗行為的結果。二是都表現為寬松信貸環境下銀行平衡表規模的擴張。三是都伴隨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金融危機蔓延的路徑也極其相似(金融機構破產引發對金融市場的信用危機、金融機構經營狀況惡化,由于流動性不足銀行惜貸,并波及到實體經濟)。不同點是日本資產價格泡沫是商業性的,美國資產價格泡沫是住房性的;日本以日元急劇升值為背景,引發長達十余年的通貨緊縮,而美國則以美元的長期通脹性貶值為特征。以日本經驗看本次金融危機,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各國公共資本注入等救市舉措使短期借貸市場局勢緩和
日本經驗是向銀行等金融機構注足資本而使危機趨于平靜。本次金融危機中也采用向銀行等金融機構注入公共資本的緊急救市措施,已初見成效,歐美信貸市場復蘇的跡象開始顯現。衡量貨幣市場信心和資金緊張程度的美元三月期libor(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已從10月10日4.82%的高點降至11月7日的2.29%,這一水平是2004年11月以來的最低點。
(二)金融機構潛在損失額還將繼續擴大
有關機構紛紛全球金融損失預測,雖然預測值相差懸殊,但可以肯定的是金融機構的潛在損失還將繼續擴大。
英國央行10月28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全球金融體系因次貸危機損失或將達到2.8萬億美元。
IMF10月7日公布的《世界金融穩定報告》,將金融機構潛在損失額的預測值從4月的9450億美元調高50%至1.4050萬億美元。金融機構損失率由4月預測的4.1%擴大到本次的6.1%,在損失率提高的2%中,投資公司債的貢獻度為1.2%,優良資產擔保證券(ABS)的貢獻度為0.7%,顯示危機正向評級較高證券蔓延。
(三)防止金融危機再發仍需加大資本注入
根據BLOOMBERG的調查,2007年二季度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全球銀行及證券公司的損失處理累計額達6600億美元,達IMF以基準情景推算全球銀行及證券公司的損失額的78%。日本經驗表明如注資不足,金融危機還會有反復發生的可能。因此各國政府繼續聯合一致注資舉措尤為重要。G7會議后歐美各國公共資金投入額度約5200億美元,其中美國為2500億美元,歐洲為2700億美元,其中已決定資本注入額為2200億美元。據IMF10月7日公布的世界金融穩定化報告,世界各銀行有必要增加6750億美元資本。考慮到該值是IMF基于金融機構潛在損失額為1.4050萬億美元的預測值計算的,其公布的注資需求也有被低估的可能。
(四)壞帳公布處理速度直接決定何時擺脫金融危機及慢性衰退
雖然各國政府公布了金融救市措施,并紛紛降息、出臺綜合經濟政策等,但從日本處置金融危機的經驗看,單憑向大型金融機構注資、降息等并不能迅速緩解金融問題,因為它沒有解決產生危機的根源壞賬問題和金融機構經營狀況惡化問題。并且如果不經過壞帳公布及處理環節,金融市場雖可一時穩定下來,但還有危機再發的可能性。日本當年由于有意隱瞞壞帳,致使壞帳公布、處理遲緩,金融機構為隱瞞壞帳又追加貸款,影響經濟的平均增長率下降,經濟持續低迷。吸取日本經驗教訓,各國還需要增強會計的透明度,公布包括證券化商品、金融機構對家庭和企業的融資壞帳,處理壞帳,并明確壞帳處理期限。壞賬處理力度及處理速度直接決定何時擺脫金融危機及慢性衰退。
日本在金融危機時出臺政策的速度與本次危機沒有大的差異。而慢性衰退,本次次貸危機的事態表面化比日本20世紀90年代相比要快。因為首先目前的壞帳多數是證券化商品,可以通過市場評價。二是金融機構資產披露制度比當時的日本要完備。然而壞帳狀況依然不透明,情報公開將可能在今后才能開展。因此不能因為本次金融危機處理速度比日本20世紀90年代后期危機處理速度快就斷言解決危機所需時間短。
(五)緩和慢性衰退尚需出臺積極的財政金融政策
日本由于外部原因改善引起出口增加,帶動景氣回復,對緩解慢性衰退起到一定作用。而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美國經濟發生問題,其自身消費主導的經濟結構難以通過出口回復,同時歐洲各國除英國外基本是出口主導的經濟結構,因此美國經濟低迷中靠出口拉動經濟回復的可能性小,此外歐美還有由于房地產市場調整引發內部壞帳增加的風險,難以出現日本由外需帶動的景氣回復。為緩和慢性衰退,出臺大規模的財政、金融政策對歐美將是必要的。
三、建議
(一)刺激內需做好應對全球經濟衰退的長期準備
這次美國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已波及實體經濟,且衰退有可能持續2、3年以上,對我國經濟造成影響也會進一步深刻化。建議我國在實施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的同時,堅定不移地擴大消費,增加內需。一要改變偏重于生產者,而非消費者的分配模式;二要降低工薪階層的稅負;三要完善包括住房、教育、醫療、養老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四要提高廣大農民收入,增強廣大農民消費能力。
(二)通過在國際舞臺發揮作用贏得全球戰略利益
在目前世界經濟格局的大變革時期,中國應充分利用如G8+3、G20等國際舞臺,掌控國際經濟秩序乃至經濟秩序變動的方向,以贏得全球戰略利益。建議可通過參與IMF的短期流動性機制,幫助確保東歐、拉美、亞洲等國有足夠的資金來恢復市場信心及維持穩定,從而使我國發揮作用。
(三)運用充裕的外匯儲備,進行多樣化投資
一是借鑒日本過去幾十年在全球進行資源、能源投資布局的經驗,利用我國充裕的外匯儲備在目前經濟周期的低谷購入戰略性資產,找準時機購買石油、大宗商品;二是支持有實力的大企業到國外進行股權投資,通過投資多元化降低外匯儲備的風險。
(四)解決好房地產軟著陸的重點難點問題
華爾街風暴
全球金融市場在動蕩中迎來了2008年,這注定又將是華爾街的一個“多事之秋”。從年初到現在,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動蕩大致經歷了兩個高危期。
在第一個高危期中,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陷入困境,最終被摩根大通銀行收購。
3月14日,美聯儲宣布,對陷入困境的貝爾斯登提供緊急貸款。但貝爾斯登最終沒能“挺”下去。兩天后,即3月16日,在美聯儲極力撮合下,貝爾斯登以每股2美元的“跳樓價”將自己賣給了摩根大通銀行。美聯儲則為這筆并購案提供了大約300億美元的擔保。
對于這起并購案,許多媒體均以“槍口下的婚姻”來形容,意指貝爾斯登雖萬般無奈,但飽受資金短缺之苦最后只能委身于摩根大通。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和財長保爾森事后說,之所以對貝爾斯登采取斷然措施,并提供政府擔保,主要當時市場對貝爾斯登破產沒有任何精神準備,而貝爾斯登與其他金融機構有千絲萬縷聯系,其一旦破產,將對整個金融體系造成無法預料的打擊。
盡管從救助貝爾斯登開始,美國輿論對用納稅人的錢救助華爾街投行提出了質疑。但從效果來看,美聯儲的舉動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市場的憂慮。在接下來的一個多月里,次貸危機一度緩和,紐約股市也出現回穩跡象。4月份紐約股市道瓊斯30種工業股票平均價格指數上漲4.5%,標準普爾500種股票指數上漲4.8%,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上漲5.9%。當月美國花旗銀行、高盛和德國德意志銀行的負責人均表示,美國次貸危機最嚴重的時期可能已經過去。
不過,接下來事態的發展明顯超出了外界的預料,也證明西方主要金融機構負責人對當時金融形勢的判斷過于樂觀。
進入2008年7月份,美國金融市場再度緊張起來:投資者開始擔心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巨頭房利美和房地美有可能陷入困境。
“兩房”是私有企業,但又作為“政府授權企業”享有各種優惠。次貸危機爆發后,有政府擔保背景的“兩房”地位更加突出。同時,為謀求更大市場,“兩房”也大舉擴張,發放了更具風險性的貸款種類,這導致虧損不斷擴大并形成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的危機。
在過去一年中,“兩房”虧損達到了140億美元。“兩房”股價也暴跌了約90%。9月7日,美國政府再度出手,出資2000億美元接管“兩房”。
保爾森的解釋是,考慮到“兩房”的龐大規模和對金融體系的重要性,“兩房”中任何一家企業,“都會使美國和全球金融市場產生巨大動蕩”,因此,接管兩公司是當前保護市場和納稅人的“最佳手段”。
但“兩房”問題只是第二個高危期的一個序曲,隨后不到一個月時間內,美國多家重量級金融機構陷入困境,局勢演變成一場全面的金融危機。
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銀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產。同日,美國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國銀行收購。9月17日,美國政府被迫對陷入困境的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提供高達850億美元的緊急貸款。9月20日,美國政府向國會提交了高達7000億美元的金融救助計劃。21日,美聯儲宣布批準美國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實施業務轉型,轉為銀行控股公司,即普通商業銀行。2日,美國監管機構接手美最大儲蓄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并將其部分業務出售給摩根大通銀行。
將今年3月份被摩根大通收購的貝爾斯登計算在內,次貸危機已使美國前五大投行全軍覆沒。華爾街正經歷一場“世紀洗牌”。
金融危機引發全球股市恐慌
在國內投資者安度7天長假期間,華爾街風暴帶來的金融危機卻仍然肆虐歐美股市。盡管經過百般曲折,美國7000億美元救市計劃終于在美國國會通過。但是,市場似乎并不領情。國慶一周,美國標普500指數下跌9.4%,創下2001年9?11事件以來的最大單周跌幅。更為糟糕的是,歐洲各國政府都被接連出現的金融企業破產危機所困擾:富通銀行被政府接管生變、德國政府緊急注資國內房地產巨頭500億歐元、歐洲央行被迫繼續向金融市場注資500億美元、英倫銀行亦宣布注資100億美元。
由于德國房產巨頭HRE及比利時富通銀行紛紛被收購或被政府接管,市場對于全球經濟前景的擔憂進一步加劇。10月6日,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倫敦金融時報指數、法蘭克福DAX指數和巴黎CAC40指數分別大跌7.85%、7.07%和9.04%。
在亞洲市場,日本今年8月份顯示經濟景氣現狀的一致指數比上月下降2.8點,降幅創下自1980年開始這項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日經指數大跌3.03%,收于10155.9點,不僅連續第四日下滑,還創下2003年12月以來最低點位。澳大利亞S&P/ASX指數下跌3.3%,收于4540.40點。
曾經被寄予厚望的新興市場,由于熱錢的流出也紛紛暴跌。俄羅斯股市周一跌幅高達19.1%,6日上午因此再次停止交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斯特勞斯?卡恩表示,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機的影響會無處不在,新興市場國家也難以擺脫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
受全球股市的拋售狂潮影響,道指昨日一度大跌逾800點。為挽救市場信心,美國財政部表示,將盡快采取行動落實國會最近通過的7000億美元的救市方案。同時,美聯儲將大大增加向金融市場的注資力度以增加市場流動性。受此影響,道指跌幅收窄至369.88點,收于9955.5點。
上海股市盡管有融資融券試點消息的刺激,但由于銀行、地產、煤炭等股深幅下跌,收盤跌去120點,失守2200點。
盡管證監會推出融資融券的利好,滬綜指仍未擺脫海外股市重挫的陰霾,在周一大跌5.23%的基礎上,周二一度大跌4.64%,尾市受降息利好傳聞影響,最終僅下跌0.73%,收出一根低開高走的中陽線,周五再度跌破2000點。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越來越多國家對美元失去了信心,美元本位面臨自二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布雷頓森林協定》確定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就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實行固定匯率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美元與黃金共同構成國際儲備資產。選擇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是美國的強大實力使然,有其客觀必然性。但在發生金融危機的今天,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已今非昔比。
上個世紀70年代初,美國終止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固定比率,匯率根據市場的供求變化而浮動。美國實施的這項政策從某種意義上講,相當于宣布一個國家破產。美國經濟學家安迪森·維金有這樣一段評論:“1971年,美國對世界造成的影響不容忽視,金本位的放棄破壞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確定以來所一貫執行的經濟政策,而通貨膨脹、失業和貨幣動蕩由此成為經濟循環中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70年代早期,動蕩時代的序幕正式拉開,經濟上是如此,政治上亦是如此。事后來看,這顯然都是由于美國政府放棄金本位而造成的。當時,它雖然沒有直接導致資本主義衰亡,但在30多年后的今天,它卻把美國帶到了崩潰的邊緣,美國的經濟或許就此走上了一條漫長的衰退之路。”
一國貨幣的匯率由市場供求來決定,隨之也就產生了貨幣升值和貶值的概念。在國際貿易中,貨幣升值和貶值各有利弊。貨幣升值有利于本國消費者,而不利于本國出口企業,貨幣貶值作用正好相反。現實情況是美元長期不斷弱化,這樣就很難說不會危害美國經濟。
最近幾年,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每年都高達8000多億美元。這一赤字主要體現在貿易赤字,導致美國經濟靠向其他國家的借貸來維系,日積月累形成了根本無力償還的龐大債務。美國的制造業競爭力越來越弱,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借貸國和消費國,而不是競爭勢頭上升的儲蓄國和生產國。雖然美國經濟逐漸喪失了制造業的競爭力,但其大肆消費卻一點沒變,貿易赤字不斷加大。而其今天之所以還能保持一定活力,主要是因為美元是世界儲蓄貨幣,經濟上的不穩定被無節制的消費所掩蓋。
盡管如此,美國人并不承認他們的經濟是不健康的,他們的決策是不正確的。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中對美國1929年經濟危機有這樣一段精彩的描述:“在美國,‘吼叫的20年代’的股票市場的繁榮是難于令人相信的。火車臥鋪的服務員、家庭婦女、課余時間的大學生都買賣股票。在這個勢頭猛烈的‘多頭’市場中,大多數的購買都依靠‘墊頭’,這就是:購買1萬元股票的人只要拿出2500元或少于2500元的現金,其差額用抵押的買股票的借款來支付。當奧明汽車公司或伯利恒鋼鐵公司的股票一天可漲價10%的時候,向經紀人借款所支付的6%、10%或15%的年利息算不了什么。”然而,“多頭市場結束了。空頭市場取而代之。正如多頭市場靠著它的美夢而生存那樣,空頭市場也在它的噩夢中消磨歲月。每一個月數以十億計的證券價值一掃而光,不但帶走了賭徒謀取投資收益的資本,而且也帶走了寡婦賴以為生的來自捐贈的本錢。像美國鋼鐵公司那樣的熱門股票從1929年的最高點261降到1932年的最低點21。名聲較差的證券完全從價牌上掉下來,不值分文。”
無論美國經濟向何處發展,全球對美元本位的信心喪失已是不爭的事實,指望美國政府和華爾街拿出負責任的政策是不現實的。
二、不遵守市場規則是美國的慣用邏輯
按照一般的市場經濟原則,貨幣流通量與商品的供給是相聯系的,如果濫發美元,而流通領域商品數量不變,那么購買同等商品就需要更多的美元。也就是說,通過濫發美元,美國把本不屬于自己的錢拿走了,而被拿走者又難有應對之策。因為美元是全球流通貨幣。
美國這樣做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是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償還國債,以減輕國債壓力;其次是政客們可以用此影響選舉結果;再次是有助于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最后是導致名義資產價格上漲,從而給公民制造一種創造財富的假象。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針對類似于這樣的問題曾經指出:“我相信,世界各國的君主,都是貪婪不公的。他們欺騙臣民,把貨幣最初所含金屬的真實分量,次第削減。”同時他又說:“政府允許國內一切其他債務人,都有和君主相等的特權,他們同樣以新的貶值幣,償還貨幣改鑄前借來的金額。所以這種措施,常有利于債務人,而有損于債權人,有的時候這種措施產生了比公共大災禍所能產生的大得多、普遍得多的個人財產上的革命。”看來,亞當·斯密對當今美國人的行為早就有所預見。美國常常依賴于自己全球經濟霸權的地位,一方面濫發美元,另一方面又強求別國貨幣升值,強行賴掉債務。
全球已有這樣的共識,美聯儲對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有很大責任,其常常利用美國獨特的經濟地位,能夠隱蔽濫發美元于無形之中。美國濫發貨幣所引起的經濟繁榮只是一種假象,因為儲蓄根本沒有增長,只是發行的鈔票更多了。最終的問題是,這些不當的投資難以避免大量破產,進而引發經濟衰退。因為真正的經濟擴張應該是以實實在在的儲蓄為基礎的。
今天的美聯儲將彈性貨幣供給的概念轉換成無限期的貨幣擴張政策,無論是經濟處于擴張期,還是收縮期,它都是增加貨幣供給。事實上,美聯儲這是在制造持久性通脹,完全背離了設立該機構的初衷,所謂的彈性貨幣供給已演變成為單一的貨幣擴張。事實上,美國從不實行貨幣緊縮政策。
安迪森·維金在他的《美元的墜落》一書中曾經引用羅伯特·普萊切特在《征服經濟衰退》中的一段話:“人們似乎總是想當然地認為,我們可以憑空制造出無窮無盡的價值。但是反過來說,這些價值也可以在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但他們卻會固執地說:這是不可能的。”現在美國人重新品味這句話時,也許更多的感覺是苦澀。
可以這樣講,美國深陷金融危機難以自拔,是其毀壞信用體制、不遵守市場規則的惡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想必是美國當初沒有想到的。
三、回到遵守信用的軌道上來是正確的選擇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使美元的信用不同于從前了。化解金融危機,重振美國及世界經濟,美國現在要做的就是要恢復美元的信用。不能再走肆無忌憚地濫發美元,不參與生產、只進行消費的老路了。
(一)要控制好赤字規模
今天的美國雖說債臺高筑,但他們似乎已經習慣了,因為借債消費在美國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種制度。然而,問題的根本是美國人還債的意識很差。美國政界和學界就一直有這樣的觀點:“實際上,我們根本就不必還債,真正需要為此而擔心的,是我們的子孫。今天,很多人會認為,債務并不是什么問題,甚至有人認為,在超過收入的情況下進行消費,也是一種不錯的政策。”可見,要拯救世界經濟,要拯救美國經濟,美國必須有所改變,控制好赤字規模。
(二)要有節度地發行美元
濫發美元增加了美國人已無法承受的償債負擔。隨著自二戰以來建立起的美元購買力優勢逐漸喪失,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首先體現在美聯儲不加控制的信貸以及人為的低利率政策,導致美元一再貶值;其次是不斷貶值的美元會導致美國購買外國商品的能力降低;再次是外國政府為抵消因美元貶值而導致的通貨膨脹的影響,勢必減少原來持有的美元儲蓄;最后是越來越多的債務回歸美國,而美國的金融體系又無力負擔。這種情況有的已經發生,有的必將發生。要改變這種狀況,美元必須適度發行美元。這不僅對世界經濟有利,最終也有利于美國自己。
(三)要改變濫發貨幣而造成的虛擬需求
本次金融危機與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非常相似,最主要體現在全球性的資金轉移,超過了借款人償還能力,本質上完全屬于貶值貨幣的貸款,而由其制造的需求是不真實的,是虛擬的。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貌似繁榮的局面,其實是根本就不存在的虛幻生產力。最近的一二十年,美國的制造業競爭力持續低糜,但都被其強大的美元掩蓋了,并一味地沉醉于此,而對美元過度發行對貨幣制度的嚴重破壞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虛假需求卻視而不見,甚至還固執地想用美元貶值來降低貿易赤字。現實情況是,這些努力最終都事與愿違。對于放棄金本位的理論,事實已經并將繼續做出最好的回答,是錯誤的。這一錯誤的理論不會也不可能帶來實實在在的需求,必須有所改變。
(四)要恢復制造業的競爭力
全球化把美國的金融危機帶給世界各國,把世界經濟拖人危機的泥潭……,各國為此紛紛出籠“經濟刺激”政策刺激經濟復蘇,在成效顯現之后又在研究刺激政策如何“退出”。中國借助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保增長,調結構,擴內需,卓有成效地實現了經濟增長的“V”型回復。
全球化有兩面刃:讓大家共享榮景,也讓眾生共渡危機。在景氣時,人們褒揚全球化之舞;在危機時,人們則轉而質疑和垢病全球化。在危機后,我們對全球化應該有一個更為全面的認識!
1.全球化有多大的推動力,就有多大的沖擊力。
全球化的載體有信息流、人流、商品流和金融流(包括資金流和各種金融產品)。
信息流擁有頂級的流動性。網絡化為信息流洞開了多維空間,全球涌流的信息宛如風流云散。金融流具有極好的流動性。現代金融市場為豐富的金融產品和不斷創新的衍生產品開創了廣泛便捷的渠道。如果說信息流是“氣”態的,金融流便是“液”
態的,商品流乃是固態的,人流則是“生”態的。
全球化增加了多少“流動”性,增強了多少流動力,同時也就潛伏著多少野性和破壞力。一旦這些流動性泛濫成災,人們就會窮于應付。全球化為世界增加了廣泛而便捷的聯通性,縮短了人們的時空距離。然而,全球化在順境時具有多大的功效,在“流感”來襲時,就具有多大的傳染性。這次美國金融危機引致的世界經濟衰退就是很好的佐證。
全球化使世界聯成一個龐大的有機體,局域的影響會很快擴散到整體。我們在享有全球化的成果和功效時,很可能也在增加系統的應力和風險。數千億美元的順差,5千萬噸鋼材的凈出口,世界市場可謂大矣!可一旦美國人囊中羞澀,減少消費,世界需求不振,中國出口立馬萎縮。看似很遠的寒流,眨眼就吹到面前,冷入肌骨。
2.全球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經濟全球化始于商品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漸人人才全球化、企業全球化的佳境。全球化為每一個人帶來歷史的機會,敞開未來的大門;為每一個企業提供廣闊的世界舞臺,洞開無限的發展空間。
但是,誰能真正把握機遇,誰能在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中勝出,誰才能最終享受全球化的大餐。否則,全球化帶來的只是挑戰和不幸而已。
國家也是如此。全球化給你一個開放的世界,你得還之以一個開放的國度。外商會近悅遠來,投資會紛至沓來,熱錢會逐利而來……,可你得提供優惠政策,提供廉價的土地,容忍某種程度的排放和資源的耗散……全球化會帶來產業的梯度轉移,問題是你將把什么菜撿到籃里?撿菜的過程就是一個產業分化和經濟結構形成的過程,就是國際分工的過程:有的國家趁勢成為世界金融中心,有的國家一舉成為世界工廠,有的國家借機逐鹿世界辦公室……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中國制造”。“中國制造”制造了輝煌,也制造了不少麻煩和問題。“中國制造”必須轉向中國自造,從為洋人做嫁衣裳到更多地為國人制造暢銷品,把過剩產能轉向農村,轉向“城鎮化”的基礎設施和配套產品。“中國制造”必須轉向中國智造。最好的轉化過剩產能的途徑是提升產能,劍指高端;跳出低水平重復生產、惡性競爭的紅海,直掛云帆濟藍海一一開拓全新的更大的價值空間。
中國要化挑戰為機遇,必須把調結構放在首位,把擴內需置于要沖。經濟增長則是隨之而來的因變量。因為中國處于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階段,GDP增速一般是不會低的,完全不必再大“保”其駕。明智的做法是穩增長,常常要提防地方政府的投資熱、提防通貨膨脹、提防經濟過熱!
3.比特加速全球化的進程,金融加劇全球化的風險網絡時代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當網絡搜索成為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全球化也如人們早晚面對的三屏(電腦屏、彩電屏、手機屏)一樣變得觸手可摸。如果說豐富的比特之于全球化頗具加速效應,金融杠桿之于全球化則富有放大效應。金融杠桿不僅激發并放大了全球化的能量,也積聚并放大了它的風險。
美國的住宅貴也罷,賤也罷,本與世界其它各國了無關系。可一旦它被債券化之后,從次級貸款衍生出一系列頗具創意的金融衍生品,事情就完全不一樣了,事態就演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次貸引發美國金融危機,迅速全球化為席卷世界的金融風暴,進而誘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國在金融領域雖然幸免于難,但出口通道卻間接受到重創。
金融有多大的創造力,就有多大的破壞力。金融杠桿的魔力來自四個方面:一是金融體量大。外匯的日均交易量高達3萬億美元,股票年交易量逾百萬億美元,2008年全球債券余額達到86萬億美元,場外利率衍生品(叮C)余額達到458萬億美元。
金融體量遠遠大于實際經濟體量。二是反應速度快。三是衍生產品多。四是關聯性和隱蔽性強。
太極生兩儀。美國要去杠桿化,因為美國人把金融杠桿玩得太瘋,杠桿率玩得太高,風險太大。
“兩房”曾經玩到60倍,投資銀行玩到30倍。中國則應杠桿化。我們的金融杠桿還未充分發揮作用,住房公積金還遠未發揮乘數效應。我們應該倒過來想、倒過來汲取經驗教訓:金融有多大的破壞力,就有多大的創造力。中國應有健康的“兩房”、“三房”,也學學美國人,玩玩金融杠桿,只是不要玩到60倍,甚至不玩到20倍,還有什么可怕的呢?
4.全球化不同情弱者,適者生存,強者發展。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只有強者才能駕馭潮流,得心應手。商品可以攻城略地,技術可以斬關奪隘,資本可以搶灘稱雄,信息和文化同樣可以洗腦掠色。強國會竭力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壓抑甚至取消弱國的貿易壁壘,而自己在必要時總會悄悄祭起貿易保護的旗幟。技術強大自會打技術牌,資本雄厚自會打資本牌。
中國在制造業領域看似強大,但只是處于“微笑”曲線的下方,靠加工、代工,消耗資源、能源,通過出口取得一點微薄的收益,上游的研發設計,下游的營銷通路大都假手他人,肥水外流;到頭來,還背上一個“高排放”、污染環境的惡名。我們用制造品去交換美國的金融品(國債),把血汗掙來的“順差”又借給美國人消費揮霍。吃盡虧,到頭來還落了一個“高儲蓄”的不是;美國人享用了“中國制造”的價廉物美,反倒無理地數落人民幣為什么不升值!
強國的貨幣流通為世界貨幣,強國的語言流行為世界語言。強國的文化也橫行世界,擁有壓倒的優勢。中國要爭取貨幣話語權、產業話語權,就必須自強不息,努力增強實力。只有發展了,才有發言權。在全球化浪潮中,國力是基礎,只能以內需為體,出口為刃,而不能本末倒置,過于依賴出口市場。
5.全球化時代呼喚全球責任。
當個人不得不進行全球化思考,當企業不得不駕馭全球化軒轅,當國家不得不順應全球化潮流,全球責任便應運而生。
僅僅考慮氣象問題是不夠的。排了多少二氧化硫、煙塵和粉塵,只會造成酸雨,影響有限時空的氣象。排了多少二氧化碳、多少溫室氣體,則是絕頂要緊的大事,事關氣候問題,涉及生態大時空,關乎人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
全球化的企業必須承擔全球性的社會責任。在環境層面,就是保護自然生態,節能降耗減排,發展低碳經濟、循環經濟,承擔氣候責任。在社會層面,就是保護社會生態,尊重勞工權益,遵守商業道德,促進社區和諧,承擔慈善救助責任。在經濟層面,就是保護產業生態,與上游建立戰略資源關系,與下游發展戰略客戶聯盟,努力打造一條共生共榮的產業鏈,實現合作共贏。
世界各國特別是有影響力的大國要進一步達成后危機時代的全球化共識。貿易保護主義不可取,全球生態(包括自然生態、國際社會和產業生態)責任不可輕。各國不可能自掃門前雪,必須共管南北極地冰。金融創新、金融秩序和監管不再是哪一國的內務,金融杠桿稍動干戈就會影響到全球。
負責任的大國必須善用權力。美國前財長曾大言不慚: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世界的問題。
【關鍵詞】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實體經濟;政策性建議
從2007年初開始,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爆發,危機的爆發帶來了全球信貸緊縮,與美國房地產的衰退結合和共同作用,導致了美國經濟發展的快速放緩,并且對全球經濟都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更糟的是從2008年10月后,美國的次貸危機已經開始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蔓延。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難逃牽連,也出現了經濟增速放緩的現象。相對于金融經濟,中國的實體經濟收到的負面沖擊可能更大,因為中國金融經濟的開放程度低于實體經濟,加之金融創新不足,金融制度和監管嚴格,因此金融經濟的風險低于實體經濟。
1.實體經濟受到沖擊
全球金融風暴對中國進出口貿易,企業投資以及居民消費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沖擊,給國家經濟增長以及就業和民眾收入增加等帶來壓力。2008年第一季度我國經濟增長10.6%,二季度增長10.1%,三季度增長了9.0%,四季度增長6.8%,全年增長9.0%,放緩趨勢明顯。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必然帶來就業問題。據專家測算,中國經濟增長率每下降1個百分點,就意味著大約1100萬人會失業。調查顯示,2008年10月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就業形勢開始嚴峻,企業現有的崗位流失,企業的用工需求下滑,農民工返鄉比例大。2009年國金經濟增長率為8%至9%,對就業的總體拉動作用大幅度降低,加上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大量出口企業面臨困境。
而作為實體經濟,至少受到三個渠道的影響。第一,進出口貿易。第二,外國金融機構極其他企業在華投資,三是國內相關企業的信心與業績。下面,我將分別從中國實體經濟在這場危機受影響的方面一一分析。
2.對外貿易企業面臨困境
在這場危機中,中國實體經濟遭遇打擊方面,進出口貿易首當其沖。主要表現是外部需求減少,本國出口情況變得嚴峻。拿美國,歐洲,日本來說,美國和歐洲市場占中國總出口的40%,日本占10%。粗略計算,中國對這些經濟體的外貿依存度達到55%之高。可是美,歐,日因為受危機的影響,國內金融市場凍結,企業融資困難,房地產價格下調,這三大經濟體幾乎同時陷入了衰退。理所當然,中國的出口市場情況不容樂觀,出口量急劇下降。而短期內,中國國內需求的增加根本無法彌補這三大經濟體對中國進口需求的減少。就美國單一經濟體而言,據測算,當美國的經濟增長率每下降1%,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率就會下降5%左右。并且,因為次貸危機,進一步強化了美元的弱勢傾向,加速了美元的貶值速度,降低了我國出口產品在價格上的優勢。于此同時,美國聯邦儲備局又不斷調低利率、還有為銀行注入流動性資金的做法與我國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相矛盾,導致了大量的熱錢流入了中國,進一步加速了美元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速度,這樣以來,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優勢被削弱了。并且還加劇了企業的生產成本。
我國出口貿易中有大約50%是加工貿易,在這其中進料加工和來了加工分別占有42%和8%。美元的貶值幅度加大,以美元為進價標準的進料產品價格上升,導致中國加工出品企業的生產成本上升。以中國深圳市一些電子企業為例,2008年年初以來,受金融危機影響,企業的原材料成本上漲30%,勞動力成本上漲了20%。這其中大部分商品都用于外銷,60%左右是銷往歐美市場,可是金融危機時來自歐美的企業訂單大幅度減少。在這情況下,中國沿海地帶想廣東,浙江等以服裝、塑料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外向型中等或小型企業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雖然G20國首腦峰會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呼吁各國不要采取貿易保護主義,但事實上為保護本國生產商和國內經濟,貿易保護主義不可避免,貿易摩擦和爭端也會增多,外貿形勢就更加嚴峻。
3.私人投資狀況不容樂觀
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對中國各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急劇減少,其中甚至有部分外資企業非理性撤出,對地方經濟造成一定的打擊。據預測,從2009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私人資本凈額從之前2007年的以萬億美元下降到5300億美元。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新興市場的經濟體投資。根據商務部統計,2008年1-12月外商在華投資新立企業27514家,同比減少了27.35%。
從國內看,國內的企業投資受到了影響。一個方面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使得經濟增長的不確定因素增加,企業的收益預期明顯下降,投資的意愿和能力也下降了。另一個方面是銀行對企業和項目的支持力度也在下降,導致了民間企業融資困難。
4.居民消費持續萎靡
一方面,經濟的下滑會降低居民的收入預期,這回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費需求。金融危機存在的諸多不確定因素和潛在風險,使人們對風險的恐懼程度上漲。另一方面,金融危機帶來的股市暴跌,使投資者資產縮水,削弱了居民的實際購買力,造成了股市財富的“負效應”。
5.穩定我國金融體系的建議
5.1 增加外匯市場交易品種
外匯市場的改善需要為企業和銀行提供更好的全方位服務。當今中國外匯市場上的交易幣種還很少,與國際規范的外匯市場還相距甚遠。為了更好的發揮外匯市場的作用,我國應該逐漸完善和夸大銀行間外匯拆借市場以增加外幣和外幣的交易,外幣期貨和外貿期權等我國尚不是很普遍的交易。是我國貨幣不僅僅單純的盯住美元,歐元以及其他的單一貨幣。
5.2 改進中央銀行的調控方式
過去,中央銀行采取了過多得干預外匯市場的模式。需要確定需要盯住的合理的人民幣匯率目標浮動區域,來簡歷一套標準的干預體系,給市場一個明確的干預信號。在必要的時候才采取干預措施,使匯率能夠準確得反映市場的需求度。
5.3 改變商業銀行在外匯市場中的定位
商業銀行需要做一個真正的做市商,來活躍外匯市場,而不僅僅是一個中介。最重要的就是改革目前銀行間市場撮合交易的外匯買賣方式,使得匯率真正能反映市場參與者的預期,強化匯率的價格信號作用。能夠讓商業銀行在外匯市場中準確找到自己的定位,即應該是作為直接參與者,而不是作為央行對于外匯政策的反應者。
5.4 適度把握符合國慶的金融開放節奏
金融開放對促進金融制度的完善和金融效率的提高具有積極作用,特別是正在向著成熟金融市場學習的中國而言,推進金融開放有助于提高本國金融對世界金融的適應能力。但是金融開放有風險,容易收到國際游資和外部金融的風險的沖擊。一方面我們要根據國慶積極穩妥得推進對外開放。同時,必須認真考慮怎樣能夠更好地防范于未然。另一方面是謹慎的推進匯率制度改革。能夠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必須有五個前提條件做支撐。即穩定的宏觀經濟,健全的微觀基礎、完善的金融體系,有效的金融監管和良好的國際環境。很顯然,這些方面我們國家都有所欠缺。所以匯率市場化的進程也應當與整體經濟市場化的進程相一致。
5.5 建立金融危機應急處理機制
應對金融危機,不能單單依賴于一國金融監管機構甚至一國政府的措施,二十需要各國監管機構以及各國政府的通力合作;也不能僅僅依賴于單一的經濟調控,而且需要綜合采取經濟、金融、政治、法律等多種手段,當前應特別關注金融業所面對的不同的內外風險,對內嚴格控制金融綜合經營所引起的風險傳染,對外控制金融業開放的范圍和節奏,防止國外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體系的沖擊;在微觀層面上,我國金融立法和監管機構應該注意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在宏觀層面上注意防范性通行風險。要吸取美國政府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的教訓,未雨綢繆,建立起一個有效的金融危機應急處理法律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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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策指導思想及提法上的轉變
任何國家、任何時期的宏觀經濟政策都是針對經濟形勢制定的。因此,客觀準確地判斷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面臨的形勢,應是我們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關鍵和前提。我認為,對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出現的困難,應首先明確幾點認識。
中國經濟必定無法在此次危機中獨善其身。由于世界經濟一體化以及金融國際化,中國又形成一個外向型特征極為明顯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那種一枝獨秀或風景這邊獨好的主觀愿望并不現實。事實上,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外貿出口受阻造成的,具體表現為進出口總額與實際利用外資自2008年四季度起已分別連續下降七個月和八個月,其中2009年前五個月下降24.7%和21%。在外貿進出口中,出口下降21.8%,進口下降28%,實現貿易順差近888億美元,同比增長15.7%。外貿出口下降不僅影響其本身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而且涉及到固定資產投資等多個方面,也會對經濟形成不利影響。因此外貿形勢何時見底回升已成為我國經濟形勢能否好轉的一個關鍵變量。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來說“危”“機”并存。甚至有可能是利大于弊,成為一次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首先,這次金融危機幫助我國解決了近幾年來宏觀經濟調控中長期存在的一些難題,如自2003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主要困難即是經濟增長過熱、固定資產投資膨脹、房地產與股市出現泡沫、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外匯儲備持續巨額增加、社會流動性嚴重過剩等問題,多年來政府頻繁出臺了各項宏觀調控政策以圖控制,但效果總是差強人意。現在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從各種途徑對我國的沖擊,這些問題自然消失了,比如經濟過熱增長明顯放緩,人民幣升值暫時告一段落,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得到緩解,房地產與股市泡沫有所收縮,社會流動性過剩明顯改善,等等,這不正是多年來我國宏觀調控期望達到的目標嗎?從我國經濟的安全性考慮,我認為目前的宏觀狀況可能是近幾年來最好的。其次,這次金融危機大幅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這一方面是歐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受這次金融危機沖擊巨大,經濟實力嚴重受損,國際地位、形象明顯下降;而相比之下,中國所受的沖擊、損失較小,國內經濟仍然保持相對穩定,經濟實力對比明顯提升。加之中國目前仍然是流動性充裕,因此在應對金融危機中我們可以制定經濟刺激政策力保經濟繼續增長,令各國羨慕不已。所以,現在我國雖然在經濟增長上遇到一些困難,但在對外比較中卻處于較為主動、優越的最好時期。
金融危機產生的將是長遠性影響。即使危機在兩年之內能夠結束,經濟開始復蘇反彈,國際經濟增長的格局、結構也會進行深度調整,預計將難以很快恢復到危機發生前的那種繁榮景象,世界經濟增長也許從此即進入一個長期調整的低迷時期。這里我們關鍵要認識到:金融危機就是對這種狀況下矛盾長期積累的一個總爆發和總清算。對中國來說,“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們將會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如果仍恢復到危機爆發前那樣一種經濟增長狀況,即美國照常負債消費,中國依舊生產大量消費產品以換取美元紙鈔,那么就意味著中國的外匯儲備將在近2萬億美元的基礎上繼續增加,同時在國內更會釋放出等值的人民幣流動性。這種情況對中國經濟運行來說危若累卵,無論哪個環節破裂,均將對我國經濟造成巨大的影響和損失。因此,這種經濟發展模式顯然已越來越不平衡,并難以繼續。因此,應從長計議,由于市場環境受這次金融危機的沖擊巨大,并且長期恢復困難重重,所以,需要我們從現在起積極地調整和改變自己的發展方式,著眼于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目標與需要,適時進行有效的調整,力爭在更高水平上尋求更大的突破。
需要關注和制定的主要經濟政策
冷靜分析國際市場對我國經濟造成的沖擊,科學確定我國的經濟增長目標
由于30年來我國形成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高度依賴消費市場,因而國際市場變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直接而明顯。這樣,我們在確定國內經濟增長目標時,就應該充分考慮市場對我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制約和影響,而不能脫離這種約束條件,一廂情愿地提出自己的經濟發展目標。比如,2002年之后至2008年我國經濟連續保持雙位數高增長,近六年平均超過11%,而同期全球經濟增長平均不到5%,彼此相差約6個百分點。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全球經濟進入嚴重衰退,2009年出現負增長已成定局,最近世界銀行更是將其預測值由原來的-1.7%調低為-2.9%;全球經濟嚴重下滑,自然會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明顯影響,并有可能從外需下降和外資流入減少兩個方面形成負面沖擊(造成外貿出口和國內投資需求減弱),從而產生放大效應。目前,從德日等出口大國來看,其經濟下滑更為嚴重,即是一個例證。
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遭受巨大沖擊,西方發達國家尤甚,所以應對之策的關鍵點是要弄懂該如何在寒流的襲擊中安全地保存自己,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尤其不要形成天災人禍。理解這一點,我們就應該從過去幾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亢奮狀態中平靜下來,而不能沉迷于那種已逝的幻景中難以自拔。這里要特別強調“保民生”的重要性,即隨著應對金融危機思維的調整,在“保增長、調結構、擴內需”或“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等各類提法中,應將“保民生”放在突出位置上加以落實,這樣才能與相關的政策思維調整相協調并統一起來。
制定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匯率制度,并確保人民幣真實市場匯率水平的大體均衡
對我國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來說,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均衡至關重要,這應作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中的核心原則長期得以堅持實施。各國經濟發展的共同經驗是:一國貨幣的名義匯率水平不可長期背離其真實的市場匯率水平,否則必然造成本國經濟發展的內外結構扭曲,長此下去必會生亂。金融危機發生前,由于人民幣事實上存在與美元掛鉤并長期低估的問題,遂造成人民幣資產價格低廉并成為國際熱錢追逐的重要目標,從而導致我國流動性過剩并出現嚴重的資產泡沫現象。2008年9月由于金融海嘯的突然爆發,才使美元收縮以求自保及避險,從而出現美元對歐元、英鎊等主要國際貨幣急升20%以上,結果致使人民幣盡釋原來積累的升值壓力,近年來首次出現了市場均衡匯率,即目前仍然維持的人民幣匯率水平(大約6.83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并從此使我國的外匯儲備也保持大體平衡。
這種匯率均衡狀況的意外出現對我國十分有利,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個機遇,準確地把握好這個市場匯率的均衡點,切不可再度輕易喪失即人民幣偏離市場均衡匯率水平。因為若人民幣像過去那樣估值過低,將來必然依舊吸收國際熱錢涌入國內,給我國本已過多的外匯儲備增加更大壓力,并且其背后則造成我國經濟比例、結構關系的進一步失衡。反過來,若人民幣估值過高,便會形成外匯資金出逃的壓力,類似1998~2000年出現的情況,那將造成流動性抽緊,給外貿出口、經濟增長造成不必要的緊張局面。尤其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機仍未見底的情況下,出現這種局面將更加危險。因此,找準和把握好人民幣的市場均衡匯率水平,應成為今后我國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首選和前提。
保持人民幣市場均衡匯率水平并用出口退稅等優惠政策加以配合,可以作為一項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長期實行。這樣一方面可以促進外貿出口并延續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有效發展,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國際熱錢大量流入中國從而造成國內資產形成嚴重泡沫。
制定長期穩定的房地產市場政策,切不可短期化和功利化
短期化和功利化的房地產市場政策對我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社會的和諧穩定必將帶來不利影響。毫無疑問,房地產市場對一國的經濟發展,不僅影響明顯,甚至可視為晴雨表。正因為如此,各國政府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往往會出臺政策抑制房地產市場的過熱發展,在經濟增長出現低迷時期又會出臺政策刺激房地產市場發展。這次金融危機發生前后,我國正好經歷了這么兩個不同的階段,其對房地產市場的抑制與刺激政策可謂表露無遺,與其他國家相比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造成政府在房地產市場政策上的左右搖擺、大起大落。如果這些政策真像政府所預期的那樣見效,那么勢必造成房地產市場也隨之大起大落、忽冷忽熱。因此,無論是抑制房地產市場過熱增長,還是采取刺激性的房地產市場政策,從短期來看也許是有效的,長期分析卻未必是對、是好。
長期穩定的房地產市場政策,其著眼點應放在滿足居民的實際住房需求上來,穩定價格、穩定預期,寧可冷一點,也不宜過熱。核心是拒絕“炒房”,防止房地產市場形成泡沫。為此至少應堅持兩條:第一是限制外籍及外資購買中國普通居民住宅,提高其交易成本,以阻擊國際熱錢追逐人民幣資產,從而避免形成人民幣資產泡沫。澳大利亞政府即長期堅持實行此類政策。第二是各級政府出讓土地必須實行公開拍賣,所得款項要至少拿出一半以上存入專門設立的公益賬戶,用于解決社會養老保險及經濟適用房開發的資金來源。同時要對外公開土地收入的來源與用途情況,實行有效的社會監督。這里的關鍵是改進公開拍賣的方法,要學習香港至少提前半年在公開網站上公布所拍賣土地的所有信息資料,由房地產開發商實行網上報價與競價,價高者獲得,這樣才能有效避免舞弊行為。
進行深徹改革,有效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不少中外學者達成共識:從人口、地域、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來衡量,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性大國,完全依靠境外市場以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終究不是長遠之計。一國的經濟結構與增長模式是由許多客觀條件及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文化歷史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并不能進行簡單的單項調整或轉變。現在若我們設法改變這種增長模式,首先就需要明確發展目標,進行戰略性調整,而其保障即要求在政治、經濟體制上進行深徹的改革。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順應和促進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否則就倍加困難,達不到預期目標。比如,金融危機后我國遭遇出口下滑并影響經濟增長乏力,各級政府紛紛出臺政策刺激內需,試圖增加內需以彌補外需的不足,但始終內需難以啟動,無法有效彌補外需下降出現的缺口。
許多中外學者把中國內需不足歸結為中國人的儲蓄偏好,而儲蓄率過高則與中國尚未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有關。從邏輯上看這種推理無懈可擊,但在上海有位年輕的香港朋友卻以他在上海開珠寶商行的親身經歷,深有感觸地對我說:“這基本上是個偽問題”。他認為根本問題分明是社會稅費負擔過重使然。為此,我們特地將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占人均GDP的比重與美歐等西方國家做了一個對比,結果不出所料。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07年美、日、德、英、法、意等西方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一般均在60%以上,美國則高達82%多,而中國只有46.6%。這說明中國每年創造的社會財富中有一半以上并未分配到個人手中,而是由政府、壟斷機構等集中或消耗掉。這就是中國啟動內需的困難所在,即基礎問題是一個經濟管理體制不科學、社會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結構性難題,社會保障不健全只是一個其次問題。
因此,如果長期著眼,將我國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成為以內需為主、外需并重的經濟增長模式,那么就需徹底改變中國目前這種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狀況;而要改變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狀況,就必須對我國現行的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深徹改革。表面上的收入分配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全社會的經濟管理制度問題。
如何確定改革的著重點
需要確定我國進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我認為無論如何,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未來取向都必須是堅定不移地走市場化之路。我們要深刻認識到:盡管本次金融危機也存在市場化過度造成的問題,并在西方有學者認為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失敗。但對中國來說卻是市場化遠遠不夠,還未能有效地發揮市場在組織和配置各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而限制和阻礙市場作用在中國的有效發揮,主要即是行政體系的頑固控制和壟斷使然。
因此,在中國堅持市場化取向,首先就需要“去行政化”。所謂“去行政化”,就是要縮小和減少政府的規模,將行政機構和行政權利限制在一個最小的合理范圍之內。具體為: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的層級和數量;最大限度地縮小行政機構、行政人員數量;堅決實行政務公開;明確行政審批權與設置權分離;行政權利的設置必須走公眾聽證程序,并及時向社會公布;最大限度地簡化財稅體制、減輕稅賦;各級統計部門可由地方“塊塊”管理劃歸中央實行“條條”管理,這可相對減少經濟數據的不實統計。
中國改革開放已走過了30多年的風雨歷程,“市場化”已取得部分成功。今后進一步深化改革需要重點突破兩個堡壘,第一是打破行政或行業的壟斷行為,在大的方面這主要體現在國有體制下對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通訊、金融、文化等行業的壟斷經營。第二是進一步放開要素市場的價格管制,這主要就是上述壟斷行業的價格控制。直至目前為止,我國在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通訊、金融等行業的價格形成過程中,不是依據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原則形成的市場浮動價格,而是由行業壟斷或行政管制確定的“官價”。這造成了社會收入分配的極大不公平。
實行利率自由化,建立市場化金融體系
利率是資金的價格,要求石化、交通、電訊等打破部門管制和行業壟斷并實行真正的市場定價,自然不能放過銀行利率的市場化問題。否則對社會就是一種不公平。總體來看,我國利率市場化問題提的早卻行動慢,說的多卻做的少,現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則,不僅影響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市場化的發展步伐,而且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許多不合理的扭曲現象,社會融資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根本無法解決。
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關鍵標志,便是銀行業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即是由市場競爭主體依據市場競爭規律而形成的浮動利率。惟有如此,才能說基本完成利率市場化的改革目標。具體實施起來也并不復雜,可確定一個粗略的時間表,大致實行三年走三步:第一年規定銀行存款利率可以最高上浮20%~30%,第二年則提高到上浮50%~60%,第三年實現完全放開;而同期貸款利率的浮動應更寬松一些,甚至也可以一步到位完全放開。
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為利率市場化改革做了較好的準備,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條件已基本成熟,現在該到了勇敢突破的時候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惟此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的諸多矛盾、社會中的一些扭曲現象才能夠得以有效化解。實行利率自由化,是我國建立市場化金融體系的基礎與前提。若利率改革遲遲不能啟動,那么建立市場化金融體系終將難以完成,甚至是一句空話。
謹防信用風險和通貨膨脹重現,避免投資遭受巨額經濟損失
2009年上半年我國新增人民幣貸款達到7.37萬億元,這不啻為一個天文數字。毋庸置疑,在當前應對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的特殊時期,這種巨額的信貸投放自有其必要性,但長期來看卻無可避免地帶來兩個問題,一是信貸膨脹會引發銀行產生大量不良資產,二是出現資產泡沫并引發通貨膨脹。而隨著這兩個問題的來臨,必然會重啟宏觀調控緊縮政策,那時就可能使許多投資項目因抽緊銀根而陷入困境,便帶出第三個問題:已開工的投資項目難以為繼,又將產生一批“爛尾樓”、“半拉子”工程等,經濟發展及宏觀調控出現類似1992~1993年面臨的情況與問題。
這里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是政府大量投資行為所產生的問題。在前幾年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時期,正是各級政府熱火朝天搞建設、城鄉面貌發生巨變的“火熱年代”。當中的奧秘所在就是同期興起的所謂“土地財政”,即隨著中國出現流動性過剩、資產泡沫等現象,導致各級政府掌握的土地資源及其價格成倍猛漲,從而產生暴利,額外為各地經濟建設籌集了大筆建設資金。但金融危機使這種狀況突然中斷,土地出讓減少并且售價一落千丈,因此造成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普遍從2008年之前的“收大于支”轉變為之后“入不敷出”,類似經濟狀況,也有一點冰火兩重天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