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文化遺產范文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世界文化遺產，是指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世界文化遺產和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中的文化遺產部分。
第三條世界文化遺產工作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確保世界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第四條國家文物局主管全國世界文化遺產工作，協調、解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中的重大問題，監督、檢查世界文化遺產所在地的世界文化遺產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文物主管部門依照本辦法的規定，制定管理制度，落實工作措施，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世界文化遺產工作。
第五條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將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所需的經費納入本級財政預算。
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通過捐贈等方式設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基金，專門用于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基金的募集、使用和管理，依照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的規定執行。
第六條國家對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重大事項實行專家咨詢制度，由國家文物局建立專家咨詢機制開展相關工作。
世界文化遺產保專家咨詢工作制度由國家文物局制定并公布。
第七條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都有依法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義務。
國家鼓勵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參與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國家文物局、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文物主管部門應當對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中作出突出貢獻的組織或者個人給予獎勵。
省級文物主管部門應當建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志愿者工作制度，開展志愿者的組織、指導和培訓工作。
第八條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由省級人民政府組織編制。承擔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編制任務的機構，應當取得國家文物局頒發的資格證書。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規劃應當明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標準和重點，分類確定保護措施，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要求。
尚未編制保護規劃，或者保護規劃內容不符合本辦法要求的世界文化遺產，應當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1年內編制、修改保護規劃。
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由省級文物主管部門報國家文物局審定。經國家文物局審定的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由省級人民政府公布并組織實施。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的要求，應當納入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鄉規劃。
第九條世界文化遺產中的不可移動文物，應當根據其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依法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尚未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由縣級文物主管部門予以登記并公布。
世界文化遺產中的不可移動文物，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的有關規定實施保護和管理。
第十條世界文化遺產中的文物保護單位，應當根據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需要依法劃定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并予以公布。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的劃定，應當符合世界文化遺產核心區和緩沖區的保護要求。
第十一條省級人民政府應當為世界文化遺產作出標志說明。標志說明的設立不得對世界文化遺產造成損害。
世界文化遺產標志說明應當包括世界文化遺產的名稱、核心區、緩沖區和保護機構等內容，并包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世界遺產標志圖案。
第十二條省級人民政府應當為世界文化遺產建立保護記錄檔案，并由其文物主管部門報國家文物局備案。
國家文物局應當建立全國的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記錄檔案庫，并利用高新技術建立世界文化遺產管理動態信息系統和預警系統。
第十三條省級人民政府應當為世界文化遺產確定保護機構。保護機構應當對世界文化遺產進行日常維護和監測，并建立日志。發現世界文化遺產存在安全隱患的，保護機構應當采取控制措施，并及時向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省級文物主管部門報告。
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機構的工作人員實行持證上崗制度，主要負責人應當取得國家文物局頒發的資格證書。
第十四條世界文化遺產辟為參觀游覽區，應當充分發揮文化遺產的宣傳教育作用，并制定完善的參觀游覽服務管理辦法。
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機構應當將參觀游覽服務管理辦法報省級文物主管部門備案。省級文物主管部門應當對世界文化遺產的參觀游覽服務管理工作進行監督檢查。
第十五條在參觀游覽區內設置服務項目，應當符合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的管理要求，并與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和文化屬性相協調。
服務項目由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機構負責具體實施。實施服務項目，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公共利益優先的原則，并維護當地居民的權益。
第十六條各級文物主管部門和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機構應當組織開展文化旅游的調查和研究工作，發掘并展示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和文化價值，保護并利用世界文化遺產工作中積累的知識產權。
第十七條發生或可能發生危及世界文化遺產安全的突發事件時，保護機構應當立即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并同時向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省級文物主管部門報告。省級文物主管部門應當在接到報告2小時內，向省級人民政府和國家文物局報告。
省級文物主管部門接到有關報告后，應當區別情況決定處理辦法并負責實施。國家文物局應當督導并檢查突發事件的及時處理，提出防范類似事件發生的具體要求，并向各世界文化遺產所在地省級人民政府通報突發事件的發生及處理情況。
第十八條國家對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實行監測巡視制度，由國家文物局建立監測巡視機制開展相關工作。
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監測巡視工作制度由國家文物局制定并公布。
第十九條因保護和管理不善，致使真實性和完整性受到損害的世界文化遺產，由國家文物局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警示名單》予以公布。
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警示名單》的世界文化遺產所在地省級人民政府，應當對保護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整改措施，限期改進保護管理工作。
第二十條違反本辦法規定，造成世界文化遺產損害的，依據有關規定追究責任人的責任。
第2篇：文化遺產范文
富陽東塢山村，一個不起眼的江南小山村，位于杭州城郊的交界處，唯一有名的就是“金衣”豆腐皮。
2008年，村里的幾個農民找到了在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任教的吳宗杰教授，希望他來試著挖掘整理東塢山的文化遺產，而批判話語專業出身的吳宗杰欣然接受了這一邀請。“批判話語看似跟文化遺產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其實不然。它始于現代西方，是對現代文明的反思，當我在英國讀這個專業的博士時，我已經開始關注中國傳統文化，我覺得，正是中國傳統中的‘話語’才能打破西方當代‘話語’的桎梏。”他解釋說。
一年以后，《東塢山村文化研究報告》問世。
我問及為何選擇東塢山村作為研究對象時，他坦言：“東塢山是一個東南沿海典型的中國傳統村落。村子中的一切顯得‘土氣’而平常。但即使很小的一點，也能體現傳統價值觀。”吳宗杰說，“比如說，東塢山的家庭情況完全不同于杭州，它是由幾個大家族構成的，每個家族的成員聚落相處，正是中國傳統的家庭模式。而這種模式在大城市早已經沒有了。”這種村落人口的排布體現了中國傳統倫理觀——大家族之治，是基于家族成員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長幼有序”等“禮儀”的遵循。一言蔽之，遵禮守德方能齊家。或許正是悟到這種血緣宗法性質是基本的社會關系，古代中國人才把“齊家”作為“治國”的先決條件。
“剛開始沒想到話語、中國‘禮’的價值觀與文化遺產有關聯，但在做的過程中，這些理念都對接在一起。”吳宗杰不無感慨，“我研究歷史文化，為的是找到有意義的‘敘述遺產’。”這些有意義的“敘述遺產”，正是中國的“禮”的方方面面。“禮”被吳宗杰概括為“中國核心價值體系”。“我的立足點都是這個‘中國核心價值體系’。比如‘龍飛鳳舞到錢塘，獅蹲象踞東塢山’，并不是什么迷信的說法，而是一種依附于山水景觀文化的話語，是人對天的禮儀，表現的是禮義中天、地、人構成的三位一體的‘天人合一’的關系。”于吳宗杰而言，村落文化遺產、鄉俗之學只是一個外殼，最重要的是呈現其中的“禮”。
三年之后，吳宗杰主持的《水亭門街區文化遺產研究報告》成型。雖非歷史文化研究出身，如今他已是全國乃至全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領域一位獨樹一幟的學者，成為《世界遺產》雜志的編委。
破遺產之觀尋溯“古”
2011年4月，應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學院的邀請，吳宗杰先于浙江大學楊衛校長進行了為期兩周的學術訪問。他以東塢山村與衢州水亭門為例，與中外學者探討了孔子歷史敘述的文化意義，為中外兩所名校的長期合作打下了基礎。
2012年6月，以吳宗杰為首的浙大文化遺產研究團隊應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之邀，參加以文化遺產與展示為主題的冬季論壇。吳宗杰作了《物質與精神遺產界限的模糊化：衢州水亭門遺產研究項目》的學術報告，反響熱烈。
“我并沒有發表過任何關于文化遺產的英文文章，”吳宗杰說，“但外國人很希望我去交流。他們（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找到我，希望我能成為他們旗下雜志《世界遺產》的編委。”
“也許我最吸引他們的地方，就是我的文化遺產研究方法。”吳宗杰認為，“對于現代中國乃至世界來說，這種遺產研究方法都是全新的。”
西方與現實中國都通過學科知識基礎上的歸納、分類、認定、排序來確立所謂的遺產價值。“這是一種禁錮，一種凝固的思維方式，一旦限定，就缺少了意義的延展性，東西就死了。”他說，“我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就是用‘春秋筆法’來研究和敘述。”春秋筆法是用發微探幽、言不盡意的方式來敘述，不會將文化描寫成概念，而是將最深刻的含義留給讀者闡釋，回避語言的表征意義，體現“道不可道”的哲學。“一方面，祖先留給我們的文化絕不僅僅是‘概念’，而是一種微言大義的教導。因此我們的研究解讀方式不應該只是定性。譬如，一塊地標石碑，用西方的遺產觀看到的也許只是一塊石碑，什么年代，什么質地，誰建的，都無關緊要，但從‘微言大義’的角度看，西方人用的是木條，不用了拆下就可以了，而我們用的是自然中長存的石碑，這種人文建筑與自然地理的統一，正表達了中國人敬畏自然、順勢自然的‘禮’。”
吳宗杰看文化遺產，看到的是其中的核心——禮，他寫文化遺產，也用春秋筆法寫“禮”，希望后人能夠參透悟道。對他而言，他所用的遺產研究方式并非創新，只是尋古溯古罷了。
行孔子之行復興“義”
吳宗杰言談之間認為，儒學復興的周禮成為中國的核心價值觀是因為兩點：一是孔子對周禮的繼承最全面、影響最大，二是因其深得禮之精髓。
中國文化遺產的意義究竟何在？難道只是按照現代人的一廂情愿，把它們看做一種藝術形式、一種空洞的民族認同的證據。我想，吳宗杰絕不會這么認為。在中國歷史的浩浩長河中，他早已尋找到了中國文化的意義——孔子。
《論語·衛靈公》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在禮儀的施行中感受義，歸于“義”（“德”），是中國禮文化的傳播之道。吳宗杰認為，孔子“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歷史書寫方法，也是讓人從他的敘述中找到禮儀，施行禮儀，再領悟“義”（“德”）。
換言之，吳宗杰認為孔子及其后人治史，是希望從中找到行為準則與真諦，這是“崇古”的主要原因。“通過歷史可‘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而文化遺產也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是死的，而是承載著道，能為今所用。”他說。
“中國本土式遺產話語，就是不做定義，只敘述，通過彰顯遺產中原有的中國式話語，來告訴這個世界宇宙的方向。我要做的就是彰顯，讓人們看到文化遺產中的禮儀和禮義。讓人們可能從禮儀的施行中感受、理解禮義，從而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改造這個世界。”
《東塢山村文化研究報告》中有這樣一段描寫：老汪家一直有五棵樹，兩棵三角楓，一棵松樹，一棵苦楝樹和一棵大水檀樹。汪家人說，松樹代表萬年長青，楓樹和檀樹都是硬木，說明做人要有骨氣；苦楝樹則表示把一家人連在一起。如今松樹和苦楝樹被砍了，人也散了。而汪家人現在的愿望就是把兩棵樹都栽回去，樹齊了，人也就回來了。
吳宗杰的敘述平淡樸實，我卻能感受到，祖宗用幾棵樹就完成了對家族的期望和對家人的教導，讓他們從自然中感悟做人之道。這正是春秋筆法下的“禮”的精妙之道。
吳宗杰借鑒傳統歷史書寫方式，探索遺產意義。
第3篇：文化遺產范文
文化遺產的虛擬再現是指運用影視、動畫、虛擬現實技術等手段還原文化遺產,或創設體驗文化遺產的虛擬情境,從而對文化遺產進行保護和傳播。隨著世界各地大量的文物被戰爭毀壞,大批文化遺產被紛至沓來的旅游者破壞,用數字化技術保護文化遺產成為許多國家的選擇,而虛擬再現是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中的重要一環。
“虛擬現實”是實現文化遺產虛擬再現的技術核心。它“也稱靈境技術或人工環境,是利用電腦模擬產生一個三度空間的虛擬世界,提供使用者關于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的模擬,讓使用者如同身歷其境一般,可以及時、沒有限制地觀察三度空間內的事物。使用者進行位置移動時,電腦可以立即進行復雜的運算,將精確的3D世界影像傳回產生臨場感”。①通過虛擬再現,可以讓人們全面地了解和體驗文化遺產,特別是對于已經消散的文化遺產,也只有虛擬再現才讓我們重新有了觀賞和接觸的機會。虛擬再現不同于攝影或錄像,復制和還原僅僅是最基礎的一環,更重要的是構建出一個高度仿真的虛擬環境,讓觀眾能夠張開所有的感覺器官,真正地身臨其境,甚至可以在虛擬的世界里擁有高度的自。
根據1972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大會第十七屆會議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約定,文化遺產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遺址三大類。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也納入文化遺產的行列中來。對于前述的三類物質文化遺產,虛擬再現可以根據現實生活中的原型,運用數字技術復原文化遺產的樣貌,并進行多維度的展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虛擬再現,就必須根據其特點,找到一種最佳的方式,用可視或可體驗的形式對文化遺產進行重構和整合,將“無形”轉化為“有形”。現在,已經有一些文化遺產虛擬再現項目開始將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整合在一起,更為深入立體地對文化遺產進行保存和傳播。
多維度“再現”:穿越時空界限
“再現”這一功能最本質的特征就是能使對象從原有的時空中脫離出來,自由地在別的時空中被觀察。“再現”意味著逼真,和真實的一模一樣。在文化遺產的虛擬再現中,“三維掃描技術對實物的掃描精確度達到0.3mm以內,可以滿足文物及考古研究中對模型的準確性要求”。②這一精確度更是人的肉眼所無法分辨的。“再現”的逼真性不僅保證了人在視覺上的高度真實感,而且也為借助“再現”進行文化遺產研究的準確性和科學性奠定了基礎。
文化遺產虛擬再現的“再現”是多維度、全方位的。有研究者把再現的目標歸納為“既要有歷史真實性,又要有文化藝術性,還要求有環境的現實性”。③因此,文化遺產虛擬再現所要“再現”的包括如下幾方面:
空間再現。建筑空間是文化遺產中比重非常大的一類。對歷史建筑空間的再現,不僅包括“前后―上下―左右”的三維空間,還涉及材料、色彩、紋理等因素。空間再現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多視角的自由轉換。在建筑物的虛擬再現中,可以突破實地參觀時的視角限制,讓觀眾在各種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觀察角度中隨意轉換。
歷史再現。文化遺產作為人類歷史的遺存,每一件上面都鐫刻著清晰的時間印痕。文化遺產虛擬再現也要再現歷史的真實,實現對歷史時間的過程再現。目前歷史再現主要被運用在歷史城市和歷史地段的虛擬再現中,通過數字模型展現城市樣貌的歷史變遷。
場景再現。除了空間和時間的維度,文化遺產虛擬再現還可以再現該時空中的人物和場景,從而構建出一個更為真實的環境系統。
整合與重構:構建歷史文化的體驗場
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構
(1)利用3D技術展示傳統文化儀式。2003年,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媒體研究中心數字圖像實驗室參與“虛擬奧林匹克博物館”項目,該項目是利用數字技術展示中國古代體育,為中國和世界的青少年營造學習和了解中國古代體育文化的虛擬空間。其中一個試驗數字作品“西周時代射禮”的虛擬復原就是采用了這種方式。課題組在嚴格的文獻調研、古籍考證以及專家的指導下,利用Maya技術,復原了鄉射禮中主要的人物角色,然后用三維動畫模擬了鄉射禮中“三番射”的全部程序,展示了中國古代體育嚴格的比賽規則和禮儀程序。④
(2)利用數字技術的交互性,營造能使觀眾親身參與和體驗的虛擬環境。“虛擬奧林匹克博物館”中的“虛擬五禽戲”一項,則是通過創設一個體驗傳統體育項目的虛擬環境來實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構。它運用虛擬現實、人機界面等數字技術,讓觀眾在觀看“五禽戲”的同時可以在屏幕前進行模仿,如果觀眾選擇了“鷹”的角色,他的動作和虛擬的“鷹戲”動作相吻合,圖像識別技術將使觀眾變成一只鷹,進入屏幕中,然后飛向大自然。⑤這種參與不僅增加了趣味性,最后“人與動物合一”這一環節設計還能使觀眾體驗到中國古代體育運動背后所蘊藏的“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
(3)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游戲等數字產品。游戲是交互性最強的一種體驗形式,利用電腦游戲來重構非物質文化遺產無疑是一種有效的途徑。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媒體研究中心數字圖像實驗室曾經設計開發過面向兒童的體驗朱仙鎮木版年畫選材和制作流程的在線小游戲。為了使兒童能夠了解朱仙鎮木版年畫的材料以及制作流程,游戲設計了如下界面:畫面的左邊是五種材料,右邊是五塊模板,參與游戲者可以在提示下為各種材料選取合適的模板,并將選擇的每一套模板印制在畫面中心部分,最后完成一幅木版年畫的印制。⑥簡單有趣的游戲用最為直觀、互動的方式將無形的知識有形化,而且游戲這種形式最為適合少年兒童,讓他們從小接觸和了解傳統文化。
多項文化遺產的整合
將相關的多項文化遺產,包括物質和非物質的文化遺產,整合為一個整體,從而形成一個綜合性的歷史文化體驗場。一些較為大型的文化遺產虛擬再現項目一般會采用這種整合方式。例如在“虛擬紫禁城”中,紫禁城中的建筑、文物、皇家儀式、服飾、飲食文化等種類繁多的文化遺產都被包容在這個虛擬世界之中,受眾既可以自由選擇路線來參觀建筑和文物,又可以在“官員、宮女、嬪妃、武士、太監”等身份中選擇一個來參與體驗各種紫禁城中的生活場景,如皇帝批閱奏折、用膳、武士比劍等等。多項文化遺產的整合既節約了資源,又使各個相關文化遺產之間相互碰撞、相互呼應、相互映襯、相互補充,形成一個更為綜合立體的文化走廊,使受眾能夠獲得更多的信息和體驗。
功能的整合
整合娛樂休閑功能。文化遺產的虛擬再現注重受眾的參與和體驗,如果能夠使這種交互性產生足夠的趣味性,那就能增加娛樂休閑的功能。法國國家博物館協會與法國著名的游戲公司CRYO合作出版了“太陽王宮殿的陰謀”,這個游戲以路易十四時代的凡爾賽宮為背景展開,分別以凡爾賽的宮殿和園林為舞臺,以謀殺太陽王路易十四為線索,用游戲的形式為觀眾提供了體驗14世紀凡爾賽宮殿歷史、建筑、繪畫與園林的機會。整合了娛樂休閑功能之后,文化遺產的虛擬再現可以應用于虛擬旅游,人們足不出戶就能游覽和體驗各個時代、世界各地的名勝古跡。
整合科學研究功能。文化遺產虛擬再現在科學研究上的功能主要表現在“對文物和歷史遺產的分析數據儲存、比較及跨地域展示上”。⑦在傳統的科學研究中,要獲取歷史遺跡的分析數據,研究者必須到達現場測量數據,再進行漫長和繁瑣的分析比較,最終的分析結果也只是一堆圖表和照片。充分利用三維掃描技術的精確度,虛擬再現完全可以重建文化遺產的虛擬模型,這種虛擬模型可以為科學研究提供直觀生動的信息和精準有效的數據分析,甚至可以通過操縱桿或三維空間球等虛擬現實的技術設備,在虛擬世界中觸摸和感受文化遺產。這種虛擬模型還有利于各國科學家進行便捷的遠程共享研究。
整合教育功能。隨著文化遺產虛擬再現技術的提高,設備成本的降低,這一技術完全有可能走進學校、走進課堂。我們可以想象,在史地課或科學課上,書上所講述的歷史遺跡活生生地出現在課堂上,學生不僅可以近距離地觀看,而且能夠觸摸、感受、體驗,那種教學效果將會是何等顯著。虛擬再現比起純影像來,更能讓學生參與其中,投入學習。[本文為2008年度南京藝術學院校級重點課題“文化遺產的虛擬再現研究”(課題編號:DGWLLZX08)成果之一]
注 釋:
①《什么是虛擬現實技術》
②③⑦杜嶸:《文化遺產研究初探》,《新建筑》,2001(6)。
④⑤⑥參見陳玲:《重構與整合――文化遺產數字化研究與對策》,《中國傳媒報告》,2006(2)。
第4篇：文化遺產范文
是年圣誕節前后，“中國琴會”副會長、著名古琴演奏家龔一先生在上海組織了一次 大型活動，叫做“03古琴松江行——慶祝中國古琴藝術入選聯合國‘人類口頭與非物質 文化遺產代表作’”。龔一老師請我做了一場報告，也邀請了“中國琴會”會長吳釗先 生，以及中央音樂學院古琴教授李祥霆先生和趙家珍女士等。會間，上海東方電視臺音 樂頻道采訪我，當時，萬導演問了幾個尖銳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有人說，“中國古 琴藝術”入選聯合國“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是一種遺憾，對此，你怎么看? 應該說，這個問題提得確實尖銳。我當即回答說：如果有人說是一種遺憾，那么，遺憾 的不是“入選”本身，而是“為何”入選。也就是說，“入選”本身是好事，這是毫無 疑問的。但為何又會遺憾呢?這就不能不讓人思考了。
眾所周知，“禮樂文明”不僅是醞釀中華文明的溫床和創生根基，同時也是與她共生 的主體精神命脈。從形式上說，“禮樂文明”具體表現為“詩歌”、“音樂”、“舞蹈 ”等藝術形式；從本質上說，她化為一種貫通各種藝術中的本體精神，體現出“樂”的 核心地位，從而以“琴”為代表，在華夏兒女的心目中具有了一定意味，進而以“琴、 棋、書、畫”的審美化方式為人生涂上一層濃濃的亮色。在中華文化傳統基本沒有斷流 的條件下，以實踐理性精神來對待日常生活的態度實際上潛含著一種發端自原始“樂舞 精神”的審美式人生意味。于是，華夏先民們自覺不自覺地于無形中由“六藝”和“琴 、棋、書、畫”開始“修身”，繼而去勉力實現主流文化那“齊家”—“治國”—“平 天下”的人生抱負。
如果明確了這一點，那么，我們就不能僅僅著眼于琴“器”本身，而應該將她作為一 個整體來進行審視，也不能簡單地將“琴文化”進行工具化、技術化、狹窄化的理解。
頗感吊詭的是，本應該活躍于生活中的“琴”現在卻成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 的保護對象，這究竟是中華文化之幸呢，還是某種意義上的悲哀?聯系現狀，就不能不 讓人唏噓、扼腕，因為我們的某些文化傳播者似乎對于“琴”、“瑟”、“箏”等的區 別也不甚了然。例如：1995年熱播的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的“彈琴”，畫面道具用 的是“瑟”，而配音卻是“箏”。電影《秦頌》中高漸離彈的“琴”實際上遲至唐代才 基本形成定制。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一個問題：曾經流傳上下四千年、廣布社會各階層 的“古琴”已經遠離了我們的當下生活，幾近于成為一種“博物館藝術”。既然如此， 當然就是一種“遺憾”。
琴人李靜《祭九嶷先生》中有一段題詩，題旨高遠：“樂先禮生，亦先禮壞。禮樂既 亡，紀綱斯敗。秦火燼余，樂惟琴在。”
中華琴文化源遠流長，其內涵博大精深。早在先秦時期，“藝”(從屬于“六藝”，而 不是后來我們所謂的純藝術[fine arts])就已經成為中華民族行為方式的一個重要組成 部分，而且，“琴、棋、書、畫”逐漸成為人們的生活內容。這時，為首的“琴”既是 一種娛樂身心的工具，同時還有著更為內在的文化意韻。也即是說，她不僅是個體修身 養性的器物，其中還滲透著一種發自遠古的“樂教”精神。因此，“琴”并不簡單就是 一種樂器而已，而是某種文化之“道”的轉換策略，具有一種“無用之大用”的特點。
應該說，“琴、棋、書、畫”是中國傳統士人們的一種生活狀態，一種將生活方式藝 術化，藝術行為生活場景化的真實寫照。其時，古人們的彈琴、吟詩、下棋、作畫等， 更是出于一種雅興，出于在游戲中防止“畸趣”(Kitsch)現象存在的真實想法，這或許 就是一種典型的“寓教于樂”的方式。例如，宋代哲學家邵雍有一首詩，叫作《古琴吟 》，頗有意味：長隨書與棋，貧亦久藏之。
碧玉鑿為軫，黃金拍作徽。
典多因待客，彈少為求知。
近日童奴惡，須防煮鶴時。
可見，“焚琴煮鶴”在文化人看來，簡直就是一種“俗不可耐”的敗興之舉。所以， 引導大眾的文化趣味走向一個更為健康的方向，將傳統文化中的某些“雅趣”融入到他 們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之中，并通過感同身受的玩味，來達到一種對主流價值觀念的無意 識認同，進而意識到生命的意義，這實際上就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若從“琴器 ”—“琴曲”—“琴藝”—“琴學”—“琴道”—“琴人”的歷史演進軌跡看，我們就 可以發現這樣一些不能不引起我們思考的問題：
首先，“琴”并不簡單到只是一種“樂器”。中國傳統文化非常強調一種現實人生的 情感體驗，并從中熔鑄一定的思想感悟。他們往往并不是超驗地單純追求一種所謂“為 審美而審美”的人生價值，而是注重在生活中強化品位，在那雪泥鴻爪、吉光片羽的生 活細節中鍛冶出審美感受、人生體驗與價值意義。文化，只有相對于個體的生命，才具 有情感意義，也才不是死寂的。正因為有了人類生命對它的深度挖掘，她才不斷顯現出 充盈的生命力。因此，文化的意義和終極價值就在于激活現實生命個體的情感因素，“ 中華琴文化”就正是這樣一個典型。傳說中孔子隨師襄學琴的故事就很有啟發意義。
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 ，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 ”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間，復曰 ：“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 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 ”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 。(《韓詩外傳》，四部叢刊本，上海書店，1989)
由得其“曲”，繼而得其“數”、“意”、“人”、“類”，就是通過循序漸進、通 達人性深處來領會音樂作為人類文化的多層意韻。“琴、棋、書、畫”作為人們的生活 寫照，要認識到她的審美文化特性。它融藝術修養于日常生活之中，當不失為一種恰當 的藝術化生存策略。
其次，以表現中華文化精神為內在質素的“琴文化”也不僅僅是一種“藝”，她其實 有著更為深刻的文化內涵。曾幾何時，她是人們生活方式的行為準則，所謂“眾器之中 ，琴德最優”(嵇康語)。她與我們中華文化中“君子以玉比德”的早期審美觀念達到了 高度一致，“琴”由豐富的情感、精神領域出發，將個體的生命感受與人類直觀的生活 世界互為交融，于是，“琴”就由“器”走向了“藝”，繼而走向了“學”的路程。
再次，由“自娛”而“娛他”，由“修身”而“齊家”直至“治國”、“平天下”等 ，“琴”就打上了濃郁的文化色彩，乃至意識形態性特征。但是，“琴學”的發生發展 軌跡卻是以激發與舒張情感的脈動走進人們生活的，她是以一種生活的文化性超越來印 證人類生存的詩性特征——“寓教于樂”。
例如，古人視彈琴、下棋、寫字、作畫為修身養性之道。唐人何延文的《蘭亭記》中 就記載有“辯才博學工文，琴棋書畫皆得其妙”的說法。曹雪芹的小說《紅樓夢》中也 有“感秋聲撫琴悲往事”、“寄閑情淑女解琴書”等動人描寫。我們發現，無論是信史 正籍，還是外傳野史；不論是筆記小說，抑或說唱話本，“琴、棋、書、畫”的主題都 是古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雅趣裝飾。這樣，唐代詩人王維的詩句“獨坐幽篁里，彈琴復 長嘯”中的詠琴，以及宋人趙師秀“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中的詠棋，宋 陸游“淋漓醉墨，看龍蛇，飛落蠻箋”中的談書，清詩家袁枚的“春風開一樹，山人畫 一枝”中的作畫等等就不鮮見了。一句話，它們已經無不深深地透進傳統人們閑適的人 生作派之中。尤其是魏晉之后，“琴、棋、書、畫”更是成為中國朝野人士必備的常識 。“琴、棋、書、畫”四者何以并提且經久不衰，常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修身主題 ，確實是一個頗可把玩的話題。四者之中為何以“琴”為首，我們認為，主要有如下兩 點：
第一，“琴”與人類生命的根本關系。這四者都與生命的“游戲”相關，與個體生命 的縱身投入的情感因素相關，與茫然大塊的生命體驗和超然物外的意向性追求相關。也 就是說，它們都具有某種“遺忘己象，乃能制眾物之形象”的藝術超驗化色彩。
譬如說“棋”，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就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游戲而已，亞圣孟子就很 激賞其“專心致志”之意。南朝梁沈約在《棋品序》中甚至將“棋”引上了形而上的高 妙境界。他說道：
弈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度。若夫入神造極之靈 ，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為手談，王生謂之坐隱。(轉引 自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30，中華書局，1958)
可見“手談”、“坐隱”多么富有文化味道!動中有靜，靜中寓動，“上有天地之象， 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外若無為， 默而識凈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這種將“弈棋” 之小技上升為某種準治國方略難道不正是一種“寓教于樂”的典型?明人張岱在《王異 人傳》中曾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 ”深戀娛樂之道的小技中竟然蘊含有“深情”、“真氣”在，由此可見古人對“琴、棋 、書、畫”的推崇，不無道理。因此，“琴、棋、書、畫”四者，因為內寓“窮本極變 ”、“合天地之化”、“有天地方圓之象，有陰陽動靜之理，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風雷 變化之機，有春秋生殺之權，有山河表里之勢。世道之升降，人事之盛衰，莫不寓是” 等大功能，所以才會由娛樂身心之小技一躍而上升為人生創化的境界階梯。這樣一種體 象而悟道、融妙理于常序的做法很值得我們今天深長思之。當然，“琴”發展為一種“ 琴學”，更因為她在歷史的演進中已經融進了中華主流文化，才因此得到更大程度上的 張揚與意義的疊加。
第二，“琴”之通“道”的核心功能。清人汪紱在《立雪齋琴譜·小引》中曾說：
士無故不徹琴瑟，所以養性怡情。先王之樂，惟淡以和。淡，故欲心平；和，故躁心 釋。“由之瑟，奚為于丘之門”，蓋以其不足于中和之致也。
“琴”可以致中和，達到一種心平德和、修身正己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作為中國傳 統音樂文化的代表，“琴”還具有其他手段所代替不了的功用，如琴人祝鳳喈在《與古 齋琴譜》中曾說：
樂曲以音傳神，猶之詩文以字明其意義也。然字義之繁，累之萬千，樂音則止此五二( 五正二變之音)而已，該乎人事萬物，而無所不備。其為音也，出于天籟，生于人心。 凡人之情，和平、愛慕、悲怨、憂憤，悉觸于心，發于聲，而即此五二之音也。因音以 成樂，因樂以感情，凡如政事之興廢，人身之禍福，雷風之震颯，云雨之施行，山水之 巍峨洋溢，草木之幽芳榮謝，以及鳥獸昆蟲之飛鳴翔舞，一切情狀，皆可宣之于樂，以 傳其神而會其意者焉。是以聽風聽水，可作霓裳；雞唱鶯啼，都成曲調。琴具十二音律 之全，三準備清濁之應，抑揚高下，尤足傳其事物之微妙。故奏其曲，更能感人心而動 物情也。
關于“琴”的美學意義，歷史上有多種看法，主要有兩種代表性意見：其一，是《白 虎通》所謂：“琴者，禁也。所以禁止邪，正人心也。”其二，是明人李贄《焚書· 琴賦》中所謂：“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
筆者認為，琴者，情也。傳情以達志，借情以言性。“琴”不僅可以觀風教，也足以 正人倫，調心志，諧倫理，平陰陽，諸般個體生命的感念都可借琴來抒發，所以“琴” 也就成為人生藝術化的一種必須。大眾如此，知識分子也一樣，因為“琴、棋、書、畫 ”的行為實施對他們的主體價值標準將會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從而證明這樣一個命題 ：審美與生活的同一。
人們常說，生活要有詩意，就是要把某種“詩意”的人文精神移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 中去。提倡藝術與生活的統一絕不意味著泯滅或消解二者之間的界限，恰恰是要從藝術 的審美活動那超現實、超利害、超越官能欲望的精神意緒中汲取意義。這樣一種精神活 動源于人類感性實踐的生命活動，展示出一種高級的人生境界，一種高于物質利欲生活 的情感世界。
“人生意義”往往是一個太大的命題，人，作為一個有意識的生命個體，或許終生都 難以索解到生命存在的價值意義，但并不妨礙人們于日常生活中去享受和領略高雅的人 生。人們需要于生活的俗常中來體驗一種富有底蘊的文化境界，于個體的感性生命空間 中追求一種“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從本質上說，文化就是審美化人生的存在。只有 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體驗生命、感受生活、把握過程。這絕不是什么消極的人生態度 ，而是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觀，是一種樂觀進取、認真把握和感受現時的樂觀精神，一 種接續了遠古珍視生命的優秀文化精神傳統。也只有這樣，我們每一個體驗到的瞬間才 可能化成生命情感的意義永恒。如此，我們就大略領會到一個看似玄妙實際上再簡單不 過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為何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原因正在于你我之間的生活藝術 化處理上。正是由于人們不甘于輕易地拋擲生命，才將自己的有限生命形式打上了更多 的情感意味。這種人生的游戲是健康的，是體現了個體生命圓融的一種審美化手段，它 有著現代人類學的豐富內涵，正像德國詩人席勒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人在充分意義上是 人的時候，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的時候，他才是完整的人。“游戲”，這一人類日 常生活的內容就這樣包容了藝術和審美的意義，于是，就從一個日常詞匯轉換成為一個 具有哲學意義的形而上行為。
第5篇：文化遺產范文
（一）分布區域不同
農業是對自然生態系統的農業化，是有機體生產過程，農業生產不可在大范圍內逾越自然地帶而存在。我國地域遼闊，跨越數個自然地帶，從中國的東北到西南，從完達山開始，越過長城，沿呂梁山，經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東麓，東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區，瀕臨海洋，氣候溫暖濕潤，原生動植物多為森林型，產生了以農耕為主的農業；西北部分則深居內陸，高山峻嶺，遠離海洋，氣候波動影響大，干旱且多風沙，原生動植物為草原型，發端了飼養家畜為主的畜牧業。我國草原畜牧業主要集中于內蒙古、新疆、青海、、甘肅、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積較大的省份；農耕畜牧業則廣泛分布于東部、南部種植農業大省，在氣候、交通、勞動力資源等方面都具有明顯優勢。它們在歷史時期內的分布大體與自然地帶的分布相吻合。
（二）經營方式不同
經營方式的差異是農耕區畜牧業與草原區畜牧業最為明顯的區別。我國傳統農耕區農戶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為中心經營畜牧業，分散圈舍養殖，或以定居點為中心小范圍游牧。因農耕的需要而飼養畜禽，規模不大，因此需要的養殖技術較為簡單，對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約因素。草原區畜牧業普遍水熱條件較差，難以滿足定居的生態需要，多以游牧為主，活動范圍大，往往可遠至上千公里。由于氣候的波動性，草原區畜牧業不確定因素很多，如天氣、飼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動物侵襲等都可能成為制約因素，對養殖知識及生產組織水平的要求很高。為了對抗風險，減少生產的邊際成本，因此草原區畜牧業不以小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緣關系為紐帶的部落生產，家畜雖私有，但內部多有分工。體現了一定的社會化生產，單個放牧單元的家畜規模可達成千上萬。
（三）農業經濟地位不同
畜牧業在農耕區與畜牧區的地位也有顯著差異。農耕區畜牧業的目的多是對種植業進行完善和補充，其目的在于提供農耕系統的養分循環、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區飼養的耕牛，不是為了肉用，而多是用來耕田、負重。故傳統農耕區種植業可脫離畜牧業而存在，而畜牧業則不可脫離種植業，是從屬地位。畜牧業則是草原區農業生產的支柱形態，幾乎是游牧民農業收入的全部。畜產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來源，同時由于游牧農業不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需要通過畜產品來交換農區的茶葉、糧食、手工業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產品也是牧民的生活來源。
（四）馴化的畜禽種類不同
農耕區畜牧業與草原區畜牧業對畜禽的選育標準有差異，馴化出的家畜種類、品種也不一樣。農耕區畜禽的選育標準主要為飼料轉化效率高，多為雜食性，能夠喂養農耕生產出的各種農作物，生產性能好。個體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獨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護，對惡劣環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點。總體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種類地域差別不顯著但品種區域有差別。草原區畜牧業飼養的幾乎都為家畜，它們既是生產資料，又是生活資料。多為草食動物，且體格較大，便于牧人在空曠的草原地區監管。往往一個游牧系統飼養多種家畜，各有作用。家畜為了采食、躲避自然災害、種內競爭，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區家畜與環境之間經過多年的雙向選擇，家畜種類的區域差別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飼養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則飼養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適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類型不同
這兩種類型的畜牧業還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態。農耕區畜牧業分布于漢民族為主體的農耕文化區域內；而草原區歷史上一直為少數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據。從歷史傳說到歷史記載開始，就出現了中國文化的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的分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雖草原民族與農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區域內的畜牧業形態幾乎沒有變化，所孕育的兩種文化，既有沖突，又有聯系與交融。農耕和畜牧文化不斷沖突與融合的歷史，曾是中國歷史的主線之一。
二、農耕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農耕區畜牧業是人們利用農區中大量的農作物秸稈、陸生（或水生）飼料植物及豐富的農副產品等，采用舍飼、半舍飼經營方式，飼養牛、羊、豬、雞、鴨等家畜與家禽。農耕區畜牧業在當地農業系統中的地位雖不如草原區畜牧業，但因我國農耕區體量龐大，基數大，故在全國畜牧業總量占據的比例也非常大，歷來是我國畜禽產品的主要來源地。農耕區畜牧業除了提供豐富的畜禽產品，其重要的生態價值是通過畜禽轉化農副產品為有機肥，家畜糞便還田，保證了土壤肥力，維系農耕系統的養分循環，構建成中國傳統的生態型農業。農耕區生活可以獨立于畜牧業，但生產不能長期脫離畜牧業。中國農耕業精耕細作的傳統，有大量的技術措施都是針對種養結合，種植業和養殖業相互促進。中國的土地耕作數千年之久而未明顯衰退，畜牧業糞肥及其副翼性經濟作用功不可沒。如我國農耕核心地帶太湖地區，明清時衍生出了“農副產品—豬—大田”系統、“蠶桑—羊—桑田”系統、“蟲草谷—雞鴨—田魚”系統和“桑基魚塘”系統，這些復合生產系統中畜牧業都發揮了重要的養分轉化與流動功能。因中國南北地帶性差異較大，農耕區畜牧業文化遺產又有南方農耕畜牧業文化遺產區和北方農耕畜牧業文化遺產區的分異。
（一）南方農耕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中國南方的農業系統主體起源于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為濫觴，逐步融合荊楚和巴蜀農業系統，并隨著漢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閩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遠達西南巖溶地區，最終將稻作農業系統擴散到整個南方地區。稻作農業系統的畜牧業作為種植業的副業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糧—豬農業”這一簡單而又高效的農業結構，豬吃殘羹剩菜及多余農副產品，并輔以雞鴨鵝等家禽，按需促進役畜的飼養。以長江流域為主還產生了蠶桑養殖這一獨特的勞動密集型養殖業類型，長江上游的巴蜀和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都是重要的養蠶治絲起源地與發展地，衍生了蠶桑生產與其文化系統。南方農耕區畜牧業多舍飼經營，并培育出相應的品種，如太湖豬、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細，配合優良的水熱條件，種養相得益彰，生產效率很高，滿足了南方地區在宋代之后成為全國經濟、文化重心的物質需求。這一精細舍飼畜牧業模式的發生有其合理歷史內核，在現今及以后的畜牧業發展規劃中，其價值應予以肯定與重視。
（二）北方農耕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北方的農業系統建立在黃河流域的旱作農業之上，并向北擴展到東北遼河流域，向南擴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達青藏高原東沿。種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態廣譜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馬、牛、羊、豕、犬、雞”六畜的養殖。畜牧業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種依生態系統而定，馴育出不少性狀優異的草食家畜品種。但隨后畜牧業的基調受“糧—豬農業”之影響，無不竭力種糧養豬。水熱條件較南方次之，沒有大量余糧大規模發展耗糧型畜牧業，但因農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積較大且不少區域處于半農半牧區，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動物的舍飼或半舍飼的畜牧業模式，在定居點附近進行適度放牧。精細管理的程度較南方差，但畜牧業的模式更為靈活，農牧結合，不專事農耕，如寧夏鹽池的灘羊養殖系統，甘肅民勤的綠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統等。北方農耕區靠近草原牧區，與其發生不自覺的系統耦合，還產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馬互市、甘肅臨夏東鄉異地育肥系統等重要畜牧業文化遺產內容。
三、草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我國天然草原面積巨大，類型多樣，從東北延續到西北的廣袤草原，是歐亞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發展畜牧業的優勢條件。草原地區發展畜牧業的時間很早，約在全新世早期，歐亞大草原的先民已進入游牧階段，并隨著文化的交流與傳播，產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隨著歷史的演進，在草原地區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遷移，但游牧畜牧業的農業生產形態未發生改變，構成游牧文明產生的物質基礎。歷史時期內草原畜牧業的最重要價值一是保護了草原地區的生態環境與景觀格局。我國草原畜牧業產生于草原生態系統，繼承了草原生態系統的區域性特點，畜牧業文化遺產也相應呈現出區域特色，在與其環境協同進化和動態適應下，形成了物種、土地利用系統、景觀、生態倫理觀念等豐富的農業文化遺產內容，在數千年中為維護生物多樣性，維持社會的經濟、文化可持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二為產生了除農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們所見到的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無論衣食住行，還是文學藝術、倫理道德，無不融合了幾千年來各個歷史時期、各個游牧民族貢獻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們將無法想象華夏文明是何等式樣，更無從探索其發展歷程。草原區畜牧業文化遺產按草原類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為青藏高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蒙古高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和西北內陸畜牧業文化遺產區三大版塊。
（一）蒙古高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蒙古高原生長有羊草、羊茅、冰草等多種禾本和豆科優良牧草，培育了牛、馬、山羊、綿羊、駱駝五畜為主的家畜。游牧技術發達，可通過家畜配比來提高草場利用率；缺乏高大山體，則依靠長距離遷徙的“走敖特爾”來追尋食物與躲避自然災害；生產組織多以部落為基本單位，各有分工。蒙古高原牧區在文化上更是大放異彩，因沒有阻隔交通與交流的自然屏障，游牧部族常可在這塊大草原上建立類似農耕政權的有效管理組織，如秦漢時的匈奴、隋唐時代的突厥、南北朝時期的鮮卑柔然、明時的北元等，他們都曾在此登臺亮相。蒙古高原既是他們揮師南下入主中原的大本營，又是他們班師回鄉休養生息的根據地。蒙古高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既是孕育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搖籃，形成中國北方草原文化，又通過互市或軍事介入，與南方的農耕政權發生物質和文化交流。
（二）青藏高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在青藏高原農業系統中，畜牧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氣候寒冷潮濕，牧草生長期短。生活在這里的藏族牧民在嚴酷的自然條件下從事畜牧業生產活動，并培育出了適應高原環境的專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馬、藏羊、藏豬、犏牛和藏獒等。畜種分布出現地域化、專業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類在狩獵生活中逐步認識和馴養出來的家畜，比較適應高原生態環境，分布較為廣泛；馬、驢、騾和豬等牲畜的高原適應能力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綿羊和山羊更能適應高寒環境，多分布于山地之間。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高寒草原畜牧業區域，游牧業經濟活動表現岀明顯的專一性、穩定性特點，其游牧系統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間的季節游牧，游牧的距離不遠，如四川紅原的麥洼牦牛放牧系統，甘肅天祝縣的白牦牛放養系統。同時青藏高原畜牧業還哺育了藏族及藏傳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農業倫理思想不過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傳統、野生動物愛護、禁忌文化等習俗，生態倫理思想非常濃厚。
（三）西北內陸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內的內陸河流域廣袤區域，該區以多個分散的點狀綠洲為節點，構建了山地－綠洲－荒漠的復合生態系統。其發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氣候影響薄弱的廣大內陸，存在地帶性荒漠和高大的山體，高大山體構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氣候帶，分布著面積廣闊的草原，歷史上無數游牧民族在這里發展了草地畜牧業。高山上較為豐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挾帶沙石和土壤有機物，在山麓地帶形成沖積扇，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適于中生植物生長，于是成為草木豐茂，鳥獸繁衍的天然綠洲。綠洲以農業為主，在綠洲邊緣地帶進行著適度游牧，多為半農半牧或農牧結合的類型。該區培育出了諸如伊犁馬、大尾羊、哈薩克羊這樣的優良畜種。游牧方式為不同綠洲或山體不同海拔之間的長距離游牧，轉場可達上千公里，對生物的時間地帶性原理體現最為明顯。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帶性的局限，對地理地帶性加以剪裁、連綴，排除不適宜自身生存的環境時段，截取適宜自身生存的環境時段構建了全新時空體。同時由于山體的牧區和綠洲的農區大體沿山脈走向線狀分布，農牧區距離較近，農牧系統結合一直較好。西北內陸畜牧業文化遺產區孕育了以哈薩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為主體的游牧民族，還一直擔當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紐帶，文化則以外入的伊斯蘭文化為主導。
四、結語
第6篇：文化遺產范文
關鍵詞： 中國文化遺產 文化生態 保護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在漫長的歲月中，中華民族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是人類在歷史發展進程中，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產物，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也是不可再生的珍貴資源。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的文化生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文化遺產及其生存環境受到嚴重威脅。不少歷史文化名城（街區、村鎮）、古建筑、古遺址及風景名勝區整體風貌遭到破壞。雖然中國擁有的世界文化遺產數越來越多，但近年來與世界文化遺產有關的負面新聞也在與日俱增。長城被破壞、敦煌莫高窟壁畫脫落、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殘破、孔府孔廟孔林被淹、黃山、泰山建索道以及張家界武陵源、九寨溝游客過多等新聞頻頻傳出。文物非法交易、盜竊和盜掘古遺址、古墓葬及走私文物的違法犯罪活動在一些地區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大量珍貴文物流失境外。由于過度開發和不合理利用，許多重要文化遺產消亡或失傳。在文化遺存相對豐富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由于人們生活環境和條件的變遷，民族或區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因此，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刻不容緩。
一、文化遺產的概念
文化遺產是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創造的具有文化價值的財富遺存，它包括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它是人類改造自然的見證，反映了歷史上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物質文化遺產是具有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文物，包括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畫、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動文物，歷史上各時代的重要實物、藝術品、文獻、手稿、圖書資料等可移動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樣、分布均勻或與環境景色結合方面具有重要價值的歷史文化名城（街區、村鎮）。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包括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
二、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性
中國文化遺產蘊涵著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想象力，體現著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結晶，也是全人類文明的瑰寶。中華五千年歷史進程留下的無數歷史文化遺產，積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內涵。這些歷史文化遺產是中國人民賴以生存發展的根和魂，是創造美好生活的不竭動力。保護文化遺產，保持民族文化的傳承，是連接民族情感紐帶、增進民族團結和維護國家統一及社會穩定的重要文化基礎，也是維護世界文化多樣性和創造性，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前提。加強文化遺產保護，是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三、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措施
1.建立健全文化遺產保護責任制度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必須將文化遺產保護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并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及城鄉規劃。必須建立健全文化遺產保護責任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成立國家文化遺產保護領導小組，定期研究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重大問題。統一協調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也要建立相應的文化遺產保護協調機構，建立文化遺產保護定期通報制度、專家咨詢制度以及輿論監督機制，推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科學化、民主化。充分發揮有關學術機構、大專院校、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各方面的作用，共同開展文化遺產保護工作。
2.加大執法力度
加強文化遺產保護法律法規建設，推進文化遺產保護的法制化、制度化和規范化。積極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歷史文化名城和歷史文化街區、村鎮保護條例》等法律、行政法規的立法進程，爭取早日出臺。抓緊制定和起草與文物保護法相配套的部門規章和地方性法規。抓緊研究制定保護文化遺產知識產權的有關規定。要嚴格依照保護文化遺產的法律、行政法規辦事，任何單位或者個人都不得作出與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決定；各級文物行政部門等行政執法機關有權依法抵制和制止違反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決定和行為。嚴厲打擊破壞文化遺產的各類違法犯罪行為，依法追究因決策失誤、，造成文化遺產破壞、被盜或流失的責任人的法律責任。充實文化遺產保護執法力量，加大執法力度，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因執法不力造成文化遺產受到破壞的，要追究有關執法機關和有關責任人的責任。
3.加強隊伍建設
各級人民政府要將文化遺產保護經費納入本級財政預算，保障重點文化遺產經費投入。抓緊制定和完善有關社會捐贈和贊助的政策措施，調動社會團體，企業和個人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積極性。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機構和專業隊伍建設，大力培養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所需的各類專門人才。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科技的研究、運用和推廣工作，努力提高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水平。
4.營造保護文化遺產的良好氛圍
各級各類文化遺產保護機構要經常舉辦展示、論壇、講座等活動，使公眾更多地了解文化遺產的豐富內涵。認真舉辦“文化遺產日”系列活動，提高人民群眾對文化遺產保護重要性的認識，增強全社會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教育部門要將優秀文化遺產內容和文化遺產保護知識納入教學計劃，編入教材，組織參觀學習活動，激發青少年熱愛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情。各類新聞媒體要通過開設專題、專欄等方式，介紹文化遺產和保護知識，大力宣傳保護文化遺產的先進典型，及時曝光破壞文化遺產的違法行為及事件，發揮輿論監督作用，在全社會形成保護文化遺產的良好氛圍。
第7篇：文化遺產范文
2003年10月17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第32屆大會上通過的《公約》還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五個方面：1、口頭傳說和表述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2、表演藝術：3、社會風俗、禮儀、節慶：4、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5、傳統的手工藝技能。
為了便于了解和實際應用，我想，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分為這樣三種形態是不是便于掌握些：第一種，是相對獨立的、非物質屬性的，如傳說、故事、語言等；第二種，是必須依附于物質屬性的，如工具、實物、工藝品、文化場所等：第三種，是物質屬性和非物質屬性相互結合作用的，如表演，不僅需要詞曲唱腔音樂等，還需要服飾、道具等，再如手工藝技能，不僅需要軟性的知識，也需要硬性的工具和生產過程。
二、視角視野的交叉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有時會出現學科交叉的情況，但我們又要避免交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是以文化部門為主的，工作也涉及到各行各業。因為，很多東西是跨學科跨領域的。比如，中國古代建筑上的“廡殿頂”、“飛檐”、“斗拱”、和上面的“chi吻”、“五脊六獸”以及“琉璃瓦”的顏色，還有“門釘”、和門環上的“淑圖”等，不僅都分別代表著中國古代的建筑等級，還包含許多神話故事與傳說，表達著中華民族向往平安吉祥，人盡其才，物盡所用的人文理念。這些古建筑上所附加的內容，具有非物質文化遺產屬性。但是，它是依附在有形的中國古典式建筑之上的。
因此，我們要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來通盤考量，把物質性和非物質性這兩個方面，都要納入我們工作視野之中。以此為例，就需要把中國古典式建筑，從設計，到建材，到施工等技術問題進行每個細節的記錄，以達到能夠復制再現的水平。這樣，跨行業跨領域的工作就會出現。對超出了文化部門能力與專業范圍的工作，需要進一步統籌規劃做好配合與協調。
三、“硬件軟”和“軟件硬”
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依附的人或物，我們估且叫做“硬件”。
那么，“硬件”怎么“軟”呢？那就是對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呈現過程中藝術或技術的精確標準，要通過軟件既文字、圖像、聲音等科技手段詳細記錄下來，即使在遙遠的將來，這一硬件沒有了，我們根據保存這些資料的軟件，也能進行復制和再現。這就是“硬件軟”。
比如，對赫哲族魚皮服飾這一遺產，實物可以收藏保存；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它來源于哪一條江哪一種魚，以及魚皮如何扒下來，魚皮又是如何制成皮革，怎么縫制和用什么樣的線和材料，怎樣鑲嵌花邊等等。對這些都要有詳細的交代。把“硬件”做“軟”，這才是給后代和人類留下一個完整的硬件。這樣“硬件”放進“軟件”系統保存，人類才可以世世代代認識它和再現它。
同樣，對薩滿教所用腰鈴和單鼓等遺產，不僅要有腰鈴和單鼓實物，還要有腰鈴和單鼓所用材料、工藝和制作過程的交代和演示。如此等等。
利用電子、文字、聲像等軟件手段，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進行專業性分類、記錄和整理，我們估且叫做“軟件”。
所謂硬，就是說對某一具體遺產的整理中，要對其歷史價值、文化價值、藝術價值，都有要記載到位和準確；同時對其物質性的一面，如所用工藝、材料等，也要有詳細精確的記載。只有軟件把某一項遺產中的“軟”、“硬”兩方面，都做出標準化專業化記錄，這就是過硬的軟件，即為“軟件硬”。
四、價值標準認定
文化遺產應具有歷史、科學、藝術三方面價值。
歷史價值主要是指：某一項遺產形成產生的年代，地點及其歷史環境和自然環境，也包括形成的過程以及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等。
科學價值主要是指：某項遺產在相關學科或專業中的學術地位、參考價值和考古價值與研究價值等。
藝術價值主要是指：某項遺產的藝術成就藝術特點特色等。
因此，我們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記錄整理中，要注意對這三方面價值進行詳細而系統的記述。
我認為，這三個價值基本通用于所有文化遺產的記錄和整理規則。
為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科學規范有效，在此建議制作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立項填報表》，在這個“填報表”里，可將項目名稱、形成時間、形成地區、現存地區、不同區域的代表人物及風格特點流派、歷史價值、科學價值、藝術價值、資料存檔級別等內容填寫進去。然后，以這個“填報表”作為審批的依據，對不同地方的同類項目，加以對比綜合取舍，以確定具有代表性完整性地區組織“工程”實施，或另有其他地區配合實施。
一經進入工程實施階段，就應有“質”和“量”的終極目標管理，以確保工作有效完成。對此，可制作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工程審核表》。在這個“審核表”中填寫：項目名稱、產生形成時間地區、現存地區及代表人物及風格特點流派、歷史及傳承報告、科學研究報告、藝術價值報告、審核意見、資料存檔級別等內容。
第8篇：文化遺產范文
要，又能達到一定的審美要求而誕生的一種藝術，它在漫長的生產實踐中形成了一些特有的特點――材料簡單、手工生產等。這些來自民間的藝術品不僅滿足了人們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更體現了深蘊的文化傳統，體現著一個民族的文明智慧和藝術心智，它是民族文化的真實續存。本文對手工工藝制作這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時機、改革與創新以及它對中職教育的作用進行了闡述。
關鍵詞：工藝美術 民間手工制作 實踐 手工生產 創作
1 概述
當今世界，在經濟全球化推動下，現代化選擇日益普遍，現代化進程日益加快。在此背景中，高速發展的經濟、根本變革的社會，與尊重、認同、傳承、弘揚民族文化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全球民族國家普遍性問題。這一問題深刻地關系到這些國家是否能夠在加快現代化進程的同時，持續維護民族文化特征，持續提升民族文化影響力，持續增強民族自尊心等等。
天津是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具有獨特的地域特色和豐富的人文資源，形成了繽紛多彩的民俗形式和豐富多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楊柳青木版年畫、泥人張泥塑、風箏魏制作技藝等都是中國民間藝術的璀璨瑰寶，這些民間工藝美術非物質文化遺產異彩紛呈、形式多樣，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鮮明的地域特征，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一直為廣大群眾喜聞樂見。然而，在當前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中，越來越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消逝，非物質文化遺產繼承人在減少，青年一代對中國傳統文化越來越淡漠等現實問題，迫使我們急需思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新途徑、新方法。如何利用現代多媒體技術，實現民間工藝美術非物質文化遺產多元化、立體化的保護，使它們傳承和發揚下去，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目前，每年在天津舉辦的全國職業院校技能洽談會，給各地區的院校提供了展示具有地域特色藝術作品的機會。展洽會將我國職業教育在培養學生能力、強化學生技能、服務社會所取得的突出成績加以展示，進一步推動了職業院校與企事業單位之間的溝通與合作，給我國職業院校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氛圍。今年的展洽會共有240多個中高等職業院校及企業教育培訓機構參加，選送了約900多個項目，其中多數是中高等職業院校研發設計、生產的技能作品，以進一步促進學生的技能作品向市場商品轉化。同時展洽會還開展了其他形式的洽談活動，如合作開發、技術轉讓、作品有償推介等。
2 當前是建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產業發展的絕佳時機
2005年，國務院頒發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使我國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漸為社會所知，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國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相關方面的研究關注愈來愈多。而在眾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手工工藝是出類拔萃的。
目前，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中國國家與地方政府對保護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高度重視和支持；文化旅游產業擁有龐大的消費群體和巨大的市場容量。當前政治經濟環境下出游勢頭的迅猛發展，“民族非物質文化示范基地”的形成，使產業發展獲得千載難逢的絕佳時機。經過近十幾位專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建設的時代背景、宏觀政策、市場以及消費群體等的調研、分析與探討，已經形成了從戰略理念、戰略定位、運作策略到運營模式等一整套創新的、系統的發展模式，特有的地域性使其具有發展性，因此它有條件成為中國最綜合性的非物質文化示范基地，將其做大做強，可有力推動中國民間藝術的發展，帶動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保護的同時可以使這些瀕危遺產得以傳承，通過整合現有的制作加工作坊，使藝人們得以創新技術和交流。與此同時有利于促進世界各國、各民族對人類歷史文化的保護與珍惜；有利于活態地對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傳承與弘揚；有利于提升中國的“軟實力”水平；有利于提升保護、傳承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在全世界的地位；有利于促進文化產業戰略目標，必將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
3 工藝美術教育事業的改革與創新
目前，我國的藝術設計類專業教育改革發展較快，已經形成了比較正規的教育系統，學生的人數也不斷地增加，工藝教育方面人才的培養力度不斷增強。同時，由于我國對民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加大，也間接推動了各地域申遺工作的開展。但是由于我國各地域的經濟水平存在的差距較大，因此各地域民間工藝美術的發展與保護也不均衡。如在東南部經濟發達的地區，從事民間工藝的人才較多，發展空間較大，而經濟落后的西北部，受經濟、待遇等因素的影響，從業人員相當少，因此在某些欠發達地區，我國的民間美術工藝未來的發展之路坎坷重重。
近幾年來，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對手工工藝美術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僅拓展了它的產品形式、展示方式及消費市場，還改變了它的傳播平臺，而這些都豐富了文化產業的內涵。但目前，學術界對于新媒體的定義還沒有統一的界定，與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是指那些利用現代網絡數字信息技術，通過互聯網、衛星等渠道傳播到電腦手機等終端的過程，與傳統媒體相比，互動性、主動性更強。
4 民間手工制作對中職教育的作用
雖然我們都知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但隨著現代經濟的深化，環境的變化，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與保護工作挑戰很大。但是我國的教育卻越來越重視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中職教育中的作用。在教學中本專業要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手工藝術實踐和企業生產相結合。下面我們主要了解下民間手工制作藝術對中職教育的作用：
4.1 校企結合促進中職教育發展
目前，展洽會的順利開展不僅加深了校企之間的溝通，還促進了校企之間的合作。這樣就更加突出了展洽會舉辦的目的，轉變傳統教學模式，將院校的研發設計與企業之間的生產緊密結合，促進我國的手工工藝的中職教育，學習先進的教學經驗，早日與國際接軌。因此展洽會的舉辦進一步彰顯了校企結合的作用。
4.2 藝術教育課程改革
在課程改革之后，美術教學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增加了大量的手工制作內容，一改過去只重視繪畫和欣賞的教學思想。在進行手工制作的過程中，由于學生要對作品進行結構的設計、色彩的安排，在制作過程中無形之中就提高了學生的審美與創新能力。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盡量提供一些可以引起學生興趣的材料。如在上完“變廢為寶”這一課后，我看學生們對課程教學內容很感興趣，便利用課余時間舉辦了一場特別的時裝表演賽，材料則是身邊經常見到的“報紙”，學生利用這些廢舊報紙來設計服飾，并穿戴自己設計的作品進行表演，課堂氣氛生動活潑，學生們的參與興趣非常高，無形之中提高了自己的設計能力和審美能力。而且這樣的課堂也使美術教學與生活更好地結合起來，真正體現學有所用。
4.3 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
在美術專業課程教學中，讓學生運用各種材料進行手工制作，立體作品對于學生的感官體驗是非常形象和直接的。因此在中職藝術設計學院，我們要更好地利用教學資源和專業方面的優勢，多開展一些傳統民間藝術的手工制作活動，如剪紙、木版年畫及燈彩。這些活動的舉辦不僅可以活躍校園文化，還可以開闊學生的視野，培養學生的欣賞能力，進一步促進民間藝術產品的設計。
這樣，既注重在具體的動手實踐中培養學生的藝術審美能力和藝術創造能力，還能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
參考文獻：
[1]彭冬梅，潘魯生，孫守遷.數字化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新手段[J].美術研究，2006（01）.
[2]李硯祖.物質與非物質：傳統工藝美術的保護與發展[J].文藝研究，2006（12）.
第9篇：文化遺產范文
即使在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已經發展了相當一段時間以后，保護作為一種有專門人員從事的職業也并未立即形成。1950年成立的國際博物館藏品保護學會聚集了最初的一批文物保護工作者，主要修復博物館中的歷史性、藝術性作品。1964年著名的《威尼斯》發表后，1965年國際古遺址理事會（ICOMOS）成立，涉及建筑、城市的文化遺產才正式得到獨立機構與專業人員的關注。隨后相關國際機構紛紛成立，為人才集聚和保護理念快速發展提供了土壤，世界遺產類型和范圍也更加豐富起來：1931年《雅典》頒發時，所針對的是歷史紀念物（historicmonuments）。而在1964年《威尼斯》中，則為紀念物和遺址（monumentsandsites）。到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時，則至少又增加了建筑群（groupsofbuildings）的類別。1976年的《內羅畢建議》提出了歷史地區（historicareas）的概念，認為“歷史地區及其周邊應被視為不可替代的世界遺產的組成部分。”1987年《華盛頓》將關注點落在了歷史城鎮與城市地區（historictownsandurbanareas）上。1992年，世界文化遺產體系中正式增加了文化景觀（culturallandscape）這一獨立于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的新類型，強調文化與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2000年以后又出現了更多新概念，比如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提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2005年《維也納備忘錄》中提出的城市歷史景觀（historicurbanlandscape）等。我國自1987年第一次申報世界遺產以來，一直追隨響應國際保護理念并積極探索其在本土的適用性。國際上研究組織和專業人員的出現與世界遺產體系的形成無疑極大的推動了對更多類型文化遺產的認知，是人類有史以來遺產認知擴展最為迅速的幾十年。
2.城市遺產
近幾十年來，遺產認知的進步大多源于世界遺產的框架，其擴展卻并不局限于世界遺產，一個重要案例就是“城市遺產”的擴展。城市歷史景觀的概念是在世界遺產的語境中產生出來，并被認為是同樣適用于任何遺產的周邊地區及文脈的。“城市遺產（urbanheritage）”的概念便是作為“城市歷史景觀”的關注對象逐漸產生的。顧名思義，城市遺產自然就是坐落于城市環境中的遺產，有時也可能是城市本身。在2005年維也納“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國際會議上城市歷史景觀概念首次提出時，其對象還集中于世界遺產中的歷史城市類型，或市區內擁有建筑類世界遺產的城市，因為當時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受到保護的核心區域周邊的高層或超高層新建筑對遺產地本體視覺上的重大影響，重點關注的是如何更好的處理這些城市中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的關系。然而在城市歷史景觀框架下，變化逐漸被接納為傳統，在相關認知深化與研究開展四年后，2009年城市歷史景觀的預備研究書發表時，“城市遺產”已經開始代替了以往“世界遺產”而成為其核心表述。2011年《關于城市歷史景觀的建議書》發表時則更加明確指出，城市歷史景觀的保護對象是所有的“城市遺產”，保護城市遺產的理念至此正式進入人們的視野。在我國，阮儀三很早就提出，城市遺產的保護和再利用有四大原則要堅守，即真實性、整體性、可讀性、可持續性，雖然彼時城市遺產的含義尚未有十分明確的共識，這些原則仍然不失為很先進的認識。實踐方面，以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等早期的成功實例為榜樣，很多擁有一定歷史資源的城市爭相效仿，后來到城市遺產的概念正式提出后，自然很快深得人心。如同當初建筑被納入文化遺產的范圍，城市遺產理念的產生是文化遺產在空間層面的認知歷史上又一次重要擴展，同時，也是人們嘗試從文化遺產保護的角度介入城市規劃與設計問題的一次特別嘗試。綜上，相比于世界遺產，城市遺產強調的是在城市中較為普通的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以至于更大范圍的城市歷史景觀所構成的整體性價值。一些原本并不具有為人所共知的突出普遍價值，但確為歷史城市的有機構成部分的成片的一般遺產也因此被納入保護的范疇，體現了保護工作的廣泛性、完整性，甚至遺產本身的平民性。
3.小結
